标签：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COVID-19）

2021年6月24日，当新加坡抗疫跨部门工作小组的三位部长，也就是贸工部长颜金勇、财政部长黄循财和卫生部长王乙康联名在媒体发表题为《与冠病共处，如常生活》的文章时，国际社会一片哗然。

 

 

彼时，德尔塔病株正攻占世界，大部分国家都处于焦头烂额和严防死守之中。

 

然而话音未落，裕廊渔港就爆发了一波严重的疫情，新加坡政府被迫再度收紧了管控措施。

 

那时的欧美媒体和国内媒体，嘲笑声连成一片。

 

但自此之后，疫情的持续爆发似乎再没有影响过新加坡的“共存”决心。

 

仅仅一个月后的8月10日，也就是新加坡国庆日后的第一天，总理李显龙就正式宣布进入“共存预备期”，与之配套的，是一系列逐步开放经济、社交和旅游活动的政策。

 

在这之后，就算因为德尔塔病株的肆虐，新加坡的重症和死亡率在九、十月份创出了疫情以来的新高，也没有阻止这一系列政策实施的步伐。

 

而在ICU使用率逼近九成、医疗系统濒临崩溃的临界点，新加坡更是开始大胆采用了轻症患者居家隔离恢复的措施。

 

接着，就是那次令人印象深刻的电视演讲——10月9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发表了题为“为什么新加坡不再清零”的演说，再一次明确了这个国家防疫政策的方向。

 

那么，是什么支撑着新加坡一步步走向“共存”的？

 

答案似乎显而易见。

 

现在回过头再去看2021年6月的那篇文章，里面就已经提到了新加坡防疫政策变迁最核心的变量——

 

接种疫苗。

 

事实上，在2021年8月咬紧牙关进入“预备期”的时候，新加坡单针疫苗接种率已经突破了80%，两剂完全接种率超过70%，其中80岁以上老年人疫苗接种率也超过70%。

 

然而，答案真的这么简单吗？

 

为了解答这一问题，我翻看了很多的资料，包括新加坡卫生部的官网https://www.moh.gov.sg/，上面除了有详尽的数据之外，还有非常多的政策指引和制定这些政策背后的科学依据和论述。

 

此外，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的“科学为盾，战胜疫情”分论坛上，新加坡卫生部长王乙康的发言也让人受益匪浅。

 

最后，中金研究院在本月中发布了一份名为《平衡生命与生计的谨慎突围——新加坡的防疫之道》的研究报告，里面对于新加坡的整个防疫政策变迁有着清晰的分析与论述。

 

先不论我们学得来什么，显然，新加坡的有一些经验，是我们学不来的。

比如高额的财政刺激。仅2021年，新加坡政府就拨款近1,000亿新元抗疫（折合人民币约4700亿人民币），这一金额相当于其一年GDP的21%。你可以想象中国拨出相当于五分之一GDP的金额吗？

 

再比如新加坡经济高度依赖国际商贸，缺乏内循环可行性，所以某种程度上选择共存也是无奈之举。因此这个国家从一开始就是会绞尽脑汁的去想如何走向开放，甚至走向共存。这一点与我们，以及与很多大型发达国家，显然也有着很大的不同。

 

但在查了诸多资料之后，我的另一个感觉是，我们能从新加坡身上学的东西同样很多。

 

而新加坡真正的防疫经验，其实用四个字就可以概括，而这四个字，并不是接种疫苗。

 

请容我卖个关子，文章结尾见分晓。

 

1

 

在中金的研究报告中，曾经描述了新加坡在进入共存预备期前所做的三个“转向”，这对于理解新加坡防疫重心的平稳过渡尤为关键。

 

第一个转向是社会观念的转向。

 

防疫重心要转移，首先得让老百姓明白新冠是可以被控制的、被治疗的，尤其是对于已经进行了疫苗接种的人来说。

打开新加坡政府的相关官网，以及新加坡的主流媒体网站，过去一年多以来铺天盖地的都是针对新冠病情的分析、疫苗接种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做好居家隔离的信息。

 

这些内容并不是纯粹的主观表述，而是辅以了大量的有详细来源的数据和研究佐证。

 

细节是魔鬼。

 

新加坡政府除了每天向公众发布疫情数据外，还会及时公布政府对策和病床使用情况，使民众得知疫情进展、医疗资源余量和政府应对措施。

 

此外，就像新加坡卫生部长王乙康在博鳌论坛上说的那样，“当新的研究数据出炉后，如果防疫部门认为此前的抗疫政策“不恰当”，就会调整疫情应对的举措，并且向公众说明政策转变的理由。当新加坡政府向民众说明‘和病毒共存’的策略时，就要明确疫苗覆盖率高、重症监护床位的数量充足等条件已经得到满足。”

 

新加坡的案例说明，通过深入推广普及关于新冠的科学认识，以及由政府官员和专家不断地出面论述，公众对新冠的恐慌情绪是可以被慢慢缓解的。

 

公众或许在知识储备上不如专家，在情绪控制上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如果在宣导上能够循序渐进、依次展开，同时辅以足够公开透明的流程和数据，公众也是明事理、讲道理的。

 

第二个转向是监测指标的转向。

 

随着对病毒认知的增强和医疗技术的普及，新加坡政府监测的重点逐步从新冠感染人数转向了病毒传播率、重症率和死亡率。

 

这一点不但反映在每天公布的数据中，也反映在一系列的宣传和政策中。

 

例如李显龙总理在去年10月份的演讲中就明确表示：

 

“……疫苗的接种大大降低了重症率，大部分（98%）确诊病人是无症状或轻症，只有2%是重症，其中0.2%需要ICU治疗……”

 

而与此同时，新加坡政府也转变了收治政策，将医疗资源瞄准弱势及重症群体，进行分级收诊、鼓励轻症居家自愈。

 

其实我之前也一直以为，新加坡的医疗资源怎么也比中国丰富，甚至应该好于中国的一线城市。

 

然而事实上，根据世界银行和世卫组织的数据，新加坡的每千人医师数略高于中国，但每千人床位数甚至比中国的平均水平还要低50%。

因此，新加坡人均医疗资源并不宽裕，只有将监测指标转向，同时辅以分级诊疗制度，将有限的医疗资源优先治疗各类危急重症患者，才能真正做到对老人和幼童的保护。

 

根据官方数据，在奥密克戎全面爆发的2022年3月初，新加坡ICU病床中依然有一半以上是给非新冠重症患者使用的，新冠患者使用占比仅约为15%，并未形成医疗挤兑。

 

第三个转向是检测手段的转向。

 

由于新加坡在进入共存预备期后，必然需要通过大量检测来配合隔离措施，延缓病毒传播，以及确保社会活动安全进行，因此必须要找到比核酸更加快速、便捷、高效的检测手段才可以。

 

与国内直到今年3月份才逐步尝试快速抗原检测（ART）不同，新加坡政府从2021年5月末预备开放以来，就陆续批准了20余项ART产品，供民众在检测点使用或自主购买。

 

由于抗原检测具有省时和无需专业人员的优势，但也有低风险人群假阳性比例较高的劣势，因此新加坡为抗原检测明确的制定了三个目标：诊断密接切断传播链、筛查高风险行业人员预防集聚性感染，以及筛查聚集人群避免超级传播事件。

 

而除此之外的目标，依然会通过核酸检测来完成。

 

换句话说，检测手段的转向是整个共存政策的一环，抗原和核酸是被分别应用在不同场景的，而不像国内现在这样只是叠加起来使用。

 

只有这样，抗原检测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2

 

由以上的三个转向我们可以看出，新加坡的防疫管控政策并非迅速、单向度的放松，而是审时度势，根据疫情现状灵活调整。

 

而且在提出共存和重启经济之前，已经做了充分和多元化的准备，以避免出现医疗挤兑。

 

当然，在所有的准备中，重中之重就是打疫苗。

 

我们能看到的是结果——根据新加坡政府提供的数据，截至2022年4月11日，超过92%的新加坡人口完成了两针疫苗接种、72%人口已接种加强针，80岁以上人口疫苗完全接种率超过94%。

 

而我们看不到的是过程——包括如何及早确定和确保疫苗的供应，以及如何软硬兼施推进疫苗接种。

 

在这个过程中，新加坡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

 

例如早在疫情刚爆发的前几个月，也就是2020年4月，新加坡政府就组建了专家小组，对候选疫苗进行评估，最终与辉瑞、Moderna、科兴签订了疫苗预先采购协议。

 

而在同年8月辉瑞疫苗获得美国FDA批准后短短四个月内，12月14日新加坡卫生科学局就进行了临时授权，确保首批疫苗在当月运抵新加坡，从而让新加坡成为最早接种新冠疫苗的国家之一。

 

此外，新加坡的疫苗接种计划也很有讲究。

 

除了接种顺序根据轻重缓急做了区分之外，还采取了一系列通用型措施和针对性措施来确保疫苗接种率的提升。

 

例如新加坡很早就对已接种疫苗者出入公众场合、参与大型活动乃至入境等方面提供了多种便利和差异化政策，还为12岁以下儿童提供了仅为三分之一剂量的疫苗以缓解家长的担忧。

 

而在老年人群体的接种计划中，更是多管齐下，采取包括经济激励、合作劝导、上门接种以及提供多样化选择等方式，快速提升了关键人群中的疫苗接种率。

 

就像今年4月12日李显龙在行政官员任命与擢升仪式的演讲中说的，

 

“……我们必须敬畏病毒，但不能被它吓坏。我们必须尽可能正常地过生活，采取个人防护措施，遵守限制措施。有了疫苗，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新冠现在是可治的、不严重的。

 

而在接种疫苗计划下，当局不仅要定下接种覆盖率的目标，也必须向民众提供透明的数据和信息，包括疫苗安全性信息等一系列内容。”

 

3

 

其实，新加坡政府并非没有意识到“与病毒共存”之下，对于老年、儿童等脆弱群体会有怎样的影响。

 

从上海这次疫情的重症和死亡病例来看，就算在有疫苗护体的情况下，老年人和基础病患者依然是危险的。

 

但新加坡的做法是——对症下药。

 

首先，政府在各种场合明确告知公众新冠对高危人群（60岁以上未接种疫苗者及所有80岁以上人口）的危险性，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督促全民一定要遵守防疫措施。

 

其次，在所有的感染者指引中，都明确的将“高危人群”单独列示，从检测手段到处理方式再到后续评估，对于高危人群都有着和其他人群不同的应对机制。

 

 

再次，就算最后评估出来需要居家隔离，但对于这部分老年患者，政府和社会组织也会一同在物资保障、心理安抚等方面提供额外的支持。

 

如果老年人是和其他家庭成员同住，那么政府规定，只要将患者隔离在单独房间内，其余家庭成员就可以在每日抗原自测为阴性的情况下正常出门，不影响工作和生活。

 

这样一来，家庭成员也就能更好地为老年人提供陪护和支持。

 

而如果是独居老年人，则会有社区义工体系将为其派送食品和杂货。一些专门的义工组织也为独居老人提供远程友伴服务，通过视频通话等方式为独居老人提供情感和心理支持。

 

从新加坡的案例来看，对于易感人群和高危人群的关心并不是只停留在口号和纸面上，而是切实落地在各种政策以及具体执行层面。

 

既不一刀切，也不大而化之，科学和精准，才是保护老年人和高危人群的真正武器。

 

4

 

说了新加坡防疫政策这么多的优点，并不是说这个国家就没有做错的地方，或者说政策从一开始就如此的严谨和有序。

 

李显龙总理自己也在不同场合表示过，“没人知道具体该怎么做，能做的只有摸着石头过河”。

 

包括他在讲话中的一些表达，可能也会让部分人难以接受：

 

“对于新加坡来说，我们不得不改变方向。这也要求说服民众，现在有必要接受每天几千例的病例。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但病例和死亡难以避免，后者主要是老人。这就是生活，也是流感、肺炎以及其他疾病每年夺去成千上万老年人生命的方式。我们不得不面对现实。”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此外，在疫情初期，新加坡也曾有过因为佛系应对而导致疫情爆发的时候。在疫情的中期，也曾付出过沉重的防疫代价和经济成本。而在最新的开放过程中，则不得不容忍更高的新冠感染人数。

 

就像新加坡卫生部长王乙康在博鳌论坛上的表态，

 

“有些国家认为新冠病毒就是一种流感，但实际上，新冠的危害比流感大得多。在新加坡，唯有当绝大多数人口都完成了疫苗接种之后，新加坡政府对于从“清零策略”转向“不再追求清零”時才增加了一些信心。这个决定的背后，也虑及了新加坡经济遭受的影响。”

 

那么新加坡真正的防疫经验究竟是什么呢？

 

答案揭晓。在我看来，其实就是四个大字——

 

实事求是。

 

从观念，到措施，从和民众一次次透明而坦诚的沟通，到循序渐进且有据可循的政策组合。

 

在疫情蔓延的前两年，我国防疫政策在应对原始株乃至德尔塔病株取得了巨大成功。因为彼时，果断的措施和强有力的执行力是最关键的。

但当传染性更强、毒性却较弱的奥密克戎株开始肆虐的时候，政策的弹性、柔性、变通性，以及更加实事求是的防疫措施，正在变得更加重要。

 

关于这一点，我们应该，也肯定学得来。不是吗？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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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lazYuzBObznX_DfPtMkLMA

为什么全世界几乎都躺平了，中国还是这么倔强？奥密克戎做梦都没想到，会遇到这样子一个杠精。

 

2022年3月14日清晨上班途中，看到张文宏医生发布的微博，貌似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对于上海疫情长篇大论的发表自己的看法。

 

从此以后，噤若寒蝉。

 

跟张医生一起消失在记者发布会和公众视线的还有吴凡女士，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上海市重大传染病和生物安全研究院院长。

 

“上海绝对不能封城，三天也不行。”这句话出自吴院长之口，以至于抖音和快手现在还在滚动播放这条三个月之前的采访视频。

 

“上海，是全国人民的上海……”。三个月河东，三个月河西。今天是2022年4月26日，整个上海6340.5平方公里，已经实施全面封控27天。

 

吴博士接受十八路记者采访的时候，字正腔圆，掷地有声，丝毫没有苏北盐城的口音，一度我以为她是土生土长的上海本地人。每次出席新闻发布会直播，她的耳钉特别精致，忽闪忽闪。

 

当时我就是替她暗暗捏把汗的，谁给了她这么大的勇气是梁静茹吗？作为一名卫生专业科班出身勤奋好学拾阶而上的公共卫生和疾控管理领域的干部，对不起，你越界了。

 

用封控前一天陆家嘴滨江师兄弟聚餐时我师兄的原话来说，你有点膨胀了。师兄位高权不重，不过就是提醒我：拎着壶满桌敬酒就是膨胀。就你这个小身板，你是靠脑子吃饭的，又不是靠酱香型白酒咯？

 

无论如何，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仅限于在专业的领域内，发出自己的声音。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其实坦诚，即说出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可以解决90%以上的问题。剩余的10%，如果你不想撒谎，那就用沉默来解决。

 

在贾雷德·戴蒙德编著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中，疫情至少涉及：生物学、免疫学、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环境学、营养学、卫生学、人口学、社会学、传播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

 

在全球互联网的浪潮和民粹主义的趋势下，甚至还要考历史沿革、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宗教因素差异和国际地缘政治等一系列影响因子。

 

疫情肆虐的三年多来，各路人马、精英和政客，各抒己见，大有你刚唱罢我登场的态势。其实各个学科的专业人士发表一些专业意见和观点，有争议、甚至有斗争都很正常。

 

因为大家都在盲人摸象，无一例外。

 

但有一个前提：这些观点也好、建议也好、论文也好，都必须基于自身对于科学和专业的尊重、对于道德和常识的敬畏、和对于真相和真理的追求。

 

基于上述这样一个基本前提：其实很多的想法、说法或者做法，都有合理的一面，但同时又会在时间的动态演变过程中，不断的被重组、被整合、被批评、被撕裂甚至被攻击。当然，被绑架不在我们讨论的范畴。

 

这件事情，就关乎到习总书记执政理念的两个关键词：最大公约数，命运共同体。大家伙沉住气：少用脑，多用心，耐心的琢磨一下这两个关键词，所有的答案，没错，他会自动浮出社会的水平面。

 

其实从心理学和认识行为学的视角来剖析：前期的反复、摇摆和纠结，还有大量的沉没成本和心理成本，都是最终科学、理性决策的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一个部分。

 

国家和城市尚且如此，我们个人在处理学业、家庭、婚姻、事业的过程中更是不能例外。所以也没啥愤怒、懊恼和后悔的。

 

可以负责任的说：这件事情也不能全赖政府。现在大众舆论一边倒的黑管理当局，其实是一种噪声和羊群效应。基层部分老百姓的素质也委实堪忧，因为本来部署的无症状感染者、轻微症状的一律居家隔离的，这是一个既定的策略和战术。

 

几乎接近产生舆情事件：部分居民表示非理性的抵制和反对，呼吁有关部门把这个群体运出去。闹，使劲的闹。这种举报和搞事情的精神，或多或少有点那个那个传承基因的。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不算，全上海2700万民众跟着一起买单。

 

这一小撮的群体，迫使既定的防疫抗疫政策瞬间转向。完全背离前期专家达成的共识和路径。前段时间刷屏的疾控中心那位女士的公开音频可以佐证：接下来发生的一切不足为奇。据说有plan b和 plan c， 但均不是应对目前这种极端情况。

 

用交大同窗的话来说：危机关头，其实最考验的、最本质和最关键的，决战的胜负还是依赖于社会民众的人文素质和科学素养。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这些年习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四个自信，高瞻远瞩，字字珠玑。但是地方政府在中观管理的层面，必须落实另外四个自信：专业自信、战略自信、决策自信和执行力自信，否则真的辜负我党和习总书记的一片丹心和期待。

 

现在目前这种情况，上海的老百姓很难受，貌似地方主政各个条线、各个区块的官员更难受。这是历史上很少有发生的，用当年李敖先生竞选台湾议员时的誓言和抱负来形容：我要让台湾的政坛“官不聊生“。

 

可惜先生壮志未酬，驾鹤西去。

 

早在半年前，南方医科大学的郑磊教授说：试错本身就有两种可能——对或错。错了，证明这条路走不通，甚至于以前有些判断是理想化的——也是有价值的。承认就行。我们都误判过。需要求助的时候就要求助，该感谢就感谢，该改进就改进，也没什么拉不下面子的。海纳百川不是顾影自怜，众志成城也不是只有一座城。

 

郑教授直抒胸臆的时候，其实上海还在沉醉于“20平米中风险区域提示”的高峰体验中。我现在就特别心疼在人民大道上班的同学和朋友，以后走在大街上怎么见人？因为小区里也有体制内的正级处级个别局级在做志愿者，压根儿就不敢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中国历来有句古话：人在衙门好修行。怎么修行？

 

王阳明的方法论说的是：怀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慎言笃行”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智慧。

 

目前这个节点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摸着良心说话，摸着石头过河。

 

老庄就一直提醒后人：卦不能算尽，畏天道无常；言不可至满，恐大梦一场。

 

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看：前期的反复、摇摆和纠结，包括大量的沉没成本和心理成本，都是最终科学、理性决策的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一个部分。

 

国家和城市尚且如此，我们个人在处理学业、家庭、婚姻、事业的过程中更是不能例外。所以也没啥好愤怒、指责或者后悔的。

 

执业医生或科研工作者，凭其专业性在城市公共政策制定方面的影响力是有的，而且历来是上海城市治理的一个优良传统和特色之一。

 

但是需要保持最低限度的清醒；这种影响力是很有限的。 所以我一看到某些教授名片上印着政府决策咨询专家等字眼，我就不对付，好像他们真能怎么滴似的。恩，啥职业都能飘，唯独学者不能飘。

 

学而优则仕，这个大家都知道，说的是学习好、专业好的人可以从政以达济天下。

 

但上一句其实更重要、更关键：仕而优则学。

 

所以，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决策者需要将各种专业的建议整合吸收，形成自己的想法。用教育学和心理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内化”。

 

敲黑板，重点来了：以后要提升的绝对不是自信二字，而是自信后面的两个字：专业、战略、决策及执行。艺高人才胆大，否则瞻前顾后，首鼠两端，如何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我们对自己最大的误解，就是我们习惯性对于自己的认知、专业、视野、判断和经验深信不疑。当遇到和自己信念相违背的事件时，往往就会产生认知阻碍，进而形成一种内心冲突，外化出来就是“固执”、“我执”。

 

恰好早上老姐发来两段话：“凡是你排斥的都是你应该学习的，这被称之为认知边界，而边界就是用来突破的。”

 

“面对认知不及我的，当包容与慈悲；横向拓展，当尊重与谦卑；对于优秀的，被吸引与去追随。” 

 

古希腊哲学家爱比克泰德早在2000多年前就说过类似的桥段：对于可控的事情，要保持谨慎。对于不可控的事情，要保持乐观。人只能做能力范围内的事情。你要接受或者学会这个事实，并且以乐观的心，来应对这一切。

 

朋友圈也并非没有高人。行云流水，格物致知，好在教授的字里行间，谨慎乐观。

 

事实上，人类对新冠病毒的了解是非常浅显的。

 

科学结论也随时会被反转的，如果大家记忆力好的话，三年来科学界到底被啪啪啪打脸多少回，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人民的希望”反复破灭。

 

目前，仍然是这样。

 

比尔盖茨三月初的时候宣称奥密克戎是天然疫苗，今年会结束；而12日美国《科学时报》则表明即便最轻微的新冠肺炎大脑也会受到损害，英国牛津大学在《自然》杂志上的论文也验证了新冠对大脑的影响。

 

香港儿科医学会会长、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副教授叶柏强在表示，奥密克戎变种病毒对儿童的杀伤力大。

 

也就是说，即便你在上海亲身得了这病，感觉没事，所以得出结论是：新冠没那么严重，根本就是个谎言。这个结论本身，既是正确的也是不正确的。

 

正确的是你个人的体验是真实的，不正确的是，中国那么大，样本那么复杂，医疗资源分布那么不均，你的结论，代替不了整个中国的决策。

 

更何况，我们还不知道未来这病毒朝哪个方向变异，饶毅说了一段话，大家可以再去看看病毒变异的规律，完全不一定就是“温和”的。

 

4月15日，美国“钟南山”福奇撰文表示，“传统的群体免疫概念可能不适用于新冠病毒”，并表示“这意味着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新冠病毒不会在人群中消失”。

 

流行病学家曾光说的很好：让子弹飞一会儿，让国外先开放，我们看看开放的结果，坚持动态清零，静观其变，当清零红利没有的时候，自然会有更优的选择。

 

我历来喜欢专治各种不服，但是这一次，我就特别欣赏这位专家也是临床教授的观点。

 

我们不妨再假设一下：除了奥密克戎，我们还有什么更重要的事情去操心，去思考，去探索，去推动，去落实？与其说这是一道选择题，不如说是一道思考题。两岸关系，国际局势，鸟乌战争，粮食危机，金融安全，政府负债，科技攻关，社会治理….哪一件事情不比奥密克戎重要性、紧迫性、战略性高出百倍？

 

这次上海滩，成为“上海瘫”，不是偶然的，也有必然性。党媒两周前就发出“国家行政有效，基层治理无效”的警告和声音。关于疫苗、核酸和抗原检测后面的阴谋论和故事更是风云变化扑朔迷离。

 

天下难治，一般都以为人民难治，殊不知真正难治的，不是人民，而是官吏。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历来有种提法：明主治吏不治民。举个例子，故宫养心殿至今仍然保留着雍正手书自勉的对联：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

 

后来有学者考证：这句话的原始知识产权出自隋炀帝之手，这个暂且不表。问题是作为“军机处”的发明专利人：天下最缺乏安全感的一个人，能给芸芸众生带来安全感吗？

 

权力越大越任性，也越缺乏安全感。这点几乎是一个常识，因为有太多人觊觎这个位置了。甚至知乎宇宙上有过这样一个梗：你尝试过被一只蜗牛的追杀吗？不管你在哪个地方，该蜗牛都会慢腾腾向你所在的方向靠近。

 

“明主治吏不治民”的治吏思想，在“礼法并用，综合为治”的框架体系内不断完善，这个归结于历朝历代诸子百家的努力。如今关于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乃至企业治理的提法不绝于耳，那么问题来了：究竟是治理还是治吏？这似乎不是二选一，而是一个优先劣后的范畴。

 

同样的，关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件事情，我们就必须要先弄明白 “为什么关”和“怎么关”这两个问题。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的角度来拆解，并非本人专业或所长。不过基于数字化、数据挖掘、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技术的视角，可能会有一些意外的心得和收获。

 

我始终认为：坏的算法利用人性，消费人性，放大人性的自然属性，而好的算法可以控制人性的弱点、个体乃至群体的非理性行为。

 

技术导向的社会治理，有的学者喜欢造字曰“社会智理”暂且不管，其最大的精妙之处在于：外在的约束和激励机制，本质可以对个体、群体进行刻意的训练、引导和驯化，甚至可以形成肌肉记忆。这个具有神经脑科学、认知行为学和心理学的理论基础。

 

重要的事情再说一遍：上述这个提法，具备的是自然科学理论基础，不是唾沫星子横飞的社会科学。如此安排，新兴技术能否从一个单纯推动经济发展的要素和内生变量，逐步转变为可以同时为改善个体、群体和社会内在的契约和人文精神而效力？

 

黄仁宇博士，不过据说这位学者的有些表述和提法最近比较敏感。不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书里有个表述我印象特别深：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因为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便妥协。如果道德上的争执持久不能解决，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则迟早必导致于战争。

 

这段话应用于当下疫情防控和社会治理状况，十分应景。

 

这几天还有个流传甚广的段子，讲的是抗疫救灾如何科学组织、如何精准处置、甚至如何五一调休（一想到这件事情我就来气），有一个网友就怯怯的提问：你们做了这么多精心的部署，人家奥密克戎知道吗？

 

我现在则想理直气壮的提问：我们的顶层设计、发展纲要、实施策略，具备这些政策传导、工具组合、信号触达、良性博弈的民众基础吗？

 

最近外部环境一直很动荡，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更多不确定性。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人会问，“面对无常，我们究竟该如何自处，如何思考？”

 

其实，当你问出这样的问题，恭喜你！这意味着你已经伸手触碰到了：一个通往真相、通往更广阔天地的机会。

 

世界并没有变，从来就没有变过。它始终都是有好有坏，有黑暗有光明，有欢喜有悲伤的。你之所以会有很 强烈 的感觉变化，是因为，之前的你体验的现实太狭隘片面。事与愿违，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用新生代心理学者周小宽的描述：你可以想象任何美好的愿望，并怀抱这样的愿望，你也可以去 “投射” 结局，但现实不会接受你的所有投射。愿望再强烈和坚定，你也无法把结局 “投射” 成你要的样子。

 

无常并不只是意味着不好的事情会突然发生。你沿着好的期待走下去，可能遇见幻灭和悲伤，但你沿着坏的轨迹走下去，也可能遇见惊喜。

 

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在掌控事情或者掌控关系，我们只是被 “掌控的错觉” 给掌控了。因为我们太需要可以掌控一切的错觉，以逃避未来的一切其实都不可掌控的真实。

 

之所以没有用太多的温柔去写我们如何面对无常，是因为，面对无常光靠温柔和共情，远远不够。无常有时候带来的摧毁是剧烈的，黑暗是可怖的，席卷而来，这时候最需要的是，稳定和力量。

 

也许在你身边，你会发现那种稳定而有力量的人——他们不是活在全部的光明里，他们是在黑暗中守着最后一束光的人。他们是那种面对了生活本身，承担了责任，认清了无常，不虚幻未来，却每一天都战斗在平凡生活中的普通人。

 

他们真实，强大，在今天的不容易和明天的不如意中活着，守护着黑暗中的光，坚持着自己的坚持。这才是生命和正念的奇迹。

 

对躁郁症做出了重要研究的全球顶尖权威、医界英雄杰米森，以自己三十年和躁郁症相伴的人生写出了著作《躁郁之心》。

 

在其中她写道：因为哭得更多，所以欢笑也更多；因为经历过所有的冬日，所以更能欣赏春天；因为死亡如紧身衣一般，所以更了解生命的意义；因为看到人性最善良和丑陋的部分，所以慢慢了解关心、忠诚和豁达的价值。

 

我们无法掌控人生。是的，我们甚至无法掌控我们自己，状态、情绪、潜意识。我们能做的很有限，那就在很有限中去尽情地挥洒你自己。“以最卑微的梦，致那黑夜中的呜咽和怒吼，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无论如何，身心和谐，言行一致，知行合一，才是我们生活的基本盘和压舱石。

 

还有点时间，我再引申一下“人定胜天”这件事情，它的常规汉语解释为：人的智慧和力量一定能够战胜自然。一点毛病都没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甚至提倡：与天奋斗，与地奋斗，改天换地，热情高涨，其乐无穷。

 

但我们回过神来，仔细想一想：自然界一个地震，一个洪水，一个小小的传染病毒，我们就无能为力，手足无措了。我们怎么能够胜天呢？还一定能，这是一种唯心还是唯物？再深究就涉及意识形态了，暂且不表。

 

那么这个定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定，本质上可能是《大学》上所说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这个定，可能就是佛法所指的，“戒定慧”的定：因戒得定，因定开慧。而按老子道德经的说法则是：人不定天亦不定，人定天亦定也。

 

讲到这里，我们大概均以或多或少的明了：“人定胜天”的本意是，人的内心安定下来，才有可能战胜自然。但也不能这么说的这么刚，貌似是才有可能与自然和平共处、和睦相处。

 

归根到底，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说的就是浩如烟海儒释道最精髓的三个关键词：慈悲，智慧和宽容。

 

行文至此，我特别要强调的一件事情是：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宽容始终是一件双向的事：自上而下的宽容是修养，自下而上的宽容是修行。

 

酷似当下的一个热词“双向奔赴”的既视感有没有？

 

最后，祝大家安住当下，安顿好自己和家人。心有余力，力所能及，顺便照顾一下身边的人和事情。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ENv1GCr-ESZy7ojYzPQkdA

 

 

疫情真的是在瓷器店捉老鼠吗？为什么现在老鼠没捉到，上海却像瓷器一样摔了个稀碎呢？

（壹）

4月22日凌晨，上海静安区延长中路700号左右，临近久乐苑北门的地方，一个外卖小哥发生了车祸，他骑着电瓶车不小心撞向了路边，电瓶车摔倒在非机动车道上，他的头狠狠的撞向了路边的树干后倒在人行道上，鲜血不断的涌出来，流了一地。

（血流不止的小哥，图片来自微博网友@superpuer）

封城的夜里，路上人烟稀少，警察赶到了，后来小哥的妻子也赶到了，但唯独120迟迟未来，小哥的脑袋泡在一滩血中，鲜血还在不断的往外流，除了专业的抢救人员，没有人敢轻举妄动。随着时间的流逝，小哥和妻子还是迟迟看不到120的救护车，小哥身下的血越来越多，气息也越来越微弱，妻子开始绝望和崩溃。

（路人拍摄的视频截图，图片来自网络）

根据住在旁边被隔离在家的居民讲述，她听到了小区门口一个女声哭了快半小时，声音之凄惨绝望，一开始还以为是感染了但不愿意去方舱，后来看小区群里才知道是外卖小哥送外卖时撞到了树上，头部出血将近一个小时，整整一个小时血都快流干了也等不来一台120。

妻子在孤独和绝望中痛哭大喊”救救他吧”，在出事一个小时后，120终于来了，外卖小哥被宣告死亡。

（姗姗来迟的120，图片来自微博网友@假的庄Hlai）

有路人说120优先去接阳性病人去了，所以延误了一个小时才过来，但这个说法无法核实真伪，也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核实真伪。

（贰）

荒谬的是，从外卖小哥出事的地方（延长中路700号）沿着延长中路向南北高架方向走700米，就是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延长中路301号），一个北上海知名的大三甲。

（两者相距约700米，图片来自百度地图）

而就在几天前，十院刚刚发布了《十院医疗救治不断线》的公告，里面清晰写到了为保障市民群众在疫情期间的就医需求，首先急救绿色通道24小时开放，安排专业医护团队值守；其次不会因无核酸阴性报告而延误患者治疗，在诊治的同时做抗原和核酸检测即可；最后医院联络渠道畅通，会在第一时间内响应。

（上海十院官微公告截图）

你能想象吗？2022年，在上海，在一个人民医院为人民的大三甲附近，一个为生活奔波的普通人活活在自己的鲜血中等了1个小时，最后没有等来120，而是先等来了自己的死亡…我无法想象，但它就是活生生的发生了，发生在这片我们曾经骄傲的土地上。

凌晨1点，上海下了场大雨，现场的血迹被冲刷的一干二净，仿佛这场死亡从来没发生过一样。同样第二天也没有新闻报道这个事情，社交媒体上也看不到这个小哥的身影，零星有几个附近居民在网友发出一些现场照片，但基本都被删除完毕，点进去之后，黑色的提示框映出我面无表情的脸——有人会记得他吗？有人会为他的死感到负罪吗？有人会对此承担责任吗？难道一个鲜活生命就这么悄无声息的死在上海4月的春天里？

他是一个人，一个在此之前活生生的人，跟你我一样，他有自己的名字，有自己的家人，有自己在乎和被在乎的人，有自己的情感和生活，有自己的爱好甚至理想，他不是报表里的一个数字，不是政策文件中的代价，不是某种非必要就不要的东西。

一直以来，我觉得作为一个社会人应该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你听到的看到的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都有可能某天发生在自己身上。这位外卖小哥之死，每个人都不能觉得跟自己无关，这件事情能发生在这个外卖小哥身上，就有概率发生在你身上。

如果这件事真的发生在了你身上，此情此景下你有办法避免死亡吗？你扪心自问，真的有吗？

（叁）

这次上海封城，于我而言，最大的震撼在于一些一直以来约定俗成的机制、习以为常的认知全都崩塌了：

出了车祸一定有人来救你吗？不一定。即使你倒在一个大三甲附近，5分钟的路120也有可能走1小时，死神捷足先登，奇迹并不会虽迟但到；

急症复发去医院一定有办法吗？不一定。即使你侥幸活着等来了120，但拉了三个地方可能都没有医院会接收你，那个疼痛钻心难捱的夜晚，有人从高楼一跃而下；

饿了一定有东西吃吗？不一定。如果没有大量囤积食物，如果支付不起成倍高价求东问西的团购，那么你真的有可能在非战争时期中国最大的城市中挨饿，甚至可以说遭遇准饥荒；

生活离无政府状态很遥远吗？不一定。一座曾被评为全球最安全之一的样板间城市，一座“安全有序，已成为金字招牌”的国际大都市，几天之内就肉眼可见的陷入无序和混乱，而且这种混乱可以说是无处不在；

计划经济模式已成历史了吗？不一定。从市场经济回滚到计划时代仅需要短短一周，一个居委主任也能决定哪些人有饭吃哪些人要饿肚皮，哪些人可以吃到好东西哪些人只能收到过期烂货；

饿了无饭可食，病了无医可救，大小买办大发民难财无人监管，普通民众被无情剥削无路可走，部分社区成为孤岛无人管理，邻居一个个排着队变阳也无人问津，传说中的城市管理天花板一夜之间跌成地板，各种利益勾当以次充好趁火打劫一个不少，这就是疫情中的上海。

一种信任被彻底毁掉了，而且从最近其他城市的表现来看，这种不信任、恐慌已经在传染，风声鹤唳的不安全感会通过WiFi传递到每一个通网的地方。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底层小市民，但心中也有无穷的问号，回到我开头的疑问，在瓷器店里捉老鼠，没想到老鼠还没捉到，文明和秩序连同我们的生活和价值观就像瓷器一样破成千万块碎片——这到底是为什么？

缅怀这位在上海四月天雨夜去世的外卖小哥，希望大家记住他，世上没有白走的路，更不要有白走的人。

走好。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mMKDL72bwcWicEwPIT9PJA

作者 | 魏晞 李强  胡紫纯（实习生）

编辑 | 从玉华

4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东院区的急诊科每天要涌进两三百名病人，有一天仅救护车就开来114辆，是往常的两倍多。这是仁济东院急诊科没经历过的时刻。最多时，门口排队入院的救护车就有6辆。

在浦东新区的这家三甲医院里，急诊科的固定床位早已满员，大厅睡满了病人。新病人到来，护士用记号笔在纸板上写一个数字，挂在输液架上，就新增一张临时床位。4月初，护士们花时间画出急诊床位图——化验室门口睡了72、80、90号病人，抢救室后走廊睡了76、70、97号病人。

4月21日那天，新来的病人拿到的号码是351号，但床位图已经没时间画了，由于新冠“阳性病人”的陆续出现，其他病人四处挪动，护士找病人也成了新难题。她们有时急得“大吼大叫”，在急诊室内外到处寻找。

30余名急诊科医生、165名护士，以及30余名从其他科室临时调来的医生，极力支撑着这个已经处于“超饱和状态”的急诊科。干完一天工作，医护有时苦恼，明天再来病人，应该怎么“塞”？更何况，病人们多数是“在家扛到没法再拖”，不得已才来医院，病情近乎危重，不能不救。 

撑着的急诊科医护人员

4月16日，上海浦东新区，一名脊柱外科医生在仁济东院急诊入口值班。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强/摄

急诊科副主任医师熊剑飞已经忙到没空去记住任何一个病人的脸。

他形容，以往接诊，看完一个病人，写好医嘱，再接着看下一个病人。但现在，病人实在太多了，一个接着一个，等他一股脑全看完，准备坐下来写医嘱时，又会听到叫声，“这个又气喘了，医生！”“医生，胸痛！”

有一天中午，急诊科来了一位胸痛病人。他辗转多家医院，跑了3个小时，才被仁济东院急诊科接收。刚准备做检查时，病人心跳突然停了。熊剑飞穿着笨重的防护服，为患者做心肺复苏按压近一个小时，但没能救回来。

同一时间，隔壁床又来了一个大面积心梗的病人，意识模糊，心律失常。熊剑飞刚抢救了一个病人，又转到隔壁床为病人做心肺复苏。

结束时，熊剑飞看了一眼表，晚上八点半，早已过了他的下班时间，防护服里的衣服湿透了。他清楚记得，那天夜里风有点凉，他没能从死神手里抢回这两个病人。

护士曹燕有时感觉，快要淹没在病人和家属的招呼声里。急诊大厅里那些临时设置的床位没有床头铃，只能依靠病人家属呼叫护士。她经常正忙着，同时能听到来自不同方位的病床的呼叫声。

病人多的时候，有医生着急得都要哭了，“没有那么多双手”。有护士说，恨不得有三头六臂。急诊科的工作向来争分夺秒，很多时候，私家车或救护车刚开到急诊楼前，医护人员就奔过去就地抢救。

一位待在急诊科的病人家属说，她每天听到医护人员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快，快，快！”

但穿上防护服，“就像背上一层盔甲”，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灵敏度下降，视野与说话也受限，得扯着嗓子喊。有个老年人怕护士听不见，忍不住凑到跟前，扯下口罩说话。“快戴回去！”周围人马上提醒。后来，急诊科给护士配备了随身的麦克风。而原先八小时的一个班，现在干四个小时就容易累。于是，急诊科一个班的时间最短缩至4小时，这也是防护服的最佳使用时限。

此时，救治一位急危重病人，意味着医护人员要投入数倍的精力。而留守本院的急诊医护力量很难应付数量翻倍的急诊病人。

“我们原先一天救护车量是30至40辆，多的时候，会有50多辆。”仁济医院东院门急诊办公室主任张斌渊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现在基本上每天八九十辆，厉害的时候要超过100辆。”

张斌渊说，以往，上海病人数量、医疗机构数量和120救护车数量，基本处于紧平衡的状态。但当越来越多医院改为定点医院以后，非定点医院急诊科的压力陡然变大。如今，他也一下子搞不清楚，在上海，有哪些医院的急诊科还是开着的，是可以接诊的。

不少病人向记者反映，当他们呼叫120救护车时，时常被告知，需要排队等待，有时排到的号是200多，有时排到的是500多。

急诊科副主任刘黎发现，“上海发布”（记者注：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社交账号）公布的医院开诊信息，有时是滞后的。她听到有病人说，根据这个开诊信息去某个医院后，发现医院正在消杀，无法接诊。

一位上海120救护车司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提过类似的事：运送病人时，他曾遇到医院上午还开着，下午却在消杀，只能跨区往其他医院转运。上海医疗急救中心组织了一个专班通过电话了解各医院收治的情况，但是信息变化快，很多时候他们无法实时跟医院互联互通。

据媒体报道，上海全市层面市级医院的门急诊业务量激增。相比4月初，36家市级医院的急诊量增长了65%。而上海市120急救业务量也大幅增长。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曾向媒体介绍，120调度指挥中心单日呼入电话数高达9.1万个，是去年日均来电量的12.3倍，日均派车近5000次，这突破了120业务历史峰值，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

仁济东院的医生们有时怀疑，急救中心的调配系统出了问题，尤其在4月初到4月中旬的半个月里，他们感觉，浦东新区的救护车似乎只往仁济东院的急诊科跑。

张斌渊有时还看到配药的志愿者，拿着装满一个小区慢性病人的病例卡的袋子到门诊开药，开完背着满满一蛇皮袋药回去。

这些原本在互联网医院、社区医院就能解决的诊疗问题，也在挤占这家三甲医院的医疗资源。张斌渊发现，推行多年的互联网医院与分级诊疗没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许多肿瘤病人需要打皮下针，可以协调社区医生上门打针，“这种时候，能不来医院，最好不来。”

急诊团队很快发现，仅依靠本科室的医护力量，已经吃不消。新的人手临时抽调到急诊。呼吸科、消化科、心内科、肾内科等专科医生前来支援，然而面对急诊科的工作，有人哭了。有些护士得靠安眠药才能入睡，太累，头痛。

急诊科副主任刘黎说，由于疫情，她已经一个月没能回家，她问孩子，为什么极少联系她，是不是不想她？

孩子回答：“我还能和你说什么，你那么忙，谁让你是医生呢？”

拥挤的急诊大厅

4月18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仁济东院急诊科走廊里靠墙两侧都摆着病床，只留下供人行走的小道。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强/摄

2月26日以来，上海暴发新一轮本土新冠肺炎疫情，截至4月25日，上海累计报告本土感染者已超过50万例。上海的许多医院不得不关停，转为新冠肺炎定点医院，越来越多的方舱医院临时建起来，用于收治新冠肺炎感染者。

因疫情防控需要，仁济东院急诊于3月7日至3月9日8时、3月16日至3月23日8时闭环管理，共计闭环管理9天。自3月23日起至今，仁济医院东院急诊科就再没停过。

3月28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开始“封控管理”。医院接到浦东“封控”的通知是3月27日晚上，正在值班的刘黎挨个给医生打电话，把家在浦西的连夜叫到医院来。“封了，万一不能从浦西到浦东来上班，怎么办？否则明天急诊不能正常运转了。急诊是关不了的。”那天晚上，许多医生拉着行李箱赶到医院，之后就再也没回过家。

与此同时，仁济医院也抽调许多医护力量支援新冠肺炎定点医院、方舱医院。由于许多医院转为“新冠肺炎定点医院”，大量的非新冠病人无处就医，一时间成为难题。医生们眼见着浦东新区的病人们，往仁济东院急诊科涌来。

张斌渊发现，最近来急诊的老人多了，慢性病患者也多了，比如癌症病人、血透病人、糖尿病病人，甚至包括肺癌晚期的病人，“很多就是屏（撑）不住送到我们急诊来的”。

急诊科14床住着一个99岁的老人，在家发烧半个月，进急诊科时已经意识昏迷。76床是一位56岁的慢性肾病患者，往常血透的医院改为“新冠肺炎定点医院”，他辗转了3家医院后，最终在仁济东院做上了透析，脸上才恢复血色。即便如此，由于血透资源紧张，他每周三次的透析，只能改为两次。

“最近，无论是救护车拉来的，还是自己过来的病人，病情都很重。”护士胡秋颖告诉记者，她常听到很多人跟她讲，“我们本来想扛一扛，等到解封再来看（病）。实在是扛不过去了。”

新病人接踵而至。护士曹燕最开始给病人找担架床当临时床位，后来找了许多轮椅当“病床”。最后，轮椅也用光了，只好给病人找张椅子坐。有家属则自己购买躺椅在一旁陪护，原价100多元的躺椅，被炒到近300元。还有一些独居老人，一个人孤零零地被救护车送来，护士还得联系警察，帮忙找家属。

在急诊科，欠费卡最近多了4张。4个欠费的病人，全是独居老人。一个90多岁的老年痴呆患者被救护车送来，说不清话，连警察也联系不上家属，只能由护士陪着做各项检查。还有个糖尿病患者，因并发症发作进了ICU，女儿不愿意缴费，也不愿意陪护，来医院后大吵大闹，还顺走了周围病床十几个充电器。

刘黎说，“社会的缩影其实在这里。”但他们也遇到过一个住在德州路的病人的儿子，病人可以出院了，但由于浦东新区交通尚未恢复，社区也没人来接，更打不到车，他走了五公里路，“背着他老爸回去的”。也有一位病人家属看到，一个女孩拿着厕所的公用拖把，拖完父亲的病床下方，顺手也把医院过道也拖了一遍。

夜晚，急诊科灯光不灭。蓝色的布屏风把急诊大厅分隔成一个个私密的空间。病人家属用脸盆接水，擦拭身体，把洗的衣服晾在急诊室外的树上。

即便住进急诊室，这群病人还面临着另一个问题，附近餐馆关门，很难买到盒饭。网上最近可以点到外卖，但大多数上了年纪的、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病人还是在吃泡面，有病人家属花5天时间托朋友筹集来一箱物资，有人饼干就水。

急诊科住得最久的一位病人，在14年前的一场自行车比赛中发生意外，导致高位截瘫，脖子以下无法动弹，要靠呼吸机维持生命。多年以来，他的父母都在病床边照顾。

他的父亲在这场疫情中感染了新冠病毒，被送去方舱医院隔离，母亲顶替了父亲照顾他的位置，不久母亲也“阳”了，相熟的护工也感染了。

这是14年来，他第一次离开父母，第一个晚上他偷偷掉了眼泪。

护士们和同病房的病人家属担起照顾他的任务——叫醒、喂饭、打开电脑和眼动仪、清理大便。

急诊科的“阳性病人”

4月18日，上海浦东新区，在仁济东院急诊科，一名病人在急诊留观，她白发苍苍的母亲牵着她的手陪床。她原本接受治疗的医院因疫情停诊，家属把她送到仁济东院急诊接受救治。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强/摄

在仁济东院的急诊科，C108室，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专为“阳性”危重症患者进行治疗。

“即使他是阳性我们也会进行救治”。急诊科副主任医师熊剑飞说，他遇到一位尿毒症患者，已经意识模糊，出现心衰症状，且急需进行气管插管，但病人是密接者，家人有“阳性”。他们还是没犹豫，立即予以紧急插管抢救。后来，病人核酸检测结果确实呈“阳性”。

尽管这会增加医护人员的暴露风险，但疫情暴发以来，仁济医院急诊科有一个原则，“不能因为核酸耽误病人的病情。”仁济医院护理部主任奚慧琴说，“这个是我们的天性。”

护士胡秋颖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病人送来时已经心跳停止，她们会就地抢救，来不及考虑病人的核酸检测结果是阴是阳。她也曾在后半夜，站在急诊入口，为深夜就诊的患者提供问询服务。

站在门前，患者最爱问的是，“里面有没有阳性？”胡秋颖会根据当天的实际情况，如实作答。有病人得知“有”后，开始犹豫，也有人会冒着感染的风险继续就医，这时胡秋颖会提醒他们做好防护措施。

护士金莉听到病人讲得最多的是，“我的核酸报告是阴性”“我有居委会报告”“我可以看病”。有时，金莉只是循例问一句，有没有发烧？病人就马上掏出健康码、行程码。她只好耐心解释，只是登记，即使是阳性，急诊科也不会拒接。

起初，有48小时核酸检测结果的病人，走正常的入院通道。医院为没有48小时核酸检测的病人在急诊楼右侧设置了“危重症患者缓冲区”，并尽量安置在单人单间的环境下进行救治。在确定某位病人是阳性后，会对其停留接触过的地方进行彻底消杀。

但到了4月中旬，缓冲区已经起不上缓冲的作用。刘黎察觉到，来急诊科就诊的病人中，“阳性”越来越多。在缓冲区等待核酸报告结果的病人里，有时混杂着“阴”与“阳”。医院每天都会给病人进行核酸检测，但此前最多时，急诊科一天查出三四十个阳性病人。

医务处每天都要联系方舱或者新冠肺炎定点医院，把阳性病人转走。但很快新的问题又出现，方舱医院接收的病人以轻症、无症状感染者为主，不接收有基础疾病的病人，而许多定点医院床位爆满。4月19日，一位在医院住了4天的尿毒症患者“阳了”，4月21日晚，病人才被转运至定点医院接受治疗。

“我们不怕接诊阳性病人，就怕阳性病人转不走。”刘黎告诉记者，那些滞留在急诊科的阳性病人会增加医护人员和其他病人的暴露风险。

急诊室内，患者家属也表现出对于阳性病人的恐惧，有人穿着“二级防护”进入医院，被误认为是医护人员，有人穿着雨披、雨鞋、雨衣入院，口罩戴了双层，有人连防毒面罩也用上了。为了透透气，一些病人跑到外面，露天输液。

每天到下午，出核酸检测结果的时候，是急诊科医护人员最紧张的时刻。“开奖了，开奖了！”护士会互相半开玩笑地说道，只有结果是阴性，他们才会离开医院，回到住处休息。

张斌渊告诉记者，“医务人员的防护没什么问题”，但可能是初期在院外感染，“医务人员也是社会的一部分”，也可能是在极度疲劳状态下院内感染。这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急诊科医护的“非战斗减员”。

尽管如此，在有同事感染的情况下，那些作为密切接触者的医生们，选择穿着防护服继续战斗。后来，那些封控在家的医护人员，只要家中没有“阳性”也被召回，经在院隔离观察后返回岗位。医院在员工管理上开始变得“不讲人情”。奚慧琴说，“不管你家里有老有小，不能再流动了，全部在（医院）这里。吃饭间隔两米，吃完就走。”

最近，奚慧琴听到了一个好消息，早期在社区感染新冠肺炎的其他科室医护人员，已经有人重新回到医院上班了。

积压在急诊科的病人

4月18日，上海浦东新区，仁济东院急诊科一楼电梯口，一位患有免疫系统疾病的病人靠输液维持，等待更专业的治疗。病人家属告诉记者，病人血小板最低时达到个位数，由于原本想转去的医院转为新冠肺炎定点医院，病人只好在急诊室维持治疗，以免出现突发状况来不及抢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强/摄

在急诊科工作了15年的护士金莉明显感觉到，因各小区封闭管理，出车祸进急诊的人少了，被送来的醉酒者少了、打架斗殴受伤的人也少了。进入急诊室的，多是濒危或危重的“一二类病人”，急症、非急症病的“三四类病人”少了。

一些原本不常出现在急诊科的病人，如今正在急诊科等待着诊疗。

刘黎告诉记者，她遇到过一位心脏病病人，起初只是心绞痛、胸闷，由于封控管理，一直没能到医院看，“等到实在屏（撑）不住来看已经大面积心梗。”

许多人都在“屏”。

熊剑飞最近发现，来急诊科的糖尿病病人，有两个极端。“一个血糖很高，一个血糖很低。”前者是封控后，病人断药后一时间配不到药，停药多天后，血糖升高；后者是药没停，但食物短缺，吃的少了，血糖降低。还有一位女患者，因为买不到蔬菜，连吃了两顿肉，“进食油腻，胰腺炎发作”。

急诊科一楼电梯厅的墙边，住着一对年轻的夫妻，女人无力地躺在躺椅上。男人告诉记者，他的妻子患有免疫系统疾病，最糟糕的时候，妻子的血小板低至个位数。正常情况下，他们可以转移到仁济南院，在那里得到更专业的医生的会诊，但仁济南院如今转为新冠肺炎定点医院。他的妻子只好在仁济东院的急诊待着，以免出现突发出血感染状况，来不及抢救。但长期待在急诊室，他们存在感染新冠肺炎的可能性。

“我相信上海不止我们家有这个情况。”男人说。

“真正的重病人都在我们这边，需要抢救的，需要及时救治的。所以我们的压力可能更大。”张斌渊说，方舱医院面对的病人数量多，人群庞杂，“可能疏导，服务方面的工作多一些。”

还有许多事情，是急诊科解决不了的。

让刘黎印象深刻的是一位老先生，当他可以出院时，女儿也不希望他回家，因为家里有小孩，担心老人把病毒带回来。那时，这位老人的核酸检测结果一直是阴性，但他只好一直住在急诊科里，“直到4月10日转‘阳’了”。另一对早已康复的老夫妻原先住在养老院，但养老院封闭管理，他们也回不去。

那些已经康复却因各种原因滞留急诊科的病人，成了医生的心结。刘黎曾寄希望于二级医院、社区医院能接收一些康复的病人，但大多下级医院认为病人风险较高，无法接收。“进来的多，出去的少。”刘黎说，这就造成急诊病人积压在急诊室，而新的病人被120急救车送来很可能没有床睡，除非120把救护车上的床留在这里。

4月12日，急诊科医护人员收到了急诊病房11床的来信。11床住着一位71岁的老先生，陪伴他的是同龄的老伴，两人年轻时去安徽当知青，而后生活在上海。

老太太在信里表达了对“奥密克戎”的恐惧：看着急诊科的病房昨天转走一只“羊”，今天又转走一只“羊”，不知道哪天轮到她要被“牵走”。

于是，她和老先生商量决定，“无论我们夫妻双方有一方变‘羊’，能不能关在一起，我们永远不分开”。并且，为了感谢医护人员的照顾，两人决定把遗体捐献给医院，“如果这事办妥了，我也不害怕了，随时随地做好准备。”

刘黎看到这封信，哭了一场，但她知道，按照防疫规定，这个“‘阴’‘阳’不分离”的诉求很难实现——“如果转定点医院和方舱，只能阳性病人去”。

奥密克戎始终没有打扰这对恩爱的夫妻。但4月23日晚上快10点的时候，老先生因基础疾病，走了，“走得很平静”。病区医生联系了红十字会，对方回复：疫情期间暂不办理遗体捐献。

急诊科的大夫都没预想到，这场仗会持续到现在。张斌渊时常看到，那些从病区脱掉防护服走出来的医生、护士，“身上都湿透了”“大家还是咬着牙，硬顶着”。

“大家还在坚持。没人说不想干了，或者逃避。”刘黎说，有的医护孩子还很小，甚至刚刚断奶，有的孩子跟妈妈视频时，在手机那头哭着找妈妈，妈妈也在电话这头哭。急诊病房护士长的儿子今年夏天参加中考，但她现在完全顾不上孩子的学习。

如今，他们一边等待着这非常时期的急诊室回归日常，一边日复一日地在那24小时不灭灯的急诊室奔命。

医院里曾十分红火的咖啡馆已经关门许久，但大家偶尔还能听到从医院门诊楼传来的钢琴声。4月的一天傍晚，一名穿着白大褂的医务人员在此弹了一曲《River Flows In You》。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马志强对本文亦有贡献）

– END –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出品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0HK1HGBFfoeh-gQYQhIaKQ

原创：张明扬

来源：冰川思享号（ID：icereview）

文章已获授权

追求更好的生活当然是人的本能，也是一种天赋权利，但在某些特殊的时刻，你不得不真心的劝说自己接受现实：以前的那种生活方式再也回不来了。

在被封了一个月之后，上海何时解封仍然是一个盲盒。

但或早或晚，五月初，五月中，五月底……上海总会解封，哪怕中间还有反复，但我们总会出关。

等到那一天到来时，我们很多人会奔向街头，哪怕站在路边喝上一杯咖啡或啤酒，都会觉得喝出了自由的味道。

但是，短暂的狂欢过后，我们总要回到现实，然后惊愕地发现：就连现实也回不到过去，我们和我们熟悉的那个世界之间已经变得如此陌生。

被改变的不仅是上海人，只要你体会过封控是什么。

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01

我想，本轮疫情对很多人最大的改变是：囤货。

一般而论，这一代中国年轻人（含中年人）并没有囤货的习惯，很多人受“断舍离”文化的影响，崇尚简单生活。

在他们看来，老一辈基于饥馑记忆的囤货本能是一个前现代的陋习，在消费文化上属于鄙视链的底端。

但经过这一轮封控，即使是那些暂时没有受到封控之累的国内年轻人也开始明白：囤货并没有过时，它超越了时空。

前一段时间，公号上五花八门的“囤货指南”虽然良莠不齐，但不知道产生了多少个百万加十万加，年轻人知耻而后勇，如饥似渴地填补着生命的空白。

被很多年轻人鄙视的“老人电器”冰柜，随之也成为了网红电器，每一个新售出的冰柜里都装着一个年轻人的囤货绮梦。

▲即将送货到家的冰柜（图/网络）

从此，像“润学”一样，“囤学”应运而生，成为了中国年轻人的最新思想资源。

最惨的是上海年轻人。封控在家的他们英雄无用武之地，悔不当初，只能暗暗下决心，待到出关之日一定理论联系实际，在自己家中建立“战略储备”。

02

囤学背后，是我们正在流逝的安全感。

安全感是一种信念，它建立在“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的进步主义之上，它更是一种“相信相信的力量”。

安全感依赖于我们相信过去几十年的既往美好，依赖于我们相信正规资讯，依赖于我们相信城市文明，依赖于我们相信市场的自发力量，依赖于我们相信经济增长是永不可逆的……

但午夜梦回，当你看着可望而不可及的窗外，看着冰箱里的胡萝卜、土豆、包菜和洋葱，才发现这一切都那么不真实。

想喝上一杯咖啡解压，且不说有没有，想到社交媒体上“封在家还想喝咖啡呢”类似的嘲讽，只能苦笑着对自己说“我不配”。

▲网友囤菜（图/网络）

我甚至在想，待到解封之日，看到那些我们完全不能操控的宏大叙事：薪水不降么？工作还有么？生意还做得下去么？股市还跌么？GDP增速还能保五么……

我们会不会回过头来“怀念”封控的日子：至少这段时间我们只用操心明天吃啥菜，晦暗不明的未来被口腹之欲暂时遮蔽了，这或许是一种鸵鸟式的幸福。

03

在这轮疫情以前，我们很容易把一切生活中的小美好视作理所当然。将一切视作理所当然，是未遭生活凌虐的天真。

比如快递，我们享受了太多年的“隔日达”甚至“当日达”，从未想过快递可能是一个按周甚至按月计算的时间周期；但因此我们也开始重新审视快递和外卖小哥，重新审视电商和外卖行业。

这些基于开放市场的美好原来对我们珍视的生活方式如此重要，但却又如此脆弱——甚至经受不起物业居委会的几句口头警告。

曾几何时，我们中的很多人沉溺于“互联网巨头不要惦记着老百姓菜篮子那点事”的反资本叙事，但在封控期间，我们却如此盼望互联网巨头能够惦记我们的菜篮子。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我们彷佛第一次发现，现代都市的运行是一个缺一不可的链条，任何一环出了问题都会把我们的生活打入尘埃。特别是在封控期间，下水道堵塞、停水停电停气、冰箱坏了没办法修、买不到药……任何一点纰漏都将是噩梦。

其实，哪怕是你家里的垃圾三天没人收，你苦心维系的一切体面、尊严和美好就将坍塌在你眼前。

安全感并不仅仅是一个宏大叙事，它就在你身边。就像氧气一样，它在的时候你浑然不觉，不在的时候你只能在绝望中窒息。

04

生命总会找到出路的。

我们用自我调整来适应新环境。在熟悉的生活世界开始崩之时，很多人会在身边寻找答案，或者说，自救。

在封控最缺菜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团购，发现了上海最可爱的人——团长，重新发现了邻居，重新发现了邻里关系。

很多年轻人以前会觉得，“宅”是他们对抗这个世界最决绝的反叛姿态。但他们在疫情中发现，自己决定的“宅”才是一种姿态，被迫的“宅”反而是一种对自由的妥协，更不用说，在无远弗届的大时代面前，“宅”是一种奢念，存货吃完了你还是得向邻居求助。

▲团长帮助集中采购（图/网络）

但对于中年人来说，向年轻人学习低欲望生活可能是后疫情时代他们不得不放下的身段。

待到解封之日，当百业凋零扑面而来，中年中产不得不接受的现实是，必须降低自己的生活预期，必须像囤货一样开始储蓄。

追求更好的生活当然是人的本能，也是一种天赋权利，但在某些特殊的时刻，你不得不真心的劝说自己接受现实：以前的那种生活方式再也回不来了。

如果你还想坚持所谓的高品质和中产体面，那就是给自己的生活里埋藏着一颗定时炸弹，它在某一天会毁掉你的一切。

这些道理或许你比我还要懂，说的比我还要好，但是，你确定你是真的打算这么做，还是心存侥幸地只是说说？

从择业、创业、换工作、买房、孩子教育投入、举债、奢侈品消费……一切的一切，我们其实这些年一直在变，但过去那些美好年代积累的惯性让我们始终不愿作一决绝的割舍。

以工作为例，对换工作和创业慎之又慎自然是第一铁律，以往那种因为和上司几句口角式的“拍桌子辞职”基本可以视作上一个时代的情绪了。

当然，如果你真的想辞职，得确保已经有了下家；如果你真的想创业，也千万别再寄予什么改变世界的情怀，就以一个灵活就业者的心态“现金流优先”吧。

而投资呢，就更加要转换思维，此刻比任何时候都要记住，赚快钱的妄念更可能将你引向不归路。很多人也许会认为，未来通胀不是会更厉害么，不要更加通过投资来战胜通胀么？

图/图虫创意

你说的没错，通胀很可能会比较严重，但“跑赢通胀”这样的想法你怎么敢有，把它留给那些金融高手去得了，你一个连存款准备金率都搞不懂的投资小白坦然负利率点就得了，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通胀是普通人（中产）可以战胜的么？

但其实你心里都明白的，对么？

生活的大变局其实已经拉开。你难道忘了，2020年以前，你曾经一年出国旅游一次或几次，将海滩作为人生的必需品，但时至今日，如果不是我特别提醒，你是不是觉得这种生活已经离你特别遥远？

从解封之日起，你将不再是你，以往的一切春天都无法复原。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yj3dj5dvhVxMPUPEQ9OH4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