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24日，当新加坡抗疫跨部门工作小组的三位部长，也就是贸工部长颜金勇、财政部长黄循财和卫生部长王乙康联名在媒体发表题为《与冠病共处，如常生活》的文章时，国际社会一片哗然。
彼时，德尔塔病株正攻占世界，大部分国家都处于焦头烂额和严防死守之中。
然而话音未落，裕廊渔港就爆发了一波严重的疫情，新加坡政府被迫再度收紧了管控措施。
那时的欧美媒体和国内媒体，嘲笑声连成一片。
但自此之后，疫情的持续爆发似乎再没有影响过新加坡的“共存”决心。
仅仅一个月后的8月10日，也就是新加坡国庆日后的第一天，总理李显龙就正式宣布进入“共存预备期”，与之配套的，是一系列逐步开放经济、社交和旅游活动的政策。
在这之后，就算因为德尔塔病株的肆虐，新加坡的重症和死亡率在九、十月份创出了疫情以来的新高，也没有阻止这一系列政策实施的步伐。
而在ICU使用率逼近九成、医疗系统濒临崩溃的临界点，新加坡更是开始大胆采用了轻症患者居家隔离恢复的措施。
接着，就是那次令人印象深刻的电视演讲——10月9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发表了题为“为什么新加坡不再清零”的演说，再一次明确了这个国家防疫政策的方向。
那么，是什么支撑着新加坡一步步走向“共存”的？
答案似乎显而易见。
现在回过头再去看2021年6月的那篇文章，里面就已经提到了新加坡防疫政策变迁最核心的变量——
接种疫苗。
事实上，在2021年8月咬紧牙关进入“预备期”的时候，新加坡单针疫苗接种率已经突破了80%，两剂完全接种率超过70%，其中80岁以上老年人疫苗接种率也超过70%。
然而，答案真的这么简单吗？
为了解答这一问题，我翻看了很多的资料，包括新加坡卫生部的官网https://www.moh.gov.sg/，上面除了有详尽的数据之外，还有非常多的政策指引和制定这些政策背后的科学依据和论述。
此外，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的“科学为盾，战胜疫情”分论坛上，新加坡卫生部长王乙康的发言也让人受益匪浅。
最后，中金研究院在本月中发布了一份名为《平衡生命与生计的谨慎突围——新加坡的防疫之道》的研究报告，里面对于新加坡的整个防疫政策变迁有着清晰的分析与论述。
先不论我们学得来什么，显然，新加坡的有一些经验，是我们学不来的。
比如高额的财政刺激。仅2021年，新加坡政府就拨款近1,000亿新元抗疫（折合人民币约4700亿人民币），这一金额相当于其一年GDP的21%。你可以想象中国拨出相当于五分之一GDP的金额吗？
再比如新加坡经济高度依赖国际商贸，缺乏内循环可行性，所以某种程度上选择共存也是无奈之举。因此这个国家从一开始就是会绞尽脑汁的去想如何走向开放，甚至走向共存。这一点与我们，以及与很多大型发达国家，显然也有着很大的不同。
但在查了诸多资料之后，我的另一个感觉是，我们能从新加坡身上学的东西同样很多。
而新加坡真正的防疫经验，其实用四个字就可以概括，而这四个字，并不是接种疫苗。
请容我卖个关子，文章结尾见分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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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金的研究报告中，曾经描述了新加坡在进入共存预备期前所做的三个“转向”，这对于理解新加坡防疫重心的平稳过渡尤为关键。
第一个转向是社会观念的转向。
防疫重心要转移，首先得让老百姓明白新冠是可以被控制的、被治疗的，尤其是对于已经进行了疫苗接种的人来说。
打开新加坡政府的相关官网，以及新加坡的主流媒体网站，过去一年多以来铺天盖地的都是针对新冠病情的分析、疫苗接种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做好居家隔离的信息。
这些内容并不是纯粹的主观表述，而是辅以了大量的有详细来源的数据和研究佐证。
细节是魔鬼。
新加坡政府除了每天向公众发布疫情数据外，还会及时公布政府对策和病床使用情况，使民众得知疫情进展、医疗资源余量和政府应对措施。
此外，就像新加坡卫生部长王乙康在博鳌论坛上说的那样，“当新的研究数据出炉后，如果防疫部门认为此前的抗疫政策“不恰当”，就会调整疫情应对的举措，并且向公众说明政策转变的理由。当新加坡政府向民众说明‘和病毒共存’的策略时，就要明确疫苗覆盖率高、重症监护床位的数量充足等条件已经得到满足。”
新加坡的案例说明，通过深入推广普及关于新冠的科学认识，以及由政府官员和专家不断地出面论述，公众对新冠的恐慌情绪是可以被慢慢缓解的。
公众或许在知识储备上不如专家，在情绪控制上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如果在宣导上能够循序渐进、依次展开，同时辅以足够公开透明的流程和数据，公众也是明事理、讲道理的。
第二个转向是监测指标的转向。
随着对病毒认知的增强和医疗技术的普及，新加坡政府监测的重点逐步从新冠感染人数转向了病毒传播率、重症率和死亡率。
这一点不但反映在每天公布的数据中，也反映在一系列的宣传和政策中。
例如李显龙总理在去年10月份的演讲中就明确表示：
“……疫苗的接种大大降低了重症率，大部分（98%）确诊病人是无症状或轻症，只有2%是重症，其中0.2%需要ICU治疗……”
而与此同时，新加坡政府也转变了收治政策，将医疗资源瞄准弱势及重症群体，进行分级收诊、鼓励轻症居家自愈。
其实我之前也一直以为，新加坡的医疗资源怎么也比中国丰富，甚至应该好于中国的一线城市。
然而事实上，根据世界银行和世卫组织的数据，新加坡的每千人医师数略高于中国，但每千人床位数甚至比中国的平均水平还要低50%。
因此，新加坡人均医疗资源并不宽裕，只有将监测指标转向，同时辅以分级诊疗制度，将有限的医疗资源优先治疗各类危急重症患者，才能真正做到对老人和幼童的保护。
根据官方数据，在奥密克戎全面爆发的2022年3月初，新加坡ICU病床中依然有一半以上是给非新冠重症患者使用的，新冠患者使用占比仅约为15%，并未形成医疗挤兑。
第三个转向是检测手段的转向。
由于新加坡在进入共存预备期后，必然需要通过大量检测来配合隔离措施，延缓病毒传播，以及确保社会活动安全进行，因此必须要找到比核酸更加快速、便捷、高效的检测手段才可以。
与国内直到今年3月份才逐步尝试快速抗原检测（ART）不同，新加坡政府从2021年5月末预备开放以来，就陆续批准了20余项ART产品，供民众在检测点使用或自主购买。
由于抗原检测具有省时和无需专业人员的优势，但也有低风险人群假阳性比例较高的劣势，因此新加坡为抗原检测明确的制定了三个目标：诊断密接切断传播链、筛查高风险行业人员预防集聚性感染，以及筛查聚集人群避免超级传播事件。
而除此之外的目标，依然会通过核酸检测来完成。
换句话说，检测手段的转向是整个共存政策的一环，抗原和核酸是被分别应用在不同场景的，而不像国内现在这样只是叠加起来使用。
只有这样，抗原检测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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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的三个转向我们可以看出，新加坡的防疫管控政策并非迅速、单向度的放松，而是审时度势，根据疫情现状灵活调整。
而且在提出共存和重启经济之前，已经做了充分和多元化的准备，以避免出现医疗挤兑。
当然，在所有的准备中，重中之重就是打疫苗。
我们能看到的是结果——根据新加坡政府提供的数据，截至2022年4月11日，超过92%的新加坡人口完成了两针疫苗接种、72%人口已接种加强针，80岁以上人口疫苗完全接种率超过94%。
而我们看不到的是过程——包括如何及早确定和确保疫苗的供应，以及如何软硬兼施推进疫苗接种。
在这个过程中，新加坡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
例如早在疫情刚爆发的前几个月，也就是2020年4月，新加坡政府就组建了专家小组，对候选疫苗进行评估，最终与辉瑞、Moderna、科兴签订了疫苗预先采购协议。
而在同年8月辉瑞疫苗获得美国FDA批准后短短四个月内，12月14日新加坡卫生科学局就进行了临时授权，确保首批疫苗在当月运抵新加坡，从而让新加坡成为最早接种新冠疫苗的国家之一。
此外，新加坡的疫苗接种计划也很有讲究。
除了接种顺序根据轻重缓急做了区分之外，还采取了一系列通用型措施和针对性措施来确保疫苗接种率的提升。
例如新加坡很早就对已接种疫苗者出入公众场合、参与大型活动乃至入境等方面提供了多种便利和差异化政策，还为12岁以下儿童提供了仅为三分之一剂量的疫苗以缓解家长的担忧。
而在老年人群体的接种计划中，更是多管齐下，采取包括经济激励、合作劝导、上门接种以及提供多样化选择等方式，快速提升了关键人群中的疫苗接种率。
就像今年4月12日李显龙在行政官员任命与擢升仪式的演讲中说的，
“……我们必须敬畏病毒，但不能被它吓坏。我们必须尽可能正常地过生活，采取个人防护措施，遵守限制措施。有了疫苗，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新冠现在是可治的、不严重的。
而在接种疫苗计划下，当局不仅要定下接种覆盖率的目标，也必须向民众提供透明的数据和信息，包括疫苗安全性信息等一系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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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新加坡政府并非没有意识到“与病毒共存”之下，对于老年、儿童等脆弱群体会有怎样的影响。
从上海这次疫情的重症和死亡病例来看，就算在有疫苗护体的情况下，老年人和基础病患者依然是危险的。
但新加坡的做法是——对症下药。
首先，政府在各种场合明确告知公众新冠对高危人群（60岁以上未接种疫苗者及所有80岁以上人口）的危险性，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督促全民一定要遵守防疫措施。
其次，在所有的感染者指引中，都明确的将“高危人群”单独列示，从检测手段到处理方式再到后续评估，对于高危人群都有着和其他人群不同的应对机制。
再次，就算最后评估出来需要居家隔离，但对于这部分老年患者，政府和社会组织也会一同在物资保障、心理安抚等方面提供额外的支持。
如果老年人是和其他家庭成员同住，那么政府规定，只要将患者隔离在单独房间内，其余家庭成员就可以在每日抗原自测为阴性的情况下正常出门，不影响工作和生活。
这样一来，家庭成员也就能更好地为老年人提供陪护和支持。
而如果是独居老年人，则会有社区义工体系将为其派送食品和杂货。一些专门的义工组织也为独居老人提供远程友伴服务，通过视频通话等方式为独居老人提供情感和心理支持。
从新加坡的案例来看，对于易感人群和高危人群的关心并不是只停留在口号和纸面上，而是切实落地在各种政策以及具体执行层面。
既不一刀切，也不大而化之，科学和精准，才是保护老年人和高危人群的真正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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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新加坡防疫政策这么多的优点，并不是说这个国家就没有做错的地方，或者说政策从一开始就如此的严谨和有序。
李显龙总理自己也在不同场合表示过，“没人知道具体该怎么做，能做的只有摸着石头过河”。
包括他在讲话中的一些表达，可能也会让部分人难以接受：
“对于新加坡来说，我们不得不改变方向。这也要求说服民众，现在有必要接受每天几千例的病例。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但病例和死亡难以避免，后者主要是老人。这就是生活，也是流感、肺炎以及其他疾病每年夺去成千上万老年人生命的方式。我们不得不面对现实。”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此外，在疫情初期，新加坡也曾有过因为佛系应对而导致疫情爆发的时候。在疫情的中期，也曾付出过沉重的防疫代价和经济成本。而在最新的开放过程中，则不得不容忍更高的新冠感染人数。
就像新加坡卫生部长王乙康在博鳌论坛上的表态，
“有些国家认为新冠病毒就是一种流感，但实际上，新冠的危害比流感大得多。在新加坡，唯有当绝大多数人口都完成了疫苗接种之后，新加坡政府对于从“清零策略”转向“不再追求清零”時才增加了一些信心。这个决定的背后，也虑及了新加坡经济遭受的影响。”
那么新加坡真正的防疫经验究竟是什么呢？
答案揭晓。在我看来，其实就是四个大字——
实事求是。
从观念，到措施，从和民众一次次透明而坦诚的沟通，到循序渐进且有据可循的政策组合。
在疫情蔓延的前两年，我国防疫政策在应对原始株乃至德尔塔病株取得了巨大成功。因为彼时，果断的措施和强有力的执行力是最关键的。
但当传染性更强、毒性却较弱的奥密克戎株开始肆虐的时候，政策的弹性、柔性、变通性，以及更加实事求是的防疫措施，正在变得更加重要。
关于这一点，我们应该，也肯定学得来。不是吗？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lazYuzBObznX_DfPtMkL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