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前的数据,再次分析一下武汉的新冠肺炎患者数量和死亡率

新冠肺炎目前披露的数据,有很多值得分析和研究的地方

数据来源:

本文的分析是基于截止到1月27日上午8点30分数字

根据国家卫健委,湖北省卫健委和各省卫健委的数据

截止 1月26日2时,全国 共报告确诊病例 2744例 死亡 80例

其中湖北 累计 确认病例 1423例 重症 221例,危重69例 死亡 76例

湖北中 武汉 698例,重症 141例,危重 51例 死亡 63例

湖北(武汉之外)725例,重症80 危重 18 死亡 13例

快速计算得出全国(湖北之外)确诊病例1321例 死亡4例

按这个数据,计算一下确诊案例中的死亡率,就能得到完全不合常识的数字。

死亡 / 确诊案例:全国平均 80 / 2744 = 2.9%

武汉 63/698 = 9%

湖北(武汉之外) 13 / 725 = 1.8%

全国(湖北之外)4 / 1321 = 0.3%

这个明显有问题。武汉的死亡率是全国其他省份的30倍,是湖北其他地区的5倍。这个数据肯定不对。

我们来分析一下上面数据的问题。

首先,我基于常识,做出三个假设

1. 对确诊案例,我们有理由相信湖北之外的统计更准确。目前其他省份武汉来的的人严防死守,发现一个病例,就全部隔离周边接触者。

2. 死亡案例和确诊案例的统计只会少报,不会多报。有可能因为新冠死亡的人,因为没有确诊报成其他原因死亡。特别是在武汉目前医疗资源极端短缺的情况下。

3. 死亡案例的统计应该比确诊案例更准确,毕竟患者死亡是大事,必须得给出死亡原因。但轻症患者来说,可能在确诊前就自愈了。

基于假设,我们对上述武汉死亡率是湖北其他地区的5倍,是全国的30倍这个问题,提出几个可能的原因。

可能的原因

1. 武汉的确诊数量远小于实际患者数量

2. 武汉的医疗机构被挤爆,导致重症患者不能得到很好的医治,死亡率偏高

3. 外地病患处于比较早期阶段,还没发展到死亡案例

4. 武汉病患多为初期首次传播,病毒毒性更大(第一批41个案例中死亡率高达15%)

本人的估计,四个原因都有,但是后三个原因无法解释武汉患者死亡率和其他省份差出30倍。

根据目前能拿到的数据,非常粗略的分析一下。武汉/湖北的实际患者数量,以及新冠死亡率的合理估计
分析数据来源:全国疫情数据,武汉市长的发言(总人口1400万,留在武汉900万,外流500万)慧眼百度迁徙的人口迁移数据:武汉外流的人口中,65%为省内 35%为省外。

从目前的数据,再次分析一下武汉的新冠肺炎患者数量和死亡率

分析开始:

全国(湖北之外)1321例患者,绝大多数,以输入病例为主,粗略估计输入病例占 90%

1321 * 90% = 1189例

武汉之外的湖北,725例患者 也绝大多数为输入病例,假设输入病例占95%,

725 * 95% = 689例

175万省外武汉人口,其中1189例为患者,患病比例为 6.79/万人

武汉之外的湖北 689例为患者,患病比例 2.12/万人

武汉 698例患者,患病比例 0.76/万人

这个数据明显不合理,湖北之外的武汉人患病比率是武汉本地人的9倍。而且目前湖北之外的武汉人口数量应该已经不会增加了,湖北之外的患者人数肯定还会增加,湖北之外的患病比例还会继续上升。

同时,留在武汉的人群的交叉感染可能性更大,医院的隔离条件不如外省,留在武汉本地人群患病率应该比离开湖北的武汉人更高才对。

最合理的解释是,由于武汉本地医疗资源过载,试剂不足,确诊的人数远远小于真实的患者人数,其中很多轻症自愈,根本没有得到确诊。湖北其他城市也存在类似情况,但比武汉程度要轻。

如果我们把全国的患病比例应用到武汉和湖北,得出的合理的患病人数是:

武汉 = 900 * 6.79 = 6000人以上,大概是目前公布的8-9倍

武汉之外的湖北 = 325 * 6.79 = 2200人左右。大概是目前公布的2.6倍

这个数字我认为是合理的,武汉目前在建两个”武汉小汤山“合计2000个病床,同时从现有医院也在不断地征用病床。按武汉市长的说法,已经征用1万张病床。如果只有2000个潜在确诊病例(目前确诊698个+1000个疑似),是不需要这么大力度的。如果按疑似病例中大概一半会确诊,大概6000个患者对应1.2万个疑似病例,就需要1万个以上病床收治。武汉政府目前应该也是按照至少5000个病例准备的。

如果用我推测的病例计算目前的死亡率。

武汉 63 / 6000 = 1.05%

武汉外的湖北 13 / 1800 = 0.7%

湖北外的全国 4 / 1040 = 0.4%

武汉的死亡率仍然高于全国其他地区,但这个数据相对就合理很多了。确诊人数外的后三个原因可能是武汉死亡率偏高的主要原因。

另外,我个人认为6000个案例可能仍然低估了武汉本地的真实患者人数。因为按常理推断,目前仍然留在武汉的人,患病的可能概率应该明显高于已经离开武汉的人群。同时,湖北外其他省份的患者人数还在快速增加中。预计其他省份武汉输入型病例的总数达到1500-2000个是必然的结果。如果按在外省的武汉人患病率千分之一,留在武汉的患病率更高来推算,武汉的真实患者人数超过10000人,我并不会感到奇怪。

然而,大家不需要为此而恐慌。因为这次新冠,本身就是高传染性,高患者人数,低致病性,低死亡率的特点。大家不要把新冠看成又一个SARS,而是应该看成一次超强力流感。

本次新冠病毒,是在流感和SARS之间,传染力高于SARS,但致病程度和死亡率远低于SARS。

自然界是公平的,三种引发公共安全事件的冠状病毒中,MERS 传染力低于SARS,死亡率高于SARS,新冠传染力高于SARS,死亡率低于SARS。

SARS是感染青壮年,身体好也没用,这次的新冠主要死亡都是身体不好的老年人。从受影响死亡的大多是身体不好的老年人这一点,新冠病毒更接近流感而不是SARS。

上一篇文章我引用了美国去年(18-19年)疾控中心预测的流感数据

美国18-19年流感的总人口感染率 10% (美国3亿多人口,3000多万感染),重症(住院)率1.4%,因为流感导致的总人口超额死亡率 万分之一(3万多人死亡,3亿多人口)。感染人口的超额死亡率千分之一。

目前我对新冠的预测是:对最严重的武汉疫区,总人口感染率千分之一以上,总人口超额死亡率肯定低于十万分之五(我自己估计应该在十万分之三以内)。患者死亡率肯定低于5%(我自己估计低于2%,在1%左右)。

与美国18-19年的流感相比,即使是最严重的疫区武汉,总人口感染率是美国18-19流感的百分之一,即使按照最恶劣的预测,疫区武汉总人口超额死亡率也不会到美国18-19流感的一半。

 

至于全国范围统计,总人口感染率是美国18-19流感的万分之一左右,即使按照最恶劣的预测,总人口超额死亡率也顶多是美国18-19流感的千分之五。(美国流感超额死亡率万分之一,中国新冠的全国范围的超额死亡率顶多的是 万分之一再乘以千分之五)

所以即使在武汉的同学们,也真的没必要恐慌。就算真的染上新冠,如果平时身体好,应该也不会有什么事情的。

大家放宽心,不必过于关注每天的确诊人数。SARS在中国总确诊人数5000多,死亡327人。虽然新冠的总患者人数我认为会高于SARS,但死亡人数我希望,也相信会低于SARS。此外,SARS死亡人数中,青壮年占很大比例,而新冠大多数是身体不好有并发症的老年人,就算是一次普通的肺炎,他们中的很多人也不一定能撑过去。

请大家一定不要为每天上升的确诊人数而担忧。我现在最关心两个数据,第一是湖北之外有没有大规模的本地传播发生,第二是湖北之外的死亡人数。这两个情况,截止到27日早上,都还好。

武汉的患者人数肯定比想象的多,但是,以目前的力度,我自己感觉真实新增的患者已经在往下走了。我乐观的估计,2月内应该就能基本控制住这次新冠病毒。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一定能战胜病毒。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2XsZzfZI-gAHC-D5HGNZXw

香港大学病毒学家:最坏的情况要交个底说清楚

香港大学病毒学家:最坏的情况要交个底说清楚
金冬雁
撰文|邸利会(知识分子主笔)
编辑|李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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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长期跟病毒打交道的人,病毒学家无疑是这个世界上最熟悉病毒的那群人,病毒如何发生,如何传染,疫情如何发展,如何防护,病毒学家都应该有话可说。
在香港大学生物医学学院金冬雁看来,武汉这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应对有诸多可商榷之处,他说,作为病毒学家,最重要的是和公众坦诚交流。
12月31日、1月3日、5日、11日,武汉市卫健委称,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没有医务者感染;1月15日,武汉市卫健委称, “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 ;1月20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表示, “根据目前的资料,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肯定的人传人”;1月23日凌晨两点,武汉宣布 “封城”。
连日来,面对蜂拥而至的求医者,医疗物资的短缺,促使武汉各大医院纷纷发起了募捐活动,与此同时,军队医院、上海、广东、浙江、广西、北京、天津、江苏等地也组织了医疗救护队,驰援武汉。那么,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到底有多严重,未来会如何发展,目前如何防护,如何就诊,最坏的情形是什么,针对这些问题,金冬雁接受了《知识分子》专访。

香港大学病毒学家:最坏的情况要交个底说清楚
这场疫情最终的结果会如何?
《知识分子》:现在有一些研究,对病毒的源头进行了猜测,你怎么看?
金冬雁:病毒溯源其实现在也不是最要紧的事。如果从进化上讲,这些病毒最原始的源头就是蝙蝠,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么,蝙蝠怎么传到人的呢?
比如说,人和蝙蝠中的MERS病毒(中东呼吸综合症冠状病毒)非常像,也同时感染骆驼,骆驼是一个中间的储存宿主,而且很多人相信,这个病毒在骆驼体内已经适应了,很多地方的很多骆驼都有,然后不断传播给人。因为中东地区骆驼很重要,不可能全部宰杀,所以从2014年到现在不断有人类感染病例出现。也就是说MERS这个情况,中间有一个稳定的宿主。
SARS病毒在果子狸等几个野生动物都有发现,但情况不一样。研究人员把MERS病毒种到骆驼身上,骆驼出现较轻症状,已经过实验研究。但没有把SARS病毒接种到果子狸体内,观察病毒的繁殖,怎样传给人等,到现在还是一个谜,没有解释清楚。自然界野生或人工饲养的果子狸并未发现SARS病毒。
现在武汉的病毒除了华南海鲜市场是确定的源头,其他的市场也有问题。比如在白沙洲市场当会计的一位香港居民也受到感染,说明不同的野生动物市场肯定都是高危场所。但到底从什么动物又如何传给人,是不是通过哪个中间宿主,现在已经不是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肯定是要果断切断、禁止野生动物饲养买卖,甚至连饲养都不行,因为不过正不能矫枉。全面查禁野生动物饲养买卖之后,要查出哪种动物受到感染更不容易,这个迷不容易揭开。如果此动物只是短暂或一过性的中间宿主,就像SARS病毒感染果子狸的情况,那么也许永远也无法重现华南海鲜市场或其他野生动物市场曾经出现的实际情况。
新型冠状病毒最大可能是通过某种作为中间宿主的哺乳动物传给人。虽然此病毒的动物溯源作为重要的科学问题仍值得研究,但是目前动物显然已经不再是传染源,因此讨论动物溯源对于防疫也是缓不济急。
《知识分子》:病毒会不会从蝙蝠直接传到人?
金冬雁:蝙蝠可能直接将埃博拉病毒(Ebola virus)传给人类,之前非洲的大流行可能是由小孩在藏有蝙蝠的树洞中接触到动物或其唾液或粪便而开始。果蝠是此病毒的主要储存宿主,人类通过接触森林中受到污染的水果也可能受到感染。1998至1999年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暴发流行的尼帕病毒,也来源于蝙蝠,并可由蝙蝠直接传染给人。
蝙蝠有一个特别的免疫系统,使它成为很多病毒的储存宿主,包括流感、SARS、MERS、埃博拉等。在美国出现的狂犬病毒感染都是蝙蝠造成的。蝙蝠会不会直接将新型冠状病毒传给人,并不能排除。因为吃蝙蝠而在宰杀过程中直接将病毒传给人也是可能的。
武汉病毒所石正丽教授已发现蝙蝠中有新型冠状病毒的近亲,病毒有可能从蝙蝠传到中间宿主再传到人,也不能完全排除直接传播。但是现在的疫情里面,已不再是由蝙蝠直接或间接传给人,现在绝对是人传人,最主要是要解决人传人的问题。
《知识分子》:现在有没有 “超级传播者”?
金冬雁:我还是有保留的,不能完全说没有。现在需要把详细的病人的资料公布出来,这对控制疫情和公众教育都是有帮助的。一个病人如果把十几个医护人员都感染了,一个可能是因为医护人员因不知道而没有做适当防护措施导致受感染,另一个可能是病人病毒量特别高,或者是两个因素同时起作用。如果说这个病人病毒量特别高,能传这么多人,他本身就是超级传播者。是不是这种情况,需要做流行病调查的人清楚分析具体资料才能得出合理结论。
其实从流行病学来讲,很多调查工作都没跟上或没公开,没有把情况查清楚,就已经翻篇了。做防疫工作的学者,应该大爱无私,尽快公开或发表对防疫工作有重要意义的数据,不能藏着掖着光想着发表大论文。
《知识分子》:现在人传人是不是很容易?
金冬雁:病毒第一步由动物传到人,然后这些人传给第2代的人,肯定这两个都发生了,而且由这些人传给下一代的人非常有效,这一点也是毋庸置疑的,肯定是能人传人,而且非常有效。但是从这些人传到第3第4代的时候,是不是仍然这么有效,还是减弱了,这一点目前仍无明确答案,有待观察和研究,对于疫情的进展这是很重要一点。
现在大部分的病例还是跟武汉有或多或少、直接间接联系,基本上还可以连到武汉,如果将来比方广州很多都是从来没去过武汉的人都受到感染(现在这部分人有,但是很少),就说明下一步的传播也同样有效。
从SARS和MERS来说,再传出去,传播力都是减弱的,不会一直同样有效地传到4代、5代。如果再传下去,它都不减弱了,就是说它已经完全适应人体。
《知识分子》:如果病毒一直存在,这是什么情况呢?
金冬雁:现有的人类冠状病毒有4种是常见的,分别称为229E、OC43、HKU1和NL63。其中HKU1和NL63是在SARS以后大家在跟进研究里面发现的。这4种病毒引起的是普通感冒,比流感还要弱。这些病毒如果溯源,NL63和229E也来自蝙蝠,而OC43和HKU1则可能来自鼠类,但现在这4种病毒在人里已经非常普遍了,但只引起普通感冒。但是如果追溯回去几十年,一两百年或者更长时间,这些病毒刚刚进入人体的时候,也是一样,会引起全球性大流行,有可能跟现在的新型冠状病毒或者SARS的情况相类似,但它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是所有这些病毒最后都减弱成只能引起普通感冒,这是一个底。
如果它确实是传播力非常强,而且非常持续的话,我们做很多事情也逆转不了的,那变成常规化管理就行了,我们不会因为一个季节性流感就把城封了,将来的最坏的一种结局就是这样。
历史上的冠状病毒都是减弱的,其他的大部分人类的病毒病原也是减弱的。病毒传播得越好的时候就减弱了,因为如果它把人都杀光了,对病毒自己也没有好处。
香港大学病毒学家:最坏的情况要交个底说清楚
“死亡率从现在看肯定没有SARS高”
《知识分子》:现在有时候弄得很紧张,都要戴眼罩?
金冬雁:现在看到,这个病毒是在肺里面复制的,在上呼吸道并不能有效复制的,现在还没有到普通感冒传播性这么高。肺里面咳出来的痰,比打喷嚏的传播可能要更有效,含的病毒量更大。所以,这个病并不像普通感冒、流感、天花、肺结核那么能传播。如果真是这么强的传播,我们挡不住,最多就是拖慢或者延迟。
《知识分子》:从感染到有症状,到底是多少天,14天?
金冬雁:如果从香港大学团队研究的一个聚集感染的家庭来看,也就2到6天,并不是很长。总体来说,两周以后能传的可能性就小了。当然这也是需要研究的,有没有人病好了以后还传播病毒的。
《知识分子》:除了飞沫传播,好像说粪便也传播?
金冬雁:很多的冠状病毒,包括SARS,有人觉得在粪便也可能会有。新型冠状病毒到底有没有,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但是起码现在没有很明确的证据说粪便是主要的传播途径。主要还是飞沫。
《知识分子》:怀疑接触了但没有症状或者轻微症状,在家隔离两周,是不是就可以基本确定,不用担心传染给别人?
金冬雁:对。对中症、轻症的患者,不能都拥到大医院。造成恐慌的原因就是觉得这个事情不得了了。从武汉来香港的呈报的451例里面,现在只有8例确诊新型冠状病毒,其他的都是流感以及其他常见的呼吸道病毒。
现在武汉同时处于流感高峰期,所以大部分的人其实不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是流感。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人也是轻症、中症居多。如果所有流感病人及轻症患者现在都占用宝贵的医疗资源跑到大医院,人群一聚集情况可能更糟糕。
现在特别是轻症的患者,我赞成要居家隔离,通过比如网上的专家会诊,给他们医学甚至是心理的咨询,给他们安慰,传染病和临床病毒学的专家应该告诉大家怎么隔离,给他们建议,甚至有一些可以给他们开药送药,可以大大减轻中心医院的压力。
《知识分子》:现在医院的压力也很大。
金冬雁:据我了解核酸诊断已成瓶颈,都做不过来。诊断方面比如说结合胸部X光,用有效的办法找出那些真正的中症、重症、高危的病人,集中起来去救治,把稀缺的医疗资源留给他们。对病人进行分级分流,这一点其实讲深了,我们医改也应该是走这个方向的,不能把中心医院这么拖死了。
《知识分子》:国外发达国家的分诊体系确实不同,但我们中国老百姓似乎习惯了直接找专家,动不动挂急诊,尤其是恐慌的时候?
金冬雁:我们国内就医的心态和模式与海外相比很不一样,第一找熟人,第二找最好的医院,谁都找最好的医院就把最好的医院拖死了。这个是我们医疗制度深层的问题,那现在怎么办?现在我们也还是要病人分流、居家隔离,然后医护人员给他们支持,别大部分轻症的把重症的拖死了。
《知识分子》:最近有一项研究,早期确诊的41名病人,有13名进了ICU,6人死亡,你怎么看?
金冬雁:有两个概念,一个是病死率(case fatality),就是说确诊这个病的人数做分母,死的人数做分子。另外一个是死亡率,叫 mortality,分母是所有的易感人群总数,分子是易感人群中得病死亡人数。确诊41名,6人死亡,15%这是病死率,是高的。我们推测,这个研究的研究者没把轻症和无症的患者找出来。当然,要计算死亡率,其实要到最后都死完了,大部分人恢复了以后,那时候会算的比较准确。死亡率从现在来看,肯定没有SARS高。
《知识分子》:现在诊断方法,是不是有效的?
金冬雁:现在的情况是漏诊多过误诊。一般来讲,第1次查是阳性,第2次是阴性的情况是很少的。但是有没有可能漏掉?取样取的不好就漏掉了,因为那个痰在比较深的位置。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检测核酸了。但现在好像武汉那边检测不过来,很多轻症患者的心理也是我不就医了,所以肯定是低估的。
《知识分子》:那轻症隔离的话,也要保持联系?
金冬雁:轻症在家隔离以后就好了,这是最可能发生的情况,有部分可能会转化,所以要有医生稍微指导一下,如果突然恶化的时候,再捞回来去救治,就是双保险。
《知识分子》:现在疫苗或药物也是赶不上了吧?
金冬雁:其实这个病毒的疫苗并不是难做的,但疫苗也是缓不济急,它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出来。现在病毒还没长得很好,你要把它做成疫苗,就要想别的办法,但也不是没办法,也有很多办法可能都是有效的,问题是等你疫苗做出来,可能疫情都已经结束了。
 
是能赶上一些的,过去SARS或者MERS试过的药、恢复期病人的抗体、一些有明确抗病毒活性的药如干扰素等,是可以试用的。只能是特事特办,国家可能快一些批,有一些试验的东西做起来,但是这个也不是最急迫的,因为大部分人还是会自己好的,仍是支持性治疗为主。
香港大学病毒学家:最坏的情况要交个底说清楚
防控重蹈SARS覆辙令人痛心
《知识分子》:你怎么看武汉封城这件事,是不是有些极端?
金冬雁:这很复杂,是历史上没有采取过的。现在也不是来挑战到底正确不正确,我们现在希望封城能收到封城的效果,也解决好各种次生的问题,比如民众的心理问题,包括恐慌、逆反出逃,有的一早就走了,有的到外地隐匿身份等等。
《知识分子》:现在看到一些医院在募捐医疗物资,比如防护服、N95口罩,感觉物资不是很充足?
金冬雁:其实一般来说,正确佩戴外科口罩就可以了,并不是所有人都要N95口罩。N95口罩应留给有可能长时间暴露于较大量病毒的人。我们国家大量生产外科口罩应该不是问题。民众因为恐慌都是尽量采取最高级别的防护,去抢N95,但又不正确使用,把人家医护人员用的防护衣都想拿来穿,这些都不需要。
从公共卫生、临床病毒学的角度来讲,要教导医护人员和民众正确使用这些口罩。我们病毒学家,天天都在跟不同的病毒打交道,我们谁会因为研究这个病毒就受到感染?除非是新的病毒,我们完全都不知道它怎么传染,才会发生意外。
新型冠状病毒是通过飞沫传播的,也是只有一定的条件下它才能有效传播,不能草木皆兵。比如说吃饭会不会传播?这种可能性还是很小的,不会的。最主要还是要跟大家讲正确使用防护用具的办法,不是说你使用了护具,你就万能。人的警觉性和遵守一般规则的意识同样重要。SARS的时候,北京P3实验室、新加坡、台湾也出了病毒泄漏事故。也就是在最强的号称固若金汤的防护条件下,由于人的疏忽大意而受到感染。这些惨痛教训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知识分子》:那如何做好防护和医疗资源的平衡,看来临床病毒学和传染病学专家的意见很重要,这个目前是不是挺缺乏的?
金冬雁:像英式体系,比如香港医院的感染控制主任,权力大到院长之下什么事都管,而且他会给前线医师提供最确切的信息和办法。中国传染科是小科,大家都不想去,这是个深层次问题了。从SARS以后稍微重视一些,但基本上仍然比较弱势。大家都想去那些高大上的科,感染科在整个医院里面的地位较低。
《知识分子》:什么样的医生不用戴N95口罩?
金冬雁:一般的比如说中医科、脑外科,只要没有乱跑过来的受感染病人,接触大量病毒的可能性较小,不需要N95。美国有研究认为医师戴外科口罩和N95口罩预防流感的效果并无分别。

《知识分子》:病人有其他并发症跑过来,是不是也会传染?

金冬雁:这个是最麻烦的。像香港SARS期间有老人家受感染后又摔跤断了骨,结果跑到骨科,把骨科医生传染上。这种情况是有的,但是现在大家都已非常警觉,发生意外的可能性大大减小。提高警觉性是好的,但不能够惊慌失措。

《知识分子》:还有什么问题是我没提到而你想补充的?

金冬雁:如果从科研上讲,研究其实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像过去2003年SARS的时候,每个人都来做SARS,以后就都没有人做了。中国科研人员的赶时髦,而不注重长期积累和深入研究的风气,需要改变。这么久以后,这次疫情再来了以后,很大程度上又重犯了2003年的错误,从临床病毒学、心态上、技术上、处理上都有问题,这一点其实是很痛心的。
当务之急,要处理好封城以内的人的情绪,正确引导他们对于这个疾病、对于病毒的认识,而且要把最坏的情况交个底儿说清楚了。其实,最坏也没到坏到什么程度,也不会比季节性流感更坏。季节性流感死的人更多,毒性、传播力更大,而且造成的损失也更大。香港大学病毒学家:最坏的情况要交个底说清楚

金冬雁,香港大学生物医学学院教授,一位经验丰富的病毒学家,对病毒性疾病和肿瘤学有浓厚的研究兴趣。他试图了解为什么病毒会导致不同的疾病,以及不同的DNA和RNA病毒如何入侵宿主的先天免疫力,这些免疫力是人类抵御这些入侵病毒的第一道防线。

制版编辑|皮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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