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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谷趋势（ID：zgtrend） 

◎作者 | S博士

全世界都以焦急的目光在等待——

中国人口大普查数据。这个结果，没能在预定时间公布。

外界已经浮想联翩，各种小道消息、猜测也开始不胫而走。

这几天，很多人在朋友圈可能都看到了一则来自FT的消息，标题还是很惊人的，大意是中国人口将会出现70年以来的首次下降。

 

 

还有一个说法是，中国人口会降到14亿以下。

如果该消息果真是出口转内销，这恐怕会成为今年最耸动的新闻之一。

我个人觉得，2020年中国人口重回14亿以下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七普数据将会直接影响到几个事关国运的趋势——

第一，中国人口峰值是否会比预期提前很多年到来？

第二，中国是否很快就会丧失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位置？

第三，中国人口顶点最后究竟有多高？

这些问题的答案当然要静待官方的最终揭晓。

但并不妨碍这些小道消息提前给中国人打一针预防针：人口危机可能会以比我们想象更快的速度、更大的规模降临。

而且，它必将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带来巨大的影响，影响不只是从消费到养老这些表面层次，还包括大基建、技术升级等长期计划，以及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

关键是，这一次，我们是否提前做好了准备？

对于中国来说，只要不发生战争，本世纪最大的事就是人口负增长的到来。

关于中国人口峰值，此前的说法有很多，但最大胆的预测是联合国做的：

到2029年人口的总量将会达到14.42亿……接着就会产生下滑；

等到了2050年，也就是30年后，人口总量将会下降到13.64亿；

但这并不是谷底，因为之后的几十年，趋势都将是平滑下降。

联合国这个预测，在社科院2019年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9》中可以看到。

需要说明的是，联合国的预测分为低中高几个模型，中模型给出的时间才是前文中的2019年。

至于低方案的峰值时间则更近，比2029年要提前很多年。

比如中模型提到的总和生育率是1.6的预测值，但2019、2020两年，中国实际的综合生育率分别是1.495和1.47，远低于1.6。

这表示实际情况只会更不乐观。

当年，对联合国的这个预测，国内媒体使用了“大胆”一词来点评，潜台词就是不相信。

但现在看来，这个预测很有可能是比较科学的。

在人口问题上，我们犯了放开二孩时相同的错误——我们总以为，人口危机离中国还很远，觉得信仰多子多福的中国人怎么可能放弃生孩子？中国出现人口下降将会经历较长时间过渡……

结果，事实给了人们最无情的嘲讽。

放开二孩政策紧赶慢赶，最后证明只不过抓到了2016、2017年这2年。

可以这么说，1990年代之后中国再无婴儿潮。新生人口增长速度以跌破绝大多数专家眼睛的速度下降。

得不到的，永远是最珍贵的。若干年后回想起来，人们也许会这么评价，2016年千分之12.95的人口总出生率，也许是70后、80后给这个国家做的最大贡献。

2016年以后，中国新生人口数量一路下滑。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1465万人，是2000年的最低值。

但没有最低，只有更低。2020年，据公安部发布的全国姓名报告，当年报户口的新生儿数量为1003.5万。

聊以自慰的是，公安部的这个数据属于最小值。我们可以假设还有很多父母因为各种忙，没有给小孩及时报户口。

但是，这样的婴儿在全国一年真有100万、200万，还是300万呢？

因为早些年的政策，所以现在中国正在经历的人口下降速度也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一切都是还历史的旧账。

关心中国未来的人都在等着见证历史性的一刻，即中国年新生人口跌破千万的那一刻。

印度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也许将会成为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的一件大事。

为什么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人口数据？因为我们是世界工厂，是当下全球产业链上重要的一环。

中国的经济地位来自开放红利、政策红利、发展红利，最最重要的就是人口红利。但是，人口红利快速逝去也打了世界一个措手不及。

现在，全世界都不得不为自己的相信考虑后路。印度就是这个后路。

印度人口何时超过中国？

联合国对此也曾做过预测。当时的说法是，到了2027年，印度将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2020年，中国总人口为14.2亿，印度为13.8亿，差距大约4000万。

2020年，中国新生人口不到1300万，印度为2600万。

2020年，中国人口可能净增不到500万，印度人口净增大约1400万。

按照这个差值计算，正常情况下赶超应该发生在2024年前后。当然，如果按照文章开头处英国金融时报的小道消息来推算，那么印度人口超过中国就在今年。

如果仅仅是人多，对世界其它国家、对中国的影响当然不会有多大，最大的危机触发点是中国加速恶化的人口结构。

1979年中国崛起时，中国的平均年龄为22岁，而中国失去人口第一大国地位的时候，中国的平均年龄大约在43岁。

在大多数时候，人口的拐点往往就是经济的拐点。

老龄化不仅仅在说中国适龄劳动力下降。它有很大可能意味着，中国供给与需求双萎缩的提前到来。它当然会抑制中国的经济增长。

社会经济的主体是人口，有了人口才有生产、消费和创新等一系列经济活动。

鉴于中国90、00后，越来越不愿意进入工厂、制造业、研究机构，而更愿意从事服务业，那意味着全球分工很可能加速重新洗牌。

从人口结构上看，印度显然非常适合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

 

如果这一趋势成为必然，对于产业尚未完成升级、国民尚未实现富裕的中国而言，将会引发一连串的经济、社会问题。

到那一天，解决难度将会超乎想象。

大家等中国人口大普查的数据，望眼欲穿，没想到美国的数据却先出来了。

说起来，中美两国在人口普查上还挺有默契的——都是十年一次。

不过，从重视程度来说，美国更加。

中国是每次人口大普查之前，才开始调动各种宣传机器，而美国则是将其直接写入美国宪法：人口普查是美国国家治理体制的基本核心。

美国国会各州众议员的分配就是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来确定的。

比如美国第一大票仓加州的国会众议员数，有时候是55，早先却只有52，这也是用脚投票的真意。

中国去年搞的是第7次人口大普查，美国人口大普查始于1790年，2020年是第24次。

从刚刚公开的数据来看，很不乐观。

截至2020年底，美国总人口为331，449，281人。这意味着过去十年的美国人口增长数为1930年以来若干个十年中最少的。

担心人口增长放缓，这一点和中国也有点同病相怜。

不过，和中国主要靠自然增长——也就是生育不同，美国多少年的第一增长动力都是移民，过去五年，总计大约有超过300万人从发展中国家移居发达国家，其中相当一部分去了美国。

特朗普执政时期，前往美国的移民出现了大量下降，不止如此，逃离美国反而成了一种风尚，也难怪人口增长放缓。

过去十年，美国人口内部的自然迁徙规模也蔚为壮观。在地理上表现为，从西海岸横穿美国国土到东北、东南部，在政治上表现为，逃离民主党长期执政的州。

这意味着美国国内的政治版图会面临一次大洗牌。

中国这次的人口普查数据也会引发一次大洗牌，但主要是经济方面。

比如，由于今后中国地方包括土地供应量，学校、医院的规划等等将主要依据常住人口来定，这可能会引发三、四、五线城市之间出现剧烈的人口争夺战。

风起于青萍之末。

此时此刻，不用过多去理会外媒的猜测。

我们的人口数据总是有好几个，以最容易的新生人口数据来说，就至少有公安部的户口数据，国家统计数据。

虽然近些年，公安部数据总是大大少于统计局公布数据，但是国家财政、经济生活却是以统计局公布数据为准来规划的。

一年一年下来，就算每一年的误差很小，累计下来，其负面影响也不容低估。

梁建章曾说，中国人口危机已迫在眉睫。但是大部分中国人并没有这个意识。

或许，第七次人口大普查数据公布之日，就是中国正视这个本世纪头号问题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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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T1kWqCbUBV8CafFKnkhTgQ

1

 

 

4月份已经过去，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仍未公布。

 

这项事关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数据，毫无疑问影响巨大。

 

面对媒体“是否五月中上旬发布”的提问，国家统计局给出的答复是：“现在还没有特别具体的时间表，因为有些数据量比较大，还在处理过程中。”

 

屡屡延后公布，未免引起各种猜疑。

 

连外媒也来掺和一脚。假期之前，金融时报一则报道，再次引起广泛讨论：

 

 

一种隐隐约约的焦灼感，开始扩散。

 

国家统计局不得不再次下场“稳定军心”：

 

 

这条不像声明也不是新闻的消息，单独挂了出来，可见舆论形势之紧张。

 

而我们也能从中得出一个模糊的结论：中国的总人口还在增长，也不会跌到14亿以下，中国还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人口拐点，似乎也还未到来。

 

至少，目前可以这么说。

 

2

 

 

但其中一项关键数据——新出生人口，释放的信号并非如此。

 

年初，公安部公布2020年新生儿户籍登记人数为1003.5万人，较2019年下降175万人。

 

 

当然，这项数据并非真实的新出生人口数据，而且考虑到疫情影响，很多新生儿并未户口登记。

 

但新出生人口持续下滑的趋势，似乎铁板钉钉。

 

在有据可查的部分城市中，2020年的出生人口已经大幅下降。

 

比如银川出生人口下滑了11.89%，广东潮州2020年活产儿数量同比下降了14.57%，浙江温州同比减少19.01%。而浙江丽水，全年新出生人口比上年减少7041人，下降了23.6%。

 

最严重的山东枣庄，新出生人口下滑了28.7%。

 

一场下滑潮，难以避免。

 

图片来源：招商证券

 

新中国之后，中国经历了三次婴儿潮：50后一代、60后一代、80后一代。而在1987年出生人口达到2550万人的高点之后，便一路下行。

 

直到2019年，中国新出生人口1465万人，是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以来的最低值。

 

而按照婚育年龄计算，1985年前后出生的一代人，到2010年前后又该进入一波生育高峰。

 

但期望中的中国第四次婴儿潮，却无声的消失了。

 

只有在2016年全面实施“二孩政策”之后，2016/2017年的出生人口数据短暂恢复到1700万之上，在历史的曲线中形成一个小凸起。

 

短短两年的“辉煌”，并不能阻挡出生率下滑的大势。

 

图片来源：明晰笔谈

 

2019年，中国人口出生率1.05%，是有史以来的最低水平。

 

这也意味着，90后一代的身后，劳动力人口将直线下滑，形成一个“人口峭壁”。

 

 

年后的广东，已经出现用工荒，工厂老板们不得不亲自站街招聘……

 

危险的信号再明显不过：80/90后的生育意愿，已经低到值得警惕的水平。

 

 

3

 

 

另一个信号，同样预示着人口形势的不容乐观。

 

2020年，中国的结婚对数813万对，同比下降12.2%。

 

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结婚人数只有800万对，已是少得可怜。

 

图片来源：光大证券

 

2013年，中国结婚登记对数达到历史顶峰的1347万对，此后6年便一路下滑。粗结婚率也从2013年的9.9‰降至2019年的6.6‰。

 

不结婚，自然生育率也上不去。

 

而离婚率却在大幅攀升。1987-2020年，离婚人数从58万对上升至373万对，粗离婚率从也从1987年的0.5‰提高到了2019年的3.4‰。

 

与此同时，单身人数也在狂飙。

 

来自苏宁金融研究院的一份报告数据显示，中国的单身人群已经高达2.4亿，这个数字比英国、法国、德国总人口加起来还多。

 

这些人中，又有7700万人处于独居状态。而在2021年，成人独居的数字，将继续上升达到9200万。

 

一人居、一人食、一人游等新生业态的规模，也在快速扩张。

 

年轻人不想结婚、不想生育，已成潮流。

 

 

经济负担，依旧是影响最大的因素。高房价、医疗、教育，三座大山横亘在年轻人面前，愚公难移。

 

而在2.4亿单身人口中，大约40%左右的单身青年处于“月光”状态。养活自己都难，何论再生养一个孩子？

 

4

 

 

而长久以来的新出生人口下滑，其影响已经显现出来。

 

最直观的指标，便是各地区的小学生招生人数。

 

图片来源：刘晓博说财经

 

2020年全国小学生招生人数1808.1万人，比2019年下降了3.3%。

 

而在已经公布数据的26个省市区中，只有7个省市的小学招生人数是增长的，19个省市区都陷入负增长。

 

其中，北京增长10.4%排在第一位，天津增长4.7%、新疆增长3.8%排在二三位。而广东的小学招生人数下滑了17万人，8.9%的跌幅垫了底。

 

 

而广东的四个主要城市，深圳、广州、佛山、东莞的小学招生人数，全部负增长。

 

作为人口和经济第一大省的广东，招生人数的低迷，以极具代表性。

 

信号再明显不过，出生人口下滑导致学生数量减少，纯增量的时代早已过去，只能陷入存量争夺中。

 

种种信号表明，人口问题已经成为，也必须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的头等大事。

 

而七普数据的公布，将为未来的经济布局，带来前瞻性的指引。

 

我们只能静待靴子落地。

 

【全文完】

作者 | 电饭锅

数据支持 | 勾股大数据（www.gogudata.com）

新冠疫情最为严重时，英国首相堂而皇之地宣布在全国实行“群体免疫计划”，令世界人民大受震撼。但这并不是英国人第一次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招魂了，当然大概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200多年前，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创立了著名的人口理论——“马尔萨斯陷阱”。核心要点有两个：一是生产资料的算术级增长一定落后于人口的指数级增长；二是过度繁殖是人类天性的必然结果。

 

因此，社会收入增长被人口增加消除是永恒的规律。

 

在此基础上，马尔萨斯想到只有提高人口死亡率才能使人口和生活资料之间保持平衡，具体手段是用饥饿、繁重的劳动、限制结婚以及战争等手段来消灭社会“下层”。

 

此外，他还提出让人们禁欲、不婚、绝育，通过主观努力在道德上限制生殖的本能，降低出生率。

 

听起来有些反人类，是不是？实际上只是单纯反对底层民众的生育罢了。

 

托马斯·马尔萨斯肖像

 

“穷人来赴大自然的宴会，但是找不到空着的餐具。”马尔萨斯引用这句诗来解释他的理论。

 

妄图愚弄劳动人民和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本质，令马尔萨斯主义遭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猛烈批判。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工业革命之后，马尔萨斯理论不仅被证伪。并且他所预料的人口过度增长曲线非但没有成为现实，反而沿着近乎相反的方向延伸，成了笼罩在现代社会之上，一道挥之不去的魔咒。

 

1

下流老人——“卑劣”的团块世代

2015年6月30日，火曜日。上午10点左右，一位71岁的老人走进新干线“希望”号225次1号车厢。这趟列车由东京开往新大阪。

 

行至中途，老人突然起身，打开随身携带的塑料桶高高举起，粉色的油状液体倾泻而下。随后，他掏出打火机，火苗化身烈焰，很快吞噬了这副老弱的身躯。

 

浓烟蔓延至整节车厢，导致一名50多岁的女子身亡，26名乘客受伤，其中两人重伤。酿成新干线开通半个多世纪以来最大的灾祸。

 

新干线自焚事件震惊了日本全国，时任首相安倍晋三直接下令彻查。

 

新干线火灾营救现场

 

警方很快确认了自焚者身份。老人名叫林崎春生，住在东京都杉并区。相识者透露，一个月前，林琦曾反复抱怨“养老金太少，要在养老基金事务所前上吊自杀”。

 

生前，林琦曾抱着吉他在酒吧唱歌，也担任过幼儿园校车司机，后来在保洁公司工作。去世之前，则处于失业状态。

 

像林琦这种老年人，在日本被叫做“下流老人”。

 

该词汇出自日本作家藤田孝典的同名著作，指的是没有存款、没有亲友、收入极低的老人。据统计，全日本共有1100万“下流老人”，在老年人总数中的占比超过了20%。

 

老而无所依，选择和林琦一样走上极端道路的不在少数。日本厚生劳动省数据，2017年，日本60岁以上老人自杀数高达8521人，相当于每天有20多名老人结束自己的生命。

 

物哀文化深刻影响着日本人的生死观，但也有一部分老人选择以卑劣的方式苟活。

 

前几天郑女士阴阳合同的事被曝光，爆料里有一条在超市偷吃东西，十分令人困惑。这种在便利店顺手牵羊的小偷小摸，日本人称之为“万引”。

 

近些年，因为“万引”被抓的犯罪人员中，65岁以上的高龄老人超过了三分之一，2018年高达8万人。他们偷盗的东西并不贵重，一般是三明治、饭团等用来糊口的食品。

 

不偷东西吃就要挨饿，但下流老人的困窘不止于此。

 

日本法务省数据，“万引”类作案次数达到6次以上的占40%。这说明日本老年人不但犯罪率飙升，而且以“惯犯”居多。从1991年到2014年，作案6次以上的日本老人激增460%。

 

之所以屡教不改，是因为他们就是奔着“回笼”去的。日本犯罪学教授滨井称，日本监狱多数没暖气空调，但犯人还是喜欢留在这，因为至少有牢友，而且包吃、包住、包看病。

 

但相关专家介绍，老龄罪犯持续增加，最终将压垮日本的监狱系统。而将养老系统压力转嫁到监狱系统的罪魁祸首，当然来自日本不断上升的老年人比例。

 

《朝日新闻》报道，截至2020年9月，日本65岁以上老人总数达到3617万人，再创历史新高。老龄人口在总人口当中的比例达到28.7%，在201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一。

 

节节攀升的老龄化率，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医疗技术进步带来的平均寿命提高。2019年，日本人平均寿命连续第8年延长，女性达到了87.45岁，男性81.41岁，分别位列全球第二、三位。

 

去年，“世界最长寿男性”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花落日本。由居住在日本新潟县，今年112岁的渡边智哲获得。

 

另外一个原因则要追溯到二战之后。1940年，日本人口是7193万人，到了1945年仅为7199万人。福井绅一在《重读战后日本史》中记载，其中还包括700万退役士兵和海归。

 

但是，从战乱中稳定下来后，日本社会诱发了报复性的婴儿潮。1947-1949年，日本3年里出生了806万人口，超过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这些人被称为团块世代，他们是支撑日本社会和经济复苏的中坚力量。

 

然而，在青年时期经受了泡沫经济破灭的浩劫后，团块世代失去了积蓄和梦想，遑论成家立业。时光流转，直到如今，沦为孤独与卑劣的下流老人。

 

超量的老龄人口给日本养老事业造成了巨大压力，如林琦春生所言：缴纳了35年却只能领取24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2150元），扣除房租水电之后几乎所剩无几。

 

这还不算完，历史滚滚向前，1971至1974年的第二次婴儿潮，将造就日本老龄化的另一个高峰。预计到2040年，其老龄化率将超过35%。

 

但婴儿潮加上寿命延长，并不能圆满解释所有问题。归根究底，少子化才是一切的根源和开端。2020年，日本出生人口只有84.8万人，降至1899年以来的历史最低。

 

逐年减少的新生儿数量，令“马尔萨斯理论”在日本得到了彻底的颠覆。但说到少子化这个课题，与日本隔海相望的韩国似乎更有发言权。

 

2

泥勺一代——有钱无罪，无钱有罪

韩剧《请回答1988》里，双门洞的5个家庭可谓人丁兴旺。

 

除了幼年丧母的崔泽没有兄弟姐妹外，其余邻里都是两个孩子打底。德善家姐弟三个，日子过得将就省俭；父亲从教、母亲经商的娃娃鱼甚至有4个哥哥。

 

从生育率来看，父辈们显然踌躇满志。但那是1988年的韩国，汉城奥运会早几年就开始带飞韩国经济。

 

盛世之下潜藏着魔鬼的足音，没人料到这已是韩国年轻人最后的黄金时代。德善们自信心爆棚，相信未来会如李文世的歌声一般美好。

 

《请回答1988》剧照

 

要想领会这份信心从何而来，又是如何失的去，就必须了解韩国人引以为傲的“汉江奇迹”。

 

韩国峨山政策研究院院长咸在凤曾在文章中写到：越南战争是美国为韩国人打的，就像朝鲜战争是为日本人打的。从结果论来看，这话说得没毛病。

 

越战进行到第9年，出身行伍的朴正熙发动政变上台，韩美两国迅速达成交易。1964之后的9年间，韩国先后向越南派兵32万，兵力仅次于美国。

 

4500枚阵亡士兵的铭牌从前线运回韩国，换回了10亿美元军需订单。在青瓦台的扶持下，现代、三星、LG、大宇完成了第一轮财富积累。

 

一个典型例子，现代的郑周永没有资产、技工，甚至没有懂焊接的工人。但朴正熙说韩国需要造船厂，郑周永立刻接锅，奔赴欧洲找到了巴克莱银行和希腊船王Livanos。

 

60年代后期的4年间，现代财团的营业额增加了5倍。现在，世界上40%的船是韩国建造的。

 

1976年，韩国的人均收入还只有354美元，远远落后于朝鲜。“计划经济”主导下，韩国年均出口复合增速高达45%，迅速从贫穷的农业社会变成高技术工业社会。

 

汉江模式让韩国腾飞了，但代价极为沉重。

 

威权政府把财阀喂养成庞大的怪物，而怪物无法永远被圈养。“国家破产”之后，韩国向IMF出卖经济主权，中小企业进一步被消灭。大而不倒的财阀们将手伸进政坛，一切逐渐失控。

 

捐金运动令世界震撼其团结，但捐出的金子和韩国人民用双手创造的财富一样，永远流入了财阀和外国资本的口袋。

 

财阀阴影下的韩国成了铁板一块：十大财团掌握韩国经济的85%，控制着所有的行业和产业。社会彻底固化，76%的资产来自于继承。

 

白手起家？想都不要想。

 

近几年，“泥勺一代”成了韩国年轻人的流行语。这来源于把20—40岁人群划分成金、银、铜、塑料和泥汤匙5个阶层的所谓“勺子阶级论”。

 

刘亚仁在《燃烧》里有句台词：韩国有太多这样的年轻人，不知道做什么，但就是很有钱。但实际上，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孩子只占1%。

 

大多数人改变阶层的方式，还是当上“三星人”，次之也得是LG人。然而十大财团只提供全社会5%的就业，要想拿下踏进名企的敲门砖，你得先考进SKY名校。

 

SKY即首尔、高丽、延世三所大学，但在韩国读名校的，多数都是富二代。占人口13%的银汤匙和铜汤匙家族，有能力砸大钱为孩子提供精英教育，以求在上流社会占据一席之地。

 

而占大多数的塑料汤匙和泥汤匙，像宝拉一样不上辅导班就考进首尔大的少之又少。《寄生虫》里的哥哥复读4年依然考不上延世大，这才是正常现象。

 

但即使考上名校，依然要面对学历泛滥和经济低迷导致的就业岗位减少等问题。2019年，韩国青年失业率上升到10.97%，类似物理学博士竞聘首尔清洁工的新闻，已然屡见不鲜。

 

即便高学历贫困成为社会常态，依然无法扼杀韩国家庭对高考绝望性投入的热情。

 

数百万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在家里蹲，据统计，这些就业准备生中四成有抑郁症状，每7位中有1位有过自杀想法。

 

命都不想要了，更别提恋爱和结婚生子？

 

2019年，韩国总和生育率为0.92，创下历史最低纪录，连续两年全球垫底。去年，韩国只有27.24万新生儿，“死亡交叉”出现，令韩国人口较19年减少了约2万人。

 

韩国目前的老龄化率为15.7%，远不及日本，在全球排名50多位。但其老龄化速度在全世界难寻先例，达到平均值2.6%的1.7倍。

 

预计到2048年，韩国将成为全球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

 

影响生育率的关键，是对生育成本和未来生活质量的预期。但是现在，韩国老人的贫困率高达49.6%，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

 

从学生时代到求职一路过关斩将，在职场还要遭受前后辈文化和男尊女卑的霸凌。步步为营、如履薄冰。好不容易熬到老，却退而不能休。

 

在首尔，数量超过20%的“银发司机”是老年人中的白银职位，仅次于快递员；被称为“巴克斯酒女”的老年卖淫群体，向世界展示着这个国家老年人尊严和生存的底线。

 

3

人海藏身——孤独的2亿打工人

东亚三子中，日本老龄化程度最高，韩国生育率最低。中国情况相对没那么严重，但了解邻国老龄化问题的产生原因和应对之策，对我国十分必要。

 

这源于东亚经济模式和社会文化的共性。二战后，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中国经济先后腾飞，东亚奇迹之间有相同之处，世界银行将其总结为强势政府主导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

 

日、韩都曾经历过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但随着泡沫破灭和经济危机爆发，经济增速先后经历了两次下调。随着发展降速，环境污染、贫富差距拉大、生育率下降等“后遗症”凸显出来。

 

去年我国GDP增速触及40多年来最低水平，但仍是全球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政府工作报告将今年的GDP增长目标定在6%，按照预测，我国仍将维持10年以上的GDP高增长。

 

高速发展的社会会掩盖许多问题，但在老龄化问题上，未雨绸缪永远好过像邻国一样坐以待毙。

 

前几天，“中国超2亿人单身”莫名其妙上了热搜。之所以奇怪，原因是早在2018年，这个数据就已经发酵过一次。

 

民政部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单身成年人口高达2.4亿人。与之相应的是结婚率降低，2018年的结婚率为7.2‰，创下近十年新低。

 

2.4亿，几乎与日本加上俄罗斯的总人口相去不远。

 

虽然这建立在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之上，但单身人口增多作为多米诺骨牌的第一环，层层传导，最后结果势必是人口出生率降低。

 

49年之后，多年战乱平息，取而代之的是和平安定。新中国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将近300%的人口增长率带来了建国后第一次婴儿潮。

 

婴儿潮带来的人口红利终究会耗尽，再叠加新生人口的逐年减少，双刃剑的另一面开始展露锋芒。

 

2000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达到6.96%，中国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2020年，这个比例达到13%，几乎翻倍，具体人数为1.8亿。

 

虽然我国的老龄化比例远远低于日本，但有一个重要的数据令人不得不在意。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18。同期，日本的生育率为1.26。这就很值得思考了。

 

日本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是大众普遍认知，但从数据来看，中国的生育情况也不容乐观。关于这点，有一个更鲜明的例子可以说明。

 

2016年，中国正式全面放开二胎。此前，著名人口学家翟振武发表论文称，全面放开二孩后，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将达到4.5，每年出生人口峰值将达到4995万。

 

但实际情况并非像专家预测的一样乐观。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为1723万人，比卫计委的最低预测少了250多万人，甚至低于2016年的出生人数。

 

生育率降低导致劳动力短缺，随之而来的便是经济增速下滑和失业潮，年轻人生存压力大；生育率降低导致老龄化加剧，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养老负担加重，老年人生存压力大。

 

如何避免这两组恶性循环，从而不再重蹈日韩的覆辙？把新闻连起来看，就会得到答案。

 

首先是上面说过的，维持经济高增长。

 

其次是在生育率上下功夫。前两周，央行一份《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的论文激起千层浪。这被认为是我国全面放开生育的信号，很快，东北地区即将打响第一枪。

 

然后是关系年轻人成家立业的大问题——房子。4月8日，网上传出一则“七部门查处深房理”的新闻。舆论可能还没认识到这意味着什么，但房地产圈的人已经两股战战、几欲先走。

 

“房住不炒”提了这么多年，仍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但这次七部门联合出手，释放出一个最大的信号——央行和财政部已经开始参与房价调控。借用同事的一则标题来描述就是：炒房，再也不会被善待。

 

再有就是反垄断。看看泥勺们的惨状，这事儿确实刻不容缓。阿里罚了182亿，美团也被立案调查。巨头们被施压，利好的是广大中小企业，它们才是解决社会就业问题的最大保障。

 

养老问题也不得不提。4月16日，人社部、财政部印发《关于2021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再次把基本养老金上调4.5%。至此，我国养老金已经17连涨。

 

其实我国的养老金压力很大，《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显示，14年后，我国养老保险基金就将耗尽。但为了抗通胀，养老金仍然要涨，这是由我国的社会制度决定的。

 

最后是这几天的热点——明星偷漏税。国家不可能放任明星们胡作非为，因为20%的富人生再多也解决不了出生率问题。如何使余下的80%愿意生，这才最考验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

 

而无论是养老金、房地产税还是高收入群体的税收，都是具有再分配性质的强制制度。关于我国的分配政策，还记得课本上是怎么说的吗？——“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

 

两个字：公平。

 

4

尾声

随着医疗水平的发展，长寿时代到来，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老龄化问题。在某种角度上，老龄化未尝不是社会进步的象征。

 

但当所有国家面临同一个问题的时候，不同选择造成不同结果的差异性就凸显出来了。

 

比如俄罗斯选择将养老金冻结10年，为军事支出服务；韩国选择牺牲底层人民，为财阀服务；日本正在逐步取消退休年龄，迎接“终身工作时代”的到来。

 

中国有14亿人，面临的情况复杂得多。

 

但从政府决策透露的信息来看，除非你是富人阶层，可以在任何一个国家生活得很好。否则与相同甚至更高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在中国老去，一定是更有尊严的选择。

 

这不但是由我国的社会制度决定的，还来源于几千年来儒家思想的传承——百善孝为先，早就烙在每个中国人的DNA里了。

 

否则，新冠为何在我国被迅速遏制，反而在医疗系统更发达的欧美日韩肆虐，带走了数以万计的底层老年人？

 

不是阴谋论，但不知为何，我又想到了马尔萨斯陷阱。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Tl4ToiIDqvsPcAQDkCO6gg

原创：清和社长

来源：智本社（ID：zhibenshe0-1）

 

近期，社会在等待原定于4月上旬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国家统计局于4月29日出来回应称，2020年我国人口继续保持增长，具体数据将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中发布。

随着近些年出生人数下降，人口焦虑逐渐升温。公安部户政管理中心公布的新生儿户籍数量显示：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出生并已经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003.5万，上一年这个数据是1179万。通常，新生儿户籍数量占当年出生人口的比例约为80%，由此大致推出2020年全国出生人口。

我们看近年数据：2017年出生人口是1723万，同比下降63万；2018年出生人口是1523万，同比下降200万；2019年出生人口是1465万，同比下降57万。另外，死亡人口一直在增加，2019年死亡人口已接近1000万。综合这两项数据可推算2020年人口增长情况。

但是，一边是出生人口的快速下降，一边是死亡人数的持续上升，尤其是建国后婴儿潮一代人迅速凋零，很多人担心：人口拐点（这里指人口负增长）或提前到来。

出生人口为何暴跌？人口拐点为何提前到来？如何应对生育问题和教育焦虑？

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当下中国的人口问题。

01

人口拐点

进入近代社会以来，全球人口规模持续增长，但人口出生率经历了短暂暴涨后持续下跌。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逼近“人口悬崖”，迎来人口拐点。

这是一个正常现象吗？

生育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行为。首先，生育以家庭为单位，生孩子靠夫妻双方，国家、政府和企业都使不上力。其次，生育是一种生理行为，受限于男女资源的有效配置。最后，生育还是家庭及婚姻制度下的代际活动，关系到代际繁衍、基因延续及财富传承，超出了个人的生命周期与预期。

但是，我们可以将生育行为理解为经济行为，这有利于我们认识生育的本质与规律。所谓经济行为，就是每个人、每个家庭生育，都会考虑边际成本与边际效用。比如，是否生二胎，我们可能会考虑二胎带来的经济负担，是否造成母亲职业竞争力下降以及身材受损，是否加重老人带孩子的艰辛。这些都是成本因素。当然，我们也可能会考虑，多个孩子给这个家庭带来哪些快乐，给大宝多一个陪伴，给老去的自己多一个保障。这些属于效用因素。

人是在边际上做选择，生育也是在边际上做选择。具体来说，人（家庭）是在生育数量和生育质量上做边际选择。比如，你有一笔储蓄，考虑用于生二胎多抚养一个小孩，还是投入到大孩的教育中。

进入近代社会以来，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人们倾向于减少生育数量，提升生育质量。于是，人口生育率持续下降，人口素质则不断提升。为什么？根本上来说是个人（家庭）基于边际成本与边际效用的考量。

在牛顿尚未降临之前的古代社会，经济长期停滞，技术落后，出生婴儿的死亡率高，成材率极低。人们会考虑增加生育数量，以抵御高死亡率的风险。以前的家庭生得多，但不太关注小孩的教育（成材率低），到了一定年龄，就让小孩去干活赚钱。小孩多可以增加家庭收入，给养老提供更多的保障。

但是进入近代社会后，自由市场、医疗技术及公共教育的提升，大大降低了出生婴儿的死亡率，也提高了成材率。最开始，很多家庭还延续生育惯性，维持着高生育率，但是死亡率的下降推高了新增人口。刚迈入近代社会的国家容易出现一波婴儿潮。

经过一段时间，人们开始反应过来了，死亡率下降了，不需要生育太多，逐渐减少生育率。同时，随着成材率的提升，家庭将更多的储蓄投入到现有孩子的教育上，而不是增加生育数量。

所以，伴随着自由市场、医疗技术及公共教育的提升，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人口质量持续增加。但是，需要注意两点：

第一，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但并不意味着出生率会下降到零，人口一定会出现负增长，一定会走向消亡。

因为人（家庭）是在生育数量和生育质量上做边际选择。如果多生育一个孩子的成本下降、效用提升，出生率也会上涨。比如，过几年你的家庭收入提高，孩子母亲可以辞职做全职妈妈，然后选择生二胎。又如，法国政府最近十多年来着力降低家庭生育成本，生育率持续上升。目前，英美法的人口还是正增长，人口拐点也没到来。

第二，人口出生率下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人口悬崖一般不会突然到来。因为减少生育数量的边际效用，需要由生育质量（孩子教育）的提升来弥补。而教育是一项长周期的投资，如果没有足够的家庭储蓄或者公共教育不足，家庭不会迅速减少生育数量而全情投入小孩教育。

比如，英国、法国、美国的总和生育率下降，经过了上百年的漫长周期。从全球范围来看，人口的总和出生率从之前的6左右快速下降到3左右，然后进入一个相对缓慢的下降过程。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随着避孕套的普及，生育自由再次得到解放，欧美生育率快速下降，然后稳定在1.7左右。整体来看，从1950到2019年，全球总和生育率从4.97降至2.27附近。

以上分析的是人口数量自然演变过程，接下来我们要重点关注的是：什么力量加速了人口数量减少，制造了人口悬崖？人口拐点为何提前到来？这是我们研究人口问题的重中之重。

生育是人在边际上做选择，这个前提是人的选择是自由的，不受任何外力限制的。而人口数量加速下滑和人口悬崖的出现，说明这一前提被改变，生育行为被扭曲。排除战争、瘟疫等因素外，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是国际技术迁移与生育政策干扰。

上述我们讲到，英法美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下降是一个漫长的平滑过程，没有出现人口悬崖。

为什么？因为英法美一直是近代技术的探索者以及经济的领头羊，这些国家的自由市场是平滑的，经济及家庭收入的增长、医疗技术的进步以及公共用品的投入，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因此，这些国家的人口，从出生率下降到人口质量的提升，是一个相对平滑的边际替代过程。

但是，新兴国家则不同。二战后，欧美国家积累的200多年的工业技术迅速转移到新兴国家，经济水平、家庭收入、医疗技术、公共教育在短短几十年内彻底被改变。这对人口增长造成一个巨大的脉冲。很多家庭还没反应过来，维持着高出生率惯性，而出生婴儿死亡率又迅速下降，出现了一波巨大的婴儿潮。比如，日本、中国、韩国以及众多亚洲国家都在二战后几十年内出现了婴儿潮。当然，欧美国家也出现婴儿潮。它们的共同因素是战后和平和军人复员，不同点是国际资本与技术转移的红利冲击了亚洲国家的出生人口。

当时，不少亚洲国家开始实施限制生育政策，比如日本、新加坡、中国都在婴儿潮后期开始限制生育。限制生育政策进一步改变了生育的自由选择，改变了生育的平滑度，导致了数量上的“人口悬崖”。

人口悬崖是指在某个阶段新增人口数量突然暴跌，死亡人数突然大规模增加，立即进入人口拐点，人口负增长迅速扩大。

为什么？生育限制时期的婴儿出生率低，不少是独生子女，这批人的基数不足，成年后生育规模自然减少。同时，独生子女抚养老人的压力无法分摊，提高了他们生育的成本，进一步打击了生育率。另外，原来婴儿潮这群人逐渐老去，死亡人口迅速增加。二战后，亚洲新兴国家的人口增长率都不平滑，人口出生率突然滑坡，人口死亡率迅速上涨，人口拐点提前到来。

结果是，与英法美的人口数量平滑过渡相比，日本、中国、韩国的新增人口先暴涨后暴跌，人口出生率迅速下滑。目前，人口总和出生率，韩国是1.3，日本是1.4，新加坡是1.26，均低于法国的1.9、美国的1.8和英国的1.8。

从暴涨到暴跌经历的周期非常短，人口出生率下降的速度要远远快于英法美。比如，日本的人口总和出生率从70年代开始下降，进入90年代后迅速下滑，如今跌到英法美之下。日本政府意识到问题，在人口总和出生率1.6以上就取消了生育限制。

二是房价高企与公共资源不足。

最近十多年，房价高企，增加了结婚成本，推迟了生育年龄。房价高企和学位房捆绑，增加了生育成本和教育成本，抑制了生育。

如今，房贷是中国家庭的第一债务来源。房贷透支了上一代的养老金、这一代的家庭储蓄以及下一代的消费及教育支出。在深圳，多生一个孩子，两房换三房，购房成本需要多增加一两百万，租房成本增加一两千。

如果算上学位房，中国的教育投入是全世界最高的。学位房的实质是公共教育资源不足以及不均衡，更多的家庭去争抢稀缺的优质的学校。但是，很多家庭无力支付学位房以及公共教育不足带来的教育费用，这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生育。

如今进入生育年龄的年轻人，不少是独生子女（独生子女约1.8亿），他们上担负着的父母的养老，自己还要承受高昂的房价和高压的工作，下要承担小孩高昂的教育费用，根本无力多生育。

以上两大因素扭曲了家庭的生育选择，导致中国出生率下滑，人口悬崖陡峭。中国人口总和出生率从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后的1.5左右。这个数据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2.0以上，低于发达经济体的1.7，低于英法美，与日本、德国相当。

中国婴儿潮在1952年到1977年，除去中间三年，年均人口增长规模都在2100万以上。这群人的年龄逐渐靠近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77岁），预计未来死亡率会较大幅度增加。低迷的出生率和较高的死亡率，将加速人口拐点的到来。

02

替代效应

人口拐点提前到何时？

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7）》对人口规模有9个预测方案，基于不同假设预测的中国人口峰值最早在2021年，最晚在2044年，其中有7个方案预测的峰值在2032年及以前。

如今，人口出生率快速下滑，人口拐点的时间往前推移。社科院的预测是，如果中国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6的水平，人口负增长将提前到2027年出现。

纠结于未来三年还是五年，意义已经不大，根据上述分析可以推断：不断高涨的房价、公共资源（学校与保障房）不足及不均衡等，正在扭曲生育行为，改变人口曲线，制造人口悬崖，拉近人口拐点。

有人认为，人口增长率下降是全球性问题。有些国家快一些，有些国家慢一些，中国的人口拐点只是比一些国家来得早一些，不必要过度焦虑。

其实不是，这只是表面现象。上述我们分析了，全球人口出生率下降是一种趋势，但是需要区分原因——自然的边际替代还是非自然下滑：

如果人（家庭）是在边际上自由选择的，那么人口出生率下降会产生替代效应，即人口素质的增加。当家庭收入低时，父母选择少投入教育，多生几个孩子。当家庭收入增加时，父母选择少生育，多投资孩子的教育。这会导致一个比较良性的边际替代：家庭在孩子教育提升获得的效用弥补了少生育的效用损失；国家在人力资本获得的改进弥补了人口数量减少的损失；经济从数量型增长转变为效率型增长（技术与知识创新）。

英国、美国、法国是人口自然过度的典型代表，它们在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形成了比较良性的边际替代。排除移民因素，英美法不仅人口增速下滑没有亚洲新兴国家严重，还赢得了人口素质的提升。

日本、德国、新加坡和韩国在人口的边际替代上仅次于英美法。日本人口增速在泡沫危机后下滑严重，社会快速跃进深度老龄化。好在日本在危机后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大规模投入教育与科研，人口增速虽没提升，但科技进入全球顶尖水平。德国的人口增速低迷，但其金融制度和房产制度一直抑制着房价和通胀，德国家庭可以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教育和技能上。

如果人（家庭）的生育选择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和限制，那么人口的替代效应可能下降。结果是，人口数量快速下降，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但是人口质量没有提升，技术竞争力不足，经济增长缓慢。落实到家庭就是，孩子生得少，独苗没养好。

比如，普通家庭在深圳购买一套两居室的学位房，8万一平，一共500万。三成首付需要150万，按15年按揭贷款计算，月供2.7万。假如夫妻两人加起来月收入4万（可批贷），每月家庭开支只有1.3万。假设首付款不需要借钱，由家庭储蓄支付。如果加上带孩子的父母其一，这1.3万包括一家四五口的生活开支、孩子的教育费用以及父母的养老。这在深圳是相当紧张的。

这样的结果是：一、不敢生二胎，第二个孩子出生后要换三房（经济条件不允许），母亲工作可能受影响，家庭开支不够；二、孩子的教育投入不足。为什么？在深圳，8万一平的学位房对应的学校教育水平也就一般，参考深圳南山深圳湾学校的中考成绩（学位房20万一平）。每个月家庭开支仅有1.3万，对小孩的教育投资不足。父母一个月工资4万，超出深圳的平均收入，工作压力偏大，对孩子教育时间投入有限。

这个家庭状况还算不错，家庭收入不低，父母健康可带小孩，但结果也是令人担心。

问题出在哪儿？

核心就在房价太高。高房价（学位房）既抑制了生育，又打击了教育；既抑制了消费，还打击了养老。

这好比，一个工厂主手上有1000万，可以选择买入一批设备，扩大量产规模（利润虽然低一些）；也可以选择引进一些技术工程师，改进工艺，提高生产效率和利润率。但是，这几年，房租涨价迅猛，这1000万全花在厂房租赁上了，既无能力扩大生产，又无能力提高技术。你说这家工厂有前途吗？

央行学者研究称，人口素质的提升不足以对人口数量下降形成替代。关键的问题是原因是什么？什么阻碍了替代效应？什么扭曲了家庭的生育选择？什么打击了家庭对教育的投入？这些才是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比如教育存在各种问题，家庭对教育的投入很难转化为有效的生产效率。这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人力资本提升对人口数量下降的替代。

如果替代效应不足，社会将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未富先老。

人口曲线不平滑在前期造成婴儿潮脉冲，中期制造人口悬崖，到后期就是人口老龄化脉冲。这导致年龄上的人口结构问题，即老中青幼数量不匹配。

人口出生率曲线陡峭的背后是老龄化脉冲。英法美人口出生率下降周期长，其老龄化的周期也长。从老龄化到深度老龄化，法国用126年，英国用了46年。但是，出生率滑坡的国家，老龄化也在大跃进。日本用了24年，中国预计只需要20年。

要解决老龄化问题，要不保持较高的出生率，要不培养高素质人才。但是，人口曲线不平滑的结果是，既没有足够的劳动人口，也没有一定的高素质人才，创造充分的财富，来满足大规模的养老需求。

数据显示，美国和日本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都在2万美元以上。中国马上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但是人均GDP不过1万美元。这就是替代效应不足（高素质人才不足）催生的养老难题。

在“421”家庭中，未来的希望全部寄托在这一个孩子身上。但是，对孩子教育投入不足，成材率偏低，一个孩子以后可能需要承担六个老人的抚养压力。六个老人或许有养老金，但是需要孩子投入时间和精力抚养老人。随着老龄化的加剧，这种家庭既没有数量上的优势，也没有质量上的竞争力，唯有一堆生存压力。

最后，这个家庭唯一的财富可能是一套牺牲三代人的储蓄和消费换取而来的房产。但是，随着人口数量下降，人口深度老龄化，房产价格也会下降，家庭唯一的财富可能所剩无几。有人说，房价下降后，生育成本也就下降了，生育的意愿可能会增加。这是房价扭曲对生育扭曲的被动反应。

03

家庭羸弱

我在《家，会消失吗？》一文中提出一个观点：家庭组织的效率不足，导致不婚、离婚、少生、不生，最终引发人口危机。

现代社会，企业很有效率，个人也很有效率，社会组织也很有效率，但是个人、企业以及社会组织，只能创造财富，不能创造“人”。造人、育人，它们使不上力，还得看家庭看夫妻。家庭是唯一的人口产出部门，也是人口素质提升的关键部门。如今家庭没有效率，出轨率高、离婚率高、单亲家庭多、不婚不生族多，人口出生率下降，人力资本的提升受阻。

家庭效率为什么不足？

家庭效率不足，有家庭组织及婚姻制度自身的问题。但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人为因素对家庭部门的打击。

通常，家庭、企业、政府、社会组织都是相互竞争的，也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他们共同竞争资源，谁的资源配置效率高，谁就更有竞争优势。在农耕时代，家庭是第一大生产单位。如今，企业是社会财富最大的创造者。家庭中的女性成员，如今越来越多进入企业组织。企业有助于家庭财富的增加，从而提高了家庭对教育的投入。

但是，企业也可能打击家庭效率，对生育造成负面影响。比如，对劳动的保护不足，对女性的就业歧视，提高了家庭的生育成本，降低了生育意愿，减少了对孩子的陪伴时间。反过来，如果家庭部门长期无效率，也会影响企业的效率。这一代人加班加点，没有时间生孩子和教育孩子，下一代劳动力数量和素质不足，企业失去长足发展的人力基础。

所以，解决人口问题（人口出生率低迷、替代效应不足）关键看公共部门的制度以及公共用品的投入。

首先，需要解除限制性生育政策，让生育权归回家庭及个人。

有人指出，放开二胎后，人口出生率上涨了两年，之后又下降了。所以，生育政策开不开放对人口出生没有影响。其实，这是逻辑错误。上述分析，人口问题是怎么产生的？根本上说是人为干扰了家庭的自由生育权。开放生育是将生育权回归自由，让家庭的生育可以在边际上自由选择。开放二胎没有提振生育率，主要是高房价抑制了出生率。如果全国房价下降一半，二胎出生率自然会上涨。即便不生二胎，家庭也可将更多的储蓄投入到一孩的教育中。这就是家庭的自由选择权。

其次，公共部门制定公平的制度，平衡企业与家庭之间的关系，让个人在家庭与企业之间自由选择。比如，加大公司解雇孕妇的成本，让妇女可安心怀孕。又如，加大对加班过劳工作的管理，给打工人保留生育的体力和时间。

最后，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公共部门需要加大以家庭为单位的公共资源投入。

过去，个人、政府以及整个社会，都将企业界定为效率部门，政府将大量的公共资源投入给企业，帮助企业提升效率。比如，机场、高速、高铁、港口、产业园区等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降低企业的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效率。

企业产生效率，进而创造税收，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建设公共福利。但是，企业创造税收后，大量的财政又回到了基础设施上，反复投入到企业相关的配套之中。这导致一个问题：家庭部门的公共用品严重不足。比如，公共教育、公共住房、公共医疗、失业保险、就业培训、生育保险、生育补贴以及家庭个税补贴。

我以五险一金为例。政府扶植企业，企业有效率雇佣更多员工，购买五险一金。五险一金给家庭提供了一定的保障，但是有两个问题：

一是养老金不足。日本人均社保支出在过去15年内增加了50%，其中老龄化相关支出占比从1975年的33%提升到2015年的68%。日本政府财政中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保支出逐年增加，目前已占到国家财政支出预算的33.7%。中国的公共财政对养老金的倾斜力度还需加大，需要划拨更多的国有资产填充社会基金。还有不少农村家庭没有覆盖到社保，这类家庭的养老负担重，老年人健康状况较差，年轻人无力投入更多的时间和储蓄多生育，或提高孩子的教育。

二是五险一金的结构问题。在深圳户籍员工的五险一金中，养老保险的比例最高为22%，但是生育保险只有0.5%（单位缴纳），失业保险只有3%。这种结构对生育的扶持力度太差，生育保险不多，失业保险太低，领取太困难，抑制了女性的生育意愿。另外，还有很多企业不缴纳住房公积金，或缴纳金额极少。如今高房价尤其是学位房对人口出生及教育提升构成打击，但是住房公积金没有起到对冲作用。可能还起了反作用，公共部门的住房公积金购买比例高，他们成为了抢购优质学位房的主力军。

西方国家越来越重视对家庭福利的投入。德国在1995年设立德国家庭事务、老年人、妇女和青少年部；英国于1997年在内政部中设立专门的家庭政策单位等。专门的家庭事务部门可以提高家庭福利和家庭效率，从而提升生育率和教育水平。

我引用泽平宏观的研究数据（《中国生育报告》，泽平宏观）：在经合组织国家中，家庭福利开支占比越高的构架，生育率越高。2013年除了土耳其外，32个国家的福利开支占比GDP的比例平均为2.4%。其中，冰岛的家庭福利开支占比为3.63%，总和生育率为1.93；而韩国家庭福利开支占比为1.32%，总和生育率为1.21%。

过去，公共部门对企业、个人的公共投入很大，但现在要加大对家庭福利的投入，包括家庭保障房、家庭生育补贴、家庭教育基金、家庭个税抵扣等。

比如，以家庭为单位提供更多的生育补贴，增加产假和陪产假时间。有个反例，美国民主党政府为了得到黑人的支持，针对黑人单亲家庭，而不是完整的家庭提供生育补贴。这就相当于鼓励黑人母亲不婚生育。这一政策彻底毁掉了黑人家庭，单亲黑人家庭激增，家庭教育失败，黑人犯罪率增加。

又如，欧美国家针对家庭部门提供更多的个税抵扣，夫妻一起申报个税可以返还更多。这种政策就是针对家庭的福利。中国也在推行个税抵扣改革，鼓励家庭申报，加大对教育费用的抵扣。

又如，政府要针对家庭提供保障性住房。深圳推出大量的人才房，不少是针对个人。这个思路是吸纳全国优秀人才。但是，真正对家庭有利的做法应该是面向家庭提供更多的保障性住房，降低生育成本和教育成本。

再如，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教育资源。公共教育是家庭福利的重要项目。但是，如今公共教育投入不足以及不均衡，导致家庭教育成本过高。这是当前抑制家庭生育的关键，也是阻碍人力资本提升的关键。泽平宏观的数据显示，2014年经合组织国家0-2岁入托率平均为34.2%，入托率越高，生育水平越高。但是，中国0-3岁婴幼儿在各类托育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1%。公共幼儿园和托儿所严重不足，“没人带”让很多家庭谈“生”色变。

结婚难，生育难，教育难，住房难、养老难，看病难，如今的家庭承担了太多太多。太多本应由公共部门承担的职责落到了家庭上，太多来自企业的不公平压力传递到家庭里。如果家垮了，或许人也就没了。

是时候，关注家庭了！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2OrFKAXpHhtmYTzwJNjnzQ

 

这段时间人口问题又聊得比较多，我之前写过一篇，反响非常好，今天准备再写点。

现在有几件事已经基本形成了共识：

1、人口拐点快要来临，很多年轻人不给生了；

2、人口结构有问题，将来很多人将会无人养老。

这两个问题我们上文都讲了，从现在来看，除了放开计划生育，没啥别的更好的套路，从现在放开二孩的情况来看，就算彻底解除计划生育，可能效果也不会太好。

至于很多人说的“思想上鼓励生育”，几乎没啥效果，大家也都别想了，“生育观”往往是长期的生活经历形成的，不是你几句话就能改变的，更不是官方宣传能搞定。

而且对人影响特别大的东西，往往是那种顶级写手仔细打磨直击人心的负面情绪，这类内容最能打动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就跟病毒似的在人心里传播，比如咪蒙，就很擅长这类文章写作，她的文章标题里经常提到“死”，搞自媒体的都知道，最打动群众的，就是死亡、孤独、复仇，屌丝逆袭，起高楼然后楼塌了。

任何官方的主流正能量宣传在这类内容面前啥都不是，而且你也禁不掉，越禁冲击力越大。大家一定要有个常识，领工资的根本没法跟独狼们比，段位差太远，基本是完虐状态。

最好的办法反而是养蛊，一般一种思想特别有市场，自然会有其他顶级写手出来挑战，因为挑战成功就会获得巨大的流量奖励，这种情况下反而有机会扳回一局。

所以社会观念这玩意往往跟浪似的，一波又一波，这几年这种占优，过几年另一种占优。

最明显的是我从小到大，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中国人太多了”，到了这两年，风向突然就变了，大家都开始担心人口降低的问题了，这就是观念的轮番涌动。我知道，说到这里，又有人跟复读机似的开始默诵“人口结构”了，上篇文章聊人口结构比较多，这次咱们说点别的。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不生孩子”这个观念势头越来越猛。

这一点我自己感触非常深，当初身边的90后们很多声称将来不生孩子了，大家都觉得他们是在胡说，等到了三十岁自然会生，如今这不三十了，果然不生。

这个也正常，在我们的现实世界里，并没有给那些孩子多的人太多的奖励，普通家庭生两个孩子，如果是城市家庭，那他们的生活状态足以把年轻妹子们吓一跳，而这几年的电影电视剧又在不断强化这种感受。

而社会反而在不断奖励那些不生的人，如果你放弃了生育，生活条件能好太多，也能少受太多的苦。至于说老了会咋样，谁关心呢，谁会去操心几十年后的事呢？大部分人连明年的事都不想操心。

尽管大家不是什么理性人，但是面对这种情况谁都知道该怎么选，这些年在大城市，不生孩子的观念跟流行病一样传播，生孩子反而成了一个“艰难地选择”。

所以吧，这个趋势短期内就这样了，指望城里人生孩子，太难太难，几乎要求他们搭上自己所有的一切了。而且中国现在整体城市化率好像是60%，年轻人城市化率可能80%，大家去看看村里，哪还有什么年轻人，都跑城里去了。城里年轻人生育率低，很可能就是全社会低。

那问题来了，大家生育愿望下降，人口下跌，就完全是坏事吗？

这个也比较复杂，人口结构上讲肯定不好，咱们这代人可能会老无所依，我在上篇文章里把这事说得很清楚了。

但是某种程度上讲，劳动力下降却有可能改善社会环境。我举几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

这也是一个小老板给我说的，他说以前人力便宜的时候，他们去市场上用小面包车一拉就是几车，回去没明没夜干活，一个月休息一两天，谁要是受不了就让他赶紧滚，等着一茬大部分跑光了，就去再拉两车。

 

而且那时候也不是996，而是早上起来干到睡，中间吃个饭，不少工人太疲劳，就在工地机器的轰隆声中睡着了，不少人因此还搞出来了大悲剧。而且工资也不是按月结，而是按年，如果中间不干了，还拿不到全部工资。就算干到年底，拿不到工资的事也太平常，我上学那会儿电视上日常聊这事。

 

当时老板们的思路就是“你不干可以滚嘛，反正有的是人干”。

这几年用工荒，他们的思维也开始有了转变，毕竟走一个人，好长时间都补充不上，耽误工期，就不能像以前那么粗放了，现在也致力于改善工人的环境，比如以前让大家十几个人挤在一个屋里睡，现在也搞成了四人宿舍。饮食也在不断改善，毕竟工人不满意跑了再去招工耽误事，而且还不一定能招到。

 

所以能让利就让利，而且简单加工不赚钱了，现在也开始搞复杂一些的产品，让老师傅带着徒弟搞，培训周期变长，这样就更不能随便让员工跑了。自然也就不能随便打员工了。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有点奇怪，还可以打员工？当然可以了，多年前某工厂连续出现跳楼事件，被爆出来保安日常殴打工人。工人都是些十七八岁的小伙子，谁能受得了这份气？

 

正是“用工荒”不断推动了工人工资上涨，也推动了工人环境的改善。

其实他说的这个道理在我们软件行业一样适用，十年前我开始上岗的时候，那时候真是以人代畜，你们现在说的996弱爆了，我们那时候一个项目搞一个月天天熬夜并且周末无休实在是太正常了。

 

反倒是这几年大家开始越来越反感这种生活，很多企业也在做调整。而且现在“95后”来了，脾气不好，动不动撂挑子甩脸色骂领导，管理层的风格也随着调整了不少。

 

而且以前招聘动不动就是要一个人，一百个来应聘，那HR自然会把年龄大的筛掉，把不是名校的筛掉，人多有的选嘛，然后看看剩下的人谁要的工资低就录取谁。这两年依旧很过分，不过已经不像以前那么过分了，如果劳动人口继续下降，可能今后的职场就没现在这样夸张了。

 

而且为啥35岁就不要你了？

 

很简单嘛，不要你了我可以分分钟找一个比你年纪轻、工资低、精力旺盛、家里事少的员工，我为啥要你？什么，经验不如你？那就找俩，还比你便宜。

 

你们想想，谁会愿意自己的娃出生后去住那种几十个人一个屋的宿舍？谁敢把娃生出来等他35岁上有老下有小然后被开掉？

 

我们总说生育率低，其实你仔细去了解下每一个不想生娃那些人的想法，你就会发现他们理由充分，甚至能把你给说得不想生了。

 

我们总说人口红利，人口过多自然是红利，但是不是劳动者的红利，而且有人容易滥用这种红利，把人当消耗品使，社会的初始阶段这么玩可以，但是你不能一直这么玩对吧？

 

大家要有个常识，如果劳动力充足且便宜，很多人根本没有动力去搞产业升级，就像在印度人比牛便宜，很多地方用人耕地而不是牛。

 

甚至欧美学者有个断言，说是为啥欧洲有工业革命而中国没有？因为中国当时人太多，有啥事砸人力就可以了，根本没必要发展机械，任何机械和新发明都会因为找不到用的地方最后归于湮灭。

人口下降当然有坏处，但是也预示着一个更加尊重劳动者的时代，而不是那种“你不干就滚，有的是人干”，这才是更加健康更加长久的道路。

 

如果恶性竞争不那么激烈了，35岁不用担心拖家带口被企业丢出去，那很多人对未来的顾虑自然少了，生育的意愿也就上来了。

 

大家甚至可以去问问那些去欧美留学的人为啥不回来，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国内太卷了”，这种状态不仅吓退了留学那帮人，也吓退了育龄年轻人。

 

人其实都是活在“预期”里，而预期往往就是现实的隐射。

 

你今天奋斗是因为你觉得因为今天的奋斗，明天会更好，如果现在告诉你，比你优秀比你学历高比你牛逼的人现在惨的一批，你再怎么奋斗，将来的结果也不会比他好。你还在大学读书，就知道你的职业生涯到了35岁就结束了，那还奋斗个毛线啊，赶紧删档算了，最起码不能练小号了。

 

所以说，这两年用工荒，95后脾气爆，劳动人口下降，短期看来会抬升成本，但是长期看来可能是好事，企业不能太过习惯那种“压榨式发展”。我们初期底子弱没选择，只能是压榨，等到了一定程度，必须得做调整。

 

也有些人已经被压迫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了，总觉得不搞血汗工厂，中国经济就会垮，讲真，发展了这么多年，如果还是靠血汗工厂才能撑得住，大家不想生孩子也正常了，我就不信你愿意你家孩子将来去血汗工厂，如果你自己都不愿意，又凭啥让别人家的孩子去？

 

只有人力资源不那么充裕了，才会珍惜人力，才会把人当人，才不会把人往废了用。我们总说“分配有问题”，其实还是劳动阶层互相竞争，自己把价格打了下来，分配不出问题才有了鬼了。互联网公司工资为啥那么高？现在大学刚毕业进大厂都干到30多万年薪去了，因为全国重点大学的计算机系毕业生没多少，大厂本来就有钱，互相抢这些人必然会推高价钱。

 

等慢慢地不这么卷了，而且我相信劳动人口下降必然会反馈到人才市场上，劳动力不那么廉价了，大家才能有基本的体面，劳动法能落实，这样年轻人才不会被未来吓到，自然也就没有那么多人选择自行绝育了。这就像草原上狼多了，兔子会变少，最后反过来让狼也变少。社会和自然界一样，有它的反馈机制。

 

也就是说，我国廉价劳动力太过充足，即是这些年发展的动力之一，又是内部恶性竞争的源头。没有廉价劳动力我们没法起飞，如果一直搞廉价劳动力，那我们也完蛋了，没人想给社会生一堆天生廉价的孩子出来。

我一直是提倡艰苦奋斗的，但是艰苦奋斗的目的不是一直艰苦，而是用一代人的艰苦换取后来人不那么艰苦，人口红利固然有吸引力，但是我不希望我的孩子跟我一样生活在一个依赖人口红利的国家，这就意味着变态的竞争，发疯的内卷，这种生活经历一代人就够了。

 

文章的最后，还是得说一句，大家也不要太担心了，人口也不是快速就降下去，今年不是说还没到顶嘛，到顶也是慢慢降，如果在未来十年内社会环境变好，大家观念上有转变，我完全相信生育率还能重新上来。到时候再回过头来看，就会发现现在的担忧也有点过分。

 

还是那句话，改善民生才是最重要也是最正义的，艰苦奋斗的目的不是为了艰苦，如果越奋斗越苦，那大家不想生也无可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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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正文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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