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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每次写人口相关的文章，总会有这样的留言：

“东亚三国手牵手”，“欧美生育率也很低”，“经济发达了都一样”…

这两年人口相关的讨论已经很多，但还有不少朋友对即将面临的少子化水平缺乏体感——提到生娃少，一些朋友的第一反应还是日本和欧美。

19年初，塞冬写过一篇文章，主要讲了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省、中国香港地区的超低生育情况及其成因。

如今，需要继续强调研究韩国的重要性，因为我们即将面临的是总和生育率0.8、出生率0.5%的“韩式少子化”。

相比起来，欧美、日本的生育水平都“太高了”，甚至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这种全球仅次于韩国的超低生育水平，对我们而言也可能将成为奢望。

比低更低

2021年，韩国出生26.05万人，比2020年下降4.3%，平均每200个韩国人每年只生出1个小孩。总和生育率下降到0.81，平均每个女性一生只生0.81个孩子。

数据来源：韩国统计局（http://kostat.go.kr/portal/eng/pressReleases/8/10/index.board?bmode=download&bSeq=&aSeq=363582&ord=2）

日本、韩国、美国、欧盟、中国的2021年出生数据对比如下：

来源：美国CDC，https://www.cdc.gov/nchs/data/vsrr/vsrr020.pdf；日本厚生劳动省，https://www.mhlw.go.jp/english/database/db-hh/；欧盟：世界银行，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P.DYN.TFRT.IN?locations=EU；中国：《人口普查统计年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从上表可以看出，韩国无论出生率还是总和生育率，都显著低于欧、美、日，只有最高的美国的一半。哪怕新加坡、香港地区这种地域狭小、密度高、基本城市化的地区，总和生育率也有1.1左右，韩国只有这两个城市经济体的7成。

也就是说，哪怕在生育率普遍较低的发达经济体中，韩国的情况也是独一档，比低更低。

从上表还可以看到，我国在人均GDP只有欧、美、日1/3~1/6的当下，总和生育率已经更低。需要注意的是，我国正处于出生人口快速下滑的过程中，每年的情况都不同。

今年，也就是2022年，我国的出生率可能会接近日本（0.65~0.68），总和生育率可能接近甚至跌破1，从而成为全球继韩国后第二个总和生育率低于1的国家和地区（比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这种高度发达的城市经济体更低）。

上图是2021年的美国“一般生育率”数据，注：“一般生育率”是指每千名育龄妇女（美国口径为15-44岁）在一年中生育的婴儿数。

全美每1000名育龄妇女在2021年出生56.6人，其中：白人54.6，黑人57.5，亚裔50.1，西语裔63.8。白人、黑人与平均水平差不多，亚裔比平均水平低11%，西语裔比平均水平高13%。总体来说，亚裔在美国也属于比较不能生孩子的群体。

上表是我国2020年七普数据，口径和美国略微不同（我国口径为15-49岁），我国每1000名育龄妇女在2020年出生37.3人，是美国平均水平的66%，是美国亚裔的74%。毛估一下，2022年，我国的该数据大概只有美国亚裔的55-60%左右。

既然如此，我们接下来就看看“韩式少子化”的未来。

迈向“8老1小”

五年前，2017年时，韩国统计局做了个2017~2067年的人口预测，分为高、中、低三种方案。

先看低方案的基本假设：

1、总和生育率：2017年1.05，2020年降到低点0.81（实际差不多也是这个数），此后开始反弹，2030年恢复到0.97，2040年及以后都是1.1左右。

注意，这里即便低方案，也假设了总和生育率下降后会反弹（从0.8到1.1）。而实际上，2022年第二季度的数据表明，韩国总和生育率已进一步下降到0.75，反弹到1.1恐怕只是空想。

2、人均预期寿命：2017年82.7岁，2030年84.2岁，2050年87.1岁，2067年88.9岁。

作为比较，日本和中国香港地区2020年都是85岁、全球最高。日本花了10多年从82岁提升到85岁，所以韩国这个人均寿命增长推测还算合理。

那么，如果我们能接受上述两个设定，甚至认为“韩国总和生育率会反弹到1.1是不可能的”，那么就可以不用看高版本和中版本了。

因为哪怕“低版本”，对韩国未来人口的预测都可能是高估的。

高版本预测到2020年总和生育率1.06（实际高估了20%），2030年反弹到1.38，2040年以后都是1.45。中版本预测到2020年总和生育率0.9（实际高估了10%），2030年反弹到1.14，2040年后都是1.27。这两个估算个人觉得概率不高。

基于韩国官方这个低版本的预测，到2067年，韩国的人口构成如下：

1、49.6%的人超过65岁，中位数年龄64.7岁，也就是一半人口是65岁以上老年人。

如果觉得2067年还太遥远，可以再感受下这个数据——实际上，到2030年，就会有1/4的人超过65岁，到2040年，40%超过65岁（18年后，韩国每10个人就有4个人超过65岁），18年并不算太久，也就是2004年到现在的距离。

2、65岁以上人口，是0~14岁人口的 7.9 倍，也就是每8个老年人对应1个少年儿童。

老少比的变化速度大概是这样——2017年1：1，2030年3：1，2040年4：1，2050年5：1，2060年7：1，2067年8：1。8年后，韩国街头上每看到3个老人才能看到1个儿童，18年后，每看到4个老人才能看到1个儿童。而就在5年前，这个比例还是1:1。

可以看出，无论是老年人占比，还是老年人相对少年儿童的比例，整个变化过程就一个字——“快”。刚开始还不觉得有多厉害，但后面的加速度会很夸张，因为超低生育率意味着指数级减少。

按这个韩国的官方预测，2030年韩国总人口每年减少16万，2040年每年减少34万，2050年每年减少54万，2060年代每年减少60万+。

到2100年，韩国人口大概率只有如今的1/3，剩一千多万，且人口结构仍然是倒金字塔，每年死亡的人几倍于出生的人。

注意，以上都是基于韩国总和生育率会触底反弹（0.8回升到1.1），且韩国人均预期寿命会从82岁提升到89岁。如果生育率不反弹，继续维持在小于0.8的水平，这个加速度还会再踩一脚油门。

两面的韩国

韩国是后发国家经济发展的奇迹，2022年的人均GDP大概率会看齐日本。

2021年的新年贺词中，韩国前总统文在寅对经济成就做了总结：

“去年（2020年）我国成为了经合组织成员国中经济增速最快的国家， 经济总量将进入到全球前十名；预计人均国民收入也将首次超过七国集团成员国（意大利）。”

“股票指数自突破2000点以来，时隔14年后再次突破了3000点，在经合组织成员国当中股指涨幅最高。”

“汽车生产量进入世界五强，造船订单量重新获得了世界第一。政府大力推进发展的系统半导体、未来新能源汽车、生物健康等三大新产业的出口均呈现了两位数的增长。“

“进入了研发投入总额100万亿韩元时代，全球排名第五。创投企业成立数量、新增就业岗位数量、出口规模均创历史新高。”

与经济奇迹相伴随的，是韩国的另一面——超长时间工作比率（55小时以上）18%，显著高于OECD平均的8%。低收入比率13%，高于OECD平均的10%。

来源：OECD官网，https://www.oecd.org/country/korea/thematic-focus/achieving-better-jobs-health-and-opportunities-for-all-3a1c3641/；https://www.oecd.org/country/korea/thematic-focus/achieving-better-jobs-health-and-opportunities-for-all-3a1c3641/

此外，韩国是所有发达经济体中，对外移民比例最高的，甚至比欧盟东扩后，一些东欧国家移民西欧的比例还大。

从2015年到2021年，在美国的韩国人从223.9万增长到263.4万，6年增加40万，每年平均7万（疫情前每年平均8万+），要知道，韩国现在一年只出生20多万。相当于每年新增去美国的人口，是这个国家新增生力军的30%。

数据来源：韩国外交部，如下图：

经济腾飞 + 相对其他发达世界更低的幸福度 + 大量对外移民，韩国在这个世界上是很独特的一个样本。

关于我国

2022年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我国的出生人口，将首次低于我们的战略竞争对手：“五眼”+欧盟+日本。

今年我国出生人口大概率在900万+，而“五眼”+欧盟+日本会在1000万左右。

“五眼”+欧盟+日本总人口10亿出头，比我国少4亿，人均GDP是我国的4倍左右，大都是高度发达的低生育率国家。如果只看“五眼”，其经济总量是我国的1.7倍，出生人口已超过我国的一半。

由于我国的生育率显著低于大多数低生育率发达国家，新生代的人口优势正在被逆转。

下面再做一些推算：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人口普查统计年鉴》），在2020年时：

• 30-34岁女性：6027万，每年平均1200万；

• 25-29岁女性：4369万，每年平均870万；

• 20-24岁女性：3527万，每年平均700万。

又根据七普数据，2020年时，85%的婴儿在母亲35岁前出生，70%在母亲25-34岁时出生。

未来5-10年，我国处于育龄高峰的女性人数还将快速下跌。以及，如上文所说，我国今年的总和生育率将逼近乃至跌破1，未来几年将快速向韩国的0.8靠拢。

那么，2030年代我国每年平均只会出生不到600万人，2035年后甚至可能跌破500万——10多年后，我国在出生人口上有被“五眼”超过的可能性。

用一个例子来说明“韩式少子化”对部分行业带来的变化：

黑龙江和吉林这两个省份，出生率和生育率都已和韩国看齐。2020年七普数据，黑龙江总和生育率0.76，吉林0.88。2021年，黑龙江的出生率跌到0.38%，吉林跌到0.48%，比韩国更低。

全国的出生率下跌进展大概等于8年前的黑龙江、5年前的吉林——参考上面的生育高峰期女性下降速度。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黑龙江、吉林少子化带来的影响，将在5-8年后普遍发生在全国各地。

20多年，一代人时间，黑龙江的小学生从接近400万下降到不足130万。伴随的是，黑龙江1995年时有小学教职工25万人，2005年不足20万，2012年不足15万，2020年不足10万。

2021年，黑龙江出生11万人左右，等他们长大了，黑龙江小学生人数还得再砍一半，老师人数估计也得至少砍一小半。

吉林的情况稍好些，1995年到2020年，小学生在校人数从270万下降到120万，打4折多点，小学老师人数从15万多下降到8万多。

2021年，吉林出生人数11万人。同样的，再过些年，吉林的小学人数将在2020年120万的基础上再砍一半，小学老师人数也得继续减。

目前还只传导到小学，中学老师人数相对稳定，过几年传导到初中、高中后，情况可能也大差不差。

数据来源：黑龙江统计年鉴、吉林统计年鉴。

本文不想再深究超低生育率的成因，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塞冬的这篇老文——超低生育率养成记。

在这里需要再强调的是：

一方面，需要抛弃传统概念里关于“低生育水平”的固有印象，不要再用日本和欧美来做比较，甚至连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都没法做参考，而要把视线看向比他们低得多韩国。

另一方面，需要抛弃传统概念里关于“出生人口下降速度”的固有印象，同样不要用日本和欧美来做比较，认为出生下滑是绵延几十年的漫长过程。甚至连韩国都比我们更慢一些。

我们需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5年前，2017年，受二胎放开和数量众多的85后生育高峰影响，我国出生人口出现1700万+小高潮；而就在5年后，2027年，95后数量相比85后人口打6折、生育意愿打折、70/80后二胎三胎结束等，我国出生人口可能只有700-800万，并将在10年后继续下降到600万——这一切只用短短10-15年。

这种巨变的速度，反映到行业上可能就是：医学生大学入学时感受到产科火热，研究生毕业后就凉了；师范生大学入学时感受到小学火热，研究生毕业后就凉了。

对我们每个个体而言，很多事没法改变，能做的可能只是对客观世界有更真实的认知，做好理性预测，以更好地规划自己的未来。

转自： https://mp.weixin.qq.com/s/PbN-28kpxkZxp3c_-9Pk8A

来源 | 温sir讲地缘

责任编辑 | 包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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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新的人口统计数据。截止2021年年末，全国人口（港澳台地区除外）比上年末只增加了48万，自然增长率仅为0.34‰。这个数字一出，各方都在惊呼中国人口进入负增长的拐点已经出现。

回想2016年1月1日之前，只让生一个的计划生育政策还是“基本国策”，转瞬间从中央到地方，鼓励生二孩、三孩的政策就频频出炉，还真是有点见证历史大转折的感觉。这看起来倒是颇像现代人那拧巴的生活：享受完美食之后，又要花钱花时间把富余的肉肉减下来。

先说结论，这是一个在中国文明转型升级过程中，需要吸取的教训，一句话做总结的话，那就是：用落后于时代的思维去预测未来，只能得到完全错误的结论。

凡事都有因果，今天我们就穿越几千年的历史，来看看中国在文明人口问题上到底经历过什么，会出现这样有争议性的操作。

古代的“计划生育”

用政策干预人口的做法早已有之。只不过绝大部分历史时期，那可都是在鼓励生育。比如西汉初年，受秦末战乱的影响，全国户籍人口锐减到1500万-1800万，较之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差不多减少了1000万。刘邦和吕后的儿子汉惠帝刘盈继位后，立国之初的动乱已经平息，开始全面进入休养生息阶段。

在这一背景下，汉朝一方面取消了之前增加的赋税，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一方面还史无前例的出台了“剩女税”。

剩女税之说还真不是调侃，只是不叫这个名称罢了。自秦以后的绝大多数王朝，被计入户籍的成年人口都是要交人头税的，汉朝的人头税是成年人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称之为“算赋”；七至十四岁的儿童每人每年也要纳二十钱，称之为“口赋”。刘盈规定女子如果到了十五岁不嫁，那从十五岁到三十岁这十五年间，就要交五倍的算赋。这每年多出来的四百八十钱，就是“剩女税”了。

一个人交五个人的税，绝大部分人肯定是不肯的。就算家里特有钱，亦犯不着跟国家政策对着干。更何况中国文化，本来就是重家庭、重生育。像历史记载，富商家庭出身的卓文君丧夫回娘家的年龄是17岁，显然也是早早的就嫁了出去。

你可能会说这太不公平了，为什么不收“剩男税”。这是因为政府要解决的就不是婚姻问题，而是人口问题。只要女人肯嫁，这事就算解决了。至于有多少剩男并不重要。

说起来“人头税”这东西算是一个恶税了，特别的不公平。你想想看，富可敌国者和家徒四壁者交一样的税，那怎么可能公平呢？如此收税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维护统治阶层的利益，毕竟谁也没有动力多收自己的税嘛；二是方法简单，点人头这事比起核算财产来说要简单点多。

人头税这东西还不光是“算赋”、“口赋”。中国人用字精准，现代意义的“税”放在古代可以分为：赋、税、徭、役等多种形式。“赋”是直接向个人征收的人头税；“税”是按田产征收的财产税；强制老百姓为政府做的无偿劳动叫“徭”；要是无偿劳动的对象是军队，那就是“役”。

徭役同样是以人口为计税基础，除非有法定豁免权，比如明朝考取了秀才就可以不服徭役；有的时期女子不用服徭役，大多数时期也是逃不掉的。有鉴于此，徭役本质也属于人头税。这些以人口为依据计算的税种被统称为“丁税”。

人头税不光中国有，其它国家不同程度的也都有。只是在中国的历史最悠久，始作俑者是商鞅。商鞅变法打破了贵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垄断地位。军功成了获取爵位的硬指标，一事同仁的按人头征税，在当时同样是公平的体现。

中国这样一个讲求中央集权的文明，人头税的征收还有着特殊的意义。可以让中央政府的控制力，直接传导到每一个子民身上。不过这也导致了一个现象，那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人口数字，又准确又模糊。

说准确，是因为人口多少关乎税收多寡，自秦开始以后的历代王朝都非常重视人口统计，加上中国人又特别喜欢记录历史，所以我们现在还能看到很多人口数字。比如汉朝在休养生息后，人口就恢复到了6000万左右。以东汉的人口峰值公元157年为例，当时的在户人口为56476856，都能够精确到个位。

说不准确，是由于这只是在户人口。既然人口跟税有关系了，那肯定会有人想办法躲起起来不交税，富贵人家凭借权势和关系藏匿人口属于常规操作，平民百姓也是想着法子避税。三国时期，吴国特别喜欢跑到山里去征剿“山越”，为的就是把这些躲到山里的农民赶出来，承担国家的赋税徭役。三家归晋的时候，魏、蜀、吴三家合计的在户人口才760多万。就算天下大乱，人口也不至于锐减到如此地步。

最骇人听闻的逃税方法是老百姓“主动计划生育”。中国是个农业社会，家庭人口增加，土地不增加的话，人口就会成为负担。古人又不知道怎么避孕，为了逃避难以承担人头税，就产生了溺婴现象。历史上称之为“生子不举”。这种现象在经济发达，人口巨增的宋代最为普遍，尤以人地矛盾突出的南方地区为甚。

苏轼在湖北黄州为官时，不光发明了流传后世的“东坡肉”，还写下了“黄州小民，贫者生子多不举，初生便于水盆中浸杀之”（苏轼《黄鄂之风》）的记录。意思是说黄州的老百姓，家庭贫困着如果儿子生得多了，生出来就放在水盆里溺杀。

在农业社会，人力是第一生产力，更何况还牵扯着税收。自上而下刺激人口增长是常态，庶民自下而上自发搞“计划生育”那可不行。治国的精英们并非不知道问题出在人头税上，有勇气来场彻底改革的却是不多，就算改革也往往推行不下去。像北宋的王安石、明朝的张居正都曾经想过动人头税，以减少普通百姓负担的心思，结果都是惨淡收场。

这件事一直到清初的“康乾盛世”才算彻底得到解决。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清王朝规定以上一年的人丁数作为固定征收“丁税”的数额，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等到雍正继位时（1723年），开始正式把已经固定的“丁税”分摊入田赋当中，从而在保障中央财政收入不减的前提下，成功取消了人头税。

已经征收了两千年的人头税消失，对中国人口的影响是巨大的。百姓没有了隐匿人口及“生子不举”的动机，中国人口在清王朝中期开始爆发式增长。根据记载，公元1740年（乾隆六年），中国人口正式突破1亿。半个世纪后的公元1792年，人口突破3亿。1834年的道光十四年，又跨过了4亿的人口线。

民以食为天

不收人头税这件事，对百姓的生育积极性虽然影响很大，无论贫富也没有了隐匿人口的动机，但你要说中国人口在清代的爆发式增长，只是由于这种政策性的调整，那还是有失偏颇的。很多结果，是在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促成的。

民以食为天，人是要吃饭的。一个国家能养活多少人，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能得到多少粮食。

在宋代以前，两汉和唐朝这几个大一统王朝，户籍人口的峰值都是在6000万左右。唐朝的口的峰值出现在唐玄宗时期，户数为1300万-1400万。由于没有详细人口数字被同时记录下来，我们可以参考汉代平均每户为4.67人的数字，并取一个户数的中间值计算。算下来的话，差不多就是6300万了。

即便加上隐匿的人口，汉唐盛世时期的人口肯定也不会超出一个亿。这个瓶颈一直到宋代才算是突破。宋徽宗执政的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北宋的统计户数是20882438户，同样参考汉代的户均人口，这已经将近1个亿了。要知道北宋王朝并没有统治整个中国核心区，同时期核心区内还有辽国、西夏、大理国共存。

辽国人口大概是900万，西夏大概200万上下，地处西南的大理国则有300万以上的人口。这样一算，中国在跨入第二个千年之后，明面上的人口终于突破一个亿了。后来明朝的人口峰值，同样也超出了一亿。

突破的背后，是一场与农业有关的革命。

人类在历史上所经历的农业革命，很大程度由驯化和选育作物而触发的，尤其是那些能充当主食的作物。一直到今天，选育良种依然是农业科技的重心。农业学家们会想尽各种办法培育高产作物。比如把种子送到太空接受辐射，然后再在变异的种子中选取符合自己需求的变异；又比如利用杂交或者转基因技术定向培育所需要的性状。

在拥有现代科技之前，从世界其它地区引入良种，再加以本土化改良，是粮食快速增产的秘诀。五代时期，原产于越南中部“占城稻”开始进入中国，并于两宋时代在中国南方的稻作区大规模种植，触发了一场鲜为人知的农业革命。

占城位于越南中部，气候上属于热带季风气候区。降雨充沛的热带地区滋养了地球上大部分的物种。新陈代谢快是热带地区的特点。正是在这一气候背景下，占城稻的生长周期最短可以缩至惊人的五十余天，并且还耐旱。

如此之短的生长周期，为农作物的一年两熟奠定了基础。换而言之，之前一片土地，一年只能种一季粮食，现在可以种两季作物，在岭南地区甚至能三熟（每一季不一定要都种水稻）。这种情况下，粮食产量势必会出现质的飞跃。

由此造成的另一个影响，是中国南方地区在全国人口的占比快速拉升。西汉时北方人口占比达到八成；唐代时北方人口还能有五成多。等到北宋晚期，南方人口的占比就反超到将近2/3了。

值得一提的是，发生在北宋时期的这场农业革命，有着明显的政策推动痕迹。具体来说，始于北宋第三代皇帝宋真宗时期。公元1011年，江淮、两浙江地区遭遇旱情，朝廷下旨从已经种植有占城稻的福建地区取种三万斛，在上述地区推广，触发了这场让中国人口突破1亿瓶颈的农业革命。

相比这场悄无生息发生在中国的农业革命，500年后由哥伦布所触发的那场全球性的农业革命，大家就要熟悉得多了。新大陆被发现之后，美洲文明所培育的玉米、土豆、红薯等高产粮食作物被引入旧大陆，最终帮助全球人口跃上了新的台阶。

然而这些高产作物在欧洲的普及却比大家想象的要晚得多。以欧洲种植范围最为广泛的土豆来说，16世纪中叶就已经被航海者带回了欧洲。只是在笃信宗教的欧洲人看来，土豆是属于异教徒的食物，甚至被认为有毒。

一直到18世纪中叶，被战争和传染病折腾得人口长期徘徊不前的欧洲，才不得不自上而下的推广这种能救命的食物。德皇腓特烈大帝、俄国沙皇彼得大帝、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这些著名君主，都曾经出台过政策大力推广土豆。

这场土豆革命，让欧洲得以在19世纪进入人口爆炸期。1800年时欧洲人口大约为1.9亿人，到了1900年时便翻倍增长到了4.2亿人。

相比“起个大早，赶个晚集”的欧洲，中国在引入新大陆高产作物的事情上就要积极得多了。这当中最有代表性的作物是红薯。

红薯同样原产生美洲。土豆是印加人在气候凉爽的安第斯山脉上选育出来的，所以能够适应纬度较高、气候较为寒冷的欧洲气候；红薯则更适应热带、亚热带气候，因此在气候较欧洲更为温暖的中国，尤其是中国南方地区引种更为普遍。

有记录表明，红薯最早是广东人陈益，在万历十年也就是1582年，从菲律宾偷偷引种回来的。要知道西班牙正式在菲律宾建立统治是在1565年，跟土豆被带回欧洲的时间差不多。对比欧洲人晚了200多年的后知后觉，中国速度真可以算得上是光速。

吃的问题上，中国人向来领先于世界其它地区。只要能填饱肚子，哪里会有那么多忌讳。中华美食的种类如此之多，很重要的原因便在于，中国人不会浪费任何可食用部分。兔头、鸭脖、鸡爪、猪蹄这些在其它国家很少食用的食材，在中国美食界都能拥有一席之地。

高产、耐旱、抗瘠的红薯一经在中国引种成功，便开始发挥巨大的作用。那些原本无法种植作物的土地（比如山地），都被这种穷人的食物所填充。对于很多遭遇过饥馑的老一辈中国人来说，至今脑海中还深深的印刻着红薯的味道。

除了民间自发引种以外，红薯等美洲高产作物在中国的普遍种植，同样少不了政策的推手。比如公元1786年，乾隆皇帝就下达过“广栽植甘薯（红薯），以为救荒之备”的诏书。

最终在取消人头税的利好，以及美洲高产作物引入的共同作用下，中国比欧洲早了最起码一个世纪，迎来了自己的人口爆炸期。。

工业时代的搭错车

“民以食为天”这句古语，很好的诠释了中国人对于人口和食物的态度。想要国家强大，就必须有足够的人口。而想要人口增长，就必须解决粮食问题。这种从上到下的重视，方使得中国的人口爆炸期，比欧洲早了一个多世纪降临。

在自然经济时代，出于动物本能，不管哪个民族都明白人口是第一生产力的道理。然而人口却又是不会无限增长下去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能养活多少人，哪根结底要看你所据有的土地，能出产多少粮食。

如果前面的内容你看得仔细，就会发现占城稻的推广、人口突破一亿瓶颈，以及“生子不举”现象的出现，都出现在北宋时期。这就是人口与资源矛盾的体现。关于这个矛盾，英国政治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其1798年出版的《人口论》中做过被称之为“马尔萨斯主义”的解读。

马尔萨斯的理论总结下来有如下四点：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第二，两性之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第三，人口在无妨碍时以几何数率增加，生活资料只以算术级数增加；第四，想要平衡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要么提高死亡率，要么主动降低出生率。

说人话解读的话，就是土地增长的速度赶不上生孩子的速度。想解决这个矛盾，要么多死人；要么人类自己主动少生。

提高死亡率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打仗，这个肯定是不可取的。一定要觉得人地矛盾没办法解决，那就只能降低出生率了。正是基于对马尔萨斯理论的认可，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开启了旨在降低人口出生率的计划生育政策。

问题在于马尔萨斯主义和中国计划生育面世的时间点，都恰好处在了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的启动阶段。用落后于时代的思维，去做长期规划的做法，导致了当下这个颇有点尴尬的局面。

想知道为什么尴尬，我们先来了解下工业力量对农业的影响。工业革命是由科学革命所触发的。自从有了科学和工业力量的加持，人类的命运就开了挂。那些地球母亲贮藏了亿万年的矿石资源、化石能源，被找到破解之法的人类挖了出来，尽情的挥霍。

这股力量也传导到了农业。19世纪中叶，德国科学家破译了植物获取营养的密码，研发出了“化学肥料”（化肥）。20世纪初，化肥开始规模化生产，并从二战后的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全球农业领域普及；不算巧合的是，也正是在19世纪中叶，科学家们开始研发内燃机。随着汽车在世纪相交之际的商用，拖拉机也随之在20世纪初被研发出来，开始在农业领域取代人力和畜力。

化肥

此外，就像前面我们所说的那样，受益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开始用更先进、精准、快速的方式选育良种。以中国人熟悉的杂交水稻为例，由“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生前领衔研发的超级杂交水稻，单季亩产能已经突破了1000公斤关口，比之清朝的数字超高出至少4倍。

换而言之，当科学和工业力量传导到农业领域后。人类找到了获取更多耕地，以及成倍提高粮食单产的方法。1950年时，全球人口刚刚超过是25亿。2020年，世界人口数量已经增长至将近76亿。这仅仅用了70年时间，就增长出来50亿人口，就是托了工业化的福。

在马尔萨斯研究人口问题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工业革命才开始启动，纺织机、蒸汽机这些刚刚被研发出来的机器，只来得及在工厂发挥作用，包括破坏人类已经习惯了几千年的农业社会结构。受时代的局限，马尔萨斯当时并没有办法用科学和工业思维，预测到农业效率的提升速度，有机会赶上人口增长的速度。

更出乎人类意料的是，一旦进入成熟工业化阶段，人的生育意愿就会自然降低。以至于在那些已经完成工业化的西方发达国家，总生育率都低于2。也就是说，每个妇女一生中平均的生育不到2个子女。你很容易理解，如果人类整体低于这个数字的话，总人口将进入下跌通道（事实上考虑到儿童的死亡率，总生育率必须达到2.1才可能平衡）。

中国在工业化上的尝试，起自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20世纪50年代，从苏联全面引进全套工业体系，是中国工业化的重要标志。

然而不管是洋务运动的买机器也好，还是从苏联系统性的引入工业体系也罢，思维的变化却是最难的。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延续了几千年的农业社会而言。可以这样说，一直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才开始真正以开放的姿态，向那些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虚心学习，并在学习过程中建立自己的工业思维。

也正是在1978年这个打开国门的年份，农业思维指导下的计划生育政策开始自上而下的改造中国社会。于是大家就看到了现在这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40年来的改革开放，让中国以超高的速度完成了自己的工业化进程；另一方面却未老先衰的，提前进入了人口下降通道。

更为悲剧的是，当你再去参考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又会发现人口增长与经济活力之间，存在着正比关系。换而言之，现下的中国又开始担心，丧失了人口红利将导致自己以后的发展动力不足。

这种危机感的产生，方导致了现阶段人口政策急打方向盘的做法。

“素质人口”才是人口红利

中国文明在近现代的涅槃过程中，取得了很多令人瞩目的成就，也摸索出了一条独特且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当然，也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错误的决策。回顾中国人口的变迁史，最值得总结的一点，便是开篇提到的：用落后于时代的思维去预测未来，只能得到完全错误的结论。

要是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看，中国完成工业化之后，人口本身也是会进入下降通道的。也就是说即便没有计划生育政策，中国同样很快会面临人口增长乏力的问题。

这个在完成工业化进程之后，就必然会面临的问题有没有办法解决呢？当然是可以的。无论人类最终会利用哪些新技术手段，来平衡人口与发展的问题。“用落后于时代的思维去预测未来，只能得到完全错误的结论”这一经验教训都是必须吸取的。

如今人类所处的发展阶段，已经不能用“工业时代”来涵盖了，而是一个迈入了由计算机和互联网所主导的“信息时代”。

如果说工业时代的核心变化，是利用机器解放了人类的身体，提高生产效率；那么信息时代则是将计算机充当了人类的大脑外挂，让人类可以从更高层面解决生产效率的问题。比如说在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更多研发智能机器来替代低端的、重复性的劳动。从这个角度说，年轻一代农民工不愿意再在工厂流水线上工作，而更多流入大城市从事外卖、快递等服务性行业并不是一件坏事。

获得大脑外挂的最直接影响，就是人口质量的重要性，开始明显要高于人口数量与年龄结构的重要性。比方说很多非洲国家还拥有着超高生育率，包括因为人均寿命过短，而使得人口结构非常年轻化。但你要是说，这些国家就因此而拥有更美好的未来，相信自己都不会相信。就像当年有四亿人口的中国，无法凭借人口优势，击败人口远少于自己的列强一样。

面向未来，考察一个国家人口和经济潜力的指标，将会变成：高等教育人口、互联网人口、具备基础科学素养人口等指标。我们可以把这些具备在新时代条件下，驱动经济发展的人口称之为“素质人口”。至于如何科学设计判定素质人口的参数，那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换而言之，“素质人口”的数量是否在正增长，才是当下判断国家是否更有前景的真正指标。而已经站立在新时代风口浪尖的中国，虽然还可以参考工业化国家过往的经验，亡羊补牢式的去拉高生育率，但更应该把人口政策的重心，放在提高“素质人口”的比例上。

当我们开始用“素质人口”的视角，去审视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时，会发现极端重视教育的中国文明，在提升人口素质问题上所拥有比较优势。而这一比较优势，才是未来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KMZLpmchacUWbla6KB6gog

来源：功夫财经（ID：kongfuf）
作者：今纶，

中国统计年鉴显示，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仅为8.52‰，首次跌破10‰，创1978来43年新低，中国人口负增长大概率会提前到来！

去年8月，湖南“天才少女”姚婷获华为156万年薪，引发网友关注。对于156万年薪的使用，姚婷第一个想到的是可以让家人生活得更好一点。但说到具体使用，姚婷有些无奈地表示：“156万放在房价都要10万一平米的深圳市来说，感觉也很难做些什么。”

说实话，这让年轻人很难受，好不容易等到跌的机会，怎么还来一个“止跌令”？这个里面还涉及到卖地，大家都懂。

这样的局面，年轻人是看在眼里的，尤其是从小城镇、农村进大城市的年轻人，他们不想重复这样的恶性循环。回老家吧，找不到像样的工作，不回老家吧，在大城市买不起房，岁月蹉跎，于是只想找个有钱人至少金领结婚，奈何优质资源太少，不太容易结婚，所以就不要指望出生率了。

瑞士、德国都试过了，当然，副作用也不是没有。

增加福利的第一条就是要坚决摁住高房价还想继续死灰复燃的这点妄念，不然年轻人是没有出路的，同时大规模建设廉租房。现在一些地方在发各种津贴，包括延长产假等，这些都很好。但我说句实话，可能作用不大。

至于，增加移民这事儿，即使是增加高素质移民恐怕也会遭遇巨大的反对声音。主要的反对意见就是担心把某些族群引来有后患，还有就是担心老外进来抢资源和工作机会，导致自己焦虑加深。对此，我也完全理解。

比如珠三角的一些城市的村镇，有大量中小企业在生产一些日用品，包括家具等。这些产品的技术含量、创意并不是很高，仅仅是功能性产品，在人口不断增长、房地产很火爆的年代，这些产品是很好卖的，无非就是不停地扩大生产，做增量，而且在一个长的上升期，成本是会越来越低的，除非遇到行业巨变。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E5-PNjQC7Od3zXv6Tn-R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