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拐点来临意味着什么?

来源 | 温sir讲地缘

责任编辑 | 包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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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新的人口统计数据。截止2021年年末,全国人口(港澳台地区除外)比上年末只增加了48万,自然增长率仅为0.34‰。这个数字一出,各方都在惊呼中国人口进入负增长的拐点已经出现。

人口拐点来临意味着什么?

回想2016年1月1日之前,只让生一个的计划生育政策还是“基本国策”,转瞬间从中央到地方,鼓励生二孩、三孩的政策就频频出炉,还真是有点见证历史大转折的感觉。这看起来倒是颇像现代人那拧巴的生活:享受完美食之后,又要花钱花时间把富余的肉肉减下来。

先说结论,这是一个在中国文明转型升级过程中,需要吸取的教训,一句话做总结的话,那就是用落后于时代的思维去预测未来,只能得到完全错误的结论

凡事都有因果,今天我们就穿越几千年的历史,来看看中国在文明人口问题上到底经历过什么,会出现这样有争议性的操作。

古代的“计划生育”

用政策干预人口的做法早已有之。只不过绝大部分历史时期,那可都是在鼓励生育。比如西汉初年,受秦末战乱的影响,全国户籍人口锐减到1500万-1800万,较之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差不多减少了1000万。刘邦和吕后的儿子汉惠帝刘盈继位后,立国之初的动乱已经平息,开始全面进入休养生息阶段。

在这一背景下,汉朝一方面取消了之前增加的赋税,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一方面还史无前例的出台了“剩女税”。

剩女税之说还真不是调侃,只是不叫这个名称罢了。自秦以后的绝大多数王朝,被计入户籍的成年人口都是要交人头税的,汉朝的人头税是成年人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称之为“算赋”;七至十四岁的儿童每人每年也要纳二十钱,称之为“口赋”。刘盈规定女子如果到了十五岁不嫁,那从十五岁到三十岁这十五年间,就要交五倍的算赋。这每年多出来的四百八十钱,就是“剩女税”了。

一个人交五个人的税,绝大部分人肯定是不肯的。就算家里特有钱,亦犯不着跟国家政策对着干。更何况中国文化,本来就是重家庭、重生育。像历史记载,富商家庭出身的卓文君丧夫回娘家的年龄是17岁,显然也是早早的就嫁了出去。

你可能会说这太不公平了,为什么不收“剩男税”。这是因为政府要解决的就不是婚姻问题,而是人口问题。只要女人肯嫁,这事就算解决了。至于有多少剩男并不重要。

说起来“人头税”这东西算是一个恶税了,特别的不公平。你想想看,富可敌国者和家徒四壁者交一样的税,那怎么可能公平呢?如此收税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维护统治阶层的利益,毕竟谁也没有动力多收自己的税嘛;二是方法简单,点人头这事比起核算财产来说要简单点多。

人头税这东西还不光是“算赋”、“口赋”。中国人用字精准,现代意义的“税”放在古代可以分为:赋、税、徭、役等多种形式。“赋”是直接向个人征收的人头税;“税”是按田产征收的财产税;强制老百姓为政府做的无偿劳动叫“徭”;要是无偿劳动的对象是军队,那就是“役”。

徭役同样是以人口为计税基础,除非有法定豁免权,比如明朝考取了秀才就可以不服徭役;有的时期女子不用服徭役,大多数时期也是逃不掉的。有鉴于此,徭役本质也属于人头税。这些以人口为依据计算的税种被统称为“丁税”。

人头税不光中国有,其它国家不同程度的也都有。只是在中国的历史最悠久,始作俑者是商鞅。商鞅变法打破了贵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垄断地位。军功成了获取爵位的硬指标,一事同仁的按人头征税,在当时同样是公平的体现。

中国这样一个讲求中央集权的文明,人头税的征收还有着特殊的意义。可以让中央政府的控制力,直接传导到每一个子民身上。不过这也导致了一个现象,那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人口数字,又准确又模糊。

说准确,是因为人口多少关乎税收多寡,自秦开始以后的历代王朝都非常重视人口统计,加上中国人又特别喜欢记录历史,所以我们现在还能看到很多人口数字。比如汉朝在休养生息后,人口就恢复到了6000万左右。以东汉的人口峰值公元157年为例,当时的在户人口为56476856,都能够精确到个位。

说不准确,是由于这只是在户人口。既然人口跟税有关系了,那肯定会有人想办法躲起起来不交税,富贵人家凭借权势和关系藏匿人口属于常规操作,平民百姓也是想着法子避税。三国时期,吴国特别喜欢跑到山里去征剿“山越”,为的就是把这些躲到山里的农民赶出来,承担国家的赋税徭役。三家归晋的时候,魏、蜀、吴三家合计的在户人口才760多万。就算天下大乱,人口也不至于锐减到如此地步。

最骇人听闻的逃税方法是老百姓“主动计划生育”。中国是个农业社会,家庭人口增加,土地不增加的话,人口就会成为负担。古人又不知道怎么避孕,为了逃避难以承担人头税,就产生了溺婴现象。历史上称之为“生子不举”。这种现象在经济发达,人口巨增的宋代最为普遍,尤以人地矛盾突出的南方地区为甚。

苏轼在湖北黄州为官时,不光发明了流传后世的“东坡肉”,还写下了“黄州小民,贫者生子多不举,初生便于水盆中浸杀之”(苏轼《黄鄂之风》)的记录。意思是说黄州的老百姓,家庭贫困着如果儿子生得多了,生出来就放在水盆里溺杀。

在农业社会,人力是第一生产力,更何况还牵扯着税收。自上而下刺激人口增长是常态,庶民自下而上自发搞“计划生育”那可不行。治国的精英们并非不知道问题出在人头税上,有勇气来场彻底改革的却是不多,就算改革也往往推行不下去。像北宋的王安石、明朝的张居正都曾经想过动人头税,以减少普通百姓负担的心思,结果都是惨淡收场。

人口拐点来临意味着什么?

这件事一直到清初的“康乾盛世”才算彻底得到解决。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清王朝规定以上一年的人丁数作为固定征收“丁税”的数额,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等到雍正继位时(1723年),开始正式把已经固定的“丁税”分摊入田赋当中,从而在保障中央财政收入不减的前提下,成功取消了人头税。

人口拐点来临意味着什么?

已经征收了两千年的人头税消失,对中国人口的影响是巨大的。百姓没有了隐匿人口及“生子不举”的动机,中国人口在清王朝中期开始爆发式增长。根据记载,公元1740年(乾隆六年),中国人口正式突破1亿。半个世纪后的公元1792年,人口突破3亿。1834年的道光十四年,又跨过了4亿的人口线。

民以食为天

不收人头税这件事,对百姓的生育积极性虽然影响很大,无论贫富也没有了隐匿人口的动机,但你要说中国人口在清代的爆发式增长,只是由于这种政策性的调整,那还是有失偏颇的。很多结果,是在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促成的。

民以食为天,人是要吃饭的。一个国家能养活多少人,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能得到多少粮食。

在宋代以前,两汉和唐朝这几个大一统王朝,户籍人口的峰值都是在6000万左右。唐朝的口的峰值出现在唐玄宗时期,户数为1300万-1400万。由于没有详细人口数字被同时记录下来,我们可以参考汉代平均每户为4.67人的数字,并取一个户数的中间值计算。算下来的话,差不多就是6300万了。

即便加上隐匿的人口,汉唐盛世时期的人口肯定也不会超出一个亿。这个瓶颈一直到宋代才算是突破。宋徽宗执政的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北宋的统计户数是20882438户,同样参考汉代的户均人口,这已经将近1个亿了。要知道北宋王朝并没有统治整个中国核心区,同时期核心区内还有辽国、西夏、大理国共存。

辽国人口大概是900万,西夏大概200万上下,地处西南的大理国则有300万以上的人口。这样一算,中国在跨入第二个千年之后,明面上的人口终于突破一个亿了。后来明朝的人口峰值,同样也超出了一亿。

突破的背后,是一场与农业有关的革命。

人类在历史上所经历的农业革命,很大程度由驯化和选育作物而触发的,尤其是那些能充当主食的作物。一直到今天,选育良种依然是农业科技的重心。农业学家们会想尽各种办法培育高产作物。比如把种子送到太空接受辐射,然后再在变异的种子中选取符合自己需求的变异;又比如利用杂交或者转基因技术定向培育所需要的性状。

在拥有现代科技之前,从世界其它地区引入良种,再加以本土化改良,是粮食快速增产的秘诀。五代时期,原产于越南中部“占城稻”开始进入中国,并于两宋时代在中国南方的稻作区大规模种植,触发了一场鲜为人知的农业革命。

占城位于越南中部,气候上属于热带季风气候区。降雨充沛的热带地区滋养了地球上大部分的物种。新陈代谢快是热带地区的特点。正是在这一气候背景下,占城稻的生长周期最短可以缩至惊人的五十余天,并且还耐旱。

如此之短的生长周期,为农作物的一年两熟奠定了基础。换而言之,之前一片土地,一年只能种一季粮食,现在可以种两季作物,在岭南地区甚至能三熟(每一季不一定要都种水稻)。这种情况下,粮食产量势必会出现质的飞跃。

由此造成的另一个影响,是中国南方地区在全国人口的占比快速拉升。西汉时北方人口占比达到八成;唐代时北方人口还能有五成多。等到北宋晚期,南方人口的占比就反超到将近2/3了。

值得一提的是,发生在北宋时期的这场农业革命,有着明显的政策推动痕迹。具体来说,始于北宋第三代皇帝宋真宗时期。公元1011年,江淮、两浙江地区遭遇旱情,朝廷下旨从已经种植有占城稻的福建地区取种三万斛,在上述地区推广,触发了这场让中国人口突破1亿瓶颈的农业革命。

相比这场悄无生息发生在中国的农业革命,500年后由哥伦布所触发的那场全球性的农业革命,大家就要熟悉得多了。新大陆被发现之后,美洲文明所培育的玉米、土豆、红薯等高产粮食作物被引入旧大陆,最终帮助全球人口跃上了新的台阶。

然而这些高产作物在欧洲的普及却比大家想象的要晚得多。以欧洲种植范围最为广泛的土豆来说,16世纪中叶就已经被航海者带回了欧洲。只是在笃信宗教的欧洲人看来,土豆是属于异教徒的食物,甚至被认为有毒。

一直到18世纪中叶,被战争和传染病折腾得人口长期徘徊不前的欧洲,才不得不自上而下的推广这种能救命的食物。德皇腓特烈大帝、俄国沙皇彼得大帝、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这些著名君主,都曾经出台过政策大力推广土豆。

人口拐点来临意味着什么?

这场土豆革命,让欧洲得以在19世纪进入人口爆炸期。1800年时欧洲人口大约为1.9亿人,到了1900年时便翻倍增长到了4.2亿人。

相比“起个大早,赶个晚集”的欧洲,中国在引入新大陆高产作物的事情上就要积极得多了。这当中最有代表性的作物是红薯。

红薯同样原产生美洲。土豆是印加人在气候凉爽的安第斯山脉上选育出来的,所以能够适应纬度较高、气候较为寒冷的欧洲气候;红薯则更适应热带、亚热带气候,因此在气候较欧洲更为温暖的中国,尤其是中国南方地区引种更为普遍。

有记录表明,红薯最早是广东人陈益,在万历十年也就是1582年,从菲律宾偷偷引种回来的。要知道西班牙正式在菲律宾建立统治是在1565年,跟土豆被带回欧洲的时间差不多。对比欧洲人晚了200多年的后知后觉,中国速度真可以算得上是光速。

吃的问题上,中国人向来领先于世界其它地区。只要能填饱肚子,哪里会有那么多忌讳。中华美食的种类如此之多,很重要的原因便在于,中国人不会浪费任何可食用部分。兔头、鸭脖、鸡爪、猪蹄这些在其它国家很少食用的食材,在中国美食界都能拥有一席之地。

人口拐点来临意味着什么?

高产、耐旱、抗瘠的红薯一经在中国引种成功,便开始发挥巨大的作用。那些原本无法种植作物的土地(比如山地),都被这种穷人的食物所填充。对于很多遭遇过饥馑的老一辈中国人来说,至今脑海中还深深的印刻着红薯的味道。

除了民间自发引种以外,红薯等美洲高产作物在中国的普遍种植,同样少不了政策的推手。比如公元1786年,乾隆皇帝就下达过“广栽植甘薯(红薯),以为救荒之备”的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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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在取消人头税的利好,以及美洲高产作物引入的共同作用下,中国比欧洲早了最起码一个世纪,迎来了自己的人口爆炸期。。

工业时代的搭错车

“民以食为天”这句古语,很好的诠释了中国人对于人口和食物的态度。想要国家强大,就必须有足够的人口。而想要人口增长,就必须解决粮食问题。这种从上到下的重视,方使得中国的人口爆炸期,比欧洲早了一个多世纪降临。

在自然经济时代,出于动物本能,不管哪个民族都明白人口是第一生产力的道理。然而人口却又是不会无限增长下去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能养活多少人,哪根结底要看你所据有的土地,能出产多少粮食。

如果前面的内容你看得仔细,就会发现占城稻的推广、人口突破一亿瓶颈,以及“生子不举”现象的出现,都出现在北宋时期。这就是人口与资源矛盾的体现。关于这个矛盾,英国政治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其1798年出版的《人口论》中做过被称之为“马尔萨斯主义”的解读。

马尔萨斯的理论总结下来有如下四点: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第二,两性之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第三,人口在无妨碍时以几何数率增加,生活资料只以算术级数增加;第四,想要平衡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要么提高死亡率,要么主动降低出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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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人话解读的话,就是土地增长的速度赶不上生孩子的速度。想解决这个矛盾,要么多死人;要么人类自己主动少生。

提高死亡率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打仗,这个肯定是不可取的。一定要觉得人地矛盾没办法解决,那就只能降低出生率了。正是基于对马尔萨斯理论的认可,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开启了旨在降低人口出生率的计划生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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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马尔萨斯主义和中国计划生育面世的时间点,都恰好处在了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的启动阶段。用落后于时代的思维,去做长期规划的做法,导致了当下这个颇有点尴尬的局面。

想知道为什么尴尬,我们先来了解下工业力量对农业的影响。工业革命是由科学革命所触发的。自从有了科学和工业力量的加持,人类的命运就开了挂。那些地球母亲贮藏了亿万年的矿石资源、化石能源,被找到破解之法的人类挖了出来,尽情的挥霍。

这股力量也传导到了农业。19世纪中叶,德国科学家破译了植物获取营养的密码,研发出了“化学肥料”(化肥)。20世纪初,化肥开始规模化生产,并从二战后的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全球农业领域普及;不算巧合的是,也正是在19世纪中叶,科学家们开始研发内燃机。随着汽车在世纪相交之际的商用,拖拉机也随之在20世纪初被研发出来,开始在农业领域取代人力和畜力。

人口拐点来临意味着什么?

化肥

此外,就像前面我们所说的那样,受益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开始用更先进、精准、快速的方式选育良种。以中国人熟悉的杂交水稻为例,由“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生前领衔研发的超级杂交水稻,单季亩产能已经突破了1000公斤关口,比之清朝的数字超高出至少4倍。

换而言之,当科学和工业力量传导到农业领域后。人类找到了获取更多耕地,以及成倍提高粮食单产的方法。1950年时,全球人口刚刚超过是25亿。2020年,世界人口数量已经增长至将近76亿。这仅仅用了70年时间,就增长出来50亿人口,就是托了工业化的福。

人口拐点来临意味着什么?

在马尔萨斯研究人口问题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工业革命才开始启动,纺织机、蒸汽机这些刚刚被研发出来的机器,只来得及在工厂发挥作用,包括破坏人类已经习惯了几千年的农业社会结构。受时代的局限,马尔萨斯当时并没有办法用科学和工业思维,预测到农业效率的提升速度,有机会赶上人口增长的速度。

更出乎人类意料的是,一旦进入成熟工业化阶段,人的生育意愿就会自然降低。以至于在那些已经完成工业化的西方发达国家,总生育率都低于2。也就是说,每个妇女一生中平均的生育不到2个子女。你很容易理解,如果人类整体低于这个数字的话,总人口将进入下跌通道(事实上考虑到儿童的死亡率,总生育率必须达到2.1才可能平衡)。

中国在工业化上的尝试,起自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20世纪50年代,从苏联全面引进全套工业体系,是中国工业化的重要标志。

然而不管是洋务运动的买机器也好,还是从苏联系统性的引入工业体系也罢,思维的变化却是最难的。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延续了几千年的农业社会而言。可以这样说,一直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才开始真正以开放的姿态,向那些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虚心学习,并在学习过程中建立自己的工业思维。

人口拐点来临意味着什么?

也正是在1978年这个打开国门的年份,农业思维指导下的计划生育政策开始自上而下的改造中国社会。于是大家就看到了现在这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40年来的改革开放,让中国以超高的速度完成了自己的工业化进程;另一方面却未老先衰的,提前进入了人口下降通道。

更为悲剧的是,当你再去参考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又会发现人口增长与经济活力之间,存在着正比关系。换而言之,现下的中国又开始担心,丧失了人口红利将导致自己以后的发展动力不足。

这种危机感的产生,方导致了现阶段人口政策急打方向盘的做法。

“素质人口”才是人口红利

中国文明在近现代的涅槃过程中,取得了很多令人瞩目的成就,也摸索出了一条独特且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当然,也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错误的决策。回顾中国人口的变迁史,最值得总结的一点,便是开篇提到的:用落后于时代的思维去预测未来,只能得到完全错误的结论。

要是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看,中国完成工业化之后,人口本身也是会进入下降通道的。也就是说即便没有计划生育政策,中国同样很快会面临人口增长乏力的问题。

这个在完成工业化进程之后,就必然会面临的问题有没有办法解决呢?当然是可以的。无论人类最终会利用哪些新技术手段,来平衡人口与发展的问题。“用落后于时代的思维去预测未来,只能得到完全错误的结论”这一经验教训都是必须吸取的。

如今人类所处的发展阶段,已经不能用“工业时代”来涵盖了,而是一个迈入了由计算机和互联网所主导的“信息时代”。

如果说工业时代的核心变化,是利用机器解放了人类的身体,提高生产效率;那么信息时代则是将计算机充当了人类的大脑外挂,让人类可以从更高层面解决生产效率的问题。比如说在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更多研发智能机器来替代低端的、重复性的劳动。从这个角度说,年轻一代农民工不愿意再在工厂流水线上工作,而更多流入大城市从事外卖、快递等服务性行业并不是一件坏事。

获得大脑外挂的最直接影响,就是人口质量的重要性,开始明显要高于人口数量与年龄结构的重要性。比方说很多非洲国家还拥有着超高生育率,包括因为人均寿命过短,而使得人口结构非常年轻化。但你要是说,这些国家就因此而拥有更美好的未来,相信自己都不会相信。就像当年有四亿人口的中国,无法凭借人口优势,击败人口远少于自己的列强一样。

面向未来,考察一个国家人口和经济潜力的指标,将会变成:高等教育人口、互联网人口、具备基础科学素养人口等指标。我们可以把这些具备在新时代条件下,驱动经济发展的人口称之为“素质人口”。至于如何科学设计判定素质人口的参数,那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换而言之,“素质人口”的数量是否在正增长,才是当下判断国家是否更有前景的真正指标。而已经站立在新时代风口浪尖的中国,虽然还可以参考工业化国家过往的经验,亡羊补牢式的去拉高生育率,但更应该把人口政策的重心,放在提高“素质人口”的比例上。

当我们开始用“素质人口”的视角,去审视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时,会发现极端重视教育的中国文明,在提升人口素质问题上所拥有比较优势。而这一比较优势,才是未来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KMZLpmchacUWbla6KB6gog

摁住高房价,是我们的唯一出路……

来源:功夫财经(ID:kongfuf)
作者:今纶,

跌破10‰的意思就是跌破1%,这是一个小学生数学题,也是让人发愁的一件事。

韭菜的觉醒就是“躺平”——你们都很牛,我不行,我至少可以选择不让下一代来重复我这一生。
悲观是毫无意义的,心平气和接受现状,从现实出发解决问题,见招拆招,实现高质量发展才能全面“突围”。
其实人口话题是一个我说过多次的话题,现在又有新的热点了。

中国统计年鉴显示,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仅为8.52‰,首次跌破10‰,创1978来43年新低中国人口负增长大概率会提前到来!

摁住高房价,是我们的唯一出路……
跌破10‰的意思就是跌破1%,这是一个小学生数学题,也是让人发愁的一件事。
而且《中国统计年鉴2021》也披露了2020年的婚姻登记情况。2020年814.33万对的结婚登记人数,也创下了自2003年(国家统计局官网数据:811.4万对)以来,近17年中的新低。
这也不难理解,现在20多岁的年轻人大多数是90后,少数人是00后,自己的问题还没完全解决,也就顾不上生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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韭菜的觉醒就是“躺平”
年轻人不愿结婚不愿生娃是一个世界级难题,不独中国有之。但是中国、韩国、日本的问题确实相对突出。重要的原因主要有两个:高房价,机会的不平等。

去年8月,湖南“天才少女”姚婷获华为156万年薪,引发网友关注。对于156万年薪的使用,姚婷第一个想到的是可以让家人生活得更好一点。但说到具体使用,姚婷有些无奈地表示:“156万放在房价都要10万一平米的深圳市来说,感觉也很难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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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当然有很多低于10万一平方米的房子,姚婷说这话也并不确切。不过,这也充分说明年轻人心里普遍缺乏安全感,而且不仅仅是深圳,一些中部、西部的省会城市的年轻人的感受也差不多。
现在深圳楼市的成交量跌得很厉害,房价也下跌了,但我相信绝大多数年轻人还是买不起房的,掏光六个钱包也买不起。
一些内地的省会城市多数工薪阶层的月收入也就是5000上下,过8000的都是少数,但是房价却动不动就一平方米好几万,一旦下跌,还会迎来“止跌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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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这让年轻人很难受,好不容易等到跌的机会,怎么还来一个“止跌令”?这个里面还涉及到卖地,大家都懂。

没有房子就没有安全感,因为房子是和孩子读书的学位关联的,如果靠租房以及积分去读书,就是一个被统筹的命运,学校可能是片区垫底的。年轻人能怎么办呢?
还有机会的不平等。好的工作机会都在大城市,资源都往大城市集中,很多人在大城市打工,孩子放在老家成了“留守儿童”,成绩差,天天玩各种无聊短视频,或者玩各种歪门邪道的东西,长大之后,去大城市打各种底层的工。

这样的局面,年轻人是看在眼里的,尤其是从小城镇、农村进大城市的年轻人,他们不想重复这样的恶性循环。回老家吧,找不到像样的工作,不回老家吧,在大城市买不起房,岁月蹉跎,于是只想找个有钱人至少金领结婚,奈何优质资源太少,不太容易结婚,所以就不要指望出生率了。

摁住高房价,是我们的唯一出路……
韭菜的觉醒就是“躺平”——你们都很牛,我不行,我买不起房,我也挣不到给自己足够安全感的钱,我至少可以选择不让下一代来重复我这一生。
这就是很多普通年轻人的想法,如之奈何?保房价还是保孩子?高房价在这里给我们埋了一个“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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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人口出生率有两个办法
人口即将进入负增长阶段,意味着日常消费、房地产等会接受冲击,尤其是和婴幼儿有关的产业会萎缩。
那么,该怎么办?如何应对这件事?
其实提升人口出生率,只有两个办法:第一,增加福利。第二,考虑在严格限制条件下增加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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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德国都试过了,当然,副作用也不是没有。

增加福利的第一条就是要坚决摁住高房价还想继续死灰复燃的这点妄念,不然年轻人是没有出路的,同时大规模建设廉租房。现在一些地方在发各种津贴,包括延长产假等,这些都很好。但我说句实话,可能作用不大。

因为现在转移注意力的因素实在太多,各种条件相对丰富,年轻人也更关注自己的成长,所以指望他们在生娃方面有多大的观念转变并不现实。
你看看几年前放开生二孩确实迎来一波70后、80后的补生热潮,然后呢?出生率的曲线重回下跌,现在放开生三孩的结果也大致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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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增加移民这事儿,即使是增加高素质移民恐怕也会遭遇巨大的反对声音。主要的反对意见就是担心把某些族群引来有后患,还有就是担心老外进来抢资源和工作机会,导致自己焦虑加深。对此,我也完全理解。

还有,高素质人才要来的话,也确实需要更好的配套条件和制度。
那么,这事儿该怎么办呢?既然人口的负增长是不可避免的,寻找新的经济结构也许这才是未来比较好的一个方向。
人口负增长在原有的模式中确实不是一件好事儿,但也逼着我们去创造新的模式,重构经济结构,甚至被逼着去创新,去做更多高新技术产品。
为什么这些年很多老板在说生意不好做?因为他们以往都是面对一个市场的普通寻求和增量需求,去满足这个需求就能赚到钱,这并不是很难。

比如珠三角的一些城市的村镇,有大量中小企业在生产一些日用品,包括家具等。这些产品的技术含量、创意并不是很高,仅仅是功能性产品,在人口不断增长、房地产很火爆的年代,这些产品是很好卖的,无非就是不停地扩大生产,做增量,而且在一个长的上升期,成本是会越来越低的,除非遇到行业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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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过去的很多年,一些制造业的老板是发了大大小小的财的,当制造业不行的时候,部分制造业老板“先知先觉”,卖掉厂子,遣散工人,拥抱房地产的泡沫,又发了一笔财。
但是,现在这两个路子都被堵死了一大半,都和人口有关:人口少了,老龄化加重了,日常的消费自然就掉下去了,工厂就困难了。同时,因为房地产泡沫推升的高房价,作为“杀手”之一,“杀死”了年轻人生娃结婚的欲望,所以,房地产被调控了,只能稳,不能疯涨了。这也就意味着一堆给房地产做配套的制造业企业告别“黄金时代”了。
出路在哪?一句话:一切有利于人口增长的行业都有机会,一切服务好中老年人的行业都有机会。
同时,我们也必将迎来中国经济结构的巨大转变和超级迭代,非如此,则无法闯关,请做好各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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摁住高房价,发放鼓励生育金
高层在权威媒体撰文《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矛盾在供给侧,实现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提升供给体系的水平和质量,更好适应、引领和创造新需求。
这绝对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对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方向的高度提炼和概括。
比如中老年人特别关注健康问题,那么围绕这一需求做大医药健康产业就是有可能的。

以日本为例,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数据,日本医疗费用占GDP比重从1992年的4.9%升至2020年的8.0%,在OECD国家中处于较高水平。

以后随着老龄人口增加,以人工智能为技术支撑的各种医疗设备、出行工具都会迎来一个增长高峰期。尤其是在大城市退休的收入较高的老人,他们有能力为高技术含量的医疗设备买单,对于轮椅、拐杖等日常出行用品也有越来越高的人性化、智能化的需求。
满足这些需求就是发财的机会,不过,部分传统制造业恐怕没有这个能力和心力来完成这一波转型,需要科技类新生代企业家勇猛向前。
北京就把握好了节奏,准备积极培育形成两个国际引领支柱产业:一个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另外一个就是医药健康产业。昌平区的重点发展方向就包括创新药物、高端医疗器械、精准医疗服务等。
而且随着劳动力的减少,某种程度上又倒逼了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没人了,就只好让机器人上。如今,日本每年向全球贡献超过50%的机器人供应。
这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市场:比如在人口流失较多的东北,可能以后更多看到的是机器人种植作物和收割,又比如在一些劳动力严重不足的制造业大省,机器人在一些厂区和流水线成为“主流人群”。一些机器人甚至漂洋过海,给中国带来不少外汇收入。
实际情况是,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等地的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等行业这些年确实是处于一个高速增长的状态,尤其是机器人行业,在发达城市和省份长期处于双位数增长的状态。
以广东为例,今年1-9月,广东省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67.1%,高于全国平均增速。

摁住高房价,是我们的唯一出路……

即使是众人看衰的房地产市场,其实业界人士早就在探索并且推出了全生命周期的产品,以大数据和智能化工具全面照顾老人家的起居,并且在危急时刻还能迅速召唤医护力量,这当然是针对比较富裕的家庭,但毫无疑问也是增加了就业和税收。
面对人口负增长,我们当然不可能欢欣鼓舞,焦虑是难免的。但既然趋势不能改变,我们就只能去适应趋势,并且努力在趋势中杀出一条血路重获发展契机。
逐步增加国民福利,给年轻人减压,希望大家增加幸福感、获得感,这是必须去做的,各地已经在出政策落实,希望出生率平缓下滑,而不是在某些年份大跳水。
适应少子化和老龄化的现状与未来,重塑经济结构,从中老年的需求出发,从市场劳动力短缺的现状出发,以医药健康、人工智能、机器人以及相关产业作为突破口,也是一个值得尝试突破的大方向。
悲观是毫无意义的,心平气和接受现状,从现实出发解决问题,见招拆招,实现高质量发展才能全面“突围”。
当然,想要年轻人生娃,有两条很重要,必须再次强调——摁住高房价,各地量力而行发放鼓励生育金,反正四川攀枝花是真发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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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比女人多3000万,女人比男人多3个亿

202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出炉后,全网再一次掀起了男女人数差的讨论潮。
根据官方数据,目前全中国,男性比女性多3490万人,其中20~40岁的适婚年龄段内,性别比是108.9,男性比女性多1752万人。 

男人比女人多3000万,女人比男人多3个亿

根据这组数据,现在的男性结婚一定很困难,108个男人里面最多100个结婚,激烈的竞争会导致男性在婚姻市场中处于绝对弱势。
毕竟,谁都不想成为那8个人。
很多人持有此类观点,但也有人反对。
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似乎并没有看到什么剩男,倒是剩女现象非常突出。
商业付费婚恋网站上的数据也证明了这一观点,这些网站的付费客户大多都是女性,而且都是学历收入较高的女性,付费的男性用户数量远远少于女性用户。
看起来,好像是女性嫁不掉啊。
适婚男性比女性多,但最后剩下来的却是女性。
这两个都是事实,也都是正确的,而且是有依据的。
今天给大家讲讲为什么,再聊聊婚恋市场里的三个事实情况,你没有注意到的那种事实。
第一个事实。
在中国,虽然看起来男人比女人多了3000万,但其实女人比男人多了3个亿。
女人比男人多3个亿这种说法,来源于中国有6亿人月收入低于1000元。
假定其中一半是男人,假定另一半人完全没有任何收入,全部靠男的养着。
这3亿男的月收入也不超过2000元。
在座的各位小姑娘们,月入不超过2000元,无车无房无学历,家住农村的男人,你们考虑嫁么?
不给个天价彩礼,我觉得没人会考虑嫁。
看似有3亿男人,但是在婚姻市场里他们是不存在的,等同于削除人籍。
丁仲礼院士当年曾发出灵魂提问,他问柴静:“这就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了,中国人是不是人”。 

男人比女人多3000万,女人比男人多3个亿

在适龄女孩的眼里,月入过低的男人,一律等于不存在。
所以虽然男人比女人多了3000万,但女人却比男人多了3个亿。
这是对男多女少,但剩女现象突出的第一个解释。
第二个事实对剩女现象的解释也有帮助。
在高学历领域,真的是男少女多。
目前的性别比达108,男性占总人群的52%,女性占总人群的48%。
而在义务教育阶段,女性的入学占比,只占47%,还少了1%。
但是在2020届高校学生中,录取的男女比却出现了惊人的反差,全国范围内女生占比达52%,男生占比48%,男女比完完全全的反了过来。 

男人比女人多3000万,女人比男人多3个亿

在出生阶段,108个男婴对应100个女婴。
但是在大一的新生里,108个女生却对应着100个男生。
这还是在小学的入学阶段,女生占比更低的前提下发生的。
这种情况不止是在2020年才发生,实际上教育学家注意到这种现象已经十几年了,大学录取的女生数量远超性别数量。 
47%的女生拿掉了52%的录取名额,53%的男生拿掉了48%的录取名额,女性在高考上的战斗力是男性的130%,明显占优。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因为女生的身体发育和智力发育,都明显高于同龄男生,大约高2~3岁的样子。
尤其是小学阶段,8岁女生甚至可以在体力上吊打同龄男生,甚至大2岁都能打一打,更别提智力了。
小升初阶段和中考阶段,女性淘汰了很多男性,获取了更优质的学校资源。
这两个阶段的女性,在考试上的优势极其明显,稍微咨询一个老师都知道这个情况。
青春期之后,男性的体力迅速增强,但是在智商和情商发育上,依然明显落后于女性。
17岁的女孩子谈吐和做事,思考问题已经很像一个大人了。
17岁的男孩子,做事毛毛躁躁,看起来就比玩泥巴的小屁孩强一点。
高考阶段,男性还是处于弱势,只不过智力落后的情况比前两次考试好那么一点。
男性要一直发育到20~23岁,智力才能追平和同龄女性的差距。
但此时高考已经结束了。
另外,由于基因的不同,男性天生喜欢冒险和运动,天生喜欢调皮捣蛋,破坏秩序。
但现代文明的学校里,一律都强调秩序,强调静文化,强调记忆和背诵。
应试教育的一切,都天生合适爱静的女孩。
光明日报还专门发了篇文章,将这种现象称之为男孩危机。

男人比女人多3000万,女人比男人多3个亿

按中国的传统观点,女性一定要找一个比自己强的男性。
但是在具备大学学历的人群里,108个女性才对应100个男性。
多出来的8个大学女生,只能嫁给没有高中生甚至初中生。
如果不愿意,那这个女生就只能单着。
出生人口比108个男性对应100个女性,直接造成了天价彩礼现象,因为没有男性愿意被剩下。
而具备大学学历的前提下,108个女性才对应100个男性,这也直接导致了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出现了嫁人困难的情况。
北京市曾经做过一次调查,大龄未婚女青年里,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是81.1%,而大龄未婚男青年里,一半以上都是初中毕业。
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让这些有高等学历的剩女,嫁给没上过大学的剩男。
但很明显,绝大部分女性都不愿意,宁可单身一辈子。
这还没考虑有很多大学学历男生愿意娶高中学历女生的情况。
你说,大学学历的女生,这能不难嫁么,肯定难啊。
都说大城市男少女多,其实指的是具备大学学历的人里,男少女多而已。
还有第三个事实。
那就是男性的智商天赋非常的极端化,远不如女性的智商曲线平缓。
刚才我说了,在应试教育阶段,同龄的女生吊打男生,战斗力明显占优,直接导致了大学女生数量长期过多,导致毕业后的嫁人难情况。
但是应试教育里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在中国最顶尖的9所大学,直接类比美国常青藤的九校联盟,也就是所谓的C9学校里,男生占比远远超过女生。
不是说占一点优势,是占据恐怖的优势。
这九所大学里,只有复旦大学男女比接近1比1,男生只略微占优势,其他的一个比一个恐怖。
北京大学的男女比常年为1.2~1.5比1。
清华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的男女比常年为1.5~2比1。
上交、哈工、西交,男女比常年为3~4:1。
中国科技大学最恐怖,常年为6~7比1。
整个985大学里,总体来说,也是男生的数量明显多于女生的数量,学校层级越高,男性的比例越多。
就连以文科见长的北京大学,男生的比例都远大于女生,这很明显也是异常现象。
在整体大学录取人数里,男生只占比48%,明显和出生比对不上去,人们对此解释为女生大脑发育早,应试教育的死记硬背更适合女生等。
但是学校层级越高,男生的比例就越大,到了最顶级的清华北大,男生能直接比女生多20~50%,这很明显更加异常。
教育学家对此没有解释。
我对此有自己的一点猜测,个人认为可能是因为在几十亿年的自然进化中,男性的基因里天生就带有不成功则成仁的极端因素。
男性的基因突变率,远大于女性。
由于雌性负责生育,出于其生理特征和基因利益最大化策略,雌性只会喜欢前10%的男性。
而雄性则不一样了,由于承担的生育成本很低,所以雄性会喜欢前90%的女性。
现代社会的婚姻制度,约束了这种本能,但基因带来的很多东西并没有办法改变。
男性,拼了命都要让自己成为前10%的人,只有达到这个水平才能获得交配权。
而女性,只需要不成为最后那垫底的10%就可以了。
这些倾向性的竞赛策略,从你刚出生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
从基因变异上,男性就很明显的更加极端化,更具备赌性。
要变异,我们就变异的多一点。
不变异和变废了是一个结局,都是个死,还不如赌一把。
今天那些在应试教育上表现不佳的男性,他们的基因突变方向未必就一无是处。
比如说有人突变的更适合低温,有人突变的更擅长抵抗疾病,这些突变都不能反应在高考成绩和工作收入上。
基因这么变异,只是想赌一把,万一大环境变了,它就成为最合适、最优质的基因了。
反正不变异也没有交配权。
至于现代社会强行发明一夫一妻制,大幅减缓了男性之间竞争性这件事,基因还没收到组织的通知,依然按照几十亿年来的规则,让男性进行大幅度的变异。
而女性就不一样了,女性更讲究保守,连基因突变都保守。
不需要变成最好的,但一定不能太差,只要差不多就能获得繁衍后代的权力。
如果没有必要,进行极端化变异,是一种非常冒险且不值得的行为。
所以,在大学的入学人数中,女性占了优势,但是在最顶尖的几个学府中,男性却反过来获得了更大的优势。
这就是男性极端化变异带来的后果,要么上天要么入地。 
而这种极端化变异还带来一个后果,就是男性变异成最顶尖智力的概率,会远大于女性。
清华和北大,并不是代表智商的终点。
有的人上清华北大,是因为寒窗苦读终于凑够了那么多分。
而有的人上清华北大,纯粹是因为找不到更好的大学了。
最能证明基因变异影响的,就是北大数学系。
数学系,是一个完完全全考验个人天赋的地方,这地方起步资金只需要一支笔和一堆草稿纸就可以了,你爹就算有一万个亿,也没办法帮到你什么。
行就是行,不行就不行。
想得到就是想得到,想不到就是想不到。
所谓的数学高手,所谓的奥数冠军,在真正的数学天才面前,连跪下的资格都没有。
想在数学系崛起,完全靠基因变异,没有任何办法,所谓的个人努力,勤苦好学,在真正的天赋面前是那么的廉价且一文不值。
有一个北大数学系的高材生,曾经说了一句很出名的话:“离开数院后,我逐渐意识到,其实我只是个普通人~~之前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sb”
其他领域的最顶尖人才,其实智商要求都差不多,只不过很多领域的成材需要大量额外资源,比如说物理系,没有顶尖实验室你就很难成才,很多人不服,觉得自己有大佬导师带自己也行,不像数学系天才能直接证明天赋重要性。
所以,数学家、物理学家,真正靠天赋走到人类极致的那批人,男性明显多于女性。
几十亿男人一起基因突变,冒着把自己变废的风险,换来了那么些天才。
这种情况导致了几千年的男权社会,无论是军事斗争还是政治斗争,最顶尖的决斗都是男性选手多。
而男权社会带来了一个现象,就是女性普遍希望嫁给最优秀的男性,哪怕不是最顶尖的,也一定要比自己强。
这种基因变异策略会导致最顶级男性很强,但也有一个后果,就是中低端层次,男性普遍比女性弱。
毕竟高强度变异是有代价的,你不能只要好处,而不想付出代价。
在古代社会,这种代价是无所谓的,男性的死亡率太高了,变异失败就失败呗,反正不变异,就算不死,也没有交配权,还是等于死。
但到了现代文明社会,由于存活率大幅增长,战争冲突急剧降低,以及夫妻婚姻制度的执行,带来了另外一个后果。
那就是最顶尖的,变异成功的那批男性,再优秀,也只能有一个老婆。
但偏偏一大堆女性,依然按照自古以来的繁衍策略,盯着这批男的。
嫁不掉,就只能退而求其次。
但下面的男的,普遍比女性略弱,但女性依然要求男性必须比自己强。
这就有矛盾了。
所以,现代社会的婚恋市场上,出现了那么多自相矛盾的说法,但偏偏每一种说法,大家都觉得自己是正确的。
从总的人口比来说,108个男性对应100个女性,注定有8个男性找不到老婆。
从大学新生性别比来说,108个大学女生对应100个大学男生,注定有8个高学历女性找不到老公。
从最顶尖的,985以上的大学性别比来说,男性又反过来远超女性,带来了男性就应该成为社会精英,并给家庭带来高收入的错觉。
但实际上,大多数男性,做不到。
甚至比女性弱,高学历人数比女性少,也很正常。
让每一个男孩子,都找到女孩子,这是不可能,因为女孩的数量不够。
让每一个受过高学历教育的女孩子都找到一个同等学历的男孩子,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男孩的数量不够。
最顶尖的那批人出现了性别逆转,但人数太少,少的可怜,而且一夫一妻。
至于你处于什么阶层,是男是女,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婚配策略。
我不给建议,只给出一个真实的中国情况,让你不要一叶障目。
了解真实的婚恋市场情况,才能让自己制定出最适合自己的婚恋策略,才能在目前一夫一妻制大环境下找到最优质的对象。
我相信,这篇文章对你和你的朋友们,会有极大的帮助,也有利于他们摆脱一些片面报道的误导。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sS_eyTpitO9lrrUafPq6BQ

复杂难解的人口问题: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会调整吗?

5月中旬国家统计局公布了第7次人口普查数据,在众多数据中最让公众关切的2020年中国综合生育率已经跌到1.3。这个数据让“彻底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再一次成为舆论热议的焦点。

1  影响生育率的因素

首先,给大家捋一捋生育率下降的原因。

生育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它绝不是某一项或者几项政策能够左右的。

从全球范围来看,整个东亚地区,特别是东亚城市化率比较高的国家,综合生育率不但偏低,而且在全球排名垫底

给大家一组2018年数据。

日本综合生育率是1.41,中国澳门是1.22,新加坡是1.14,中国香港是1.07,韩国是0.96。

看看上述数据,你就明白网上流传的所谓影响生育率的原因其实大都不靠谱。

比如,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了生育率——上述国家与地区都没有计划生育政策,但是生育率同样偏低;

比如,国家出台鼓励生育政策就能提高生育率——事实上包括日本、韩国等国家都出台了力度很大的鼓励生育政策。

以日本为例,新婚夫妇结婚就能获得安家费补贴,房租补贴,生了小孩后每月都有补贴,小孩幼儿园全免费等等,但是日本综合生育率还是只有1.41。

比如,房价太高抑制了生育率——这个提法有一定的道理,但肯定不是决定性原因。

我们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住房制度被誉为发达国家(地区)管理得最好的典范。新加坡住房体系是中低端人群购买政府提供的平价(或者低价)房,高端人群才去购买商品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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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新加坡政府为年轻人提供的平价组屋价格大致就是新加坡家庭年收入中位数3倍左右。所以,新加坡年轻人买房并不吃力,但是新加坡综合生育率还是只有1.14。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在影响生育率呢?

三个原因。

其一,经济越发达,城市化率越高,年轻人生育欲望就越低。

大城市工作压力大,节奏快,加上娱乐生活丰富,吃喝玩乐一应俱全,所以,越是大城市的年轻人,生育欲望就越低。

纵观全球发达国家,只要城市化率超过70%,生育率就会迅速跌到2.0以下——要知道,保持人口数量不下降的生育率指标是2.1以上!

所以,欧美发达国家近几十年的主体民族人口数量一直在往下掉,只有靠着吸收移民来弥补,这又会带来更复杂的社会问题。

2020年中国城市率大致是64%,已经比较接近70%这个门槛,所以,我们年轻人的生育欲望在发展中国家中属于偏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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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不孕不育率越来越高。

2001年中国适龄生育人群不孕不育率只有3%,到了2015年已经是12%,2020年甚至达到15%,7个适龄生育年轻人就有1个不孕不育。

按照本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适龄不孕不育人群高达5000万人,即使我们按照综合生育率1.3计算,也少生了近3000万小孩。

不孕不育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密切的关系。

在东亚所有发达国家与地区,由于工作节奏快,工作压力大,不孕不育率特别高(普遍在12%左右),而欧美国家不孕不育率只有5%—8%左右

其三,城市化发展不充分带来的性别资源错配的问题。

发达国家的基本门槛是城市化率70%,欧美国家一般都在80%,而中国目前只有64%,这种城市化率的差距带来的就是性别资源的错配,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所以,性别资源错配的情况特别严重

城市对年轻人有无可阻挡的吸引力,但是农村人在城市立足是有门槛的——或者自身素质优秀,或者比较勤奋,或者运气比较好。

相对而言,农村女性比男性更具优势——女性可以通过婚姻进入城市,而农村男性就比较难一些。

所以,中国同时出现了两个对立矛盾的现象,城市大龄女性多,农村男性光棍多——

根据最新统计数据,农村男性光棍已经高到4000万人。如果我国城市化率能达到80%,那么就意味着至少有2000万以上的农村年轻人进入城市。我们假设这2000万以上的农村年轻人结婚率达到80%,那么即使按照综合生育率1.3计算,也要新增1000万婴儿。

按:根据第7次人口普查数据,20—40岁适龄生育中国男性整体比女性要多1750万,这个数据与适龄生育人群高达5亿+的规模相比并不可怕,这点数量的差距完全可以通过拉开婚姻年龄差距来弥补。

城市化率不够本质还是城市提供的就业岗位不够,城市能提供的就业岗位主要是第三产业,也就是服务业。

而服务业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多少取决于城市人群的收入水平,城市人群收入水平越高,就能给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我们以美团为例。

中国目前月收入超过5000元有7000万人,其中近一半大约3000万人是美团核心用户,这3000万核心用户每年消费36亿单外卖,而美团收入低于5000元的非核心用户有3亿,这3亿人每年在美团消费51亿单外卖。

这87亿单外卖养活了470万骑手。

你看看,人数占比只有非核心用户10%的核心用户在美团外卖中贡献了40%的收入。

所以,如果中国月收入超过5000元的人群能增长一倍,让美团核心用户数量也同比增长一倍,光外卖一项,每年就可以多提供160万个骑手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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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团骑手(来源:新浪网)

那么,怎样才能让中国城市就业人群收入大幅度增长呢?

这就必须要实现产业升级把欧美国家垄断的高端产业全拿下来。

2  激进生育政策的副作用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现在国家即使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大幅度调整,甚至出台激进的人口政策其实意义都不大,对整体出生率并不能产生较大的影响。

不仅如此,现在中国出台激进的人口政策反而可能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可能一般人无法理解激进的人口政策能有啥副作用,这个问题不好展开来谈,只能简单的说两句。

其实在中国放开二胎之前,计生部门一般都没怎么管城市一般家庭生育超标了。国家主要对两块人群超生管得很严——

贫困农村家庭超生,相关政府责任人一票否决!

体制内家庭超生,一票否决!

知道为什么吗?

贫困农村家庭超生,带来的就是营养不良、教育缺失、性格上不健康(留守儿童,缺乏父母关爱)的问题儿童;

体制内超生,容易导致阶层固化。

所以,如果现在中国采取激进的生育政策,不但对提高一般城市家庭生育率作用不大,而且恰恰可能导致让贫困的农村与体制内家庭生育率急剧上升,这就是激进人口政策的副作用!

3  官方对人口问题的态度

下面讲一讲官方对人口问题的态度。

管理层对人口问题的态度和公众的期盼不大一样,普通公众希望中国人口能持续保持增长,而管理层可能更希望中国人口基数能逐渐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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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央广网)

这是大领导在2016年最权威的表态,计划生育政策必须“长期”坚持!我不认为本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之后,这个基调会有重大调整。

所以,在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主要结果记者招待会上,包括路透社与红星新闻的记者都曾经追问“是否会考虑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官方的回答是这样的——

刚才,你提到的关于生育政策方面的一些考虑,路透社的记者也提到了这个问题。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要求,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的包容性。全国人大通过的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的成本,释放生育政策的潜力。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调查,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子女数为1.8,只要做好相应的支持措施,实际存在的生育潜力就能发挥出来。

这个回复与前面大领导的定调——“计划生育政策要长期坚持”是一脉相承的。

现在问题来了,为什么管理层会坚持计划生育政策?难道管理层没有意识到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严峻性”吗?

4  人口红利

下面我们就来讲讲这个“人口红利”。

不同的历史阶段对人口红利的要求是不一样的。生硬的将过去的经验搬到未来去用是要出大问题的。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首先启动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不管是低端制造业还是建筑行业都需要大量的初级劳动力。那个时期只要从农村转移一个剩余劳动力进入制造业或者建筑业,其创造的价值溢价就是“劳动力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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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线工人(来源:新浪网)

过去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不足2亩,2亩地的农业种植每年顶多有几千元的产值,但是一旦转移到工业与建筑业,同样的劳动力就能创造几万元甚至十几万元的产值——

这种转移劳动力产生的价值溢价乘以庞大的人口基数,就能创造惊人的经济增长成果。

但是,这种增长模式现在已经难以为继。

中低端制造业目前是产能严重过剩,建筑业甚至要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向外输出产能——

所以,现在到未来,中国的问题根本不是初级劳动力够不够的问题,而且在去产能+产业升级后怎么解决现有劳动力就业的问题!

目前我们正在全力推动产业升级,要将相当一部分中低端产业升级到高端产业。

高端产业的基本特征是吸纳劳动力少,单位人口创造的价值高

以华为为例,去年华为营收接近9000亿人民币,华为职工总数为18万,人均产值达到500万元——是低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人均产值的10倍以上!

换句话说,过去我们搞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要用180万人才能搞出9000亿的产值,现在同样的产值只要18万人就够了。

是不是效率很高?但是同样也面临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淘汰的162万人怎么办?

另外,现在人工智能发展很快。很多智能工厂都开始大量应用机器人,这又要淘汰大量的初级劳动力。

还是以华为为例,现在的职工是18万人,未来5年后可能就只有9万人。这又要淘汰9万,合计就是171万人怎么解决就业?

还能怎么办?

只能向第三产业转移,向服务业转移

但是,未来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同样也会面临人工智能替代的问题。

包括无人餐厅、无人超市、无人加油站、无人驾驶等等都会淘汰大量初级劳动力,比如现在解决了几百万人就业的外卖送货骑手,未来也面临着智能机器人的替代问题。

大量被智能机器人淘汰的初级劳动力怎么办?

只能靠国家通过低保的方式养起来。

为了养活这些失业的初级劳动力,国家就得对现有产业抽取大量的赋税去补贴这些失业的初级劳动力——包括生活补贴、粮食补贴、公交补贴、教育与医疗补贴等等。

需要国家养活的民众数量越多,那么国家的税负就越重,这就有很大可能削弱我们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所以,控制人口的增长,让人口总量逐渐下降绝对是非常必要的!

假如中国未来实现产业升级,成为发达国家粉碎机,但是发达国家总人口才10亿,就算把所有发达国家全降级成为发展中国家(这是不可能的,中国真这么干,一定会爆发毁灭性战争),中国也不可能让14亿国民达到发达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

总体蛋糕就这么大,中国是12亿人还是16亿人来分这个蛋糕,差别是很大的。

我给大家算算账。

例如,目前中国人均肉类消耗量是60公斤,世界排名大致是第十。英德大概是80公斤,美国是120公斤。

那么,未来中国人的肉类消耗量能否达到英德的水平?

可能性有!前提是必须把人口总数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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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类生产本质就是堆粮食,不管是养鸡养猪养牛都是要用几斤粮食才能生产一斤肉类。

我国耕地面积大致是18亿亩,现有的粮食生产大致是6.2亿吨。为了满足老百姓吃肉的需求,我们每年都要进口1亿多吨粮食,其中主要就是大豆。

目前国际市场上大豆出口量最大的国家有三个——美国、阿根廷、巴西,这三个国家出口的大豆占国际市场的90%,而这三个国家每年大致出口大豆1.1亿吨左右,其中90%都被中国买走了。

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中国对美国大豆加征了25%的关税,让美国大豆出口重挫。

但是中国还得进口1亿吨大豆啊,最后不得不提高价格扩大对阿根廷、巴西甚至俄罗斯的进口。国际市场上的大豆(除美国外)几乎被中国一扫而空,这样才保证我们人均60公斤的肉类消耗。

大家想一想,假如我们的人口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只要再增加2—3亿人,就算我们有足够的外汇,就算我们把全球大豆出口全买下来,也很难保证目前人均60公斤的肉类消耗水平,更不要说在此基础上提高了。

相反,如果我们总人口下降2—3亿,我们人均肉类消耗很快就能达到英德80公斤标准。

人均肉类消耗提高20公斤,意味着中国老百姓食物水平要上一个大台阶。

再来一个例子,汽车。

目前中国汽车保有量达到3.6亿台,看上去很多,但是一平均就不够看了,我们千人拥有汽车数量才200台,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发达国家都是600台左右

那么,中国未来千人汽车保有量能不能达到发达国家的标准呢?

几乎不可能。

就算是未来中国人口不增长,我们的基础设施、环境承载、能源结构都不允许中国汽车保有量再翻三倍。

所以,高层发展中国汽车产业的思路非常清楚,其一是电动化(这样才能大幅度提升汽车保有量的情况下对环境以及能源压力较低),其二是大力发展共享经济,让有限的汽车为更多的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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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科技导报)

5  提高人口“质量”

未来的人口竞争是“质”的竞争,而不是“量”的竞争。

要提高人的“质量”就得投入更多的资源——

包括食品、住房、医疗、教育,在全球存量博弈的大背景下,中国未来不管怎么拼,拿到的蛋糕总是有限的,有限的蛋糕分配给不同数量的人口,最后对“人口质量”的影响是有很大差别的。

我可以负责的讲一句,在高端人才供给上从现在到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都完全碾压全世界。

先看一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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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参加高考人数和与录取率(数据来源: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大家看看,从2008年开始是不是报考高考人数在下滑(90年过后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但是带来的结果是高考录取率节节上升。

2017年达到近75%,4个考生就有3个能录取(比很多发达国家还高),而猫哥参加高考的92年——也就是“人口红利”最顶峰的时期录取率25%!(这还是全国平均数据,当时四川是23万考生只录取3万人!)

2020年以后中国将实现高中义务教育,未来高考录取率很可能超过80%——

也就是说就算几年后中国新生婴儿只有1000万人,即使考虑职业教育分流一半,那么80%以上的录取率也能保证有400万孩子进入大学。

400万大学生看起来人数少了一半,但是总数量也超过美国每年毕业的大学生人数(约350万),更为重要的是,大学生人数下降一半,单位每人每年的教育经费投入就增长一倍!

现在每年国家财政为每个大学生补贴8000元左右,800万大学生每年就是640亿。

如果未来能把这个数量降到400万人,教育投入再逐步提高——让每个大学生每年补贴能增长3倍,达到2.4万元,这样就能大幅度提高大学毕业生的整体质量。

这个观点不接受任何抬杠,提高大学教育质量绝对是钱堆出来的!

再看一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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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高校毕业生与研究生毕业人数(来源:知乎@一麾)

大家看了这个图有什么感觉?

我来告诉你们,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们适龄劳动力供应图与上图一模一样,结果我们享受了20年劳动力红利

现在这个图可以妥妥让我们未来享受20年工程师红利

所以,你现在理解为什么计划生育政策要长期坚持了吧?

一定要控制人口!

只要高端人才供给足够,初级劳动力未来完全可以用智能机器人替代。技术人才+部分初级劳动力+智能机器人,这就是未来中国的人力结构,也是最有效率的人力结构。

现在14亿人已经是沉重的负担,如果不控制,让人口继续增长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如果未来再增加几亿人口,怎么保证食物水平?怎么保证能源供给?怎么保证医疗与教育资源?最关键的是——

怎么解决就业?

再搞一波劳动密集型产业?把好不容易去掉的过剩产能僵尸企业统统恢复?或者关掉智能工厂砸碎智能机器人来增加就业岗位?

不要给我扯什么人口越多,越能拉动消费的屁话,没有工作的人口不是消费而是消耗!

讨论宏观问题任何时候都必须有个清醒的认识:现在的世界是存量博弈!存量博弈!存量博弈!

存量博弈经济总量这个蛋糕是有上限天花板的!

中国首先就是要让人口数量逐渐的降下来,才能以有限的资源投入不断提高“人口的质量”,才能让中国在存量博弈的竞争中赢得优势!才能让现有老百姓不断提高生活水平!

没有这个大前提,什么产业升级,什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统统都毫无意义!

6  养老问题

最后说说养老的问题。

中国面临的养老形势十分严峻,解决这个问题根本还是要靠经济增长,全员劳动效率的提高。

很多人老是认为,只要年轻劳动力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就能解决养老问题,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所谓养儿防老,前提是这个儿子得有一份不错的收入,如果儿子没收入或者收入不高,养老就变成了啃老——

这个微观现象放大到宏观就是国家不但要解决新增劳动力就业的问题,还要解决平均就业收入要达到相当水平

我们还是以美团为例。

美团现在有470万骑手,目前都没有买五险一金——换句话说,这470万就业的劳动力对社保与养老金账户贡献为0

好吧,我们当然可以站在道德制高点骂美团黑心,但是美团外卖骑手的佣金已经占到美团外卖收入的80%以上——

美团就是把全部利润来补贴470万骑手的5险1金也远远不够!所以,如果美团要给外卖骑手购买5险1金那么就意味着我们每单外卖费用要增加1—2元。

每单外卖费用增加1—2元看起来不多,但是很可能导致美团近3亿非核心用户大幅度流失——因为外卖数量下降,最后反而导致470万骑手有相当一部分丢掉饭碗。

这个世界运行规则就是这么残酷。

还是那句话,中国现在最急迫的问题不是增加劳动力数量,而是提高劳动力素质——为产业升级奠定人才基础

但是人力素质的提高是需要砸钱砸资源的。在资源总量有上限的情况下,人口数量越少,单位人才投入的资源就越多。

7  总结

最后总结一下,中国人口最好的政策就是让人口数量逐步下降,当然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人口数量的下降最好是一个缓慢而渐进的过程——也就是人口下降软着陆。

2020年我们综合生育率只有1.3,这个数据有点偏低,但是不排除是受疫情的影响。

按照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是1.8,所以未来国家人口政策大的方向是保证育龄妇女这个1.8的生育意愿变成实实在在的生育率

除非从今年开始连续几年我国综合生育率一直在1.3徘徊,否则我国生育政策不大可能出现重大的变化,最多出现局部微调,比如——

图片

(来源:界面新闻)

这就是一个提高生育率比较好的政策。

同样,未来国家财政宽裕一点,也可以考虑将不孕不育治疗纳入医保。

以上就是我对中国人口政策一些思考。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AZ0zy3gWO54rCaso79apdg

兽爷丨反对者的四十年

1979年12月,中国第二次人口理论讨论会在成都召开。

会议的主题当然是人口控制问题。彼时,高层领导都不知道中国当时究竟有多少人口,因为最近一次人口统计,还是在文革前的1964年。但他们认为,要快速提高人均GDP水平,必须减少人口增长。

这个将影响中国未来人口政策的成都会议上,最风光的专家,是来自七机部二院的二院总体设计部副主任李广元。

七机部就是后来的航天工业部。当时,李广元研究人口问题已经长达:

一年多了。

在讨论会上,火箭专家李广元谈自己团队是如何通过控制论和计算机,来预测中国未来人口的。

当时参会的领导多数没有见过计算机。那是科学复兴的时代,很会演讲的李广元让主席台的计生委领导眼前一亮。

事实上,包括李广元在内,七机部二院贡献了三位权威专家,另外两位是宋健和于景元。

宋健是钱学森门生,长期从事导弹研究。1978年,宋健出访荷兰,遇到了荷兰数学家奥尔斯德。那天在酒馆喝着小酒,奥尔斯德跟宋健谈起自己一篇文章:

如何在一个虚拟的岛屿上防止人口过多。

奥尔斯德将这个问题简化成一个数学方程,宋健兴奋起来。奥尔斯德想不到,自己跟中国火箭专家吹的一个牛逼,后来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计生政策。

很快,七机部二院组建了一个课题研究小组。宋健把从国外带回的资料给了李广元。李广元开始跑统计局,跑公安部,开始做人口预测。

一天,李广元在北京大街上偶然看到大街上张贴的“全国第一次人口理论讨论会由此向前走”的路标,喜出望外。

他一路找到会上,要求参加会议。

主办方纳闷,这些搞火箭的人起什么哄。但既然来了,就列席吧,连材料也没有发给他。

但很快,找到组织的宋健和李广元,凭借着大胆的见解,压倒了传统人口专家们。

研究火箭的七机部二院,就这样成为对中国计生政策最有影响的机构。他们承担了中国人口预测工作。

1980年9月,宋健、李广元在《中国科学》上对中国人口进行了预测:如果按照3.0的生育率,一百年后的2080年,中国人口将达42.64亿。

欲使今后我国人口总数不超过11亿, 必须实行一胎化方案。

他们还称,中国最优人口是7亿。

这些研究,后来都成了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理论基础。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表。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正式启动。《公开信》的初稿,是由宋健启草的。

1

直到2015年,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5年后。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携程老板梁建章和另一位学者联合撰文指出:

计生部门和某些人口专家对人口形势存在严重误判,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高估。

1979年成都的研讨会上,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山西省委党校教师梁中堂对独生子女政策提出强烈抨击。他认为人口老化今后将十分严重,无子女照顾的老年人太多,社会问题严重。

对于梁中堂的观点,当时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领导当头棒喝道:

问题哪里会有那么严重?

整个八十年代,梁中堂都是最孤独的人。他的很多文章因为直接反对“一胎化”,很难发表。他也反对宋健的“人口控制论”,认为这是装腔作势仓促计算出来的伪科学,很多实际因素并没有考虑进去。

1984年春天,梁中堂曾给国家领导人寄了一份报告,提出允许有条件地生两胎,也可以实现2000年人口控制在12亿。在他的力争下,1985年国家特批他选择山西翼城县试点二胎晚育理论,为中国人口政策保留了一个作为对照区的特区。

从1980年到2000年,也是人口学家断代的20年。

2000年,正在美国医学院做博士后的易富贤开始研究人口问题,明确提出了:

不停止计划生育,更待何时。

网友们骂声一片。毕竟,经过二十年的耳濡目染,“人口多,底子薄”这种话,深入人心,连小学生都知道的。直到2003年,主流媒体上才出现易富贤关于计生的文章。

2001年,在湛江做翻译的何亚福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按计生政策,他不能生育二胎,计生委把他“抓”去待了一天。从那天起,这个普通人决定半路出家,认真研究人口问题,并开始“叫板”计生政策。

随后几年,何亚福写了几百篇文章,逐渐有了一些名气。2009年,何亚福向人民网E两会提交了提案《“计划生育”应转变为“家庭计划”》。这个出生在越南,一岁时跟父母回中国定居的翻译呼吁,应该放开二胎:

中国人可以自主生育。

2007年,易富贤在香港出版了在中国人口研究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大国空巢: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一书。他在书中强调,官方人口数据有水分:

2000年实际人口没有12.658亿,只有12.2亿人。

尽管理论和预测数字都石破惊天,但易富贤是在2010年才证明了自己的正确。

他测算2010年中国人口为13.3285亿人。结果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2010年中国总人口为13.3281亿人,只比易富贤预测的只少4万人。生育率也跟易富贤预测的几乎一样。

根据这次人口普查资料,易富贤认为中国的人口学理论已经破产——它已经被半路出家的人口专家误导了二十年。他说,两次人口普查都证实中国已经到了1.2左右的超低生育率,人口学家现在该做的只有一件事:

呼吁停止计划生育。

但易富贤的声音不代表主流。甚至依照学术标准,一些人口学的期刊也不敢发表他的文章。

2

2009年夏天,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杨支柱妻子怀上了二胎。学校和居委会的人就先后上门拜访,要求他们“放弃”肚子里的孩子。

前一年,他刚和梁中堂、易富贤、何亚福等学者一起,共同签署了《放开二胎倡议书》。

杨支柱也不符合北京关于生育二胎的标准。后来,杨教授接到了学校的解聘通知,海淀区计生委也要求他们支付240642元。

实际上,逃避处罚在当时有很多操作空间。

2009年上半年,内地孕妇在港所生的婴儿占全港新生婴儿的44%。一些生育中介甚至公开宣称,去香港生二胎全部费用小于超生罚款的费用。但北大法学系毕业的杨金柱觉得这样没有尊严:

他决定以身试法。

后来,杨金柱真把海淀区卫计委告上了法院。理由是,《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里规定的是“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并不是“强制”。

尽管在网上几乎赢得一面倒的支持,但最终他还是败诉。不过杨金柱当时的判断并没有错:

放开生育政策已成大趋势。

也在这一年,就连被外界称为“计划生育之父”的田雪原,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醒这一国策已到转型之际。他跟记者说,我向来不赞成“生育一个孩子就是好”的说法:

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包括易富贤在内的不少专家,已经把2013年视为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不过直到2014年3月,人口专家翟教授还发论文解释为什么不能全面放开二胎:

全面放开二胎的话,将累计多生9700万人。

2015年,很多人终于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全面二胎政策”终于出台。

这项政策实施后的4年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口为1786万、1723万、1523万、1465万。

哪怕是峰值1786万,也远不及当初翟教授预测的一半。

就连外媒都看出中国的人口危机了。2016年10月法新社报道称,中国二孩政策短期不会带来人口红利:

要等20年。

3

2020年11月,母婴用品零售连锁上市企业爱婴室关掉了它在上海南奉公路上开了15年的门店。

同年,爱婴室一共关掉了40家门店。

在2020年年报上,爱婴室开始直接埋怨新生儿出生率下降趋势带给自己的市场风险: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行业的增速,对公司业务发展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对于刚刚吃干抹净二胎红利的母婴企业来说,大家都知道巨大的灰犀牛蓄势待发。但当更多人们注意到它的时候,只能眼睁睁被它撞翻。

和爱婴室一样成立于上世纪末的金发拉比,是中国最早一批生产母婴服饰的企业。因为主营产品使用对象锁定在孕产妇和0-3岁的婴幼儿,它对于人口的感知,似乎比爱婴室更来得敏感。

上个月金发拉比公布的2020年业绩快报中,全年营业总收入减少接近三分之一。婴童服饰营业收入同比减少四分之一,母婴用品更是大减近四成。

从深圳华强北起家的“童装第一股”安奈儿童装,1-3岁年龄段的小童装营业收入也同比减少23.65%。

广东汕头澄海区是中国最大的玩具生产基地。上市公司实丰文化2020年收入减少了35%。另一家上市公司邦宝益智婴幼儿玩具的子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减少23%。

从第三方行业咨询公司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可以看到,中国婴幼儿配方奶粉市场的零售销售量从疫情前就开始下降。他们预测,2020年至2025年,中国婴幼儿配方奶粉零售额的复合年增长率为:

-4.1%。

抖音大数据平台巨量算数显示,适合1周岁以下婴儿的一二段奶粉销量占比严重下滑。行业内一位朋友告诉我,很多大品牌在近年纷纷新推了针对三周岁以上孩子市场的四段奶粉产品。

早些时候,根本没有四段儿童奶粉的概念。

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乔晓春说过,人口问题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有惯性的。就是说:

一旦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你再解决已经晚了。

4

计划生育启动,四十年过去了。

一生都在扮演反对者角色的梁中堂早已对人口问题灰心,他后来离开山西,从上海社科院退休。

何亚福还是一位独立人口学者,他有两个孩子;易富贤还在用很激烈的言语发表对于人口的见解,他的微博粉丝,只有三万四千多人,他有三个孩子。

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梁中堂进行“有条件二胎化”试验的翼城,人口增长非但没有失控,反而形成了良好的人口数量和质量。它的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比全国和山西的数字都要低。

翼城实验证明,在经济和社会环境发生改变后,人们会自主调节生育率。

也就是说,哪怕没有计划生育,中国人口也不会像宋健、李广元预测的那样,一直保持3.0的生育率,不会达到42.64亿。

现在最活跃的人口学家是梁建章,他在直播间里扮康熙扮管仲,扮卓别林扮唐伯虎,都不影响他和他的小伙伴们,以专栏、演讲、纪录片各种能使上劲儿的方式不厌其烦地布道:

国家应该用真金白银帮助年轻人生得起娃、养得起娃。

梁建章对一些数据表示质疑。而时任计生委主任解释称:“数据是中国的人口学家参照联合国的数据和有关人口专家提供的数据,多种数据综合比较的结果”。

去年12月,翟教授在最新的专访中,观点也发生了巨变。他不仅认为全面放开生育,都对人口形势没什么作用,而且还提出:

下一步,我觉得应该就是自主生育。

用四十年时间,证明一个数学方程也许不是绝对正确的。整件事情中,最悲剧的角色不是错误的制造者,反倒是反对者们。

郭德纲说过,如果我和火箭科学家说,你那火箭不行,燃料不好,我认为得烧柴,最好是煤,煤最好选精煤,水洗煤不好:

如果那个火箭科学家拿正眼看我一眼,那他就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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