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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这篇报道是关于我们国家15到18岁之间大约40%的少年：他们在完成义务教育后，没去上高中，上了“中职”。更确切地说，这篇报道是关于“消失”的40%——一个如此庞大的群体，近15年的入学人数总计超过1个亿，然而生活中、媒体上，我们很少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听见他们的声音。

作者：洪蔚琳

来源：正面连接（ID：zmconnect）

我们的世界，我指各位保有阅读习惯、常常浏览媒体的读者们的世界里，是985、211、留学、“鸡娃”、“内卷”充斥讨论空间，似乎上大学甚至上重点大学就是主流的人生轨迹，上普通高中更是应有之义，少有人了解早早脱离这条轨道的40%，他们正经历什么，毕业后去哪儿。今年夏天，“北京将实行5:5普职分流”的消息引发了家长们的焦虑，虽然后来被证实是谣言，但在全国，包括江苏、浙江、上海在内的多省市已基本达到“大体相当”的水平。

而“中职”，也就是全国共9896所中等职业学校，撑起了近另一半、却近乎失语的世界。它包含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成人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技工学校。

我在北京长大，身边同龄人中只有两个初中同学去了中职，中考后就断了联系。必须承认，我对中职所知甚少，唯一的印象来自那时大人们的训诫：不学习，以后就要去职校，跟“坏孩子”混在一起。于是我在潜意识里一直认为，上高中还是上中职，唯一的因素是成绩，上中职都是因为自己不努力。

但在关注这个选题后，一些新的信息涌了进来，每一条似乎都牵涉到此前我从未想过的问题：

统计显示，我国70%以上的职校生来自农村；

一位上海老师向我列举班上学生家长的职业：工人、保洁、食堂打菜员、无业……不少学生是没有本地户籍的流动儿童；

19岁的李先莹是我访谈的第一位中职毕业生，电话里，她这样讲述自己上中职的缘由：

她生在安徽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中考前从没走出过村庄，村里不重视学习也没人向她们解释中考的意义。她们对初中的下一环是什么没概念，每天放学后先干活，闲下来就玩，也不写作业。直到中考那天第一次到县城，看到横幅上的励志标语她才明白“原来高中是要考的”——这个听来是天方夜谭的故事，算不上普遍，但就在5年前真真切切发生在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周集镇的一个村庄。故事的结局是考试结束后，老师对大家说：你们要毕业了，咱们学校应该没有人能上高中。

因为这些，我第一次真正把环境、背景乃至更多成绩外的因素和“上中职”联系在一起，意识到我所熟知的外界评判或许并不公正。那句“原来高中是要考的”也总是突然跳出脑海，提醒我对“40%”处境的理解有多匮乏。

这些上了中职的少年是谁？如果不“学习”，他们在一所学校的三年在做什么？他们怎么“消失”了？为弄清这些，2021年7月，我来到Z校，广东顺德的一所中职。

入学零门槛

这里没有竞争

“眼神里面没有了东西”

顺德位于广东省南部，是佛山的一个区，也是个低调的富庶之地，连续8年排在全国“百强区”第一。这里夏天热得发闷，老街上混着潮湿的气息和双皮奶的香，路人慢吞吞走过散落的旧房和小商铺，身旁的狗也一脸懒散。但在5公里之外，顺德有作为工业重镇的另一面。“珠宝名镇”伦教镇的一条街上密密麻麻列着一众珠宝厂，天黑后流水线继续，外面却人烟稀少，静谧漆黑，楼顶高立的白色百叶厂牌一道道线条分明，一翻一合，像一张声明着工业秩序的森然的脸。

Z校就在伦教镇，距离珠宝街车程3分钟，顺势主打珠宝专业。我到时是暑假，学校里空空荡荡、正在装修，不过单看外观——红砖白顶的教学楼，门口两列高大的棕榈树——和一所普通高中没什么不同。门口站着带我参观的王老师，他40岁出头，穿着横条polo衫，平头，圆脸上一双大眼睛。他的话不多，常常沉默地走在我前面，自带一种干部式的权威，碰到其他老师，也像干部似的对他们点头打招呼。

王老师告诉我，Z校在顺德算一所好学校（13所中职里排第三）。他带我走进实训室，巨大的机器轰鸣声瞬间将我们包围。暗绿色地面上两侧分列着20多台庞然大物，深蓝底座白色的“箱”，好像太空舱，王老师介绍，这是机床，用来制造机器的机器。出门到大厅，墙上贴着十几个学生的照片和简介，他们都在省技能大赛中获了奖。

和全国大部分中职一样，Z校入学零门槛，完全不需要竞争：不限分数和户籍，免学费，只要求有初中毕业证。这里的生源背景也接近全国平均状况：每届1000多个学生里，10%是小工厂主的孩子，接送的豪车停在校外，他们“不需要考大学”，毕业后就帮家里管厂子；而那90%，来自农村或城市底层家庭，很多曾是留守儿童。

你在Z校的三年是怎么过的？我向每一个学生都问了这件事。在我的想象中，中职生活近似于人们口中的“逃课抽烟喝酒打架”，很“社会”，让人有点害怕；但同时，那种生活也有点浪漫——脱离了应试教育的青春可能更自由，比高中生埋头做题的三年要潇洒。

谭俊宝

谭俊宝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学生，几天后，我意识到他也是几个学生中唯一和我的固有认知沾点边的——他确实爱逃课。他生在广州番禺的一个村庄，21岁，爸爸开挖掘机，妈妈做保育员，很小时就随父母来到顺德，3年前从Z校数控专业毕业。见面那天他穿着T恤短裤，露出极细的四肢，戴圆框细边眼镜，厚刘海在眉以上，整个人看上去比实际年龄（21）还要小几岁。跟他说话你隔5分钟就要笑一次——说到某某他就要模仿人家的腔调，提到某个重要时刻他就“腾”地站起来要给你演一遍。高兴时他经常蹦着走路，仿佛脚下安了弹簧。

他眉飞色舞给我讲他的逃课技巧——他能在课上溜走再在下课前溜回来。上实训课时他故意站最后一排，躲在机床后，盯着巡视老师的一举一动……抢在老师背过身的一霎那！他从后门冲出去了。回来时他又盯着门缝，等老师转身时再溜进来。

逃课期间，他在学校里“看风景”，去小卖部买辣条和鱼豆腐。有段时间他当副班长，还有个逃课借口是“办公务”——出校门时他亮一下“工作卡”，然后就去附近网吧玩一下午。

不过，谭俊宝说他逃课最远只去过网吧。他没喝过酒不会打架，从没想过去“泡吧”。但他认为，跟班上其他人比，他算“生活丰富”的——绝大多数学生不逃课，按时按点坐在教室，但也不听课，“有人睡觉，有人聊天，大部分人玩手机”。他坐第一排，有天课上醒来回头看，整间教室“一马平川”，全趴下了。

下午，大家慢慢都醒过来了，谭俊宝看他们都像在发呆，“就跟等死一样，眼神里面没有了东西”。

他想了想，又重复：“我X，真的跟等死一样。”

“约架”是 Z校学生少有的激动时刻。谭俊宝从没打过架，有天也情不自禁跟着约架的队伍走了，走在一群目标一致要大干一场的人当中，他说那感觉真难用语言形容，“你就感觉整个人活起来，整个状态是精神抖擞”。

到了小公园，两拨人一见面就迅速“交涉”和解了。不过，这并不影响第二天大家还为此激动。“@#¥%%%***@&！”一直讲普通话的谭俊宝突然声调高亢，说了一连串粤语。说完他解释，这段话大意是“昨晚xx一见我就怂”。第二天两拨人都会这么讲，两边各一圈人围着听，谭俊宝觉得这时候同学们最精神。

课余时间，谭俊宝做过很多兼职。其中一学期，他利用午休两小时去校门口的面馆端盘子，换来老板包午饭并给他一天20块。由于端盘子太累，下午课上他会一直睡过去。

他很自然地解释：因为爸妈一周给100，只够吃食堂，但他还想跟同学去吃炸鸡、买饮料。从小他看着开挖掘机的爸爸不停买特别便宜的东西，买回来就坏了，再自己修好，这让他对钱极为敏感。

上学期间打零工是很多学生的常态：发传单、餐厅服务员、酒店服务生、工厂流水线……谭俊宝的同学刘丽蓉说起这些兼职，像是回忆一场场快乐的游戏。“不用在家里做饭了。”她说，她把赚的钱都用来买零食了，“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分享”。

让她印象最深的是一份房地产公司的兼职：十几个人穿着印有公司logo的衣服在街上排队走，“像游街那种”，从伦教走到大良，从早9点走到晚6点，一路不准停，只有午饭时能休息1小时。她走了3天，一天80块。

“很锻炼人，锻炼了身体”，她用一种无比怀念的语气说道。

刘丽蓉

丽蓉今年19岁，是个胖胖的圆脸女孩，梳低马尾，有一份让人舒服的平实。不过，她的表情总有点苦闷，嘴角总是垂着。去年毕业后她一直失业，说到这事她就丧着脸：“找工作好难”、“太难了”、“我已经躺平了”。偶尔她也会憨憨地笑，几秒后就又恢复了下垂的嘴角。

她是谭俊宝口中的绝大多数——从不逃课，老实到连“约架”的事也没听过，顶多在课上睡觉、玩手机。她最常刷抖音，这是她看新闻的主要渠道。我问她看不看微信公众号，她说她一般只看本地号，“我们这个小镇上每天发生什么，都能在号上看到”。

中职不留作业，5点多就放学了，但丽蓉并没有更多时间刷手机了。放学路上她常接到妈妈的电话，让她买些菜回来，到家后她要帮妈妈做饭、收拾、拖地、洗衣服……干完活才有自己的时间。她家没电脑，晚上她和上小学的弟弟一起在客厅看电视。她爱看大女主剧，比如赵丽颖演的《花千骨》和《楚乔传》，讲一个女孩如何“一开始很惨，后来很厉害”。

“那时候沉迷这种女主很厉害的，就觉得很羡慕她，很羡慕她能成为一个很厉害的女性”，她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也喜欢里面的男性角色，我们霍建华那种”。她承认自己也有喜欢的男同学，但都是暗恋，只要发现对方喜欢别人就会立刻放弃，“觉得自己配不上别人”。

他们来自另一种生活

“我就是个垃圾”

我妈妈是一个把我生出来的那种角色

我得承认，我在这些学生身上感受到的是一种对我相当陌生的东西——或许可以概括为“觉得自己毫不重要”。清华大学博士后梁自存在读时研究职业教育，曾在Z校调研两年，梁告诉我，他常听学生讲一句口头禅：“我就是个垃圾。”意思是上了中职就是被放弃的孩子，索性自己也放弃自己。

一个女孩说，因为太穷，家里没人认为她能走读书这条路，她从小听奶奶说“你以后找个洗碗的工作就行了”。另一个女孩也说，在她们村刷碗最重要，如果哪个女孩上了初中还不刷碗，“我们一个村200多人瞬间就传开了”。

一个男孩说，初三时父母离婚后，他不再学习了，家里常常只有他一个人，妈妈会在他上学时进屋留生活费。他的小臂上有一道纹身，是两行黑色数字。他说，那是爸爸妈妈的生日。

谭俊宝的爸妈是几对父母中唯一期望过孩子上大学的。他爸爸来顺德早且挖掘机技术精湛，赚到了几个家庭中最多的钱。谭俊宝十分坦诚地对我说，他上中职纯粹是因为成绩太差了。

小时候我脑子太活跃了，他说，小学课上他脑子里总有另一个世界。有时是游戏画面， “一个boss冲我开激光枪”；有时他想他爸爸，那时爸爸总去广州开挖掘机，一周回一次，于是每当他在脑中世界陷入绝境，“我爸像水印一样浮现出来，很帅很高大威猛”。他说，那之后，他几次考试都考砸了，再之后，他的情绪极不稳定的妈妈看到他考低分，就会拿衣架打他。

坐在小花园里，谭俊宝把秋千荡得很高。他说衣架总在他抱头蹲在角落时落下。后来他有了保护自己的方法：“我脑子会跟自己说话，我跟自己说，疼一会儿就过去了，我跟自己说按照规律，一般发生了坏事再过10分钟好事就会来。”

他邀请我去他家吃晚饭，是这两年刚搬进的新房。那晚妈妈不在家，爸爸拖着一只在工地上受了伤、缠着纱布的手做了饭。饭桌上，谭爸爸反复对我说：“我没有做好一个爸爸。”他讲自己从农村进城，没有文化，只知道为儿子上学拼命挣钱，拼命开挖掘机，没顾上妻子一个人带孩子的压力和儿子的心理。他说他理解妻子暴躁是出于焦虑。谭俊宝没有接话。

饭后，谭俊宝带我到他卧室，看他在电脑上写的日记。上面大段大段，写的是他小学初中都遭遇过校园暴力。一次他被一个同学摁在桌上打，可是平日总拿衣架打他的妈妈却没有为他出头。这个同学有一个特征，走路外八字，日记里他写道：

“我妈知道后，像没事人一样接我上下学，好像那时候的她也和我一样那样认为，脚往外拐的人都不好欺负，他的爸妈一定也不好欺负，就像被欺负的我一样，爸妈也同样好欺负（何况，他对我说，那时他们也没钱为他打抱不平）。”

第二天见丽蓉时，我提出也去她家看看。丽蓉迅速拒绝了。“你昨天去过谭俊宝家了”，她垂下头，想了一会儿才说：“我家和他家差距太大了。”此后我几次提议她都拒绝了。最后，在一个下过雨的晚上，她同意我到她家楼下，但不能上楼。于是我们在楼下小花园碰了面。这里空无一人，只有一棵大树、一个乒乓球台和一些老旧的健身器械，背后的一排房大概已没人住了，大片墙面斑驳发黑。

丽蓉在小花园

我们在长椅上坐下来，丽蓉似乎有点高兴，嘴角也不再下垂，她指着墙上彩色的儿童粉笔画介绍，这就是她从小玩到大的地方。说着她转向我，搬起一条腿放在另一条腿上，像坐在炕上一样，给我讲她小时如何在这儿和其他孩子一起滑轮滑、捉迷藏。

不过，她是6岁从四川来的顺德，那一年，长年在外打工的爸妈回老家接她，那是她有记忆以来第一次见到爸妈。说到这儿她又恢复了苦闷的神情：那天她跑着去接他们，一见面却喊了“叔叔阿姨”。

“我妈妈是一个把我生出来的那种角色”，丽蓉两次这样说。

而在厂里打工的爸爸，总是打她发泄情绪。但她从没报过警，怕会把爸爸“送进去”，“这样我会良心不安，妈妈也会伤心的”。

当然，并不是所有学生都遭受过家庭暴力，丽蓉的同学陈伟廷说他就没有。他没遭遇过暴力，有个正当职业、开五金店的父亲，“上中职”在他口中顺理成章。可是，就是这种顺理成章让我觉得不大对劲：这男孩像黑洞一样，让你感觉不到他有任何愿望和情绪。跟他说话我总想起鲁迅《故乡》里的闰土——即便受到最不公正的待遇，也感觉不到任何强烈的情绪，愤怒委屈激动都没有。他身上唯一强烈的是种实干苦干的气息。

陈伟廷

梁自存博士说他记得两件事：一件是陈伟廷曾对他说，自己小时候经常离家出走；另一件是有一年元宵节当晚，他作为老师陪陈伟廷回家，陈爸爸跟他们打了招呼就没再理，也没问儿子吃没吃饭，他们最后饿到不得不出去吃。这个家庭的“温度”从此一直留在他的记忆里。

陈伟廷说，从小到大，爸爸几乎只对他说两句话：第一句，“你作业写完没有”；第二句，“写完来帮我干活”。他从小学二年级就要干五金店的活了。经常是他和同学约好出去玩，爸爸让干活，吵架后他就离家出走，晚上睡公园，白天去超市试吃，从小学到初中重复过很多次，最长七天，每次都以爸爸到公园拉他回家而终结。但爸爸从没道过歉，“找到就找到了”。

在他的记忆里，妈妈是世界上对自己最好的人，但他对妈妈的记忆非常稀薄，只剩下留守时妈妈骑摩托车回来发出的声音了。7岁时，奶奶和妈妈相继去世，他从潮汕到了顺德，每天坐床上哭，爸爸在一边看着不说话，每天他哭到困了就睡着了。

“那之后我都没有再哭过了”，他说自己不爱思考也不爱记事，发生过的事他都不想再去想。

“你上一次情绪波动是因为什么呢？”我问。

“因为谭俊宝。”他说。但他没再说下去。

后来，我从谭俊宝和丽蓉那里补全了这个故事：那是他们还在Z校的时候，一天晚上，同学聚会，谭俊宝说到了妈妈拿衣架打他的事，情绪激动，拿起了刀要自杀。

这时陈伟廷突然蹲下了。他哭着说你不要再闹了，我连妈妈都没有。

他们在中职学什么

挂牌模具专业

老师说承认脱节、必须脱节

我向每个学生都问了中职三年的学习感受，多数人的回答是：感觉没学到什么，但也说不清为什么。大家会抱怨“上课无聊”、“老师讲的听不懂”，但同时，他们也怀疑问题是出在自己当时没好好听。

陈伟廷是唯一一个无意中讲出了具体问题的。刚见面时他笑嘻嘻地自我介绍：“我们是挂牌模具专业。”随后他解释：前两年他们一直没见到模具，只见到模具图片，他把这理解为“学校没资源”。第三方考核来了，学校挑他们十个学生去工厂紧急学一个月，他觉得自己挺幸运，“毕竟学了一个月”。

中职的教育资源短缺也得到了社工张密的证实，她是梁自存博士的同事，今年6月访谈了33位广东各校的中职毕业生，发现学校不单缺资源，教学内容也落后市场很多年：会计还在练数钱，模具还在学矬铁……一些学校汽修的车也太旧了，学生毕业后发现如今的车型大家都不会修。

我找到带我参观Z校的王老师。他解释说，学校要百分百与时俱进是不现实的，因为设备太贵了，比普高需要投入的成本高多了。

其次，“我们要承认脱节，必须脱节”，王老师说，因为“我们中职教育的定位本来就不高”，最前沿最先进的东西是要教大学生的。他举例：练数钱的会计专业已经更名为“会计事务专业”了，意思是培养为专业会计服务的辅助性岗位——帮忙记账、跑腿、办税、扫描……因为，真正的会计工作涉及企业管理经营，小公司至少要高职毕业的，大公司至少要本科。

梁自存告诉我，刚来顺德调研时，学校里的种种细节都能让他感到这里对学生没有太高期待：一所中职里贴着标语，“不比智力比努力”；一位老师对他说，“中职学校就是垃圾改造站”；一天刚上课不久，班主任进来发指甲刀——她得知领导要来查指甲，赶紧让学生剪……

而在豆瓣教师小组的专科版面，一类热帖是“如何把学生治住”。一位上海的中职老师在电话里对我大吐苦水：学生竟然在课上离开座位去和同学讲话，还屡禁不止，让她这个985毕业的研究生感到不可理解，“不知道差生是不是从小没养成习惯，也不尊重权威”。最后，她规定再有人离开座位就停止讲课，全班静坐10分钟，三四次后终于成功“纠偏”。

我一度认为她是对的，甚至，面对这些吐槽学生的热帖我似乎更理解老师，我想那大概是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潜意识里和“差生”存在思维隔离的“优等生”。但当我初到广东，和梁自存第一次见面，我对他讲了如上这些，我能感到他甚至有点愤怒了，但出于礼貌在克制。

他说，就因为我们的中职老师大多是这样的老师，中职里才那么多不听课的学生。这些孩子大多不适合灌输式教育，但完全能通过增强参与和互动来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这是这几年他和社工团队一直在尝试的事，也看到了效果。可是，大多数中职老师并不这么想，当有学生站起来要讲话，他们不会关心学生需要什么、想说的会不会和课堂有关联，他们的第一反应是“压制”。

“很多老师是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用适合这些学生的方式去教他们。”梁自存说。没有能力，指我们的教育中素来缺少另一套方法和标准，老师们对灌输之外的教学很陌生；而没有意愿，或许是因为这些考上普高又考上好大学的老师们不可避免会觉得，上了中职的孩子是“差”的。

“我们职业学校的学生，本身他的智商、情商、各种能力，他确实会低。”Z校办公室里，王老师对我说。

我问他是否因为自己上的是普通高中，因此不容易理解学生的处境和想法。

“我自己就上的职高啊。”王老师有点激动地反驳道。他说，他就在农村长大，因为信息闭塞上了职高，但他“与众不同，比别人爱学习也学得快”，最后成了全班唯二考上本科的人，正因如此他才更加坚信“成败靠自己”。

从211师范大学毕业后，王老师进入中职做了一名专业课教师。他钻研专业有热情，是编教材的主力军；他对教学也有热情，渴望把自己的教研成果都讲给学生听，然而听者寥寥，这让他长期痛苦不已。直到有一天，他说，他接触到王阳明的心学，大彻大悟了：应该调整自己的心态，过去痛苦就是因为讲得太深，对学生期待太高了。

这两年，王老师在参与课程督导。发现有老师明显备课不认真，他会劝他们改进教学，当老师们反驳“是这些学生太差了”，他板着脸评价他们“是在推卸责任”。他也在帮忙推进学校的教学改革，把大班拆成小班，把更多的课堂从普通教室转移到能上手操作机器的实训室。他仍然希望把学生教好，不过，他对学生的期待已经和早年不同了。

“我们中职学生就是一个熟练工人，几个简单操作，如何拧螺丝，你教他三年，反复拧反复拧，肯定都会了。”王老师说。

我随谭俊宝回家那一晚，饭桌上父子俩有过一次争执。当时，谭爸爸想表达自己关心儿子，说私下请中职班主任吃过几次饭。谭俊宝急了：为什么要请她吃饭？她只会批评我罚我，她根本不理解我的心理也不关心我！

“你还要求人家关心你心理”，谭爸爸瞥了儿子一眼：“自己没考上高中，还这么多要求。”

梁自存推荐我认识了Z校的韩老师，并称她是这些年他见到的最关心学生的中职老师。韩老师40多岁，声音温柔，是我们常说的那种像妈妈一样的老师。并且，近几年她一直在学习梁自存的参与式教学方法改进课堂。

我和韩老师、王老师一起吃了饭。席间又聊到课堂，王老师再次指出：为了让学生听课，要提高讲课质量。韩老师打断了他。她几次重复了同一个观点：学生听不听不都是老师能决定的。她反问：学生受家庭影响情绪不好，课上走神，这是老师讲好课就能解决的吗？

“你会发现课堂的问题很多是在课堂之外，是家庭和社会的，课堂能做的很有限。”韩老师说，她不会放弃改进课堂，但这就是她在中职认真工作十多年得出的真实感想。

 

他们毕业了去哪儿

进厂不如送快递和卖奶茶

HR说中职生只能服从规则

Z校毕业后，谭俊宝升入一所成人大专，学幼教专业；陈伟廷也升了大专，今年毕业后进入一家模具厂做质检工作，月薪约5000元；刘丽蓉做过电话销售、进过电子厂，目前待业中。

职业教育理论上应该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但现实是，在珠三角，多数中职生毕业后不愿进厂。工厂管太严、环境差，还不如送快递、在奶茶店打工更能自由支配时间，学生们说。更重要的是，即便他们选择进厂，多数专业只凭中职学历很难找到对口的技术岗，只能去流水线做普工。这种就业格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结构。

过去几十年，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主要靠大量廉价劳动力,靠的是无数双手，无数双并不需要掌握技术的手。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产业升级迫在眉睫，据统计目前存在2000多万高级技工的缺口。但那架要爬十多年的，从中职到产业的梯子还没有搭好——

要在学校打好基础，毕业后还要在岗位上继续提升技能，才能成长为一个高技能人才，既而胜任一份真正有技术含量的工作。资料显示，一个初级工成长为高级技师最快需要12年，而一个焊工的技术提高与经验成熟期平均在 18 年以上。

在这架“漫长”的梯子上，除了令人堪忧的中职教育本身，现状是我国制造业 90% 以上是中小企业，面对低端环节的市场竞争，一般企业并没有资源提供高技能岗位，没有动力培养高技能人才。

今年6月，社工张密访谈了10家珠三角企业的HR，发现企业对中职生的最高期待就是成为一个熟练工，或一个最基层的管理者。一位汽车配件厂的HR直白地说，“大学生会制定规则，中职学生只能服从规则”。

还有一条路是升学。2020年，广东省中职升学率是36.83%。这个数字在Z校要更高，大概是70%。近年来，国家鼓励中职升学， 2019年高职扩招100万人，2020、2021两年扩招200万。那之后，王老师说他再没见过一个学生考不上了——总分450，考80分也上了民办大专。

（不过，上本科很难。中职生也能参加普通高考，但要和普通高中生竞争显然机会渺茫。如果是对口升学，按照规定，中职生只能考本省一小部分本科的个别专业。广东省400多所中职，本科名额不足1000，平均每个中职不到两个人。）

但丽蓉并没有选择升高职或大专。她说，“我学了三年（中职），没有提起任何的兴趣，感觉非常无聊和枯燥。”这让她觉得再上大学是“浪费时间”，不如尽快找个工作积累社会经验。同专业的学姐上了大专，告诉她大专教材和中职是同一本，让她更坚定了没必要升学。

社工张密认为，提倡升学究竟能解决就业还是带来学历贬值（比如，从中职生去流水线变成了高职生去流水线），这是一个转型期暂时没法判断的问题，还有待观察。而她访谈的33个中职生，极少有人能坚持一份工作达到一年，哪怕是已经毕业了10年的学生，还在不停流动。大家对自己想做什么始终不清晰，只想着“钱更多，还相对自由”。

现在，丽蓉还在找工作。她拒绝白天再见我，“因为我还要找工作”。最近，她的中职同学、好朋友文丽找到工作了，她的妈妈对她说：“以后你的婚礼文丽都不会去”、“文丽就是为了拿快递才愿意理你”（文丽的快递寄到她家）。

晚上，当我们并排坐在那个空荡荡的、半废弃的小花园，蝉声时远时近，这个放弃了升学想尽快积累社会经验的女孩向我讲述了这一年她积累的坎坷：做电话推销绩效垫底，进电子厂被领导上手掐，两份工作都没超过一个月。结算时电子厂不按合同给钱，她感到被骗，“终身不想再进厂了”。

她用一种饱经沧桑的语气为自己总结：“我现在经过这么久的游荡，还有这么迷茫的一段时间，今天我想明白很多事，我已经想好了先赚钱，以后开一个小店，跟我的朋友一起创业。”

临别时在窄巷，她从电动车前袋掏出一个苹果、一个梨、一个桃子，说是妈妈摊上的，叫我一定要收下。最近她在考虑邻居的建议——去卖冰沙，因为水果是现成的。

丽蓉和她的小电动车

不过，她还是更想和文丽开麻辣烫店。说着她的眼睛亮了一下。接着她有点兴奋地说起她和文丽都爱吃麻辣烫、她们开了麻辣烫店就能赚到第二笔钱、麻辣烫店会成功的，因为“比较快捷方便，大家也都喜欢”。

我问她开店要准备多少钱。她眼里的光又熄灭了。她低下头，声音也低下去：“我们还没有查到，非常遥远的梦想。”

珠宝大师工作室是Z校资源最好的地方——伦教是珠宝名镇、Z校是当地珠宝专业的王牌校、工作室请了从业50余年的香港名师带学徒。大师工作室每届只收十几人，听上去，这十几个学生就像是学校里的“特权阶层”，但也让人感到有希望，至少，还有10/1000的学生真正从中职收获了本该收获的，或许能抵达他们本该抵达的地方。

王老师带我参观工作室陈列的学生作品，玻璃柜里，一个个珠宝摆件分别装进小方盒，隔着一层透明薄膜闪闪发亮。其中一个做成了蝴蝶的样子，翅膀上有繁复的镂空花纹；另一个是菱形的框，中间嵌着一高一低两个小亭子，像是顺德风景；下一个是鹦鹉，羽翼上缀着一串圆环；再下一个是埃菲尔铁塔……我不禁赞叹：这个专业有前途。

王老师转过头，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他指向一个摆件：这个东西在外面，不是一个人做出来的，而是很多人一起在流水线上做的。

也就是说，“特权阶层”、10/1000毕业后还是要去流水线。

面对这样的现实，王老师说，首先，学生来中职时应该已经做好心理定位了，“甚至在读初中的时候，他心里就明白了”。其次，这不是学校的力量，甚至不是教育的力量能改变的，而是整个社会需要这个层次的人才。

他指向窗外：“你看外面那个大街，总要有人扫。你说要改变什么，终归不还是要有人扫？那我们当然是说，我们自己不扫，我们的孩子不能扫，要让别人来扫。”

我找到了老师口中最成功的毕业生
月薪过万可以穿鞋的人
他说工人就是没有灵魂的机器

 

每当我和Z校的王老师讨论到学生的前途，每当我向他讲述丽蓉、陈伟廷们的处境，他就会举一个优秀毕业生的例子来论证“发展主要看个人”。韩老师介绍我认识了陈子川，称他是老师们眼中近几年发展最好的毕业生。 

陈子川1997年生，5年前毕业，学的是Z校的王牌珠宝专业，而且出自集中了全校最好资源的大师工作室。工作室每年从高二的300多名珠宝专业学生中招收十几人，这道筛选实际上筛的是上进的愿望和肯吃苦的决心：进了工作室就不再上课，早7点半到晚9点都在里面跟着师傅做学徒，一周只休息半天。由于太苦太累，多数学生并不想去，报名的大多是家境更困难、独自来顺德上学的外地生。

我和陈子川在顺德的一条街上碰了面。他看上去明显和其他学生很不同，更成熟、更“社会化”，举手投足间每个动作都透着沉稳。我们走进一家奶茶店，他伸一下手以示“请”。点完单，他立刻抢着付了钱。

随后我得知，他是“世界技能大赛”银牌得主，如今在周大福做高端首饰。

陈子川常被各职校请去做“励志演讲”，不过，他并不把自己的经历简单理解为“励志”。他是广东肇庆人，父母身体不好没工作，他一个人来顺德上的中职。“成功”的第一步或许是运气——他恰好选了Z校的王牌专业。

然后，带着“一个人跑这么远一定要学到本事”的心情，他又选择进了工作室。他做首饰有天分，甚至是工作室里极少见的真正热爱做首饰的学生：他说小首饰是能传达情感的。他给妈妈做了很多戒指，其中一个是两个弯的，戴在手上就像个笑脸。

三年后，他毕业了，和工作室的6个同学进周大福做学徒，每月工资到手只有1000元出头（这个数字比中职毕业能找到的多数工作都要低），要付房租和早晚饭，活下去都很困难，也不知何时能转正。5个同学陆续走了，他也想过换工作，去考察了做珠宝的小公司，发现那里工资高得多，但代价是学习资源差。这时他在眼前利益和长远发展中选了后者，反复告诉自己熬下去一定能等到好转的那一天。为了真能熬下去，他再一次比别人更能吃苦还更有头脑，白天做学徒，晚上在家做小首饰，一件卖出几十块，每月能多挣1000元。

两年后，他转去做能送到拍卖行的高端首饰了——拿到倒模后，三四个人一起做调试，“类似拿到零部件后组装成一部手机”。陈子川说，这份工作虽然也是流水线性质的，但“有想法、有思考”。

一年后，他又参赛拿了奖，伦教镇给了他10万元奖金、一套免20年租金的“人才公寓”。现在他月薪一万多。

这是个集齐了天赋、勤奋、运气、眼光和信念才终于登上一座小山峰的故事，从这个意义上，我能理解陈子川为什么说这一切不只是“励志”。不过，他看起来的确走出了一条对中职生来说可行的路：选对专业、努力做最好的学生、毕业后再有耐心坚持到晋升，就能打开一个新世界。

几天后，我认识了陈子川的师妹，同样出自珠宝大师工作室的徐晓梅，她对我讲了故事的另一面：“他（陈子川）是我们那儿唯一逆袭的，只有他一个。”她说，原因是陈赶上了周大福招学徒多的那一年。后面几年，工作室的学生9/10都和外面一样，只能去流水线。

她至今记得中职时有一天，学生们去参观珠宝厂，回来后纷纷感叹，“这就是我们以后的下场”——厂里有股奇怪的气味，机器发出巨大噪音，里面工人都穿拖鞋。她尤其在意鞋这件事：流水线工人都要穿统一的蓝拖鞋，只有进了大师组才能穿自己的鞋。提到陈子川时，她感慨：“他毕竟是可以穿鞋的人。”

徐晓梅毕业后升入深圳一所大专继续学珠宝，今年大专毕业后到一家珠宝公司做批发商导购，月薪3000元，最近又跳去一个“46天零基础打造珠宝工艺师”（她坦言“这不太可能”）的项目做培训师，加入了“割韭菜”致富路。

她正准备参加技能大赛，盼着像陈子川一样拿名次。要是能当选“全国技术能手”，就能在深圳申请认定为地方级领军人才，申领200万元的认定奖励。她说，这是她能想到的职校生唯一的上升途径。

现在，陈子川也有自己的焦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规划才有效。他想考专升本，因为不懂3D技术迟早会被淘汰；听说有人做翡翠直播赚了大钱，读本科好像又不太值了；他计算着年龄：本科毕业就26岁了；他希望自己未来能做个设计师，但现在的工作本质上还是集体劳动，且9点才下班，没时间做自己的作品……

“我做这个职业可以说是很卑微。怎么说呢，说得高尚一点，叫工匠。”陈子川说。

他开始反复强调，自己现在的工作是有思维含量的，和流水线工人不一样。他又说不喜欢“工人”这个词，希望别人称呼他“工匠”。

我问他这两个词分别是什么意思。

“工匠”是有思想的，他想了想，接着说：“工人就是没有灵魂的机器”。

唯一被改变的男孩
《被压迫者教育学》
“他们都努力了却没得到应有的回报”

我在顺德的最后几天都是和谭俊宝一起度过的，他非常热情地带我去喝早茶、逛公园、爬山、逛音箱店，也带我去看了他的小学、初中，还有他家住过的老房子。一路上，他常向我谈起陈伟廷、丽蓉，他们都是他的好朋友。他会精心给我分析每个人的个性，以及如何同他们相处，譬如陈伟廷，谭俊宝说陈是个很闷但不会拒绝别人要求的人，因此中职时他反复叫陈伟廷帮他搬书，有时又故意戳他一下、跳到他身上，他就靠这两招和陈成了朋友。

他是几个学生中唯一还没真正进入社会的，他上的成人大专下学期开始实习。大把业余时间里，他爱听流行音乐也爱自己唱歌录下来（他唱得相当不错）。他曾经有个明确的梦想，当歌手，后来在梁自存的引导下，他从中职学的数控转向了未来教小孩子唱歌跳舞的幼教。

梁自存是2016年带着博士研究课题来到Z校的，后来他又创办了服务中职生的公益组织HOPE学堂。他希望带来改变，但很快发现无论专业教育还是学生毕业后的现实处境，仅凭一己之力他都无从改变，他想他能改变的只有学生的思想——让他们意识到，成为中职生不都是他们自身的问题，在家庭、在学校、在未来的工作中，他们遇到的种种歧视和糟糕对待都并不公正，背后都有更深层的结构性问题，即便无法改变现实，至少不为此自责自卑。为此，他在中职里带社团、普及劳动法、对学生做长期一对一的成长陪伴和心理干预。

梁自存

但迄今为止，梁自存说，能达到这层意识的中职生极少，在他接触到的学生中，谭俊宝是唯一一个。

谭俊宝的卧室床边有个大书架，里面塞满50多本社会学、文学的书。桌上还立着三个大部头：《存在与虚无》、《鲁迅全集》、《罗密欧或朱丽叶》。他说，他是受梁自存影响才开始读书。当时，梁自存让他去读《被压迫者教育学》，一本270多页的理论著作，他“一句话读好几遍都不懂，看一页要花半小时”，一年才读完。

那之后，他开始自己找书看了。他从梁那里顺来一本贾樟柯导演手记《贾想》，画出了书中讲到“工人”的部分。他的桌上放着一个大沙漏，看书时他把它倒过来，强迫自己连续阅读半小时。

一天下午，谭俊宝带我到一个图书馆，他说，那是他小学、初中时常去的地方。我们走到少儿区，他指着架子上的童书、漫画和鬼故事介绍，这些都是他从前爱看的。“但我认为那不叫读书”，他说，他认为认识梁自存后看的书才能算“阅读”。现在，他喜欢的作家是余华，《活着》里的一个情节让他印象最为深刻，他坐在阅读区拍着桌子给我讲：主人公的孩子，在学校抽血抽死了，最后还发现血是要献给一个领导的儿子，“真他妈气死了！”

我们走在大街上，聊到中职生就业，他一脸义愤填膺，随口引用了读《被压迫者教育学》时记住的观点：一些人反对不公并不是真的追求平等，而是为了自己取得更高的位置。这让他联想到工厂里升了一点就欺负普工的人。

他也自豪地向我讲述自己的“反抗经验”：一天，爸爸让他看成功学的书，将来好成为“人上人”。他立刻反驳：我为什么要成为“人上人”？人都是平等的。他的本科毕业的哥哥坚信“努力就能成功，不成功都是因为不努力”，他们为此吵了架。他想到身边那些中职生，他们在工厂、餐厅的劳动强度“我哥估计都受不了”——“他们都努力了，却没得到应有的回报”。

爬山时他主动谈起罗翔，他看了这位法学老师所有的视频，记住了罗翔的一句话：“人只能是目的，而不是手段。”

我问他这话什么意思。

“用我的话就可能想不出来（怎么表达）”，他想了许久，然后表情严肃地对我说：“我们做事情是为了每一个人都有健康的人格，并过上人的幸福生活，而不是为了用人去实现某个经济的（目标）。”

他是几个学生中唯一专升本的。他上的成人大专和师大合作，从大一开始白天上大专、晚上读本科。少有人报名，都嫌累，但他意识到文凭很重要。他一年考9科，大专毕业时就能拿本科。

丽蓉也决定要提升下学历。我离开之前，她还没找到工作，但“想好了赚到钱就报一个上网课的那种大专”。

梁自存告诉我，最近谭俊宝爸爸给他打电话，叫他劝孩子放弃那些“新思想”：要毕业了，天天讲什么平等是没法适应社会的。可是，他知道那些想法多么来之不易，背后隐含了多少条件：谭俊宝家境在同学中算好的、他爸爸也是家长中最关心孩子的、他原本思维就比其他人活跃……

而谭俊宝内心变化的起点——突然主动要梁自存推荐书来读，其实缘于一次意外：高二那年，梁自存摔伤住院，谭俊宝来看他，没事可做，梁拿起手边一本杂志让他读。那一刻，梁自存随手翻开的一页上有四篇文章，其中一篇给谭俊宝带来了巨大震动——后来他对我说，当时，他感到害怕又困惑，脑海里一下子产生了很多问题并急于得到答案，从此开始思考世界也思考自己的人生。那篇文章的主题是“人工智能”。从前，他隐隐听说过这个词，一直以为是“人操作机器”，看了文章才明白，人工智能就是机器本身，可以替代人。

谭俊宝和陈伟廷

*（文中陈子川、徐晓梅、王老师、韩老师为化名）

 （感谢HOPE学堂为本文提供的重要支持）

“正面连接”专注于非虚构和特稿，旨在呈现现实世界中人们视而不见的重要部分，在人与故事的切面后展现当代中国的时代脉络。

 

– END –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aN90UXchxNk8g3WWJFjK2w

 

一个国家大学是否具备高超的学术水平，直接影响这个国家的希望和未来。而一个人一生中最缺钱的时候，也正是他的大学时代。

为了消除这个矛盾，国家每年都投入大量的资金扶持大学教育，不断扩大的高等教育给中国的发展带来的雄厚的根基，工程师红利是华为和中国高铁能走向世界的重要前提。

但是有一个企业，偏偏反其道而行之，靠盘剥中国大学生来发财，费用高昂到985大学都肉疼，这个企业就是中国知网，每年可以从中国学生头上收取10亿的知网税，毛利率高达60~70%。

知网的由来

 

中国知网全称是中国国家知识基础设施，这个概念由世界银行在1998年提出，由清华同方于1999年进行建设，知网有国家授权和行政垄断保护，给予了非常高的行政保护门槛，导致在高校学术领域知网一家独大，利用垄断地位谋取暴利。

为什么国家会给知网这么大的行政保护，这和建设知网的时间有关，在1999年之前，知网的投入是非常巨大的，但是预估的使用人数并不多，支付能力也有限，如果不给于行政保护，知网是注定亏钱的，而且会大亏特亏。

但是从1999年开始，中国大学开始启动扩招，效果良好，所以后来扩招人数逐年扩大，到了最后大学招生人数已经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地步，从每年毕业80万人，飙升到每年毕业800万人。

所以，在躺着不动且不计算通胀的情况下，靠这波招生红利，知网的年收入就会比建设初期的预计要增大10倍以上。

而且互联网企业有一个巨大的特性，建设初期耗费巨大，后期维护的成本却非常低，知网现在每年的研发成本低的可怜，完全是躺在功劳簿上大吃大喝，这就导致知网的毛利率大的惊人。

毛利率有多大呢，2017年知网的收入高达9.7亿，毛利率高达61%，之前的毛利率最高可达到72%，这是一个让其他行业都目瞪口呆的数字。

别说教育公益事业了，垄断行业都罕有这么高毛利率的存在。

知网的收入来源

 

提到知网，很多大学生第一个反应的就是知网查重，知网查重是大学生毕业前梦魇一样的存在。

从2009年开始，我国高校普遍规定大学生所有毕业论文均要经过知网查重，通不过查重不允许毕业。运气好的学生一遍过，运气不好的学生反反复复修改并查重三四次也是正常的。

那么知网查重收费如何呢，足够让大学生心疼好几个月，最新报价198元/篇，明码标价概不赊欠。

这是知网被称之为知网税的最大原因，中国的大学生每次去查重的时候心都在滴血，这个钱是必须缴纳的，而且对于大学生而言数额还真不低。

知网查重虽然暴利，但是这只是知网收入的一小部分，知网最大头的收入来源还是论文下载，在知网，论文下载那可是一个天价。

下载一篇论文15~25元，或者5毛钱一页，要知道哪个大学生写一篇论文不需要参考个几十篇的文献，如果是高级别论文，那需要参考的资料更多。

这是一个天文数字的消耗，学生根本支付不起，为了降低学生的压力，这个钱一般是学校出的，用包年的方式获取知网的授权，然后给内部学生免费使用。

一年需要多少钱呢？为了获取这个授权，一个学校要掏出天价的费用给知网。很多高校不堪重负，云南、湖北、山东、安徽、河北等地的高校都曾出现知网停用又启用的情况。

2016年，就连财大气粗的北京大学都受不了知网的不断涨价，在官网上贴出中国知网即将停用的通知，原因是“数据库商涨价过高”。

据报道，2010-2016，知网的报价涨幅高达132.86%，年平均涨幅为18.98%，年年都涨价，谁也受不了啊。

 

知网的论文作者

 

一篇硕士论文3万字起步，一篇博士论文7万字起步，还要求具备一定的学术水准，这样的论文知网仅仅收费15~25元，好像并不贵。至于对学校的涨价，你们学校的使用人数连年增长，涨个价不也很正常。

听起来好像没啥问题，知识是智慧的精华，你汲取了知识的力量，只是付几十块钱不很正常么？但问题在于，这些钱全部被知网拿走了，论文的作者分文未取。

你比如我硕士毕业的论文，如今就被挂在知网上，我自己去下载还要花15块钱。。。而不管多少人下载阅读我的论文，都和我毫无关系。知网每年从论文集合体中收割10亿人民币，这些论文的原作者却毫不知情。

在翟天临知网事件爆发后，媒体深扒知网，我才知道知网原来公布过一个政策，每个论文的原作者，都能象征性的给予一个电子阅读卡和几十元的现金稿酬。

这个方案非常鸡贼，拿别人的论文版权给电子阅读卡，别人下载论文却要收现金，这是典型一本万利的买卖啊。

按照上述规定，一篇硕士论文可以获得300元的电子阅读卡和60元的现金，但是我这里可以现身说法，就算是这么低的稿酬，我也没收到过，我同窗好友也没收到过，如果不是这次新闻曝光，我甚至都没听说过还有这玩意。。。

我是从知名985毕业的，整个学校都没人听说过，中国到底有多少硕博毕业生收到过这东西，我看很悬。

按理说，为了学术的传播和知识的扩散，学术论文不应该收取或者只象征性的收取稿酬，全世界都是这么做的，获诺贝尔奖的论文作者也拿不到几块钱稿酬费。

所以不给论文作者版权费我完全能够理解，为了知识的扩散这些都可以容忍，但是知网利用垄断地位，一手以极低的价格获取巨量的学术论文版权，一手用极高的价格反手卖出这些东西，收益已经远远超过成本，这高额的垄断利润其实是在给知识的流通制造障碍。

知网手攥教育部三大批文，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在日进斗金的前提下，还能年复一年的坐地涨价，贵到高校都买不起了。知网把一个本不该做成生意的事情做成了暴利生意，这其实是在愚昧自己的文明。

教育产业化，不代表教育产业可以垄断化，希望知网税可以早日消失，回归教育本质。

 

开学了！家长们疯狂的在朋友圈庆祝神兽归笼，先别管“双减”接下来怎么发展，把孩子们还给老师是当务之急。

 

家长开心解放之余，老师们的日子可能就不太好过了。

 

学校经过一个假期的匆忙准备，开学就落实了“双减”课后服务的相关工作，为老师们准备好了今年教师节的“礼物”—每天超过10小时的校内工作时间。

 

除此之外，还有一大波教师节“礼物”在路上，比如即将在各地落实的“教师交流轮岗”。

 

 

教师轮岗的“世界格局”

 

在教师轮岗制方面，日本起步较早，相关立法和制度比较健全。目前也是发展较为成功的国家之一。

 

1949年，日本通过了《教育公务员特例法》，明确了教师为公务员的身份。法律规定，教师的人事权在地方教育委员会，不在某所具体的学校。

 

而教师的社会地位，即便是在公务员体系中，都属于中上等，至今还流行着“一人成师，全家受益”的说法。

 

此外，教师的工作环境也很不错。在日本，不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公办学校，都会根据儿童人数，配备教室数量、教室办公室、体育馆、游泳池、音乐教室、操场、桌椅设备等，并由地方政府统一管理。

 

软件方面，日本不限制高中私塾发展提分补差业务，但在义务教育阶段，则做到统一教材，标准进度。

 

种种这些，为教师轮岗铺垫好一条大道。

 

公务员身份，决定了教师的社会地位；软硬件标准化，降低了跨区轮岗的适应难度；此外，还有保障教师收入，让轮岗没有后顾之忧。

 

日本教师的津贴主要有三类，即基本津贴、普通津贴和特殊津贴。

 

一般行政人员的月收入是399128日元(按2021年8月份平均汇率计算，约等于人民币23496.7元，下同)，而同等级的教师为410451日元(人民币24163.3元)，平均高出11323日元(人民币667元)。

 

再加上房补、餐补、交通补贴、抚养补贴、寒冷地区补贴等等津贴项目，用高薪鼓励，促进积极流动。

 

总结一下，日本教师轮岗三个特点，“高地位，高收入，易适应”。

 

国内教师轮岗也发展了近20年，只是幅员辽阔，各自为战，效果一般，宣传甚少。

 

我能查到的国内最早提出教育轮岗是在2005年，北京密云区启动城乡教师双向轮岗教育实验。其目的也是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重要手段。

 

但这一模式并未成气候。发展10年后的2016年，北京市教委再提出，同一学校任职满6年的教师要轮岗。

 

 

(图片源自公众号：成都学区百科)

2016年公布的轮岗到今天，也不过经历了6年，密云区的双向轮岗实验也已过去十几年。

 

北京今天的教育分化充分证明了，实验仅仅是实验，并没有达成预期效果。

 

“双减”之下，教师的双重痛苦

 

第一重：双减增负

 

“‘双减’给孩子和家长减了负，我们老师的负担谁来减？”

 

这是一位小学4年级老师的无奈感叹。

 

朋友在鼓楼区一所公办小学做语文教师，我曾问她，为什么不做班主任。她听了连连摆手说，班主任是体力活。从学生进校，到孩子离校，教师注意力要保持高度集中。尤其现在一家一个宝，磕了碰了都是教师的责任。

 

小学阶段，基本是主科老师任班主任，除了管理班级，教研成果和教学任务也不能放松。平常除了备课、改作业，还要解答爸妈的各种问题。

 

双减后，学校要延时放学，要求老师参加课后服务。参加课后服务也没问题，但老师精力有限，时间有限，完成课后服务的辅导效果也就难以保证了。

 

朋友每天6点起床，晚上6点下班，回去也得像其他爸妈一样，带孩子，可以说，上班下班全是”教育工作”。她也经常抱怨，生活完全没有一刻喘息。

 

大家只看到了老师的寒暑假，却看不到教师们的“996”，这就是园丁们的现实。

 

第二重：教师流动

 

“我不想调动，孩子谁来带?”

 

在朋友看来，这是轮岗流动最大的阻力。

 

朋友的小孩上幼儿园中班，小学会就读她自己所在的学校。如果按照目前流传的说法，6年一次调动，那么当孩子四年级时，朋友就要轮岗去别的学校了。

 

“每个学校的教学风格和领导风格都不一样，你看鼓楼实验的成绩为什么迅速成为南京前三？那是因为校长和老师团队想法一致，敢创新，肯付出。换一些教师来，能适应这个强度嘛？家长们会同意换校长换老师么？”

 

从教这些年，朋友早就看穿了，家长们坚信，学校好，就是因为老师好。

 

“教师数量规模庞大，如果做不到政策制度和福利待遇的配套，单纯想通过教师轮岗来平衡学区差距，这个目标，短期内不可能实现。”

 

 

从“多校划片”到“教师流动轮岗”，一切为了弱化学区房？

 

2021年4月起，北京西城区、东城区、海淀区施行“多校划片”政策。

 

当时就有媒体发文称，“学区房的终极大招，‘学区房永远涨，一房解千愁’的局面恐怕要彻底改变了”。

 

各地房哥房姐的公众号纷纷跟进响应，自行脑补相关政策，着实吓坏了刚买学区房的我。

 

 

仔细看政策才发现端倪：政策说，在西城区2020年7月31日之后买房或者落户的家庭，在东城区和海淀区2019年1月1日之后取得房产的家庭，幼升小适龄儿童全部以多校划片形式入学。

 

意思是，在规定日期前购买的学区房，是不受政策影响的。

 

在北京升学中有一个词叫“锁区”，意思是小学在哪个区，初高中基本还在这个区。我又查了一下北京3个区的生源状况，才明白北京多校划片的原因。

 

(图片源自公众号：院长熬鸡汤)

北京高考前100名，海淀和西城区占了84人，教育分化在北京已经非常严重了。

 

不同区的差别大，同区内的学校差别也大。

 

2016年，北京西城区最著名的实验二小，学区房卖出了每平米46万的天价。甚至一间在北京文昌胡同深处、11.4平米杂草丛生的房子，卖出了530万元人民币。

 

西城、海淀学区内原生源压力巨大，再被疯狂的家长蜂拥冲击，不仅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也与教育资源公平相违背。

 

这才是这两个区严格执行多校划片的主要原因。

 

 

分析到这，我就不紧张了，比如上海长宁区运行多年的电脑摇号，也是变相的多校划片。但在8月27日的《“双减”实施意见》中关于“校际优质均衡发展“方面并没有提及多校划片。

 

西城、海淀的教育资源冲突是“神仙打架”，北京其他区都不着急，北京外的一二三线城市也就热闹热闹罢了。

 

既然“多校划片”没有普适性，那就换个思路。

 

我曾问过很多家长，买学区房择校的原因是什么。最多的回答是，好学区意味着好的升学率。而升学率来自于学校教学理念和风格。

 

再进一步，践行教学理念和教学风格的是老师，所以择校就是择老师。

 

追逐好学区的根源找到了，名师，好老师，负责的老师。既然学区房难以弱化，那平衡教师资源，是不是就可以打消追逐好学区的念头?

 

从今年各地的政策来看，是的!

 

2021年1月，上海市教委就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上海市中小学教师人事管理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将在奉贤，松江，浦东三个试点率先推行教师轮岗制。

 

2021年7月30日，深圳市人大在《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建设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中提到，建立义务教育学校教师交流制度。

 

2021年8月17日，北京市公开举行《北京市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措施》的新闻发布会，会上宣布正式启动，老师跨校、跨学区流动，辐射优质教育服务。

 

2021年8月27日，上海市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实施意见》，其中明确写出，深化紧密型学区和集团建设，常态化开展教师和管理干部跨校流动工作，高质量共享优质课程教学资源、教科研成果等。

 

相信用不了多久，在北上深三个重量级城市的示范作用下，“教师轮岗”“教师流动”将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

 

但，学区房概念会从此消失吗？教育资源就能均衡吗？

 

–“学区房”还买吗?

–买!

 

最近朋友圈一直被学区房降价刷屏：北京某地降了60万，深圳神盘降了100万，南京双学区降了40万……

 

今早也收到了朋友“关切”的问候：学区房砸手里了吧?

 

我义正严辞的回复了他两个字：“肤浅”。

 

朋友的关怀不无道理，我的回答也不是死鸭子嘴硬。

 

 

邻居家的小孩和我儿子一样大，最近一直在看学区房，但因为降价消息，以及政策不确定，没敢下手。他想咨询我的意见，但我是个坚定的“学区房”拥护者，一定会劝他现在就买。

 

在我看来，“学区房”是需要花精力去甄别一下的，被称之为“高价值学区房”，也需要具备两个条件。

 

第一，地段好。

 

除了学校本身的价值以外，周边的商业气息人文气息要多一点，就算没学区，也不便宜。相反，名校附属的偏远新校区得慎选，这类型房产除了带动周边价格，还会有风险。如果毕业生成绩不好，家长们后悔也来不及。

 

第二，生源好。

 

好学生和好老师是相辅相成的。名师出高徒没错，但朽木不可雕也是现实。生源质量好的地方，成绩都不差。

 

生源质量好，由很多方面组成，而我自己的判断标准是，学区内学生家长的学习力、好奇心、学历、工作、见识、格局如何。

 

一位朋友所住的小区虽然偏远，但平时会举办一些讲座，讲师大多来自住户。有几次，我被他发来的讲座预告给吓到了。

 

某次讲座的讲师职业是南京某研究所所长，另一次是南大著名教授。朋友说，他孩子特别喜欢参加活动，好奇心也被这些大神邻居调动起来了，天天想着研究航天飞机，几乎不上辅导班，但成绩很不错。

 

可见，好生源要比好老师更重要。好生源的家长，教育更有计划性，他们的格局、见识和学历能够帮助孩子清晰规划现在和未来，也有能力和方法引导孩子选择适合的道路。

 

居住在这些区域，就算“多校划片”、“教师轮岗”，孩子的玩伴也都是牛娃。再辅以学校本身多年的沉淀，相信也不会差。

 

有了这种“高价值学区房”，我嘴硬也就有了底气。

 

写在最后

 

教师轮岗，轮不走学校的底蕴和生源的质量。

 

如果来场辩论，主题是生源和老师哪个重要，我义无反顾选生源重要。

 

带了多年的学生，早就看透了一点，好学生不需要操心在哪都能学好，弱一点的家长操碎心找老师也补不上去。但这个好学生的根源，还在于家庭，在于家长愿意花精力和孩子共同成长。

 

如果要买学区房，爸妈们也得注意，寻找“高价值学区房”的同时，记得修炼自身，努力成为“高价值家长”，这比学区房“保值”。

 

– END

由于受宽松教育影响的主要是公立学校，也就是普通人的孩子，而有钱人的小孩大部分读的是私立学校，他们依然在刻苦读书，照样上各种补习班，所以双方的差距，一下子被拉得前所未有的悬殊。

 

最后在日本的名牌大学里，集满了上层社会的子女，他们毕业后纷纷进入了高收入阶层，这让日本的普罗大众，感到彻底的绝望，也让日本社会彻底失去了发展的动力，随之而来的，就是日本失去的20年。

作者：罗马主义。本文来源：公众号“灼识新维度”（ID：gh_4c12eeda5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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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也就是1980年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最自信满满，也最朝气盎然的社会，毫无疑问，那就是日本了。

在这一年，日本成为了世界上GDP排名第二，人均产值超过了美国，当之无愧的世界工厂，让世界上很多国家，尤其是美国，吓得瑟瑟发抖。

和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日本相比，美国在不久之前，刚刚经历了越南战争的惨重失败，又在伊朗的大使馆人质事件之中，栽了一个大跟头，国际声望直接跌落到谷底，国内社会严重的撕裂，卡特总统只干了4年，就直接game over了。

如果我们回到那一年，我们会发现，丰田的汽车，索尼的录像机，松下的电器，像潮水一样的涌向了全世界，日本人成为了世界上最有钱的民族，他们买下了半个纽约，他们的产品代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以至于美国人的议员们，在国会里愤怒的砸掉了一台东芝电视机，因为东芝向苏联出售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机床，让苏联潜艇的噪声从此变成了海底黑洞，直接让美国海军处于无比危险的境地。

80年代的日本街景

所有的人都相信，这个世界从此要东升西降了，美国已经是一个没落的帝国，日本人代替他们，那已经是分秒必争的事情。

就在这个时刻，日本人回顾了自己所有成功的经验，然后他们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做错了一件事，那就是他们的教育制度是完全失败的。

日本人为什么会得出这个结论？在当时没有人知道，当然我们今天知道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不过我们先卖一个关子，等一下我们再告诉你最后的原因。

那么这个让日本人觉得自己大错特错的教育制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呢？

根据沈美华先生在《试论战后日本教育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文中的说法，日本人自从二战失败以后，就开始卧薪尝胆，他们相信只有拼命的工作，拼命的读书，大和民族，才能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

于是日本的文部省，在1962年发表了教育指导意见的白皮书，《日本的成长和教育》，做出了一个重要的论述：“要使日本复兴, 除教育以外别无他途 ，我们由于进行战争而使国家荒芜,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留给子孙后代，但是至少希望他们受到卓越的教育。”

在这一刻，日本人相信，只有把日本人培养成世界上素质最高的人口，日本的未来才会有希望。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日本首先进行了教育改革，早在1953年，他们就发布了《理科教育振兴法》，确定只有让日本人少去研究点不切实际的人文历史，多掌握点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日本人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这件事必须从娃娃抓起。

随后日本人又颁布了《关于改善当前教育制度的迫切期望》, 《技术教育要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意见》，《关于振兴科学技术教育的意见》，《关于推进技术教育划时代的振兴措施的要求》等等一系列纲领性的文件，发誓要让日本未来的年轻人，人人都变成爱迪生。

当日本的爸爸妈妈们都相信，只有学好数理化，考上一个名牌大学，才是人生的唯一出路的时候，日本的小朋友们，自然就苦到了极点，从此面临着做不完的家庭作业，上不完的补习班，每天起早贪黑，没有了玩耍的时间，过得比大人还悲惨，这带来了什么结果呢？

日本的经济直接就起飞了，日本人的腰包马上就鼓了，日本人一下子就成为了世界上最有钱的人，按照日本前首相福田纠夫的说法：

 

“一般说来，振兴国家、 肩负国家重任的是人。民族的繁荣与衰退，也是这样。资源小国的我国，经历诸多考验，得以在短期内建成今日之日本，其原因在于国民教育水平和教育普及的高度。”

跟据日本学者康津在《日本科技革命的道路》 中的计算：在 1951—1970 年日本工农业生产的增长中，约有45.4%是技术进步带来的，40.5%是由于固定资本数量上的扩大，14.1 %是就业量增加的结果。

而日本的世界经济情报服务中心认为, 在 1951—1970 年的经济增长中, 技术作用占50 —63 %，他认为这一切都是教育带来的成果。

读到这里，有读者可能会奇怪了，既然日本过去的教育制度，为日本的腾飞打下了这么重要的基础，那么日本人为什么会觉得他们过去的教育制度是失败的呢？甚至是一无是处的呢？

呵呵，当然是被人忽悠了，那么是谁忽悠了他们呢？美国人！

说起美国人，有时候你真不得不由衷的佩服他们，特别是他们的精英，那种出类拔萃的远见，那种十年如一日的坚持，那种出神入化的洗脑能力，远远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民族，所以他们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

你可能不会相信，就在日本人奇袭珍珠港之后不久，美国人就开始研究战后如何控制日本。

根据吉林大学曲梦晨博士的论文《二战期间美国关于对战后日本的占领与改造的政策制定》里的研究，早在1942年8月，美国就成立了一个领土问题委员会，简称TS，随后又成立了战后计划委员会，简称PWC，接着又演化为了三部协调委员会，简称SWNCC，就开始研究战后对日本的各项政策。

也就是美国人刚刚打赢了中途岛战役后不久，美国就开始思考如何管理日本了，要知道当时在整个太平洋战场上，瓜达卡纳尔岛还没有分出胜负，关岛和塞班还在日本人手里，整个太平洋战争的局势还不明朗，美国人就开始做这个工作了，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更是让人钦佩到了极点。

所以当麦克阿瑟登上日本岛的时候，你别以为他的举动是临时起意，事实上早就是深谋远虑的，美国人已经制定好了一整套间接统治的方案，为什么天皇没有被追责？为什么日本的右翼还能够得到生存？为什么日本的黑社会在战后还一度壮大？因为他们都是美国人用来统治日本的白手套。

因此日本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只要哪个政治家敢偏离了美国人的意愿，那美国分分钟钟都可以让他遭到不测。理解了这一点，你也就理解了，为什么2009年10月4日，提倡中日韩经济一体化，要搞亚元的日本财政大臣中川昭一，突然死在家中，死因成疑。

很多人认为，就是因为当时的日本政府触及了美国人的底线，所以跳的最高的他被杀鸡给猴看。

然后日本的政策为什么立刻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马上就有政客出来搞钓鱼岛国有化，制造中日矛盾，接下来又有人在独岛（竹岛）挑起争端，和韩国人翻脸，其实都是因为这些日本的政治家，不能不做的事情，因为中川昭一的死，把他们吓坏了。

所以美国对日本的控制是全方位的，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在思想上也是如此。

因此当日本人趁着美国人被越南战争搞得焦头烂额，在中东深陷泥潭的时候，利用非常有远见的教育制度，培养了大量出类拔萃的技术人才，一跃而起，在经济上表现出了要超越美国的架势的时候，美国人断然出手了。

随后就是著名的广场协定，美国给日本人画了一道天花板，这是大家都熟知的历史，我就不多说了。

但是我要给大家说的是，美国人在这个过程中，实在是被吓坏了，因此他们决定要对日本人进行釜底抽薪，要让他们彻底失去继续发展的动力，那怎么来实现这个目标呢？

于是美国人就想，日本这个资源贫乏的国家，为什么表现出了这么强的竞争力呢？核心原因很简单，日本超一流的人口素质，这是它成功的关键。

所以要确保日本永远只能做美国人的小跟班，关键就是不能让日本的人口素质继续这么优良，那么该怎么做到这一点呢？

那就是让日本人放弃他们赖以成功的教育制度，直接走上歧途。

那么该怎么做到这一点呢？

前面我们讲过，美国对日本的控制是全方位的，这也包括了教育领域。

根据东北师范大学白玉平、曲铁华先生的论文，《冷战时期（1945-1975）美国基金会对日本教育援助项目探析_兼论战后日本战后教育发展过程中美国因素》一文我们知道，美国通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美国文化中心等等一系列政府或者非政府组织，完全控制了日本的教育机构，对日本的教育界进行了彻头彻尾的洗脑，随时有能力让日本政府改变日本的教育方针。

因此在日本可能挑战美国的这个背景之下，美国人通过他们在日本教育界和新闻界的代理人，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对日本过去几十年的教育制度，进行了一场彻彻底底的“反思”，最后得出了一个结果：日本的教育体系没有融入国际社会，它培养了一群只会考试的书呆子，让每一个日本家庭深受其害，必须进行改革。

于是在1980年，日本出台了新的《学习纲要》，强调让学生过上“宽松而充实”的生活，不再为了考试而考试，同时也要减轻学生家庭的经济负担，免得他们为了各种补习班支出大量的金钱，造成沉重的生活压力。

于是从1982年起，日本开始缩短小学生的上课时间，减少他们的家庭作业，直接把小学期间的6135个学时，降低到5785个学时。

后来日本的教育机关觉得，学生的负担还是过大，于是在一九八九年，又制定了新的学习纲要，直接让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小学生，不再学习“社会”和“理科”，只学习“生活”课，说白了就是把一二年级直接退化成幼儿园。

到了2002年，日本的教育机构，干脆就把学生的课程直接砍掉了30%，把小学6年的课时减少到5367小时，中学改成2940小时，干脆让学生们痛痛快快的玩个高兴。

那么在美国人的诱导之下，日本人搞的这一系列的教育改革，最后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第一，日本人的国民素质急剧下降，以前日本人在发达国家的学习能力PISA测试中，一直是排名第一的。但是到了2006年，直接降到了第15位，日本这个缺少资源的国家，唯一赖以生存的根本能力，也就是人才的竞争力，彻底丧失。

在这种宽松教育实行了10多年以后，日本的年轻人变成了一群即缺乏专业能力，又毫无上进心的“低欲望”族群，他们高不成，低不就，既没有办法接老一代人的班，又不愿意从事低端的工作，于是就只能躺平。

由于人才出现了断层，那些依靠科技创新走在世界前列的日本大公司，后继乏力，纷纷被美国中国和韩国的公司取代，导致日本经济从此一蹶不振。

第二，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分层。

由于受宽松教育影响的主要是公立学校，也就是普通人的孩子，而有钱人的小孩大部分读的是私立学校，他们依然在刻苦读书，照样上各种补习班，所以双方的差距，一下子被拉得前所未有的悬殊，最后在日本的名牌大学里，集满了上层社会的子女，他们毕业后纷纷进入了高收入阶层，这让日本的普罗大众，感到彻底的绝望，也让日本社会彻底失去了发展的动力，随之而来的，就是日本失去的20年。

大连外国语大学杨彩虹女士的论文《日本教育改革30年的反思与启示》，京都大学博士何丽女士的论文《从宽松到去宽松化，日本教育的启示》，也对这个问题从其他方面，做了深刻的分析。

美国人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日本终于失去了一代人，再也对美国不构成威胁了，美国人倡导的宽松化教育，终于给日本来了决定性的一击。

日本也不是没有明白人，其中的有识之士，从一开始就反对宽松教育，但他们的声音受到了全方位的压制。

到了2008年，当全社会看着“宽松教育”造就出来的一大群“废柴”年轻人，给社会带来的巨大麻烦时，才恍然大悟，他们上了美国人的当，在时隔三十年以后，又重新开始增加小学生的课程，加大他们的学习任务。

到了2016年5月10日，日本文部科学相驰浩特，发表了“强化教育”的演讲，宣布了彻底放弃“宽松教育”，强调一定要大力培养学生掌握知识和思考的能力，并且将体现在2020年的新版《学习指导要领》之中，日本人相信，在走了30年的弯路之后，他们终于又重回正轨了，但代价是沉重的，他们整整失去了一代人。

也有学者认为，日本当初搞“宽松教育”，并不完全是因为被美国人忽悠了，他们的初衷是为了达到以下几个目的：

1. 培养丰富的个性、社会性，具有作为国际社会中一员的日本人的觉悟；

2. 培养独立学习、独立思考的能力；

3. 展开宽松式的教育，在掌握基础、基本知识的同时，充实发展个性的教育；

4. 各个学校创新设计具有各自特色的教育，办出自己的特色。

听起来头头是道，不过在三十年后，日本人除了一地鸡毛，一个目标也没有实现，又回到以前的老路上去了。这是一段真实发生过的历史，每个人都可以上网查到它的来龙去脉。

当然，日本人没办好的事，不代表其他人也办不好，我只是如实的讲述历史，没有任何观点，所有的资料都来自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公开出版的书籍。好了，就写到这里，谢谢大家。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VC53bdY1T7Iz1-tH2pRwMw

1987年，一位跑运输的老板天天泡在北京景山学校，说只要学校肯收我的孩子，我愿意捐一万元给学校。软磨硬泡一个月，校长和老师终于被感动了，收下了孩子和一万元。

那年，北京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078元。一个月后，学校还是出于组织纪律，把钱退了回去。

北京的升学生意，于是有一个非常温暖的开头。

还是那一年，经中间人介绍，北京五中收了第一个“票子生”。他也成了北京市第一个“票子生”，校长吴昌顺说：

这也许是家长和学校摸着石头过河的一种试探吧。

从此开始，河道越来越拥挤了。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很乐意出点血让孩子进入名校。在政策的鼓励下，很多大公司也参与进来，以共建单位的名义捐钱给学校，为自家员工换取入学名额。

那几年，方正每年要为北大附中缴费四五十万，换取七八个员工子女的入学资格。

1991年，北京废除了小升初考试，全部电脑派位，就近入学。但富有首都特色的“择校生”、“共建生”、“占坑生”、“票子生”、“优惠生”都冒了出来，让电脑失灵了。

到了1995年，“票子生”的比例已经相当高，内卷之激烈远超现在。

那一年，领袖的前秘书想送孩子上重点中学，发现要交五万元，还得排队，等他发动亲朋好友凑齐了钱，费用又涨到了七万，只能放弃。

呼吁改革的声音越来越多，1995年，当时的领导在一份内部材料上作了批示 ：

旧社会像名牌学校中学乃至大学必须靠成绩，绝不能讲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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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批示后没几个月，西城、海淀区的老师们告诉毕业班家长，刚取消了没几年的小升初考试，又要恢复考试了。

这项政策仅仅在小范围内复活了一段时间，就又叫停了。毕竟是九年义务教育，免试进初中是大势所趋。

此后，北京的小升初政策进入了循环阶段，是考学生的脑袋，还是考家长的口袋，似乎没人能给个准确的答案。

小学毕业考试被取消，意味着升学市场上没有了指定货币。勤劳勇敢的北京人民，很快建立了民间的货币体系。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从人大附中开始，好的中学纷纷以奥赛选拔人才，北京逐渐进入“全民奥数”时期。最严重的时候，最优秀的十几所初中，都在小升初阶段就开班教奥赛。

奥数和比特币一样，很快获得了全民共识，成了硬通货。

物极必反，大家很快发现，中国人对于考试太狂热了，一考试就搞军备竞赛。奥数也成了加重学生负担，扼杀民族未来的罪魁祸首。甚至有人喊出了，奥数是万恶之源。

2006年起，北京开始叫停奥数，但其生命力之旺盛超乎想象，直到2018年，才算是完全被叫停。

奥数的坚挺，是因为始终没有出现新的选拔标准。期间，北京出现过“特长生”选拔，事实证明是可以被操纵的。

取消了特长生，还有择校生；取消了择校生，共建生又冒了出来。唯一拿钱解决不了的，也就是数学成绩了。

北京教改三十年，其实就是官方货币和民间货币的角力。人民币进校园，显然是与核心价值观相背离的。但教改始终难以彻底成功。

2014年，北京进行了影响最大的一次教改，学区制、九年一贯制、名校办分校终于形成了制度，再也没有共建生，学区为王，为广大家长买房指明了方向。

从那时起，以西城区为代表，北京升学的真正硬通货产生了：

学区房。

2

北京西城区，面积50平方公里，64所小学。这里是中国牛小最集中的地方，没有之一。

翻开几乎每一个学校的历史，都是大有来头。有些学校，艺术节在国家大剧院开，开学升旗由国旗班来升。因为声望与口碑，西城的牛小不断吸收好老师与好生源，慢慢形成巨大的虹吸效应。家长们趋之若鹜。

全国学区房看北京，北京学区房看西城。西城64所小学被划分为11个学区，几乎成了全国学区房价格体系的锚和基准。其中德胜、金融街等学区房价格，代表着学区房的最高水准。

2021年7月开始，锚又被砸碎了。

从7月2日开始，不少西城家长接到了调剂电话，很多牛小的学位已满，只能接受调剂。尤其是去年7月31日买入西城学区房的，基本上都要被调剂。

很多人瞬间就慌了，尤其是买了德胜、月坛和金融街的，他们都是以15万以上单价买的学区房，但现在被分配去的学校，学区房价格都在九万元左右。

花了爱马仕的钱，最后得到的是班尼路，虽然都是牌子的。

家长群哀嚎一片，很多人感慨取消学区房的战争，就从西城区打响了：

顶级学区房覆灭开始了。

学区房积累了太多怨气，大家都知道，也都在看笑话，但这轮西城学区房翻车，更重要的原因是：

学区房太多，牛校不够用了。

学区房六年为一轮，供应源源不断，但学校的座位是有限的。门洞、地下室、走廊，西城牛校区域内有房产证的物业，都被都买光了，如果西城的花盆能办大红本产证，我想很多人是不介意住在花盆里的。

学区也被撑爆了。我们缺芯片，但肯定不缺有钱人。

2020年西城区小学在校人数统计数据显示，六年级共有12867人，一年级共有21075人。这也意味着在六年中，西城多出了：

9000个小学生。

北京教委其实从去年就开始警示学区房的风险。

但很多家长不信邪。他们赶在去年7月31日前搞定学区房，德胜片区五一期间成交了100多套房子。

不光西城，东城、海淀，乃至朝阳区都要被撑爆了。

统计数据说，最近三年将是北京二十年来入学的高峰，今年适龄入学人数达到21万，而明年，或将超过25万，这其中有三成是二胎。

放开二胎让本就紧张的教育资源，更加内卷了。今年开始，海淀区把所有能改的房间都改了教室，每个班从30人扩招到40人，小学生也要爬高楼。

当然，看看数据就知道，丰台、通州、大兴的小学生人数没怎么增加。

水往高处流，越是顶级学区房，涌入的钱越多。毕竟西城和丰台的差别，比西城和西藏的区别都大。

领导也对学区房表态了：

解决这个问题（教育公平）不可能一蹴而就，就是在北京这个问题也很突出。

3

今年5月14日，北京西城区疾控中心发布了一则疫情通报，称金融街街道的父女三人为新冠密切接触者。通报简单描述了他们家庭情况，住址为西城晶华小区，大女儿就读于宏庙小学，小女儿就读于惠泽幼儿园。

这则通报引起了包叔好友兽爷的兴趣，他几乎是下意识地判断：

父亲肯定是体制内工作。

他的理由是，宏庙小学是西城的顶尖小学，人称“宇宙第一小学”，但这家人所在的西城晶华小区虽然离宏庙只有两公里，但却不是对口的学区房。在这种情况下，小孩想入读宏庙小学，就只有一种可能：

政策保障生。

教改几十年来，北京的升学风云变幻，政策保障生岿然不动，自始至终站在鄙视链的顶端。

那天下午，在大望路的煎饼摊前，包叔上了社会第一课。兽爷为了躲城管，躲遍了北京的大街小巷。什么行业做久了都会炉火纯青，这个男人对北京小学八卦的掌握，甚至超过了包叔对村里寡妇的了解程度。

政策保障生，是北京学校水面下的冰山。

中央、部委机构云集的西城，政保生比例有多少，数据从来没有正式披露过。他们的申请表由单位收取，由单位提交名额给教委。在电脑派位之前，政保生就都分配好了。

这种申请表并不神秘，百度文库就能随便下载。包叔自己下载了一张，认认真真填了一下午。

唯一的问题，是不知道该交给谁。

政保生的前身是“条子生”，处理条子是北京中小学校长最头疼的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们就通过媒体叫苦。一位中学校长说，甚至连水、电、气、热等部门，也不断向学校递条子。他们谁都惹不起。

2014年的教改后，“条子生”以“政策保障生”的制度确立下来。

有墙的地方就有人卖梯子。后来，政保生也是越来越多。北京也一直想解决这个问题。

最受关注的是西城区，他们明确了“政策保障协调入学”的范围；

2018年，西城教委第15号文件又叫停了政策保障生，把照顾范围缩小到烈士子女、华侨子女、劳模子女等。

但是那年7月6日“小升初”学区派位一出来，大家还是发现，某小学一个班32名学生中有20人被派入市重点中学。

环球网的一篇评论说，他们基本上是强势行政、企事业单位的子弟。

去年，包叔一个朋友去西城区中介门店上班。他发现西城区每个月的学区房库存差不多也就700-800套，而政策保障生，在顶尖小学里却有很多很多。

三十年来，北京的教育资源分配进行过太多次尝试，这次的绞杀学区房，不知道会不会是最后一次，大家都知道最大的两只拦路虎是：

条子和票子。

去年的一次内部会议上，面对学生爆表，海淀区教育部门喊出了：

今年起卡死所有特权生的路径，无条件就近入学。

有篇论文分析过，北京的特权生主要来自三种家庭：政治精英，商业精英和教育精英。海淀区当然是以教育精英为主，海淀人敢说的话，其他人不一定敢说。

1996年，收了第一个票子生的北京五中校长吴昌顺，和媒体诉苦时说，多年来条子生就没断过，光教育内部的条子就很多，再加上方方面面的工作需要，我们敢得罪谁呀：

只要堵不住条子生，就堵不住票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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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  https://mp.weixin.qq.com/s/8fN77Tl7jLupsu3_QV7g0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