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一位跑运输的老板天天泡在北京景山学校，说只要学校肯收我的孩子，我愿意捐一万元给学校。软磨硬泡一个月，校长和老师终于被感动了，收下了孩子和一万元。
那年，北京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078元。一个月后，学校还是出于组织纪律，把钱退了回去。
北京的升学生意，于是有一个非常温暖的开头。
还是那一年，经中间人介绍，北京五中收了第一个“票子生”。他也成了北京市第一个“票子生”，校长吴昌顺说：
这也许是家长和学校摸着石头过河的一种试探吧。
从此开始，河道越来越拥挤了。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很乐意出点血让孩子进入名校。在政策的鼓励下，很多大公司也参与进来，以共建单位的名义捐钱给学校，为自家员工换取入学名额。
那几年，方正每年要为北大附中缴费四五十万，换取七八个员工子女的入学资格。
1991年，北京废除了小升初考试，全部电脑派位，就近入学。但富有首都特色的“择校生”、“共建生”、“占坑生”、“票子生”、“优惠生”都冒了出来，让电脑失灵了。
到了1995年，“票子生”的比例已经相当高，内卷之激烈远超现在。
那一年，领袖的前秘书想送孩子上重点中学，发现要交五万元，还得排队，等他发动亲朋好友凑齐了钱，费用又涨到了七万，只能放弃。
呼吁改革的声音越来越多，1995年，当时的领导在一份内部材料上作了批示 ：
旧社会像名牌学校中学乃至大学必须靠成绩，绝不能讲人情。
1
领导批示后没几个月，西城、海淀区的老师们告诉毕业班家长，刚取消了没几年的小升初考试，又要恢复考试了。
这项政策仅仅在小范围内复活了一段时间，就又叫停了。毕竟是九年义务教育，免试进初中是大势所趋。
此后，北京的小升初政策进入了循环阶段，是考学生的脑袋，还是考家长的口袋，似乎没人能给个准确的答案。
小学毕业考试被取消，意味着升学市场上没有了指定货币。勤劳勇敢的北京人民，很快建立了民间的货币体系。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从人大附中开始，好的中学纷纷以奥赛选拔人才，北京逐渐进入“全民奥数”时期。最严重的时候，最优秀的十几所初中，都在小升初阶段就开班教奥赛。
奥数和比特币一样，很快获得了全民共识，成了硬通货。
物极必反，大家很快发现，中国人对于考试太狂热了，一考试就搞军备竞赛。奥数也成了加重学生负担，扼杀民族未来的罪魁祸首。甚至有人喊出了，奥数是万恶之源。
2006年起，北京开始叫停奥数，但其生命力之旺盛超乎想象，直到2018年，才算是完全被叫停。
奥数的坚挺，是因为始终没有出现新的选拔标准。期间，北京出现过“特长生”选拔，事实证明是可以被操纵的。
取消了特长生，还有择校生；取消了择校生，共建生又冒了出来。唯一拿钱解决不了的，也就是数学成绩了。
北京教改三十年，其实就是官方货币和民间货币的角力。人民币进校园，显然是与核心价值观相背离的。但教改始终难以彻底成功。
2014年，北京进行了影响最大的一次教改，学区制、九年一贯制、名校办分校终于形成了制度，再也没有共建生，学区为王，为广大家长买房指明了方向。
从那时起，以西城区为代表，北京升学的真正硬通货产生了：
学区房。
2
北京西城区，面积50平方公里，64所小学。这里是中国牛小最集中的地方，没有之一。
翻开几乎每一个学校的历史，都是大有来头。有些学校，艺术节在国家大剧院开，开学升旗由国旗班来升。因为声望与口碑，西城的牛小不断吸收好老师与好生源，慢慢形成巨大的虹吸效应。家长们趋之若鹜。
全国学区房看北京，北京学区房看西城。西城64所小学被划分为11个学区，几乎成了全国学区房价格体系的锚和基准。其中德胜、金融街等学区房价格，代表着学区房的最高水准。
2021年7月开始，锚又被砸碎了。
从7月2日开始，不少西城家长接到了调剂电话，很多牛小的学位已满，只能接受调剂。尤其是去年7月31日买入西城学区房的，基本上都要被调剂。
很多人瞬间就慌了，尤其是买了德胜、月坛和金融街的，他们都是以15万以上单价买的学区房，但现在被分配去的学校，学区房价格都在九万元左右。
花了爱马仕的钱，最后得到的是班尼路，虽然都是牌子的。
家长群哀嚎一片，很多人感慨取消学区房的战争，就从西城区打响了：
顶级学区房覆灭开始了。
学区房积累了太多怨气，大家都知道，也都在看笑话，但这轮西城学区房翻车，更重要的原因是：
学区房太多，牛校不够用了。
学区房六年为一轮，供应源源不断，但学校的座位是有限的。门洞、地下室、走廊，西城牛校区域内有房产证的物业，都被都买光了，如果西城的花盆能办大红本产证，我想很多人是不介意住在花盆里的。
学区也被撑爆了。我们缺芯片，但肯定不缺有钱人。
2020年西城区小学在校人数统计数据显示，六年级共有12867人，一年级共有21075人。这也意味着在六年中，西城多出了：
9000个小学生。
北京教委其实从去年就开始警示学区房的风险。
但很多家长不信邪。他们赶在去年7月31日前搞定学区房，德胜片区五一期间成交了100多套房子。
不光西城，东城、海淀，乃至朝阳区都要被撑爆了。
统计数据说，最近三年将是北京二十年来入学的高峰，今年适龄入学人数达到21万，而明年，或将超过25万，这其中有三成是二胎。
放开二胎让本就紧张的教育资源，更加内卷了。今年开始，海淀区把所有能改的房间都改了教室，每个班从30人扩招到40人，小学生也要爬高楼。
当然，看看数据就知道，丰台、通州、大兴的小学生人数没怎么增加。
水往高处流，越是顶级学区房，涌入的钱越多。毕竟西城和丰台的差别，比西城和西藏的区别都大。
领导也对学区房表态了：
解决这个问题（教育公平）不可能一蹴而就，就是在北京这个问题也很突出。
3
今年5月14日，北京西城区疾控中心发布了一则疫情通报，称金融街街道的父女三人为新冠密切接触者。通报简单描述了他们家庭情况，住址为西城晶华小区，大女儿就读于宏庙小学，小女儿就读于惠泽幼儿园。
这则通报引起了包叔好友兽爷的兴趣，他几乎是下意识地判断：
父亲肯定是体制内工作。
他的理由是，宏庙小学是西城的顶尖小学，人称“宇宙第一小学”，但这家人所在的西城晶华小区虽然离宏庙只有两公里，但却不是对口的学区房。在这种情况下，小孩想入读宏庙小学，就只有一种可能：
政策保障生。
教改几十年来，北京的升学风云变幻，政策保障生岿然不动，自始至终站在鄙视链的顶端。
那天下午，在大望路的煎饼摊前，包叔上了社会第一课。兽爷为了躲城管，躲遍了北京的大街小巷。什么行业做久了都会炉火纯青，这个男人对北京小学八卦的掌握，甚至超过了包叔对村里寡妇的了解程度。
政策保障生，是北京学校水面下的冰山。
中央、部委机构云集的西城，政保生比例有多少，数据从来没有正式披露过。他们的申请表由单位收取，由单位提交名额给教委。在电脑派位之前，政保生就都分配好了。
这种申请表并不神秘，百度文库就能随便下载。包叔自己下载了一张，认认真真填了一下午。
唯一的问题，是不知道该交给谁。
政保生的前身是“条子生”，处理条子是北京中小学校长最头疼的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们就通过媒体叫苦。一位中学校长说，甚至连水、电、气、热等部门，也不断向学校递条子。他们谁都惹不起。
2014年的教改后，“条子生”以“政策保障生”的制度确立下来。
有墙的地方就有人卖梯子。后来，政保生也是越来越多。北京也一直想解决这个问题。
最受关注的是西城区，他们明确了“政策保障协调入学”的范围；
2018年，西城教委第15号文件又叫停了政策保障生，把照顾范围缩小到烈士子女、华侨子女、劳模子女等。
但是那年7月6日“小升初”学区派位一出来，大家还是发现，某小学一个班32名学生中有20人被派入市重点中学。
环球网的一篇评论说，他们基本上是强势行政、企事业单位的子弟。
去年，包叔一个朋友去西城区中介门店上班。他发现西城区每个月的学区房库存差不多也就700-800套，而政策保障生，在顶尖小学里却有很多很多。
三十年来，北京的教育资源分配进行过太多次尝试，这次的绞杀学区房，不知道会不会是最后一次，大家都知道最大的两只拦路虎是：
条子和票子。
去年的一次内部会议上，面对学生爆表，海淀区教育部门喊出了：
今年起卡死所有特权生的路径，无条件就近入学。
有篇论文分析过，北京的特权生主要来自三种家庭：政治精英，商业精英和教育精英。海淀区当然是以教育精英为主，海淀人敢说的话，其他人不一定敢说。
1996年，收了第一个票子生的北京五中校长吴昌顺，和媒体诉苦时说，多年来条子生就没断过，光教育内部的条子就很多，再加上方方面面的工作需要，我们敢得罪谁呀：
只要堵不住条子生，就堵不住票子生。
转自: https://mp.weixin.qq.com/s/8fN77Tl7jLupsu3_QV7g0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