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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25日
上海初高中讯息第345期
高中培训机构老师赚的钱比初中和小学都要多，机构越小有时候越多，很多时候也会比名师团课多，名师团课虽然贵，毕竟人少，机构上课上起来就是20人，30人，有的机构人多起来100多人都能上，概念就不一样了。
而人设终究是人设，人设光纤不代表这些人就努力在教书，就对学生负责。大部分的高中培训机构老师根本不对学生负责，他们只关心有多少学生，能赚多少钱。
高中培训老师经常碰到三无：没有备课，没有课堂管理，没有课后跟踪。
你们能看到的情况最多的就是一个老师跑进来，讲2个钟头，3个钟头，然后就走了，然后就没然后了。
实际也讲不到2个钟头，3个钟头，能有一半时间就了不起了，因为其他时间在做题。
我想强调，这是一种常态，是高中机构老师普遍存在的，走马观花面对高中这种高强度高复杂的知识体系，能补出效果？
问题6：家长为什么甘愿被骗？
6月17日，信泽福润一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投资者代表按照约定，来到上海浦东潍坊西路55号的世茂大厦。
这笔3亿元的基金早在2019年10月到期，8个多月过去了，全国100多名投资人没有收到一分钱。
他们如约而来，但在大厅等了半天，出面接待的保安队长干脆说，疫情期间，你们这些外地人还是回去吧。除了碰到一个向世茂索要工程款的承建方，此行一无所获。
一周前，数十名投资者代表齐聚福州的福晟钱隆广场，与世茂集团、世茂福晟就投资基金退出问题当面沟通。八九个小时的时间里，世茂始终回避偿还基金债务的期限、提供增信措施等关键问题。
无奈的投资人去查看基金的底层资产、位于福州市仓山区钱隆奥体城小区的300余套房产时，他们惊呆了。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张密密麻麻的销控表和热火朝天的装修景象：
房子被世茂福晟卖了。
这是一笔包括公寓281套、商铺35套的现房资产，现在，这些房子的主人成了拿不回跟投款的福晟员工。
对这些问题，世茂都回避了。理由很简单：
世茂和福晟是两家公司，他们对福晟是政府要求下的纾困，不是收购。
就在最近，包叔看到媒体对世茂福晟收购案的评价：
中国房地产史上一笔最大的并购交易案例。
很多人认为这起收购涉及金额或达到2000亿元，规模超越万达与融创、富力地产的世纪大并购。
2020年房地产的三大难题是，老孙究竟有多少钱、恒大的新车长啥样、碧桂园到底有多少个区域；现在，难题又多了一个：
世茂到底有没有收购福晟。
1
2019年1月2日，佛山顺峰山庄一楼宴会厅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婚礼，新人分别是潘浩然Aaron和郑家莹Jessic。
这场晚宴，距离福州市八百多公里，福州是潘浩然父亲潘伟明创办的福晟集团总部所在地。
前一天，婚宴是在广州举办的，这里是潘伟明出生的地方和事业的起点。良辰美景，眼看就要过上含饴弄孙的日子，潘老板夫妇开心得眼泛泪花，福晟的高管们也都喝得东倒西歪，第二天还要顶着酒气回福州上班。
这场婚礼对潘老板来说是莫大的安慰，他刚刚熬过了艰难的2018年。这年，钜派投资在福晟的理财项目传出了逾期的消息，福晟裁掉了10%的校招生，一些老臣也陆续离开了。
一场婚礼让潘老板松了一口气，花重金请来的建行总部授信审批部的童文涛，陆续和信托机构签订了融资大单。看起来，人生的一个坎算是过去了。
广州那场婚礼结束的第二天，福晟地产集团的一位副总裁就赶到了上海，寻求资金帮助。随着土拍市场进入小阳春，九死一生后的潘老板的心中再次燃起火焰，庆祝完阶段性胜利后，福晟又朝着千亿目标冲上去了。
2019上半年，已经风雨飘摇的福晟又拿了53亿元的土地。福州有一小半的地王，都落入了这家黑马手中。
变故是突然发生的，5月份，信托融资开始收紧，童文涛签订的几个百亿融资大单，马上就变成了废纸。接下来几个月，福晟兵败如山倒，再无翻身可能。
福晟的窟窿到底有多大，恐怕潘老板自己也并不是完全清楚。
福晟的朋友说，福晟集团到2019年底的负债总额大约有800亿元，其中大约有600亿元是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的有息负债。
他们加杠杆的方式，不只是向金融机构疯狂借钱，员工也成了福晟的提款机。最激进时的2017年，即使是管培生，福晟也开出了极具诱惑力的跟投条件：
36%的收益率。
很多人借钱加入了这场豪赌。等到曲终人散的时候，福晟能拿来偿还这笔跟投资金的，也只能是房子了，这样还能保住本金，并拿到约定收益的一半。如果选择退还现金，就自动放弃收益。
更麻烦的，是潘老板也捋不清楚的民间借贷。
去年11月6日，福晟旗下的福建联丰地产公司400万元的股权被福州中院冻结， 此前，联丰地产2亿元股权被质押给了泉州银行。而联丰地产旗下连江申远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6245万元股权，则被质押给了自然人张敏。
这个自然人和她的合伙人最早是做码头生意，从2013年开始，她们成立了一系列投资公司，投资领域包括了地产、建材、矿产。在福晟最缺钱的时候，他们把股权质押给了张敏。
今年1月，一个名为柳文灿的自然人把潘伟明告上了法庭。2019年8月7日，柳文灿分五次将2000万资金转给了一家名为北京永富科技的公司，后者连同自己出借的8000万元转给了福晟。
这被证明是一笔短期过桥贷款，约定的归还日期是三个星期。到了那天，福晟没有如约还钱。
柳文灿是福建石狮人，主要从事水产品批发、销售妇幼用品。在福建，无数像柳文灿这样的中小企业主直接或间接，成为了福晟撬动千亿梦想的杠杆。
这是中国房地产历史上金融化最彻底的一家公司。这个昙花一现的地产公司的由盛转衰的过程，参杂了所有的秩序、勇气与运气，又具备了失败案例的所有因素。在错误的时间段里，这家公司使出了所有的力气，丝毫不留余地。一个朋友说：
福晟的10块钱成本里，可能有11块是借来的。
2
1月10日下午，有人在上海回福州的G1635次高铁上看到了穿着棕色坎肩、趿拉着拖鞋的潘老板。
如果不是实在长得太像，他和一个普通的饱受生活折磨的中年男人没什么两样。
在上海，潘伟明和世茂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在签字之前，世茂已经把福晟的所有资产翻来倒去地看了几个月。
这注定是一份卑微到尘埃里的丧权辱国协议。
到今天为止，关于这场交易的很多细节仍然是不透明的。公开报道把这场交易和老孙与老王的那次做对比，但当信泽福润一号的投资者让世茂对到期债务给个说法时，世茂的口径差点让这些投资者岔气：
我们和福晟没关系。
对这场不透明的交易，外界赋予了很多想象。传言中交易对价几百个小目标的大项目，实际上世茂只拿出了五十多亿。许世坛洋洋得意地说，五六十亿能够拿到超千亿的货值，觉得当然好好。
把福晟的所有资产拆个七零八落，福晟的60-70个项目，只有十几个项目放在上市公司。次优级的资产，放在了世茂福晟平台。深圳和郑州的旧改项目，距离世茂吃到嘴里，可能还有十年的时间。
包叔问了一家长期做旧城改造的开发商朋友，怎么看世茂、福晟在华南的旧城改造，对方回复：
哈哈哈哈哈。
最后的福晟国际，算是许世坛顾及了前辈的一点怜子之情。
对放置在世茂福晟的项目，直到许世坛面对中小股东的提问时，许世坛才不得不说了一点实话：
收购福晟主要是代建、代销。
世茂拿出的这点钱，顶多就是帮福晟解决员工跟投、日常运营维持，其他的，他们几乎一个子儿都没出。世茂只是稍稍用抛了一点诱饵，就扼住了福晟的咽喉。
外界猜测的承债收购，是不存在的。福晟的这些项目，世茂愿意提供担保的，只有一两个最优质的项目。即使是这样的优质项目，福晟的人也是提心吊胆，因为每次催款之后，世茂付款的时间都让他们的心悬到了嗓子眼：
晚上10点。
只有在一件事上，世茂是积极的，就是降价促销。
和福晟有一样遭遇的，就是在去年被世茂收割的泰禾了。去年，世茂用77亿元收购了泰禾7个房地产项目，但只有3个项目的持股比例超过了50%。现在，世茂要逼着汀溪院子、厦门湾这些项目降价了。
由于签了利润兜底协议，降价的做法，几乎是在要泰禾的命。项目公司层面双方很快撕起来，连抢公章的戏码，都发生了。
在降价回款这件事上，前十房企世茂竟然比风雨飘摇的泰禾还急切。但当初合作谈判时帮助泰禾降低融资成本的承诺，世茂早已经不再提及了。
包叔的好友兽爷说，这个世上有一种痛苦，就是你已付出身体，但对方变心了。
3
胡建人许荣茂比王石大一岁，比杨国强大五岁，他马上就70岁了。
近一年多的时间里，许荣茂陆续碾过了万通、明发、粤泰、泰禾、福晟。
世上的事，总让人萌生似曾相识之感。
在近十年的房企销售额排行榜上，世茂起起伏伏，数度踏进前十的门槛，又很快掉落下来。他们四次冲进前十，五次被前十拒之门外。
2015年，世茂将重心转向一二线城市，完美错过了三四线城市的爆发，2017年开始的疯狂收购，又让他们掉回头，土地储备从一二线为主变成了三四线城市为主，进驻的城市从41个增加至120个。
腾讯没有梦想，世茂没有战略。
来来回回折腾了这么几年，最诡异的就是，世茂的财务指标一直都不错。
世茂的大肆拿地，是从2017年开始。这一年，也是福晟飞虎队最活跃的时期。他们做了相同的事情，但最后的结局，却全然不同。
2017年至今三年多时间里，世茂通过银行、企业债券、配售股份，融了差不多500多亿资金。融了这么多钱，拿了这么多地，但他们的净利润，也同时翻了一倍，资产负债率更是没有大的波动。
这是世茂和福晟、泰禾最大的不同。但其中的窍门，也不难看出来。
担当世茂的主要融资平台的，不是A股的世茂股份，而是在香港上市的世茂房地产。
近5年，世茂股份的主要利润来源，是苏州世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南京世茂房地产开发公司、上海世茂新体验置业有限公司、厦门世茂新领航置业有限公司。
这些城市，都是近几年房价涨幅最大的地方。无一例外，世茂房地产都占据了近半数股权。
前期开发的各种成本、担保都是世茂股份在承担，但利润，有一半都流入了香港上市平台。
这种左手倒右手的操作，从世茂股份诞生的那天起，就从未停止过。
按照相对粗略的分工，许荣茂的女儿掌管世茂股份，儿子许世坛在世茂房地产任职。
还是儿子香啊。
因此，世茂可以一边对自家的投资者说，用五十亿拿到超千亿的货值；一边和福晟的投资者说，我们和福晟没关系。
这两句话里，至少有一句话是假的：
你可以在部分时间骗所有人，也可以在所有时间骗部分人，但不能在所有时间欺骗所有人。
历史是由成功者书写的。已经无力回天的潘老板，当初的雄心万丈也只剩下舐犊之情了。
去年9月，他把香港上市公司福晟国际的股权转让给了儿子潘浩然。他所有的心气，就剩下为儿子保住业绩惨淡的福晟国际和深圳的一套房产了。
这是他在世茂面前的底线。
据说，深圳的房子还是贷款买的。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L9OcSvhCn551Wf6v2-SRQg
作者：清和社长
来源：智本社（ID：zhibenshe0-1）
2016年，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马特·奥布莱恩发表了题为《世界经济正在日本化》的文章。奥布莱恩发现：“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国家，因为世界经济正转向日本模式。”
所谓“日本化”，可以概括为“三低三高”并存的经济常态：低利率、低通胀、低增长、高福利、高货币、高债务。
此后四年，全球经济似乎如奥布莱恩所预测的那样转向“日本化”。
2019年9月，美国前财长拉里·萨默斯指出：“现在对欧洲和日本可靠的市场预期使它们陷入货币经济学的‘黑洞’，即利率困在零的水平动弹不得。收益率保持为零或负值可能将持续一代人的时间，美国距离加入它们只有一次衰退之遥。”
仅仅三个月后，2020年新冠疫情重创全球经济，欧美政府“兜底式”救灾救市，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至零，直接采购债券ETF。
很多人说，平成三十年是日本“失去的三十年”。当前，全球经济正加速“日本化”，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将来如桥水分析师所言可能“失去十年”，亦或更久？
本文以“日本化”为切入点，加入社会福利政策（公共用品），探索全球经济的问题、成因及方向。
一、全球经济日本化
过去三十年，日本经济走向了“低利率、低通胀、低增长、高福利、高货币、高债务”之困境。
这成为当今宏观经济学的一大谜题。
我们先从1990年说起。1990年是日本经济的拐点，当时有两大趋势：一是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二是日本劳动人口进入拐点。
普遍认为，泡沫经济崩溃是日本“消失三十年”的直接原因；日本生育率低迷、老龄化加剧则是深层次原因。
经济泡沫崩溃后，房价、股价暴跌，日本经济陷入持续通缩。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再创日本经济，日本政府历经多年徘徊后主动改革求变，央行将银行隔夜拆借利率下调到零，日本率先进入零利率时代。
2001年互联网泡沫爆发，日本央行开启量化宽松（QE），进而又探索了双宽松（QEE），甚至实施负利率（NIRP）。日本率先进入了负利率时代。
日本央行的极端宽松政策，主要是给日本政府财政提供融资。央行直接购买日本政府债券，成为日本财政的最大债权人。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日本央行大幅度增加了政府债券的采购。目前，日本央行持有的日本债务规模已经超过了日本GDP。
图：日本央行资产端构成，来源：BOJ、东方证券研究所[1]
2019年日本国家债务总额达1103.35万亿日元，政府债务占GDP比率达238%，为全球最高。
这就形成了低利率、高货币、高债务的局面。但是，为什么货币宽松没有引发通货膨胀，也没能刺激经济增长？
这个问题，我们之前分析过。日本央行直接采购政府债券、商业银行股票及股票ETF（2010年开始），改变了货币流通方向，制造了坎蒂隆效应。
大量货币进入了金融市场，而没有进入生产及商品市场，形成金融市场通胀和实体经济通缩的背离现象。随着日本央行持续购买商业股票和股票ETF，日经指数在2012年底的9000点左右持续上涨到2020年的22000多点。
大量资本在银行系统长期空转，很多企业及居民获得贷款也不投资不消费，存入商业银行，推高了存款规模。最近十年，日本居民存款不降反升。2010年日本居民持有存款占其金融资产的比例达到53%，显著高于同期美国的15%。
这就造成了实体经济的通缩，通货膨胀率持续低迷。2018年日本核心CPI同比约0.9%，仍然低于2%的通胀目标。
日本央行为什么要购买商业银行股票和股票ETF？
日本商业银行持有大量的股票资产，购买股票其实是拯救商业银行。
1995年至2000年，日本国内银行投资股票资产规模在40万亿日元以上，占总资产的比例达到6%。2004年底，商业银行的股票资产规模缩水至22.9万亿日元，占总资产的比例下降至3%。同时，商业银行坏账大幅增加，资本充足率从2000年底的11.1%下降到2002年底的9.6%。
日本央行从“最后贷款人”沦为了“最后的买家”。2018年3月日本央行是日本政府最大的债权人，成为约40%日本上市公司的前十大股东之一。
宽货币没能推动经济复苏，实体经济通缩导致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大多数年份的GDP增长率都低于2%，经常出现负增长。
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2016年瑞银报告认为，日本经济增长陷入停滞、通胀持续萎靡，这背后的最主要原因是日本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的下滑。
1990年前后，日本劳动人口进入拐点，劳动人口不足被认为是日本经济低迷的深层次原因。
日本是一个深度老龄化的国家，老年抚养比达到45.2%。日本从上个世纪60年代末开始进入老龄化，到2016年日60岁以上的人口占比达到33.7%，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达到27.3%。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从1947年的大于4，持续下降到2005年的低点1.26。未满15岁青少年的占比从1947年的35%，下降到2015年的12%左右。
图：日本老龄化，来源：日本总务省、日本厚生劳动省、方正证券研究所
普遍认为，低生育率拉低了日本的经济增长率，老龄化加重了财政负担。
日本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非常完善。随着老龄化加剧，领取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多，日本社保及财政也压力重重。
日本人均社保支出在过去15年内增加了50%，其中老龄化相关支出占比从1975年的33%提升到2015年的68%。国民负担率（税收和社保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70年代的24%提升到2018年的43%。日本政府财政中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保支出逐年增加，目前已占到国家财政支出预算的33.7%。[2]
受泡沫经济的冲击及低生育、深度老龄化的支配，日本在货币及财政极端扩张中，形成了“低利率、低通胀、低增长、高福利、高货币、高债务”的经济局面。
令人感到担忧的是，最近十多年，世界经济正走向日本化。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开启量化宽松，美联储直接采购国债为政府融资，欧洲债券收益率降为负数。
2016年，10年期日本债券的收益率为-0.27%，10年期德国债券的收益率是-0.19%，10年期瑞士债券的收益率为-0.61%。
2019年，负利率大肆蔓延。德国和荷兰政府债券市场的收益率为负，爱尔兰、匍萄牙和西班牙大部分债券市场收益率也为负。当然，日本依然是全球负收益率债券的最大贡献国，占了世界总量的近一半。
2020年受新冠疫情冲击，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降到零，直接采购债券ETF和企业债，向日本化迈出了实际性一步。美国、英国、加拿大及欧洲的央行资产负债表大幅度扩张，政府债务也大规模上升。
从2020年3月到5月，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扩大了3万亿美元，其规模升至7.03万亿美元。其中，国债资产大幅增加。
图：美联储的资产结构变化，来源：美联储，智本社
从深层次的角度来看，2008年后，全球各主要国家紧随日本之后逐渐进入老龄化、深度老龄化社会，劳动人口陆续迎来拐点，经济增长率逐步下跌。
图：全球主要国家劳动人口走势，来源：Source United Nations. UBS
日本以1990年泡沫危机为拐点，全球经济则是2008年金融危机为拐点，日本引领世界走向“三低三高”之陷阱。
底层逻辑是：低生育、老龄化—高福利及增长乏力—货币刺激增长—金融危机—货币及财政扩张，央行购买政府债券—高福利、高货币、高债务、低利率—金融资产通胀，实体经济通缩—低通胀、低增长。
二、日本经济内卷化
在分析全球经济日本化之前，我们需要消除几个误区：
1. GDP能否衡量一国经济水平？
GDP为国内生产总值，GNP为国民生产总值，二者最大的问题在于只反映总量水平，不能反应效率水平。当一个国家劳动力越多时，经济产值越大；人口大国，如中国，经济总量如今已超过日本。但经济总量并不能说明经济效率及实力。
人均产值，尤其是劳动人口（15岁至64岁）的人均产值，才能更好地体现一国经济的真实水平。
我们以劳动人口人均产值为指标看看日本过去几十年的经济水平：
1990年日本的GDP为3.13万亿美元，劳动人口为8605万，单位劳动人口的经济产值为3.64万美元；
2010年日本的GDP为5.7万亿美元，劳动人口下降至8215万，单位劳动人口的经济产值为6.93万美元。
图：日本劳动人口的人均经济产值变化，来源：智本社
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从1990年到2010年，日本的劳动生产率几乎翻了一倍，经济效率在提升而非下降。不过，2012年后经济效率较大幅度下滑（后面分析原因）。
所以，生育率下降、老龄化可能会导致经济规模下降，但不一定会降低经济效率及技术水平。
2. 通胀率能否反映经济景气状况？
目前，宏观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必然伴随着通胀。他们畏惧通缩，将通胀率低于2%视为低通胀或通缩。
世界主要国家的央行将2%作为通胀率目标。经济学家根据模型推测，2%的温和通胀率有利于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这就是所谓的“润滑油政策”。
这种观点主要来自温和通胀理论，但其实是一种长期的激进政策，也是存有争议的理论。
因为经济是可以实现零通胀增长的。技术创新，产品迭代，比如智能手机，新品价格如果高于旧品，旧品一般会降价销售，从而拉平价格指数。
还有一种观点是，随着经济增长，工资收入增加，劳动力价格上涨，产品价格上涨，通胀率上升。但是，这种观点忽略了一点，经济要素是动态博弈的。当劳动力价格上涨时，企业主会通过技术及管理创新，减少劳动雇佣，提高机械化批量生产，从而降低产品价格。在欧美国家，理发、餐饮等服务价格上涨（劳动力价格高），但汽车等工业品价格持续下降。
所以，通胀率不能作为经济景气指标，通胀率在零左右徘徊，并不能说明经济低迷。
3. 就业率能否反映经济景气状况？
过去三十年，日本经济一直保持着低失业率。这让经济学家极为困惑。宏观经济学家认为，低增长、低通胀意味着高失业，低失业应该是经济强劲的表现。
日本劳动力市场一直保持着强劲，2019年日本失业率降到2.3%，劳动参与率在2012年后逐渐上涨至62.5%。
再看全球，2016年日本及欧洲主要国家在接近充分就业时实施负利率。当时，日本失业率只有3.2%，德国只有4.2%，瑞士只有3.3%。
为什么高就业率没能带动经济增长？
其实，与通胀率类似，就业率作为经济景气指标可能逐渐失灵。最近几十年，日本及欧美世界，劳动人口逐渐下降，大量的人从劳动力市场中退出。即使经济衰退，只要退出的劳动力足够多，就业率依然可以维持较高的水平。
所以，美联储及各国政府将就业率、通胀率视为政策的目标，容易被误导。
消除以上三个误区后，我们再看日本乃至全球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还以劳动人口人均产值为指标，2018年，日本单位劳动人口产值只有6.57万美元，比2010年下降了3600美元。
最近十年为什么日本的经济效率在下降？
至少有三大因素导致市场失灵、经济效率低下：
一是非市场化的婴儿潮对市场的冲击。
生育率下降和老龄化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经济低迷的原因。为什么？
因为避孕套发明之后，人的生育行为转化为市场行为。随着经济增长，生育率下降，社会逐步进入老龄化，家庭会主动选择减少生孩数量，从而提高养育质量。优生带来人力资本的提升，弥补人口减少带来经济产值的损失。如此，经济规模短期可能会下降（也可能会增加），但经济效率、技术水平依然在提升。
但是，受战争、生育政策等人为因素的冲击，个人的生育行为未必是主动选择的市场行为。换言之，人口生育率的非平滑可能对经济增长形成脉冲。
比如，受二战这一历史事件的冲击，日本人口出现结构性问题。
二战前，日本政府为经济增长及战争做准备，积极鼓励生育，催生了一波婴儿潮。这波婴儿潮在八九十年快速老龄化。
日本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从7%上升到14%只用了24年（1970年～1994年），德国用了40年，英国46年，美国72年，瑞典85年，法国115年。[2]
二战后的和平时代，日本又迎来了一波婴儿潮，1947年到1949年的三年里，日本共出生了806万人，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还多。
这波婴儿潮构成了日本七八十年代的人口红利，也是经济腾飞的主要因素。但是，他们在2010年后，几乎同时退出劳动力市场，对日本社会保障、劳动力市场及经济增长造成明显冲击。
日本60岁以上人口占比迅速增加：60岁以上人口占比从10%提升到20%用了28年，而从20%提升到30%只用了14年。到2016年，日本60岁/65岁以上人口占比分别为33.7%、27.3%，远远超过国际惯例的10%和7%。
可见，日本在90年代快速老龄化，在最近十年跑步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在劳动力市场上，2018年日本劳动人口快速下降至7557万，比2010年减少了658万，单位劳动人口的经济产值只有6.57万美元，比2010年下降了0.36万美元，经济效率不升反降。
这说明劳动人口数量与质量之间没能平滑过渡，人力资本的提升难以补缺劳动人口大规模退出带来的产值萎缩。这是日本最近十年经济效率下降的主因。
二是社会保障政策对市场的冲击。
按照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说，个人的消费、投资、养老等行为是基于长期预期，而非短期。按照戴蒙德世代交叠模型，个人的市场行为超出生命长度的预期。比如，对下一代投资，为下一代储蓄，“养儿防老”就是一种基于世代交叠的市场行为。在没有社会保障政策的时代，“养儿防老”依然是最主要的养老方式。
但是，社会保障政策对个人养老的市场行为构成干扰，不合理的社会保障政策容易扭曲这一市场，导致社保亏空、财政负担加重。
社会保障是一种强制储蓄政策，一般是个人储蓄加上政府财政补贴。社会保障金额越高，老龄化越严重，政府财政压力越大。
在日本，社会保障完善，包括国民年金、厚生金和介护保险，福利水平高。以2017年计算，一对缴费40年的夫妻，退休后每月可领取国民年金和厚生金，一共超过22万日元，约1.36万人民币。[2]
退休年龄是一个关键影响因素。
战后日本人均寿命迅速上升。1947年，日本男性平均寿命只有50岁，女性只有55岁；2018年日本男女平均寿命分别达81.25岁、87.32岁，成为是世界上最长寿的国家。
长寿是日本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结果，但过早退休造成了劳动力的浪费和社保压力。日本男性领取社保的平均时间为21年，女性为27年。
2001年，日本政府宣布延迟退休，男性从原来的60岁推迟到2013年的65岁，女性从原来的60岁推迟到2018年的65岁。
推迟退休后，日本老年人就业率持续上升。60岁～64岁的老人，在2009年之后，其就业率甚至超过了15岁以上全体居民的就业率；2016年，日本60岁～64 岁、65岁～69岁老人的就业率分别达到66.2%、44.3%。[2]
随着独居老人、失去自理能力的老人增加，日本政府从2000年开始引入商业性质的介护保险制度，以减轻财政压力。
在欧美国家，福利民粹主义泛滥，社会福利费用持续增加，政府债务高企。
三是不当的财政及货币政策对市场的冲击。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主要国家财政纪律被破坏，央行独立性丧失，央行为政府提供大规模融资，以增加社会福利，购买政治选票，安抚民粹情绪。
日本比率先探索了一条量化宽松+负利率的危机管理模式，形成一种兜底式惯性思维：有困难找政府。全球主要国家都在效仿日本，当经济衰退时，政府加杠杆，以维持高福利。
以新冠疫情为例，美国政府和美联储联合兜底，在2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中，5600亿美元是直接补贴给家庭与个人的现金，占美国GDP的2.9%。
加拿大的居民现金补贴达475亿加元，占GDP的2.3%。澳大利亚的居民补贴为249亿澳元，占GDP的1.3%。新加坡的居民补贴为59亿新元，占GDP的1.3%。印度的居民补贴为1.7万亿卢比，占GDP的1.2%。德国拿出500亿欧元，占GDP的1.5%，补贴给中小企业及个体户。
其实，将新冠疫情视为“大雪灾”，如此兜底式救灾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将兜底式政策理论化、常态化、意识形态化。
现代货币理论推崇日本模式，认为只要汇率、通胀率平稳，央行可以为政府提供融资（债券等同于货币），以应对衰退与危机。
最近十年，日本继续走向全球化，但经济却内卷化；全球经济效仿日本，亦日益内卷化。
三、货币公地悲剧化
日本化，是一条“坐吃山空”的不归之路。
2009年2月，日本宣布重启股票采购计划，并计划在2012年到2017年出售股票。但是，受金融市场冲击的影响，日本央行将完成股票出售的最终时间点从2021年推迟到2026年。
宏观经济学家理所当然地认为，央行可自行调节余缺，收放自如。然而，过去4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央行逆周期调节的历史是一段“覆水难收”的灾难史。
我在《美股暴跌的根源》指出，美联储在过去40年一直采取非对称政策，每一次利率下调的幅度都大于上调的幅度，导致利率持续下行，最终走向今天的零利率。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皆如此。
为什么？
因为经济增长受投资边际收益率递减规律的支配：货币泛滥—投资边际收益率下跌—经济增长乏力—诱发货币宽松，货币更加泛滥—投资边际收益率进一步下跌—经济增长低迷……如此反复循环，在负利率、负增长的泥潭中挣扎。
弗里德曼当年认为，财政扩张、过度投资，导致经济滞胀。如今，央行直接采购债券，改变了货币流向，导致金融通胀，实体通缩，经济停滞。
在这个恶性循环中，穷人通缩，富人通胀，中产塌陷，贫富分化加剧，全球进入幂律型社会（如大研前一描述的日本M型社会）。
图：幂律型社会，来源：智本社
真正可怕的还不是“日本化”，而是“拉美化”。
与他国相比，日本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小的发达国家之一。日本藏富于民，居民和企业负债低，政府负债高，政府债务以国内债务为主。同时，在过去三十年，日本实施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企业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性技术。
美国凭借其美元“世界货币”的特殊优势，暂时还不会“坐吃山空”。即便经济低迷，美国强大的政治、文化及军事统治力，依然可支撑美元。
日本化将加剧欧盟分裂，其中英国脱欧便是一个典型例子。在欧盟日本化过程，欧元与弱中央财政的矛盾愈突出，德国、法国作为中心国家还能享受欧元的红利，而意大利、希腊等国家债务或再次陷入危机。
最糟糕的或许是阿根廷、巴西、印尼、印度、土耳其、南非等新兴国家。这些国家并不具备日本化的条件，央行采购大规模的国内债券、股票，可能导致货币大幅贬值，引发货币危机。若新兴国家大举外债扩张财政，可能引发债务危机。
另外，新兴国家普遍贫富差距巨大，房地产泡沫高企，消费被透支，身体被掏空，未富先老，危机重重，日本化极易引发泡沫危机。
事实上，疫情爆发以来，不少新兴国家的货币已较大幅度贬值。
未来，欧美世界日益日本化，而新兴国家则在日本化之路上可能走向拉美化。
全球经济日本化的问题在于，公共用品（货币、财政及社会福利）沦为公地悲剧。
法定货币及政府财政，皆为公共用品。央行丧失独立性，政府财政纪律被突破，引发集体（全国乃至全球性）搭便车，两大公共用品沦为公地悲剧。当宽货币被富人搭便车后，占有大多数的中低收入者则以政治选票，从社会福利入手，支持财政赤字货币化，同时搭财政、货币之双便车。
我之前梳理了一条世界经济根问题之“底层逻辑”。这里，我将公共用品的问题加入其中：
经济全球化与财政主权化、货币国家化之矛盾（全球化秩序）—美元沦为公地悲剧—资本市场通胀—贫富差距扩大—民粹主义崛起—财政赤字货币化—货币与财政同时扩张—社会福利增加—资本边际收益率下滑—经济通缩、衰退、萧条……形成了“低利率、低通胀、低增长、高福利、高货币、高债务”之经济格局。
如何破局？
公共用品沦为公地悲剧的背后是，福利经济学的落后，导致公共决策被意识形态绑架。
自庇古开创福利经济学以来，这一学科都未能找到政府实施福利政策的科学依据及规律。新制度经济学诞生后，降低交易费用成为政府提供公共用品及社会福利的主要依据。
但是，交易费用的解释依然是模糊的。“诺斯第二悖论”认为，长期的交易费用是不断上升的，经济因此会陷入停滞。正如当前社会福利费用日益增加，政府负债累累，经济增长乏力。
为什么交易费用持续上升？
长期以来，各国社会福利等公共用品建设的方向，并不是降低交易费用，而是维护社会公平，亦或是购买选票与人心。
在此，我们必须在交易费用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公共用品（社会福利）的目的应该是效率，而不是公平。
“效率，还是公平”，被认为是政府施政的平衡术。但其实，所谓公平的政策（机会均等）只能是手段，目的是提升效率。
哲学家诺贝托·波比欧认为，唯一准确的左右派差异是有关人们对平等理念的态度。左派追求结果平等，但结果平等是违背规律与人性的，只会引发集体搭便车，将公共用品沦为公地悲剧。过高的福利或机会不均等的福利，都会造成经济效率损失。
右派主张机会均等，而不是结果平等，将机会均等视为追求自由和效率之目的的手段。
弗里德曼有一句经典名言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一个社会如果把平等置于自由之上，就既不会有自由也不会有平等；如果把自由置于平等之上，就能同时得到更高程度的自由和平等。”
但是，每当经济危机爆发，民粹主义崛起，左派意识形态占据主流，社会福利政策的目的被扭曲，进而扭曲自由市场，世界经济走向日本化。
未来的世界，需要制度（宪政）来抑制意识形态。正如诺斯所说的，制度的作用是在人们面对危机失去理性时可以约束自己干蠢事。
从全球来看，化解经济全球化与财政主权化、货币国家化之矛盾，需要新的全球化秩序及规则。
从国家来看，需要将货币、财政及公共用品之效率目的纳入宪政。
比如，货币的本质是公共契约，其唯一的职责是维持价格稳定。货币价格稳定，经济运行效率高。如果引发通货膨胀或资产泡沫，那么说明央行违约——货币价格稳定。如果央行为政府融资，则背离了货币的本质及职责。
根据美国《合众国宪法》第一条第8款明确规定：“铸造货币，调节其价值，并厘定外币价值”。弗里德曼认为，政府并未成功地履行被宪法赋予的责任。或许，美国还需要一个关于央行及货币的宪法修正案。
全球经济正在加速日本化，本质上是经济货币化、货币公地悲剧化。
参考文献：
[1]如何读懂日本央行资产负债表？潘捷、陈斐韵、黄海澜，东方证券；
[2]日本人口老龄化及相关企业研究，倪华，方正证券。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WcZ8-mFg6W9EcELGOTiq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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