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赫拉利《人类简史》

第一章 人类:一种也没什么特别的动物

三大重要革命:

大约7万年前,“认知革命”(Cognitive Revolution)让历史正式启动。

大约12 000年前,“农业革命”(Agricultural Revolution)让历史加速发展

大约不过500年前,“科学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让历史画下句号而另创新局

250万年前,就已经出现了非常类似现代人类的动物

最早的人类是从大约250万年前的东非开始演化,祖先是一种更早的猿属“南方古猿”。大约200万年前,这些远古人类有一部分离开了家园而踏上旅程,足迹遍及北非、欧洲和亚洲的广阔地带。

尼安德特人在欧洲和西亚;亚洲,住的则是“直立人”;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则住着“梭罗人”;小岛弗洛里斯“弗洛里斯人”小矮人;西伯利亚的丹尼索瓦人

火带来的最大好处在于开始能够烹饪。烹调让人类能吃的食物种类更多,所需的进食时间减少,还能缩小牙齿、减少肠的长度。

大约7万年前,智人从东非扩张到阿拉伯半岛,并且很快席卷整个欧亚大陆。

“混种繁衍理论” “替代理论”

大约5万年前,智人、尼安德特人与丹尼索瓦人正是站在那个临界点上。

第二章 知善恶树

大约10万年前,有几群智人向北迁移到地中海东部,侵入了尼安德特人的领土,但没能攻下这个领地。

我们的语言发展成了一种八卦的工具。根据这一理论,智人主要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社会合作是我们得以生存和繁衍的关键。

人类语言真正最独特的功能,并不在于能够传达关于人或狮子的信息,而是能够传达关于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事物的信息。只有智人能够表达关于从来没有看过、碰过、耳闻过的事物,而且讲得煞有介事。

究竟智人是怎么跨过这个门槛值,最后创造出了有数万居民的城市、有上亿人口的帝国?这里的秘密很可能就在于虚构的故事。就算是大批互不相识的人,只要同样相信某个故事,就能共同合作。

无论是现代国家、中世纪的教堂、古老的城市,还是古老的部落,任何大规模人类合作的根基,都在于某种只存在于集体想象中的虚构故事。只存在人类自己发明并互相讲述的故事里。除了存在于人类共同的想象之外,这个宇宙中根本没有神、没有国家、没有钱、没有人权、没有法律,也没有正义。

如果我们说:原始人因为相信鬼神,每次月圆会一起聚在营火旁跳舞,于是也巩固了他们的社会秩序;这件事人人都觉得不难理解。但我们没看出来的是,其实现代社会运作的机制还是一模一样。以现代商业领域为例,商人和律师其实就是法力强大的巫师。不同于过去部落巫师的地方是现代人的故事更扯。

这种通过故事创造的东西,用学术术语来说就称为“小说”、“社会建构”或者“想象的现实”。然而,所谓想象的现实并不是“谎话”

所谓“想象的现实”指的是某件事人人都相信,而且只要这项共同的信念仍然存在,力量就足以影响世界。

正由于大规模的人类合作是以虚构的故事作为基础,只要改变所讲的故事,就能改变人类合作的方式。只要在对的情境之下,这些故事就能迅速改变。

自从认知革命之后,智人就能依据不断变化的需求迅速调整行为。这等于开启了一条采用“文化演化”的快速道路,而不再停留在“基因演化”这条总是堵车的道路上。走上这条快速道路

等到文化出现,就再也无法停止改变和发展,这些无法阻挡的变化,就成了我们说的“历史”。

认知革命正是历史从生物学中脱离而独立存在的起点。认知革命之后,我们要解释智人的发展,依赖的主要工具就不再是生物学理论,而改用历史叙事。

人类和黑猩猩之间真正不同的地方就在于那些虚构的故事,它像胶水一样把千千万万的个人、家庭和群体结合在一起。这种胶水,让我们成了万物的主宰。

第三章 亚当和夏娃的一天

演化心理学近来发展蓬勃,认为现在人类的各种社会和心理特征早从农业时代之前就已经开始形塑。这个领域的学者认为,即使到了现在,我们的大脑和心灵都还是以狩猎和采集的生活方式在思维。

狗是第一种由智人驯化的动物,大约15 000年前就已经有了家犬,而它们实际加入人类生活的时间还可能再往前推数千年

偶尔,可能是遇上自然灾害、暴力冲突、人口压力,又或是碰上某个特别有领袖魅力的首领,部落也可能走出自己原有的领土区域。这些流浪正是促成人类扩张到全球的动力。

在某些水产水禽丰富的海边和河边,人类开始建立起长期定居的渔村。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定居聚落,时间要远早于农业革命。最早的渔村有可能是在45 000年前,出现在印度尼西亚群岛的沿海地带。也很可能就是从这里,智人开始了第一次的跨海事业:前往澳大利亚。

智人生活主要靠的是采集,这不仅是主要的热量来源,还能得到像燧石、木材、竹子之类的原物料。

智人采集的可不只是食物和原物料,同时还有“知识”。为了生存,智人需要对所在地了如指掌。而为了让日常采集食物的效率达到最高,他们也需要了解每种植物的生长模式,还有每种动物的生活习性

采集者对于他们周遭环境的了解,会比现代人更深、更广也更多样。

在个人层面上,远古的采集者则是有史以来最具备多样知识和技能的人类。

自从采集时代以来,智人的脑容量其实是逐渐减少!要在那个时代活下来,每个人都必须有高超的心智能力。而等到农业和工业时代开展,人类开始能靠着别人的技能生存下来,就算是低能的人也开始有了生存空间

采集者之所以能够免受饥饿或营养不良的困扰,秘诀就在于多样化的饮食。

远古的采集者普遍信奉泛神论的信仰。泛神论相信,几乎任何一个地点、任何一只动物、任何一株植物、任何一种自然现象,都有其意识和情感,并且能与人类直接沟通。泛神论者认为,人类和其他的灵之间并没有障碍,可以直接通过言语、歌曲、舞蹈和仪式来沟通。

采集社会可能有许多不同的宗教和社会结构,可以预测他们也同样有不同的暴力倾向。

对于采集者的社会政治世界,我们的所知同样几近于零。

由于我们靠的只有极少数的考古文物和对现代采集社会的人类学观察,这两派学说可以说都只是空中楼阁。

第四章 毁天灭地的人类洪水

洋所阻绝的不只是人类,还有许多亚非大陆上的动植物都到不了这个“外面的世界”。

第一项重大成就,就是在大约45 000年前殖民澳大利亚,大约45 000年前住在印度尼西亚群岛的智人发展出了第一个能够航海的人类社会

澳大利亚巨型动物灭绝,有三大证据显示气候很难成为借口,而人类难辞其咎。

第一点,虽然澳大利亚气候确实在45 000年前有一场改变,但规模幅度并不大。

第二点,如果是气候变迁导致物种大灭绝,海洋生物受到的冲击通常不亚于陆地生物。然而,我们找不到任何证据显示在45 000年前海洋生物有显著的灭绝情形。

第三点,类似澳大利亚这种生物大灭绝的事情,在接下来的几千年还不断上演,而时间点都是在人类又再次移居外面世界的时候。

最初移居澳大利亚的人手头上只有石器时代的技术,他们究竟是怎么搞出这场生态浩劫的?

第一种解释,在于大型动物(也就是澳大利亚物种灭绝的主要受害者)繁殖十分缓慢。

第二种解释,认为智人抵达澳大利亚的时候已经掌握了火耕技术。于是,面对这样一个陌生而危险的环境,他们会刻意烧毁难以跨越的茂密灌木丛和森林

第三种解释,虽然也同意狩猎和火耕有显著影响,但强调还是不能忽视气候因素。

智人抵达后不过两千年的时间,大多数这些独特的物种就全部惨遭毒手。根据目前的估计,北美原本有足足47属的各类大型哺乳动物,但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其中34属已经消失;南美更是在60属之中失去了50属。

智人的第一波殖民正是整个动物界最大也最快速的一场生态浩劫。其中受创最深的是那些大型、毛茸茸的动物。

第一波的灭绝浪潮是由于采集者的扩张,接着第二波灭绝浪潮则是因为农民的扩张;

对全世界上所有的大型动物来说,这场人类洪水的唯一幸存者可能只剩下人类自己,还有其他登上诺亚方舟但只作为人类盘中佳肴的家禽家畜。

第五章 史上最大骗局

。直立人、匠人以及尼安德特人都会采集野无花果、猎捕野绵羊,但不会去管究竟无花果树该长在哪儿,羊该在哪片草地吃草,又或者哪只公羊该跟母羊交配。

大约1万年前全然改观,人类开始投入几乎全部的心力,操纵着几种动植物的生命。

从采集走向农业的转变,始于大约公元前9500年至公元前8500年,发源于土耳其东南部、伊朗西部和地中海东部的丘陵地带。

小麦与山羊驯化成为农作物和家畜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9000年,豌豆和小扁豆约在公元前8000年,橄榄树在公元前5000年,马在公元前4000年,葡萄则是在公元前3500年。至于骆驼和腰果等其他动植物驯化的时间还要更晚,但不论如何,到了公元前3500年,主要一波驯化的热潮已经结束。

食物热量超过90%的来源仍然是来自人类祖先在公元前9500年到公元前3500年间驯化的植物:小麦、稻米、玉米、马铃薯、小米和大麦。

人到现代还有着远古狩猎采集者的心,以及远古农民的胃。

农业是同时间在各地独自发展而开花结果,而不是由中东的农民传到世界各地。

中美洲人驯化了玉米和豆类,但不知道中东人种了小麦和豌豆。南美人学会如何栽培马铃薯和驯养羊驼,中国最早驯化的是稻米、小米和猪。北美最早的农夫,也是因为懒得再在树丛里四处寻找南瓜,决定干脆自己种。新几内亚驯化了甘蔗和香蕉,西非农民也驯化了小米、非洲稻、高粱和小麦。

农业革命所带来的非但不是轻松生活的新时代,反而让农民过着比采集者更辛苦、更不满足的生活。狩猎采集者的生活其实更为丰富多变,也比较少会碰上饥饿和疾病的威胁。

农业革命让人类的食物总量增加,但量的增加并不代表吃得更好、过得更悠闲,反而只是造成人口爆炸,而且产生一群养尊处优、娇生惯养的精英分子。普遍来说,农民的工作要比采集者更辛苦,而且到头来的饮食还要更糟。

人类以为自己驯化了植物,但其实是植物驯化了智人。

以谷物为主的食物不仅矿物质和维生素含量不足、难以消化,还对牙齿和牙龈大大有害。

而就民生经济而言,小麦也并未带来经济安全。

再就人类暴力而言,小麦也没办法提供人身安全。

人类发展出进阶的社会结构,如城市、王国、国家,于是人类的暴力也得到了控制。

农业革命真正的本质:让更多的人以更糟的状况活下去。

农业的兴起并非一夜之间,而是历时数百数千年的缓慢过程。过去,智人部落的生活就是采集蘑菇和坚果、猎捕野鹿和野兔,他们不可能一下子就决定定居、不再搬迁,而开始耕田、种小麦、从河里挑水。这种改变分阶段进行,每次只是改变日常生活中的一小部分。

种种想让生活变得轻松的努力,反而给人带来无穷的麻烦;

不论是在中东还是中美洲,只要有一个部落定居下来、开始耕作,走向农业的趋势就已经无法抗拒。由于农业可促成人口迅速增长,通常农业部落光靠人数就已经大胜采集部落。这时,采集部落只剩两种选择,第一是逃跑,放任自己的猎场成为农场和牧场;第二就是拿起锄头,自己加入农业的行列。无论哪种选择,都代表旧的生活方式注定将要凋零。

人类一心追求更轻松的生活,于是释放出一股巨大的力量,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但结果并没有任何人料想得到,甚至也不是任何人所乐见的

但哥贝克力石阵显示,很有可能其实是先建立起信仰中心,之后才围绕着它形成村子。

在大多数的农业社会里,人类的第一重点是种植农作物,第二才是饲养动物。但是有些地方也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社会,主要就是靠着剥削利用其他动物为生:游牧部落。

家鸡是有史以来最普遍的鸟类。至于大型哺乳类除了以智人居首,后面的二三四名就是驯化的牛、猪和羊。

虽然就演化而言,驯化的鸡和牛很可能是最成功的代表,但它们过的其实是生物有史以来最惨的生活。动物的驯化是建立在一系列的野蛮作为上,而且随着时间的前行,残忍程度只增不减。

如果从牛羊的观点而非牧者的观点来看农业革命,就会发现对绝大多数的家畜来说,这是一场可怕的灾难。这些演化的“成功”是没有意义的。

第六章 盖起金字塔

农业革命是个转折点,让智人抛下了与自然紧紧相连的共生关系,大步走向贪婪,自外于这个世界。

在农业革命之后,人类成了远比过去更以自我为中心的生物,与“自己家”紧密相连,但与周遭其他物种画出界线。

这些人造领域仍然非常小,四周围绕着广大的自然旷野。整个地球表面约有5.1亿平方公里,其中陆地占了1.55亿平方公里。到了公元1400年,把绝大多数的农民、农作物和家禽家畜全加起来,占地还大约只有1100万平方公里,约全球面积的2%

而在农业革命之后,“未来”的重要性被提到史上新高。农民不仅时时刻刻都得想着未来,还几乎可以说是为了未来在服务。

这些征收来的多余食粮,养活了政治、战争、艺术和哲学,建起了宫殿、堡垒、纪念碑和庙宇。在现代晚期之前,总人口有九成以上都是农民,日出而作、胼手胝足。他们生产出来的多余食粮养活了一小撮的精英分子:国王、官员、战士、牧师、艺术家和思想家,但历史写的几乎全是这些人的故事。于是,历史只告诉了我们极少数的人在做些什么,而其他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就是不停挑水耕田。

虚构故事的力量强过任何人的想象。农业革命让人能够开创出拥挤的城市、强大的帝国,接着人类就开始幻想出关于伟大的神灵、祖国、有限公司的故事,好建立起必要的社会连接。

大多数的人类合作网络最后都成了压迫和剥削。

支持它们的社会规范既不是人类自然的天性本能,也不是人际的交流关系,而是他们都相信着共同的虚构的神话故事。

公元前1776年的《汉谟拉比法典》,《汉谟拉比法典》认为,巴比伦的社会秩序根源于由神所指示、普遍且永久的正义原则。这里的阶级结构原则至关重要,将所有人类分成男女两种性别,以及上等人、平民和奴隶三种阶级;性别和阶级不同,价值也就天差地别

公元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伏尔泰就曾说:“世界上本来就没有神,但可别告诉我的仆人,免得他半夜偷偷把我宰了。”

光靠暴力还不足以维持由想象所建构出来的秩序,我们另外还需要一些真正坚信如此的信徒。

如果人们希望某个由想象建构出的秩序能维持久远,大部分的人(特别是大部分的精英分子)就必须真正相信它。

要怎样才能让人相信这些秩序?第一,对外的说法绝对要坚持它们千真万确、绝非虚构。永远要强调,这种维持社会稳定的秩序是个客观事实,是由伟大的神或者自然的法则所创造。第二,在教育上也要彻底贯彻同一套原则。从人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要不断提醒他们这套想象建构出来的秩序,要在一切事物中融入这套原则,不管是童话、戏剧、绘画、歌曲、礼仪、政治宣传、建筑、食谱还是时尚。

有三大原因,让人类不会发现组织自己生活的种种秩序其实是想象:

  1. 想象建构的秩序深深与真实的世界结合
  2. 想象建构的秩序塑造了我们的欲望
  3. 想象建构的秩序存在于人和人之间思想的连接

浪漫主义告诉我们,为了要尽量发挥潜力,就必须尽量累积不同的经验。必须体会不同的情感,尝试不同的关系,品尝不同的美食,还必须学会欣赏不同风格的音乐。

消费主义告诉我们,想要快乐,就该去买更多的产品、更多的服务

鼓励多元多样的浪漫主义又与消费主义一拍即合,两者携手前行,催生了贩卖各种“体验”的市场,进而推动现代旅游产业发展。

想象建构的秩序并非个人主观的想象,而是存在于主体之间(inter-subjective),存在于千千万万人共同的想象之中。

第七章 记忆过载

因为智人的社会秩序是通过想象建构,维持秩序所需的关键信息无法单纯靠DNA复制就传给后代,需要通过各种努力,才能维持种种法律、习俗、程序、礼仪,否则社会秩序很快就会崩溃。

人脑的限制大大局限了人类合作的规模和程度。如果某个社会的人数和物品的数量超过某个临界值,就必定需要储存和处理大量的数字数据。但人脑又力有未逮,于是系统也就崩溃。

在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3000年之间,一些不知名的苏美尔天才发明了一套系统,可以在人脑之外储存和处理信息,专为处理大量数字数据而量身打造。从此,苏美尔人的社会秩序不再受限于人脑的处理能力,而开始能走向城市、王国和帝国。苏美尔人所发明的这套数字处理系统,正是“书写文字”。

人类史上的第一个文本不但不是哲学巧思,不是诗歌,不是传奇,不是法律,甚至也不是对王室歌功颂德,而是无聊至极的财经文件,记录各种税务、债务以及财产的所有权

最早的苏美尔文字就像是现代的数学符号和音乐符号,只能部分表意。例如数学符号虽然能用来计算,但要写情诗就做不到了。

文字最重要的任务仍然是记录大量的数字数据,而这也是部分表意文字的特别强项。无论是希伯来的《圣经》、希腊的史诗《伊利亚特》、印度的长叙事诗《摩诃婆罗多》,还是佛教的《大藏经》,一开始都是口述作品。这些作品世世代代靠的都是口传,就算没有发明文字

文字对人类历史所造成的最重要的影响:它逐渐改变了人类思维和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过去的自由连接、整体思考,已经转变为分割思考、官僚制度。

第八章 历史从无正义

历史的铁则告诉我们,每一种由想象建构出来的秩序,都绝不会承认自己出于想象和虚构,而会大谈自己是自然、必然的结果。

大多数人都会认为只有自己社会的阶级是自然的,而其他社会的阶级分法都实在是虚假又荒谬。

几乎所有社会都会以“污染”和“洁净”的概念来做出许多社会及政治上的区隔,而且各个统治阶级利用这些概念来维系其特权也是不遗余力。

大多数社会政治阶级制度其实都没有逻辑或生物学的基础,不过就是由历史的偶然事件引起,再用虚构的故事延续壮大。这正是历史值得研究的一个很好的理由。

文化总会说,它只是禁止“不自然的事”。但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这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是不自然的。只要有可能发生的事,就是自然。真正完全“不自然”的事,是指违背了自然规律,但这种事情根本就不会存在,所以也没有禁止的必要。

许多人认知的“自然”和“不自然”并不是生物学的概念,而是基督教神学的概念。神学上所谓的“自然”,指的是“符合创造自然的神的旨意”。

几乎在所有的农业和工业社会中,父权制都是常态,历经各种政治动荡、社会革命、经济转型,历久不衰。

就人类整体来说,体力和社会权力本来就没有直接关联。

人类历史显示,肌肉的力量和社会的权力还往往是呈反比。

男性占有主导地位靠的不是力气,而是好侵略的个性。经过数百万年的演化,让男性的暴力倾向远比女性明显。

第三种想要从生物学解释父权制度的理论,并未将重点放在暴力或蛮力上,而是认为在数百万年的演化过程中,男人和女人发展出了不同的生存和繁殖策略。

由于有不同的生存策略,男人的基因倾向是野心勃勃、争强好胜,擅长从政经商;女人的基因则倾向趋吉避凶,一生养育子女就心满意足。

第三部分 人类的融合统一

第九章 历史的方向

农业革命之后,人类社会规模变得更大、更复杂,而维系社会秩序的虚构故事也更为细致完整。人类几乎从出生到死亡都被种种虚构的故事和概念围绕,让他们以特定的方式思考,以特定的标准行事,想要特定的东西,也遵守特定的规范。就是这样,让数百万计的陌生人能遵照着这种人造而非天生的直觉,合作无间。这种人造的直觉就是“文化”。

虽然每种文化都有代表性的信仰、规范和价值,但会不断流动改变。只要环境或邻近的文化改变,文化就会有所改变及因应。除此之外,文化内部也会自己形成一股改变的动力。就算是环境完全与外界隔绝,生态也十分稳定,还是无法避免改变。

既然这些是人类自己想象创造出的秩序,内部就会有各式各样的矛盾。文化一直想弭平这些矛盾,因此就会促成改变。

自从法国大革命之后,全球人民逐渐同意“自由”和“平等”都是基本的价值观。然而这两者根本就互相抵触!想要确保“平等”,就得限制住那些较突出的人;而要人人都能“自由”,也就必然影响所有人的平等。

如果说每个文化都需要有些紧张、有点冲突、有无法解决的两难,才能让文化更加精彩,那么身处任何文化中的人就都必然有些互相冲突的信念以及互相格格不入的价值观。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一般认为认知失调是人类心理上的一种问题,但这其实是一项重要的特性,如果人真的无法同时拥有互相抵触的信念和价值观,很可能所有的文化都将无从建立,也无以为继。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一个更重要的发展是公元前的1000年间慢慢发展出“世界一家”的观念。

公元前的1000年间,出现了三种有可能达到“世界一家”概念的秩序,相信这些秩序,就有可能相信全球的人类都“在一起”,都由同一套规则管辖,让所有人类都成为“我们”(至少有这个可能),“他们”也就不复存在。

首先第一种是经济上的货币秩序,第二种是政治上的帝国秩序,而第三种则是宗教上的全球性宗教,比如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商人、征服者和各教先知是最早跳出“我们”和“他们”这种二元区分的人。

第十章 金钱的味道

不论任何物品,只要是人类愿意使用、能够有系统地代表其他物品的价值,以作为物品或服务交换之用,就可以说是符合了钱的概念。

金钱正是有史以来最普遍也最有效的互信系统。

方便储存与运送。这样的金钱制度,大约出现于公元前25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银舍客勒制度。

大约在公元前640年,土耳其西部吕底亚(Lydia)王国的国王阿耶特斯(Alyattes)铸造出史上第一批硬币

比起语言、法律、文化、宗教和社会习俗,钱的心胸更为开阔。所有人类创造的信念系统之中,只有金钱能够跨越几乎所有文化鸿沟,不会因为宗教、性别、种族、年龄或性取向差异而有所歧视。也多亏有了金钱制度,才让人就算互不相识、不清楚对方人品,也能携手合作。

金钱制度有两大原则:

  1. 万物可换:钱就像是炼金术,可以让你把土地转为手下的忠诚,把正义转为健康,把暴力转为知识。
  2. 万众相信:有了金钱作为媒介,任何两个人都能合作各种计划。

第十一章 帝国的愿景

小西庇阿率领大军前往努曼西亚,军士超过三万。小西庇阿不敢小看努曼西亚人的奋战精神和作战技巧,也希望能减少手下士兵无谓的伤亡,因此他直接用强化的防御工事包围了努曼西亚,阻挡他们与外界接触,而让饥饿成为最强大的武器。一年多后,努曼西亚人粮食耗尽。他们发现大势已去,便放火焚城;

正因为古罗马在努曼西亚大获全胜,所以这些胜利者才会保留下了战败者的那些记忆。

帝国是一种政治秩序,有两项重要特征。第一,帝国必须统治着许多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民族各自拥有不同的文化认同和独立的领土。第二,帝国的特征是疆域可以灵活调整,而且可以几乎无限扩张。

帝国正是造成民族多样性大幅减少的主因之一。帝国就像一台压路机,将许多民族独特的多样性逐渐夯平

帝国在过去2500年间一直就是全球最常见的政治形式,帝国之所以会倾覆,通常都是因为有外部侵略或是内部统治精英的内斗。

说到被征服者奋起追求自由、对抗帝国统治,向来记录都很少,他们多半都是持续臣服长达数百年之久。通常这些民族会慢慢被帝国消化,最后自己独特的文化也烟消云散。

要建立和维系帝国,确实通常就有惨烈的屠杀,而幸存者也会受到残酷的压迫。帝国的标准配备,常常就包括战争、奴役、驱逐和种族屠杀。

居鲁士的帝国思想与这些排外的民族相反,展现的是包容,而且无所不包。虽然居鲁士还是会强调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种族和文化差异,但认为整个世界基本上为一体,同样一套原则可以适用于所有时间地点,而且所有人类应互相负责。于是,人类就像是一个大家庭:父母享有特权,但同时也要负责孩子的幸福。

这种新的帝国思想从居鲁士和波斯人传给了亚历山大大帝,再传给希腊国王、古罗马皇帝、穆斯林哈里发、印度君主,最后甚至还传给苏联总理和美国总统。

这种良性的帝国思想让帝国的存在合理化,不仅让属民打消了反抗的念头,就算独立的民族也不再反抗帝国的扩张。

思想、人口、货物和技术的传播,在帝国境内要比分属不同政治区域来得方便迅速。

帝国积极传播共同的文化,就能强化它们的合法性。

第十二章 宗教的法则

我们今天常认为宗教造成的是歧视、争端、分裂,但在金钱和帝国之外,宗教正是第三种让人类统一的力量。

所有的社会秩序和阶级都只是想象的产物,所以它们也十分脆弱,而且社会规模越大,反而就越脆弱。而在历史上,宗教的重要性就在于让这些脆弱的架构有了超人类的合法性。有了宗教之后,就能说法律并不只是人类自己的设计和想象,而是来自一种绝对的神圣权威。这样一来,至少某些基本的法则便不容动摇,从而确保社会稳定。

我们可以说宗教是“一种人类规范及价值观的系统,建立在超人类的秩序之上”。

1.宗教认为世界上有一种超人类的秩序,而且并非出于人类的想象和协议。

2.以这种超人类的秩序为基础,宗教会发展出它认为具有约束力的规范和价值观。

第一,它信奉的超人类秩序必须普世皆同,不论时空而永恒为真。第二,它还必须坚定地将这种信念传播给大众。换句话说,宗教必须同时具备“普世特质”和“推广特质”。

在过去以泛神论为主要信仰体系的时候,人类的规范和价值观不能只想到自己,还必须考虑其他动物、植物、精灵和鬼魂的想法和利益。

农业革命开始,宗教革命便随之而来。农业革命最初的宗教意义,就是让动植物从与人类平等的生物,变成了人类的所有物。

很多古代神话其实就是一种法律契约,在这份契约中,人类承诺会永远崇敬某些神灵,以换取人类对其他动植物的控制权

多神论与一神论真正的不同之处,在于多神论认为主宰世界的最高权力不带有任何私心或偏见,因此对于人类各种世俗的欲望、担心和忧虑毫不在意。

这些神只专精某些领域,而不是无所不包,所以有掌管福德的象神(Ganesha)、财神(Lakshmi)和智慧神(Saraswati)等等,但这些神都还是各有私心和偏见。这样一来,人类就可以和这些神谈谈交易,靠神的帮助来赢得战争、战胜疾病。

从多神教的概念向外推导,结果就是影响深远的宗教宽容。一方面,多神教徒相信有一个至高无上、完全无私的神灵;但另一方面,多神教徒也相信有许多各有领域、心有偏见的神灵。多神论本质上是思想开明的,很少迫害异教徒。

从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到古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改信基督教,这300多年间,古罗马皇帝所发起对基督徒的大型迫害不过4次。在这3个世纪间,多神教古罗马处决基督徒的人数不超过几千人。

在16、17世纪间席卷欧洲的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战。

1572年8月23日,强调个人善行的法国天主教徒,袭击了强调上帝之爱的法国新教徒。这场攻击称为圣巴塞洛缪节大屠杀,短短24小时间,就有5000到10 000个新教徒遭到屠杀

目前所知的第一个一神论宗教出现于公元前1350年,埃及法老阿肯那顿(Akhenaten)宣布,当时在埃及众神里一位位阶并不高的小神阿顿(Aten)其实是宇宙的至尊。

不论在何处,多神教都不断衍生出各种一神论宗教,但由于这些宗教无法放下唯我独尊的中心思想,所以一直只能处于边陲地位。

一般而言,一神教徒比多神教徒更为狂热、更热衷传教。在过去2000年间,一神论者多次发动以暴力消灭其他竞争对手的战争,目的就是要加强自己的掌控。

这样看来,基督教的圣人和多神教的那些神祇几乎没有两样。但很多时候甚至还不只是类似而已,而根本就是这些神祇的伪装。

多神论除了促成一神教,也促成了一些二元论的宗教。二元论宗教信奉着善与恶这两种对立力量的存在。

人类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恶的难题”(Problem of Evil),苦苦无法解决。

诺斯替教和摩尼教认为,善神创造了精神和灵魂,而恶神创造了物质和身体。根据这种观点,人就成了善的灵魂和恶的身体之间的战场。

从历史上来看,一神论就像是个万花筒,把一神论、二元论、多神论和泛神论,收纳在同一个神圣论述之下。结果就是,基督徒大致上是信奉一神论的上帝,相信二元论的魔鬼,崇拜多神论的圣人,还相信泛神论的鬼魂。像这样同时有着不同甚至矛盾的思想,而又结合各种不同来源的仪式和做法,宗教学上有一个特别的名称:综摄(syncretism)。

体会到,一切苦难并非来自厄运、社会不公或神祇的任性,而是出于每个人自己心中的思想模式。

释迦牟尼认为,人遇到事情通常就会产生欲念,而欲念总是会造成不满。遇到不喜欢的事,就想躲开;遇到喜欢的事,就想维持并增加这份愉快。但正因如此,人心就永远不满、永远不安。

他要求信众不杀生、不邪淫、不偷盗,因为这些不好的行为一定会让欲望如野火燎原,而一心追求权力、感官享受或财富。等到这些火焰彻底扑灭,原本的欲求被圆满和宁静所取代,这被称为涅槃(梵文的原义就是“熄灭”)。达到涅槃,也就摆脱了所有苦痛,能够无比清晰地感受身边的现实,没有什么幻想和幻象。

“佛陀”,意为“觉悟者”。佛陀的教诲一言以蔽之:痛苦来自欲望;要从痛苦中解脱,就要放下欲望;而要放下欲望,就必须训练心智,体验事物的本质。

一神论宗教的最高原则是:唯一真神确实存在,那么他想从我这里要什么呢?佛教的最高原则则是:痛苦确实存在,我该如何逃离呢?

佛教徒崇拜的并不是神祇,而是这些已经开悟而尚未成佛的人,除了希望他们协助自己达到涅槃的境界,也希望他们帮忙处理一些世俗的问题。

有神论的宗教,重点在对神的崇拜;至于人文主义宗教,重点就是对人的崇拜,或者讲得更明确,是对智人的崇拜。

人文主义对“人性”的定义,大致上分成三种对立的教派。自由人文主义,它认为人性就在于每个个人的自我特质,因此个人自由也就变得神圣不可侵犯。自由人文主义最重要的诫命就是要保障这种“内心声音”的自由,不受外界的侵扰或伤害。而这些诫命统称为“人权”。

社会人文主义。社会主义者认为所谓“人性”是个集体而非个人的概念。认为神圣的不是每个个人心中的声音,而是由所有智人这种物种构成的整体。社会人文主义追求的,则是让所有人都能平等。

演化人文主义,以纳粹为最著名的代表。纳粹相信人类并非处处相同,也不是永恒不变,而是一个会进化或退化的物种。人可以进化成超人,也可以退化成非人。

认为自然界的最高法则就是让所有生物都必须在无情的斗争中求生存,

我们的自由政治和司法系统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相信每个人都有一个神圣、无法分割、无法改变的内在本质,这点让世界有了意义,也是一切道德和政治正当性的来源。

越来越多科学家认为,决定人类行为的不是什么自由意志,而是荷尔蒙、基因和神经突触——我们和黑猩猩、狼和蚂蚁并无不同。

第十三章 成功的秘密

历史上的每一个时间点,都像是一个十字路口。虽然从过去到现在已经只剩单行道,但到未来却有无数岔路可走。

历史成为学科的特点之一:对某个时代的了解越透彻,反而就越难解释为什么发生了这个事件而不是那个事件

历史的铁则就是:事后看来无可避免的事,在当时看来总是毫不明显。

那些在当代看来最不可能发生的事,常常就是最后成真的事。

宿命论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觉得这个世界和我们的信念都是历史上自然且必然的产物。于是,我们似乎是自然而然就发展出民族国家,自然而然就遵循着资本主义经济原则,也是自然而然地坚信着人权的概念。如果承认历史并非必然,等于是承认了现在的民族主义、资本主义和人权都只是巧合的产物。

历史还是所谓的“二级”混沌系统。(指的是“会受到预测的影响而改变”,因此就永远无法准确预测。)

历史不像是物理学或经济学,目的不在于做出准确预测。我们之所以研究历史,不是为了要知道未来,而是要拓展视野,要了解现在的种种绝非“自然”,也并非无可避免。

历史的选择绝不是为了人类的利益。随着历史演进,毫无证据显示人类的福祉必然提升。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对人类有益的文化就会成功扩张,而对人类无情的文化就会消失。

原因就在于“利益”并没有客观的衡量标准。不同的文化对于“善”的定义不同,而且并没有客观标准可以决定何者为佳。

有学者认为,文化就像是精神感染或寄生虫,而人类就是毫不知情的宿主。文化并不是某些人为了剥削他人而设计出的阴谋,而是因为种种机缘巧合所出现的心理寄生虫,从出现之后就开始剥削所有受到感染的人。

迷因学(memetics)假设,就像生物演化是基于“基因”这种有机信息单位的复制,文化演化则是基于“迷因”(meme)这种文化信息单位的复制。[1]而所谓成功的文化,就是特别善于复制其迷因,而丝毫不论这对于其人类宿主的成本或利益。

对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来说,文化的基石不是迷因,而是“话语”。只是他们也同意,文化传播时并不考虑人类的利益。

博弈理论告诉我们,在有多位参与者的时候,某些概念和行为模式可能对“所有”参与者都有害,但就是有办法继续存活下去,如军备竞赛;

第四部分 科学革命

第十四章 发现自己的无知

一直要到1674年,才有人第一次真正看见了微生物。

1522年,麦哲伦的船队历经72 000公里的旅程,终于回到西班牙,完成了环球壮举

现代科学与先前的知识体系有三大不同之处:愿意承认自己的无知。以观察和数学为中心。取得新能力。

穆罕默德很快就宣称只有自己知道全部的真相,而信众也开始称呼他为“先知的封印”

现代科学是一套独特的知识体系,独特之处也就在于公开承认这“整套体系”都对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一无所知。

现代想要维持社会政治秩序稳定,只能依靠两种不科学的方法:

  1. 虽然采用科学理论,但必须违反一般科学做法:宣称这就是绝对的真理。纳粹就是采用这种方式,声称他们的种族政策是来自生物事实的推论。
  2. 不要采取科学方法,而诉诸“非科学的绝对真理”。这一直是自由人文主义的策略。

现代科学没有需要严格遵守的教条,但研究方法有一个共同的核心:收集各种实证观察(可以用感官感受到的),并以数学工具整理。

早期的知识体系常常是用“故事”构成理论,而现代科学用的则是“数学”。

1687年,牛顿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The Mathematical Principles of Natural Philosophy),这可以说是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著作。牛顿在书中提出三大运动定律

牛顿告诉我们,大自然这本书所用的书写语言是数学。某些章节可以总结成某个明确的方程式。

一直要到资本主义制度和工业革命登场,科学、产业和军事科技才开始了水乳交融的关系

纵观历史,社会上有两种贫穷:1.社会性的贫穷,指的是某些人掌握了机会,却不愿意释出给他人;2.生物性的贫穷,指的是因为缺乏食物和住所,而使人的生存受到威胁。

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和 埃莉诺 两人都十分健康,16个孩子还是有10个(62%)未能活过儿童期。只有6个活过11岁,只有3个(18%)活过40岁。大约是每3年就有1个孩子夭折

科学研究之所以能得到经费,多半是因为有人认为这些研究有助于达到某些政治、经济或宗教的目的。

科学并无力决定自己的优先级,也无法决定如何使用其发现。

科学研究一定得和某些宗教或意识形态联手,才有蓬勃发展的可能。意识形态能够让研究所耗的成本合理化。而代价就是意识形态能够影响科学的进程表,并且决定如何使用研究成果。

第十五章 科学与帝国的联姻

科学革命与现代帝国主义的关系密不可分。对于库克船长和植物学家班克斯来说,科学和帝国根本就是一家。

从1850年起,欧洲之所以能够称霸世界,很大程度靠的就是军事、工业和科学领域的合作,以及如同巫术般神妙的科技。所有强盛的现代晚期帝国都积极发展科学研究,希望能够取得科技上的创新,而许多科学家也就投入大半时间,为帝国主人研发各种武器、医药和机器设备。

中国和波斯其实并不缺乏制作蒸汽机的科技(当时要照抄或购买都完全不成问题),他们缺少的是西方的价值观、故事、司法系统和社会政治结构

究竟欧洲在现代早期培养了什么潜力,让它能在现代晚期称霸全球?这个问题有两个相辅相成的答案: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

现代科学在欧洲帝国内蓬勃发展,而且也是因为有欧洲帝国才得以发展。

共同的出发点就是承认无知,都会说“我不知道那里有什么”。于是,他们都觉得有走出去、寻找新发现的必要。而且,他们都希望这样取得的新知识能够让他们成为世界的主人。

过去的帝国主义者都认为自己已经了解了整个世界,“征服世界”只是为了要利用及传播他们自己对于世界的看法。

古罗马人、蒙古人和阿兹特克人之所以积极四方征讨,为的是权力和财富,而不是为了新知。相较之下,欧洲帝国主义之所以要前往遥远的彼岸,除了为了新领土,也是为了新知识。

在18、19世纪,几乎每一趟从欧洲出发的军事远征队都必定有科学家同行,科学家的目的不在打仗,而是科学研究。

1492年10月12日大约凌晨2点,哥伦布一行人与这片未知大陆有了第一次接触。平塔号(Pinta)的瞭望手胡安·罗德里格斯·贝尔梅霍(Juan Rodriguez Bermejo)从桅杆上看到了现在的巴哈马群岛,高呼着:“有陆地!有陆地!”

至于第一个成为“现代人”的,其实是意大利水手亚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他曾在1499—1504年多次航行前往美洲。而在1502—1504年间,欧洲有两篇描述这些航程的文章发表,一般人们相信就出于韦斯普奇之手。这两篇文章提出,哥伦布发现的小岛旁边应该不是东亚,而是一整个大陆

1507年,地图绘制大师马丁·瓦尔德泽米勒(Martin Waldseemüller)相信了这种说法,出版了新版的世界地图。

郑和下西洋四处探访,对拥护明朝的各国君主提供协助,但并未试图攻占或殖民他国。此外,郑和的远征并没有深厚的中国政治文化基础。接下来数百年间,中国的君王依循着先前数百年的做法,其兴趣和野心仅仅及于四方邻国而已。

真正让欧洲人胜出的,是他们无与伦比而又贪得无厌、不断希望探索和征服的野心。

科尔特斯在1519年7月从当地与阿兹特克人敌对的部落,科尔特斯得到了向导、食物和一些军事援助,接着他就大摇大摆地走向阿兹特克的首都,见皇帝蒙提祖马二世。谒见到中途,科尔特斯一声令下,配备着铁制武器的西班牙人杀光了蒙提祖马的守卫

科尔特斯登陆墨西哥的10年后,皮萨罗抵达印加帝国的海岸,先声称自己是西班牙国王派来的和平使者,请求谒见印加国王阿塔瓦尔帕(Atahualpa),接着国王便遭到绑架。接着,皮萨罗同样靠着与当地部落结盟,先瘫痪再征服了整个帝国

所有的非欧洲政权中,第一个派出军事远征队前往美洲的是日本。在1942年6月,一支日本的远征军占领了阿留申群岛的吉斯卡岛(Kiska)和阿图岛(Attu),这两个岛位于阿拉斯加海岸,而这过程中还俘虏了10名美军士兵和一条狗。但日本就再也没有向大陆更进一步了。

一直要到20世纪,欧洲以外的各个文化才真正有了全球观点。而这正是让欧洲霸权崩溃的关键因素之一。

对现代欧洲人来说,建立帝国就像是一项科学实验,而要建立某个科学学科,也就像是一项建国大计。

1802年4月10日,英国开始印度大调查,足足持续长达60年。期间动用数以万计的当地劳工、学者和导游,精心绘制了整个印度的地图,标示出边界、测量出距离,甚至珠穆朗玛峰和喜马拉雅山的其他山峰的精确高度也是此时完成测量。

19世纪30年代,一位名为亨利·罗林森(Henry Rawlinson)的英国军官被派往波斯,札格罗斯山脉(Zagros Mountains)的一处悬崖,让他看看巨大的贝希斯敦铭文,铭文大约高15米、宽25米,是在大约公元前500年由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下令刻在这处悬崖上,而且分别使用了三种楔形文字:古波斯语、埃兰语(Elamite)和巴比伦语。罗林森对现代波斯语知之甚详。了解了古波斯语的部分之后,就让他掌握了解码埃兰语和巴比伦语部分的关键。

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他在1783年9月抵达印度,担任孟加拉地区最高法院的法官,琼斯指出,梵语竟然和希腊文、拉丁文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且这些语言也都和哥特语、凯尔特语、古波斯语、德语、法语和英语若合符节,他是第一个发现后来称为“印欧语系”这套体系的人

有了像威廉·琼斯和亨利·罗林森等人的研究后,欧洲征服者对于帝国的情形了如指掌,不仅超过以往所有征服者,甚至连当地民众都得自叹弗如。

从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初,靠着不到5000人的英国官员、4万到7万个英国士兵,可能再加上大约10万个英国商人、帮佣、妻小等等,英国就征服并统治了全印度大约3亿人口。

帝国之所以会资助语言学、植物学、地理学和历史学,并不只是为了实用因素。另一项同样重要的原因,在于科学能够从思想上让帝国合理化。

去种族主义在帝国思想中所占的位置,现在都由“文化主义”(culturism)所取代

对今日许多精英分子而言,要比较判断不同人群的优劣,几乎讲的总是历史上的文化差异,而不再是种族上的生物差异。我们不再说“这就存在于他们的血液里”,而是说“这就存在于他们的文化里”。

这些文化主义者的论点,也有一套人文社会科学在背后支持,强调的是所谓的文化冲突以及不同文化之间根本的差异。

第十六章 资本主义教条

想要了解现代经济史,其实重点就只有一个词:增长。

真正让银行(以及整个经济)得以存活甚至大发利市的,其实是我们对未来的信任。“信任”就是世上绝大多数金钱的唯一后盾。

在这项新系统中,人类发展出“信用”这种金钱概念,代表着目前还不存在、只存在于想象中的货品。正是“信用”的概念,让我们能够预支未来、打造现在。而这背后有一项基本假设,就是未来的资源肯定远远超过目前的资源;只要我们使用未来的收入来投资当下,就会带来许多全新而美好的商机。

许多文化都认为赚大钱是种罪恶。

历史上出现了科学革命和关于进步的概念。所谓的“进步”,是在承认我们的无知之后,认为只要投资进行研究,一切就能变得更好。

亚当·斯密明确提出:人类全体财富的基础,就在于希望增加个人利润的自私心理。

亚当·斯密让我们认为经济是种双赢的局面,我获利就是你获利。

这一切的立论基础必须取决于富人是不是用这些利润来新建工厂、雇用新员工,而不是将利润浪费在无生产力的活动上。

在新的资本主义教条里,最神圣的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是:“生产的利润,必须再投资于提高产量。”

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在于,经济增长就是至善(或至少十分接近)。因为正义、自由甚至快乐都必须依赖于经济增长

欧洲人征服世界的过程中,所需资金来源从税收逐渐转为信贷,而且也逐渐改由资本家主导,一切的目标就是要让投资取得最高的报酬。

帝国资本主义的奇妙循环:信贷资助新发现,新发现带来殖民地,殖民地带来利润,利润建立起信任,信任转化为更多的信贷。

西班牙国王为了要维持出征的脚步,不断加征各种税收。与此相对的是,荷兰商人为远征军筹资的方式是贷款,而且也慢慢开始采用出售公司股份的方式,让债权人也能够享有部分的公司获利。

马克思和其他社会批评家所开的玩笑,西方政府几乎就像是资本家的工会。

这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美中不足之处。它无法保证利润会以公平的方式取得或者以公平的方式分配。而且相反的是,因为人类有追求利润和经济增长的渴望,就会决定盲目扫除一切可能的阻挠。等到“增长”成了无上的目标、不受其他道德伦理考虑的制衡,就很容易衍生成一场灾难。

资本主义有两项响应。第一,资本主义已经把这个世界塑造成资本主义的样子,现在也只有资本主义能让它继续运行下去。第二,资本主义也认为只要再多点耐心,天堂就一定会降临人间。

第十七章 工业的巨轮

早在工业革命前 我们不知道如何进行能量间的转换。

因为所有能量转换只能靠人类和动物的身体,当时几乎所有人类活动靠的就是肌肉的力量。而所有能用来供应这些“有机肌肉机器”的能量来源只有一种:植物。

蒸汽机种类繁多,但有一个共同的原则:燃烧某种燃料(例如煤),再用产生的热将水煮沸,产生蒸汽。接着蒸汽推动活塞、让活塞移动,而连接到活塞的任何装置也就跟着移动。这么一来,热能便转换为动能了!

内燃机,仅仅花了不到一个世代的时间,就彻底改革了人类的运输,也让石油变成一种液体的政治权力。

学习如何有效驾驭和转换能量之后,也解决了另一个阻碍经济增长的问题:原料短缺。

工业革命为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种种能源和原料,不仅种类丰富,而且价格低廉。结果就是人类的生产力有了爆炸性的发展。

演化心理学认为,家禽家畜的情感和社交需求还是源自野外,是因应当时生存和繁衍的需要而形成。

美国心理学家哈利·哈洛(Harry Harlow)就曾用猴子的发展做过实验。他在幼猴出生后几小时,就把它们和母猴分开,各自关在独立的笼子里,由两只假母猴来负责哺育。每个笼子有两只假母猴,一只使用铁丝材质,上面有可供幼猴吸吮的奶瓶;另一只使用木材,再铺上布,模仿真实母猴的样貌。幼猴显然比较爱的是布猴,多半时间都紧抱不放。

正是因为农业释放出了数十亿的人力,由工厂和办公室吸纳,才开始像雪崩一样有各种新产品倾泻而出。

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生产超出了需求。也是因为如此,产生了一个全新的问题:谁要来买这些产品?

消费主义的美德就是消费更多的产品和服务,鼓励所有人应该善待自己、宠爱自己,就算因为过度消费而慢慢走上绝路,也是在所不惜。

资本-消费主义道德将这两种秩序合而为一。有钱人的最高指导原则是——“投资!”而我们这些其他人的最高指导原则则是——“购买!”

第十八章 一场永远的革命

在1700年,全球有将近7亿人。到了1800年,只增加到9.5亿人。但到了1900年,人口增长将近一倍达到16亿。而到了2000年,更是已经翻了两番,达到60亿。在2014年,已经达到足足70亿。

虽然智人已经越来越不受自然的摆布,但却越来越受到现代产业和政府的支配。

工业革命不仅为人类带来了时刻表和生产线的概念,更将这些概念推广到几乎所有的人类活动当中。

1880年,英国政府迈出了前所未有的一步,立法规定全英国的时刻表都必须以格林尼治时间为准。

有史以来人类最大的社会革命:家庭和地方社群崩溃,改由国家和市场取代。

在工业革命之前,多数人的日常生活都逃不脱三大传统框架:核心家庭、大家庭,以及当地的密切社群。

想象的社群,指的是虽然成员并不真正认识彼此,却想象大家都是同一伙

现代所兴起的两大想象社群,就是“民族”和“消费大众”。

想要定义现代社会的特色为何,就像要问变色龙究竟是什么颜色一样。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特色,就是它会不断改变。

虽然战争已经不再那么有利可图,但和平却成了一笔越来越划算的生意。

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史上第一次由爱好和平的精英分子来领导,这些政治家、商人、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确实相信战争是一种邪恶,而且也相信战争能够避免。

现在有四大因素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核子末日的威胁促进了和平主义;和平主义大行其道,于是战争退散、贸易兴旺;贸易增长,也就让和平的利润更高,而战争的成本也更高。

大多数国家之所以不再发动全面战争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已经不再能够完全独立行事。

第十九章 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无论是转型成农业还是后来再转型到工业,都是让我们堕入不自然的生活方式,让我们无法完全实现基因中固有的倾向和本能,也就不可能满足我们最深切的渴望

人类现在取得许多物资和资源,让我们得以免受疾病和饥荒之苦,但我们是牺牲了实验室里的猴子、农场里的奶牛、输送带上的鸡,才换来这些让我们扬扬得意的成就

对快乐与否的影响,家庭和社群要比金钱和健康来得重要。那些家庭关系紧密良好、社群互相扶持帮助的人,明显比较快乐

关于快乐最重要的一项发现在于:快乐并不在于任何像财富、健康甚至社群之类的客观条件,而在于客观条件和主观期望之间是否相符。

一切顺利的时候,我们的期望跟着膨胀,于是就算客观条件其实改善了,我们还是可能不满意。而在一切不顺的时候,我们的期望也变得保守,于是就算又碰上其他的麻烦,很可能心情也不会更低落。

我们能够快乐的唯一原因,就是身体内发出快感的感官感受。

是因为血液中开始流过各种激素,脑中也开始闪现着小小的电流。

历史上,只有一项发展真正有重大意义。现在我们终于意识到,快乐的关键就在于生化系统,

新世纪(New Age)口号:“快乐来自内心。”金钱、社会地位、整形手术、豪宅、握有大权的职位,这些都不会给你带来快乐。想要有长期的快乐,只能靠血清素、多巴胺和催产素。

正如尼采所言,只要有了活下去的理由,几乎什么都能够忍受。生活有意义,就算在困境中也能甘之如饴;生活无意义,就算在顺境中也度日如年。

人想要离苦得乐,就必须了解自己所有的主观感受都只是一瞬间的波动,而且别再追求某种感受。如此一来,虽然感受疼痛,但不再感到悲惨;虽然愉悦,但不再干扰心灵的平静。于是,心灵变得一片澄明、自在。

第二十章 智人末日

三种方式可能让智能设计取代自然选择:生物工程(biological engineering)、仿生工程(cyborg engineering)与无机生命(inorganic life)工程

在所有目前进行的研究当中,最革命性的就是要建构一个直接的大脑–计算机双向接口,让计算机能够读取人脑的电子信号,并且同时输回人脑能够了解的电子信号。

基因程序设计(genetic programming)。这种程序设计模仿基因遗传演化。许多程序设计师都有一个梦想,希望能创造出一个能够独立于创造者、完全自行学习演化的程序。

文化已经挣脱了生物学的束缚。我们现在不只能改造周遭的世界,更能改造自己体内和内心的世界,而且发展的速度奇快无比。

未来科技的真正潜力并不在于改变什么车辆或武器,而在于改变智人本身,包括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欲望。

物理学家认为宇宙大爆炸(Big Bang)就是一个奇点(singularity)。在奇点之前,所有我们认知的自然法则都还不存在,就连时间也不存在。

我们真正应该认真对待的,是在于下一段历史改变不仅是关于科技和组织的改变,更是人类意识与身份认同的根本改变。这些改变触及的会是人类的本质,就连“人”的定义都有可能从此不同。

或许真正该问的问题不是“我们究竟想要变成什么”,而是“我们究竟希望自己想要什么”

后记 变成神的这种动物

拥有神的能力,但是不负责任、贪得无厌,而且连想要什么都不知道。天下危险,恐怕莫此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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