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适逢电影《长津湖》上映，立刻就引发了全国民众的观影狂潮，几天内票房就已突破35亿。

这部电影的上映也引发了外媒的广泛关注，比如纽约时报就酸溜溜评价《长津湖》是“在高度紧张的中美关系下，一部中国政府投拍的叙述残酷的朝鲜战争的电影，正触动中国民众的神经”，而韩国SBS媒体更是做了长篇报道——在韩国人的这个报道里，将长津湖战役描述为“联合国军”的胜利，理由是这场战役联军只伤亡了1.4万，而志愿军伤亡（含冻死冻伤）高达4.8万。

正好在国庆期间我也看了这部电影，下面结合真实的历史谈谈我的看法。

1  二次战役

长津湖战役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第二次战役的组成部分，第二次战役分为东西两线，西线作战是在清川江附近，东线作战是在长津湖附近。

二次战役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最辉煌的胜利，本次战役共计歼灭敌军3.6万（其中美军2.4万），此战让以美军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溃退近300公里，从鸭绿江边一直败退到三八线。

对于此次战役，英国牛津大学战略学家罗伯特奥内尔博士在《清长之战》(二次战役)中评价道：中国从他们的胜利中一跃成为一个不能再被人轻视的世界大国，如果中国人没有于1950年11月在清长战场稳执牛耳，此后的世界历史进程就一定不一样。

其实如果仅就战果而言，西线相比东线战果更为辉煌，代价也很小；但是为什么本次电影反而是描述东线的长津湖战役呢？

因为长津湖战役志愿军太难了，太不容易了！所以相比之下取得最后的胜利也就尤为可贵。

2  9兵团仓促入朝

首先是参与长津湖战役的9兵团入朝非常仓促。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这场在中国东北边境邻国爆发的战争立刻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惕。

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84号决议，授权美国组织“联合国军”支援韩国抵御朝鲜的“侵略”。

当日，毛泽东亲自下令，调动中央军委驻扎在河南的战略预备队——4野13兵团3个军（38、39、40）与黑龙江的42军以及炮兵3个师共计25万人组成东北边防军向中朝边境集结——伟大领袖这种对国际局势的机敏与远见实在让人感佩。

那么，当时为什么不调动更多的部队在东北集结？

原因很简单，从1950年7月到年底，新中国面临着四面作战的复杂局面。

一方面是追击国民党军残部，准备解放台湾。

二方面是国民党撤出大陆之后，留下了大量的特务在各地发起叛乱，全国土匪高达数百万人，解放军面临着极为繁重的剿匪任务；

三方面是组织部队准备解放西藏。

最后才是为朝鲜战争做准备。

9月之后，朝鲜局势骤然巨变。

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人民军主力被合围。金日成心急火燎地向新中国求援，希望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救朝鲜。

10月1日，美军不顾我国多次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

10月5日，中央军委作出出兵援朝的决策。

10月19日，13兵团就匆匆进入朝鲜，但是13兵团只有25万人，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已有近30万之众，加上美军在陆海空绝对的装备优势，仅凭13兵团是无法打退美军的，所以中央军委也赶紧从各地调兵遣将。

（来源：微博）

早在9月7日，在上海一带集结准备解放台湾的9兵团接到命令正式取消解放台湾作战计划，该兵团调往山东整训，然后再调到东北加入东北边防军序列。

但是9兵团北上计划一开始就非常不顺利，从上海到山东要经过南京渡江北上，当时没有长江大桥，恰恰南京下关轮渡又损坏，加上北上铁路运力不足，所以直到10月28日，9兵团3个军才全部到达山东——这个时候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已经打响！

所以，9兵团刚到山东，中央军委再次下令，取消在山东的整训，立即开赴东北入朝参战。

（来源：《长津湖》剧照）

因为前线战事紧迫（美军是机械化部队，推进极快，而朝鲜人民军主力已经覆灭，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彭总很担心在9兵团入朝前东线美军就推进到鸭绿江边），所以这一次调动更为急迫。

9兵团沿途几乎没有做任何停留就被火车拉着直奔鸭绿江边，当时在沈阳短暂停留时，时任东北军区副司令员的贺晋年看到9兵团战士还穿着南方薄棉衣非常震惊并且立即警告说：“你们这样入朝，别说打仗，冻也把你们冻死了。”

贺晋年立即下令将库存的5万多套棉大衣、棉鞋全部拿出来调给9兵团使用，沿途车站东北边防部队干部战士也纷纷脱下自己的棉衣、棉帽给9兵团战士，可惜贺晋年调拨的棉衣棉鞋很多没有送上车，9兵团就出发了！

在《长津湖》电影中就有这样一个情节，搭载7连列车到达东北之后，车站边防部队干部战士（还有一个女兵）纷纷脱下自己身上的棉衣往列车上扔，可能一般人看到这里还不大明白是什么含义，后面你们就会知道连棉衣都没配齐的9兵团将面临何等严峻的考验。

（来源：《长津湖》剧照）

以上就是9兵团入朝的历史背景，也是9兵团连棉衣都没配齐就匆匆入朝的复杂历史原因。

3  逆天的轻步兵

电影一开始交代抗美援朝战争背景，叙事结构非常宏大，特别是对于美军几个特写，非常震撼，妥妥就是钢铁洪流的感觉，而对志愿军大部队的特写却只是密集的人头，两者对比视觉非常强烈——强弱之势一眼可知，感觉都不用打了，志愿军必输无疑。

难怪历史上麦克阿瑟非常狂妄，声称如果中国参战将面临一场单方面的屠杀。

其实正常情况下麦克阿瑟这个认识也不算错。战争本来就是一场比拼力量投放的比赛。朝鲜战场的美军已经是那个时代工业化的巅峰，其力量基本就是靠着大型重装备（轰炸机、坦克、重型火炮、装甲车）合成投放——对于确定的打击目标，这种工业化合成投放的力量是非常恐怖的。

朝鲜战争中美军潘兴重型坦克部队（来源：新浪网）

而志愿军基本是一支轻步兵，靠着少量随身携带的轻武器，怎么可能与美军抗衡？

但是志愿军偏偏是一支逆天的轻步兵，其作战模式就是将“能聚能散”做到了极致！

聚集起来就是“拳头”，散开来就是水银泻地——任何变态的地形都可以迅速部署、快速机动，不依赖后勤，不需要重装备，不仅具有超强的隐蔽能力，更重要的是一只轻步兵居然可以打出大纵深快速穿插的战术（职业军队只有精锐的装甲部队才能做到这一点），军一级的野战部队也能变成风暴突击群，居然可以成军成师的打出胡蒂尔战术（这是少量精锐特种部队的专利）！

换句话说，志愿军虽然在力量投放的强度上远不如美军，但是志愿军却能将有限的力量更精准更有效投放到美军最薄弱最致命的环节。

如果我们把美军力量投放比喻成工业时代的巅峰，简单粗暴一力降十会，志愿军的力量投放却颇有互联网时代的特征，去中心化水银泻地般渗透无处不在！

电影《长津湖》将中美两军的上述特点刻画得非常到位。

7连刚刚入朝就遭遇美机轰炸（这是史实，整个9兵团入朝就遭遇美机轰炸），然后就只能依靠步行向预设战场长津湖行军，因为白天美机无所不在，所以，部队只能昼伏夜行。

大家知道一支部队只能昼伏夜行运动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后勤补给基本断绝！

意味着部队将受到更加恶劣环境的挑战！

电影里对志愿军在恶劣条件下行军状况有不少的镜头展现，但是普通人可能只记住志愿军啃硬邦邦的冻土豆的画面，毕竟在食物保障上中美两军对比太强烈——美军后勤供应的是琳琅满目的丰富食材，而志愿军则只有冻土豆。

其实真实的历史比电影更为残酷，9兵团在战役发起前连土豆都不能保障前线士兵供应（入朝之时人均只发了两个土豆），很多战士在战役打响之前已经饿了3天！后期基本是饿着肚子在作战！

（来源：《长津湖》剧照）

挨饿还不是最大的挑战，对于9兵团志愿军而言，最大的挑战还是严寒的天气。

大家想象一下我们志愿军部队是在什么条件下向长津湖地区运动——白天卧冰嚼雪，要躲避美军飞机侦察；晚上则在零下31度（最冷甚至到零下40度）风雪弥漫的朝鲜山区中艰难行军。他们不仅缺乏粮食，很多战士甚至连棉衣都没有！

说实话在零下31度的野外，普通人待上几小时可能就已经精神恍惚，但是我们9兵团十几万志愿军战士竟然在美军没有任何觉察的情况下忍饥挨冻潜行数百公里赶到长津湖，悄声无息将美军团团围住。

这是一支意志与纪律何等强大的军队！

所以，西方史学界才将9兵团悄声无息运动到长津湖描述为“不可思议的军事奇迹”，而创造这个奇迹的就是我们志愿军战士，他们以高度纪律性以及意志力面对最恶劣的环境挑战，让同时代军队望尘莫及！

所以，在我看到这一系列电影画面的时候——

志愿军在河滩上忍受着美军飞机来回扫射，血肉横飞却一动不动；

志愿军潜伏在雪地里如同冰雕一样躲避着美军飞机的侦察；

志愿军默默啃着硬邦邦的冻土豆吐出一颗蹦掉的牙齿；

我在心里默默念着：这就是我们的军队！任何恶劣的天气都能克服，任何变态的地形都可以快速机动，不仅具有超强的隐蔽能力，而且在后勤断绝的情况下依然可以打出大纵深快速穿插的的战术！

这就是轻步兵的巅峰！

这就是军事史上的丰碑！

4  志愿军的真实特征

现在我们来讲讲长津湖战斗。

长津湖地处朝鲜高寒山区，是一个极不规则的湖泊，将该地区割裂成无数碎片化小镇——新兴里、柳潭里、下碣隅里……

长津湖战役示意图（来源：新浪网）

彭总将长津湖作为东线志愿军预设战场是精心策划的结果，这里的地形对于志愿军这样的轻步兵简直太友好了——

山区有利于志愿军穿插运动，长津湖碎片化地形有利于将美军分割围歼，最为关键的是，美军一旦战败还只有一条狭窄的道路可以撤退（沿下碣隅里，经古土里、水门桥、真兴里至兴南港）。志愿军只要截断这条道路，美军就插翅难飞。

电影以第7连的作战经历为线索，通过三场战斗——半山民宅遭遇战、阻援战、新兴里攻击战来给我们还原了长津湖战役的历程。

首先，第7连这个模板就塑造得很好，这个模板比较真实表现了志愿军一系列的特征，包括：

高度纪律性。在河床里被美军飞机疯狂扫射，即使血肉横飞，但是没有一个战士惊慌失措，乱喊乱跑，默默执行着卧倒扮演死尸的命令，非常了不起。同样，在美军直升机低空侦察时，全连伏在雪地里一动不动，其令行禁止的纪律性令人叹为观止。

干部表率作用。三场战斗特别是攻防肉搏战中，连排一级干部都是冲在前面，这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同时也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基层干部伤亡率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

主动攻击精神。7连1个排在穿插过程中发现美军援军，虽然美军援军是包括坦克、汽车的机械化部队，而7连这个穿插排只是一支携带轻武器的步兵，但是为了保障小镇攻击作战连主力的安全，这个排毫不犹豫地向这支机械化美军发起攻击。这种不畏强敌且旺盛的攻击精神恰恰就是志愿军能打出大纵深快速穿插战术的核心。

相比之下，美军作战意志就比志愿军差得多。

电影里这个阻援战斗真实的历史是下碣隅里被志愿军围攻之后，美军陆战1师师长史密斯从古土里派出一支援军去增援下碣隅里，这只援军有29辆坦克，140辆汽车，总兵力922人，由英国海军陆战队中校德莱斯代尔指挥。

这支救援部队出发之后，沿途遭受了志愿军凶猛的攻击，无数志愿军战士从山上冲下来前赴后继向美军发起决死的冲锋，很多冲锋的志愿军战士甚至脚都冻坏了，只能以一种扭曲的姿势跌跌撞撞向美军冲击。

面对志愿军持续不断的攻势，美军坦克部队指挥官精神崩溃，抛弃后面的车队自己跑了，没有坦克部队掩护的美军也丧失了抵抗意志，除了部分跑掉，整整240名美军向我军投降。

良好的战术素养。在半山民宅遭遇战中，迫击炮与机枪是7连的火力核心，连长首先是选择一个小高地作为迫击炮发射阵地，然后才是组织部队按照一点两面多层次对小镇发起攻击，机枪手基本就是打一下就转移阵地，绝不一直待在一个地方。这些细节都显示志愿军是一支身经百战具有良好战术素养的精锐之师！

在阻援战斗中，雷公这样的排级干部也表现出非常高的战术素养，先是集中迫击炮手榴弹对美军一顿猛炸，然后迅速组织部队后撤，让美军反击的火力扑空。对于美军的照明弹能够掐着时间再投出一波手榴弹，最后再是反冲击打垮美军。

这些精彩的战斗细节让我看得非常过瘾。这里吐槽一下现在的很多抗日战争剧，动辄就是一个机枪手端着机枪一阵长时间扫射，日军如同稻草人一样纷纷倒地，如果是真实的战场，这样的机枪手活不过30秒！

我看过一个资料，在抗日战争中，日军即使突然遭遇伏击，平均只要17秒，日军的枪榴弹就能打到伏击者的机枪阵地！

而在电影半山民宅遭遇战中，美军反应比日军更快，在遭遇7连火力打击之后，迅速锁定7连火力核心迫击炮与机枪进行针对性反击，巴祖卡火箭筒负责敲掉志愿军迫击炮，M2机枪压制志愿军机枪。

这些细节足以说明，美军战术素养也很高，绝非易与之辈。能战胜这样的敌人志愿军绝不是靠什么人海战术，而是靠着更高的战术素养与更旺盛的战斗意志。

5  百思不得其解的“神剧”

半山民宅遭遇战中的肉搏战也惊心动魄，一般来说，这种肉搏战人都是凭着肌肉记忆条件反射作出动作，肉搏战经验越丰富、爆发力越强、身体素质越高的人就越容易在肉搏战中获胜。

在木屋肉搏战中，很明显志愿军军官肉搏战经验丰富，临场反应力要强于美军，就是力量要差一些，几番打斗最后被美军士兵压在身下，这个细节也符合史实——

毕竟美军后勤保障充分，各种食品应有尽有；而志愿军还饿着肚子，战前最多也就是吃了一两个冻土豆而已。

肉搏战的结果当然是志愿军干掉了美军，这种结果可能不了解那段历史的人会觉得非常不可思议——饿着肚子的志愿军怎么可能在肉搏战中战胜营养良好的美军？

是不是有点神剧的感觉了？

真实的历史比神剧还神剧！

随便举一个案例。

二次战役中，40军120师359团3营六班战士张凤山，在整整3天没有吃一点食物的情况下，徒步追上4名逃跑的美军，开枪干掉1个，然后与3名美军殊死肉搏，最后将3名美军全部干掉，实在难以想象是什么让张凤山饿了3天情况下还能以1对3肉搏最后取得胜利。

唯一的解释就是志愿军的战斗精神与坚韧的意志远远超越美军。那种对帝国主义的憎恶以及保家卫国的信仰已经深深渗透到志愿军官兵的灵魂深处，只有这个原因才能让身体素质更差的志愿军战士在贴身肉搏中却能爆发出更强悍的力量。

所以，不要看到电影里一些不能理解的细节就信口雌黄这是什么不符合逻辑的神剧，整个抗美援朝的战争本身就是西方军事学家百思不得其解的“神剧”！

6  新兴里战斗

然后我们说说新兴里战斗，这也是电影中争议最大的地方。

网上对电影里这场战斗争议比较大有两点，其一就是志愿军密集冲锋，其二就是新兴里战斗有点乱，不像前两场战斗那么层次分明，我们一个一个来说。

首先是密集冲锋的问题。

提出这类问题的都是战争外行，至少也是不懂我军战术的外行。在长津湖战役中，9兵团部分部队在少数开阔地攻击时确实有密集冲锋却被美军火力大量杀伤的案例，但是这与电影中新兴里战斗是两回事。

我军进攻模式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在开阔地形的强攻，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大部分部队会拉开散兵线（甚至组织三三队形）发动多层次进攻，这种模式主要就是有效减少敌军火力伤亡，散兵线距离基本要保持1颗炮弹不能同时炸死两个人。

但是我军还有一种独创的进攻模式，这种模式就是利用夜色提前潜伏在敌军阵地前沿几十米的位置，然后突然发动攻击。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采用最多就是这种模式，没办法，美军火力太强大，在开阔地形拉开距离强攻，什么队形都扛不住美军密集的火网。

电影新兴里战斗志愿军进攻就是后一种模式，在电影里有一个细节，就是志愿军发起进攻前先是密集的投掷手榴弹——既然手榴弹都能对美军造成有效杀伤，那么志愿军攻击阵地距离美军阵地最多也就是几十米。

事实上在美军战史中对长津湖战斗的描述，让美军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志愿军的手榴弹，这里摘录一段王树增《远东朝鲜战争》中引用的美军回忆录的描述：

“……多年以后，幸存的陆战队员依然对这一幕印象深刻：一枚接着一枚手榴弹如雨点般砸向美军阵地，仿佛中国人手里有用不完的手榴弹一样。”

按：王树增也是电影《长津湖》的军事顾问。

手榴弹是志愿军发起攻击后前短暂的火力准备，然后潜伏的志愿军就是一拥而上，用强大的动能冲垮美军的防线。

所以，这种模式下密集冲锋就是一种必然——你都潜伏在美军鼻子前几十米了，攻击开始之后难道还只让少量的志愿军战士去冲锋，其余人还趴在原地不动？

当然，能采取这种潜伏到敌军阵地前几十米突然发起攻击的作战模式也是志愿军独门绝技。这需要军队具有高度的纪律性以及娴熟的潜伏技能——著名的邱少云烈士就是潜伏在敌军阵地前活活被火焰弹烧死而坚持不动的典范。

相对真实历史中新兴里比较复杂的战斗历程（整整打了3天），电影还原这场战斗的脉络更为简洁清晰——志愿军潜伏接近美军阵地，突然发起攻击，美军防线被突破，美军在麦克莱恩上校指挥下突围，麦克莱恩上校受伤被俘，美军崩溃。

电影里新兴里战斗后半部分有点乱也是符合逻辑的，小镇攻防战只是小部队交战自然能做到有板有眼脉络清晰，新兴里战斗则是万人规模的交战，美军在志愿军冲入新兴里之后陷入混乱，已经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所以新兴里战斗画面切换更复杂更宏大也是情有可原，至于志愿军战士开着装载有空军识别弹的汽车冲入美军溃退的坦克群也符合战场逻辑。

7  结尾的深意

电影结尾稍显仓促，我看完电影后搜索了一下，按照制作方计划这部电影还有续集，专门描写志愿军追击溃逃美军的战斗，据制作方透露，7连在后续战斗中还有更艰巨的任务。

虽然有点仓促，但是电影在后面也展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战斗细节。

一个是杨根思抱着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

一个是在狙击美军阵地上被严寒成建制冻僵的冰雕连。

这里说说冰雕连。

在长津湖战役中，9兵团成建制被冻僵在阵地上一共有三个连，分别是20军59师177团6连，20军60师180团2连，27军80师242团5连。

在人类战争史上，军队成建制冻僵在阵地上也绝不后退，志愿军是独一份。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美军占领志愿军阵地后，看到志愿军部队整建制冻僵在阵地上，内心有多么震撼！

按：根据20军60师180团2连战史记载，我军后续增援部队在打扫2连战场时竟然发现，美军在占领2连阵地之后，对2连所有冻僵的烈士用自动武器补过枪。

美军连冻僵的烈士都要补枪，由此可见，美军对这支军队的惧怕已经深入到骨髓里。

（来源：新浪网）

现在我来讲讲电影最后这两个细节的含义。

电影最后有一组数据，在长津湖战败的东线美军最后从兴南港撤军时还有10.5万人。当时东线志愿军9兵团参战前人数为15万，作战伤亡约1.8万，冻死冻伤3万，实际减员为4.8万。也就是说，在战役结束时9兵团实际人数已经比东线美军更少。

最为关键的是，9兵团的伤亡主要集中在一线作战部队，而东线美军只伤亡了1.4万人，所以，在兴南港撤退时美军一线作战部队人数已经远远高于9兵团。

不但总体人数比美军少，而且在东线战斗的后期，9兵团一线作战部队基本已经陷入弹尽粮绝的局面。

也就是说，在东线作战后期，东线美军在人数、火力、装备、补给都全面碾压志愿军9兵团。

为什么狼狈不堪从兴南港撤军偏偏是美军？

因为美军对志愿军实力出现严重误判。

误判的原因其实就是美军从上到下作战意志已经被志愿军所压垮。

当无数志愿军战士前赴后继向美军发起决死冲锋的时候；

当杨根思抱着炸药包冲进美军人群中的时候；

当成连成连的志愿军冻僵在阵地上也无人后退的时候；

美军的作战意志已经崩塌了。

灰头土脸的美军至少在短时间已经无法重塑与志愿军作战的意志，所以即使各方面实力具有压倒性的优势，最后也只能吞下战败的苦果，狼狈不堪从兴南港撤退。

电影最后两个细节就是交代美军作战意志被摧毁的原因。一支部队连基本作战意志都被打崩了，韩国人还好意思厚着脸皮宣扬这是美军的胜利？

所以，韩国媒体SBS以伤亡人数来评价战争结果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战争的胜利从来都不是仅仅只看伤亡人数，而是看战役的结果。长津湖战役，东线美军溃退上百公里，让志愿军一举控制了朝鲜狼岭山脉以东广大区域，有利保障了西线志愿军侧翼安全，让西线志愿军可以乘胜追击近300公里，将美军从鸭绿江边赶到三八线附近。

这样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连当时美国报纸都承认对于美军是一场罕见的失败，韩国人在71年后酸溜溜的评论又如何能改变事实？

8  新中国的脊梁

《长津湖》是一部优秀的战争电影，与过去国内的同类战争片相比，至少在三个方面实现了突破。

其一，为什么要出兵朝鲜？

过去对于出兵朝鲜的原因，我们的宣教只是简单的解释为“保家卫国”。这个口号没有错，但是简单的口号比较单薄，这部电影以普通人的视角，只用几组镜头就简洁生动诠释了“保家卫国”的含义：

何为“保家”？

——指导员的一句话：“我们把该打的仗都打了，我们的后代就不用再打了。”

（来源：《长津湖》剧照）

何为“卫国”？

——美军飞机对我国丹东地区的轰炸与壮丽的长城景观视觉对比强烈，祖国江山如画，美国人却要把战火燃烧到我们国境；

其二，志愿军为什么是最可爱的人？

过去我们同类的电影表现只是简单的展示志愿军战士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这部电影增加了很多志愿军战士生活细节的文戏，让人物形象更加饱满而生动。

其三，战争场面宏大而激烈，战斗细节非常精彩也基本符合史实。

这方面前面阐述比较多，这里就不重复了。

但是这样一部优秀的战争电影在豆瓣评分上却只有可怜的7.6分。

我看了看豆瓣评论上的差评，有人说战斗细节太假，那是他们根本就不了解真实的历史！有人说电影时间太长，对观众太不友好，但是同样时间长达170分钟的美国电影《拯救大兵雷恩》豆瓣评分却是9分，即使是非常拖沓时间长达183分钟的《珍珠港》豆瓣评分也是8分。

71年前民盟知识分子时任中央委员的张东荪为讨好美国，竟然将9兵团入朝情报泄露给美国，可见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恐美崇美是大有人在。

71年后，在豆瓣某些网友眼里上，中国电影永远比同类美国电影评分要低一个层次。

幸好，支撑这个国家脊梁的从来都不是那些软骨头理中客。

71年前的那个冬天，满怀共产主义理想和庄严正义感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在云山，在清川江畔，在风雪弥天的长津湖边，无数质朴的志愿军战士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将武装到牙齿的美军打得溃不成军、一泻千里；

志愿军气贯长虹，威震敌胆，打出了军威与国威，重塑了这个民族的尊严。

他们才是新中国的脊梁！

（来源：长津湖剧照）

2021年国庆，电影《长津湖》全国公映，绝不仅仅是让我们重温这段历史，而是有特殊的意义。

不要以为现在是和平年代就可以高枕无忧，从2018年开始，美国对中国连续发起的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以及地缘政治的围追堵截其实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但凡我们骨头软一点、意志差一点，我们就有可能输掉这场战争，然后我们就会被钉死在中低端产业链上，世世代代为美国人打工。

还好我们顶住了美国人施加的巨大压力，就如同71年前我们的父辈在朝鲜战场上顶住了美军的钢铁洪流一样，3年斗转星移，今年在安克雷奇我们反客为主指着美国人鼻子说：你们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对中国说话，然后在天津会谈中我们直接甩给美国人两张清单划出三道底线，再然后就是孟晚舟回国，深圳机场万人合唱《歌唱祖国》。

所以，《长津湖》它绝不是一部普通的电影，它是冬天里的战鼓，是凝聚全民意志的号角——

美帝就是纸老虎，不要怂，干就是了！

只要我们敢于斗争，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最后向志愿军致敬！

71年前志愿军敢于在最恶劣的条件下挑战美国霸权的精神必将薪火相传给一代代中国人。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Fh63XQhR51uV_mmZXTJItQ

【导读】2021年10月8日，经过长达半年的查办，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依据《反垄断法》对美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这无疑是平台反垄断进程中的又一标志性事件。舆论追问：平台垄断是如何形成的？又对社会造成哪些负面效应，以至于国家必须出手治理平台垄断？

本文深刻解析新技术与新商业模式，揭示平台垄断冲击实体经济、加剧劳动剥削的深层原理。作者指出，平台企业利用技术创新，重塑了价值生产过程，其高度依赖于无数匿名个人的分布式价值创造活动；另一方面，平台改变了传统的价值分配机制，从中获取超额剩余价值。由于平台巨头们只提供渠道和“连接”，而不直接提供商品和服务，这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过程税（如营业税），只要缴纳少量结果税即可（如利润税）。即便是这部分利润税，还可通过提高内部报酬收入、进而抵扣最终利润等方式，来加以规避。此外，平台企业还通过数字控制，加剧了对劳动者的控制——“数字技术这种新生产力不但没有解放劳动者，反而编织了一套更繁复的枷锁，将劳动者束缚得几乎喘不过气”。而通过监管套利，平台企业产生的负外部性则转嫁给了社会与劳动者个人。巨头们甚至不再需要给劳动者提供基本的福利，劳动者保护措施和劳动法在高科技面前似乎就要让位。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优步和美团。

作者指出，技术并不是中立的技术，不管如何飞跃，本质上依然服务于资本。面对平台垄断对传统市场规则和国家法规的挑战，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领跑者之一，中国有责任探索对互联网经济的合理监管之道，找到缩小贫富差距的方法。这不仅关乎中国，也关乎世界。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1年10月新刊，原题为《数字财富鸿沟：数字控制与资本控制的叠加效应》，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数字财富鸿沟：

数字控制与资本控制的叠加效应

新自由主义体系下成长起来的数字巨头，在“创新”的光环下，一度承载着人们对科技的乐观主义想象。其快速崛起，也创造了越来越多不可思议的造富神话。当人们终于警觉起来，才发现这些已经成长起来的巨头，正利用技术叠加资本，在某些方面发展出超越国家的能力，并试图改写传统市场的规则。数字巨头主导下的平台型垄断，展现了与以往任何垄断形式都不同的特征，其对传统价值分配机制的结构性扭曲，加剧了不平等程度，造成了新的财富鸿沟。这一切因何而起，又当止于何处？

 

（2021年10月8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数字造富神话

随着人类社会加速进入数字时代，财富的创造也呈现出明显的加速趋势。根据2021年3月发布的“胡润全球富豪榜”，2020年，全球新增412位10亿美元级别的富豪。互联网平台更是显示出超乎寻常的造富能力，排名前十的富豪有一半出自互联网平台型巨头。欧盟的研究指出，与传统的商业模式相比，2020年，在线平台继续以无与伦比的速度在增长，从1月至10月，短短十个月，互联网企业平台的市值就增加了接近一半。异军突起的互联网平台，犹如一趟又一趟“造富高铁”，满载着一批又一批企业创始人迈向“巨富”的“下一站”。

 

回望平台崛起的历史，2016年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份。过去，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长期被制造业、资源采掘业和金融业的企业占据。但2016年8月，全球市值最高的五家公司第一次全部变为互联网平台型巨头，其排名从高到低，依次为：谷歌、苹果、微软、亚马逊和脸书。这标志全球进入平台经济时代。

 

与传统经济发展不同，依托数字技术，新兴科技巨头不再是产品的生产者，也不是消费服务的提供者，而是利用技术优势构建起独立的平台系统，并直接控制全球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从这一点来看，具备全球性质的科技巨头们通过数据平台获得了远远超过普通企业的影响力和造富能力，以至许多老牌工业巨头上百年的积累竟比不过新兴科技公司数年的财富增长。以特斯拉公司为例，其创立于2003年7月，主要业务为新能源汽车制造。作为一个成立不到20年的新兴汽车制造商，其2021年6月4日的最新市值超过了5770亿美元，约为老牌传统汽车制造商丰田的2倍以上，戴姆勒公司的5倍以上，更是福特汽车公司市值的10倍以上。也就是说，特斯拉单日市值波动就可以超过拥有百年历史的福特汽车全部市值的水平。

 

如果将视角拉长，对比历次工业革命的创富周期，我们会看到，互联网平台企业造富的加速趋势愈加明显。从15世纪欧洲资产阶级诞生的最初阶段至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经营纺织业从发迹到成为亿万富豪，需要经过二代至三代人的不懈努力，例如富格尔家族；到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成为亿万富豪也需要至少一代人的长期奋斗，例如卡内基家族、福特家族；到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如英特尔等半导体企业的崛起，造富周期缩短到20至30年；而如今的数字时代，互联网平台企业已经将造富周期缩短到2至10年。

 

生活在数字经济时代的中国人，也目睹了大量造富神话。2012年胡润首次发布全球富豪榜时，大中华区进入榜单前50名的富豪只有4人，而且都是香港房地产商。到了2021年，进入全球富豪榜前50名的大中华区富豪人数猛增到17人，其中7位来自互联网平台型巨头，占比超过了40%。

 

2011年，原网景公司创始人马克·安德里森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为什么软件正在吞噬世界”。安德里森认为，目前成长最快、利润最高的公司，无一不是软件公司。面对软件公司的竞争和冲击，诸如制造业、电信业、电影业、石油和天然气业、金融业等传统企业要么转型，要么死亡，只有那些将自己变成软件公司的传统企业才能存活下来。他据此预测，在未来，软件将颠覆和重塑更多行业，软件会渗入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

 

十年过去了，我们不妨说，互联网平台正在吞噬世界。正如亚历克斯·莫塞德与尼古拉斯·L.约翰逊在他们合著的《平台垄断：主导21世纪经济的力量》中所言：“如果说软件是这一经济大变革的开启者的话，那么今天吞噬世界的就是平台。平台主导了互联网和我们的经济。”互联网宇宙改变、侵蚀、分解着物理宇宙，如同用巨大的触手在一个活体上源源不断地吸取能量。阿里巴巴和亚马逊是最好的例子，它们成功地转变和“吞噬”了很多传统的零售业。物理宇宙里的实体除了配合和改变外，别无他法。抵抗是无效的，如果不合作，就只能等着慢慢消亡。

 

互联网平台为什么具有如此强大的造富能力？互联网平台深刻地改变着世界，它创造的财富惠及普通民众了吗？它到底是缓解还是加剧了贫富分化？

 

▍平台“吞噬”世界

信息技术革命极大改善了人类的生活质量，提高了经济生产效率，也不出意料地带来了新的难题。互联网极快的信息交流速度，使参与互联网的用户天然倾向于将大型平台作为交流媒介，以最大程度地同他人建立联系。而一旦建立联系，用户必然对平台产生“黏性”，拥有优势的平台会不断壮大，直至“吞噬”某一部分互联网或数字领域，占据垄断地位。

在传统工业时代，资本增值的方法是进行实体生产活动，获取劳动者劳动的剩余价值。因此，资本完成一个增值周期，必须经历研发、投资建设厂房、雇佣劳动力、购买设备、生产、宣传销售等环节。这首先意味着，企业必须占有大量实体资产，扩大规模的成本比较高，增加投资的边际收益却有限。其次，由于每个环节都要分走一部分收益，所以收益率相对有限。对工人，必须支付工资；对研发人员，要支付专利费、技术性入股的分红或者发明奖励等；对企业的管理者，要支付较高的经理工资，即管理成本；而市场营销者则通过营销费用和流通费用获得报酬。而且，企业的生产过程还享受了国家提供的正外部性，需要支付税费。除去以上各个环节，剩下的才是资本的增值收益，增值速度相对有限。

相比之下，平台企业具有明显的“轻资产”的特点，它们并不投资内部资源，比如员工、工厂、生产设备或者仓库。用汉威士传媒集团高级副总裁汤姆·古德温的话说：“世界最大的出租车公司优步，不曾拥有一辆车。世界最流行的社交网站脸书，没有生产过任何内容。最有价值的零售商阿里巴巴，没有一件商品库存。还有世界上最大的民宿网站爱彼迎，旗下没有一处房源。”加拿大学者尼克·斯尔尼塞克将这种尽可能降低资产所有权的平台称为“精益平台”，此类平台采取“超外包”运作模式，试图将几乎所有可能产生的成本都外包出去，包括员工、固定资本、维护成本、培训等，剩下的只是提取最小值——控制平台，就可以获得垄断租金。

换言之，平台企业重塑了价值创造的过程，它们“连接”而不“拥有”，自己并不生产价值却开辟了生产价值的新源泉，无数匿名个体的分布式价值创造活动，取代了以往线性企业的内部生产活动。平台声称自己只是中立的技术平台，仅仅提供中介服务，提供平台的接入，撮合用户之间的交易，自己并不参与交易。平台之所以成为主导，不是因为它们拥有什么，而是因为它们连接足够数量的用户。它们不像传统工业垄断企业那样拥有生产资料，扩大规模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而且，由于自身并不参与交易，不进行实体生产，互联网平台省略了传统工业时代的研发、投资建设厂房、雇佣劳动力、购买设备、生产、宣传销售等中间环节，大大减少了资本增值过程中的分利环节，相应增加了剩余收益。

平台既然是一个“连接”用户的网络，就必然遵循“网络效应”的规律。网络效应是指，使用某种产品或服务的消费者会形成一个网络，当其他消费者购买这种产品或服务、加入这个网络时，就会产生额外的价值。消费同种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者越多，这些商品和服务就越有价值。在过去，传统的线性企业对接用户数量与其所获得的价值之间的关系仅限于企业与用户双方，其效果类似“加减乘除”的基础影响，即单向性的生产、销售与消费，用户对企业很难产生价值回馈，用户和用户之间更不会有价值上的联系。而在数字经济时代，“网络效应”所带来的关系要比线性企业复杂许多。根据梅特卡夫定律：“网络的价值与系统中连接的用户数量的平方成正比（网络价值=kn2)。”（编者注：此处的数字2，应为右上角小标字体，代表“平方”）这意味着，网络效应所带来的是平台对用户、用户对平台、用户对用户等全方位立体式的交互影响，其产生的价值效益远超线性企业的增长水平。

极低的扩张成本和极高的收益，使互联网平台拥有很强的动力去开疆拓土，连接更多的用户、更多的领域，把自己的经营模式扩展到实体经济，如传统的餐饮、出租车、住宿酒店，甚至线下菜市场等行业。

快速扩张的网络效应，带来了数字时代平台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即赢家通吃，“垄断的趋势是建立在平台的DNA上的”。相比于传统产业，互联网产业的集中度通常要高很多。在传统产业中，一般都会存在多家实力相当的头部企业，整个行业通常会呈现出多寡头竞争或者垄断竞争的结构；而在互联网产业，则有“数一数二，不三不四”的说法，即同一个领域只会有一到两家份额巨大的企业，排名靠后的企业在市场上的份额可以忽略不计。

由于平台企业增长更快、边际利润和投资回报率都更高，自然更能赢得资本市场的青睐。用《平台资本主义》的话说：“在一个超低利率和投资机会的时代，精益平台经济最终会成为盈余资本的一个出口。与传统工业经济劳动者与消费者之间划分明确不同，数字经济时代的用户既是消费者，也是平台数据和内容的生产者。数据平台将信息交流的公共服务转化为商品的生产与消费，并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持续商品化。”

数字时代的新技术叠加金融资本之后，以新兴科技巨头为核心的各类数字平台，通过对互联网某一领域的垄断，获得了超高额的利润。在技术的支持下，数字平台对财富形成“虹吸效应”，大大加快了社会财富的集中度，并放大了当前财富分配机制的缺陷，使各阶层之间的财富鸿沟越来越深。

▍加速扩大的“鸿沟”

在数字时代，网络平台企业极大地加强了对一线劳动者的生产管理和束缚。可这些劳动者创造出来的价值，并没有被更有效地分散到更多的企业利益相关者手中，而是进一步被聚集在资本方或者企业实际控制人的手中。同时，数字经济模式又通过职务发明制度和改造开源代码，压缩了发明者的权益，占有了大部分发明者创造的价值。对于数字时代网络平台资本的超额剩余价值，有学者称之为“数字剩余价值”，获取了超额数字剩余价值的平台巨头成长的效率和速度远超传统工业时代的企业。

超额“数字剩余价值”造就了一个又一个亿万富翁，也创造了深不见底的数字财富鸿沟。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数字经济报告2019》指出，数字技术创造的巨大财富并没有惠及所有人，相反，数字技术加剧了国与国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换言之，数字技术和平台经济也是一种“破坏性创新”，它成就了赢家，也制造了输家。一方面，新技术的应用导致大量中低技能的工作岗位流失，掏空了中产阶级；另一方面，面对平台巨头，劳动者即使暂时保住了自己的工作，其议价能力也会越来越弱。

平台型巨头崛起之后，其影响力不断“破圈”。平台作为一种私人主体，却逐渐具备了公共基础设施的属性。任何生活在数字时代的人，都能感受到互联网平台的巨大力量。试想，当绝大多数人都接入一个或几个平台时，平台的重要性和基础性丝毫不亚于电力公司和自来水公司。所以马云曾说：“我们认为未来阿里巴巴提供的服务会是企业继水、电、土地以外的第四种不可缺失的商务基础设施资源。”

随着网络规模的不断扩大，互联网平台对超额利润的垄断不断增强。一方面，平台依托数据汲取、资源调配和规则制定能力，在数字社会的分工结构中日益占据优势地位。平台借此压缩了支付给劳动者、平台内商家等的回报。另一方面，平台企业逃避了很多本应承担的责任，突出表现即平台企业的税负成本远低于传统企业。由于平台巨头只提供渠道和“连接”，而不直接提供商品和服务，这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过程税，比如营业税，只要缴纳少量结果税即可，比如利润税。即便是这部分利润税，还可以通过增加企业成本，比如提高内部控制人报酬收入、将企业家个人消费转嫁为企业支出，从而抵扣最终利润等方式来规避。

换言之，在数字时代，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不但没有缓解，反而在相当程度上加剧了价值错配和贫富分化。马克思提出“异化”这一概念时，他大概想不到170多年后，数字技术这种新的生产力不但没有解放劳动者，反而编织了一套更繁复的枷锁，将劳动者束缚得几乎喘不过气。

平台控制劳动者、重塑劳动关系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优步和美团。优步和美团都自称是中立的平台，并不拥有出租车、餐厅等实体资产，只提供信息，撮合乘客与司机、用户与外卖员之间达成交易，是典型的“连接”，而非“拥有”。

美国学者亚历克斯·罗森布拉特用了5年时间，穿越了25个城市，乘车行程超过8000千米，采访、观察了500多名网约车和出租车司机后，写下了《优步：算法重新定义工作》，揭示了优步等平台巨头如何打着“共享、科技与技术中立”的旗号，在制度的缝隙中游走套利。

罗森布拉特认为，优步就像变色龙，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采取不同的策略。当成千上万的司机受到吸引加入优步时，却发现实际情况与其宣传的美好图景存在天壤之别，一位司机甚至说，为优步工作是“现代奴隶制”。借助智能手机这个无时不在的传感器，优步对司机劳动过程的控制，甚至比传统雇主更为精细严格，一切都由平台和“算法老板”决定。优步决定什么样的车型符合平台的规定，有时候它还会随心所欲地修改适配车型的清单。它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设置和变更费率，控制着派单系统，用补贴和奖励政策来区别和筛选司机，甚至保留了无理由终止或辞退一名司机的全部权力。优步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协调和解决冲突，不论是乘客纠纷还是克扣司机报酬的投诉，都是由公司仲裁的。优步制定政策，处罚不符合优步行为标准的司机，刺激司机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接单工作。

司机们甚至无法决定自己接哪些订单，因为优步会故意隐藏乘客的上车地点、目的地、是否有酗酒吸毒犯罪前科等信息，防止司机因为觉得无利可图或者有危险拒绝接单。而且，优步会在不告知司机和乘客的情况下提高自己的抽成收入，克扣乘客付给司机的小费。当乘客在手机上支付费用后，优步会将乘客给的小费部分折算成服务费，这样司机的手机上就不会显示小费，而只显示服务费。优步还会监控司机的接单率和订单取消率。如果司机的接单率低而取消率高，他们就会面临被平台暂停服务甚至辞退的风险。如果他们试图反抗算法的指令，就会受到公司的处罚。

在这种情况下，司机们很快发现，自己好像一个提线木偶，无时无刻都得接受算法的摆布，工作时间越来越长，收入却越来越少。2015年，优步在广告中声称，司机每小时可以挣15美元，联邦贸易委员会调查后发现只有30%的司机可以赚到这么多钱。司机似乎成了优步棋盘上的一颗数字化的棋子、算法机器上的一枚螺丝钉，疲于奔命、无法喘息。因此，大多数人发现优步并不是通往中产阶级生活的康庄大道之后会选择退出，这导致优步司机具有超高的流动性。而当司机选择对抗优步时，才发现优步话术中隐藏的陷阱。优步将司机定义为“创业者”“自己的老板”，这意味着他们不是优步的员工。优步给司机安上了很多头衔，但就是不承认司机是自己的员工，不承认司机与自己之间存在雇佣劳动关系。有时候，司机是“独立合约人”，有时候又变成了“消费者”或者“终端用户”。用优步律师的话说，“这些司机或交通运输服务的提供者与优步之间的商业关系是：优步公司授权他们使用优步软件，并从中收取授权使用费。”

这样一来，优步就不用对司机承担传统劳动法规定的各项义务。在美国，平台企业否认员工与自己存在雇佣劳动关系，可以削减某些方面的成本，如福利、加班费、病假补贴以及其他成本，节省大约30%的劳动力成本。难怪马克思写道：“计件工资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相称的工资形式。”

优步从来不承认自己是一家出租车公司，坚持宣称自己是一家科技公司，从而规避了传统出租车行业的法律规则，不必承担传统出租车企业对劳动者的责任。例如，优步声称，由于自己不是传统运输公司，就不应该受到《美国残疾人法》的管辖，没有义务为残疾人乘客提供无障碍设施等服务，而传统运输业的竞争对手则必须提供这项服务。

在罗森布拉特看来，优步的行为是一种监管套利。优步并不是孤例，优步的话术及其商业模式的逻辑已经远远超过优步公司本身，它是硅谷公司“科技例外论”的产物。在创新成为政治正确的当下，硅谷公司喜欢标榜科技和创新，主张传统的法律、行业规则和监管政策对它们并不适用，从而有组织、系统性地逃避监管。

优步司机的遭遇，在中国也并不陌生。人们曾经惊讶地发现外卖员“月入过万”，但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郑广怀教授的团队调查认为，外卖员收入过万只不过是平台初创阶段的特殊存在。随着平台补贴的结束和越来越多骑手的加入，“月入过万”正在变成一个虚幻的梦想。郑广怀教授团队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2019年，武汉市外卖骑手的月平均工资为5882元，低于武汉市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6730元。只有7.49%的人表示当前收入满足日常支出，而有53.18%的受访者反映，目前的收入并不足够支付家庭开支。而外卖员每天的工作时间集中在8—12小时，以10小时占比最高。

另一项研究发现，大部分骑手的收入集中在5000元至8000元，真正能“月入过万”的不足10%，高收入只是绝对少数。而与高收入的绝对少数形成对比的是骑手普遍的超时工作，88.12%的受访骑手每天工作8小时以上，甚至有22.77%的受访骑手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过长的劳动时间不仅损害着骑手的身体健康，也加剧了送餐过程中的危险性。

所有外送平台都在追逐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把风险转嫁给最没有议价能力的骑手。平台关心的是“把每一个骑手的潜能和速度挖掘到最大限度”，至于骑手自身的福利、健康和安危，那不是平台关心的事。

外卖员这个行业的特殊之处在于，越是人们不想出门的时候，越是订单量大的时候，如大雨、台风、寒冷天气和新冠疫情袭来时。他们顶风冒雨穿梭在大街小巷，不顾自己的安危，将自己的劳动、青春奉献给了一个没有多少个人成长空间的行业。当他们心灰意冷，或者受伤病困扰而不得不退出时，他们的价值已经被榨取殆尽，可所有的附加成本却要由他们自己和社会来承担。收益留在了企业，成本扔给了社会。

在这个时代，平台巨头们可以轻松赚到几十亿上百亿利润，而为其成功辛苦付出的司机、外卖员们只能拿到微薄的收入，他们不仅要承受超长的工作时间，还缺乏必要的福利保障。互联网被用来打破或者绕过原来社会约定的劳动关系，巨头们甚至不再需要给劳动者提供基本的福利，劳动者保护措施和劳动法在高科技面前似乎就要让位了。企业家能让外卖员参加上市仪式，却不会给他们的福利增加毫厘。外卖小哥可以登上《时代》杂志封面，却不能拥有五险一金。

 

 

巨头们喜欢说，科技改变世界。如果简单通过形式上的外包就可以规避劳动关系中企业的责任，那同样的形式是否可以推广到所有的员工？每个企业对所有员工，不论工种，是否都可以如此？还是因为这些外卖员别无选择，只能承受？在生产线工作发生事故尚且算工伤，外卖员被算法逼出交通事故就要自己负责？在高科技企业家们仰望星空的同时，能否也留意一下身边的民生疾苦？在社会对“创新”极其宽容的时代，他们用什么回报这种宽容？

诚然，企业通过新的商业模式创造需求无可厚非。但无约束的市场经济使个体劳动者在平台企业面前毫无谈判能力。在冷冰冰的算法面前，传统劳资关系的最后一点温情都被剥夺。在传统企业中，每个劳动者至少是企业中的一个成员，而在优步和美团这样的平台企业中，劳动者变成了系统中的一个编号。他为企业服务，却从不和这家企业发生所提供服务外的任何关系。

企业产生的负外部性由社会承担，本质上也反映了监管的缺失。如果每个外卖员违反交通规则都算在其服务的企业头上，并由此评定该企业的安全服务水平，如果每个外卖员的伤亡都计为工伤并享有职工工伤的福利和赔偿，外卖企业们的系统规则自然会调整到合理范围。资本逐利，当企业不用为其产生的负外部性买单时，企业自然不会考虑这些社会成本有多大。要改变企业系统的规则，我们也需要合理的外部监管。

面对平台巨头的挑战，传统国家组织在监管理念、监管策略和监管工具及支撑性等方面，还存在许多弱项、短板。优步司机究竟是员工，还是独立合约人、消费者、终端用户？各国官方的政策并不一致。在澳大利亚，一名司机投诉自己被优步公司辞退是不公正的，而公平工作委员会裁定，这名司机的身份是独立合约人，因此不受相关劳动法规的保护。好消息是，越来越多国家的监管部门认定，优步司机应该算优步的员工。当地时间2021年2月19日，英国最高法院驳回优步公司的上诉，认定优步司机是优步公司的雇员，而不是承包商或自雇人员，有权享有最低工资、带薪休假等权利。反观那些监管能力较弱的国家，甚至还授予技术公司强大的特权，典型案例就是印度尼西亚政府基本上将营业税收入外包给了技术巨头。这表明大型科技公司俨然具有某些类似本国一级地方政府的权力。令人欣慰的是，外卖平台骑手的劳动权益保护受到中国政府的监管重视。2021年7月26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商务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七部委联合印发文件，要求平台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不得将“最严算法”作为骑手考核要求，并明确平台和第三方为建立劳动关系的外卖骑手参加社会保险，要切实保障外卖骑手的权益。

今天的中国，已经与美国并驾齐驱站到了数字经济的最前沿，前方已经没有现成的坦途。美国正在经历的由大数据经济与算法驱动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同样也冲击着中国的社会。技术并不是中立的技术，不管如何飞跃，本质上依然服务于资本。而对技术神话的盲目推崇，时常让我们放松对幕后操作的警惕。我们应该看到，平台系统并非客观中立的“管理者”，“数字控制”的背后存在着资本操纵的身影。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领跑者之一，中国有责任探索规制互联网平台这种新型的经济现象，找到缩小贫富差距的方法。这不仅关乎中国，也关乎世界。

(本文作者沙烨著：《跨越财富鸿沟：通往共同富裕之路》)

转自；

 

从消费不起到爱答不理，中国人为什么不爱罐头？

作 者 / 莫 莉

来 源 / 华商韬略（ID：hstl8888）

一场“拯救罐头行动”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

前不久，“中国罐头行业品牌打造三年专项行动计划”公布。此前，为了打破国内消费者对罐头“含防腐剂”、“没营养”等认知，专家们也在奋力正名。

“墙里开花墙外香”了几十年，撞上发展“天花板”的罐头，这次能抓住中国人的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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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高攀不起的奢侈品

90年初，前中国首富牟其中用500车皮罐头换回前苏联4架飞机，成为中国商界的传奇，也见证了中国罐头在国际贸易中的高光时刻。

然而，今天，罐头已经很少出现在普通人的食谱上了。

其实，在几十年前，罐头根本是普通人高攀不起的。在70后、80后的记忆中，罐头是只有逢年过节，甚至生病时才能吃到的“奢侈品”。

数据显示，上世纪70年代，一瓶水果罐头卖到七八毛钱，而一斤猪肉只卖五毛钱到一块钱。

现代意义的中国罐头产业，发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早的中式罐头，当属1893年诞生在广州的“豆豉鲮鱼”。

中国罐头产业的真正快速发展是在1949年之后，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催化下，中国罐头产量激增。1953年抗美援朝结束时，中国罐头产量增长了15倍以上。

▲在国外，罐头早已是常见的食品（图为路人在看柏林熟食店橱窗的陈列）

1953年以后，原本主要满足军需的罐头，开始涉足出口，当时以对前苏联的出口为主。

数据显示，1959年中国罐头总产量16万吨，其中一半以上是用于出口的，涉及猪牛羊、家禽、水果、蔬菜等十多个品种。

彼时，四五十家主力罐头厂主要有哈尔滨松江罐头厂、锦州罐头厂、烟台罐头厂、天津罐头厂、上海梅林罐头厂、泰康罐头食品公司、厦门罐头厂等。

当时，统一管理食品出口的中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还设立了罐头杂品处，下设罐头组，专门负责罐头出口工作。此时梅林罐头厂的品种已经增加到了200个，同时还在并购其他罐头厂扩大规模。

中国罐头的出口对象也从前苏联、东欧，扩大到了东南亚、美洲等区域。到1970年代初，出口金额突破了1亿美元。

为了尽可能利用资源和加工优势，中国的罐头产业根据原材料特点也呈现出区域性特征。

比如，广东、福建、浙江、辽宁等沿海省份是鱼类罐头的主要产区；上海、福建、四川主要产肉类罐头；柑橘罐头、桃罐头等水果罐头，以浙江、湖南、河北为主产区；蘑菇、芦笋罐头主产在山东、云南；番茄酱则主要在新疆。

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末，中国罐头出口主要是以蘑菇为主，国有企业是主力军。

1989年美国等国家的食品安全事故，彻底打破了中国的产业格局。

在这次事件中，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认为蘑菇罐头中含有“蘑菇肠毒素”，全面停止了罐头进口。

后来，经过长达10年的论证，终于在1999年10月证明引发食品安全问题的不是蘑菇罐头，但是中国大批国有罐头企业已经衰落并相继倒闭。反而是民营企业抓住机遇，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到1997年上海梅林上市之时，罐头产业已经形成了多元化结构，上海梅林、厦门古龙等都是硕果仅存的国有罐头厂，民营企业林家铺子、欢乐家等后起之秀，相继涌现。

1999年年度水果罐头生产加工、出口创汇第一名的奖牌授予了甬兴集团，这是一家宁波小山坳里不起眼的罐头厂。作为当时快速崛起的民营企业代表，当时其罐头年产量已经超过2万吨。

这一期间，罐头出口保持了较好的发展势头。

中国罐头工业协会编印的《中国罐头十年志》显示，1995年到2004年这十年间，巅峰时期罐头出口总量能够达到此前50多年出口总额的45%以上。

中国罐头行业的整体市场需求也一路走高，从2012年的929.88万吨，增长到2016年的1300万吨以上，年平均增长超过8%。

2015年中国罐头工业协会20周年年会上，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也表示看好中国罐头。当时娃哈哈已经拥有八宝粥系列产品，并由把重点转向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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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时代抛弃的罐头

2016年，中国罐头行业发展达到巅峰。

根据观研天下数据，这一年中国罐头总产量1395万吨，营收1751.79亿元；总利润接近百亿元。

但此后，这一行业发展进入瓶颈期。如今全国规模以上罐头食品厂超过了900家，年产能千万吨左右，产品上千种，但是中国罐头无论是产量、增速还是营收总体趋势都在持续走低。

疫情前期的2019年，中国规模以上罐头企业的总营收约为1282.1亿元，总利润78.7亿元；到2020年，这些企业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下滑了10.5%和11.5%。

罐头在这些企业营收中的占比也大幅下滑。以上海梅林为例，其2018年营收中罐头业务占比只有6.44%，到2019年进一步萎缩到6.21%，2020年虽然有所回升也只有6.38%；在2000年这个比例还在59%以上。

中国罐头出口水平也大不如前。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2020年1-12月，罐头出口总额220.84亿元，占总出口金额17.93万亿元的0.12%。

中国罐头“不香”了。

对此，分析人士认为，这主要是跟中国罐头产业过分依赖出口，而国外市场又出现变化有关。

此外中国罐头的国际竞争力也有不足，主要因为：国产罐头企业机械化水平不高，同质化竞争严重，主要靠价格优势取胜；在水果品种改良方面，相比希腊、南非品种品质较差，损耗也更大。

事实上，在市场行情仍然上涨的时候，行业人士早已感受到了危机。

2004年，时任中国罐头工业协会理事长的梁仲康就曾公开剖析行业问题，包括：缺少龙头企业，基本没有品牌，出口以OEM加工、贴牌加工为主；且过度依赖国外经销商、对外话语权弱；产品受成本上涨、国际需求变化影响严重，“卖价走低、利润减少”等。

而在触碰到增长“天花板”之前，随着金融危机、国际市场波动，中国罐头产业已经经历了几番大起大落。

▲上海梅林的清蒸猪肉罐头

近年来，早期的罐头巨头也早已启动转型。

上海梅林虽然仍然以罐头为主打品类，也开始针对年轻群体开发衍生产品，包括香辣、火锅味的午餐肉，以及东坡肘子、宫保肉丁等中餐菜肴罐头，业务范围扩大到了蜂蜜、奶糖等多个细分领域。

同时，该公司还将主业拓展到全球。

2016年，上海梅林收购了新西兰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商银蕨农场牛肉有限公司50%股权，由此既获得优质的上游资源，又使其跳出单一的罐头业务，跻身为“集牛羊肉屠宰、加工、批发、零售为一体的综合肉类专业平台”。

以豆豉鲮鱼为主打的鹰金钱也在打金枪鱼、鳗鱼等新领域的主意，营销方式也从传统模式转向了线上。

此外，大批罐头企业开始转向饮料产业，主要是植物蛋白饮料。

2020年上市的欢乐家，虽然号称是首家登陆A股的罐头企业，实际上，饮料产能已经远超罐头。

2019年其自产饮料15.6万吨、罐头产量6.72万吨，其中还包括新增的八宝粥产品；从销售收入看，罐头占比也只有不到1/4了。

早在90年代就抛弃了菠萝罐头的椰树集团，已经成了靠卖椰汁每年收入超40亿元的食品企业。

仍然以罐头收入为主的林家铺子，2002年，获得红杉资本、IDG亿元级别的投资后，早已转向国内市场。即便如此，2021年上半年，该公司净利润1152.95万元，同比下滑了24.3%。

罐头产业也经历了外资青睐到剥离、抛弃的过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银鹭和雀巢的纠葛。

银鹭集团原本是一家县城里的小罐头厂，1990年黄福华投入20万美元成立新公司并研发八宝粥产品。随后，银鹭八宝粥迅速走红，2010年，银鹭仅八宝粥一款产品的销售额就超过了50亿元。

银鹭集团也从2005年开始成为中国罐头产业龙头，产值超百亿元。其间，雀巢对银鹭的投资增加，这家民营企业一度成了外资全资企业。

随着罐头市场竞争加剧，银鹭增长疲软，雀巢也开始抽离。2020年，雀巢将银鹭食品作为“非高速增长业务”剥离了，二者分道扬镳。

症结或许就是林家铺子近些年的财报中反复提到的——自然灾害风险造成的新鲜水果、水产等原料减产、采购价格上涨，以及国家重视食品安全问题之后，监管趋严造成了赔偿风险增加等，罐头企业的利润增长时刻面临威胁。

不过，如今中国罐头又有回暖的趋势。

中国轻工业信息中心数据显示，2021年前7个月，全国规模以上罐头食品制造企业营收645.8亿元，同比增长8.4%，利润总额超过30亿元，同比增长了0.7%。

据中商情报网分析，这一变化或与疫情刺激国外需求激增，国内线上购物发展、疫情期间罐头食品宣传得力，以及工作生活节奏加快后，年轻人消费观念变化等因素有关。

这似乎也给中国罐头带来了希望。

不过，从国际竞争角度看，中国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在国际市场上，多数罐头企业的代工厂性质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也没有形成有影响力的品牌，而国内物流、快递又日趋成熟，遭遇瓶颈的中国罐头产业，真的可以通过打开国内市场来实现新的增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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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罐头还能崛起吗？

中国罐头产量虽然全球第一，产品热销欧美市场，供应了全球1/4的罐头，但是在中国却一直坐着冷板凳。

疫情也刺激了海外罐头市场的激增。尼尔森数据显示，2020年美国肉类、鹰嘴豆、吞拿鱼罐头的销量同比增长了31.8%、25.6%、24.9%；德国罐装蔬菜的销售量大涨80%，水果罐头也涨了70%。

同期，中国主要囤积的食物则以面粉、蔬菜、肉类为主，增幅在50%到100%。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罐头是中国人吃不起的“奢侈品”；随着中国人对健康更加重视，而罐头往往与防腐剂、不新鲜等概念关联，变成了不受欢迎的食物。

而在欧美国家，因为地广人稀、外卖渗透率不高、食品工业发达，罐头作为一种储存食物的方式沿用多年，而且外国人普遍不擅长烹饪，罐头方便又美味，一直很受欢迎。可以说，对欧美人士来说，食用罐头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和传统。

数据显示，欧美人士每人每年消费50～90公斤罐头，中国人的消费量几乎不到8公斤。很多人一年食用的罐头，都不到2盒。

较早转向国内市场的林家铺子起初也遭遇了困境。该公司创始人林楠就曾公开透露，曾经遇到过适销难找对路，季节年销带来的库存、资金压力，以及难以标准化，利润低、回款慢等一系列困难，并吐槽：“内销可比外销艰难多了。”

特别是最近几年，物流、方便速食、外卖发展迅速，中国生鲜产业也在快速发展。

数据显示，2012年以来，中国生鲜市场持续增长。2019年交易总规模已经超过2万亿元；蔬菜产量达到72102.6万吨、水果产量27400.8万吨。

互联网大佬阿里、美团、拼多多等，都蓄势要在新鲜果蔬、肉类、水产的供应领域大展拳脚。

这些都使罐头在国内处境艰难。

罐头与“三农”问题息息相关，也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

中国罐头工业协会统计信息显示，1950年到2019年，中国罐头累计产量约为1.9亿吨，其中34%用于出口，创汇超800亿美元，也给大批50到60岁的农民和少数留守农村的中青年劳动力，提供了就近就业的机会。

在部分地区，罐头是当地的支柱产业。比如山东临沂平邑县地方镇，供应了全国三分之一的水果罐头，当地有64家罐头生产企业，其中3个是全国十强企业，为周边2万人提供了就业。

在“十四五计划”将经济增长核心动力转向内生需求的宗旨下，中国罐头产业将眼光转向国内市场，专注内销市场，既是帮助脱贫群众稳定致富成果的需要，也是刺激经济进一步增长的需求。

“三年专项行动计划”也正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

中国罐头工业协会现任理事长刘有千表示，虽然和国际先进水平还有差距，中国罐头企业已经发生了变化，龙头企业已经实现了专业化、规模化和集团化，甚至已经在向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发展。

然而，这些罐头企业面临的问题，是中国人对罐头仍然持有偏见，人均消费量还很低。尤其是苏丹红鸭蛋、奶粉添加“三聚氰胺”等事件之后，中国人对食品安全、添加剂等问题十分敏感、排斥。

对此，食品专家指出，罐头采用的罐藏工艺，通过对食物密封、杀菌，已经无需再添加防腐剂，就能长期保存了。而且，为了降低成本，罐头厂往往倾向在产地、应季生产，所用水果、肉类、水产等，都是非常新鲜。

如何将罐头与“营养、健康、时尚、潮流”结合，形成新的消费文化，也是提升国内市场食用量的关键。刘有千也认为，这方面市场还需要企业有意识地进一步开发。

现代社会的工作、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罐头作为方便即食产品，市场前景越来越被看好。专家预计，到2023年，中国罐头的销售规模有望突破3200亿元。

不过，在一片光明的前景中，罐头行业还是需要发挥创新精神，尽快找到新的增长点。

可以看到，上海梅林转型后业绩增长很快，2016年以来，该公司曾连续5年利润在2.5亿元以上，到2020年净利润达到4亿元，坐稳了肉类罐头食品等细分领域龙头的地位，打响了翻身仗。

早已转向国内市场的邻家铺子，凭借创新营销，率先借助网红带货，2018年以来营收保持了两位数增长，其中2019年增幅达到80%以上。

今天罐头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的罐头。

继娃哈哈、银鹭把粥装进罐头，梅林把中式菜肴放进罐头之后，做橘子罐头起家的丰岛控股集团，也在做功能性果冻、果泥，想打入减肥代餐市场，鹰金钱则把鱼罐头包装变成1人份小魔罐。

既古老又新潮的罐头，正在使出浑身解数，以崭新的形象，试图博取年轻消费者的青睐。

[1]《为罐头食品正名——中国罐头行业品牌打造三年专项行动计划启动》中国食品报

[2]《小小罐头的前世今生：70年产量翻64倍从出口奢品到餐桌常客》中国经济网

[3]《从“奢侈品”到“罐头大国” 中国罐头工业的逆袭之路》中国食品报

[4]《光荣的罐头：1950~1959年中国罐头产业史》西葫芦

[5]《卖价走低我国罐头行业的顽疾》中国食品工业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YK9RAkm6pG2c-UBgN2ye4A

文/端宏斌

老端注：今天这篇文章，是非常实用的操作攻略，作用就是给你提供一个踩雷脱坑的指南。本文不含广告，可以放心阅读。

我们知道，有两种人不喜欢对客户说“再见”，其一是医生，其二是律师，因为你再见医生，说明你又病了，而你再见律师，说明你又出事了。但很多时候，你是不是生病，你是不是出事，这些并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所以当你生病或者出事的时候，知道如何解决问题，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每年都会进行各种投资，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所以踩雷也是不可避免的。去年我买的一套景区度假别墅就踩雷了，不过经过一系列运作，竟然成功让我脱坑，本文就是全程记录。

去年4月，我写了一篇文章叫《我在上海郊区买了套乡村别墅》，那时候正好疫情封门，好不容易放出来透一口气，一下就喜欢上了这套房，下面是实景图：

这套房子精装修，占地面积200平方米，实际使用面积是80平方米，包括120多平的前后花园，以及带浴缸的阳光房。后院直通池塘，每家都带有一个小码头，你可以用来停靠小船，坐着船就可以去池塘里钓鱼。

一出门就是大片的花田，那时候正是春天，所以开满了虞美人，景区里还有大片的薰衣草田，到薰衣草开放的季节，景色相当不错。下图就是走出你家门时的景象：

这套房子是建在景区里的，所以属于商业用地，房子属性是可移动木屋，不可能有产权。房子非常便宜，只有46万，包你20年的使用权（到期可续约），同时还给你每年6%的收益分成。收益来自于你房子出租给客人的租金。因为你明显不可能天天住在这里，你一年能来住2个月就很好了，剩下10个月景区可以用来当民宿赚钱。

在当时，我把这理解成：股息6%的优先股。优先股的本质是债券而不是股票，所以他把房子20年的使用权抵押给你。由于每年还能去住两个月，所以同时具备了投资和消费的属性。

我是万万没想到，这套房子竟然暴雷了，房子你确实可以随便住，但是每年6%的分成死活不肯给。事到如今，我都不太能理解这一点，46万的6%只有2.76万，他只要给我这2.76万就没事了，但就是不想给。

直到此时，我才开始研究跟我签合同的这家公司的背景。这家公司名叫上海潆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的景区名叫青浦寻梦源，我下载了启信宝、天眼查和企查查，看完心都凉了，因为这是一家老赖公司了，它的前身叫上海梦乐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因为拖欠景区所在的青浦张马村村委的租金一直不给，法人已经被列为老赖。而潆薰就是梦乐园换壳的公司，因为这家公司的法人和之前的法人是亲戚关系。

简单地说，原本叫梦乐园的公司，因为经营不善，欠了一屁股外债，连村委会的租金都给不起，已经破产倒闭了。公司法人冯常安已经被列为失信执行人（即老赖）。虽然公司完了，但他还可以换壳啊，所以就成立了一家新公司，叫潆薰，冯的外甥女变成了这家新公司的法人。

2020年疫情暴发之后，他们和一家专门做农村小产权房的公司合作，一起盖房子卖，但是中间不知道出了什么变故，这个项目只搞了一半，没有完成。听说是因为青浦属于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所有建设项目都冻结不批了。由于我买的这套房是现房，是上一家破产倒闭的公司建的，所以就给了我，其他买期房的人就惨了。

此时，我手头最重要的证据就是合同，合同上写得很清楚，如果无故拖欠分红不给，一个月之后，我就有权解除合同，就是这条救了我。如果没有这条，那还不知道会扯皮成什么样子。

接着我找到了律师，律师建议我起诉的同时可以做财产保全，简单地说，就是冻结老赖公司的资金。因为你找老赖打官司，老赖一点都不怕，但你把老赖的钱给冻结了，他就慌了，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你要做财产保全，你就必须要知道对方公司的账号，为了获得账号信息，我花了一番精力，最后终于被我给查到了。接着，起诉+保全，这下对方果然着急了，因为主账号都被我给封了，他能不急吗？

还是要感谢互联网的强大，他在网上留下的任何信息，我都能查到。比如法人的照片、微信、QQ和支付宝，公司的支付宝账户，公司员工的联系方式，之前打过官司的人的联系方式，等等。不管有没有用，我都查了一遍。事实上，知道了那么多隐私信息并没有什么用，最关键的一步还是冻结他的账号，要说服法院执行冻结，你必须有证据，而合同书就是证据。

账号冻结之后，对方终于主动联系我了，此前一直是我联系他，他不理我。接着就是冗长的讨价还价，他希望我撤诉，但又不想给钱，我一看对方根本就无诚意还钱，只能告诉他，法庭上见吧。

等上了法庭，这才发现，法官的自由量裁权相当大。法官就像是一个老娘舅，一直在劝你们各退一步，以便达成协议。但最终的协议还不错，我买房花了46万，对方答应赔给我50万，算上律师费以及打官司的支出，总体上我不赚不赔。

从准备打官司到最终拿到所有赔偿，总共花了半年时间，这其中经历了各种人生的第一次。现在想想，原来打官司也没什么难的，打官司是解决纠纷的最佳手段。

下面是一些心得体会：

1，合同非常重要，必须要好好保存，因为合同是你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保障，如果你连合同都没有，那就真的难办了，因为空口无凭啊，法官都不知道怎么帮你。

2，对付欠钱的老赖，最好办法就是财产保全，冻结他的账户资金，只要账户被冻结，他肯定会服软的。

3，现在法院执行局的力度很大，真要上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这日子相当难过，所以你还是要相信法院。

4，景区的包租房，我打死也不会买了，不管多便宜，因为他随时可能不给钱。说起来给你包租20年，而他这个公司随时都可能倒闭，到时候你找谁去？

后来我听说，上海很多老头老太都买了这种包租的无产权农民房，如果你也同样踩雷了，你可以找我，我给你全程提供法律支援，毕竟我已经拿到了全额的赔偿。很多老人踩雷之后求告无门，其实很简单，打官司就行了。不要害怕打官司，没什么大不了的，这就像你去医院看病一样简单。如果你家有老人看中了这种房子，你一定要说服他别去上当，这种房子就是地雷，谁踩谁知道。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0kWnDxfstYcCgbyqUohOXQ

上篇里我们讨论了股票指数持有时间和风险的关系。分析A股历史数据可以发现，延长指数的持有时间能够有效降低风险。最短的持有期限应该达到3年以上，才能基本消除短期波动带来的额外风险，持有时间越长，收益的确定性就越高。

历史数据说明过去这个规律有效，但未来适用吗？毕竟A股的历史比较短，有可能我们分析出的规律，只是历史的巧合。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来看下历史更长的美股，是不是也有同样的规律。

我选择了标普500全收益指数作为分析对象，它就像是美国版的沪深300，是美国股市大盘蓝筹股的代表。分析的时间范围是1871年至2018年，共147年的时间。

分析方法如下：

第一步，在147年中的每月初买入，统计持有1年后能获得收益率。

第二步，在得到的所有收益率里面，取出最大值、最小值和中位数，这样就能看出在历史上持有1年标普500的收益率范围。

第三步，按照相同的方法，分别统计持有2年至30年的情况。

结果汇总如下表，为了方便比较，其中的收益率都已经换算成了年化值：

数据来源：Bloomberg, wind  制图：韭菜投资学

把表格中的数据画成图，蓝色柱子代表年化收益率的范围，黄色标记代表年化收益率的中位数：

数据来源：Bloomberg, wind  制图：韭菜投资学

从美股得到的结论，与上期里A股的结论基本一致：持有时间越长，收益的波动范围就越小，收益的确定性越高。当持有时间到达20年后，无论在这147年中的哪个月买入，都不会出现亏损，当持有时间延长到25年后，完全不用择时，最低也可以取得年化3.8%的回报。

在这147年中，人类经历了电力和信息科技两次工业革命，生产力有了巨大的变化；股票市场的政策不断变革，由实物股票交易演变成了电子化交易；通讯和计算机技术在全球普及，信息的传递效率大幅提高，参与股市投资的人也越来越多。

这期间，世界也经历了许多曲折，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大大小小的局部战争、30年代末被称为“大萧条”的全球性经济危机、70年代至90年代的三次石油危机、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2008年的次贷危机，经历过漂亮50白马股、科技股的数次泡沫破裂，无数公司破产倒闭，从市场上消失，又有无数新公司创立，建立起新的商业奇迹。

这147年的历史是如此丰富，但时间与风险的关系却没有改变。这说明我们在A股观察到的规律，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时间与风险关系的真实体现。

下图是持有标普500指数1年期后收益情况的分布，短期持有的话，收益最可能落在2%-19%的范围，更高或更低收益的概率都逐渐减小，但仍存在亏损比较大的可能。

数据来源：Bloomberg, wind  制图：韭菜投资学

如果长期持有，收益的分布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下图是持有30年标普500指数的年化收益分布情况，在择时做得最差的情况下，年化收益也有3.6%，而大部分情况下，年化收益至少有5.8%以上。

数据来源：Bloomberg, wind  制图：韭菜投资学

但美国股市和中国有一点不同。在中国市场，持有3年以上，收益率的中位数才能上升到8%左右，如果只持有1-2年，收益率的中位数会明显降低，只有4%左右。而在美国市场，持有1-2年，收益中位数并不会出现降低，始终维持在8%-10%的大致区间。

这是由于美国市场的波动性较中国市场更小的缘故，牛市更漫长，熊市更短暂，持有期限即便短一些，也能获得较好的收益。

下图是沪深300指数和标普500指数的比较，时间范围是从2002年初至2018年末，可以很清晰地看出，沪深300的波动性要远远超过标普500，牛市涨幅巨大而短暂，熊市跌幅较大而漫长。

数据来源：wind  制图：韭菜投资学

在波动较小的美国，就算我们特别倒霉，比如在2007年末刚刚买入股票，就赶上了2008年金融危机暴跌，但只要能拿住5年，也一样能回本赚钱。在大部分时候，市场上只有较小的波动，上涨是持续的，因此即便只是短期持有1-2年，赚钱的概率也不低。

A股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它的波动非常大，牛市疯狂且短暂，这种集中快速上涨大大透支了未来的空间，泡沫破裂后就需要更长的时间恢复，后面的熊市也就特别漫长。

这一特点大大增加了A股投资的难度。难点一是经常出现泡沫，如果不加分辨，就很容易在泡沫的高点买入，之后就需要被套更长时间，才能消化估值解套。第二是熊市漫长，会极大消磨耐心，很多人亏了一两年就会坚持不住，那时候熊市还没走完。

因此，在A股投资，就更加需要注意价格、持有时间这两个因素和风险的关系，避免在高估值阶段买入，同时做好长期投资的打算。

至此，通过这个系列前6篇文章，我们就讲完了股市的收益和风险特性，总结一下：

通过分析历史数据发现，股票能够在长期带来超过通货膨胀的真实回报，并且是回报率最高的资产之一；股票的风险与价格、持有时间有关，提高盈利概率的两个方法就是：在低估值时买入，延长持有时间。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wYLMjzqD91FF7LjAEnR7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