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世界华人周刊

作为与大陆紧紧相连、交流最为频繁的香港，何以能在这次全球疫情爆发之际，防控得如此有效？

 

世界华人周刊专栏作者：古尔齐亚

 

 

先来看一张图。

 

 

这是英国《金融时报》援引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分析数据，做成的图表。

 

这张图显示了中国大陆以外的部分地区和国家，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的最初20天内的蔓延趋势。

 

由图可见，病例数量攀升最快的第一梯队，是伊朗、意大利和韩国。其次第二梯队是美国和西班牙、法德等欧洲国家。

 

攀升最缓慢的，用淡蓝色线标示，分别是日本、新加坡和香港，最慢的是香港。

 

截至3月12日，香港累计确诊病例129人，治愈67人，确诊病例数量远低于德国等欧洲国家，连人口较少的北欧国家挪威都有489个病例。

 

 

数量甚至远远低于中国大陆的多个省市自治区。

 

作为与大陆紧紧相连、交流最为频繁的香港，何以能在这次全球疫情爆发之际，防控得如此有效？

 

 

信息公开透明，全港每个病例行踪可查

 

为了最好地帮助市民了解新冠病毒的情况，香港特区政府特地设立了“同心抗疫”的官方网页，将关于确诊病例详情、发现地点、如何防护、谣言澄清、出入境管制、学校关停计划等几乎所有疫情之下的生活常用信息，全部集中，公开发布，在全球任何位置都可以上网查询，所有信息都是滚动更新。

 

▲特区政府“同心抗疫”网页截图

 

▲特区政府“同心抗疫”网页截图

 

如上图可见，无论是香港市民、媒体还是研究人员，都可以在这个网站上找到他们所需要的信息。

 

比如，每一个确诊病例是多大年纪，住在哪个医院，是住院了还是已经出院了，是香港居民还是外来输入病例，甚至他们每一个人曾经逗留过的地方，都标注出来，若是有市民担心，大可以绕着走。

 

还有一份滚动更新的名单，叫“过去14天里确诊或疑似病例曾经居住过的住宅大厦名单”，截图如下：

 

▲特区政府“同心抗疫”网页截图

 

甚至连哪一栋，是A座还是C座都写明了，保证了每个人的知情权，也舒缓了许多人的潜在心理：我邻居会不会也是感染者？

 

在这种信息披露之下，大部分香港市民在清楚了情况之后，可以相对放心地出行，如常生活。

 

同时，对于引发恐慌的传言，港府也在官方网页上的专门区域“澄清”里，集中澄清，消除市民的疑虑。

 

比如有香港本地媒体报道，有人发现香港中文文凭考试中官方派发的口罩有质量问题，怀疑是假冒产品。

 

港府立即在“澄清”栏里及时澄清，甚至通过港府物流署公开了这次考试中派发口罩的批次、产地、生产日期，和进口入关时的抽检结果，以正视听。并指出由于口罩来自不同产地和供应商，外貌或略有不同，但不影响质量。

 

 

这种及时、透明、公开的信息发布，极大程度上增加了抗击疫情背景下市民日常生活的安定感。

 

 

反应迅速，居家隔离要带电子手环

 

1月23日，中国宣布武汉封城。

 

一周后的29日，香港特区政府宣布在30日开始部分关闭6个入境口岸，就在特区政府宣布关闭口岸后的第二天，世界卫生组织才宣布新冠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紧急事件”。

 

此后，香港逐步关闭了大部分陆路口岸，连人流量最大的罗湖和落马洲也都关停。

 

 

另外，为了严防输入性病例，特区政府一视同仁，对来自中国内地、韩国、伊朗、意大利等地区和国家的旅客都实行了入境限制。

 

比如从韩国来香港，假如不是香港居民的话，直接禁止入境；即便是香港居民，14天内去过韩国大邱等地的话，回香港也要去隔离中心强制隔离14天。

 

对于隔离中心也是，香港没有能力在6天之内建好一座新的医院，但是特区政府非常随机应变，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有90多个隔离单位投入使用，有酒店、工业大厦、部队宿舍，甚至还把饶宗颐文化中心临时改成了隔离营。

 

▲饶宗颐文化中心

 

可是，至于居家隔离这种事情，太考验人性和自觉性了，各个国家都有许多确诊之后到处乱跑祸害他人的行为。

 

香港政府的做法非常值得学习：给隔离者戴上电子跟踪器！

 

给需要居家隔离的人戴上电子手环，追踪他们的行踪，确保他们真的在家隔离，如果擅自离开家，最高会被判刑6个月。一旦这些人离开了家，卫生署和警方会收到警报提示，就可以马上出动追踪他们的行踪。

 

▲电子追踪手环：“居安抗疫”手环

 

 

港人好共识：接受出门戴口罩

 

有在香港生活或旅行经验的人会深有体会，相对于许多西方国家民众认为“戴口罩就是有病”的落后认知，香港市民非常接受戴口罩这件事，即便是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在香港的公共交通和公共场所，也经常可见戴口罩的人。

 

甚至有人说，香港是世界的“口罩之都”，是全球范围内最普遍接受在公共场合戴口罩的城市和地区。

 

这大概是源于香港人多年来“血的教训”。

 

▲香港市民戴口罩出行。中新社记者 张炜 摄

 

香港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之一，每平方公里将近7000个人。但这个数据，是按照香港城市面积来算的，其实香港大部分土地是山区，未开发，开发率大概只有25%，所以如果以开发面积来算，香港每平方公里内会有2.7万人。

 

每平方公里内2.7万人，是什么概念？

 

所以在香港闹市区、商业区和公共交通上，最真实的感受就是四个字：摩肩接踵。

 

▲香港街头

 

如此高的人口密度，增加了人与人之间传染病的感染几率。

 

所以，每一次流感大爆发，香港都几乎跑不掉。

 

就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初，香港因为流感致死的病例就高达226人。

 

更不要提17年前“非典”疫情在港人记忆中的触目惊心了。

 

或许正是多年来这些活生生的“血的教训”，香港市民从老到小，为了自己，为了家人，也为了公共健康，普遍接受了出门戴口罩的习惯，如果有人感冒了不戴口罩上了地铁，轻则遭到白眼，众人远离，严重的估计要被众人出口训斥。

 

正是这种卫生习惯和普遍共识，帮助香港市民在疫情爆发之初，就迅速做好了自我防护，保护自己，也不给别人添麻烦。

 

此次疫情爆发后，不断出现中国人在外国戴口罩被鄙视、辱骂甚至殴打的新闻，西方人普遍持有“生病了才戴口罩、健康人不必”的观念，但在香港，戴口罩是值得骄傲的好习惯。

 

而特首林郑月娥因为被拍到未戴口罩，还被香港媒体批评：没带好头！

 

▲林郑月娥（右）

 

 

SARS的惨痛记忆，他们从未遗忘

 

2003年，“非典”病毒传播至香港，九龙湾住宅淘大花园出现了300多居民集体被感染的惨剧，至今让香港人记忆犹新。

 

但香港特区政府并未在SARS疫情结束之后就收工了事，而是组织人马对“淘大花园事件”进行了详详细细的研究。

 

最后发现，是房屋设计结构问题，导致病毒通过排泄物和下水系统传播。

 

世界卫生组织曾经要求香港特区政府在全港范围彻查，排除类似隐患。淘大花园的下水道，甚至被拆下来，放进了香港医学博物馆，用来警醒后人。

 

▲淘大花园平面图

 

而此次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后，位于香港青衣的公屋（廉租房）长康邨的康美楼，出现了住在同一栋、不同楼层的两个病例。

 

港府立即派人调查，结果发现患者家里自行改装了排气管，连接卫生间下水道，极有可能令病毒从卫生间下水道回到厕所，令同栋楼的邻居“中招”。

 

港府连夜将这栋楼的30多个家庭住户，全部撤离到了隔离中心。

 

尽管防疫专家袁国勇站出来说，仅仅是有可能，而且私自改装的住户只是个别，或许不必将30个家庭都全部撤离，但是特区政府还是选择了最保险的方式，毕竟，淘大花园的记忆太牵动香港人心了。

 

许多香港市民对此评价：都系改装佬冇常识、冇知识。（装修工太没常识了）；私下改装，自己害自己！

 

可见港人对淘大花园的事情记忆还十分鲜明，更是对背后的原因十分清楚，对私自改装建筑结构导致的害人害己案例，也毫不留情。

 

 

或许正是源于对于SARS惨痛记忆形成的社会共识，以及特区政府的连夜撤离，康美楼此后再未发生新增感染病例，也未出现家庭内部传播感染，不幸之中的万幸，淘大花园事件没有再次出现。

 

所以香港大学医学院教授金冬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香港此次疫情防控最重要的点，就是“二代传播”大大减弱。

 

香港政府在公布疫情数据的同时，也非常重视是否是“二代传播”，即非输入性的本地传播。

 

通过香港特区政府公布的130名确诊和疑似病例的信息可知，130人中，外地输入病例以其密切接触者，仍旧是大多数。

 

▲来源：港府“同心抗疫”网站

 

如上图可见，在经历了2月12日的高峰之后，香港“本地案例”逐渐减少，进入3月之后，几乎多为输入性病例，本地“二代传播”得到了非常有效地控制。

 

 

充分重视与尊重，医护人员未受感染

 

3月5日，收治新冠病毒确诊病患的香港玛丽医院研究人员发表论文，在疫情爆发的前6周里，香港没有医护人员感染，也未发生医院范围内的感染，尽管全港卫生系统对1275名疑似病例进行了治疗。

 

他们的经验显示，注意手部卫生，保持警惕，做好防护，做好隔离，可以让医护人员在检测和治疗病人的同时，保护自己的健康和安全。

 

毕竟在抗击疫病之中，医护人员是最前线的战士，保护好他们的安全，就是对抗击病毒最大的支持。

 

▲香港玛丽医院

 

早在2019年12月31日，新冠疫情并未被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政府正式发布之时，香港医管局就已经启动了感染防控措施。依据的，正是香港抗击SARS和禽流感的经验，对所有可疑病例进行早期识别、隔离、通报和分子诊断等。

 

尽管在香港，因为疫情的压力，医务工作者中也曾闹出过不同声音。

 

香港医管局设立了“抽签制度”，抽到签的医护人员，就去照料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对此，有人称之为“生死签”。据媒体报道，某医院一轮抽签结果之后，立即有多名医护人员辞职。

 

也有许多香港媒体公开批评这些医护人员自私，是“以市民生命作为筹码”，但多数医护人员还是留了下来，上了前线。

 

 

最终我们看到的，是特区政府与全港卫生系统、医护人员共同协力，迄今为止，有效地遏制了新冠病毒在香港的蔓延，才有了本文开头的那张图表。

 

目前，香港政府已经在考虑如何在疫情防控的形势之下，逐步恢复全港的日常生活。香港行政会议员林正财日前通过媒体告诫市民，目前的封关、围堵等政策，有可能会持续一到两年，香港全社会都应该思考，如何在抗疫之下如常生活？

 

据意大利卫生部公布，截至3月13日，意大利新冠肺炎累积确诊数达到17660例，死亡1266例，两项数据均为除中国外世界最高。冲在最前面，以至于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的意大利，也成了欧洲其他各国参考的重要风向标。

记者 | 刘周岩

 

意大利告急

 

意大利成为重灾区，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全欧洲第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出现在1月24日的法国，1月31日意大利出现最早确诊病例，是两名来自中国的游客。当天意大利政府就暂停了所有来自中国的直航，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总理孔特的公开演说中透露着自信：“意大利预防疫情的举措在欧洲是最严格的”。直到2月21日，报告病例数未超过20——此时意大利似乎仍高枕无忧。此后确诊病例数忽然开始增加，23日超过一百，29日超过一千，3月10日超过一万，其增长曲线非常接近一个多月前的武汉。

意大利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超出预期的铁腕措施。受疫情影响最大的伦巴第大区——被称作意大利的“湖北”，恰恰是意大利经济最发达的大区，下辖11个省，首府为米兰，旅游业、工业非常发达，GDP占到了全国近四分之一，最早陷入危机，如今已经全面停摆。3月8日，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称，意大利实施防疫限制措施，做出了“真正的牺牲”。

当地时间3月9日晚，总理孔特宣布取消北部省份为“红区”的划分，全国都进入“红色地区隔离”（isolamento delle zone rosse），限制交通并取消公共活动，全体国民进行自我隔离——所谓的“封国”。

社会气氛也开始变化，住在北部贝加莫的意大利人Federica告诉本刊，“欧洲人不戴口罩”也瓦解了，11日家人去超市，看到本地人也全都戴上了口罩，超市每出去一个顾客再放进来一个，以保持人员间距。Federica说：“情况看起来相当危急。待在家中无法去工作的人们都在社交媒体上支援医生，除了必需的食品店，其他商店、咖啡厅全部关门了，安静的街道上每天听见救护车呼啸而过。”住在南部卡塔尼亚的Marco则说：“对于意大利人，我们不太擅长待在家里。但是就我所见，现在大家真的都在待在家里。”

意大利何以“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分裂的认知

 

意大利作家贝佩·塞韦尔尼尼（Beppe Severgnini）写文章称，如果用一个词形容大多数意大利人近一个月的心情，不是恐惧、不是悲伤，而是：困惑。

“家家户户的晚餐桌上的情绪和观点摇摆着：我们究竟是对一个有点恼人的大号流感过度敏感了，还是在面对严重传染病大流行，有足够的理由去担心？”塞韦尔尼尼认为，不同于呈现给国际社会的决绝抗疫姿态，意大利社会内部很难对新冠肺炎的性质达成共识，于是互相矛盾的信息和政府措施交替上演，病毒趁虚而入。

如今意大利国内社会回头反思疫情以来的各项措施，发现果决的背后有许多分裂之处，从最开始与中国停航即是如此。没有真正警惕，基层执法部门和社会上下都未能执行政策真正意图去做高危人群筛查，于是在交通高度互联且无边境检查的申根区内，只造成了反效果：该从中国来的各国旅客没变少，反而因为其他方式辗转入境，而使轨迹变得全部不可追踪。

周瑞民是国内某大学前往意大利交换的学生，他告诉本刊，原本早早定好了1月31日从北京到米兰的机票，恰好赶上当天取消直航，一度担心不能成行，然后发现问题的解决极为简单——改签成两天后的中转机票即可。“在意大利入境时没有受到任何额外的疫情相关的询问或检查，反倒是在莫斯科转机时的手续更多。”周瑞民说。最早禁航，反而使得自己更加“不设防”，第一个乌龙只是序幕，意大利建起自己的“马奇诺防线”，病毒则从背后绕过。

二月下旬，一位38岁的与中国无直接关联的本土“1号病人”开启了意大利北部的疫情爆发——直到现在，这位多少偶然出现在意大利的“超级传播者”仍被视作为何偏偏意大利中招的直接因素之一。2月14日，这位Mattia先生感到不舒服并就医，被以流感方案进行治疗，两天之后因为病情恶化前往科多尼奥（Codogno）医院，出现肺炎症状但当地医院仍以常规方式治疗多天，直到在一位资深麻醉师的坚持下做了新冠肺炎检测，被确诊。

此时医院内已发生了医务人员感染，不巧这位病人还是社交活跃分子，并在此前参加了多场马拉松，导致了数十人被直接传染、数千人被间接传染。总理孔特承认这家医院前期工作出现失误，医院则回应称，他们的做法只不过遵循了罗马当时的指导方案，只对与中国有关联的疑似病例做检测。病例扩散开后，意大利政府随即于22日封闭了周边11个小镇，隔离近五万人口——当时全国病例还未过百，最关键的两周到来了。

燎原之火的“1号病人”出现，意大利政府的“猛药”却如同不适配的灭火剂，火势不灭反升。一系列矛盾的情形上演着：原本米兰在2月24日宣布了宵禁的措施，包括酒吧等人员密集的娱乐场所限定了晚间营时间，3天后又迫于行业、居民等多方压力而取消。米兰市长朱塞佩·萨拉(GiuseppeSala)甚至在网络上发起了#Milanononsiferma（Milan Doesnt Stop米兰不停歇）的活动，意大利民主党领袖、拉齐奥大区主席尼古拉·津加雷蒂（Nicola Zingaretti）在内的多名高级官员应萨拉之邀，和年轻人在米兰的街头喝酒、吃披萨，以彰显米兰非常“安全”——如今津加雷蒂被确认感染新冠病毒，面对这样的尴尬情形，他只得在视频中说会遵医嘱隔离治疗，继续尝试着给大家做“不要恐慌”的榜样。

在意大利的访问学者刘宇菲告诉本刊，疫情开始前正好是威尼斯狂欢节，当时已经持续了2周，她也去参加了一些活动，“有活动的时候威尼斯被挤得水泄不通，因疫情停课前两天我还去看了一场演出。后来想起来很危险，病毒已经在传播了。”威尼斯狂欢节的最后两天，被临时叫停。

从2月22日病例大幅上涨到3月9日全国封锁告急的关键两周内，意大利人继续狂欢节、聚集在热那亚海滩上晒太阳、前往阿尔卑斯山滑雪，用“意大利人生性散漫”或“国情不同”解释都难免简单化，根本原因在于对病毒性质的社会共识始终没有达成。从小在意大利长大的胡丽敏告诉本刊，同时身处意大利本地朋友和华人两个群体中，她能明显感到两个群体半个月前巨大的认知差异：意大利人基本对新冠疫情做“流感化”的判断，认为只是日常生活里的小插曲，不必过分担忧；华人则做出“非典化”认知，认为进入了特殊时期，必须严阵以待，这直接导致了系统性的行为差异。

民众朴素认知背后是意大利科学界的一场大论战。以米兰萨科医院的病毒学实验室主任玛利亚·吉斯蒙多（Maria Rita Gismondo）为代表的“大号流感”派，一度相当有影响力，例如目前疫情最严重的伦巴第大区政府主席阿提里奥·丰塔纳（Attilio Fontana），在2月25日也公开描述新冠肺炎“比一般的流感稍微严重一点”（a little more than the normal flu）。

另一派则是病毒学家罗伯特·布里奥尼（Roberto Burioni）——此前因坚决推广疫苗强制注射而在意大利家喻户晓的科学明星，强烈反对吉斯蒙多，认为她错误解读了重症和死亡数据，给出了具有高度误导性的言论。

论战经历了戏剧性的转折。因为一次辩论中调侃了吉斯蒙多的性别，布里奥尼一度在互联网上失势，不得不向对方道歉，然而进入三月，随着疫情失控，民众和政界迅速调转方向，声讨吉斯蒙多误判——目前她已经在社交媒体上隐藏了此前的所有“流感”言论。

意大利时评人法拉里奇（Mattia Ferraresi）认为，如今的局面科学界要负相当的责任：“这些争论没有首先发生在医学学术会议、同行评议的期刊上，然后给公众一个清晰、不矛盾的认知。而是双方在推特、电视节目上火力全开攻击对方，混入了许多与科学无关的因素——于是公众们选择了自己想听到的那个观点。”2月28日意大利主流媒体La Stampa的头版标题是《关于病毒，科学家们之间的战争》——而不是“科学家们与病毒之间的战争”。

“信息来自各方各面，你很难判断。先开始我们认为只需要小心一点，在外面的时候注意点就可以了。渐渐地，我发现事态变得严重”，49岁的意大利人马孔Marco和本刊分享了他在这两周内心态的变化。作为一名建筑师，他的工作一半时间都在不同城市出差，需要跟着项目跑，妻子更是在另一个国家工作，最开始他觉得封锁交通难以想象更无法接受。但是真的“封国”三天以来，他接受了现状，已经三天没有出门了，“现在我明白居家隔离或许是避免感染的有效办法。我的家人和我身边的人也开始这样认为了。”Marco说，大家现在心情终于转变过来，承认不幸的灾难已经降临，举国上下进入了一个极为艰难——但希望会很快过去的时期，只有把防控疫情放在首位。

社会共识在一个个意大利家庭，也在一级级政府机构中形成——意大利的党派政治复杂，以至于罗马素有“世界上最大的政治实验室”的戏称，许多人评论称意大利不同派别能在两周内达到目前程度的共识已经堪称本国政治史上的奇迹。只不过病毒无情，两周已足够扩散开来。

欧洲风向标

 

意大利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在阻断传播链条的方面做了极大努力，接下来医疗资源能否跟上，避免医疗资源被挤兑以至系统崩溃，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在疫情严重地区，轻症患者并非全部收治。刘晓芬和丈夫在米兰附近开小店，几天前开始咳嗽、发烧，3月7号病情严重后打急救电话去了医院，她告诉本刊，“送到急诊后，拍片、验血、咽拭子采样。虽然确诊结果没有当即出来，但我老公的CT结果显示肺部感染，医生让他直接住进了医院。护士和我说，你的肺部没有感染，回家去，居家隔离。给我开了一盒消炎药。”回去之后，医院告知了刘晓芬和老公双双确诊的消息，但按照程序，只要她的病情没有进一步恶化，不应该再去医院，药物用完的话找家庭医生。

电话中，刘晓芬仍偶尔咳嗽，她说自己现在无法和家庭医生取得有效联系，正在向当地华人社区求助，请他们送包括中药在内的药物过来，互助自救。10日晚上收治丈夫的医院告知，已经把他转去了条件更好的一家大医院，未收取任何费用。

另一位华人理发店老板许均则扔下店铺，停在路边的车和自家房子没来得及妥善处置，就买了高价机票第一时间辗转回国，“现在很多人担心飞机上被感染，我是不顾一切地回来，我说就算感染了，到了中国我放心。因为待在外面，恐怕等着变重症了医院才能来救你吧。”许均在的城市人口在10万左右，只有一家大型医院，其余都是小医院，他对事态的发展并不乐观。

轻症患者没有足够床位，但意大利对疑似病例提供了相对完善的检测，在欧洲绝非“放任”阵营中的一员。有观点认为，意大利之所以确诊病例远高于其他欧洲国家，可能与其检测覆盖面较广有关。接下来的另一个关注点，是对重症患者的治疗能力——意大利是欧洲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国家，重症和死亡率尤其高，目前死亡率高达6.7%，死亡病例中三分之二是80岁以上老人。

意大利麻醉镇痛重症医学学会（SIAARTI）就新冠疫情发布了针对医务工作者的指导手册，其中提请医务人员考虑，如果情况继续恶化，可能不得不面对“灾难医学”状态下的道德选择，即放弃一部分治愈希望较低、治愈后继续存活年龄较少的病人，优先救治年轻人。手册中提到，具体的做法包括“为重症监护设置年龄上限”。手册撰写团队和地方官员说，希望他们给出的建议永远不会用上。

短时间内大量病人让局部出现了超负荷运转的局面，疫情最严重城市之一贝加莫的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医院中，肺科主任法比亚诺·马可（Fabiano Di Marco）称自己现在睡在办公室，到了3月12日，医生们真的是“在地上画线区分清洁区和污染区”，以放置触摸过的物体。

意大利的医疗系统已经在快速调整中，不仅要把全国5000张重症监护床位扩容一半至7500张，还计划在米兰国际展览中心兴建600个床位的临时医院——当地媒体称之为“武汉式”医院。身处贝加莫的Federica告诉本刊，当地球赛取消，球迷们没有选择拿回退票款，而是捐赠给了当地医院。“医务工作者真的非常辛苦，他们现在是意大利最受尊敬的人。”许多退休的医师也重新返回工作岗位。

随着疫情逐渐发展，欧洲各国祭出了各不相同的手段——法国等多国相继关闭了学校和公共场所；瑞典提出不会再对所有疑似病人进行检测，因为完全控制疫情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英国媒体解读本国的可能策略是延缓但并不避免病毒在人群中的传播，以期获得“群体免疫”（herd immunity）……

“不讲政治”并且真正“平等”“自由”的病毒，在欧洲引发了一场大型社会治理对照实验。似乎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希望“毕其功于一役”——例如意大利，用社会代价极大的方式力图将病毒斩尽杀绝，另一种则是“减小损失”，承认疾病大流行的现状，选择可持续的手段，尝试与病毒长期共处，例如英、德。

目前的阶段病毒在各国的威胁仍不平衡，做法也差异显著。随着对病毒性质更清楚的认识、病毒在人群中浓度的逐渐趋同，以及出于治理成本、收益的考量，或许可以设想：各主要经济体的应对策略最终会趋同。若确乎如此，这个平衡点将在何处达到？冲在最前面以至于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的意大利，成为了欧洲其他各国参考的重要风向标。

一家中国企业给意大利的捐赠物资上，引用了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的名言（有学者考证，并非出自塞涅卡，是一个文献学上长久以来的误会）：“我们是同一片大海的浪朵，同一棵大树上的枝叶，同一座花园里的芬芳”，获得了意大利民众的一致好评。许多中国网友在转发时添上了一句朴素的排比：“我们是同一根绳上的蚂蚱”——全球化的时代，无论是病毒的扩散还是经济的连锁影响，都没有人能独善其身。

（实习记者孙一丹、印柏同、袁思檬亦有贡献；刘晓芬、许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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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档案

刘周岩

《三联生活周刊》主任记者。希望同事们平安归来，我刊游戏小组和霞光里足协早日复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