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zimu

大家可能平时有所耳闻，有部分患者是需要每隔一段时间去做肾透析的，一旦停止则就会有生命危险。

现代社会压力大，聚会喝酒、外出就餐也越来越频繁，很容易大鱼大肉和高蛋白摄入较多，再加上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导致出现慢性肾病的人越来越多，而且还有低龄化的趋势，连血液透析也逐渐变得年轻化。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血液透析领域的绝对龙头健帆生物。

首先我们简单介绍下血液透析的市场情况。

根据2012年发表在《柳叶刀》杂志上的首个全国性慢性肾病横断面调查显示，不同地区间的慢性肾病患病率差异较大，总患病率为10.8%，因此预计全国慢性肾病患者约1.4亿人。

而慢性肾病是不可治愈的疾病，不断发展将演变为终末期肾病即尿毒症（ESRD），导致水电解质及代谢废物蓄积在患者体内，需进行血液净化治疗。

截至2018年，我国血液透析患者约58万人，相较于2017年新增12.5万人。根据行业调研数据，估计我国实际尿毒症患者人数已接近300万人，且未来3-5年可能以15%左右的年复合增速持续增长。

所以，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推进以及糖尿病、高血压等慢病人群的扩大，我国血透市场快速扩容的趋势已较为明显。

从市场规模角度，以2018年我国血液透析患者约58万人来计算，假设每名患者平均每年的治疗费用在8.5万元左右，则我国血液透析市场的存量规模近500亿元，每年的增量市场也在近百亿规模。

血液净化技术已成为疑难危重疾病的重要解决方案，包括血液透析（HD）、血液灌流（HP）、血液滤过（HF）、血浆置换（PE）、免疫吸附（IA）等多种治疗模式。目前组合型人工肾（血液透析+血液灌流）为血液净化最主流应用之一，而且已被大量临床证实尿毒症清除率最优。

不同血液净化方式对尿毒症毒素的清除率为：血液透析+血液灌流＞血液透析滤过＞血液滤过＞血液透析，至于其中具体的技术细节、技术优势等，一是由于篇幅受限老裘就不在这里展开了，再者由老裘来讲述的话可能也是班门弄斧，我们就不纠结于此了。

我们主要看看健帆生物的技术特色。

在很早起，国内主要是利用全血进行灌流，但这种方式存在吸附材料生物相容性较差、对血液有形成分（血小板为主）存在破坏等情况，容易产生相应并发症。

后来，以健帆生物为首的国内公司逐渐攻克这一痛点，在血液灌流器采用了中性大孔树脂作为吸附材料，其核心材料技术有效提升了吸附载体的生物相容性能，为广泛应用全血灌流技术提供了安全有效的技术保障。

血液灌流相比其它血液净化技术拥有多方优势：比如可以直接在透析机上使用，无需专属灌流设备及血浆分离器，操作简单，易于在医院培训普及；再比如血液灌流相比其它大多净化技术价格更低，具备高性价比优势。

并且，血液灌流器不仅仅可以被用于尿毒症，还可以被用于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皮肤病、高脂血症、黄疸等肝性脑病、戒毒等多个领域的治疗。

至于健帆产品的行业地位，这里老裘引用一下公司的年报：

“血液灌流技术是新兴的医疗手段，尚处于行业发展的初期阶段。目前国内从事血液灌流器产品生产的公司数量有限、且规模较小，公司的产品处于行业主导地位。由于公开披露的权威研究数据有限，因此尚不能取得公司主要产品市场占有率数据，但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尚未发现能够对公司产品产生明显竞争压力的产品。”

相信行业地位已经很明显了，并且根据我们的调研，健帆生物的市占率至少是在80%以上。

在国内，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高性能血液净化医用吸附树脂的创制”项目曾获“2009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承担两项“国家重点新产品项目”、三项“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被认定为“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是全国首批、广东省第二家通过医疗器械GMP检查的企业，承担了多项国家级及省级科技及产业化项目。

在国外，公司也持续关注新的利润增长点，目前完成了对50个国家的销售，并且公司产品在越南、伊朗、土耳其、德国、泰国、拉脱维亚等国家纳入了医保。

2019年5月，公司还成功举办了第一届健帆血液吸附国际高峰论坛，这是首次以中国原研原创的血液吸附技术为研讨核心的国际性高峰论坛。论坛吸引了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陈香美，意大利维琴察San Bortolo医院维琴察国际肾病研究院院长及创始人Claudio Ronco教授等来自14个国家的400多名专家齐聚珠海，聚焦血液吸附技术应用开展多元交流。

介绍完公司“拳头”产品以及技术地位后，我们再看下公司的报表。

从业绩增长来看，公司2019年实现营收14.3亿元，连续第二年同比增长超过40%，实现归母净利润5.7亿元，同比增长42%，连续第三年同比增长40%以上。

从业务分类来看，血液灌流器产品收入拆分如下图所示。公司2019年灌流器产品实现收入12.98亿元，同比增长40.35%，其中肾病产品HA130收入9.68亿元，占比74.6%，贡献主要业绩。

从盈利能力来看，由于公司是行业老大，盈利能力也是毋庸置疑的，2019年毛利率高达86%，且每年都在缓慢提升中，净利率为39%，今年一季度更是高达48%。

顺便聊一下，既然公司有这么高的增长率，同时在业内又没有明显的竞争对手，有朋友会担心公司产能能否跟上？大家可以放心，公司其实早有安排了。

第一是珠海健帆园扩建项目，于2019年3月开工，2019年年底完工，血液灌流器产能达到500万支/年，可实现年产值30亿元，相比公司2019年的收入水平，仍有至少翻番的空间，产能中短期不会存在瓶颈；第二个湖北黄冈项目，于2019年2月开工，今年1月完工；第三个天津项目，目前也按计划推进中。

所以，从产能部署角度看，公司对自己未来的目标是明确和清晰的。

从销售能力来看，截至2019年底，公司销售人员已超过900人，超过了总员工数的一半。在尿毒症领域，公司产品已覆盖全国超过4900家大中型医院。在肝病领域，目前产品已覆盖700余家三级医院。

从研发能力来看，公司2019年研发投入为6800万元，占公司营业总收入的4.78%，占比虽不高，但金额同比增长48.36%。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共拥有授权专利190项，其中发明专利41项（包括1项美国授权专利）。未来公司将重点研究开发炎症介质、免疫、胆红素、内毒素、降血脂、体外循环动力类器械等系列产品。

从现金流量来看，公司2019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5.84亿元，同比增长51.92%，并且上市以来现金收入比都大于100%，现金流情况良好。截至2019年底，公司账上货币资金12.72亿元，现金流相对充沛。

从激励机制来看，公司对外形势一片大好，那一定也是要给一起奋斗的员工带来福利的。

公司上市至今共实施4次股权/期权激励，累计覆盖员工近800人（接近一半了）。在最新一次股权激励中的业绩考核指标为：以2019年公司营业收入为基数，2020/2021/2022年营业收入增速不低于30%/75%/140%，换算过来即同比不低于30%/35%/37%；且以2019年扣非归母净利润为基数，2020/2021/2022年扣非归母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30%/65%/110%，即同比不低于30%/27%/27%。

一般来说，收入的增速还是可以努力的，但同时又要实现扣非后净利润的增速，这个难度就相对大了。所以，从公司激励计划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公司对未来很有信心。

最后关于公司的估值问题，我们简单就聊几句吧。

其实也比较明显了，保守点估计，就直接根据公司的激励计划增速进行折现即可；当然也可以激进一些，看好透析市场的渗透率和公司产品未来发展空间，用较为激进的方式进行估值。

如果折中计算一下，那公司2020年归母净利润增速可能在35%-40%左右，毕竟公司今年一季度没有受疫情影响而增速下降，依然保持了40%以上的增长，这点还是非常难得的。

好了，今天就先到这里了。这篇文章给大家介绍了血液透析领域以及龙头健帆生物，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收获，喜欢老裘团队的也可以点击右下角“在看”支持一下哦，谢谢大家！

本文内容仅供参考，不作为任何投资建议；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 刘子 | 文  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

幺妹的愁与筹

虽然不太相信“轻松筹”“水滴筹”这哥俩儿，这两天还是在“轻松筹”里捐了款。因为“筹”是幺妹发起的。他的父亲邱水根，肝癌晚期，时日无多，还在努力医治，这我是清楚的。

其实“轻松筹”“水滴筹”本是好东西，确实能帮到像幺妹这样贫穷又突遇变故的乡下家庭。幺妹多年前就离异，带着儿子在附近打点工，两年前，一辈子务农、身体还算健康的父亲突然被查出肝癌晚期，一场危机便陡然降临。

本地农保，县内住院能报70%，省里能报40%，出了省就是0%。病急乱投医，为了活命，总希望去更大的城市、更好的医院试试，不多久便累积出大量债务。这时“轻松筹”闪亮登场，对幺妹一家来说，无疑是根救命稻草。

东西本是个好东西，只不过因为背负太多“业绩压力”，只好采取粗暴、激烈的营销手段，比如找一群人去医院扫楼，逮谁问谁，“要不要帮你卖个惨”？甚至两“筹”为了“抢生意”，不惜大打出手……曾几何时，朋友圈仿佛变成烂大街的选秀舞台，遇上点事的人都要站上台，泪眼婆娑，“其实我也有个悲伤的故事”。

再好的产品经理，都敌不过老板、资本赚快钱的冲动，类似两“筹”的“创业——融资——对赌——不得人心乃至倒闭”的案例，每天都在大量发生。

没有了人文精神的支撑，资本越走越快，也越来越容易着急上火、脱离大部队。“不忘初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时代和民众的强烈呼唤。

城乡版幸与不幸

今天，如果要盘点“最幸福的人”，城市退休老年人无疑名列前茅。

我做背包客的时候，天南海北各大热门景区，人数最多的便是他们。他们装备齐全，不少人身背长枪、短炮各一只，连镜头都不需要切换抓起来就拍，档次更是甩我两条大街。不出去旅游的日子，则往往占据着大小城市公园、商业广场、小区空地，乃至年轻人的篮球场，听着那些欢快的音乐，看着那些轻快的舞步，就差令人惊叹“这是最好的时代”了。

从针对国人养老准备的调查报告来看，无论退休还是在职，人们对自己的养老状况普遍持乐观态度。在收集到的关键词中，“悠闲”“自由”和“享乐”几乎是大家对老年生活的共同愿景。

真是这样吗？

连调研机构的眼中都只有城市。如果将视野转向乡下的同龄人，“最好的时代”？无疑是个疑问句。

我乡下父亲一辈的叔伯们，差不多在60岁左右，这些年，每年都能查出一两个癌症晚期。乡下没有体检，县城没有体检机构，县乡医院也没有体检服务，农民每天劳作往往自觉身体健康，一旦感觉身体不行了，一查，多半有事儿，此时再去补救，往往为时已晚。

 乡下的叔伯们……照片中的他们，又老了十岁

在幺妹父亲之前，去年刚有一位叫“别佬壳”的村民脑癌去世，现在又有一位叫“桂桂婆”的女人正数着最后的个把月日子……这些名字，不过是一粒粒微不足道的尘埃，在我，却是记忆中一个个强健而盛放的生命，孤独地走向干瘪和衰亡。

即便躲过大病袭扰，“老去”依然是个沉重的话题。再老一辈人，大多过得并不如意甚至是可怜。

幺妹的奶奶前两年去世，去世前，由几个儿子轮流供养。每到吃饭的时间，便摸索着用一条凳子站起来，再借助这条凳子一点一点挪到儿子家。此外的时间，便一个人坐在黑漆漆的老房子里，喃喃自语，有时大声发泄不满，只是谁也听不懂她在说些什么，村民们便认定她有点精神病。

不是儿孙们不孝顺，只是他们自己生活压力也大，多数都外出打工去了。没有外出的，也多半边务农边做点小工，难以全身心照顾她。

老人家也不是穷。

现在乡下满60岁的老年人，每个月有108元的养老金，加上逢年过节后辈的孝顺，又不需（舍）要（得）花什么钱，往往有一定积蓄。从物质上来说，千百年来他们终于基本实现了的经济独立，再怎么着也不至于饿死，算得上是好时代。

然而从精神上来说，乡村的空洞投影在他们身上，便剧化成巨大的黑洞。

我八十多岁的外婆，体弱多病，同样一个人独居在老房子里，境况还不如幺妹奶奶，她要去儿子家吃顿饭，都是难事。

我的三个舅舅，一个数年前车祸早逝，两个已搬到县城——都把一生献给了县城的房子，无不生活拮据。长期分离缺乏生活基础，老人不习惯城里，“城里”的后辈也不习惯她的“土味”，儿媳又嫌她年老事多，难以和睦相处，偶尔喊老人去城里“团聚”，也就是走个形式——城乡的断裂，清晰而又具体地体现在千家万户。

叫她来上海住，又因为晕车出不了远门（一生走得最远的“远方”，也无非是200里外的儿子家）。好在女儿多，偶尔去几个女儿家住住，又一心挂念着过得不如意的两个儿子，一边操心他们过得不好，一边操心“百年之后”不给她送终……一个乡下女人鸡毛蒜皮的、又被时代远远抛下的一生，已经像她的老房子，老无所依，摇摇欲坠。

村庄空空荡荡，同辈老伙伴也渐渐离世，还活着的人，无人可倾诉，无处可交流，孤独的黑洞将伴随他们直至最后的日子。城市还有敬老院（乡下以前也有），献爱心的人还有个地方可去，乡下呢？爱心都没有立锥之地。

现实中，精神上的空洞还无暇顾及，我的外婆最担心的，是突然生个病、摔个跤都没有人发现（事实上就有几次，还是邻居发现的）。还留在老家的父亲、大姨小姨、姨父、表兄妹们便商定，大家隔三岔五或一有时间，就去看看她。

当温暖了乡野数千年的，四世同堂、父慈子孝、其乐融融的岁月逐渐远去，人们乃至家庭内部，都日益被切割成一个个个体。一代人与一代人之间，时代的“淘汰”来得太快，自前而后的“财富”与经验传承不再有意义，自后而前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上的“革命”不断冲刷，“后浪”一心摆脱乡野和传统，“前浪”日渐失语和孤独——缺乏人文传统缝合，代际之间的现实剥削和精神否定，取代了以往的长幼有序和温情脉脉，日益支离破碎。

| 乡下的老人

如此，乡下老年群体，代表的正是时代最落后、最失落的一面，所依者何？

幸好老人们手中还有点钱，在无知、孤独和沉默中，还有生存下去的一点点底气，否则何止老无所依！

个人-集体-国家

至今去乡下，甚至新疆、西藏、内蒙等偏远牧民家，还能见到许多人家的墙上贴着毛主席的画像。对广袤乡土而言，对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依然充满精神上的深深眷恋。

| 农家乐里的毛主席

一次与朋友老张的母亲闲聊，谈起往事，她突然顿住，脸上突然出现孩子般的笑意。她说，虽然物质上现在“才是农民最好的时代”，但还是以前幸福：

傍晚时分等待父母从地里回来，吃完饭一家人坐在门口乘凉，讲故事；

大锅饭虽然有时吃不饱，但大家没有攀比，人情简单，养老、教育、医疗什么的，也都有集体可以依靠；

乡里偶尔有放电影的人下来，方圆几里地的人就都来看。大队里也有年轻人自己组的“戏团”，虽然不专业，但都很认真；

那时的人们愿意付出，对未来认真，虽然没有什么钱（货币化程度低），虽然不能杜绝“薅社会主义羊毛”，但集体环境，依然可以相互信任、依靠、温暖……

“集体”这个词，曾在广袤乡土上闪闪发光。

梁启超在《论学会》中说，“道莫善于群，莫不善于独。独故塞，塞故愚，愚故弱；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强……（知识精英）疾党如仇，视会为贼。是以佥壬有党，而君子反无党；匪类有会，而正业反无会”。

千百年来，作为最正业的农，最缺的便是这“集体”。

近代以来，从孙中山的广东国民政府发动农会组织，到民国晏阳初、梁漱溟等知识分子建立的平民教育促进会和乡农学校，到建国及改革开放初期有志之士建立“农会”组织的尝试，都因为各种原因不了了之……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便成为中国农民仅有的一次集体生活体验！

“人民公社”虽然有国家推动工业化、维护工农产品剪刀差、限制农民流动等客观诉求，但上层建筑、知识精英仅有的一次真正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相结合，真正推动了广袤乡村事业的全方位建设。

1956年，国家建立农村“五保供养”和集体敬老院制度，依托集体力量实现养老，此举还为城市职工企业养老制度提供了借鉴；

1965年，毛泽东提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全国大中城市有大约一半的医务人员下到农村，帮助建立起农村合作医疗体系，使得农民看病、子女读书等有了集体保障；

有了集体的力量，人民公社时代的生产力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低，当时集体开垦的良田、兴建的水利基础设施，规模大、质量牢固，才奠定了“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的基础，而不少乡村水利至今还在吃当时的老本……

“集体时代”，便成为新中国乡村建设最重要的阶段，也是广袤乡土迄今为止的温暖记忆。

大集体时代，个人虽被压制，但也有了依靠，结合意识形态，最终形成了“个人（家庭）—集体—国家”的完整逻辑。改革开放后，集体不断瓦解，1985年国家正式宣布取消人民公社，乡村重归小农经济；9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对效益不高的农业领域、对乡村公共服务逐步退出，上述体系被简化成了“个人—国家”关系。扶贫这件伟大的事情上，也是国家和个人的直接关系。

于是，当一个城里人遇到问题，可以找工会、部门、社区、协会寻求沟通与帮助，而一个个张玉环、聂树斌、呼格吉勒图……遭遇不公，只能寄希望于“上天有眼”——张玉环、聂树斌们还算幸运，还有亲人几十年奔走，记者和律师一路力挺，那些没有组织、集体依靠的“罪人们”，又有多少还在黑暗中无声地等待。

直至今天，当国家要反哺三农、振兴乡村，向三农进行财政转移支付，没有了“集体”的中间力量，即使想送钱，面对数以亿计的分散农户，无法避免地存在交易成本过高、效率有待提升的困境。

这个困难迟迟无法打破，以至于许多地方的“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的推进，又难以避免地存在流于表面、进展缓慢等现象。

由此再看乡下老年人的“老无所依”（珠三角发达地区老年人“有股份”、长三角发达地区老年人被纳入城镇化户籍保障，及潮汕、客家等保留着敬老传统的地区，在此不论），不难发现，城市老年人因为有单位、企业作为“集体”积累和背书，有社区居委会、街道医院、养老院、活动中心等“集体”公共服务载体，便有了幸福的基础。

而乡下老年人，没有“集体”可依赖，同时宗族文化又被“大集体”自己扫到历史的“垃圾堆”，就算曾经可依赖的家庭和“孝道”，也已被现代商品经济冲击得面目全非。

有“集体”作为中介，“国家”就可感、可沟通、可依赖；没有“集体”、“国家”就是一个遥远的概念。《No country for old man》（电影《老无所依》）里，“暴力”后面隐藏的深深的“无力”，并不容易挣脱。

求人与求己

我乡下的祖辈已日暮西山，来不及讨论“老有所依”；父辈们则正在转换的档口，与有些调查报告里的乐观结论相比，呈现出的却是悲观和焦虑。

跟父亲吵了一辈子的母亲，这两年突然对父亲关切和温和起来，在上海帮我带孩子的这两年，每天必须要跟父亲视频通话。通话无非是些家长里短，多去看看老人，地里的花生、辣椒该去摘了，工作累不累之类……工作累？还是再坚持坚持，为咱再存点养老钱……

我的心中其实充满悲伤。当同龄城里人的父母在盼望着退休，计划着退休去哪里玩，计划着买这样那样的装备，我乡下的父母却在盘算着还能坚持多少年……

同样为国家做过贡献，也同样为城市、工业做过贡献，No country for country old man，当时代和“国家”都“无所依”，占人口相当比例的他们何去何从，并没有乐观的答案。

我所知的比较好的答案有二。

其一是李昌平先生的“乡村内置金融方案”。

乡下老年人多少有一些闲钱，存银行不划算又有风险（这两年不少银行存款就不翼而飞），而乡村外置金融始终不愿进入，农户贷款困难。李昌平先生便把老年人组织起来，建立金融合作社，老年人可以把闲钱投进来，支持本土乡民搞生产。

骗本乡本土的老人的钱，无疑是个天打雷劈的事儿，加上贷款需合作社里五位或以上老人联名担保，老人鉴于对自己资金负责的角度必然认真了解，便基本不会出现现代金融始终难以解决的骗贷等道德风险问题。

村民有了贷款，推动了乡村生产建设，还能支付利息。老人们的钱有了回报，更重要的，是围绕贷款、利息收益分配、公共事务建设和管理，形成集体议事体系。老人们有了自己的集体、自己的话语权，才能老有所依，乡村建设的自发性力量也才有所依……

此时，政府与其大量重复建设，大量把钱塞给贫困户，不如主导成立乡村建设基金，投入一定资本作为种子基金，吸引老年人入股，并将收益投入到地方公共事务建设。在带动在地化产融结合、盘活乡村自发建设力量的同时，解决地方养老、乡村缺乏集体及议事机构的弊病……可谓治本之策。

只可惜，这个有效的方案尚未得到地方政府部门的重视。

其二是乡村互助养老设计。

既然无所依，那就求人不如求己。

乡村可建立“互助养老社”，年满60岁可加入。60岁左右的老年人，身体往往还健康，有一定照料能力，可以参与照料社内年龄更大、身体不便的老者，并可兑换成“养老券”。当自己年龄增大或行动不便时，便可获得社内“新生”老年人的照顾，或凭券获取相应服务。

此一设计，开端需要政府的信用背书、鼓励及推动——随着中国老龄化不断加快，城市有老龄办，县乡政府也应该设此组织，并推动类似事务发展。

“个人-集体-国家”，新中国乡村发展历史表明，“个人”太弱小，“集体”无法包办一切，“国家”也绝非万能，尊重个体、依托集体（或第三部门）、国家统筹，平衡发展，而非谁进谁退，这才是美丽乡村、和谐中国的希望所在！

• 作者：刘子，民间观察派，独立思考者。上海朴人资产合伙人，乡村旅游&产业研究中心研究员。

• 参考书籍/文章：

  梁启超：《梁启超论教育》

  毒药君：《老无所依！日本这部良心片告诉你长寿有多可怕》

前天，领导谈了餐饮浪费现象，简单说就是号召大家有多大肚子吃多少菜。领导还专门把各省领导请到北京开会：

产量只准增，不许减。

接下来的几天，画风变得有点凌厉。先是官媒警告：特殊时期、关键时刻。然后是武汉餐饮协会的N-1点菜，最后是各大直播平台整治吃播，还明码告知各位主播，桌子不能摆满，不能暴饮暴食：

也不能事后扣喉呕吐造成浪费。

历史上，号召餐桌节俭的人有很多，比如春秋时的晏子请齐国军队三个高级干部吃饭，却只点了两个桃。郝大星说这是好事，吃个煎饼非要两杯豆浆的人，是得管管了。

直到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主产区夏粮收购进度”公告里，主产区小麦同比减少938.3万吨的信息刷爆了朋友圈。

乃悟查了一下，7月份以来，小麦价格同比去年上涨5%左右，玉米价格也上涨到了5年来的最高位，比去年高了整整2成，大豆价格也涨了3成。

饲料的主要成分上涨，直接导致猪肉价格也飙升了：

85%。

但按照领导们的说法，今年粮食根本没有减产，夏粮再次丰收，达到了历史以来最高水平。4月时，农村农业部的领导还专门和大家说过：

没必要囤粮，粮食还是吃新的好。

至于夏粮收购同比减少接近1000万吨，据说也和仓储能力没有关系。官方数据里，中国有效粮食储备体积为9.1亿吨，目前还没到满负荷状态。

洪灾确实造成一点影响，前几天，水利部领导接受采访时表示，因为洪灾影响，江西有三分之二的水稻没有及时收割。数据显示，大约有1130万吨的稻米因为洪灾而损失。

乃悟算了一下，这大约占到了全国水稻产量的：

5%。

中国夏粮产量仅占全年粮食产量的5分之一左右。真正的大头是秋粮，占到了全年产量的75%以上。

退一万步讲，哪怕产量稍微受到点影响，进口也全部补足了。仅仅是在上半年，我国小麦进口就超过了过去十年的全年水平，光6月份的进口量就达到了7年来的最高水平。

所以说，中国粮食所受的影响，远远比国外小。

联合国数据显示，今年的粮食将比往年减产20%左右，人类可能要迎来50年来最严重粮食危机，会有27个国家将面临粮食安全的危机。

全世界年产粮食25亿吨，拿来做贸易的不到3亿吨。减产20%如果成真的话，不但没人拿粮食做贸易，还有2亿吨的缺口。

这个背景下，全世界的粮食出口国都开始搞起了粮食出口管制。这种捂盘，严重改变了原有的供需平衡，推高价格后，造成了更严重的捂盘。

第一财经日报报道了河南许昌市的一个大户，往年一丰收，大户就把粮食都卖了，今年6月，小麦刚丰收时，价格是1.07元/斤，但现在，价格已经涨到了1.15元/斤：

晚卖一天，多赚几千。

领导说不要浪费的那天，国家粮食与物资储备局官网上突然挂出了一份签发于今年1月7日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一定要做好秋粮收购工作，明确说个别地区存在仓容不足、收购库点偏少、粮食品质下降等问题。

乃悟看到一些居心不良的外国人说，中国不顾自己的粮食安全，号召节约粮食是为了支援非洲人民。

这话得分两头说，你们自己不捐还不让别人捐，那边受蝗灾和疫情影响的朋友们吃什么？

另外，我们都能捐粮食了，粮食怎么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