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无所依？

· 刘子 | 文  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

 

幺妹的愁与筹

虽然不太相信“轻松筹”“水滴筹”这哥俩儿，这两天还是在“轻松筹”里捐了款。因为“筹”是幺妹发起的。他的父亲邱水根，肝癌晚期，时日无多，还在努力医治，这我是清楚的。

其实“轻松筹”“水滴筹”本是好东西，确实能帮到像幺妹这样贫穷又突遇变故的乡下家庭。幺妹多年前就离异，带着儿子在附近打点工，两年前，一辈子务农、身体还算健康的父亲突然被查出肝癌晚期，一场危机便陡然降临。

本地农保，县内住院能报70%，省里能报40%，出了省就是0%。病急乱投医，为了活命，总希望去更大的城市、更好的医院试试，不多久便累积出大量债务。这时“轻松筹”闪亮登场，对幺妹一家来说，无疑是根救命稻草。

东西本是个好东西，只不过因为背负太多“业绩压力”，只好采取粗暴、激烈的营销手段，比如找一群人去医院扫楼，逮谁问谁，“要不要帮你卖个惨”？甚至两“筹”为了“抢生意”，不惜大打出手……曾几何时，朋友圈仿佛变成烂大街的选秀舞台，遇上点事的人都要站上台，泪眼婆娑，“其实我也有个悲伤的故事”。

再好的产品经理，都敌不过老板、资本赚快钱的冲动，类似两“筹”的“创业——融资——对赌——不得人心乃至倒闭”的案例，每天都在大量发生。

没有了人文精神的支撑，资本越走越快，也越来越容易着急上火、脱离大部队。“不忘初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时代和民众的强烈呼唤。

城乡版幸与不幸

今天，如果要盘点“最幸福的人”，城市退休老年人无疑名列前茅。

我做背包客的时候，天南海北各大热门景区，人数最多的便是他们。他们装备齐全，不少人身背长枪、短炮各一只，连镜头都不需要切换抓起来就拍，档次更是甩我两条大街。不出去旅游的日子，则往往占据着大小城市公园、商业广场、小区空地，乃至年轻人的篮球场，听着那些欢快的音乐，看着那些轻快的舞步，就差令人惊叹“这是最好的时代”了。

从针对国人养老准备的调查报告来看，无论退休还是在职，人们对自己的养老状况普遍持乐观态度。在收集到的关键词中，“悠闲”“自由”和“享乐”几乎是大家对老年生活的共同愿景。

真是这样吗？

连调研机构的眼中都只有城市。如果将视野转向乡下的同龄人，“最好的时代”？无疑是个疑问句。

我乡下父亲一辈的叔伯们，差不多在60岁左右，这些年，每年都能查出一两个癌症晚期。乡下没有体检，县城没有体检机构，县乡医院也没有体检服务，农民每天劳作往往自觉身体健康，一旦感觉身体不行了，一查，多半有事儿，此时再去补救，往往为时已晚。

 乡下的叔伯们……照片中的他们，又老了十岁

在幺妹父亲之前，去年刚有一位叫“别佬壳”的村民脑癌去世，现在又有一位叫“桂桂婆”的女人正数着最后的个把月日子……这些名字，不过是一粒粒微不足道的尘埃，在我，却是记忆中一个个强健而盛放的生命，孤独地走向干瘪和衰亡。

即便躲过大病袭扰，“老去”依然是个沉重的话题。再老一辈人，大多过得并不如意甚至是可怜。

幺妹的奶奶前两年去世，去世前，由几个儿子轮流供养。每到吃饭的时间，便摸索着用一条凳子站起来，再借助这条凳子一点一点挪到儿子家。此外的时间，便一个人坐在黑漆漆的老房子里，喃喃自语，有时大声发泄不满，只是谁也听不懂她在说些什么，村民们便认定她有点精神病。

不是儿孙们不孝顺，只是他们自己生活压力也大，多数都外出打工去了。没有外出的，也多半边务农边做点小工，难以全身心照顾她。

老人家也不是穷。

现在乡下满60岁的老年人，每个月有108元的养老金，加上逢年过节后辈的孝顺，又不需（舍）要（得）花什么钱，往往有一定积蓄。从物质上来说，千百年来他们终于基本实现了的经济独立，再怎么着也不至于饿死，算得上是好时代。

然而从精神上来说，乡村的空洞投影在他们身上，便剧化成巨大的黑洞。

我八十多岁的外婆，体弱多病，同样一个人独居在老房子里，境况还不如幺妹奶奶，她要去儿子家吃顿饭，都是难事。

我的三个舅舅，一个数年前车祸早逝，两个已搬到县城——都把一生献给了县城的房子，无不生活拮据。长期分离缺乏生活基础，老人不习惯城里，“城里”的后辈也不习惯她的“土味”，儿媳又嫌她年老事多，难以和睦相处，偶尔喊老人去城里“团聚”，也就是走个形式——城乡的断裂，清晰而又具体地体现在千家万户。

叫她来上海住，又因为晕车出不了远门（一生走得最远的“远方”，也无非是200里外的儿子家）。好在女儿多，偶尔去几个女儿家住住，又一心挂念着过得不如意的两个儿子，一边操心他们过得不好，一边操心“百年之后”不给她送终……一个乡下女人鸡毛蒜皮的、又被时代远远抛下的一生，已经像她的老房子，老无所依，摇摇欲坠。

村庄空空荡荡，同辈老伙伴也渐渐离世，还活着的人，无人可倾诉，无处可交流，孤独的黑洞将伴随他们直至最后的日子。城市还有敬老院（乡下以前也有），献爱心的人还有个地方可去，乡下呢？爱心都没有立锥之地。

现实中，精神上的空洞还无暇顾及，我的外婆最担心的，是突然生个病、摔个跤都没有人发现（事实上就有几次，还是邻居发现的）。还留在老家的父亲、大姨小姨、姨父、表兄妹们便商定，大家隔三岔五或一有时间，就去看看她。

当温暖了乡野数千年的，四世同堂、父慈子孝、其乐融融的岁月逐渐远去，人们乃至家庭内部，都日益被切割成一个个个体。一代人与一代人之间，时代的“淘汰”来得太快，自前而后的“财富”与经验传承不再有意义，自后而前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上的“革命”不断冲刷，“后浪”一心摆脱乡野和传统，“前浪”日渐失语和孤独——缺乏人文传统缝合，代际之间的现实剥削和精神否定，取代了以往的长幼有序和温情脉脉，日益支离破碎。

| 乡下的老人

如此，乡下老年群体，代表的正是时代最落后、最失落的一面，所依者何？

幸好老人们手中还有点钱，在无知、孤独和沉默中，还有生存下去的一点点底气，否则何止老无所依！

个人-集体-国家

至今去乡下，甚至新疆、西藏、内蒙等偏远牧民家，还能见到许多人家的墙上贴着毛主席的画像。对广袤乡土而言，对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依然充满精神上的深深眷恋。

| 农家乐里的毛主席

一次与朋友老张的母亲闲聊，谈起往事，她突然顿住，脸上突然出现孩子般的笑意。她说，虽然物质上现在“才是农民最好的时代”，但还是以前幸福：

傍晚时分等待父母从地里回来，吃完饭一家人坐在门口乘凉，讲故事；

大锅饭虽然有时吃不饱，但大家没有攀比，人情简单，养老、教育、医疗什么的，也都有集体可以依靠；

乡里偶尔有放电影的人下来，方圆几里地的人就都来看。大队里也有年轻人自己组的“戏团”，虽然不专业，但都很认真；

那时的人们愿意付出，对未来认真，虽然没有什么钱（货币化程度低），虽然不能杜绝“薅社会主义羊毛”，但集体环境，依然可以相互信任、依靠、温暖……

“集体”这个词，曾在广袤乡土上闪闪发光。

梁启超在《论学会》中说，“道莫善于群，莫不善于独。独故塞，塞故愚，愚故弱；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强……（知识精英）疾党如仇，视会为贼。是以佥壬有党，而君子反无党；匪类有会，而正业反无会”。

千百年来，作为最正业的农，最缺的便是这“集体”。

近代以来，从孙中山的广东国民政府发动农会组织，到民国晏阳初、梁漱溟等知识分子建立的平民教育促进会和乡农学校，到建国及改革开放初期有志之士建立“农会”组织的尝试，都因为各种原因不了了之……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便成为中国农民仅有的一次集体生活体验！

“人民公社”虽然有国家推动工业化、维护工农产品剪刀差、限制农民流动等客观诉求，但上层建筑、知识精英仅有的一次真正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相结合，真正推动了广袤乡村事业的全方位建设。

1956年，国家建立农村“五保供养”和集体敬老院制度，依托集体力量实现养老，此举还为城市职工企业养老制度提供了借鉴；

1965年，毛泽东提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全国大中城市有大约一半的医务人员下到农村，帮助建立起农村合作医疗体系，使得农民看病、子女读书等有了集体保障；

有了集体的力量，人民公社时代的生产力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低，当时集体开垦的良田、兴建的水利基础设施，规模大、质量牢固，才奠定了“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的基础，而不少乡村水利至今还在吃当时的老本……

“集体时代”，便成为新中国乡村建设最重要的阶段，也是广袤乡土迄今为止的温暖记忆。

大集体时代，个人虽被压制，但也有了依靠，结合意识形态，最终形成了“个人（家庭）—集体—国家”的完整逻辑。改革开放后，集体不断瓦解，1985年国家正式宣布取消人民公社，乡村重归小农经济；9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对效益不高的农业领域、对乡村公共服务逐步退出，上述体系被简化成了“个人—国家”关系。扶贫这件伟大的事情上，也是国家和个人的直接关系。

于是，当一个城里人遇到问题，可以找工会、部门、社区、协会寻求沟通与帮助，而一个个张玉环、聂树斌、呼格吉勒图……遭遇不公，只能寄希望于“上天有眼”——张玉环、聂树斌们还算幸运，还有亲人几十年奔走，记者和律师一路力挺，那些没有组织、集体依靠的“罪人们”，又有多少还在黑暗中无声地等待。

直至今天，当国家要反哺三农、振兴乡村，向三农进行财政转移支付，没有了“集体”的中间力量，即使想送钱，面对数以亿计的分散农户，无法避免地存在交易成本过高、效率有待提升的困境。

这个困难迟迟无法打破，以至于许多地方的“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的推进，又难以避免地存在流于表面、进展缓慢等现象。

由此再看乡下老年人的“老无所依”（珠三角发达地区老年人“有股份”、长三角发达地区老年人被纳入城镇化户籍保障，及潮汕、客家等保留着敬老传统的地区，在此不论），不难发现，城市老年人因为有单位、企业作为“集体”积累和背书，有社区居委会、街道医院、养老院、活动中心等“集体”公共服务载体，便有了幸福的基础。

而乡下老年人，没有“集体”可依赖，同时宗族文化又被“大集体”自己扫到历史的“垃圾堆”，就算曾经可依赖的家庭和“孝道”，也已被现代商品经济冲击得面目全非。

有“集体”作为中介，“国家”就可感、可沟通、可依赖；没有“集体”、“国家”就是一个遥远的概念。《No country for old man》（电影《老无所依》）里，“暴力”后面隐藏的深深的“无力”，并不容易挣脱。

求人与求己

我乡下的祖辈已日暮西山，来不及讨论“老有所依”；父辈们则正在转换的档口，与有些调查报告里的乐观结论相比，呈现出的却是悲观和焦虑。

跟父亲吵了一辈子的母亲，这两年突然对父亲关切和温和起来，在上海帮我带孩子的这两年，每天必须要跟父亲视频通话。通话无非是些家长里短，多去看看老人，地里的花生、辣椒该去摘了，工作累不累之类……工作累？还是再坚持坚持，为咱再存点养老钱……

我的心中其实充满悲伤。当同龄城里人的父母在盼望着退休，计划着退休去哪里玩，计划着买这样那样的装备，我乡下的父母却在盘算着还能坚持多少年……

同样为国家做过贡献，也同样为城市、工业做过贡献，No country for country old man，当时代和“国家”都“无所依”，占人口相当比例的他们何去何从，并没有乐观的答案。

我所知的比较好的答案有二。

其一是李昌平先生的“乡村内置金融方案”。

乡下老年人多少有一些闲钱，存银行不划算又有风险（这两年不少银行存款就不翼而飞），而乡村外置金融始终不愿进入，农户贷款困难。李昌平先生便把老年人组织起来，建立金融合作社，老年人可以把闲钱投进来，支持本土乡民搞生产。

骗本乡本土的老人的钱，无疑是个天打雷劈的事儿，加上贷款需合作社里五位或以上老人联名担保，老人鉴于对自己资金负责的角度必然认真了解，便基本不会出现现代金融始终难以解决的骗贷等道德风险问题。

村民有了贷款，推动了乡村生产建设，还能支付利息。老人们的钱有了回报，更重要的，是围绕贷款、利息收益分配、公共事务建设和管理，形成集体议事体系。老人们有了自己的集体、自己的话语权，才能老有所依，乡村建设的自发性力量也才有所依……

此时，政府与其大量重复建设，大量把钱塞给贫困户，不如主导成立乡村建设基金，投入一定资本作为种子基金，吸引老年人入股，并将收益投入到地方公共事务建设。在带动在地化产融结合、盘活乡村自发建设力量的同时，解决地方养老、乡村缺乏集体及议事机构的弊病……可谓治本之策。

只可惜，这个有效的方案尚未得到地方政府部门的重视。

 

其二是乡村互助养老设计。

既然无所依，那就求人不如求己。

乡村可建立“互助养老社”，年满60岁可加入。60岁左右的老年人，身体往往还健康，有一定照料能力，可以参与照料社内年龄更大、身体不便的老者，并可兑换成“养老券”。当自己年龄增大或行动不便时，便可获得社内“新生”老年人的照顾，或凭券获取相应服务。

此一设计，开端需要政府的信用背书、鼓励及推动——随着中国老龄化不断加快，城市有老龄办，县乡政府也应该设此组织，并推动类似事务发展。

“个人-集体-国家”，新中国乡村发展历史表明，“个人”太弱小，“集体”无法包办一切，“国家”也绝非万能，尊重个体、依托集体（或第三部门）、国家统筹，平衡发展，而非谁进谁退，这才是美丽乡村、和谐中国的希望所在！

• 作者：刘子，民间观察派，独立思考者。上海朴人资产合伙人，乡村旅游&产业研究中心研究员。

• 参考书籍/文章：

  梁启超：《梁启超论教育》

  毒药君：《老无所依！日本这部良心片告诉你长寿有多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