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上大学后才明白，所谓“考上大学就好了”只是一个谎言。
作者：张颖钰
来源：全现在（ID：quanxianzaiAPP）
大三接近尾声的时候，杜青云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退学了。
对他而言，这个决定更多意味着解脱。那时他已经挂掉了将近20学分的课程，再也不想忍受索然无味的课堂和同学们的冷眼。离开那天正赶上五一假期，室友们都出去玩了，宿舍里空空落落。外面下着雨，他没带伞，一个人淋着雨走到车站，离开了北大校园。
2020年高考，杜青云以718分的成绩成为湖南省理科高考状元。图片来源于网络
2020年7月，杜青云再次参加高考，并以718分的成绩成为湖南省理科高考状元。而其此前从北大退学的事，也一并被挖了出来。相比于状元身份，他的退学经历引发了更多好奇——讨论通常落在两个极端：一端是称赞“学霸”的过人天资，羡慕他们有自由选择的底气；一端是批判学生们自我放弃，挂科，打游戏，变成“网瘾少年”，才不得已走上退学的道路。
杜青云显然不认可以上两种评价。
但他对“小镇做题家”这个标签有着强烈共鸣：“小镇”意味着经济水平或眼界的局限，“做题家”则强调应试能力的突出和综合能力的薄弱。这像是对他人生前十几年的集中概括：4岁上乡镇小学，去县城读初中，考到省会重点高中，大学进入北大光华管理学院。
通过做题和考试，他得以跳出乡镇，却在一个更广阔的空间里感到困惑，甚至迷失。
2020年6月，在豆瓣的“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里，他开始连载在北大的经历，取名为《此外的少年》。此前，作家江南写过一本名为《此间的少年》的书，取材于自己在北大的求学生活。杜青云则认为，在北大的三年，自己被隔绝在所谓“美好”的大学生活之外，并最终选择了退出。
他并非孤例。根据“博雅数据”2017年发布的调查，以2017届毕业生为例，北京大学约有100名学生不能正常毕业，退（休）学率为4.2%；清华大学则有200余名学生不能正常毕业，退（休）学率为7.6%。
数据背后是一个疏离和失意的群体，他们怀揣对未来的期许走进最顶尖的高等学府，却由于各种因素偏离了预期轨道。
考上北大是2016年，杜青云16岁。他喜爱的诗人海子在相似的年纪进入北大，并在此收获三种幸福：诗歌、王位与太阳——这也是当时的杜青云对大学生活的期待。
而他的父亲更为现实。他眼中的大学也与三样东西勾连：社团、奖学金和学生组织，分别对应着人脉、金钱和权力。让儿子进光华管理学院是父亲的决定，“毕业出来随便去哪个企业，那都是几十万。”
杜青云的不适感早在开学前就显现出来。新生QQ群里闪烁着99+条消息，同学们讨论着托福成绩和他从未听过的电脑软件名。至于同学间相互称呼“大佬”，几年后回想起来，这个留平头，戴无框眼镜的男生还会不自觉地皱起眉头。他厌恶同辈间的炫耀与吹捧，又有些嫉妒，“好像确实挺厉害的”。他一条条往上翻群消息，试图找出他人言语中的逻辑漏洞，好让那些优越感爆棚的人丢脸。刷着刷着，又觉得自己很无趣，索性屏蔽了群消息。
对他冲击更大的是经济上的差距。有一次，室友发牢骚，“机票涨到两千块了”，接着，买下了出去玩的机票。杜青云很诧异，他家在湖南张家界的一个乡镇，假期回家买两百块钱左右的绿皮火车票，要坐将近一天。
开学前，父亲一次性往他的卡里打了一万元生活费，杜青云也便尝试效仿起同学们的消费模式——他注意到很多同学会在上课前买一杯星巴克，自己也跑去买，“不是因为渴或者好喝，是因为别人都这样，我不买就显得很low”。在淘宝上看到心仪的东西，他就拍下。最大一笔开销是买了台一千多块钱的游戏机，玩过一次就丢在宿舍的角落里。他希望能借此融入集体，“通过消费，好像就能跟那些打扮光鲜亮丽，讲话文绉绉的同学属于一个阶级。”
但钱包很快见底，学期过半，杜青云花了近一万元。父亲察觉了流水的异常，打来电话呵斥。他只好回到节俭模式，并意识到，“他们十几年来的消费习惯不是短暂模仿可以学来的”。
北京大学社团招新。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杜青云也想过加入社团，借此融入。
第一次，他选择了骑行社，推着初中时一百块钱左右买的自行车参加拉练。验车的社员说，“车太老了，链子都快生锈了”。学长借了他一辆，归还时，他没注意到自行车骨架上的黑色污迹。学长气得发了条朋友圈：“刚买了两年的车被糟蹋成这样！”杜青云吓得连连道歉，并表示愿意支付保养费用。
学长没再追究，删掉了朋友圈，杜青云却不好意思再待在骑行社。他对二次元文化感兴趣，但加入ACG社后，发现社员们已经形成了稳定的交际圈，很难融入。更为现实的问题是，定制一套cosplay服装要几千元，原版的游戏卡牌也要一千多。
“你觉得一般家庭去得了吗？”接受全现在采访时，杜青云反问。
学院的课程也让杜青云感觉索然无味，“听都不想听”。身边的同学显然比他更早摸清了大学的规则，开学后几天，室友们已经开始讨论哪个老师给分好，该怎么选课。杜青云插不上话，他还在研究培养方案里的“必修”“选修”，也没弄清楚GPA（平均学分绩点）的计算方法。
一切都改变了。在高中，每天都有安排好的课程和作业，分数是唯一的目标，“老师给你任务，给你攻略，你做到最好就能得到最高奖励”。但大学显然换了一套规则——课程是自己选的，老师不会紧盯着每个学生的进度，成绩也不再是唯一的评价机制。
不过评价仍然可以被量化，杜青云看过奖学金的评优表，上面明确写着学生组织任职加几分，参加社会志愿活动加几分。他觉得无趣，做志愿活动怎么是为了加分？
慢慢地，杜青云成了集体中的边缘人。高中可不是这样，他成绩好，性格开朗，和老师同学都能相处得来。他喜欢看杂志，有时看着入了神，整个晚自习都用来读杂志。由于成绩好，老师们并不十分在意，最多口头批评几句。
在大学这套新的评价体系里，杜青云渐渐失去了认可度和话语权。他和一位室友长期有矛盾，给室友发去长信想要沟通，室友没有回复。他向辅导员申请调解或换宿舍，辅导员也没有介入的意思，反而回复杜青云说，你室友是一个很好的人。
“潜台词说，我是一个不好的人，对吧？”杜青云再次反问。但他也承认，室友家境好，会社交，在学生组织担任秘书长，“有话语权”。
大学的第一个学期，杜青云还能按部就班完成课业，不过成绩平平。他想过拓展社交面，并主动向另一个同样来自农村的室友袒露自己的苦闷，“感觉大家都挺忙的，没人交流”。对方反应平淡，“那你就去找个能交流的人”。
“他们可能觉得跟我聊天的收益小于成本”。杜青云觉得，在这套评价体系里，自己可能已经被打上了“低价值”的标签。他转而在虚拟世界寻找发泄情感的出口，有时一打游戏就是一天。
一些学生在大学里翘课，挂科，打游戏，被打上“网瘾少年”的标签。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可重复的游戏操作也让他感到枯燥。“这鼠标我都点了几千次，每次都是一个手感，有什么意义呢？”杜青云向全现在描述。但即便如此，他还是不愿意退出游戏界面。他知道，游戏界面一旦关闭，他又免不了陷入痛苦和自责，为什么又玩了这么久？为什么又没做正事？
生活一节节失控。
他先是开始大量翘课，到大二下学期时已经挂了四五科。他强迫自己坐回书桌前，可每一个字句读起来都艰涩无比。“挂得足够多了，就再也没有补救的欲望”。杜青云说，那之后，他的心态更加崩溃，想着重修也未必能通过，便又回到整日打游戏的状态。
大二下学期，杜青云意识到自己真的不适合所学专业，但这时已经错过了提交转专业申请的时间。他想到退学，并打电话回家。拿起电话，杜青云告诉父亲，“我现在说一件你可能难以接受的事情，但我相信你会理解我。”说出这个决定前，他让父亲先用一分钟做心理准备。
一分钟的沉默后，“我要退学。”杜青云语气平和。
“不行！”父亲的语气急促且坚决。接着，电话那头传来不断的责骂声，“你知道退学了会有多丢人吗？”“你肯定是打游戏打多了，绝对是你不努力！”
三年过后，他再翻开自己当时的朋友圈，想找找大二、大三的生活记录，发现那两年几乎没留下什么痕迹，连分享记录生活的动力都没有了。偶尔分享图片，也是凌乱的构图和灰白的配色。
大三开始前的暑假，他去了一趟长沙，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确诊了中度抑郁。
此后，他陷入了和父母漫长的拉锯战。父母要他撑下去拿到毕业证，他哭着一遍遍解释。母亲说，“一个男人，你哭什么？”
杜青云用“自暴自弃”形容自己后来的状态。偶尔去上课，他也无心听讲，在知乎上刷“从北京大学退学是一种什么体验？”大三上学期，他只通过了两三门课的考试。到了下学期，父母终于松口同意他退学。
2019年5月1日，杜青云去教务处办退学手续。办手续的老师问他为什么想要退学，他轻描淡写回了句，“不喜欢这个专业”。老师感叹，“今天这样的孩子好多”。
杜青云接过老师递来的表单，上面还有几个5月1日退学的学生签名、电话号码及学籍去向。他想着，可以把他们的电话号码记下来，打过去，互舔伤口。但考虑到这样做侵犯隐私，他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
十几个章盖下来，杜青云的身份不再是“北大学生”。
回老家复读后，母亲告诉杜青云，父亲又在单位和人吵架了。
以前和人起冲突，父亲常把儿子挂在嘴边，“我儿子北大学生，你算个什么？”现在退学了，父亲开始遭人奚落，“你儿子不是很厉害吗，怎么从北大退学了？”
在杜青云看来，母亲说这些话，是想让他有负罪感，但他没有。父子俩的一次争吵中，杜青云急了，“你就想着清华北大，这四个字意味着名声和荣耀，那你究竟是爱我还是爱我带来的名声？”
父亲冷冷回了句，“我就是喜欢你带来的名声”。
杜青云家在湖南张家界桑植县，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初中老师。印象里，父亲对他的期望就是“做人上人，当大官，赚大钱，管很多人”。他记得，父亲一直对他的成绩很上心，有时比他还提前知道成绩，承诺考试有进步就给他奖励，比如初中买的那辆百元左右的自行车。
杜青云在外界的赞誉声中长大。上幼儿园时，直接跳到大班，四岁就上了小学。由于年纪小，成绩好，他总被亲戚朋友奉为“神童”。父亲带他出去应酬，饭桌上的长辈常交口称赞：“哎呀，你儿子真厉害！”父亲得意又满足，杜青云则沉默着埋头吃饭。
在父亲的观念里，分数就是话语权，成绩差就会被人轻视。十几年来，杜青云把考试和追求高分内化成自己的习惯。高中到了省重点长郡中学，成绩变成年级一百多名，他接受不了，考差了就惩罚自己不吃饭，把吃饭的时间省下来学习。高二排名上升，他才逐渐把状态调整过来。
在长郡中学，有人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有人能快速做出竞赛题。考高分则被杜青云视作弥补差距的方法，“我没有别的东西，只有依靠这一点去反超他们”。
后来，杜青云在豆瓣看到一篇帖子——《如果我是小镇学习家的话，我的父母就是做梦练习生》。他完全熟悉帖子里描述的父母状态：自己在事业上逊于同龄人，便对孩子抱有过高的期待。只有在子女培育上战胜别人，才能争这一口气。
杜青云从小受到的教育是“一定要比别人强”。父亲经常拿他和其他同学比，说他在哪些方面不如别人。后来父亲再说类似的话，杜青云怼回去，“你看看你自己的同学，有当局长的，有当公司老总的，你丢不丢人啊，还说我？”父亲默不作声。杜青云知道，自己戳到了父亲的痛处。
回忆起当年父亲让自己报光华管理学院，杜青云意识到，这个选择本身也带着阶级跃迁的执念，“可能在他们的认知里，这个地方阶级跃迁的可能性是最大的，是最容易跳出去的。”
他能理解父亲的选择，但是对于原生家庭带来的伤害，他“无法原谅”。
杜青云也知道，自己的情况在北大不是个例。
他注意到，有位同学以省高考状元的身份入学，后来却“很边缘很阴郁”，成天闷在宿舍里不开灯，坐在床上看手机或玩电脑。隔壁宿舍的一位同学则被教务老师在大群里圈出来点名，“你为什么还不交作业？”杜青云印象中，那位同学也是相似状态，沉默寡言，头发乱糟糟的。他有时去隔壁串门，那位同学也不怎么说话，趴在桌子上做自己的事。
杜青云发现，这些人大多把内心封闭起来。回长沙复读时，班上有两名同学是清华退学回来的，其中一个还是他的高中同学。杜青云想和他聊聊各自经历，他描述自己退学是因为人际关系不合，加上不喜欢所选专业。对方则没有表现出对这个话题的兴趣，支支吾吾，只说自己跟不上清华的课程。杜青云没再深聊下去，他明白，从清华北大退学的故事是一块不能轻易触碰的伤疤。
在知乎上，他看到一些陷入循环的故事——从北大退学重考上清华，又从清华退学。他心有戚戚，“太恐怖了，绝对不能发生在我身上”。
复读的经历并没有他想象中的压力，题目仍然是熟悉的，他也仍然名列前茅。他不像其他同学一样每天扎在题海里，而是花更多时间思考如何重构自我，防止类似的事再次发生。
他也不愿意像以前一样做个听话的乖学生。由于抑郁症，他精神状态不佳，但老师硬要他起来上早课。他就和老师对着干。提前完成作业后，就在座位上发呆，看课外书，找同学闲聊。晚自习时，他跑到食堂顶楼吹风，心中升起一阵反叛的快乐。他偷偷买了一部手机。在顶楼上，他整理思绪，将大学三年的经历变成文字，发在“985废物引进计划”豆瓣小组里——他相信能在组内找到有共鸣的人。
有人鼓励他，有人评论“感同身受”。他印象最深的是高考后收到私信，“学长我也是光华的，比你低一届，马上也要退学复读了。”两人加上微信聊了聊，对方说退学的原因和他差不多，不喜欢专业所学，感觉自己被边缘化，再加上后来失恋了，“全世界都在背叛你”。
“能不能不让这种现象出现了”，杜青云想要联结更多遇到类似困境的学生，他在豆瓣上建了一个小组“PKU失学儿童”，面向从北大退学或休学的学生，“至少要有一门挂科吧”。他希望组里可以有更多人表达自我，找到退学原因并互帮互助走出困境。
组里目前有9位成员，发帖的只有杜青云一人。
杜青云能理解，这个群体里的大多数人都自我封闭，不愿表达。在他看来，造成退学现象和“小镇做题家”的原因是多面的，有原生家庭的因素，也有教育的问题。他了解到，一些发达地区的高中有生涯规划和职业教育方面的课程，而自己所在的高中完全没有这样的机会，学生们埋头做题，家长和老师们都在说“考上大学就好了”。
而如今在他看来，很多人上大学后才明白，所谓“考上大学就好了”只是一个谎言。
高考百日誓师大会。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再次高考前一个月，管教学的老师告诉杜青云，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制订每天的学习计划，每日任务完成后，就可以做自己的事情。杜青云这才把学习节奏和心态调整过来，上午刷一套理综卷子，下午刷一套数学或者语文英语，其他时间窝在宿舍看书睡觉，“特别爽”。
这一次，他的裸分成绩为698分，加上20分的少数民族加分，名列湖南省高考理科第一名。老师先查到成绩，电话打到家里，父亲很激动，“可以啊”。亲戚朋友来家里贺喜，父亲一边忙着接待，一边连连摆手，“不算什么，都是运气嘞”。
杜青云拒绝父亲带他出去应酬，“你又想拿我名头搞事”。复读学校承诺过，考清华北大奖励30万，考状元再追加20万。杜青云把这50万作为大学全部的生活经费，“不想用家里一分钱”。
这一次，家人不再干涉他的选择。填报高考志愿时，杜青云依照兴趣选择了清华大学新雅书院。入校第一年是通识课的学习，第二年分小专业，他准备选择感兴趣的政经哲方向。
清华园二校门。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在人文学科的课堂上，他有了获得感。有时灵光一闪，想到几个历史事件的相似性和关联性，他觉得“非常有意思”。但大部分时间，他的大学生活仍然被困惑、疲惫和压力占据。一些课上充斥着枯燥的学术概念，他不理解这些概念的含义，只能埋头苦记。他对学术研究的热情也有所消退，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有时候打游戏，读二次元作品，内心会有个熟悉的念头冒出来，“你怎么又没做正事啊”。
让他感到幸运的是，遇到了友善的室友、同学和辅导员，没有人再把他当成边缘人。他不用像以前一样模仿他人的消费习惯，“穿回力鞋”也不用担心会受到轻视。有段时间他的抑郁症状复发，辅导员主动帮他联系就医。助教表示理解他的状态，作业暂时交不上也没关系。
和上次大学经历一样，杜青云还是能感到同学间的差距，但这一次，他更多尝试调整自己的心态 。他能明显感觉到，来自沿海地区的同学人文知识储备更丰富，但他对此换了一种理解，“你这种方法挺好的，但不意味着我的方案比你差，我的也有一定道理”。参加社团活动的心态也有所变化，他不再抱着拓展人脉的预期，而只是“去观察这个阶段的大学生在想什么，想要干什么，我能不能在他们身上学到什么”。
对眼下的杜青云来说，他还有三年的时间可以继续探索，和寻找自己未来的方向，而他曾经的同学们则已经面临着找工作的难题。他得知，有位高中同学在复旦读研，想考公务员去体制内工作。但在上海的街道办实习时，发现自己的复旦研究生学历是同事中最低的。他考虑过回县城，又意识到县城的公务员体制内有着固化的熟人圈层，而自己没有相关的人脉，难以融入。
“不管是这些四合院还是高楼大厦，都没有我们的容身之地。”杜青云坐在清华附近写字楼里的一家星巴克，用手指向窗外。这里满是西装革履的上班族，写字楼的地板光亮得能照出人影。
第二次高考结束后的夏天，杜青云联系上了当年在北大的那位省状元同学。听其他人说，状元毕业后没找工作，回到家待着了。聊天中，同学提了句，“县城工作也不好找”，没再往下延展。杜青云回复说，当年的省状元身份如果舍得用，或许能对找工作有些帮助。
“四年前的身份，现在还管用吗？”同学发来这句话，附上了三个捂脸的表情。
（江紫涵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