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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到的病毒

当新型冠状病毒呈现出在多国蔓延的趋势时，土耳其的反应并不慢。1月24日土耳其就终止了武汉飞往伊斯坦布尔的航班；二月初则停止了所有从中国飞往土耳其的航班；3月2日起土耳其拒绝伊朗、伊拉克、韩国、中国和意大利五国公民入境，希望通过阻断输入性病例拒疫情于国门之外。

但随后土耳其似乎放松了警惕，并没有采取更多积极措施。

而新冠肺炎也似乎真的绕过了土耳其，其确诊人数长期为零。直到3月11日，土耳其才出现了第一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比目前确诊人数排名靠前的国家都晚得多。随后，其确诊数字与已经全面爆发的欧美比，也显得并不抢眼。

考虑到土耳其与欧洲经济往来密切，在欧洲生活的土耳其裔数量众多，仅在疫情重灾区德国就有280万人，在两国间来往频繁，此时土耳其的疫情水平之低着实令人费解。

就如同有印度专家将低确诊人数归因为印度人种的特殊性和印度特有环境提供的免疫力一样，甚至有土耳其专家也祭出了祖传基因的大旗。他们认为，土耳其人属于突厥人，这种特殊的血统让国民先天就拥有抗体，所以不容易感染新冠肺炎。

这种观点并没有科学证据，但在土耳其部分国民间却很有市场。

但转变来得也很快。3月19日和24日，土耳其新增确诊人数出现了两轮激增，随后新增确诊数持续攀升，增长率也高得惊人，确诊人数绘成图后形成了陡峭的曲线。与之对应的则是死亡人数的攀升。

一场大流行近在眼前，以至于有人担心最终土耳其会重蹈意大利覆辙。

截至4月10日19：30，土耳其已经有42282人确诊，累计死亡908人。尤其是4月8日，该国一天确诊4117人，冲进全球确诊前十，位列亚洲现存患者第一。

突厥血统看来是靠不住的，只有科学防控才是唯一的出路。但为什么本应理性思考国民防疫的土政府一直没有作为呢？

何以攀升至此

土耳其地处横跨欧亚的交通要冲。对于土耳其来说，这也意味着复杂的人员流动环境。

首先是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国家，吸引了为数不少的土耳其移民；其次，周边的伊斯兰国家沙特、伊朗等与土耳其人员流动也很频繁；第三，新老伊斯坦布尔机场都是欧亚大陆上的空运枢纽，拥有巨大的人员吞吐量，而很多旅客在转机的同时也喜欢顺便在这座古都旅游一番。

而土耳其也是世界第十大旅行目的地。2017年，土耳其的国外游客数量为3860万，旅游业总营业额高达260亿美元。畅销小说《地狱》中，作者就描绘了一个科学怪人在土耳其地下水宫殿投放病毒，希望这里的游客能把病毒散播到世界各地的情节。

凡此种种要素，都意味着数量巨大的人员流动和极高的感染风险。所以土耳其的疫情可能早在第一例病例确诊前，就已经在土耳其传播开来。

土耳其筛查出第一例确诊的3月11日，距离钟南山院士在采访中表示会人传人已经过去了50天，距离武汉封城则已经过去了40天有余，距离意大利封城也已经过去了近20天。这期间病毒的传染性与危害性有目共睹，欧洲已经呈现出暴发态势，但是土耳其采取的对策还比较弱。

那时土耳其政府对疫情的排查并不及时，主要集中于海外归国人员，效果也并不好。当时中国台湾就出现了几个因为去土耳其旅行而感染的病例，反而土耳其自己确诊数字还很少，可以推测其检测力度并不足以及时排查出轻度症状患者，很有可能3月19日以前的低增长率便源于此。

近期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土耳其检测力度才逐渐加码，4月6日完成了每天检测一万人的目标，4月8日检测24900人，结果确诊病例果然暴增，体现出一种亡羊补牢的无奈。

其实土耳其的医疗水平并不差，它是中东重要的医疗旅行目的地。但土国医生的强项主要集中在心血管、神经外科、眼科、牙科与医疗美容，与这次疫情所需科室并不匹配。况且理论上的医疗水平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很容易被挤兑，意大利、西班牙等西方国家已经是负面教训。

此后土耳其果然一度扣押了西班牙进口的数百台呼吸机，还加大了从中国购买医疗物资的力度，似乎都在说明土耳其即将面临医疗物资短缺的窘境。最让人惊讶的的一则新闻是，4月7日马耳他储存在土耳其仓库中的50000套防护服被盗，盗贼却没有找到，问题出在哪里大家恐怕也心知肚明。

这时，土耳其医学会正统专家的声音才终于受到了重视。他们批评政府没有准备好物资，伊斯坦布尔将面临医疗物资短缺。

之所以这些专家直到今天才有了发声的机会，与土耳其政府的媒体管制无疑是有关的。过去几个月里报喜不报忧的新闻，分散了公众的注意力，让民众产生了盲目的乐观，甚至出现了突厥血统百毒不侵的言论，对疫情防控极为不利。

而随着媒体公信力被消耗，阴谋论也出现了。在土耳其社交网络上，现在充斥着真假难辨的新闻以及对于埃尔多安政府的批评。

或许这些批评不无道理，因为一直到全球疫情中期，土耳其政府的反应还是很慢。比如3月18日，土耳其莫名其妙地封锁了50座小城镇，却放任最重要的大城市安卡拉、伊兹密尔和伊斯坦布尔继续开放，而此时伊斯坦布尔的确诊病例已经达到了全国60%。

三座城市的市长坚决要求封城，与埃尔多安一度闹得很不愉快，伊斯坦布尔市长呼吁封城并筹措资金等一系类举动甚至被埃尔多安斥为“国中国”。不知道他自己当年在那里当市长的时候坚决反对中央政府靠拢欧盟的行为算不算“国中国”。

4月4日，新的封城命令才姗姗来迟，而此时伊斯坦布尔疫情很可能已经大规模输出过好几轮了。

疫情影响

埃尔多安迟迟不宣布大城市封城的原因与其他国家一样，他希望尽量减轻疫情对经济的影响。

2010年，埃尔多安曾经许诺到2023年时，土耳其要成为世界排名前十的经济体，这显然尤其需要西部发达地区贡献力量。然而世事难料，2018年土耳其里拉暴跌引发经济衰退，直至2019年第四季度GDP增速才回复到之前的水平。如果换算成美元，从2013年起，看似强壮的土耳其人均GDP其实就在不断下滑了。

在已经面临危机的经济结构中，土耳其又很仰仗人员密集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制造业中纺织业、汽车制造业表现比较突出，这些行业主要分布在土耳其的大城市和马尔马拉地区，如果大城市停摆，必然影响土耳其的经济运行。

至于埃尔多安自己的票仓，则是在安纳托利亚腹地的保守地区。埃尔多安近年来也一直在用开发这些地区的矿产资源、改造老旧城区的办法进一步获得这些地区的民心。显然这些资金的来源只能是大城市的转移支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封锁大城市也是他的正发党不能接受的。

在拒绝封城的同时，埃尔多安的御用专家们还为国民画了一张可口的大饼：在疫情的冲击下，欧美下游企业会减少从中国进口铸造产品的份额，而土耳其完全可以利用技术积累和地缘亲近性弯道超车中国。

然而不久中国就成功控制了疫情，现在连武汉都有序恢复了，而土耳其却呈现出爆发态势，制造业复兴的黄粱美梦也没有希望了。

疫情甚至影响到了土耳其的中东战局，其在叙利亚的驻军目前就暂缓了军事行动。土耳其国防部称，这是为了最大限度减少部队流动以降低病毒传播风险，已然绝口不提年初信誓旦旦进入大马士革的计划。这为仍然危机四伏的巴沙尔政府争取了喘息的机会。

而过去几个月里的拖沓行动，对于正发党来说也不是什么好消息。对现政府不满多年的反对派，如今占领了积极抗疫的道德制高点，对埃尔多安的个人威信构成了严重挑战。而埃尔多安，则似乎在寄希望于自己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上的支持者的年轻化，不会面临极高的死亡率，继而能在未来支持他的大国梦想。

在土耳其的“主流媒体”上，这种心领神会的声音已经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