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今天的行医故事，就是明天的医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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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倡议各位：明天做核酸检测完毕戴好口罩后，请对医务人员说声谢谢，尤其要谢谢外地援沪的医务人员。而且，请一定要看着对方的眼睛说：谢谢！

基于疫情进展，我们在昨天的推文《如何最短时间打赢「魔都保卫战」？或许还要借鉴武汉经验》中预判——

接下来国家很可能将在上海全面落地“武汉经验”，复制“全国支援、分片包干”的大会战模式。

只是没想到，这一刻来得这么快。

拜奥密克戎所赐，我们每个人再次见证历史。

一

2日上午，已届古稀的大领导从吉林战疫“前线”飞赴上海；昨晚，国社在通稿中报道了领导调研会商后的最新决策——

全员核酸：不漏一户、不落一人；一人一管，36小时之内必须测完；明确要求6日前出结果，以全面摸清底数。

同时，抓紧改扩建方舱医院和定点收治医院，备足隔离房间，快速转运收治感染者，及时开展流调排查，追踪管控风险人员，必须做到日清日结。

病毒一直在进化，应对之策也必须“与时俱进”。犹记得，两年多前的武汉保卫战，“应收尽收、应治尽治”是彻底战胜疫情的关键之举；这一次魔都鏖战奥密克戎变异株，在前者基础上又加了“应检尽检、应隔尽隔”。

昨天我们还写过，虽然奥密克戎变异株传播力惊人，但没有什么是封城加全员核酸不能解决的。

关键是，谁来做这个决断。

现在，惟有背水一战。

二

媒体报道，3月1日至4月2日，魔都累计感染人数已经超过5万，正处于高位流行。

什么叫覆水难收？疫情发展到了这样一个规模，镇镇冒烟，街街点火；再充沛的医疗资源也会有上限，难以避免的院感事故还在不断带来减员……

大决战前，最主要的困难并不在于方舱医院的建立，而是方舱医院里的医护人员配备问题。如果按照100名轻症患者配备25名医护人员（5名医生20名护士）的标准来计算，目前一天新增的近万名感染者（绝大部分是轻症或以下）就至少要新增2500名医护人员！

洞若观火。这一刻，国家组派的医疗队、上万人正在渐次抵达上海，部分已经入驻方舱。

据人民日报等媒体报道，国家援沪医疗队由来自江苏、浙江、安徽、北京、天津、山东、湖北、河南、江西、海南、湖南、福建、贵州、四川等省市的医务人员组成。这其中，包邮区内的苏浙皖三省已经来了9000人；湖北医疗队里面有我们非常熟悉的武汉市金银潭医院的6名队员；北京医疗队的口号是“北上一家，京城守沪”……

兄弟姐妹们都在说，他们接到的任务是尽锐出战，今天到。

因为，明天就要开启决战时刻。

三

图就不多放了，朋友圈和抖音里到处都是——

 

必须承认，这就是全国一盘棋下雷霆万钧般的执行力；让人感觉一瞬间又穿越到气壮山河、可歌可泣的武汉时刻。

很多人注意到，很多地方在自身防控压力极大、人手极其紧张的情况下，咬紧牙关把压箱底的宝贝们都抽调出来借给了上海。

譬如无锡，3月份以来，公共交通停运，学校停课，全员核酸……树欲静而风未止，这座城市就一直没有消停过。但是，他们来了，20辆大巴车，满载着无锡人民的无私厚爱已经抵沪。

再譬如，一衣带水的浙江，一省将承载3万名转运隔离人员的安置任务。

这里面，我们还发现了很多以前和上海“交往”并不算多的名字：譬如滁州下辖的凤阳、明光、全椒和来安；再譬如四川的雅安、海南的儋州/昌江……

 

全国人民正在用无私的行动书写：上海是全国的上海。再大的困难，不抛弃，不放弃。

接下来，我们每一个上海人，都要自律，都要争气啊。

在此倡议各位，明天做核酸检测完毕戴好口罩后，对医务人员说声谢谢，尤其要谢谢外地援沪的医务人员。

而且，请一定要看着对方的眼睛说：谢谢！

四

越是被骂，越是要昂首挺胸做事；越是困难，越是要咬紧牙关支撑。

大战前夜，魔都寂静得让人感伤。看着窗外万家灯火，只觉得满腔愤懑和悲怆。

外省市的兄弟们都说，接下来的这一仗，不一定比武汉好打。毕竟，病毒进化至今，传播力已达天花板，像极了金庸笔下的七星海棠，无色无味，伤人于无形。谁没有一家老小？谁不是父母的宝妻儿的依靠？

但大家都来了——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行文至此，刚刚看到丁香园的推送。文末说，在疫情已经发生两年有余，一次次地全力以赴、日夜轮转与精疲力竭后，仍然选择挺身而出，奔赴支援一线，这是一群医生的勇气。

 

而本刀想说，毕竟封城和全员核酸只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这不是大家想要的生活。在这一仗打完，下一波浪潮袭来之前，我们是否能准备好更为完备、智慧、可持续的应对策略？时间窗口，不多了。

众志成城，此役必胜！

·END·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u9sTBjBmAHo9LUgpbMF16Q

原创：孔鲤

来源：书林斋

又是一个与20年初疫情刚爆发时的关键节点。关键的从来不是形势，而是方针。20年初我在一片叫骂声中喊着坚定不移跟党走，被追着骂了四个月，终于随着20年中疫情逐渐褪去时耳根清净。

 

又是一个必须斗争的时候。很多人又一次跳了出来，相比于上次，这次的核心矛盾是要不要放开、要不要共存。我依然要表达立场：坚定不移地支持动态清零。

 

那么有几个问题就是我们必须解决的：

 

一、放开共存对谁有利？

 

二、欧美国家放开共存后为什么暂时没有影响经济？

 

三、上海这次究竟发生了什么？

 

先说第一个问题。

 

随着昨天一份录音的广泛传播，放开共存派又一次引发了舆情。录音有没有背景不重要，这事有没有阴谋也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群人为什么会因此表达情绪和立场？或者说，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严格说起来，有两类人。一类是在放开后能获得更大利益的群体，一类是通过呼吁放开可以在前者的共同体里获得青睐的群体。

 

前者力量大，后者声音大。

 

什么叫放开共存？放开共存指的不是放开后就任由病毒肆虐不管不顾，而是用另一种社会运行办法来面对新冠疫情。感染了，还是会治疗。

 

而我们知道，今天的病毒致死率不高、会反复感染、传播率极高。在这种情况下，焦灼点是什么？

 

是放开的话，现有医疗系统必然被击穿，而大量其它疾病患者也难以获得医疗资源。那么结果是什么？是或者继续加大财政投入医疗资本，或者索性进一步允许民营医院大规模开放。

 

这不是阴谋论，而是推演下的必然结果。累死累活的是医生，钵满盆满的是资本。医生都是辛苦的好医生，但医疗资本是不在乎什么叫救死扶伤的。

 

那么甚至还可以再进一步推论。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群体只要获得了经济利益，就必然去谋求政治利益。那么当医疗资本突然获得了巨大经济利益后，他们会做什么？不妨查查看昨天录音的当事人，以及今天一份由某大学附属医院教授提出的共存意见的这个教授，他们的政治身份是什么。

 

此外，几家药业（无论中西医），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比较一下两年来的股价涨势。单今年3月某些药业就涨停了好几次。

 

这还只是医疗资本。医疗资本外还有许许多多我们可能知道可能不知道的利益群体，限于篇幅我就不进一步展开了。

 

所以我们能看到，前几天《深圳特区报》直接表态了：疫情当前，是动态清零还是与病毒共存？如何选择，表面上看是抗疫的理念之争、策略之争、方法之争，本质上则是制度之争、国力之争、治理能力之争，甚至是文明之争。

 

 

说得很清楚：看起来是理念之争、策略之争、方法之争，本质上是制度之争、国力之争、治理能力之争，甚至是文明之争。

 

制度：社会主义制度VS资本主义制度。

 

国力：医疗资源占全国各种资源的比重，以及可能会有的倾斜。

 

治理能力：社会群体的动员方式与群体对国家的合法性构建。

 

这几点在下面我们慢慢说。

 

先说理念之争、策略之争、方法之争。

 

就像我上面说的，支持放开的，有两类群体。第一种力量大，我们说了。第二种声音大的呢？

 

声音大的那类群体，是与第一类群体高度联系但几乎还没成为第一类群体的预备役。这类人出现在各行各业，非要进行总结的话，有一条共性：

 

他们的收入来源基本上是货币性的，而不是生产性的。

 

比如互联网产业。我们都知道，互联网产业应该是科技行业，但事实上由于技术开发是高度资本密集型的，因此许多互联网公司实际上与金融业高度相关，再加上一些园区的经济导向，使得这些互联网公司与房地产行业又息息相关。大家可以搜搜看有些城市的电商产业园的资料，这些资料都表明，许多一夜之间涌现的互联网公司并不是科技行业，而本质上是金融扩张和城市扩张带来的货币行业。

 

再说直白一点，是美国超发货币后的产物。

 

为什么这几年我们要供给侧结构化改革？说白了就是把超发货币带来的货币性行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后，变成生产性行业。有许多互联网公司在这几年的整顿后确实完成了升级，但依旧有不少还在原地打转。

 

 

一个人是什么样，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这与道德水平无关。如果他长期处于类似的超发货币环境里，那他要想进一步获得这个圈子的认可，在这个圈子里往上爬，那他会怎么做？他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都必须首先认可这个圈子的价值观。

 

这个美国超发货币圈的价值观。

 

而肯定会有人问，很多城市小资，并不一定是和这个产业直接挂钩的，为什么也会出现这样的价值观？

 

答案是：随着城市的扩张和超发货币的滥发，大多数人被创造出了需求以满足对身份的认同。大多数的消费产品其实都是一种低成本提供身份认同。

 

比如以前要获得都市身份认同，成本实际上是巨大的，需要户口，房屋，社会关系。而现在事实上只需要提供一些消费品，一些生活方式都可以让人在低成本中局部获得这种认同。而这种认同其实是不真实的，因为实际上很多人依旧没有实际上成为这种都市人。

 

一个引申就是今天很多人有城市病，有这样那样的精神问题。他们需要精神鸦片来补足，而这些精神鸦片，很多是因为美国超发货币而带来的新兴行业。说消费正义是浅了，实际上是这一整套的机制。

 

折射到互联网上就是各种身份焦灼乃至赛博式的大打出手。

 

唯物地说，超发货币带来的结果就是大量人社会身份和实际身份严重不符。

 

你越渴望成为都市人，你就越容易走入这样的价值观圈里。这是我们所说的会鼓吹放开共存的第二类群体。

 

比如今天传播的某个汪姓科普作家对某些著名医生的采访。试问一句：你能一天之内就接触到一些著名医生并且采访吗？你不能，我也不能。我们完全不具备这样的社会条件，但他们这个群体能。

 

他们和第一类乃至超发货币源头，是一个一整套的由内向外的价值观机制。要注意的是，他们彼此之间可能是不认识的，我们不是说这里面有阴谋，有串联，但他们所处的社会阶层或者想要成为的社会阶层是相近的，他们之间的经济联系是紧密的。那么在有外力的情况下，他们必然会喊出相似的声音。

 

于是我们要问了，为什么欧美价值观圈支持的是放开？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残酷：欧美尤其是美国，已经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了。

 

首先是冷战时期，随着石油危机和里根经济学的推出，美国的本土制造业不再像过去那样兴旺发达，而是开始大规模流出。伴随着美元这种全球货币的，是欧洲的跟进。

 

当然，题外话就是我们的改革开放事实上得利于里根经济学供应学派的兴盛，大量制造业得以转移到中国，这才有了我们庞大的劳动力市场。

 

而美国自己呢？

 

产业结构的调整让美国变成了一个金融、科技、文化三类经济并重的经济结构。可以看到，这三类经济事实上都不是直接生产的，对单位劳动力的需求是低的，对单位劳动力能创造的价值要求是高的，因为不需要大量的制造业供应链，所以足可以达到人均收入高但收入差距大的结果。

 

而伴随着冷战的结束，这种经济秩序进一步完成了全球化。所以结果是什么？

 

是制造业转移得更加频繁，美国国内的金融行业、消费行业（文娱、身份）更加繁荣。

 

不知道有没有看过《歌舞青春》和《律政俏佳人》的朋友，这两个系列电影都是08年以前的，都是美国处于最强盛的黄金时期的电影，都是普世价值的最佳输出代表。

 

 

91年12月25日到01年9月10日是美国历史上最黄金的十年，没有竞争，没有生死，只要你笃信普世价值，你就能走向成功，无论你是阿甘还是金发女性（在欧美的价值观里金发女性代表什么是很清晰的）。

 

这意味着什么？

 

1，欧美尤其是美国的小资产阶级成为了主要的经济构成，二次分配成为了社会运行的主要机制。

 

2，传统的劳动力生产机制结构消散（特朗普的上台正是这批人最后的呐喊），无产阶级更是几乎不复存在。

 

3，普世价值迅速传遍了世界，一切受这个秩序影响的群体，都或多或少受到普世价值的熏陶。文化资本的扩张进一步生产出更大的超发货币空间。

 

好了，现在我们来看欧美的放开共存。

 

1，劳动力少，金融产业和文化产业多。放开共存的话，由于单位地区的人口不多，所以就算有大规模感染，也不会有过强的传播。

 

2，劳动力少，金融产业和文化产业多。放开共存的话，就算劳动力产业全部消失，也不会对欧美的经济秩序产生根本上的影响。直白点说就是这群劳动者就算死绝了，欧美的经济还是在金融和文化中继续生长着。

 

3，劳动力少，金融产业和文化产业多。放开共存的话，由于这类人群在二次分配中获得的收入较高，所以他们有足够的钱可以完成治疗，并不高度依赖于社会治疗保障体系。

 

在这种情况下，疫情其实并不会影响欧美主要的经济支柱，反而由于他们通过价值观输出，让许多国家尤其是劳动生产制造国家不得不放开，在某些领域获得了更多的经济利益。

 

说到底，国情不同。

 

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有大量劳动生产需要维持，是劳动力密集型为基础的国家。就算这些年向东南亚、中东、非洲转移了许多产业产能，但依旧是以这个为基础的。更何况中西部地区还有大量未开发的经济区。在这种情况下，放开共存是绝对不可行的。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来到了最后一个问题。上海发生了什么。

 

说上海之前，我先聊一下深圳。几乎和上海同时期爆发的疫情，深圳通过坚持动态清零，迅速解决了困境，恢复了秩序。

 

 

为什么深圳能够迅速做到？

 

这个问题可以转化成：深圳的人口组成是什么？

 

我们知道，深圳在改革开放之前是一个小渔村，虽然临近香港，但一直没有能够发展起来。而伴随着改革开放后的特区建立，迅速地崛起。在这种崛起中，深圳有三类主要人口：

 

1，本地人。人数不多，但由于深圳特区的建立，这些本地人通过土地补偿和房屋出租，获得了大量租金。我在深圳就遇到过这样的二代出租车司机，开着一辆豪车，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打发时间。

 

2，外地劳动力。以广东、湖南、广西、福建人居多，由内及外地扩散。这些劳动力同样包括生产性的和货币性的，但由于深圳土地的政策性，货币性的产业虽然产出资本不低，但绝对数量并不高。

 

3，外来资本力量。这类力量是奔着政策来的，土地政策、劳动力政策。只要有政策能更低价地吸引他们，他们就会一拥而上。

 

那么总结一下，深圳的情况是：一个高度依赖于政策的生产城市，各类群体通过政策事实上完成了彼此之间的强耦合。

 

推演一下自然可以理解，深圳要想完成全员核酸尽快恢复生产，在晚上九点大家下班后自然会积极响应。

 

而上海呢？两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对比过北京和上海，其中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上海是一个不过度依赖政策就能自行运转的城市。

 

这句话的另一层意思是，上海的各个群体之间是不需要通过政策完成强耦合的。

 

上海自开埠以来就是大量人口，包括租界的、石库门的、棚户区的，有宁波人、苏州人，还有广州人、福州人，也有很多苏北鲁南人。地域性在上海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比如建国前的纺织工人就呈现出很强的地域性。而熟悉历史的朋友也很清楚，我们解放上海时，是被要求不破坏一个建筑、伤害一个市民，以及必须睡在大街上的。

 

而建国后的大量公私合营以及改开后的大量新开发，事实上上海完成了多个层面上的经济秩序平衡稳定。

 

换言之，上海的原生力量被保护得很好。更详细的表述可以参考之前的那篇文章。

 

在这个基础上理解一下疫情还不够严重时的精准防疫。

 

在这个理解基础上理解一下上海最近比较混乱的基层。

 

要想把上海这么多人口、力量整合起来，必须通过更强有力的力量。

 

要唤醒（动态清零），而不是让他们彻底沉睡（放开共存）。

 

这确实到背水一战的时刻了。放开共存解决不了问题，讽刺上海也解决不了问题。解决问题是最关键的。

 

我们能做的，就是在舆论上坚定地站队。还是《深圳特区报》那句话，这不是什么理念之争、策略之争、方法之争，本质上则是制度之争、国力之争、治理能力之争，甚至是文明之争。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tQi5qJMdXZJdqEAzi8jKsw

与病毒共存，对普通人有什么影响？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动态清零？

国家疫情专家组梁万年曾说过：

“如果我们中国也选择了躺平，不坚持“动态清零”，就会导致群体庞大的老人、和弱势和脆弱人群感染，造成病死率。”

一旦选择与病毒共存，这些群体会是第一批被“牺牲者”。

这是我们骨子里无法承认的，因为中国人的心中：一个都不能少。

与病毒共存，对普通人有什么影响？

从国家的层面说，调控宏观经济主要是两种手段：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就是指政府的开源节流，多花一点钱，少花一点钱，增加或减少一点税收，都属于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主要是放水或收水。

一般来说，政府更倾向于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能不用就不用，能少用就少用，因为财政政策更能触达微观，比如我要扶持半导体生产，用财政政策的话，可以直接给半导体企业补助，又或者减少对半导体行业的征税，比较精准。

如果用货币政策，如向半导体企业贷款的话，就比较麻烦，任何贷款都会经过银行，多了一个中间商，很多东西就多了不确定性，何况银行都是嫌贫爱富的，没准这钱不知道最终被贷给谁了。

 

因此货币政策总体更倾向于宏观，不确定性较大，不像财政政策那样能直接见效，不确定性较小（当然不是完全没有）。

 

但凡财政政策还能生效，任何政府都会主要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通常只起辅助作用。

 

那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跟病毒有关系呢？

 

设想一下，现在全面躺平，一开始，似乎一切都回到了正常状态，员工也上岗了，商店也开门了，街上人流也多了，俨然幸福的日子又来了。

 

但是很快，企业的老板们会发现手下的员工不断请假，今天是张三感冒，明天是李四发烧，后天是王五四肢乏力，起初你还能理解，毕竟新冠到处都是，生病了也正常，也就批准了。

 

然而，由于无数的证据表明，新冠是可以重复感染的，设想中的群体免疫并不存在，所以员工们会不断的请假，这时候作为老板你就为难了，不批准吧，带病工作效率一定不佳，批准吧，没完没了了。

 

这时公司的运作就一定会受到严重影响，很多工作人手不足，难以开展，如果是工厂的话，一条生产线轮流请假，那简直可以关门了。

 

作为员工个人，频繁的感染，也必定令你工作效率大为降低，经常性请假会导致老板不耐烦，收入也会明显降低，收入降低了，那消费是不是也会相应下降？

 

以前喝喜茶，现在顶多只敢喝蜜雪冰城了。

 

消费下降，企业就会裁员，裁员导致全社会一片哀嚎，大家更不敢消费，裁员更多，这只会是一个恶性循环，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国家开放后，经济增速远不如疫情前的原因。

 

所以疫情的蔓延是一定会对经济造成严重负面影响的，然而，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GDP增长率

经济的困难，必然迫使政府使用财政手段大规模救济企业，比如大规模减税，减少社保缴费、增加补助等等。

但是，只要这样一来，就会导致财政政策被锁死，税收上只能减少不能增加，社保缴费只能减少不能增加，补助只能增加不能减少，财政政策实际上失效了。

 

财政这玩意，就算在好的年份，一般也只能做到盈亏平衡，很少有盈余的，当年克林顿就因为任内带来了财政盈余，赢得了广泛赞誉。

 

在经济困难的时候，财政需要为社会兜底，所以会迅速出现赤字，大量的赤字，而赤字是需要弥补的，但是此时经济困难，无法增加税收，也不能减少补助，意味着开源节流几乎不可能。

 

剩下唯一的办法，就是印钱，也就是货币政策。

 

 

通过印钱，借新还旧，能苟住一天是一天，能过一年算一年。

 

然而，大量印钱，等于大量放水，会导致什么后果？

 

房价暴涨。

 

美国在2020年4月，美联储开启无限印钞之后，房价就一路高歌猛进，文在寅所在的共同民主党为什么会输掉今年的总统大选？

 

本来文在寅政府在疫情第一波爆发后，表现非常出色，说力挽狂澜不为过，其声望一时无两，2020年共同民主党在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拿下300席中的180席，成为韩国历史上第一个强势国会政党，就是托了文在寅抗疫成功的福。

 

但是第二波什么第三波疫情爆发后，韩国却没扛住（韩国内鬼极多，又有美国驻军，所以能扛住第一波其实算是奇迹了）。

 

病毒蔓延导致韩国经济困难，文在寅政府不得已出台各种补助措施，显然这种补助造成了不小的赤字，就只能印钱填补赤字了。

 

印钱填补赤字直接造成韩国首尔房价暴涨，2021年就均价涨了一倍，还只是均价而已，韩国民间对文在寅的不满迅速增加，恰好这次选举显示，李在明就是在首尔年轻人多的地区，输了二十万票。

 

就连过去这些年房价基本没怎么涨得的德国，在疫情爆炸后，房价也以年均10%的速度上涨。

所以毫无疑问的是，如果中国全面躺平，那么房价暴涨是必然的，这对于普通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如果你是一个外卖小哥，那么就算再努力，平均一天跑两百单，也永远买不起房了，本来现在你在一线城市买不起，兴许还能攒钱回县城老家买，但是再涨一轮，老家估计都买不起了。

 

而房价暴涨有利于谁呢？

 

房东们、金融从业者，这些人手中往往持有大量的房产，过去这两年，国家搞“房住不炒”，房价上涨的势头被压制，严重得罪了他们，他们一直鼓吹国家放水。

 

只要病毒蔓延，经济困难，国家就不得不放水，他们也就能高位套现了，说他们是黄四郎，真不为过。

 

就算疫情爆炸了，他们也随时能跑到美国，不跑也不怕，他们有钱去私立医院，几万块治疗费对他们来说就跟玩儿一样。

 

恰好，上海就是我国的金融中心，这恐怕不是巧合。

 

当然，有些人支持共存，是确实困难，比如，路边的餐馆，老是封，他们的生意受到很大影响，我也能理解他们的心情，但我还是不得不说，放开了，他们的处境反而会更糟糕。

原因很简单，房价跟租金永远是锚定的，房价暴涨，租金必然跟着暴涨，现在实体经济就已经十分困难了，再来一轮租金暴涨，会是什么后果？

读者里有实体经济从业人员的，可以在后台留言。

 

既然躺平不行，但是一直封对经济伤害也太大，那咋办？

 

只能渐进。

 

既然病毒按常理会朝着不断降低毒性的方向进化，那我们不妨等一等，等到其危害再次降低了，我们这边疫苗、医疗资源、特效药啥的都准备好了，就可以渐进放开。

 

立刻放开是不行的，就好像我们搞改革开放，是渐进改革，如果一下子放开，变化太大，适应不过来，这时候各路牛鬼蛇神再一通忽悠，搞不好会像苏联一样。

  

上海疫情，就让人见识到了有钱人的隔离生活，如何超乎你的认知。

 

有个奢侈品消费大户，分享恒隆广场的路易威登之家，是如何连续5天变着花样给他送去精致的下午茶点。

 

餐餐附赠深情手写卡片，温暖到家。

 

恒隆宝格丽，比LV还卷。

 

别人送下午茶，它主攻正餐。

 

每天都有专人对接菜品，确认菜单。

 

迷迭香脆皮牛肋，菜包狮子头……荤素搭配，都是当季最好的食材。

 

 

GUCCI不甘落后，总部列了一串客户名单，安排各个门店准备新鲜果蔬礼包。

 

摘叶洗净，用高档包装纸包好，再缠上丝带，印上烫金logo，亲自送货上门。

 

车企保时捷，也开始发力。

 

给俱乐部车主送去蔬菜礼包，还是精致礼盒装，排面到位。

 

卡地亚把服务做到了巅峰。

 

不仅安排特别送餐，还是米其林一星、黑珍珠二钻级别的超高档餐厅甬府的菜品。

 

不合胃口，还可以随意调换。

 

这么说可能很多人还是想象不到它的段位，我查了下，这家饭店人均消费达到了1000+。

 

平常点外卖都要凑半天减免的我，实在无法想象。

 

 

建行银行经理变成了私人管家，给各位大客户定了酒店高档午餐。

 

顿顿十三道菜起步，看得网友直呼“过大年了！”。

 

但富豪说，建行的菜一般，下一餐不想吃建行的了。

 

这厢各大品牌争先恐后献殷勤，那厢豪宅物业也开辟了新赛道。

 

网传上海35万一平米的富人小区翠湖天地，中英文双语通知：

 

买了新鲜蔬菜放在楼底下随便拿，咖啡、西点摆满大堂。

 

疫情封控业主没办法出门，物业提供代遛狗服务。

 

深圳金茂府物业更体贴。

 

给大太阳底下排队做核酸的业主撑伞，旁边还备好了解渴的茶水。

 

上海贫富差距调查报告: 一墙之隔两重天

几年前，《半月谈》刊载《来自大城市的贫富差距调查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部分人真的先富起来了。

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演进，在我国各个社会群体利益格局被重新调整的过程中，分配不公现象日益突出，社会财富分配的“马太效应”愈发明显，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01：社区围墙区分贫富的“楚河汉界”

同为上海市的中心城区，静安、卢湾、徐汇、黄浦是繁华商业区和高档住宅区，而闸北、普陀、杨浦则集中了大批低收入人口。记者在当地调查时，连月均收入只有2000来元的司机都说：“闸北、杨浦，那是穷鬼住的地方！”

闸北区是上海市的“边缘区”，这里有大批砖木结构的老房子。在连片的“棚户区”里聚集了各种低收入者，如从边疆回来的知青、外来打工者等，他们的经济条件相对较差。据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闸北区申领低保的人口占全区户籍人口的3.6%，其中大多是失业者以及老人和孩子。而这里的“低保边缘户”是现有低保人口总数的三倍之多。

02：“工人新村”无奈的历史轮回

位于上海闸北区天目中路749号的蕃瓜弄社区在新中国成立前是上海的贫民窟，矮小的“滚地笼”挤满了大批无家可归的穷苦人。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改造，成为产业工人的聚居区，面貌焕然一新。蕃瓜弄的变迁当时还作为典型写进了上海的小学教科书。

然而，今天的蕃瓜弄又变成了低收入人群聚居区。蕃瓜弄社区目前居住了1680户居民，低保户有178户，占比超过10%。蕃瓜弄社区干部告诉记者，社区1964年建成，上世纪80年代能住到这里的产业工人，大都是敲锣打鼓来的。因为当时能在这个小区分到房子的，一般都是厂子里的“五好工人”。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工人下岗越来越多，大批产业工人成为低收入人群。

社区居民李存荣今年53岁，是上海市铁路局的一名机车维修工，一家三口在21平方米的房子里居住了14年。记者看到，包括李存荣在内的三户人家共8口人，一起住在一套51平方米的房子里，共用厨房和卫生间。李存荣说，这个小区所有的楼房都是这个样子，杂乱、拥挤、肮脏，而且水费、煤气费一起算，日常矛盾很多。

尽管现在居住条件艰苦，但是回忆起当初分房时，李存荣还是很骄傲的。他说，这个房子是因为他妻子在上海市印染化工厂里表现好，于1996年时分到的。但是，他妻子王纪芬原来工作的企业2001年关门，几百个工人全部下岗，她也只能回家。

现在，在上海电机学院上大二的女儿一年仅学费就要1万元，一家人只能靠李存荣一个月约2000元的工资紧紧巴巴地过日子。“像我这样的家庭在这片社区里还属于中等。”李存荣说，“幸好我们夫妻俩现在身体还好，没有什么病，邻居家里有病人的，生活就非常难了。”

李存荣隔壁家是低保户潘文龙，患有高血压、心脏病、肾脏积水等多种疾病，没有劳动能力，2000年他妻子肝硬化去世。他儿子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学，学费全靠贷款。为了维持生活，孩子平时在学校图书馆打工，后来到一家“不夜城”接电话，一小时工资10元，一天要干4个小时。

“原国有企业产业工人多的地方，贫困群体就多”，上海市民政局一位干部告诉记者。如上海杨浦区，当年产业工人50万，占上海全市18个区县的1/10。目前，该区拿低保的人口有3.4万人，也占全市低保人口的近10%。2009年初，上海市将低保标准从400元调整到425元后，虽然只提高25元钱，但仅仅一个杨浦区“低保户”就骤增2000多人！

03：高房价下的居无定所者

在上海，一方面富人云集，每平方米五六万元的楼盘，开盘就抢光。如今年8月8日在浦东新区开盘的星河湾小区，周边楼价每平方米2万元，它卖到5万元，总共322套房，一天之内卖260套，总销售额超过40亿元，业内人士称这种情况在世界房地产市场都罕见。

另一方面，居住在棚户区和老旧社区的人们，却是连棚屋和老旧房的产权都没有的无房一族。在蕃瓜弄社区，记者发现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是三四户人家在共用一个厨房和卫生间，居住条件非常简陋。这些房子属于承租公房，居民们只有使用权没有产权，一个月交四五十块钱的房租。

李存荣说：“对我来说，买房就别提了，我们即使卖血，也买不起两万块钱一平米的房子！”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困难户情愿住在十分简陋的住房里，也不愿被拆迁。和病残儿子一起住在“交通花园”(棚户区)的李继梅听说现在她所住的小区要拆迁，十分心焦。“这里要是拆迁了，我和孩子就没有地方住了。现在尽管房子差，可换个地方，房租就没有这么便宜了！”

不仅如此，由于住房商品化过程太快，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供应严重不足，大批低收入人群无房可住。在上海市杨浦区，很多街道已经出现流浪的人群，每个街道少的四五个，多的十来个，居无定所的人群已经给民政部门和公安部门造成很大的压力。

街道干部表示，这些人平时经常来民政部门反映困难索要低保补贴。岁数大的整天提要求，年轻点的就在外面混，晚上睡在网吧、急诊室、棋牌室、澡堂等，实在过不下去就偷盗犯罪，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杨浦区民政局社会科科长郑军说，如果政府能给居无定所者提供廉租住房甚至一个床位，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善。

04：专家：高“平均数”掩盖居民收入差距的真实状况

最近，来自国家发改委的《促进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机制》的调查揭示，从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的10%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0%人群间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城乡整体基尼系数达到0.465。而本刊记者调查中也发现，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演进，普通民众对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的不满也日益强烈。

05：贫富分化被关注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所长王二平告诉记者，过去6年他们在做社会问卷调查时，将“中国社会问题最严重的是什么”这一问题列了19个备选项，在调查的5个省40个县中，老百姓都认定排在头两位的社会问题是腐败和贫富差距，只是到了第三位各个省才有变化，如环保、住房等。

长期从事居民收入分配研究的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杨宜勇说：“收入差距扩大累积的结果是财产差距的不断扩大。目前收入最高的10%家庭的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接近50%，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可能在1%上下，80%中等收入的家庭仅占有财产总额的一半。”

各行业收入苦乐不均的现状也越来越突出了。杨宜勇说：“中国纳税百强”几乎年年是石油、烟草、钢铁、电信、电力、金融等具有国有垄断性质企业的天下，上市公司中的能源、电力、钢铁、交通、汽车等企业总能出现在沪深两市业绩增长排行榜的前列，这都反映出垄断行业的收入在持续快速增长。

06：民众不满“被平均”

国家统计局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同比增速超过经济增长，这一数字一公布，引起公众哗然，很多网友质疑自己工资“被增长”。而专家的调查也显示，高“平均数”背后掩盖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真实状况。

 

具体到一个地方或一个企业，高平均数也极大地掩盖了收入差距。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刘稚南说，去年上海城市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为26675元，但60%左右的市民收入低于平均数。国家统计局青岛调查队副队长纪中锐告诉记者，青岛市去年的城镇居民平均收入为20646元，低于平均数以下的城镇居民占到总数的65%。

 

拥有1.5万名正式职工、9500名农民工的青岛港集团是一个效益良好、职工收入高的优秀国有企业，去年该集团人均年收入7万多元，是青岛市民平均水平的3倍半。

 

但记者发现，这个企业一线工人的工资绝对额近10年多来是年年上涨，但在整个企业中的收入地位却不断下降。与管理层的平均工资相比，工人的相对工资水平从20年前的最高下落到目前的最低。

 

10年内青岛港管理层的工资增了五倍，而一线的工人仅仅翻了一番，尽管工人的绝对工资水平并不低，但是与管理层的差距在不断拉大。

 

在著名企业海尔公司，其普通员工工资每月只有1500元左右，而中层以上的收入每年大都在10万元～20万元，甚至更高。

 

来源：行业报告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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