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上海有钱人,与病毒共存,对普通人有什么影响?

与病毒共存,对普通人有什么影响?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动态清零?
国家疫情专家组梁万年曾说过:
“如果我们中国也选择了躺平,不坚持“动态清零”,就会导致群体庞大的老人、和弱势和脆弱人群感染,造成病死率。”
一旦选择与病毒共存,这些群体会是第一批被“牺牲者”。
这是我们骨子里无法承认的,因为中国人的心中:一个都不能少。

与病毒共存,对普通人有什么影响?

从国家的层面说,调控宏观经济主要是两种手段: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就是指政府的开源节流,多花一点钱,少花一点钱,增加或减少一点税收,都属于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主要是放水或收水。

一般来说,政府更倾向于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能不用就不用,能少用就少用,因为财政政策更能触达微观,比如我要扶持半导体生产,用财政政策的话,可以直接给半导体企业补助,又或者减少对半导体行业的征税,比较精准。

如果用货币政策,如向半导体企业贷款的话,就比较麻烦,任何贷款都会经过银行,多了一个中间商,很多东西就多了不确定性,何况银行都是嫌贫爱富的,没准这钱不知道最终被贷给谁了。

 

因此货币政策总体更倾向于宏观,不确定性较大,不像财政政策那样能直接见效,不确定性较小(当然不是完全没有)。

 

但凡财政政策还能生效,任何政府都会主要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通常只起辅助作用。

 

那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跟病毒有关系呢?

 

设想一下,现在全面躺平,一开始,似乎一切都回到了正常状态,员工也上岗了,商店也开门了,街上人流也多了,俨然幸福的日子又来了。

 

但是很快,企业的老板们会发现手下的员工不断请假,今天是张三感冒,明天是李四发烧,后天是王五四肢乏力,起初你还能理解,毕竟新冠到处都是,生病了也正常,也就批准了。

 

然而,由于无数的证据表明,新冠是可以重复感染的,设想中的群体免疫并不存在,所以员工们会不断的请假,这时候作为老板你就为难了,不批准吧,带病工作效率一定不佳,批准吧,没完没了了。

 

这时公司的运作就一定会受到严重影响,很多工作人手不足,难以开展,如果是工厂的话,一条生产线轮流请假,那简直可以关门了。

 

作为员工个人,频繁的感染,也必定令你工作效率大为降低,经常性请假会导致老板不耐烦,收入也会明显降低,收入降低了,那消费是不是也会相应下降?

 

以前喝喜茶,现在顶多只敢喝蜜雪冰城了。

 

消费下降,企业就会裁员,裁员导致全社会一片哀嚎,大家更不敢消费,裁员更多,这只会是一个恶性循环,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国家开放后,经济增速远不如疫情前的原因。

 

所以疫情的蔓延是一定会对经济造成严重负面影响的,然而,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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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DP增长率

经济的困难,必然迫使政府使用财政手段大规模救济企业,比如大规模减税,减少社保缴费、增加补助等等。

但是,只要这样一来,就会导致财政政策被锁死,税收上只能减少不能增加,社保缴费只能减少不能增加,补助只能增加不能减少,财政政策实际上失效了。

 

财政这玩意,就算在好的年份,一般也只能做到盈亏平衡,很少有盈余的,当年克林顿就因为任内带来了财政盈余,赢得了广泛赞誉。

 

在经济困难的时候,财政需要为社会兜底,所以会迅速出现赤字,大量的赤字,而赤字是需要弥补的,但是此时经济困难,无法增加税收,也不能减少补助,意味着开源节流几乎不可能。

 

剩下唯一的办法,就是印钱,也就是货币政策。

 

 

通过印钱,借新还旧,能苟住一天是一天,能过一年算一年。

 

然而,大量印钱,等于大量放水,会导致什么后果?

 

房价暴涨。

 

美国在2020年4月,美联储开启无限印钞之后,房价就一路高歌猛进,文在寅所在的共同民主党为什么会输掉今年的总统大选?

 

本来文在寅政府在疫情第一波爆发后,表现非常出色,说力挽狂澜不为过,其声望一时无两,2020年共同民主党在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拿下300席中的180席,成为韩国历史上第一个强势国会政党,就是托了文在寅抗疫成功的福。

 

但是第二波什么第三波疫情爆发后,韩国却没扛住(韩国内鬼极多,又有美国驻军,所以能扛住第一波其实算是奇迹了)。

 

病毒蔓延导致韩国经济困难,文在寅政府不得已出台各种补助措施,显然这种补助造成了不小的赤字,就只能印钱填补赤字了。

 

印钱填补赤字直接造成韩国首尔房价暴涨,2021年就均价涨了一倍,还只是均价而已,韩国民间对文在寅的不满迅速增加,恰好这次选举显示,李在明就是在首尔年轻人多的地区,输了二十万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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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过去这些年房价基本没怎么涨得的德国,在疫情爆炸后,房价也以年均10%的速度上涨。

所以毫无疑问的是,如果中国全面躺平,那么房价暴涨是必然的,这对于普通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如果你是一个外卖小哥,那么就算再努力,平均一天跑两百单,也永远买不起房了,本来现在你在一线城市买不起,兴许还能攒钱回县城老家买,但是再涨一轮,老家估计都买不起了。

 

而房价暴涨有利于谁呢?

 

房东们、金融从业者,这些人手中往往持有大量的房产,过去这两年,国家搞“房住不炒”,房价上涨的势头被压制,严重得罪了他们,他们一直鼓吹国家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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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病毒蔓延,经济困难,国家就不得不放水,他们也就能高位套现了,说他们是黄四郎,真不为过。

 

就算疫情爆炸了,他们也随时能跑到美国,不跑也不怕,他们有钱去私立医院,几万块治疗费对他们来说就跟玩儿一样。

 

恰好,上海就是我国的金融中心,这恐怕不是巧合。

 

当然,有些人支持共存,是确实困难,比如,路边的餐馆,老是封,他们的生意受到很大影响,我也能理解他们的心情,但我还是不得不说,放开了,他们的处境反而会更糟糕。

原因很简单,房价跟租金永远是锚定的,房价暴涨,租金必然跟着暴涨,现在实体经济就已经十分困难了,再来一轮租金暴涨,会是什么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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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里有实体经济从业人员的,可以在后台留言。

 

既然躺平不行,但是一直封对经济伤害也太大,那咋办?

 

只能渐进。

 

既然病毒按常理会朝着不断降低毒性的方向进化,那我们不妨等一等,等到其危害再次降低了,我们这边疫苗、医疗资源、特效药啥的都准备好了,就可以渐进放开。

 

立刻放开是不行的,就好像我们搞改革开放,是渐进改革,如果一下子放开,变化太大,适应不过来,这时候各路牛鬼蛇神再一通忽悠,搞不好会像苏联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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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疫情,就让人见识到了有钱人的隔离生活,如何超乎你的认知。
 
有个奢侈品消费大户,分享恒隆广场的路易威登之家,是如何连续5天变着花样给他送去精致的下午茶点。
 
餐餐附赠深情手写卡片,温暖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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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隆宝格丽,比LV还卷。
 
别人送下午茶,它主攻正餐。
 
每天都有专人对接菜品,确认菜单。
 
迷迭香脆皮牛肋,菜包狮子头……荤素搭配,都是当季最好的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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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CCI不甘落后,总部列了一串客户名单,安排各个门店准备新鲜果蔬礼包。
 
摘叶洗净,用高档包装纸包好,再缠上丝带,印上烫金logo,亲自送货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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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企保时捷,也开始发力。
 
给俱乐部车主送去蔬菜礼包,还是精致礼盒装,排面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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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地亚把服务做到了巅峰。
 
不仅安排特别送餐,还是米其林一星、黑珍珠二钻级别的超高档餐厅甬府的菜品。
 
不合胃口,还可以随意调换。
 
这么说可能很多人还是想象不到它的段位,我查了下,这家饭店人均消费达到了1000+。
 
平常点外卖都要凑半天减免的我,实在无法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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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行银行经理变成了私人管家,给各位大客户定了酒店高档午餐。
 
顿顿十三道菜起步,看得网友直呼“过大年了!”。
 
但富豪说,建行的菜一般,下一餐不想吃建行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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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厢各大品牌争先恐后献殷勤,那厢豪宅物业也开辟了新赛道。
 
网传上海35万一平米的富人小区翠湖天地,中英文双语通知:
 
买了新鲜蔬菜放在楼底下随便拿,咖啡、西点摆满大堂。
 
疫情封控业主没办法出门,物业提供代遛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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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金茂府物业更体贴。
 
给大太阳底下排队做核酸的业主撑伞,旁边还备好了解渴的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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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贫富差距调查报告: 一墙之隔两重天

几年前,《半月谈》刊载《来自大城市的贫富差距调查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部分人真的先富起来了。

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演进,在我国各个社会群体利益格局被重新调整的过程中,分配不公现象日益突出,社会财富分配的“马太效应”愈发明显,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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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社区围墙区分贫富的“楚河汉界”

同为上海市的中心城区,静安、卢湾、徐汇、黄浦是繁华商业区和高档住宅区,而闸北、普陀、杨浦则集中了大批低收入人口。记者在当地调查时,连月均收入只有2000来元的司机都说:“闸北、杨浦,那是穷鬼住的地方!”

闸北区是上海市的“边缘区”,这里有大批砖木结构的老房子。在连片的“棚户区”里聚集了各种低收入者,如从边疆回来的知青、外来打工者等,他们的经济条件相对较差。据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闸北区申领低保的人口占全区户籍人口的3.6%,其中大多是失业者以及老人和孩子。而这里的“低保边缘户”是现有低保人口总数的三倍之多。

02:“工人新村”无奈的历史轮回

位于上海闸北区天目中路749号的蕃瓜弄社区在新中国成立前是上海的贫民窟,矮小的“滚地笼”挤满了大批无家可归的穷苦人。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改造,成为产业工人的聚居区,面貌焕然一新。蕃瓜弄的变迁当时还作为典型写进了上海的小学教科书。

然而,今天的蕃瓜弄又变成了低收入人群聚居区。蕃瓜弄社区目前居住了1680户居民,低保户有178户,占比超过10%。蕃瓜弄社区干部告诉记者,社区1964年建成,上世纪80年代能住到这里的产业工人,大都是敲锣打鼓来的。因为当时能在这个小区分到房子的,一般都是厂子里的“五好工人”。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工人下岗越来越多,大批产业工人成为低收入人群。

社区居民李存荣今年53岁,是上海市铁路局的一名机车维修工,一家三口在21平方米的房子里居住了14年。记者看到,包括李存荣在内的三户人家共8口人,一起住在一套51平方米的房子里,共用厨房和卫生间。李存荣说,这个小区所有的楼房都是这个样子,杂乱、拥挤、肮脏,而且水费、煤气费一起算,日常矛盾很多。

尽管现在居住条件艰苦,但是回忆起当初分房时,李存荣还是很骄傲的。他说,这个房子是因为他妻子在上海市印染化工厂里表现好,于1996年时分到的。但是,他妻子王纪芬原来工作的企业2001年关门,几百个工人全部下岗,她也只能回家。

现在,在上海电机学院上大二的女儿一年仅学费就要1万元,一家人只能靠李存荣一个月约2000元的工资紧紧巴巴地过日子。“像我这样的家庭在这片社区里还属于中等。”李存荣说,“幸好我们夫妻俩现在身体还好,没有什么病,邻居家里有病人的,生活就非常难了。”

李存荣隔壁家是低保户潘文龙,患有高血压、心脏病、肾脏积水等多种疾病,没有劳动能力,2000年他妻子肝硬化去世。他儿子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学,学费全靠贷款。为了维持生活,孩子平时在学校图书馆打工,后来到一家“不夜城”接电话,一小时工资10元,一天要干4个小时。

“原国有企业产业工人多的地方,贫困群体就多”,上海市民政局一位干部告诉记者。如上海杨浦区,当年产业工人50万,占上海全市18个区县的1/10。目前,该区拿低保的人口有3.4万人,也占全市低保人口的近10%。2009年初,上海市将低保标准从400元调整到425元后,虽然只提高25元钱,但仅仅一个杨浦区“低保户”就骤增2000多人!

03:高房价下的居无定所者

在上海,一方面富人云集,每平方米五六万元的楼盘,开盘就抢光。如今年8月8日在浦东新区开盘的星河湾小区,周边楼价每平方米2万元,它卖到5万元,总共322套房,一天之内卖260套,总销售额超过40亿元,业内人士称这种情况在世界房地产市场都罕见。

另一方面,居住在棚户区和老旧社区的人们,却是连棚屋和老旧房的产权都没有的无房一族。在蕃瓜弄社区,记者发现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是三四户人家在共用一个厨房和卫生间,居住条件非常简陋。这些房子属于承租公房,居民们只有使用权没有产权,一个月交四五十块钱的房租。

李存荣说:“对我来说,买房就别提了,我们即使卖血,也买不起两万块钱一平米的房子!”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困难户情愿住在十分简陋的住房里,也不愿被拆迁。和病残儿子一起住在“交通花园”(棚户区)的李继梅听说现在她所住的小区要拆迁,十分心焦。“这里要是拆迁了,我和孩子就没有地方住了。现在尽管房子差,可换个地方,房租就没有这么便宜了!”

不仅如此,由于住房商品化过程太快,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供应严重不足,大批低收入人群无房可住。在上海市杨浦区,很多街道已经出现流浪的人群,每个街道少的四五个,多的十来个,居无定所的人群已经给民政部门和公安部门造成很大的压力。

街道干部表示,这些人平时经常来民政部门反映困难索要低保补贴。岁数大的整天提要求,年轻点的就在外面混,晚上睡在网吧、急诊室、棋牌室、澡堂等,实在过不下去就偷盗犯罪,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杨浦区民政局社会科科长郑军说,如果政府能给居无定所者提供廉租住房甚至一个床位,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善。

04:专家:高“平均数”掩盖居民收入差距的真实状况

最近,来自国家发改委的《促进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机制》的调查揭示,从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的10%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0%人群间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城乡整体基尼系数达到0.465。而本刊记者调查中也发现,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演进,普通民众对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的不满也日益强烈。

05:贫富分化被关注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所长王二平告诉记者,过去6年他们在做社会问卷调查时,将“中国社会问题最严重的是什么”这一问题列了19个备选项,在调查的5个省40个县中,老百姓都认定排在头两位的社会问题是腐败和贫富差距,只是到了第三位各个省才有变化,如环保、住房等。

长期从事居民收入分配研究的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杨宜勇说:“收入差距扩大累积的结果是财产差距的不断扩大。目前收入最高的10%家庭的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接近50%,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可能在1%上下,80%中等收入的家庭仅占有财产总额的一半。”

各行业收入苦乐不均的现状也越来越突出了。杨宜勇说:“中国纳税百强”几乎年年是石油、烟草、钢铁、电信、电力、金融等具有国有垄断性质企业的天下,上市公司中的能源、电力、钢铁、交通、汽车等企业总能出现在沪深两市业绩增长排行榜的前列,这都反映出垄断行业的收入在持续快速增长。

06:民众不满“被平均”

国家统计局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同比增速超过经济增长,这一数字一公布,引起公众哗然,很多网友质疑自己工资“被增长”。而专家的调查也显示,高“平均数”背后掩盖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真实状况。

 

具体到一个地方或一个企业,高平均数也极大地掩盖了收入差距。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刘稚南说,去年上海城市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为26675元,但60%左右的市民收入低于平均数。国家统计局青岛调查队副队长纪中锐告诉记者,青岛市去年的城镇居民平均收入为20646元,低于平均数以下的城镇居民占到总数的65%。

 

拥有1.5万名正式职工、9500名农民工的青岛港集团是一个效益良好、职工收入高的优秀国有企业,去年该集团人均年收入7万多元,是青岛市民平均水平的3倍半。

 

但记者发现,这个企业一线工人的工资绝对额近10年多来是年年上涨,但在整个企业中的收入地位却不断下降。与管理层的平均工资相比,工人的相对工资水平从20年前的最高下落到目前的最低。

 

10年内青岛港管理层的工资增了五倍,而一线的工人仅仅翻了一番,尽管工人的绝对工资水平并不低,但是与管理层的差距在不断拉大。

 

在著名企业海尔公司,其普通员工工资每月只有1500元左右,而中层以上的收入每年大都在10万元~20万元,甚至更高。

 

来源:行业报告研究院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VJiNvA0EDChu1Pld0R6z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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