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经济内循环

来源 | 智谷趋势（ID：zgtrend）

作者 | 逍道一

7月30日，为下半年经济工作定调的政治局会议召开。

没有意外，最近的经济热词“内循环”再次出现在了政治局会议通稿上。

会议提出，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一锤定音，这是国家经济战略大转向的信号，也是区域命运抉择的关键时刻，因为内循环将引发一次彻底的城市格局大洗牌。

2020波诡云谲，已经超乎你我最狂野的想象。

 

澳洲火灾、新冠疫情、欧美围堵、大国冲突、东亚洪水……似乎排除万难，还有万难。焦虑与彷徨，让身处时代洪流中的你我，显得愈发渺小无力。

 

国家、城市、财富、还有我们自己“向何处去”？是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我们迫切想知道的答案。

 

最近，我们生活的城市，陆续交出了上半年的成绩单：

 

 

重庆超广州，一线城市要变天？

 

都说苏州没落了，增幅却好过上海？

 

南京一季度还正增长，二季度显然跌的有点惨？

 

明明东莞更依赖出口，反而佛山退得更狠？

 

西安增速笑傲江湖，大西北的春天来了？

 

诡异得摸不着头脑的排名，将人们的困惑推向高潮。

 

背后的核心逻辑，其实都隐藏在高层今年频频提及的3个字里——

 

“内循环”。

 

 

1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现在熟知的城市格局，其实已经历过三波大洗牌。

 

1978年以前，中国城市格局鲜明反应了第一代领导人的资源挹注。彼时第三产业几乎可以忽略，排名完全取决于北京的一双手——对各地国营工业的投入。

 

直辖市特殊的权力架构，带来的政治资源优势，远胜今日。

 

图片来源：吴晓波频道

 

改革开放直接引发了第一次城市大洗牌。这一波洗牌又分为3条线索。

 

首先是大型国有投资项目的布局依旧可以左右排名，其最大受益者是计划单列市。

 

其次是外资进入焕发了沿海的活力。广州GDP分别在1981年、1989年超过重庆、天津，夯实了第三城的地位。深圳GDP在1990年跻身TOP15，与武汉、南京等量齐观。同时期的佛山、东莞也茁壮成长，珠三角生机盎然。

 

再次是乡镇企业激活县域经济。苏州、无锡领衔苏南模式，长三角与珠三角相得益彰。

 

第二次城市大洗牌是中国加入WTO，主线只有一个——出口加工型城市一飞冲天。

 

苏州、无锡再借入世东风，完全压制了武汉、成都等内地特大城市。

 

温州、泉州、东莞、佛山等普通地级市依靠外贸，实现屌丝逆袭。

 

东莞也是在这个时期，收获了“世界工厂”的美誉，其出口额一度超过广州。

 

图片来源：吴晓波频道

 

第三次城市大洗牌属于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被动反应。

 

外贸受阻，上面风头无两的明星城市顿时黯淡。4万亿救市计划，大量铁公基项目出台，让内陆城市受益不少，“强省会”抬头。

 

但人们往往忽略了一条暗线：美联储以降息作为应对。北京、深圳、杭州借着低息资本得流入，实现产业升级，成为最大赢家。

 

内循环的伏笔，早在那时就已经埋下。

 

图片来源：零壹智库

 

1998年中国外贸依存度(贸易总额／国内生产总值)为31.8％，2008年达到历史峰值。但从那时开始，内需就成为中国的关注点，2019年中国外贸依存度又回到了31.8％。

 

不过高层关于内循环的完整表述是：“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这意味着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并未动摇。所以内循环不是闭关锁国，而是“备份”中国。

 

说回到第三次城市大洗牌的3位大赢家，理解北京、深圳腾笼换鸟，以及杭州弯道超车，有助于我们理解内循环。这也是中国“备份”中国，以及第四次城市大洗牌的关键。

 

 

 

2

 

 

 

黄奇帆在“内循环”最新演讲中，有一段这样的表述：

 

“一是要牢牢抓住创新这个驱动发展的不竭动力，尽快打通支撑科技强国的全流程创新链条，以创新创业引领内循环；二是要抢抓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新机遇，以新基建推动数字技术产业化、传统产业数字化，以数字经济赋能内循环；三是要创新发展思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布局优化，以培育新增长极和动力源拉动内循环。”

 

关键词很好抓：创新、科技、数字化，这可以视为第四次城市大洗牌的题眼。

 

再回看文章开头大家关于上半年城市排名的困惑，就很容易解答了。

 

西安增速笑傲江湖，人家身居内陆受疫情冲击小不假，可你知不知道西安当年为引进三星，布局存储器下了多大血本？

 

东莞企稳回升不是出口加工业的回春，而是深圳外溢，说明华为落子松山湖开始发挥积聚效应。

 

图片来源：中国海关杂志

 

苏州风头压倒上海，更说明打通内循环的重要性。

 

在完备的中高端产业链配套体系下，苏州才能迅速打通国内、接单国际。5月18日，苏州通过一场云对接就拿下4000亿的订单和项目。今年上半年苏州电子、机械、专业设备制造产值分别同比增长2.9％、4.9％、4.8％。

 

而苏州的生物医药产业，更是同比增长603％。

 

越来越多迹象表明，美国早已不满足跟中国打毛衣战，随着华为屡遭八国联军围追堵截，你就不难发现科技战的戏码有多重。

 

科技，现在又成为“内循环”下城市洗牌的王炸。是不是有点老生常谈，新瓶装旧酒？

 

当然不是！

 

所谓创新驱动、科技革命、数字引领、产业转移，喊了那么多年，你见多少城市真正实现过呢？

 

这几年中西部强省会突飞猛进，却没有一座城市真正接过北京、深圳、杭州的接力棒。

 

原因何在？

 

 

 

3

 

 

 

后发城市想用科技实现中高端突破，有两种途径：第一种是抢人、抢企业、抢产业；第二种是自己培育。

 

先从第一种说起。

 

毫无疑问，中国一流公司仍然高度集中在北上广深，这也是绝大多数国内先进产业的聚集地。

 

2019年世界500强中国上榜公司，图片来源：《财富》

 

非沿海城市只有14家世界500强，除了武汉、长春各有一家汽车公司，其他12家全部是能源矿产企业。

 

过去几十年，沿海向内地全产业转移的案例少得可怜。如果转移没有大规模出现，意味着“内循环”很难实现。

 

别说中高端产业，低端产业宁可去越南，都不来内地。

 

影响产业和企业转移的，有8大要素：普通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能源成本、资本供给、制度成本、产业链和物流成本、高级智力资源、税收。

 

内地城市除了普通劳动力这1项外，其余7项都不占优。甚至连廉价土地，沿海也不缺，比如深圳贵了，还可以去东莞。

 

但内地城市有希望争取产业链和物流。重庆就曾大规模促成沿海消费电子制造产业整体转移，一举成为全球最大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

 

2008年，重庆启动招商时就不走寻常路，采取集群招商，不只要引进代工厂，同时把上游供应链全部整合过来。这样就最大限度把电子制造的产值留在本地。

 

内地能与重庆比肩的是武汉的汽车产业，但武汉汽车产业属于在传统优势上深耕，不算转移。不过武汉做到了第二条超车路径，自己培育新增长极。

 

2006年，武汉决心进军集成电路制造领域，成立了新芯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两年后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武汉新芯订单数量断崖下跌，不得不寻求出售。外资虎视眈眈，好在武汉顶住了压力。

 

2016年，武汉在新芯的基础上，成立了长江存储，迎来NAND FLASH存储器基地落户。这是中国第一座真正大规模量产NAND FLASH的城市，成功背后是武汉持续10年的坚持。

 

合肥用同样的方法，培育起多个新兴产业链，成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与合肥分享这个头衔的，只有北京、上海、深圳。《这座全中国最敢“赌”的城市，靠风投成为最强逆袭者》。

 

先进产业链的引进与培育，不仅是城市竞争的需要，更是内循环的需求。

 

 

 

4

 

 

 

除了产业链，沿海与内地的差异还取决于物流成本。从沿海到内地的雁阵没有实现，反而去了东南亚，很大原因也系于此。

 

 

承载物流的基建设施对内循环同样意义非凡，这关乎能源安全与粮食安全。

 

管清友用“一个地球、三个世界”将全球产业分工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以欧美为代表的消费、金融市场；第二类是中国、东南亚国家作为全球的生产制造基地；第三类是俄罗斯、澳大利亚、中东，提供能源、矿产、粮食。

 

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中国内部也要实现类似的分工：北上深代表消费、金融市场，东北提供粮食，西北提供能源。

 

现在回头看，国家这几年提的一系列概念：

 

屡次强调“东北振兴”，保障东北。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打通西北，补齐区域最后一块拼图。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唤醒大后方。

 

 

这三处直接对应我国粮食和能源产区，或是能源管道的接入地。新疆连接中哈油气管道，黑龙江连接中俄石油管道，云南连接中缅石油管道。

 

中国早就开始准备后手。

 

过去外循环的模型下，海运包打天下，沿海掌管一切。现在转向内循环，物流交通不能不畅。这就凸显出了新基建的重要性。

 

每一个战略概念环环相扣，不是仓促应对，而是经过深思熟虑。

 

 

 

5

 

 

 

改革开放前，在计划经济主导下，国内呈现“北重南轻”“重内地轻沿海”的城市格局。

 

改革开放彻底颠覆这种格局，南方和沿海不仅赶上了北方和内地，甚至大大甩开对方。

 

就连沿海地区内部，也呈现出南强北弱的趋势，真正代表沿海发达地区的是东南沿海，而不是北方沿海。

 

在很多人眼中，内陆深处的成都、重庆，甚至比海边的山东更有“沿海”的气象。

 

北方沿海弱于东南沿海原因很复杂，但有个客观外因无法忽视：我们理解的沿海地区发达，根本原因是得益于航运便利，但不是只要沿海就有这样的优势。

 

 

全球航线图清晰展现出世界海运主航道的分布，中国沿海发达地区恰恰是与主航道重合的省份。

 

不过这样的外循环路线，存在阿克琉斯之踵，比如马六甲海峡。为保障内循环的能源安全，中国在积极开拓新路线。

 

7月下旬，载有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北极开采的14.4万吨轻质低硫原油的船，在烟台港靠岸，这是俄罗斯首次通过北极航线向中国运输石油。

 

全球变暖增加了北极航线的通航时间，这为内循环的能源保障，添了一条生命线。

 

 

这也让北方城市，迎来了新的机会。

 

内循环为中国很多城市，都注入了更多想象力。

 

比如高层前一阵刚刚去吉林调研，农业是重点，而不是东北曾经引以为傲的工业。

 

内循环同样寻求最优配置，在东北发展现代农业，可能成为振兴工业之外的选项和突破口。与其沉湎于东方德意志的过去，不如拥抱中国北海道的未来。

 

 

再比如胡焕庸线以西的区域，之前并不是国家重仓的对象。随着内循环的提出，随着中美冲突的快速加剧，西北战略纵深的价值顷刻凸显。

 

西北过于广袤，仅凭一个西安，其区域联动效应有限。所以乌鲁木齐与郑州、重庆、成都、西安这4座国家中心城市，一齐入列开展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示范工程建设，就顺理成章。

 

一个国家的繁荣，离不开这个国家头部城市的繁荣。虽然中国头部区域很稳定，但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要求中国的城市布局加入更多的战略考量。

 

另外对于中国这样市场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本身也需要更多城市去带动更多区域。

 

对后发城市来说，它们其中很多城市都辉煌过，很多城市也错过了一些发展机会。

 

但历史性机遇仍在，如何在如火如荼的城市化进程中，推进大城市化、都市圈化、城市群化，以提高生产效率。又兼顾区域相对平衡与战略空间考量。这些都等待着更系统的安排与更成熟的智慧。

 

新一轮城市大洗牌的序幕才刚刚开始。

◎智谷趋势（ID：zgtrend） |  路口大爷

 

 

年中政治局会议召开在即，中国的发展战略和宏观思路正在发生巨变。

 

最近有一个词火了——“内循环”。

 

5月中旬以来，高层在政治局常务会议、陆家嘴论坛、企业家座谈会等多个场合反复提及：“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以内循环为主”这个出其不意的一招会打开什么样的经济格局？

 

很多人深感茫然，我们甚至还能强烈感受到社会上的聪明资金都在焦急寻找“内循环”的方向。

 

其实，近来地产、金融的政策动向已透露出高层的意图，同时也表明，宏观调控开始破除过去中国老百姓的信仰和想象力了。

 

 

在会议前夕，中央对楼市传递重磅信号，房地产不再是“夜壶”。

 

7月24日，副总理韩正召开房地产工作座谈会，强调要“时刻绷紧房地产调控这根弦”。

 

有10座城市被点名参会，分别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杭州、沈阳、成都、宁波、长沙。

 

今年房价涨幅一度超越深圳的东莞相当自觉，连夜就升级调控措施，提高非莞籍人口的购房门槛，限购还从新房扩大到二手房，彻底堵上短期炒房的机会窗口。

 

这些都在昭示，新一轮调控升级在路上了。

 

民间向来很怀疑房地产调控的定力。

 

近20年来的房价曲线坚定了中国老百姓们的信仰：

 

宏观经济下行压力越大，就越有可能放松调控、刺激房地产。

 

但上半年经济陷入负增长，中国意外没有刺激房地产，反而还展现出丝毫没有减弱的调控决心。

 

进入7月下旬，多个中央部委更是对楼市密集表态：

 

7月16日，国资委就强调“持续加强对金融、房地产等高风险领域的项目监管力度。”

 

7月20日，银保监的年中工作会议要求，“坚决防止影子银行死灰复燃、房地产贷款乱象回潮和盲目扩张粗放经营卷土重来。”

 

7月22日，连最高法都出手，发布相关意见防范炒地炒房投机行为。

 

……

 

 

堵上炒房兴邦的路，严控房地产对社会资金的虹吸效应，这是“内循环”的关键一招。

 

中国要铸造自己的核心资产，它不能是房地产，而应该跟美国一样坚定选择消费、医疗、互联网、科技等领域，这些才是握在手里的大国重器。

 

如果任由房地产继续狂飙猛进，迟早会掏空百姓的钱包。而且现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如果房价再猛涨上去堆起泡沫，一旦遇到经济下行，资本转移，楼市就越容易崩塌。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的教训不远啊。

 

回过头来讲，消费萎靡，就妄谈“内循环”。

 

要打掉全社会对房价的信仰，发展金融市场、让金融资产的回报率超过买房，就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中央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视资本市场。”

 

中国股市刚现牛市苗头时，前证监会主席肖钢就出来说了这番话。

 

 

这里包含另一层意思，中国从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资本市场。

 

高层对股市的大涨其实很谨慎。过去5年中国股市至少经历20次千股跌停，2015年的股灾甚至差点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慢牛呼唤了这么多年都没等到。

 

但现在，中国发展资本市场的紧迫性，迫在眉睫。

 

肖钢的讲话其实很直白，资本市场的作用是搭建桥梁枢纽，“把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这两者连接起来，产业要发展，一定是要有科技的创新才有竞争能力，科技的创新就必须要有研发，而且这个科技的创新应该说是始于技术，成于资本。”

 

为了避免被“卡脖子”，中国科技创新的紧迫性越来越高。但一般高精尖产业的投资周期长，产业链条也长，普通的民间资本不会进入这么高风险的投资领域，银行也不太可能拿居民储蓄放贷给高风险企业。就像华为想造光刻机，很可能数十亿砸下去都不见一点水花，普通人哪敢投资？私募基金又不是在做慈善！

 

这时候，资本市场就显现出了风险分担和利益共享的作用了。

 

说白了，国家战略需要钱。

 

这个思路在内循环的逻辑下会更加清晰，特别是近年来一系列基础性制度的改革在显著加速。

 

中央在2019年初提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后，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性就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比如，科创板这块注册制改革的试验田。

 

2018年11月5日高层亲自拍板设立科创板，力争要打造出中国版“纳斯达克”。2019年7月22日科创板就鸣锣开市，中间仅仅历时259天，且管控减少，在中国资本市场可以称得上是一项激进的改革了。

 

科创板成立一年后的今天，中美裂痕加深，中概股在美国集体遭遇危机，科创板开始纳入更多科技公司的上市考虑中，后续还会迎来支付宝母公司“蚂蚁集团”的重磅上市。

 

彭博评论称：

 

“事实证明，科创板这项计划是有先见之明的……中美关系风云变幻之际，科创板为科技企业大力输血及推动资本市场改革加速的功能，均凸显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另外，《证券法》《公司法》《刑法》的联动修订，中国不断加大对证券市场违法行为的惩戒力度，资本市场法律规则体系构建加速。

 

中国股市要一步步告别赌市，服务实体经济和产业升级，这是制度改革的意图。

 

再比如，加快统一债券市场。

 

7月中旬央行和证监会宣布同意银行间与交易所债券市场开展互联互通合作。

 

这是中国债券市场等了20年才等来的这一刻。

 

一个规模世界第二、高达107万亿元的债券市场，却长期被割裂为两个市场，88%的交易规模在银行间市场，两个市场的价格、监管、发行不统一，导致资金等要素无法自由流动，增加了实体经济在债券市场募资的综合成本。

 

这次改革，意在激活更多的资金进入债市，给投资者带来便利，也减少跨市场价差，优化企业的融资成本。

 

这种和国际资本市场接轨的改革，会加大对外资的吸引力度。

 

内循环为主的逻辑下，中国资产必然要增强回报率，才可能留住资金。

 

高层在陆家嘴论坛上强调，坚持“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如果金融改革和监管能坚持这九个字，对资本市场来说是重大的利好。

 

而上述一切的一切，都是想用一个慢牛的资本市场，来兜住那些蠢蠢欲动想要外出避险的资金，来加速中国的产业升级，为中国的内循环经济筑下更大的底气。

 

 

必须高度关注年中政治局会议。

 

这次会议不止是像往年一样为下半年经济政策定调。

 

处在特殊的时间点和形势上，它的信号意义重大。

 

2020年是国内“十三五”收官之年、“十四五”规划的启动之年，中国的重大项目、生产力分布、资源配置和经济结构比例又会迎来一次规划调整。

 

这关系新一轮的资本流向。

 

更重要的是当下“形势比人强”， 高层必须要做出战略抉择。

 

除了经贸上遇到全球保护主义继续上升、世界经济衰退、全球世界份额萎缩的重重挑战之外，中美关系在年中更是以超预期的速度下坠，后者的演化才是决定我们的国际环境和平友好与否的关键。

 

无论11月美国大选是否发生意外，无论中国主观上愿意与否，发达市场进一步排斥中国制造的可能性只会与日俱增。

 

外循环永远都是中国发展之路上不可或缺的，中国绝不可能也决不能闭关自守，这在高层中是形成共识的。

 

为何要提出双循环的思路，黄奇帆说：

“这一论述不是简单的针对当前产业链供应链因疫情而中断所采取的权宜之计，而是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关键阶段的强国方略；不是因个别国家企图与我脱钩、对我围堵而迫不得已的内敛收缩，而是筹划以更深层次的改革、更高水平的开放加快形成内外良性循环的战略抉择。”

把这番话中的“不是……而是”替换成“不仅是……而且是”，相信能更好的理解眼前中国所处的环境。

 

静候年中政治局会议，我们将会更加清晰地看到高层在重大决策部署上的方向。

 

中国有巨大的战略回旋空间，有集中办大事的效率优势，这就是中国最大的底气。

◎作者 | 刘晓博

◎来源 | （刘晓博说财经（liuxb929））已获授权

庚子年，注定是历史的拐点。

 

前两天，我们先后见证了宣布关闭美国成都领事馆、股市大跌，以及房地产调控的再次转向。

 

到了25日凌晨，东莞宣布了比较严厉的楼市新政（点击查看）。而随后，环球时报发布了下面这条新闻：

 

美国这是再次羞辱中国。至于国家如何回应，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毫无疑问，中美战略博弈在2020年加剧了。这里面有美国大选特朗普团队作秀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历史转折的因素。

 

7月23日，美国国务卿选在尼克松故居（下图）前，发布了新冷战宣言。他彻底否定了尼克松开启的“中美接触、合作”的战略，号召盟友们一起对付中国。新冷战已经降临，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接受，或者是否承认。

 

美国人对休斯顿领事馆的破门而入，就是行动。美国试图传递一个重要信号：我们想怎样干，就可以怎样干。

 

在这种时候中国再怎样理性、忍让，好像都没有用了。

 

事实上，中国也在做最坏的打算。比如今年以来，高层多次提出的“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是最新的应对之策。

 

说白了：在全球化上，我们不放弃。中国开放的大门，也不会关闭。但国内市场、内需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国际市场有多大，不是单方面取决于我们。

 

国务院办公厅在6月下旬印发了《关于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的实施意见》，要求各地、各部门解决标准、知识产权等方面的障碍，让出口商品可以开拓内需市场。

 

最近几天，商务部与浙江、重庆、陕西合作，分别在杭州湖滨步行街、重庆解放碑步行街、西安大唐不夜城步行街共同主办主题为“外贸优品汇扮靓步行街”的出口产品转内销系列活动。

 

2020年之前的那个世界，我们已经回不去了。

 

本文想探讨的是两个话题：

 

第一，在中美战略博弈中，美国会怎样看待中国试图启动“印股票的时代”的努力？

 

第二，在“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时代，国家会不会打压房价，给内需腾出空间？

 

所谓“印钞票的时代”，是指通过货币超发，推动资产价格上涨，让购房家庭体会到财富增值的快感，让没有买房的赶快买房。其目标，是推动城镇化率快速提升，拉动中国经济迅速增长。

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量，为什么能长期高速发展，这是最根本原因。

 

“印钞票的时代”，企业融资以“间接融资”（银行贷款为主）为主，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快速积累财富，迅速改变城市面貌、提升基础设施。其存在的合理前提是：计划经济时代城镇化的欠账多，人口红利存在。

 

副作用是，让中国企业的杠杆率迅速增加，达到了全球最高的水平（下图红框）。

 

随着人口红利终结、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再加上企业杠杆率全球最高，以及贫富差距加大。中国需要改变增长方式，“印钞票的时代”必须终结，替代以“印股票的时代”。

 

我们看到，最近几年广义货币M2增速回落到了8%到11%左右，跟之前动辄20%以上（比如2009年货币增速达到29%左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上图：近期的货币增速，跟2009-2010年的比较。

国家希望通过直接融资（股票和债券）来给经济“加油”，把钱直接给企业，避免资产价格的过快上涨，以及全社会杠杆率的失控。

 

可以这样说：“印钞票的时代”对应的是货币超发、杠杆率上升、土地财政依赖度提高、房价上涨、贫富差距加大。而“印股票的时代”希望对应的是货币增速被控制、房住不炒、土地财政依赖度下降、实体经济复兴。

 

从2013年以来，中国换了3任证监会主席，先后发动了2015年政策牛市、搞了中概股（CDR）回归和科创板，并在科创板和创业板试行注册制，都是为了启动股市，向“印股票的时代”迈进。

 

启动股市背后还有一个重大命题：

 

中国希望增强在全球的金融话语权，这是近年来做大做强上海和香港两个金融中心的基本目标。

 

另外，通过印股票的时代，还将引导居民资产配置发生历史性的转移——从以房地产为主，转向以大金融产品（基金、信托、银行理财、股票）为主。

 

美国人不会看不懂这一点，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靠金融来掌控世界。

 

在博弈中打压中国的金融战略，是必然的。特朗普本人就高度关注股市，而且还一度为中国股市的下跌幸灾乐祸。

 

上图：2018年8月，特朗普发推特嘲笑贸易战爆发4个月，中国股市下跌了27%。其实他的计算有误。

 

每到中国股市比较活跃、可能有行情出现的时候，美国一定会有利空宣布。比如之前的贸易战（宣布了多轮关税措施），还有这次的领事馆之争，都让A股、港股出现了剧烈波动，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印股票时代”的到来。

 

未来，美国一定会继续在金融上打压中国，比如中概股问题，中国使用SWIFT系统的问题，继续找部分中国上市公司和银行的茬等等。

再看第二个问题：“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时代，国家会打压房价吗？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

 

中国靠投资、出口拉动经济的时代结束了，未来要靠强大国内市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那么必须让老百姓有消费能力。而房价太高，让老百姓消费乏力，所以必须打压房价。

 

这个观点有一定道理。正好前两天，新华社发布了韩正副总理主持房地产座谈会的通稿。这种座谈会一般一年搞两次，去年分别是3月18日和12月18日举行的。今年因为疫情，推迟到了7月24日。

 

对比通稿，跟2019年两次座谈会的通稿，你会发现官方对房地产的态度再次发生了变化。去年两次座谈会召开的时候，楼市整体平稳，所以通稿如行云流水，比较轻快。而前两天的通稿，谈了很多问题。

 

比如要求各地“要坚持问题导向，高度重视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时刻绷紧房地产调控这根弦”。

 

还要求“全面落实城市政府主体责任，发现问题要快速反应和处置，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防止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

 

还明确提出：“要发挥财税政策作用，有效调节住房需求”。

 

此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杭州、沈阳、成都、宁波、长沙等10个城市的领导也被叫去开会、并发言。

 

这意味着，去年下半年以来因为经济下行而对楼市的宽松，再次出现了逆转。

 

而这轮调控，恰恰出现在美国启动“领事馆之争”、中国股市大跌，而领导开始强调“国内大循环”的时候。

 

对于“国内大循环”和楼市的关系，我是这样看的：想法和结果，往往是两回事。即便是在想法上，国家也不是想让房价跌。

 

原因很简单，中国是大一统体制，国家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维持统一稳定的成本比较高。而中国税收是高度不均衡的，往往是少数地区、少数行业来支撑国家运行成本，而且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就是这样了。

 

说白了，中国不仅要有一个集中的税源来源地，还要有一个征税神器。比如明清时代，苏锡常、杭嘉湖是重要的税源地，而盐税是最重要的“征税神器”。盐扮演这个角色，甚至长达2000年。

 

现在我们知道，盐在地球上是无限量供给的，但这样不值钱的东西，在两千年里常常贵得让不少人吃不起。为什么，因为帝国运行成本偏高。

 

中美博弈加剧，中国军费开支必然上升。此外，还要给企业减税降费。钱从哪里来？目前很多城市的卖地收入，已经超过了税收。

 

比如杭州对卖地收入的依存度超过了100%。即便是税收里，跟房地产有关的税费占比也非常高。

 

如果房价下跌，不动产失去投资价值，家家都会只保留一套房子。那么，房地产税将无从开征。国家运行成本如何维持？仅仅靠企业税收吗？除非企业税收翻倍。而企业税收想翻倍，要么提高税率，要么做大蛋糕。在内循环时代，做大蛋糕将比较困难。

 

从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看，“内循环国家”的楼市有两个模式：

 

第一个模式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房地产彻底不是一个产业，能建房子的只有国企和政府，大家靠单位分房。中国在1950年代中期到1978年，通胀不明显，房价或者房租上涨也不明显，但问题是人均居住面积非常小。

以上海为例，那一代人很多回忆说：计划经济年代，睡觉时腿都很难伸直，因为没有空间。“安徽日报”曾报道说，1978年和1950年相比，中国人均居住面积由4.5平方米下降到3.6平方米，缺房户869万户，占当时城镇总户数的47.5%。

 

这个模式我们可以概括为：房价超级稳定，但房屋极其稀缺。城市里无法提供更多工作岗位，年轻人被迫上山下乡。也就是说，文革之后中国出现了逆城市化。

 

还有一个模式是伊朗、俄罗斯。按照旧币计算，这两个国家首都的房价，现在都是1到2亿元一平米。其中伊朗首都德黑兰，最近几年房价（本币计价）是年年翻倍的（下图），只是按照美元计算涨幅不大。

 

这个模式可以概括为：

 

房地产仍然是个行业，国家保房价弃汇率，本币计价的房价不断飙升，甚至年年翻倍，但美元计价保持基本稳定（也就是所谓的“美元顶”）。

 

当然，上述两个模式都比较极端，是基本放弃了外部循环。中国目前不准备放弃外部循环，而是希望在内循环为主的情况下，“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结论是：

由于要兼顾经济转型（可能需要20年才能完成）、国家运转、大国博弈需要。房地产未来仍将是非常重要的产业，对中国很重要。

房价走慢牛是大概率的，经济越差、房价越容易涨的规律不变。

 

但为了启动内需，的确需要严管楼市。所以大城市楼市的行政管制只会越来越多，普通商品房（新房），将越来越多扮演政策性住房的角色。

 

而人口流失的中小城市，鼓励拥有多套房是基本策略，但不会明确表述出来，而是会长期保持不限购、不限贷，随便买的状态。

 

对于大城市的刚需来说，早买房永远是对的。等着内循环房价下跌，恐怕会失望的。

但我也不主张富裕家庭，在类似北、上、深这样的超级城市里，拥有很多套住宅。在住房矛盾非常尖锐的特大城市里，未来或许真的会有累进制、惩罚性的房地产税。

因为民粹主义的压力太大，连韩国都出台了这种税制，难保中国不会。你的多套房子，或许需要分布在一线、二线等多个城市里。

 

◎本文作者 | 刘晓博

以2006年的中国经济外贸依存度高达65%来看，如果当年美国就直接对我们发动贸易站，来配合加息，那么我们还真比较危险。不过，就在当时美国有这个意识准备搞我们的时候，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让美国自己后花园着火，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都没有余力来打压我们，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时间发展机会。

不过可惜，当年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我们有一个最好的经济转型窗口，却被我们浪费在房地产上了。

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我们再提“经济内循环为主”的时候，会如此态度空前强硬的去严控房地产市场的缘故。

在这场房地产座谈会上，直接明确说了“要防止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

这跟银保监会在7月11日强调的“防止资金违规流入股市、房市”是遥相呼应的。

这一系列动作都表明，我国在坚决防止一些“违规资金”恶意炒作房市、股市，来恶意推高我国资产泡沫化的问题，有着清醒的认知，并有着果断的应对措施。

以前走过的弯路，不能再走了。

版权：来源 中国经济周刊

 

在国内循环上，黄奇帆认为，所谓“完整的内需体系”，不是简单地讨论内需是什么，而是要深刻把握时代背景，从形成内需需要什么样的基础、什么样的条件、有什么样的机制等维度，系统理解“内需体系”的丰富含义。中国要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推动全流程创新，发展数字经济，果断放水养鱼，确保供需平衡，改善分配格局，大幅降低个人所得税，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构建高标准的市场体系。

在国际循环上，中国要打造面向全球的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围绕“一带一路”规划构建合作创新网络，稳步降低关税水平，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谈判与制定，推动对外开放朝着更高、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

黄奇帆特别指出，形势越困难，就越是要扩大开放，以高水平开放反制逆全球化、以改善营商环境反制“撤资论”、以超大市场的吸引力反制“脱钩论”。全球化本身是螺旋式发展的，凡是能在历史的螺旋式发展中、解决产业更迭问题中担当责任的大国，一定是顺应世界潮流的伟大国家。

 

如何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

文 | 黄奇帆

凡是属于“卡脖子”的技术产业化项目，科创板应优先考虑；凡是能够以产顶进，降低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的，科创板应优先考虑；凡是有利于促进内循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科创板应优先考虑。

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界委员联组会时指出，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新形势下，总书记的这一论述不是简单的针对当前产业链供应链因疫情而中断所采取的权宜之计，而是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关键阶段的强国方略；不是因个别国家企图与我脱钩、对我围堵而迫不得已的内敛收缩，而是筹划以更深层次的改革、更高水平的开放加快形成内外良性循环的战略抉择。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口，展望“十四五”，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格局应当成为我们谋划中国经济下一程的重点内容。

全面准确理解“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的内涵

“完整的内需体系”不是简单的讨论内需是什么，而是要在深刻把握“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的时代背景，从形成内需需要什么样的基础、什么样的条件、有什么样的机制等维度，系统理解“内需体系”的丰富含义。

（一）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要以稳定市场预期、提高社会资本投资积极性为着力点

企业家愿不愿意扩大再生产、愿不愿意从事创新性的冒险活动，与其对经济的预期、市场竞争是否公平、产权是否得到有效保护有关。判断民营企业投资积极性有一个核心指标：就是全部民企的净资产增长率。每年有多少企业利润未分配、留存下来成为净资产，有多少社会股权资本注入实体产业。如果一个地方每年的民企仅仅是总资产在增加，净资产不增加，则说明负债在增加，经济杠杆率在增加，有可能产生泡沫。如果全社会企业尽管有利润但净资产在减少，就说明有更多的企业在亏损或者是有企业在转移资产。

当前，广大民营企业受疫情冲击最为严重，最为关键的是要采取措施稳定民营企业家的信心、营造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预期。而关键之关键在于落实好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提出的六条要求：一要切实减轻企业税费负担；二要采取措施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三要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特别是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四要完善政策执行方式，将“加强产权保护”落到实处；五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六要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落实了这六条，海量的民间资本一定会再次活跃起来。

（二）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根据经济学理论，作为内需的主体，消费和投资之间应当有个合理的比例关系。而这又取决于供给侧与需求侧之间能否有效衔接、动态匹配，取决于资源配置的效率。当前，针对消费升级的趋势，我们供给侧存在不少短板：比如在要素市场，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合理流动仍存在不少障碍；在产品市场，物流成本仍然过高、农村市场与电商对接仍存在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在服务市场，受疫情影响，餐饮、商场、文化、旅游、家政等生活服务业遭受重创，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改革有待深化。

对此，中央提出了进一步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建设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就是要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侧与需求侧匹配的灵活性，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三）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要以就业扩大和居民收入的持续提高为基础

内需的基础在收入，在就业。没有就业，没有收入，内需就无从谈起。我国现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同时还有6亿中低收入人群。当前，新冠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已对民生就业带来巨大影响，失业率冲高，部分群众收入下降，一些贫困人口脱贫后返贫压力加大。

在此情况下，要进一步健全鼓励就业、促进就业的相关政策，加快形成以就业带动就业的新格局；要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进一步降低个人所得税率，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一次分配比重，在未来若干年内将4亿中等收入人群实现倍增，将6亿低收入人群减半。以此为基础，形成以中高收入人群消费为引领、中低收入人群消费为基础并逐步提升的消费结构。

（四）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须更好发挥政府在扩大内需、维护市场中的作用

政府在扩大内需中可以有两个直接作用：一方面，通过政府采购形成当期消费需求；另一方面，通过政府支持的公共投资来形成有效投资需求。目前，这两方面都有改革的空间。要以建立健全政府采购政策落实机制为切入点，进一步发挥政府采购对扩大内需的促进作用、引导作用；提高和优化公共投资效率及结构，更多投向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公共卫生、城乡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保护、重大科技进步等公共领域，发挥公共投资对总需求的乘数作用。

同时，还应注意到政府与市场不是简单的替代或互补关系，强市场需要健全的法治体系，“有为政府”能更好地维护和催生“高效市场”。“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的一个目标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二者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共同为“和谐社会”提供法治支撑和充分就业。

（五）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须形成内需外需兼容互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

不能仅仅就内需谈内需。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内需的形成和有效供给也依赖于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畅通和协同。在新冠疫情重挫全球贸易投资的大背景下，中国仍将会持续扩大进口以满足国内多样化个性化需求、仍将会以开放的姿态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国是拥有14亿人口、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市场，现在正好跳过了中等收入陷阱，进入了1万至3万美元的发展阶段，潜在的经济活力和发展的余地、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今后几年，我们自身的内循环就可以把中国经济正常的拉动百分之几的增长，而且还可以通过增加进口拉动周边国家、国际社会，进而带动世界经济的复苏，拉动国际经济大循环，进而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

深化改革加快疏通国内大循环

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没有变。

从近期看，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需要尽快疏通影响国内大循环的堵点，促进国内大循环。一是要牢牢抓住创新这个驱动发展的不竭动力，尽快打通支撑科技强国的全流程创新链条，以创新创业引领内循环；二是要抢抓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新机遇，以新基建推动数字技术产业化、传统产业数字化，以数字经济赋能内循环；三是要创新发展思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布局优化，以培育新增长极和动力源拉动内循环；四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采取有力措施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以居民充分就业和收入提升支撑内循环；五是要打破部分行业的政策性梗阻，以新政策新应用新技术疏通内循环；六是要深化关键性基础性体制改革，加快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以市场化改革新成果改善内循环。

（一）牢牢抓住创新这个驱动发展的不竭动力，尽快打通支撑科技强国的全流程创新链条，以创新创业“引领”内循环

本质上讲，创新就是通过创造新供给来催生新需求，一旦资本、资源、人力资本开始向新供给集中，新的需求会被创造出来，老产业的生存空间就会受到挤压，产能过剩才能根本消除，而整个经济不但恢复平衡，而且能级还会有一个大跃升。这正是以创新创业引领内循环的涵义所在。然而，当前我国科技创新方面仍存在三个短板，分别对应于创新活动从无中生有到产业化的三个阶段。做好创新驱动，关键是针对这三个阶段存在的短板分类施策。

第一阶段是“0—1”，是原始创新、基础创新、无中生有的科技创新。这是高层次专业人才在科研院所的实验室、在大专院校的工程中心、在大企业集团的研发中心搞出来的，需要的是国家科研经费、企业科研经费以及种子基金、天使基金的投入。这方面我们有很大短板：尽管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已经占到GDP的2.2%，总量在全世界排第二，但投向较为分散；一些需要长期投入的基础研究领域（如为核高基提供支撑的领域）缺乏足够投入，基础研究投入占比长期徘徊在5%，与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多为15%~20%差距较大。建议集中优势资源加大对基础研究投入，在未来五年内将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经费的比重由5%提高到15%左右的水平，并在以后年份继续逐步提高。

创新的第二阶段是“1—100”，是技术转化创新，是将基础原理转化为生产技术专利的创新，包括小试、中试，也包括技术成果转化为产品开发形成功能性样机，确立生产工艺等。这是各种科创中心、孵化基地、加速器的主要业务。这方面就要调动各类智商高、情商高、有知识、肯下功夫钻研又接地气、了解市场的人，建立技术转移机构或者担任技术经理人。作为科技与产业的桥梁，其使命就是面向企业和产业需求、组织和整合科技力量进行深度研发，通过将科学转化为技术、以中试验证和改进技术来为企业界提供先进的技术解决方案。著名的德国弗朗恩霍夫研究所就是干这个活的。类似这样的机构在德国有很多，这也是德国科技创新如此先进的关键所在。而中国恰恰就缺乏这样的机构。

日前，科技部发布《关于推进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的总体方案（暂行）》，特别提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不直接从事市场化的产品生产和销售，不与高校争学术之名、不与企业争产品之利。中心将研发作为产业、将技术作为产品，致力于源头技术创新、实验室成果中试熟化、应用技术开发升值，为中小企业群体提供技术支撑与科技服务，孵化衍生科技型企业，引领带动重点产业和区域实现创新发展”。这实际上就是在培育中国的弗朗恩霍夫，补技术转移转化的短板。接下来，要进一步理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的激励约束机制，落实好《方案》提出的“全面落实科技成果转化奖励、股权分红激励、所得税延期纳税等政策措施，建立市场化的绩效评价与收入分配激励机制”。要通过这些体制机制的改革，催生一大批从事应用技术开发与转移的专业机构和技术经理。

创新的第三阶段是“100—100万”，是将转化成果变成大规模生产能力的过程。比如一个手机雏形，怎么变成几百万台、几千万台最后卖到全世界去呢？既要有大规模的生产基地，这是各种开发区、大型企业投资的结果，也要通过产业链水平整合、垂直整合，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这个阶段的金融服务重点是各类股权投资机构跟踪投资、企业IPO上市或者大型上市公司收购投资以及银行贷款发债融资等等。这就需要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了。

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的基础性关键性制度建设取得显著进展，特别是实行注册制的科创板上线为广大科技型企业上市融资打开了一个快捷及时的渠道。要发挥科创板示范作用,为创新注入资本动能。凡是属于“卡脖子”的技术产业化项目，科创板应优先考虑；凡是能够以产顶进，降低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的，科创板应优先考虑；凡是有利于促进内循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科创板应优先考虑。要力争将科创板打造成与美国纳斯达克相媲美的资本市场，以科创板为龙头激活全流程创新链条，进而掀起全社会开展大规模科技创新活动的高潮。

（二）抢抓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新机遇，以新基建推动数字技术产业化、传统产业数字化，以数字经济“赋能”内循环

新基建作为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生命经济这些人类未来文明的技术支撑，不仅本身将带来几万亿甚至十几万亿的投资需求，还将通过数字技术产业化、传统产业数字化、研发创新规模化而产生不可估量的叠加效应、乘数效应，可以对内循环产生巨大的赋能作用。

一是新基建有助于推动数字技术产业化，形成万亿级自成体系的数字化平台。新基建涉及的信息基础设施如5G网络投资、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本身将带来天量投资。其中，5G基站将会有500-600万座，每座50万元，投资规模将达到几万亿。再如，各地正在兴建的数据处理中心，中国今后五年将会增加1000万台服务器。这1000万台服务器连带机房、电力等设施建设至少将带动投资1万亿。再如物联网，预计未来5年将至少有30-50亿终端联网，形成万物互联，将带来投资规模也会达2-3万亿。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也将是万亿级的。预计2020-2025年期间，我国这些新基建投资产出以及建成后为社会带来服务产出将超10万亿元。

二是新基建有利于助推传统产业数字化，形成具有颠覆意义的产业互联网。所谓产业互联网，即利用数字技术，把产业各要素、各环节全部数字化网络化，推动业务流程、生产方式重组变革，进而形成新的产业协作、资源配置和价值创造体系。根据中国信息通信院数据，2018 年我国产业数字化规模为24.9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3.1%，占数字经济比重由2005年的49%提升至2018年的79.5%，占GDP 比重由2005年的7%提升至2018年的27.6%，产业数字化部分对数字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高达86.4%。这还只是开始，随着产业互联网深入推进，对经济的拉动、裂变效应将日益凸显。

目前，中国工业总产值已达90万亿，如果因产业互联网的广泛应用而提升10%的效率，就会产出9万亿的增加值，经过资本市场催化后形成百万亿级的市值。如果说中国的消费互联网市场目前只能够容纳几家万亿元级的企业，那么在产业互联网领域有可能容纳几十家、上百家同等规模的创新企业。这是一个巨大的蓝海，今后互联网数字经济中的独角兽主要产生于产业互联网系统。

三是新基建有助于完善中国创新体系，推动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近代以来，人类已经历三次工业革命，第一次是机械化，第二次是电气化，第三次是信息化。目前，世界正在进入以智能化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中国正值闭关锁国的沉睡状态、清末民初的动乱时期，都错过了。第三次工业革命，我们赶上了，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让中国得以参与到这场以工业革命，成为受益者，但不是引领者。2010年前后，科技革命呈现出了新的特征，一些领域出现新的突破，有人将之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

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创新能力也发生了新的飞跃，特别是在5G领域具备了参与甚至是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基础。在新冠疫情深度冲击全球经济的大背景下，唯有科技、唯有创新才是走出危机、赢得主动的治本之道。加快新基建建设，特别是加快布局一批大科学装置和大试验平台为代表的创新基础设施，同时辅以科技创新体制改革的深化，将有助于打造基础研究、区域创新、开放创新和前沿创新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体系，有助于进一步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创造的动能，有助于中国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

（三）创新发展思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布局优化，以培育新增长极和动力源“拉动”内循环

形成国内大循环离不开区域协调发展。在新形势下，一方面要通过城市群都市圈建设进一步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另一方面，要跳出现有资源禀赋约束，用新技术新应用的系统工程寻找西部大开发的突破口，进而促进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要在这些新增长极、新动力源中寻找扩大内需的机会和空间。

重点规划建设好城市群都市圈。当前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60%，各类城市正由各管各的发展阶段迈向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阶段，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地区经济圈等地区已经开启了大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过程，其中的红利将高达数十万亿级。而高瞻远瞩、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是发挥城市群都市圈基础设施的综合效益、促进相互协同进而优化资源配置的前提，是看不见的“经济学”。

一是要合理安排城市群内部结构，形成以超级大城市、都市圈、城市群多重嵌套、分工协作的新格局；二是要按照“大联通、小分布”原则，采取“多中心、组团式”策略合理布局中心城市功能集聚区；三是注重以联通高效、无缝对接的综合交通网络降低城市“人流”“物流”的综合成本。

进一步创新工作思路，用新技术新应用的系统工程推进西部大开发。西部大开发二十年来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巩固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依然较大。事实证明，简单的把东部城市化、工业化、农业精细化的逻辑搬到西部是行不通的。西部之所以落后，不能归结为西部观念落后、知识不足、不懂得东部的运作方式，而是东部的这些方式并不适合于西部的资源禀赋。

新形势下谋划国内大循环需采取超常规思路，应因地制宜地采用现代高科技、工程化、大资本、企业化和系统推进的方略。比如，西部土地多、人口少，发展农业不宜采用沿海那种劳务密集型的模式，而应发展高技术、工程化、企业型的新模式。建议学习以色列和新加坡经验，在有条件的地方利用大棚滴灌、立体种植和无土或少土栽培等技术发展新型戈壁农业，将广阔的戈壁滩改造成超大规模的蔬菜粮食生产基地，并通过中欧班列输送到欧洲或内地中东部。假设在西北地区这样的农业搞了10万平方公里（1.5亿亩，每亩1万元产值），将会产生1.5万亿的产值，形成上万亿的农业增加值。

同时，这相当于增加了1.5亿亩耕地，可以将因此而形成的耕地指标卖给东部地区，既筹集了资金，又为城市群都市圈建设增加了用地指标，一举两得。再比如，西部水光风电资源丰富，由于用电需求增长放缓、调峰能力有限、外送通道不畅等原因,近年来频频出现弃水、弃风、弃光问题。对此，一要通过发展抽水储能、化学储能等技术，平衡此类能源的峰谷差，将此类能源改造成稳定可持续的电力资源。二是加大特高压电网的投资力度，努力将这些地区富裕的电力通过特高压电网输送出去，提高对此类可再生能源的消纳能力；三是要在西部就近布局云计算数据中心，通过“东数西算”为东部提供低成本的云计算服务。总之，要通过这些新的技术手段和系统工程发展思路将西部地区富裕的清洁能源开发出来，进而转变为西部乃至全国高质量发展的物质支撑。

（四）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采取有力措施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以居民充分就业和收入提升“支撑”内循环

2019年我国人均GDP已经突破1万美元大关，意味着中国即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仍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4亿中等收入群体和6亿中低收入群体并存。新冠疫情冲击之下，如政策不当，掉回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仍是存在的。应采取特别措施刺激消费、促进就业、强化保障，进一步做大中等收入群体、缩小中低收入群体，加快形成纺锤形收入分配格局。

一是降低个人所得税。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七级累进、最高45%的所得税率，在全世界算是较高的。我国每年的个人所得税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为7%，大大低于发达国家20%、发展中国家15%的比重，甚至比俄罗斯都要低。之所以这么低，一个重要原因是高边际税率下，很多私营企业主在企业不领工资，而是将收入留在企业转成按25%的税率交企业所得税；一些高收入人群要么移民要么将企业迁到香港、新加坡等地以避税。按照国际惯例，个人所得税率应该小于或等于企业所得税率，现在企业所得税降到了25%，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也应由45%降到25%，相应的级次税率也应下降。此举不仅不会减少税收总量，反而会扩大税基，刺激消费，形成税收总量的增加，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也会逐步提升。

二是稳定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占数量80%的小微企业吸纳了70%的就业。2018年，国家有关部门针对小微企业出台了持续三年的所得税优惠政策【 注：2018年7月，为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利企业发展，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的通知》(财税〔2018〕77号)。随后，针对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扩围后如何征管的问题，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贯彻落实进一步扩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40号）。】：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100万元（含100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优惠时间自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此项政策将小微企业的实际税负降到了10%，可以说是全世界最为优惠的政策了。

但为何大家都不知情，还在众说纷纭地提出各项优惠政策要求呢？除了有关部门宣传不够外，还与该政策不是立法、只是短期政策、缺少长远预期有关。考虑到立足国内大循环的战略需要，建议将这一短期性临时性政策转变为长远的基础性制度，上升为法律，以稳定社会预期。一旦小微企业缓过来劲来，必将以新的就业带动更多就业，进而推动经济向好的循环方向发展。

三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6亿低收入人群主要分布在农村。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广大城市居民收入有了很大提高，其中很大一块表现为财产性收入比重的提升。但与城市居民相比，广大农民除了务农收入和打工收入外，财产性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始终停留在3%。这也是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对此，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的改革思路，特别提出要“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加快推进这些重大改革措施落地生效，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意义重大。

四是增加社会事业支出。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559元。其中，居住、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三项支出合计占人均消费支出的43.9%，比2015年提高了3.7个百分点，制约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为此，政府应增加住房、教育与医疗等方面的财政支出，以换取居民在这些领域减少支出，将节省的部分用于其他消费。比如，可通过增加大城市的保障房供给，提升公租房在城市住房中的比重，稳定商品房的房价（房租）；尽快将学前教育纳入到公共服务范围，将义务教育拓展到高中阶段；加大力度鼓励学生报考医疗卫生专业，减免学费，大幅增加医护人员供给，以应对因中国老龄化慢病化加重而产生的医护服务供给短缺。

（五）打破部分行业政策性梗阻，促进供需实现高水平均衡，以新政策新应用新技术“疏通”内循环

过去几年，持续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化解部分行业的过剩产能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国民经济大循环的水平和质量得到了显著提升。疫情冲击之下，一些传统行业可能会出现新的产能“过剩”，对此，我们不能再施以强行去产能的手段，而是要通过适度调整政策、创造新的需求来释放这些“过剩”产能。毕竟产能“过剩”总是相对的，是受制于特定的技术和制度环境。环境变了，供需条件也自然会发生变化。

比如，汽车行业。2019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2.1万辆和2576.9万辆, 尽管产销量继续蝉联世界第一，但同比分别下降了7.5%和8.2%，有消费萎缩的迹象。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9年每千人拥有汽车量美国为837辆、德国589辆、日本591辆，甚至一些亚洲国家如马来西亚为433辆，而中国仅173辆，应该说市场前景十分广阔。但之所以出现汽车消费不振，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有很多限制汽车消费的政策。在一些地方，老百姓明明有很强的购车需求，却因为限号、限牌政策而买不了车。如果放开汽车消费，使得中国能达到发达国家50%的水平，一方面可以满足市场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可以倒逼城市改造交通设施，扩建立体停车库。事实上，现在一些城市写字楼已经出现产能过剩，而楼房型的立体停车库几乎是空白，将部分过剩的写字楼改造成立体停车库，既拉动了消费，又平衡了市场。

再如，钢铁行业。据工信部的数据，2019年全国生铁、粗钢和钢材产能分别为8.09亿吨、9.96亿吨和12.05亿吨，同比分别增长5.3%、8.3%和9.8%，产能增长较快，已有再度“过剩”的迹象。注意到在生产端，经过上一轮“去产能”，污染的、技术落后的、规模较小的产能都已经去掉了，现存的产能在世界上都算是比较先进的。在消费端，尽管来自建筑业的钢材需求占比已超过40%，但潜在的需求空间仍然较大：一是目前我国钢结构产量仅占我国钢产量的7-8%左右，而欧美等国家（地区）这一比重约为40%左右，提高各类建筑中的钢结构比重将显著扩大钢材需求。二是目前我国房地产用钢量为每平米40-50公斤，而发达国家已达150公斤/平米；我国每年新建十多亿平方米的房屋，如果能在建设标准中适度提高房屋用钢比重，甚至推广使用钢结构建筑，使每平方米建筑用钢达到150公斤，一年可以多使用1亿多吨钢材，有助于消纳这些先进的“过剩”产能。三是现在的钢筋混凝土房屋一般寿命为30年，钢结构房屋寿命可以长达70-100年，提高建筑用钢标准、推广使用钢结构，可以大幅提升房屋质量、延长房屋寿命，形成废钢炼钢的循环经济，也有利于抗震减灾，一举多得。

再比如，能源化工行业。2019年，中国进口原油5亿吨，对外依存度达70.8%；天然气进口9660万吨，对外依存度达43%。未来几年对外依存度还会继续升高。这么高的对外依存度始终是国家能源安全的重大隐患。这些进口的原油天然气有大部分用于生产各种化工产品【注：全世界之所以用原油、天然气作为化工原料有技术上的路径依赖的原因。欧美资本在这条技术路线上深根多年，长期的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降低了石油化工的综合成本。这条技术路线也被欧美资本带到了全世界，全世界采用了这条技术路线后又对原油天然气产生了深度依赖。我们看到的石油美元正是这种“资源-技术-资本-产业-贸易”所主导的国际大循环的集中体现。中国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不得不采用这个技术路线。】。而我国有世界上储量最为丰富的煤炭，每年的煤炭产能50亿吨，实际产量40亿吨左右，似乎是“过剩”的。

鉴于煤炭是天然的化工原料，建议对未来新增的炼化原油以煤炭来替代，发展煤化工、煤制油、煤制气，而不是简单用来发电（将来的电也将主要来自可再生能源）。这方面我国的神华集团等大企业已经具备了这个能力。如果增加8-10亿吨煤化工原料，就可以每年减少2-2.5亿吨的石油进口，既可以消纳“过剩”煤炭产能，又可以降低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目前煤化工这条技术路线无非是遇到成本和清洁利用技术的制约，这可以通过科技创新和新技术应用来逐步解决。建议引导相关领域有实力的央企民企进入该领域，用持续不断的资本投入来发展煤炭清洁利用技术，以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将这条技术路线的综合成本降下来、降得更有竞争力。

（六）要深化关键性基础性体制改革，加快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以市场化改革新成果“改善”内循环

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今年3月30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发布。这份重磅文件提出了许多生财型、聚财型和资源优化配置型改革，既具有针对性和前瞻性，又具有极强的战略意义。比如，“探索建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等措施有利于提升要素流动性，有利于引导各类要素协同向先进生产力集聚。另一方面，在当下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因疫情而大幅受挫的背景下，这种不花钱或少花钱却又能带来巨量红利的改革不仅符合经济社会实际，也有利于复工复产、激发企业活力、重启经济循环。

加快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2018年，我国企业国有资本权益总额58.7万亿元，99%的股权资本是工商产业型资本投资公司的资本。建议加快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有关要求，从现有产业型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总盘子中划转出价值10万亿左右的股权资产来组建若干个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让这些运营公司像新加坡淡马锡公司或美国巴菲特的投资公司或者像私募基金那样专注另类投资、股权投资，根据被投资企业的效益来决定进退，再与资本市场结合起来，国有资本就盘活了。如果这10万亿的投资能实现年化回报10%，每年就会有1万亿左右的收益，可以为国家安全、公共服务等需要国有资本应该进入的领域提供持续稳定的资金来源，而不用增加财政负担。从工商产业类退出的10万亿资本可以为民营经济腾出20多万亿工业、商业、产业类市场空间，进一步鼓励并推动民营经济发展，从而打通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资金循环，有利于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激活经济全局。

推进物流运输体制改革。中国全社会各种物流成本占到了GDP水平的15%，而美国只有GDP的7%，欧洲、日本在6%～7%，甚至连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也只有10%左右，物流成本偏高已是社会共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铁路运量比重低，目前仅占总运量的9.5%，公路、水路分别占74.3%和16.2%（美国铁路运量的比重是20%）。一般来说，铁路运输的成本是高速公路成本的1/3，如果把铁路运量比重提高到15%-20%，将有效节约物流成本。为此，建议围绕提高铁路运输货运量在各类运输方式中的比重，一是将铁路线尽快延伸到各类开发区、厂矿企业去，打通铁路运输“最后一公里”；二是随着高铁线路的逐步延伸，可以将原来的普快调整为货运专线，提升利用率；三是在一些交通枢纽深化改革、提升多式联运效率；四是要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交通运输中的应用，建设人流物流信息流多流集成、高效畅通的智慧交通。

推进内外贸监管一体化。跨境电商作为互联网时代发展最为迅猛的贸易方式，未来将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近年来，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虽然年均增速超过50%，但在进出口贸易总额中比重不到2%。其中的部分原因就源于内外贸监管体制的分割。比如跨境电商做零售不能做贸易批发。又比如，零售商又被切分为保税进、保税出、一般进、一般出四种类型，只能择其一种来经营，不能四位一体干零售。而内贸就没有这样的限制。这种跨境电商的监管体制严重束缚了企业的经营能力。从国际视野看，国际巨头亚马逊从事跨境电子商务，其不分国内国际、进口出口、批发零售，全方位一体化，值得我们借鉴。最近海关总署已经允许在跨境电商综试区试点B2B，建议进一步打破零售与贸易批发的界限，允许所有跨境电商企业都可以做2B、2C，把零售和进出口贸易一体化，允许企业根据自身的需要自由的选择零售或批发等不同业态，为其开展国际供应链整合创造条件。

以高水平开放助推国际经济大循环

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外开放格局呈现出五个新的特征：一是从引进外资为主，转变为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二是从扩大出口为主，转变为鼓励出口和增加进口并重。三是从沿海地区开放为主，转变为沿海沿边内陆协同开放、整体开放。四是从关贸总协定和WTO框架下的货物贸易为主，转变为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共同发展。五是从融入和适应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为主，转变为积极参与甚至引领国际投资和贸易规则的制定修订。对外开放格局的这五个转变是中国助推国际经济外循环的基础。当前，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和疫情冲击全球经济大背景下，形势越困难，就越是要保持开放、扩大开放，在变局中开新局。新形势下，要按照总书记在第一届进博会上的讲话精神要求，重点抓好“激发进口潜力”“持续放宽市场准入”“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多边双边合作深入发展”这五件大事，以高水平开放助推国内国际双循环。

（一）稳步降低关税水平，适度扩大进口，提升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话语权

总书记指出，中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事实上，当今世界，出口大国未必是经济强国，因为出口可能大量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来料初加工产品。而进口大国一定是经济强国，进口所需的外汇可能来自于技术和服务等贸易顺差，货币纳入SDR成为世界货币也可与各国直接结算。建议在未来3-5年内，将关税总水平由现在的7.5%逐步降到5%左右，实现与发达经济体大致持平。主动降低关税水平，一是可以直接降低消费者进口成本，有利于产业转型升级，增加群众消费福利；二是有利于增加进口，促进实现进出口平衡，为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创造条件；三是有利于在新一轮经贸谈判中占据主动，进口规模大了，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的话语权自然也大了。

（二）进一步开放投资领域，持续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加快引资补链扩链强链

当前，全球流动性泛滥已成定局。从全球来看，中国市场目前疫情控制得最好，也是投资风险最小的地方。只要我们进一步扩大开放，这些资金背后的产业资本必纷至沓来，不仅部分外资转移产业的计划将被打消，还将帮中国迅速完成“补链”“扩链”“强链”。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2020年版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其中全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由40条减至33条，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由37条减至30条。特别是金融领域取消了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寿险公司外资股比限制；制造业领域放开商用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农业领域将小麦新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须由中方控股放宽为中方股比不低于34%。这些都为我们抓住机遇引资补链创造了条件。

建议进一步扩大物流、研发设计、数字经济等服务业的开放，吸引更多全球产业链相关企业落户中国、加入区域产业链集群，进而打造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规模达万亿级的战略新兴产业链集群。一旦形成了这样的产业链集群，在国外需求依旧疲软的时候可以通过努力营造以当地需求、国内需求为拉动的产业小循环，保证产业链集群的健康发展；当国外市场复苏的时候，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扩大产业集群规模和发展质量，通过加强区域产业链合作带动全球产业链的大循环。

（三）按照国际化法制化便利化的要求，加快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近几年，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在营商环境改善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这与我们持续不断深化放管服和其他有关方面改革有关。在新形势下，要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仍然离不开营商环境的国际化法制化便利化，甚至这方面要求更加迫切了。这就要在现有基础上继续深化改革，将营商环境建设继续推向深入。众所周知，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中对营商环境有八个方面的要求，涉及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知识产权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劳工权益、竞争中性、服务业开放、数字贸易等八个方面内容。营商环境国际化，主要是在这八个方面与国际接轨，实现营商环境趋同化。所谓营商环境法制化，就是要将这些营商环境的具体要求上升为法律、转化为可问责的制度规则。所谓营商环境便利化，就是要最大限度为各类要素跨境自由流动提供便利，实现成本最小化。

（四）以建设自贸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为依托，建设开放新高地

现在我国已形成了以18个自贸区和1个自由贸易港为高地的对外开放新格局。无论是自贸区也好，自贸港也好，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围绕贸易自由、投资自由、资金流动自由、运输自由、人员停居留和就业自由、数据流动自由等方面进行先行先试，建设开放新高地，拓展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高度、深度和广度。所谓高度，就是要以自贸区（港）为依托，培育与国际市场相通的制造业、服务业在内的产业实力和能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战略新兴产业基地、要素和大宗商品交易配置平台和国际贸易航运枢纽等。所谓深度，就是要围绕率先建成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大幅降低外资在金融、保险、物流、研发设计、教育卫生、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准入门槛，建立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制度，建立健全竞争性市场体制。所谓广度，就是将改革开放和产业升级的措施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成果。

（五）抓住机遇加快FTA谈判，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谈判和制定

近日，修订后的美加墨协定正式生效。接下来美国大概率会延续在推动协定时的主要操作手法，与欧盟、英国、日本等达成类似的FTA协议。这实际上对我形成了新的围追堵截。对此，我们应抓住当前中国正恢复欣欣向荣，而欧美陷于危机的机遇，加快中日韩、RECP、中欧BIT谈判、中英BIT谈判，适时启动加入CPTPP谈判。要通过参与这类经贸规则谈判，一方面努力打破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对我“去中国化”的图谋，另一方面，要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科技、产业、资本和人才通过FTA规则吸引到中国来，促进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更加完整、更具韧性、更有竞争力，加深这些国家和地区对我经济的联系，牢牢扭抱在一起。

因为疫情，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对此，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继续高举全球化大旗，更合理的发挥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作用，更好地形成全球各地、各国各企业之间的分工配置，维护国际经济良性大循环。那种以邻为壑搞脱钩、推卸责任拼命甩锅、搞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的做法是在开历史的倒车，注定不会成功。我们要以高水平开放反制逆全球化、以改善营商环境反制“撤资论”、以超大市场的吸引力反制“脱钩论”，加快形成于我有利的国际经济大循环。我们坚信，在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正在塑造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必将推动我国开放型经济向更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化朝着更深领域演进。

预期差就是生产力。

—研报社

 

内循环

 

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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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年中，中央开始提出当前全球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论断，时至今日，这一论断正在不断被印证并强化。

 

2020年上半年，全球新冠疫情爆发，累计确诊病例数超1500万，累计死亡数超过60万。

新冠累计确诊病例占全球总人口接近0.2%，也就是说全球每一千人中，就有两人感染新冠病毒，并且目前全球新增确诊病例还在加速上升。

全球新冠的爆发使得本来就脆弱的全球经济雪上加霜。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9%，世界银行预测今年全球GDP将下降5.2%。

很多经济学家认为，目前全球正面临1929年大萧条以来的又一次经济大衰退。

严重的经济衰退一方面迫使以美联储为代表的海外央行加大放水，其中美联储更是史无前例的直接无限量印美钞给美国政府，加速了美国财政赤字的货币化，这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危险行为。

严重的经济衰退另一方面凸显了全球贫富差距，部分国家内部矛盾激化。

联合国秘书长本月指出，世界上最富有的26个人掌握了超过1.4万亿美元的财产，等于38亿穷苦人口所拥有的财富。

美国经济所研究显示，仅仅占据全国0.1%人口的美国富人，掌握着全国20%的财富，是90%的普通人的财富总和，美国贫富差距已经达到近100年来的峰值。（美国5月黑人事件的本质就是美国阶层贫富差距扩大、种族矛盾激化）

疫情防控不力+经济衰退+社会内部矛盾激化，于是某些国家不得不通过一些激进的手段向外转移矛盾，加速加大对外摩擦，从20世纪90年代开启的全球化正面临中断，逆全球化迹象越来越明显。

 

昨晚股帮App「独家研报」《美国大选临近！》一文在解读美国大选时就总结：

中美之间的问题不会因为换个总统就发生大方向上的改变，中美摩擦会长期客观存在。

 

 

提出“内循环”大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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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全球宏观大背景下，中央在今年年中提出“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先是在两会期间首次提出要：

“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然后在7月21日召开的企业家座谈会上，再次强调：

“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我们必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未来发展新优势。”

 

可见，打造“内循环”已经成为当前政策的共识，并且是最顶层的政策共识！

 

什么是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

 

一方面，着力打通国内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各个环节，完善国内需求体系、供应链体系，充分发挥国内需求潜力，同时以满足国内需求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另一方面，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深化对外开放，使得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地联通、促进。

 

5月13日《后疫情时代的核心主题！》曾重点解读了扩内需的重要性，但相比而言，扩内需局限在需求侧的刺激，而“国内大循环”则站在更高的角度去构建国内完整的内需体系，不仅仅强调消费端，还强调了生产、分配、流通等环节。

 

从长远来看，提出“国内大循环”不仅仅是为了应对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是在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强国战略，是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又一次更深层次的改革！

 

打造“国内大循环”的直接原因：在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疫情持续扩散、外需低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加剧，要发展国内经济，必须强化内需。

打造“国内大循环”的根本原因：我国经济正面临转型升级，正在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高质量发展阶段，还是依赖外需和投资两架马车是不行的，必须发展完整的国家内需体系。

 

打造“国内大循环”的双向驱动力——生产和消费。

 

在生产端，国内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逐渐积累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供应链体系。同时，人口红利逐渐转化为工程师红利，也推动国内产业从劳动密集型转向创新驱动型。

 

在消费端，中国拥有14亿人口，其中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是全球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

 

 

关于内循环的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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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从生产角度来看，供应链补短板+大力发展股权融资需要紧密配合。

 

国内已经有较为完善的工业体系，但是很多核心领域仍然受制于人，所以在“国内大循环”的大战略下，供应链补短板/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将成为关键词，芯片、信创等自主可控领域仍然是政策重心。

而事实上，在今年4月27日深改委会议上就明确提出要实施“举国体制补科技短板”。

 

同时，要发展国内供应链，尤其是芯片等战略新兴领域，离不开资本的支持，所以需要大力发展股权融资，强化资本市场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其中科创板就是这一政策思路下的排头兵。

 

另外，新基建是发展新经济的基础，要完善供应链体系，必须大力发展5G、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核心领域，其中大力发展5G和工业互联网也有利于推动国内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

 

在供给侧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国企改革也将进入深水区，国企混改、央企整合将进一步加速。

 

第二，从分配来看，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减少政府干预，进一步放开政策的管制，以改革促发展。（参考《强刺激的终结？| 要素市场化新政解读》一文）

 

4月9日，《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文件发布，这是中央第一次发布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文件。

 

文件指出，各要素进行市场化改革是核心的原则，要减少政府的直接干预，给予要素市场化的发展和分配地位，政府仅仅推动规则建立和日常监督。

说白了，就是进一步放开政策的管制，深化土地、劳动力、资本、数据、要素五个领域的“放管服”，以改革促发展。

 

从这里可以看出，其实围绕“国内大循环”的一系列顶层文件已经陆续出台了。

 

第三，从流通来看，一方面要大力发展核心城市群，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基础物流设施，降低社会物流成本。

 

重要讲话中曾指出，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要求就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60%，城镇化率快速提升的阶段已经过去，下一阶段的重点就是打造核心城市群，通过大都市圈来带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事实上，政策近年来一直在强调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成渝城市群、西部大开发等等。

 

另外，国内物流成本占GDP比重高达15%，欧美主要国家仅7%左右，物流高成本大幅拖累了国内经济的发展，所以必须大力发展基础物流设施，包括高铁、航空、物流快递等。

 

第四，从消费来看，扩投资、促消费仍然是政策的两手抓，其中促消费领域可能更加强调新消费，投资领域更加强调新基建，并且政府将在其中扮演主导角色。

新消费除了之前说过的网红、农村电商，还包括近期新出现的免税经济、出口转内销等，总之要不断重视新出现的经济形式、消费形式，因为这是一个时代的变革，不要用固化的思维去看待。

新基建不仅仅是上文说的是新经济的基础，大力发展新基建还能有效带动国内投资，例如5G仅基站投资规模就高达上万亿元，数据中心也将带动机房等投资近1万亿元，车联网、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领域也都是万亿级别。

另外，政府将在扩投资、促消费中扮演主导角色，比如：
1）地方政府和国企是基建的主要推动者，比如特高压就是国家电网主导。

2）国家财政支出今年重点提及公共消费，比如军工。

3）国企改革一项重点就是建立国有投资平台，逐渐转向管资本。

历史性的改革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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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后的又一次深层次改革，这既是历史性的挑战，也是历史性的机遇！

 

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起点，国内经济发展共经历了这几个大的节点：

1990-1992年，大力发展经济特区、建设上海浦东新区。

2001年，正式加入世贸组织。

2009年，大力扩投资、搞基建。

基本上每十年一个大的政策，而2020年可能就是“国内大循环”大战略的元年！

 

近一点来说，在7月底即将召开的重磅会议上，国内大循环大概率会被重点提及，甚至会指出一些更具体的发展方向；

 

远一点来说，“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可能将成为即将出台的十四五规划的核心战略方针。

 

国内大循环是最新国策，是高层次国家战略，将持续受到政策的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