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病毒共存，对普通人有什么影响？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动态清零？

国家疫情专家组梁万年曾说过：

“如果我们中国也选择了躺平，不坚持“动态清零”，就会导致群体庞大的老人、和弱势和脆弱人群感染，造成病死率。”

一旦选择与病毒共存，这些群体会是第一批被“牺牲者”。

这是我们骨子里无法承认的，因为中国人的心中：一个都不能少。

与病毒共存，对普通人有什么影响？

从国家的层面说，调控宏观经济主要是两种手段：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就是指政府的开源节流，多花一点钱，少花一点钱，增加或减少一点税收，都属于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主要是放水或收水。

一般来说，政府更倾向于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能不用就不用，能少用就少用，因为财政政策更能触达微观，比如我要扶持半导体生产，用财政政策的话，可以直接给半导体企业补助，又或者减少对半导体行业的征税，比较精准。

如果用货币政策，如向半导体企业贷款的话，就比较麻烦，任何贷款都会经过银行，多了一个中间商，很多东西就多了不确定性，何况银行都是嫌贫爱富的，没准这钱不知道最终被贷给谁了。

 

因此货币政策总体更倾向于宏观，不确定性较大，不像财政政策那样能直接见效，不确定性较小（当然不是完全没有）。

 

但凡财政政策还能生效，任何政府都会主要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通常只起辅助作用。

 

那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跟病毒有关系呢？

 

设想一下，现在全面躺平，一开始，似乎一切都回到了正常状态，员工也上岗了，商店也开门了，街上人流也多了，俨然幸福的日子又来了。

 

但是很快，企业的老板们会发现手下的员工不断请假，今天是张三感冒，明天是李四发烧，后天是王五四肢乏力，起初你还能理解，毕竟新冠到处都是，生病了也正常，也就批准了。

 

然而，由于无数的证据表明，新冠是可以重复感染的，设想中的群体免疫并不存在，所以员工们会不断的请假，这时候作为老板你就为难了，不批准吧，带病工作效率一定不佳，批准吧，没完没了了。

 

这时公司的运作就一定会受到严重影响，很多工作人手不足，难以开展，如果是工厂的话，一条生产线轮流请假，那简直可以关门了。

 

作为员工个人，频繁的感染，也必定令你工作效率大为降低，经常性请假会导致老板不耐烦，收入也会明显降低，收入降低了，那消费是不是也会相应下降？

 

以前喝喜茶，现在顶多只敢喝蜜雪冰城了。

 

消费下降，企业就会裁员，裁员导致全社会一片哀嚎，大家更不敢消费，裁员更多，这只会是一个恶性循环，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国家开放后，经济增速远不如疫情前的原因。

 

所以疫情的蔓延是一定会对经济造成严重负面影响的，然而，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GDP增长率

经济的困难，必然迫使政府使用财政手段大规模救济企业，比如大规模减税，减少社保缴费、增加补助等等。

但是，只要这样一来，就会导致财政政策被锁死，税收上只能减少不能增加，社保缴费只能减少不能增加，补助只能增加不能减少，财政政策实际上失效了。

 

财政这玩意，就算在好的年份，一般也只能做到盈亏平衡，很少有盈余的，当年克林顿就因为任内带来了财政盈余，赢得了广泛赞誉。

 

在经济困难的时候，财政需要为社会兜底，所以会迅速出现赤字，大量的赤字，而赤字是需要弥补的，但是此时经济困难，无法增加税收，也不能减少补助，意味着开源节流几乎不可能。

 

剩下唯一的办法，就是印钱，也就是货币政策。

 

 

通过印钱，借新还旧，能苟住一天是一天，能过一年算一年。

 

然而，大量印钱，等于大量放水，会导致什么后果？

 

房价暴涨。

 

美国在2020年4月，美联储开启无限印钞之后，房价就一路高歌猛进，文在寅所在的共同民主党为什么会输掉今年的总统大选？

 

本来文在寅政府在疫情第一波爆发后，表现非常出色，说力挽狂澜不为过，其声望一时无两，2020年共同民主党在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拿下300席中的180席，成为韩国历史上第一个强势国会政党，就是托了文在寅抗疫成功的福。

 

但是第二波什么第三波疫情爆发后，韩国却没扛住（韩国内鬼极多，又有美国驻军，所以能扛住第一波其实算是奇迹了）。

 

病毒蔓延导致韩国经济困难，文在寅政府不得已出台各种补助措施，显然这种补助造成了不小的赤字，就只能印钱填补赤字了。

 

印钱填补赤字直接造成韩国首尔房价暴涨，2021年就均价涨了一倍，还只是均价而已，韩国民间对文在寅的不满迅速增加，恰好这次选举显示，李在明就是在首尔年轻人多的地区，输了二十万票。

 

就连过去这些年房价基本没怎么涨得的德国，在疫情爆炸后，房价也以年均10%的速度上涨。

所以毫无疑问的是，如果中国全面躺平，那么房价暴涨是必然的，这对于普通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如果你是一个外卖小哥，那么就算再努力，平均一天跑两百单，也永远买不起房了，本来现在你在一线城市买不起，兴许还能攒钱回县城老家买，但是再涨一轮，老家估计都买不起了。

 

而房价暴涨有利于谁呢？

 

房东们、金融从业者，这些人手中往往持有大量的房产，过去这两年，国家搞“房住不炒”，房价上涨的势头被压制，严重得罪了他们，他们一直鼓吹国家放水。

 

只要病毒蔓延，经济困难，国家就不得不放水，他们也就能高位套现了，说他们是黄四郎，真不为过。

 

就算疫情爆炸了，他们也随时能跑到美国，不跑也不怕，他们有钱去私立医院，几万块治疗费对他们来说就跟玩儿一样。

 

恰好，上海就是我国的金融中心，这恐怕不是巧合。

 

当然，有些人支持共存，是确实困难，比如，路边的餐馆，老是封，他们的生意受到很大影响，我也能理解他们的心情，但我还是不得不说，放开了，他们的处境反而会更糟糕。

原因很简单，房价跟租金永远是锚定的，房价暴涨，租金必然跟着暴涨，现在实体经济就已经十分困难了，再来一轮租金暴涨，会是什么后果？

读者里有实体经济从业人员的，可以在后台留言。

 

既然躺平不行，但是一直封对经济伤害也太大，那咋办？

 

只能渐进。

 

既然病毒按常理会朝着不断降低毒性的方向进化，那我们不妨等一等，等到其危害再次降低了，我们这边疫苗、医疗资源、特效药啥的都准备好了，就可以渐进放开。

 

立刻放开是不行的，就好像我们搞改革开放，是渐进改革，如果一下子放开，变化太大，适应不过来，这时候各路牛鬼蛇神再一通忽悠，搞不好会像苏联一样。

  

上海疫情，就让人见识到了有钱人的隔离生活，如何超乎你的认知。

 

有个奢侈品消费大户，分享恒隆广场的路易威登之家，是如何连续5天变着花样给他送去精致的下午茶点。

 

餐餐附赠深情手写卡片，温暖到家。

 

恒隆宝格丽，比LV还卷。

 

别人送下午茶，它主攻正餐。

 

每天都有专人对接菜品，确认菜单。

 

迷迭香脆皮牛肋，菜包狮子头……荤素搭配，都是当季最好的食材。

 

 

GUCCI不甘落后，总部列了一串客户名单，安排各个门店准备新鲜果蔬礼包。

 

摘叶洗净，用高档包装纸包好，再缠上丝带，印上烫金logo，亲自送货上门。

 

车企保时捷，也开始发力。

 

给俱乐部车主送去蔬菜礼包，还是精致礼盒装，排面到位。

 

卡地亚把服务做到了巅峰。

 

不仅安排特别送餐，还是米其林一星、黑珍珠二钻级别的超高档餐厅甬府的菜品。

 

不合胃口，还可以随意调换。

 

这么说可能很多人还是想象不到它的段位，我查了下，这家饭店人均消费达到了1000+。

 

平常点外卖都要凑半天减免的我，实在无法想象。

 

 

建行银行经理变成了私人管家，给各位大客户定了酒店高档午餐。

 

顿顿十三道菜起步，看得网友直呼“过大年了！”。

 

但富豪说，建行的菜一般，下一餐不想吃建行的了。

 

这厢各大品牌争先恐后献殷勤，那厢豪宅物业也开辟了新赛道。

 

网传上海35万一平米的富人小区翠湖天地，中英文双语通知：

 

买了新鲜蔬菜放在楼底下随便拿，咖啡、西点摆满大堂。

 

疫情封控业主没办法出门，物业提供代遛狗服务。

 

深圳金茂府物业更体贴。

 

给大太阳底下排队做核酸的业主撑伞，旁边还备好了解渴的茶水。

 

上海贫富差距调查报告: 一墙之隔两重天

几年前，《半月谈》刊载《来自大城市的贫富差距调查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部分人真的先富起来了。

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演进，在我国各个社会群体利益格局被重新调整的过程中，分配不公现象日益突出，社会财富分配的“马太效应”愈发明显，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01：社区围墙区分贫富的“楚河汉界”

同为上海市的中心城区，静安、卢湾、徐汇、黄浦是繁华商业区和高档住宅区，而闸北、普陀、杨浦则集中了大批低收入人口。记者在当地调查时，连月均收入只有2000来元的司机都说：“闸北、杨浦，那是穷鬼住的地方！”

闸北区是上海市的“边缘区”，这里有大批砖木结构的老房子。在连片的“棚户区”里聚集了各种低收入者，如从边疆回来的知青、外来打工者等，他们的经济条件相对较差。据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闸北区申领低保的人口占全区户籍人口的3.6%，其中大多是失业者以及老人和孩子。而这里的“低保边缘户”是现有低保人口总数的三倍之多。

02：“工人新村”无奈的历史轮回

位于上海闸北区天目中路749号的蕃瓜弄社区在新中国成立前是上海的贫民窟，矮小的“滚地笼”挤满了大批无家可归的穷苦人。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改造，成为产业工人的聚居区，面貌焕然一新。蕃瓜弄的变迁当时还作为典型写进了上海的小学教科书。

然而，今天的蕃瓜弄又变成了低收入人群聚居区。蕃瓜弄社区目前居住了1680户居民，低保户有178户，占比超过10%。蕃瓜弄社区干部告诉记者，社区1964年建成，上世纪80年代能住到这里的产业工人，大都是敲锣打鼓来的。因为当时能在这个小区分到房子的，一般都是厂子里的“五好工人”。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工人下岗越来越多，大批产业工人成为低收入人群。

社区居民李存荣今年53岁，是上海市铁路局的一名机车维修工，一家三口在21平方米的房子里居住了14年。记者看到，包括李存荣在内的三户人家共8口人，一起住在一套51平方米的房子里，共用厨房和卫生间。李存荣说，这个小区所有的楼房都是这个样子，杂乱、拥挤、肮脏，而且水费、煤气费一起算，日常矛盾很多。

尽管现在居住条件艰苦，但是回忆起当初分房时，李存荣还是很骄傲的。他说，这个房子是因为他妻子在上海市印染化工厂里表现好，于1996年时分到的。但是，他妻子王纪芬原来工作的企业2001年关门，几百个工人全部下岗，她也只能回家。

现在，在上海电机学院上大二的女儿一年仅学费就要1万元，一家人只能靠李存荣一个月约2000元的工资紧紧巴巴地过日子。“像我这样的家庭在这片社区里还属于中等。”李存荣说，“幸好我们夫妻俩现在身体还好，没有什么病，邻居家里有病人的，生活就非常难了。”

李存荣隔壁家是低保户潘文龙，患有高血压、心脏病、肾脏积水等多种疾病，没有劳动能力，2000年他妻子肝硬化去世。他儿子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学，学费全靠贷款。为了维持生活，孩子平时在学校图书馆打工，后来到一家“不夜城”接电话，一小时工资10元，一天要干4个小时。

“原国有企业产业工人多的地方，贫困群体就多”，上海市民政局一位干部告诉记者。如上海杨浦区，当年产业工人50万，占上海全市18个区县的1/10。目前，该区拿低保的人口有3.4万人，也占全市低保人口的近10%。2009年初，上海市将低保标准从400元调整到425元后，虽然只提高25元钱，但仅仅一个杨浦区“低保户”就骤增2000多人！

03：高房价下的居无定所者

在上海，一方面富人云集，每平方米五六万元的楼盘，开盘就抢光。如今年8月8日在浦东新区开盘的星河湾小区，周边楼价每平方米2万元，它卖到5万元，总共322套房，一天之内卖260套，总销售额超过40亿元，业内人士称这种情况在世界房地产市场都罕见。

另一方面，居住在棚户区和老旧社区的人们，却是连棚屋和老旧房的产权都没有的无房一族。在蕃瓜弄社区，记者发现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是三四户人家在共用一个厨房和卫生间，居住条件非常简陋。这些房子属于承租公房，居民们只有使用权没有产权，一个月交四五十块钱的房租。

李存荣说：“对我来说，买房就别提了，我们即使卖血，也买不起两万块钱一平米的房子！”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困难户情愿住在十分简陋的住房里，也不愿被拆迁。和病残儿子一起住在“交通花园”(棚户区)的李继梅听说现在她所住的小区要拆迁，十分心焦。“这里要是拆迁了，我和孩子就没有地方住了。现在尽管房子差，可换个地方，房租就没有这么便宜了！”

不仅如此，由于住房商品化过程太快，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供应严重不足，大批低收入人群无房可住。在上海市杨浦区，很多街道已经出现流浪的人群，每个街道少的四五个，多的十来个，居无定所的人群已经给民政部门和公安部门造成很大的压力。

街道干部表示，这些人平时经常来民政部门反映困难索要低保补贴。岁数大的整天提要求，年轻点的就在外面混，晚上睡在网吧、急诊室、棋牌室、澡堂等，实在过不下去就偷盗犯罪，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杨浦区民政局社会科科长郑军说，如果政府能给居无定所者提供廉租住房甚至一个床位，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善。

04：专家：高“平均数”掩盖居民收入差距的真实状况

最近，来自国家发改委的《促进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机制》的调查揭示，从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的10%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0%人群间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城乡整体基尼系数达到0.465。而本刊记者调查中也发现，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演进，普通民众对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的不满也日益强烈。

05：贫富分化被关注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所长王二平告诉记者，过去6年他们在做社会问卷调查时，将“中国社会问题最严重的是什么”这一问题列了19个备选项，在调查的5个省40个县中，老百姓都认定排在头两位的社会问题是腐败和贫富差距，只是到了第三位各个省才有变化，如环保、住房等。

长期从事居民收入分配研究的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杨宜勇说：“收入差距扩大累积的结果是财产差距的不断扩大。目前收入最高的10%家庭的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接近50%，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可能在1%上下，80%中等收入的家庭仅占有财产总额的一半。”

各行业收入苦乐不均的现状也越来越突出了。杨宜勇说：“中国纳税百强”几乎年年是石油、烟草、钢铁、电信、电力、金融等具有国有垄断性质企业的天下，上市公司中的能源、电力、钢铁、交通、汽车等企业总能出现在沪深两市业绩增长排行榜的前列，这都反映出垄断行业的收入在持续快速增长。

06：民众不满“被平均”

国家统计局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同比增速超过经济增长，这一数字一公布，引起公众哗然，很多网友质疑自己工资“被增长”。而专家的调查也显示，高“平均数”背后掩盖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真实状况。

 

具体到一个地方或一个企业，高平均数也极大地掩盖了收入差距。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刘稚南说，去年上海城市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为26675元，但60%左右的市民收入低于平均数。国家统计局青岛调查队副队长纪中锐告诉记者，青岛市去年的城镇居民平均收入为20646元，低于平均数以下的城镇居民占到总数的65%。

 

拥有1.5万名正式职工、9500名农民工的青岛港集团是一个效益良好、职工收入高的优秀国有企业，去年该集团人均年收入7万多元，是青岛市民平均水平的3倍半。

 

但记者发现，这个企业一线工人的工资绝对额近10年多来是年年上涨，但在整个企业中的收入地位却不断下降。与管理层的平均工资相比，工人的相对工资水平从20年前的最高下落到目前的最低。

 

10年内青岛港管理层的工资增了五倍，而一线的工人仅仅翻了一番，尽管工人的绝对工资水平并不低，但是与管理层的差距在不断拉大。

 

在著名企业海尔公司，其普通员工工资每月只有1500元左右，而中层以上的收入每年大都在10万元～20万元，甚至更高。

 

来源：行业报告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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