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某些突发事件迫使人们针对一种新的思想观念进行广泛的社会实验时，社会和商业中就会发生巨大的结构性变化。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美国的男人们去打仗时，女人们就积极承担起了男人们的工作——并且做得很好。自此之后，即使当战争结束，美国的女人们也不再退缩回自己战前的工作领域。与之类似，美国的千年虫问题（Y2K problem）需要大量的印度软件工程师才能解决，结果导致美国基于就业的签证增加了两倍。在修复了这一错误之后，印度工程师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并一举成为解决类似技术问题的世界级领袖。现如今，Alphabet、微软、IBM和Adobe都由印度籍的工程师领导。
目前，冠状病毒的流行迫使全球各地都进行着远程教学实验。有许多迹象表明，这场危机将改变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事实证明远程教学是成功的，那么教育的变革就将成为这场危机导致的重大改变之一。但是，我们怎么知道远程教育是否能够成功呢？为了找到答案，随着这一大规模社会实验的启动，我们应该密切关注高等教育的商业模式和优质大学教育的可得性等问题。我们应该努力收集数据，并集中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目前通行的四年模式的培养方案中，哪些部分能够被取代，哪些部分可以被补充，哪些部分可以被数字技术所补充。
理论上来说，个性化需求、人际交流与互动需求较低的讲座可以进行线下录制，然后通过多媒体进行演示，学生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节奏和地点选择观看。课程中的这种“商品化”部分可以轻易地由一位非大学讲师在课程时代（Coursera）上讲授。因为毕达哥拉斯定理的教学在世界各地几乎都是一样的。对于这样的课程，技术平台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将内容传递给更多的受众，同时又不会牺牲面对面（F2F）课堂的一个重要好处——社会体验，因为在这些基础级别的课程中几乎没有什么面对面交流的必要。
通过将资源从可商品化的课程中释放出来，高校将有更多的资源致力于研究型教学、个性化问题的解决和导师指导等方面。学生们也能更为自由地支配更多的资源，因为他们不必在大学里住上整整四年。他们可以在自己方便的时候，以更便宜的成本在网上学习商品化的课程。他们可以利用在校园里的宝贵时间进行选修课、小组作业、与老师交流、互动和职业指导等活动，这些事情是无法远程完成的。此外，校园还可以促进社交网络、实地项目和全球学习考察活动的发展——这些都需要面对面的交流和参与。这是一种混合式的教育模式，它的前景非常广阔，可以让每个人都能负担得起大学教育。
但我们真的能成功转向混合模式吗？随着这项社会实验的深入开展，我们马上就会得出答案了。目前看来，参与远程上课的不仅是学生，就连老师现在也被迫在家里授课。几周前还坐在一起上着同一门课的学生和老师，现在也开始尝试不同的上课方法了。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师生双方都可以对比，究竟是面对面交流还是远程授课体验更好。
在目前的教学实验中，学生、教授和大学管理人员必须记录有哪些课程受益于远程教学，又有哪些课程进展并不顺利。他们必须好好维护聊天室，方便匿名讨论技术问题、课程设计、授课过程和教学方法。这些数据可以为将来的决策提供有利参考，比如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有些课程应该远程授课，哪些课程应该留在校园内面对面授课，哪些校园内的课程应该得到技术的补充。
需要对IT基础设施进行哪些改进
才能使其更适合在线教育？
现如今，我们之中许多人日常的行程安排表已经被虚拟会议所充斥。我们清楚地发现，在远程学习真正开始之前，有一些硬件和软件问题必须得到解决。毫无疑问，数字技术（移动、云端、人工智能等）可以大规模部署，但我们也知道，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在硬件方面，我们需要解决带宽容量和数字资源不平等的问题。在面对面授课中，由于在同一个班里的学生听到的是相同的课程，所以这种授课方式敉平了非常多的差异。然而，在线教育则扩大了数字资源不平等的鸿沟。富裕的学生拥有最先进的笔记本电脑、更好的带宽、更稳定的wifi连接，以及更复杂的视听设备。
电话会议软件可能是一个不错的上课方式，但它缺乏一些关键的功能，比如无法容纳较大的班级规模，同时也无法提供个性化的体验。在面对面的现场教学中，即使在1000名学生的课堂上，老师也能察觉到学生是否有效吸收了学习内容，并能够相应地改变教学的节奏。而学生也能察觉到他们是否问了太多问题，是否拖慢了整个课堂的进程。我们的技术是否足以适应虚拟环境下的各种特性？我们还需要开发哪些功能？教师和学生必须注意并讨论他们的痛点，并促进和要求这些相关方面的技术发展。
此外，在线课程需要实地的教育支持——教学设计师、培训师和课程教练——以确保学生的学习进程和课程的完成效率。数字鸿沟也存在于大学之间，这一点在接下来的实验中将变得十分明显。与预算紧缺的公立大学相比，顶尖的私立大学拥有更好的IT基础设施，每个教员的IT支持人员比例也更高。
为了促进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改变
教师和学生需要做哪些培训？
并非所有的教师都对虚拟教室感到满意，在那些甚至从未使用过基本视听设备的教师（他们仅仅依靠黑板和挂图进行教学），和那些了解并熟悉新技术的年轻教师之间也存在着数字鸿沟。随着全国各地的学生进入网络教室进行学习，他们会发现，许多教师并未接受过设计和制作多媒体演示文稿的培训，也没有使用过复杂的符号和图表。学校需要做出评估，弄清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培训来提供一种令人满意的教学体验。
不止是老师，学生也面临一系列的有关在线课程的问题。他们必须遵循大学的培养计划，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相应的课时，而不能无限期拖延下去。在网上，他们会觉得自己与同龄人或大学同学的群体相脱节；而在现实生活，这样一种群体会向其中的个体灌输一种竞争意识，能够激发所有人追求卓越的精神。在网上做任何事情，我们的注意力集中时间都不会很长，因为学生们在参加在线课程的同时，还要处理多项任务，比如查收电子邮件，与朋友聊天，网上冲浪等等。
这些心态能够改变吗？现在，我们正在进行试错实验来找出答案。教师和学生都在努力调整自己。随着课程的教授，教学大纲和课程内容正在逐步修订和完善。学习效果的评估方法，如考试和测验，正在转换为在线考试。在如此短暂的时间之内，大学的管理人员和学生团体正在进行积极调整，并允许教师制定和创造他们自己觉得最棒的课程计划。教师、学生和大学的管理者都应该积极讨论：从虚拟教育开始的第一天到第X天，教学过程和学习情况究竟是如何变化的。这一举措将为培养未来的虚拟教育者和学习者提供有益的帮助。
目前流行的冠状病毒已经迫使全球开展一项实验，该实验对比了寄宿大学提供的一系列服务与类似Coursera这样的在线教育供应商提供的超低成本教育之间的差异，并迫使人们在二者之间进行有关成本和效益的权衡与抉择。几年前，专家们曾经预测，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如可汗学院（Khan Academy）、课程时代（Coursera）、优达学城（Udacity）和edX等等，将全面取代面对面的大学教育——正如数字技术取代了电话接线员和旅行社的工作一样。然而，迄今为止，面对面的大学教育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目前的实验可能表明，四年的面对面大学教育不能再躺在它过去的功劳簿上无所事事了。已经有各种各样等因素表明，高等教育市场的分裂时机已经成熟了。而冠状病毒的流行可能恰好提供了这种时机。我们现在如何实验、测试、记录和理解我们对这一改变的反应，将决定在线教育是否以及如何成为未来的一个机遇。危机消退后，是否所有学生都应该回到教室，继续保持现状？还是说我们会找到更好的选择呢？
维贾伊·戈文达拉扬(VijayGovindarajan)、阿努普·斯利瓦斯塔瓦（AnupSrivastava）|文
维贾伊·戈文达拉扬是达特茅斯大学塔克商学院考克斯杰出教授，也是硅谷孵化器Mach 49的教员合伙人。阿努普·斯利瓦斯塔瓦是加拿大会计、决策和资本市场研究的主席，也是卡尔加里大学哈斯卡耶商学院的副教授。他研究了数字公司的估值和财务报告的挑战。
张振涛|译 周强|校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QR6se-hXejWCk5-Xp-Br6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