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郝景芳,经济研究员,科幻小说作家,雨果奖获得者。2017 年创立童行书院,出台了“少年成长计划”,面向未来帮孩子发现自己内心爱好、找到未来专业和职业方向,希望每个孩子的人生自我实现。本文来自:景芳说(ID:jingfangtalk)。
最近听到一些关于近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满有意味的讨论,我也想简单聊聊。
我已经不做经济研究很多年了,现在是外行,所以本文也不是什么严肃的论点,就是一点点小小的经济学科普(科普读不下去的可以直接拉到最后,有少量个人观点)。茶余饭后,就当读个乐呵吧。
在我们普通人的传统观念里,经济是有关“生产”与“分配”。
先要打到猎物,再分配猎物。先要种出粮食,再分配粮食。因此对经济的理解也停留在“先生产出某些实物,获得金钱,再分配,然后用赚到的钱消费服务业”。
按这种观念,一个国家想要经济增长,就得尽可能多地生产货物,卖给其他国家,赚到钱大家分。这必然是指向“辛苦工作才能致富”的结论。
因此,当中国人到欧洲或者新西兰旅游的时候,会非常费解:他们那么懒,怎么还能是发达国家?
没错,当我们看法国人每天在街边喝咖啡、一年 10 周假期还要罢工;新西兰人弹丸之地只有农业发达、毫无科技制造业,都还能保持每年几万美金的人均 GDP,常年保持在发达国家行列,会非常不理解:懒成这样,凭什么收入高?
很多人会轻易得出结论:那是他们祖上抢了钱(或发财过一次),后辈就能躺平了。
但是仔细想一下就知道经不起推敲:中国老话说:富不过三代,咱们都知道如果富人家有一个不劳动的纨绔子弟,家产几年就挥霍光了,怎么法国和西班牙能靠三百年前抢来的钱挥霍三百年也挥霍不完?这是抢了一个宇宙的钱吗?
实际上,GDP 是每年创造的新财富(so called增加值),不是历史上存下来的旧财富。法国人均 GDP 能达到 4 万美金,就说明法国人每年能创造 4 万美金的新增财富。那么问题就来了:凭什么法国人能躺平度假,还能创造 4 万美金的财富;而中国人累死累活,才只能创造 1.2 万美金财富?
只要你能提供某种价值,而有其他人需要这种价值,且愿意付费,这就构成了经济行为。例如你笑得很美丽,有人愿意花 2 万美金看你笑一次,那么你每年只笑 2 次,就获得了 4 万美金收入,也就创造了 4 万美金 GDP。那你一年工作两秒就够了,每次笑一秒,4 万拿到,剩下时间都可以度假。
什么?这不是凭空无中生有吗?那付钱的人总该是辛苦生产的人吧?要不然他哪儿来的 4 万美金呢?还真不是。花钱的人也许舞蹈跳得好,一场演出出场费可能就 4 万美元。那他一年演出一场就有 4 万美元了,剩下的时间可以度假。
那演出主办方的钱从哪儿来呢?可能是卖票获得。也许一年演出 8 个月就够了,剩下可以度假。那买票的人钱从哪儿来呢?可能是写书获得,可能是讲课或者编程获得,可能是打球获得,也可能是做离婚咨询获得,都不涉及实物生产。
你能创造多少财富(GDP),不在于你有多辛苦生产,而在于你能创造多少别人的需求。如果你能很短的时间,创造出别人的需求价值,那你就可以做到高收入且高休闲。
给其他人提供高价值服务,这才是发达国家高收入的缘由。
但很多人还是有质疑:可是总得有人生产实物、卖给外国人、赚到财富,才能花在这些虚头巴脑的事情上吧?要不然,可供流转的最初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呢?(这种想法还在类比西班牙从南美抢来白银,在国内花天酒地。)
所有二战以后稳定的经济体,都遵循信用经济的原理,而不是古典的“实物财富”原理。所谓信用经济,就是任何人都可以从国家金融体系申请信用(借款),然后把钱投入经济。只要每一分钱的货币发行,都对应着恰当的市场价值,就对应GDP,不会滥发货币。
举例而言:演出团队可以从银行申请 4 万美金信用,全都给帅哥舞蹈演员做出场费,而帅哥又用 2 万元让美女微笑一次,然后帅哥美女共同给演出团队带来票房收入 8 万美金,那么国家货币发行是 4 万美金,创造了 4万+2万+8万=14万 GDP。这里面可以完全没有工业品生产,也不需要从外国赚钱,而就可以用 4 万美金信用(货币发行)带来 14 万美金 GDP。
听起来很像魔法?怎么能不靠土地资源、石油资源、钢铁资源和工业品,就能空口白牙带来财富?
不解的小伙伴会问:难道一国经济可以凭空发展吗?你给我做饭、我给你剪头发,一国经济就能发展到高收入水平?不可能吧?信用也不是无中生有吧?
确实,信用(借款)也不能无中生有。最主要的原因是金融系统要保持稳定性,就不能让所有人信口开河想借多少钱就借多少钱,还是需要有基础资产作为抵押和基石。例如你辛辛苦苦挖矿,赚到了钱存在银行,这是后续信用经济的基础。
还是用上面的例子,剧团可能之前建过一座剧院,也可能在世界各地演出过,获得了收入,存入银行;这些基础资产可以给剧团背书,让剧团获得 4 万美金信用,产生了 16 万美金 GDP。也就是说,少量资产做背书,能产生整个经济大范围的循环。
这里是用货币乘数做联系的,最高可以达到10倍左右。
这块有点复杂,我就不展开讲了。有兴趣的可以留言讨论。
按照这样的逻辑,就明白发达国家为何假期比我们多、还能保持高收入了:他们的假期恰恰提升了需求水平。
因为带薪假期多,所以每个人对旅行的需求就增加、餐饮娱乐的需求就增加、业余爱好的需求就增加,因此可以提振旅游业、餐饮和交通业、小众制造业(例如皮划艇和望远镜)的需求,这些领域就可以增加收入,也就是增加GDP。
同样,别人的假期,也可能带来你的收入(例如你是牙医或者话剧演员,那么餐饮员工放假就可以来看牙医、看表演)。
休闲不是躺平,是多元化经济结构。若每人都只埋头生产,则其他行业就要破产。
按照这一点推论:想要提振中国经济,应该怎样做?让所有企业和个人都更容易借贷,获得投入经济的“第一桶金”;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喘息,休闲并追求自己的幸福和爱好,才能带来各行各业的交叉需求,提升货币乘数。
当然,央行借贷不一定能带来以上的成功 circle,这就来到了第二点迷思:
如果现在中央直接搞经济刺激、大量印钱、增加投入经济的“第一桶金”,就能带来经济增长和所有人的收入提升吗?
如果经济结构不对,或者经济流向不对,那么大量印钱不但不能带来经济的良性循环,还会引起高通货膨胀。
工业品的定价机制,基本是全球一价化。目前世界各国的进出口产品基本都属于自由贸易(暂时还在全球自由贸易的历史时期),工业产成品的定价空间极小,各国的价格差别不大。
举例而言:同样一瓶洗发水,在中国、欧洲、美国和中东的价格差别并不大。比如大概 20 元人民币或者 3.5 美金。各国肯定是有一些差别(跟运费、关税和各国的贸易政策有关),但整体不会差很多。如果一国洗发水很贵,人家就可以买另一国的。
这就意味着:如果是以常规的工业品收入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那么,各国人均收入也不会有太大差别。一瓶洗发水在全世界售价差别不大,因此各国洗发水生产者的收入也差别不大。
那么各国的人均收入为什么差别那么大?(发达国家:4-10万美金;中国:1.2万美金)
主要来源于一国独特的事物的价格(例如某国特殊资源、独特垄断专利品、或者一国国内服务业)。对于一般发达国家,主要源于服务业的价格差。
在中国,一位婚姻咨询师可能收费 200 元每小时;在美国,一位婚姻咨询师可能收费 200 美金每小时。这就带来 7 倍的收入差距。这里,服务业定价(尤其是相对于工业品价格的定价)是关键。
如果一国教授、歌星、设计师、咨询师、科研工程师、作家、心理咨询师、律师、医生、摄影师、星级厨师、投资经理、画家……都能获得相当高的服务价格,那么这个国家就可以成为高收入国家。这些服务价格比工业品价格高出越多,这个国家就越是高收入国家。
与前面的传统经济观念恰恰相反:并不是靠工业品赚的钱养起服务业,反而是工业品只提供基本收入,服务业才能撑起整体高收入。
如果观念或经济结构没有变革,那么即使央行大量印钱,中国经济也会在低收入水平徘徊很久;唯有整体经济已经朝向鼓励高水平服务业发展,央行新发行的信用(货币)才可以流向促进国民收入提升的方向。
那么,是不是中国现在随便给服务业定价,就能一跃迈进高收入国家呢?
比如,中国目前是不是可以出台政策,给婚姻咨询师的工资硬性定为 200 美金/小时,就能瞬间拉平跟美国的收入差距呢?
当然不可能,因为这么高的价格,在中国没几个人愿意支付,市场不成立。
不认可,是源于认知差距,不认为婚姻咨询师的专业能力值得这份钱;没有钱,是源于目前收入结构并没有变革,绝大多数人的收入并没有同步提升。
要怎样解决这两个问题?怎样让中国拥有更多高收入就业机会?
我们可以从挪威和瑞典的人均 GDP 增长看出端倪。
挪威在 1990 年左右人均 GDP 是 2 万多美金,瑞典则是 1.2 万美金左右(和中国目前情况相仿)。但是挪威在 2000 年后,人均 GDP 从 4 万提升到将近 10 万美金,瑞典能从 1.5 万提升到 4.5 万美金,都有两三倍的涨幅。是如何做到的?(世界银行DataBank)
我们看到,两幅图中的蓝色线条是领先指标。都是从九十年代先开始大幅度提升,在蓝线拉升 10 年后,迎来人均 GDP 大幅度上涨。
也就是说,在 1990 年前后,挪威还每年只有 30% 学生能接受高等教育,而到 2000 年,高等教育参与率就达到了 80% 左右,近期更是达到了 90%。瑞典也在 1990年-2005 年之间,让高等教育参与率直接从 30% 提升到 85%。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的 Databank,都是公开数据。
其实是教育水平提升,带来对高水平服务业的认可。前面说过,一个小时的婚姻咨询,是否值得 200 元人民币或 200 美金,取决于需求方对此项服务的认可度。教育水平越高,就越认可高水平服务的价格。认可知识价值,认可专业价值,认可思想价格,认可美学价值。也就是说,认可一本书、一首诗、一段讲座、一场演出、一份科技研发、一小时咨询服务的价值,这些价值才能定出远超过普通工业品价格的价格,从而拉高全国人均 GDP。
你觉得听一个学者讲座值得 1000 元吗?如果你觉得值得,那么学者就可以进入高收入领域。同样,你自己的工作价值,也取决于你周围的社会是否认可高价值。
大量专业人员,以及大量认可专业价值的消费者,才是高收入增长密码。
所以对中国而言很简单:现在开始提升 9 年义务教育到 12 年,让每个学生都能上高中,进而提升高等教育比例和高等教育质量,让 85-90% 适龄学生可以进大学,让每个学生都能尊重知识价值和美学价值,那么,到 10 年之后,中国的人均 GDP 也可以发生高收入跃升。
前面两节,说到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需要有高学历、高认知才能激励高收入服务业,需要有更多闲暇消费,才能发展经济的多样性需求。
很多关心中国经济的人都知道,中国经济目前遇到增速剧烈下滑,和房地产市场回调有很大关系,因为房地产市场对经济各个领域的带动作用显著(例如家具、家居电器、装修、亲子儿童产品等)。但由于房地产调控符合中央政策方向,因此很少有人思考房地产市场大幅度下滑背后的经济逻辑。
实际上,房地产的支撑就是两个基本要素:新增城镇人口,or,新增婚姻家庭数。
其他国家的房地产情况可能和中国不同,但中国实在非常简单直接:新进城要努力买房,新结婚要努力买房,其他各类情况跟这两个主要动机相比都不太重要。
前面说了中国经济的解药:大规模提升国民学历水平和服务业需求。如果短期达不到,就还需要传统模式——房地产和工业品带动经济。这里面的前提条件是:城镇化率或者结婚登记率依然维持较高水平。
城镇化率如何提升?很简单:放开整体的户籍政策,由一个人的稳定工作决定其他各种社会福利。例如无论原始户籍如何,由工作状态和房产状态决定一个人和子女的社保与教育状态。大幅度接纳城市打工者成为城市长期居民。
2013 年中国登记了 1347 万对夫妻,而 2022 年中国只登记了 684 万对夫妻,10 年时间,结婚人数腰斩,这将影响相关产业近乎腰斩的增长数据。旅行、服饰、婚礼、买车、买房、买家具和装修、生育相关产业、教育相关产业……全都会受到腰斩的影响,进而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
有很多不了解女性的政策制定者,常常出一些自以为是的措施,例如“生一个孩子奖励 6000 元”这样的政策,但根本不能提升结婚率,也不能提升生育率。
结婚率和生育率大幅度降低,最直接的原因是:女性结婚生育,无法获得社会的支持。大城市受到良好教育的女性,已经不再像旧时代没有出过村子的女性,任人摆布,高知女性需要的是婚恋生育发展和个人事业追求的和谐一致,否则宁可不婚不孕。除此之外,过高的城市生活成本和育儿成本也阻碍了年轻人婚恋和生育的动力。
因此,想要提升结婚生育率、进而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也是简单清晰的:
1)女性结婚生育的情感基础:政府支持的更多休闲时间、更多年轻人文化娱乐活动,以创造更多年轻人相识相恋的机会。
2)年轻夫妻的住房支持:政府为新婚夫妻和新生儿父母提供低价优质的出租房,这是参考新加坡政府的人口促进政策。
3)女性结婚生育的职场保障:婚嫁产假延长,但确保不影响自我职位升迁,政府提供职场性别歧视的免费律师诉讼服务;丈夫需要强制产假,以支持女性的家庭责任;母亲产假的工资负担由政府承担,也即产假期间工资社保由政府出资。
4)女性结婚生育的社会支持:允诺鼓励更多 0-3 岁托育机构和合法托育护工的存在;提供新生儿祖父母、外祖父母协助育儿的补助津贴。
当代年轻人生存状态困窘,社会竞争压力大、生活成本巨大、婚恋生育代价很高,因此整体婚恋生育意愿非常低,进而全面影响到各领域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想解决人口和经济需求问题,必须从关怀每一个年轻人的内心需求做起。
婚恋与生育,是房地产、汽车、家电等重要经济部门的底层支柱。在婚恋与生育率大幅下降的情况下,还能靠什么刺激经济增长?
单身年轻人也有旺盛的经济需求,可能在购房装修层面减少花销,但是会在娱乐、出行和兴趣方面增加支出。
这些符合单身年轻人消费需求的领域包括:影视娱乐、游戏、餐饮旅行、美容与服饰、健康与体育、赛事与演出、宠物与玩具、知识服务、个人成长服务、职场和事业支持服务、理财和保险服务,等等。所有这些领域,也都有潜力发展为很大的经济板块,尤其是游戏、娱乐、体育和金融产业,在发达国家都可以发展为可以匹敌房地产板块的重要板块。
想要刺激经济增长,不需要太大动作,只需要宽容支持服务业百花齐放即可。监管部门需要转变思维,认可这些消费行业的价值。支持娱乐、支持游戏、支持金融、支持社交网络平台、支持体育产业,认可这些产业在经济中的合理地位。
中国经济需要高科技行业快速发展,这是毫无疑问的。一个国家经济水平想要上台阶,必须要科技持续进步、不断提升劳动生产率。科技发展也会决定大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这些都没错。中国制造业完备,始终是中国经济的支柱。
第一,很多高科技技术公司,并不是生产直接面向终端用户的产品,而是面向企业,俗称 to B 业务。这类企业,要依赖于终端需求才能带来持续发展。
例如芯片技术,对中国当下非常重要,但是芯片企业并不是直接面向消费者,而是面向企业销售。这依然受到整体经济终端居民消费影响。老百姓不消费,芯片投资再多也没人买。
因此,即使重视高技术投资,也必须重视终端消费需求的拉动。对于一些行业的认知也需要调整,例如游戏和影视行业,作为终端消费需求,实际上是大量高科技,例如 GPU 芯片等等的买单者。
第二,任何一个领域的优秀公司,最终需要市场竞争大浪淘沙,才能留下优秀企业和优秀技术。
科技企业需要大量竞争和试错,才能留下技术和产品最为过硬的企业。因此不能让虚假竞争影响市场公平度,带来劣币驱逐良币效应。因此,需要减少政府采购这类行政干预。
此外,大量竞争留下最终最优秀胜者的同时,会产生大量被淘汰的竞争者。这是健康的企业进化过程。但是这意味着会有大量早期投资是没有结果的。因此早期投资使用政府资金并不够合适。更适合鼓励现有的成功企业和个人,将多余利润投入下一代技术创新。这需要减少行政政策不稳定性,营造对于市场资金安全友好的营商环境。
在此,也需要重新认识平台类科技企业的重要意义。在任何一个完全竞争市场,由于有价格战存在,均衡价格必然使得所有企业利润压到很低,很难有高额利润支持的未来技术投资。互联网平台类企业因为特殊的市场定位,是有可能获得超额利润,这部分利润加以引导,可以支持大量创新投资。美国最新技术发展也往往是平台类科技企业孵化的结果。
利润丰厚的企业、繁荣的金融市场和政府的引导合作,才有更好效果。
综上,中国经济目前遇到的增速下滑压力,是在预期之内,也是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一定会面临的一系列挑战。需要让经济结构朝向高收入服务业结构转型,才能提升居民收入,进而提升消费,以需求端拉动经济。
从聚焦于供给端,转向重视需求端,是中国经济当下主要的任务。
1)消费:短期通过对年轻人的实际关怀与帮助,提升年轻人收入、减少年轻人婚恋与生育的困难,促进年轻人消费和婚恋生育率;促进年轻人喜欢的服务业发展,减少对消费娱乐服务业的管制。
2)科技:制造业科技升级,需要政府和民间资金更好地通力合作,保护民间资金安全,鼓励高利润企业和个人投资于未来,促进良好的金融环境发展,提升对互联网平台的认可;营造高科技企业的公开透明竞争环境。
3)教育:提升全民受教育程度,迅速提升义务教育年限到12年,高等教育参与率争取达到90%,促进劳动者素质提升,促使经济向高水平服务业迁移,达到高收入国家教育水平和服务业水平;
4)城镇化:全面放开户籍和社会福利,以工作和房产确定社会权利,吸引更多居民不断聚集到城市,创造更多就业和新城镇化。
除此之外,还有更好的基础设施配套:透明健全的法治环境和不断开放的金融体系,都能保障以上的改革顺利推行。
我相信,中国经济有坚强的基础,中国也有最勤奋和聪明的人民,只要这几个方向措施有序推进,还可以保持健康增长,拥有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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