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永平曾说：看了王利芬的长达4个小时的采访后，觉得俞离所谓的顶级企业家确实还有点距离，而且这个距离似乎是不会被缩短的。俞其实是个非常好的生意人，但企业大到一定程度后恐怕就有点困难了。

 

这个点评，极其珍贵。因为一般人没有能力点评俞老师，有能力点评的一般不会说。深入思考段的表述，对于我们看企业领导者有重大意义。

 

王利芬对俞老师的采访，主要是俞老师的一面之词。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结合矛盾主要当事人王强老师对俞老师的评价，我们思考为什么大道会这样评价俞老师。

 

 

01

俞是个非常好的生意人

 

 

从王利芬的采访中，我们可以看到俞老师对生意机会很敏锐。

 

俞老师93年创立新东方，与东方大学结束合作时，东方大学欲将东方大学外语培训部的牌子立即转让他人，俞老师迅速以双倍价格，将该品牌锁定三年，不转让他人，避免了可能影响重大的品牌混淆。

 

俞老师擅长找到差异化，比如TOFEL的应试培训、听说口语、加拿大移民咨询，商业机会找得都很好。

 

王强曾说：老俞，我从他身上学会了坚毅、百折不挠。

 

对生意机会敏锐，同时坚毅、百折不挠，这不就是一个很好的生意人嘛。

 

 

02

俞跟顶级企业家的差距在哪儿？

 

 

我们看企业领导人主要看其是否德才兼备，慷慨大方。其中才，主要看其管理之才。

 

（一）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

 

段永平说：其实你有空看看王利芬那个采访大概就明白为什么我认为俞其实是个理想主义者了。他的问题是被现实纠结得太厉害，所以有距离。

 

段永平曾说：优秀的企业家应该是理想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的结合。理想主义者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浪漫空想者，但应有自己的道德水准，企业不能不盈利，不盈利意味着对员工犯罪，盈利应建立在对市场准确把握的基础上，进行合法经营。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以平常的心态去看待所发生的事情，才会有所成就。

 

俞老师在采访中说：我不想对不起买了我股票的股东，我也不想对不起我的老师和学生，这个是矛盾的。对得起老师和学生，就得多给学生上课，多给老师工资，然后就没有利润了。没有利润，买你股票的人，就变成穷光蛋了，所以没有出路。新东方的业务特征决定了，我必须永远陷入这种痛苦中。

 

俞老师知道什么是对的事，打造好老师，保证教学质量。

 

但俞老师的纠结似乎有些问题。

 

学生作为新东方的客户，新东方应该给客户提供高质量的培训。老师作为新东方的员工，新东方的使命之一是为员工创造稳定的工作和收入。股票投资人作为新东方的股东，新东方的使命之一是为（长期）股东创造超过社会平均水平的回报，企业上不上市都一样。

 

这些都是有度的，不是无限制的，这三者不是绝对对立的关系。

 

在合理、适度的范围内，企业为客户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为员工创造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为长期股东创造超过社会平均水平的回报，无数顶级企业已经证明过，这三者能够有机统一。

 

采访中，我感觉俞老师过于关注股价波动，以及由此而来的短期利润压力。让股票投资者都赚到钱，包括短期投资者也能赚到钱，操这个心，不合理。董明珠曾说：格力对长期投资者负责，不对短期投机者负责。

 

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方面，俞老师需要有更平常的心态。

 

（二）授权管理

 

授权管理对大企业至关重要，俞老师在授权管理上似乎有一些问题。我们从三个角度看：

 

第一个角度

 

王强曾说：

 

俞敏洪是个控制欲极强的人，他什么东西都事无巨细希望控制的，这些年来我们就试图给他从相反方向，要让他少控制，只管大的，不管小的，他以前事无巨细，连钉个钉子都要亲自钉。

 

如果他（俞老师）不心疼（自己），他要培养接班人。如果新东方找不到接班人，老俞会依然在这个岗位上干到60岁，不可能有任何改变。

 

他（俞老师）作为企业第一领导人，很难让人第一时间非常清晰地看到他心里在想什么，所以他的这种犹豫也让大家产生了很多怀疑，这就是为什么当年冲突痛苦，让他也很痛苦，他可能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所有人跟你对着干。

大家需要安全感，这个企业怎么走，每个人的权力利益怎么分配，如果你不能非常明确的，扔在桌面上，只是自己消化，按照自己的时间表走，那当然大家不可能理解你内心在想什么。我们的争议在于如果你思考的是超越我们的东西，难道分享这个东西，我们不理解吗？他的习惯是不愿意表达的。（授权不清晰）

 

第二个角度

 

截至目前，新东方也没有找到接班人。

 

第三个角度

 

截至王利芬采访时，新东方在地方开新学校时，俞老师还亲自出面去拿执照，陪地方领导吃饭。俞老师担心如果自己不亲自出面，无法跟地方建立足够友好的关系。

 

在授权管理上，我们看段永平的做法。

 

段永平说：关于授权的问题，能比我理解得更好的或做的更好的人确实不多。那不是一朝一夕之功。

 

授权的过程一般是：指示、指导、协商、授权、放权，最后一条是never out of control（只有好的文化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做企业关键就是“做对的事情”和“把事情做对”，董事长的工作不是去控制细节，而是关注企业是否在做对的事情。任何人在做对的事情的过程中都可能犯错，那是技术上的问题，很正常。

 

在能够把握做对的事情的前提下，容忍把事情做对的过程当中所犯的错误。这一点是大多数人做不到而且是很难学会的。在一些企业里，如果是老板自己的原因导致赔钱，他会觉得正常；但如果是下属导致的亏损，他往往会很心疼。

 

我是可以把别人亏的钱和自己亏的钱等同起来的人，这种容忍对于建立健康的企业文化来说十分重要。很多人（创业者）不放手的原因是没办法容忍在“把事情做对”的过程当中所犯的错误。其实自己做同样的事也是一样会犯错的。

 

就像投资一样，授权也是简单但很难的事情。

 

我们再看巴菲特的做法。

 

巴菲特说：我们对子公司采取完全放权的态度。

 

伯克希尔总部仅保留一个基本的审计部门，其他事项都转交给各个子公司负责。巴菲特对子公司CEO仅有很少的强制要求：

 

1、捍卫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声誉

 

巴菲特说：我们可以承受亏损，即使是很大的亏损，也没关系，但我们不能承受声誉损失，即使是很小的损失。公司的声誉比一切都重要，包括利润。（因为）建立一个好的声誉需要20年，但摧毁它只需要5分钟。巴菲特告诉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33万名员工，要小心自己的言行，不要做任何会损害公司声誉的事情，无论大小。

 

2、及早汇报坏消息

 

巴菲特认为作为领导者的职责其中一部分就是要尽早让大家注意到公司不良的行为和风气、以及某些不好的人。巴菲特强调，如果有重要的坏消息，领导者应该立即让员工知道。员工可以接受坏消息，但他们不喜欢在坏消息恶化一段时间后不得不面对它。公司里有人做一些被他老板发现可能感到不高兴的事情，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因为伯克希尔的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没有任何不良行为的可能性为零。（但）如果大家看到可能出错的地方便立刻提出，可以将不良行为出现的机率降到最低。

 

3、商议退休后的利益变动和较大的资本支出（包括收购，这是其所鼓励的）

 

4、着眼于50年的企业前景

 

5、碰到任何收购机会，都要请教伯克希尔·哈撒韦总部的意见

 

6、提交书面的接班人建议

 

巴菲特给领导者的要求是找到自己的接班人，巴菲特会要求高管们提交他们认为接替他的最佳人选。巴菲特在挑选接班人的条件时给出三个条件：独立思考，情绪稳定，对人性和机构的行为特点有敏锐的洞察力。

 

如是因如是果，所以我们会看到段永平甩手而去，步步高系继续稳健发展。伯克希尔庞大的商业帝国，总部仅有不可思议的十几个人，而且巴菲特芒格每天还是跳着踢踏舞上班的。俞老师到了60，还是不能退休，甚至还要痛苦的带着新东方的老师转型学罗永浩搞直播。

 

（三）客观理性

 

除授权管理之外，俞老师似乎有情有义有余，客观理性不足。

 

王强曾说：他（俞老师）不敢开人，老俞从来不会开人的，他是心有恐惧的，或者是情愫，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段永平说：裁员大概是最难的一件事情，尽量不要因为短期的困难去裁员。（有情有义）

 

同时，段永平还说：裁员也许是每天都该做的事情，或者说每年都要做的事情。不合适的人早点让他们离开对大家都好，不要等到不得不做的时候才做。（客观理性）

 

顶级的企业领导人应该像段永平陈述这样，宽容同时严厉，有情有义同时又客观理性。

 

 

03

为什么距离不会被缩短？

 

 

俞老师说：我最大的本领之一是，善于把一件小事情，非常有耐心的，一步一步把它做大。你一下子交给我一件大事情，我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干。结果我从来不做大事情。所以，本质上还是个农民，喜欢挖个洞，把钱埋在地里，看着很安心。

 

俗话说，江山易改，禀性难移。距离很难被缩短。

 

作者：毛小柒

来源：涛动宏观（ID：jinrongjianghu123123）

【正文】

2021年12月25日，新华社“权威面对面”栏目发表了对住建部部长王蒙徽的采访。考虑到住建部官网没有挂出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新闻稿，因此，王部长的讲话为2022年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有较大参考价值。

一、房地产的地位被提的很高：住房和城乡建设是最大的国内消费市场

自2021年12月11日发改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将房地产定位为支柱产业以来，本次新华社在王部长的采访导言中特别提及的表述同样值得关注，即“住房和城乡建设是最大的国内消费市场，是稳增长扩内需、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领域”，同时王部长也提及“住房和城乡建设是稳增长扩内需的重要领域”。因此这应该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意味着房地产被提至比较高的位置，即房地产就是最大的内需，扩大内需少了房地产肯定不行，同时也意味着2022年在住房销售和城乡建设层面会有比较大的政策倾斜，以提振内需。毕竟相较于汽车家电等消费领域，房地产的带动效应是不可替代的。

二、在地产开发经营和城乡建设方面分别提出两个“不可持续”

这两个“不可持续”分别对应房地产开发经营模式和城乡建设模式。即过去形成的“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的房地产开发经营模式不可持续，“大量建设、大量消耗、大量排放”的城乡建设方式不可持续。前面一种模式也是部分地产企业出险的本源，从大部分地产企业的债务指标便可以看出来，多数出险地产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在80%以上，已经和金融行业差不多。

后一种提法则可以参见2021年8月30日住建部发布的《关于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防止大拆大建问题的通知》（参见城市更新政策收紧），该通知通过拆除比例（不超过20%）、拆建比例（不大于2）、就地就近安置率（不低于50%）以及年度租金涨幅不超过5%等四大指标严格控制大规模拆迁和增建，意味着传统急风暴雨搬的大拆大建模式已经不行了。同时王部长也特别提及“运动式”、只顾“显绩”的工作方式，往往会带来“破坏性建设”，将坚决杜绝“破坏性建设”行为。

以上提法也意味未来地产行业的兼并整合应该会成为主要方向，虽然楼市在加强预期引导的政策呵护下会趋于回暖，但部分出险地产企业和还没有出险的高杠杆企业可能会面临退出市场的命运。

三、2022年做好八个方面的工作

（一）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王部长重申了“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不把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工具体和手段”的提法，同时特别提出“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这个提法不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且央行也多次提及，意味着这个不仅是住建部的工作，实际上也是央行等金融管理部门的工作。

“因城施策”的提法意味着“一城一策”，即有些城市在地产行业政策层面是可以定向放松的，亦符合政策导向，如前段时期黑龙江、吉林等东北有些地区出台放松政策引起关注便是一例。当然这一现象实际上也表明各地所承受的压力和面临的地产行业现状实际上差异比较大，区域分化会比较明显。

例如，2021年12月20日，黑龙江省政府发布《省住建厅召开调度会议部署全力冲刺房地产业增长工作》（21日这一新闻便官网被撤下），称黑龙江省住建厅召开全省房地产业经济运行调度会议，要求要想办法促销售，落实购房补贴政策，提振市场信心。

（二）更好满足群众的住房刚需和改善性需求，政策支持力度会比较大

第二个任务便是“坚持租购并举，加快发展长租房市场，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更好满足群众的住房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这里的关键点是“更好满足群众的住房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这个提法银保监会也多次提及，而央行在四季度货币政策委员会例会上亦提及“维护住房消费者合法权益，更好满足购房者合理住房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和良性循环”。因此地产行业销售端的放开是非常确定的，否则循环也就无从谈起。

就住房刚需而言，目前我国每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口达1100万以上，刚需是客观存在的，只要预期不发生变化，群体则主要针对新市民、青年人群等。这方面的金融、土地、公共服务等政策支持力度也会比较大。

就住房改善性需求而言，2000年前建成的大量老旧住房面积小、质量差、配套不齐全，因此改善居住条件的需求亦比较旺盛，当然这要城市更新和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行动的配合。

（三）全面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快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的政策机制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没有提及城市更新，但王部长将“全面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作为2022年的第三大任务，这是新形势下的特别提法，意味着2022年城市更新行动的力度可能要比预期的大，毕竟城市更新实际上和住房改善性需求的提法是相对应的。同时城市更新还包括基于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如对地下管线老化、底数不清等问题进行更新改造）。

具体看，针对城镇老旧小区居民的住房改善需求，王部长提出要创新金融支持方式，落实闲置土地利用、存量房屋用途调整等政策，加快形成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的政策机制。这里的旧改对象应会聚焦于2000年之前建成的小区，实际上这个提法在住建部的官网中已经多次被提及。

（四）其它几个工作任务

其它几个工作任务主要包括全面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推动农房和村庄建设现代化）、制定实施城乡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方案、推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加快形成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城乡建设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以及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这里不再赘述。

四、将采取多个措施促进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一）总体原则：加强预期引导、因城施策

王部长提出将采取四个措施来促进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总结下来实际上就是“加强预期引导和因城施策”几个字，这主要是因为受地产企业风险暴露影响、市场预期发生了变化，同时部分地区受到地产行业波及影响较大（如部分城市为稳定楼市而出台“限跌令”、部分城市为项目完工而忧虑、部分城市则遭遇了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滑和土拍市场遇冷），需要通过诸多连环政策来稳定地产市场、稳定购房者和部分地产企业的预期，否则销售端与并购端的潜力很难从根本上得到释放，毕竟现在观望情绪还是比较浓厚。

（二）保持调控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三稳仍然最关键

王部长特别提出要保持调控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并将“稳地价、稳房价和稳预期”的地位提的很高，实际上这也比较符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及的“稳字当头”导向，而“三稳”的主体责任实际上在地方政府，因此地方政府在稳定地产市场方面需要承担的责任仍然很重。

（三）更加强调政策灵活性，部分地区料将开启救市之路

王部长提出要增强调控政策的协调性精准性，这个表述的内涵应该是增强政策的灵活性，政策只有更灵活，协调性与精准性才能更有效，即对于出险的地产企业和项目需要进行精准拆弹，对于优质项目与符合调控政策导向的企业，则要精心呵护。

同时王部长特别提及“加强金融、土地、市场监管等调控政策的协同，加强部省市县调控联动，加强对城市调控工作‘一对一’的指导监督”，意味着地产政策的弹性空间在扩大，放松倾向更为明显，部分地区可能将开启救市之路（过程应该是暧昧的），实际上一些城市已经在这样做，如先前部分城市发布了”限跌令“（参见“限涨令”与“限跌令”并存，有何深意？）等。而这里面银保监会已经明确要加大刚需房与改善性住房的支持力度，而央行会不会相应下调5年期LPR则值得关注，同时住建部的协调作用也会增强。

（四）稳预期：处置逾期项目交付风险，以“三保”为首要目标，恒大发声

王部长提及要坚决有力处置个别头部地产企业房地产项目逾期交付风险，以“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为首要目标，确保社会稳定、国家和群众利益不受损失，这就需要强化出险地产企业的主体责任，出险地产企业在未完工项目的完工和完工项目的交付方面可能需要面临来自政府的监督，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例如，广东省政府入驻恒大地产便可能会成为一个风向标（参见恒大想躺平？），其它地区政府应也会效仿，督促出险地产企业尽职尽责。

再比如，2021年12月26日晚间，恒大集团官方微信披露恒大集团召开复工复产保交楼周例会，指出目前恒大集团全国项目复工率为91.7%，较9月初“保交楼誓师大会”时提高40个百分点；复工人数8.9万人，在北方多个省份进入冬歇期的情况下，仍较9月提高31%。恒大董事会主席许家印特别提及恒大在9、10、11月的交楼量都不足1万套，而12月份恒大有115个项目计划交付、将全力冲刺确保完成本月交楼3.9万套的目标。

作者：毛小柒

来源：涛动宏观（ID：jinrongjianghu123123）

作者：南洋富商

来源：金二（ID：gh_6cba22b299cf）

1

城市的治理水平和市民文化特征，在有灾难的时候表现得特明显。这种表现直接影响大家对这个城市素质的判断。

上海成为疫情中罕见的一座亮点城市。有人总结说：“从防疫模式看，你就会明白为何北京叫帝都，上海叫魔都，西安叫废都。”

疫情开始不久，上海就被网民称为「上海神话」。因为疫情中的上海人，似乎比别的城市更舒服，更有安全感，极少有被折腾的感觉。到现在为止，大多数上海人一次核酸检测都没做过。那些经常半夜凌晨顶着风雪排队做核酸、鼻子被捅过几十次、困在家里几天没饭吃、门上贴着封条的人，羡慕上海并不奇怪。

对于「上海神话」，很多人不服气。早在2020年，就有人预言上海这样防疫不行，迟早出大事。2021年上海迪士尼乐园发现病例，司马平邦和一大群看不惯上海的大V迫不及待跳出开说上海神话终于破灭，必须马上全民核酸大检测。但是仅仅2天以后，上海就风平浪静，宣布疫情已经控制住。

西安疫情引起众多非议时，依然有很多人不相信上海这一套，认为上海之所以没有陷入西安这种情况，是运气好，若是真发生西安这种大传染，一定也是大规模封城、贴封条、民众买不到菜吃不上饭。

还有人说，上海之所以可以防疫做得好，是因为上海医疗资源中国最好，公务员数量多，投入大量人力去防控，所以才可以管的住，否则一定比西安还惨。

对于这些「质疑」，上海人根本不会在意。上海人讲实惠，你们信也罢，不信也罢，疫情中的上海人过得比别的地方自在，这就可以。

2

上海并不是没有疫情，而是经常出现疫情。但是上海总能在第一时间追溯到少数密接者，立即对他们进行隔离。等大众在新闻上看到疫情消息时，甄别与隔离工作已经完成，所以一次次疫情都能免于全民核酸检测检测。

有人质疑上海很多地方对健康码、行程码检查不严格。上海人的观点是：红码黄码的都控制了，街上走的人的都是绿码，为何还要查绿码？这本来就是多余的呀。如果你不知道谁是密接者，那是大数据系统有问题。你应该去改善数据系统，而不是满大街查绿码。逻辑就是这么简单。

上海不是靠「医疗资源多」或「行政人员多」，恰恰相反，上海是最少动用人力去防疫的。

什么样的防疫最需要消耗医护人员和公务员的劳动力？

比如说像某西安一样三天两头让一千多万市民通宵排队做核酸检测。甚至下达「2小时完成核酸检测」的艰巨任务。

比如说像西安那样把几万人连夜转移到距离市区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的外地的隔离房。

比如说一千多万人口都被关在小区，需要无数人挨家挨户送米送菜。

比如说投入四万多警察去防控疫情。四万警察是什么概念呢，我来做个数据对比：

日本全国警察总数28万。蒙古国警察总数0.9万人。保加利亚警察人数4.7 万。新加坡全国警察1.2万。印尼18万。孟加拉10万。柬埔寨5万。

即便用脚指头去想想，也会知道一千多万人天天做核酸需要多少医务人员，动用几万警察，还有xx万的其他行政人员和志愿者需要多大的人力物力。

西安这种城市动用这么大的人力物力，都干了些啥？

最近的一些丑闻网上遍地都是，这里不便赘述。解决民生问题最好、最受西安市民感激的盒马，仅仅是因为他们摆在架上的鸡蛋没洗干净，就被这些人抓到了，罚！

按照同等规模的城市看，上海可能是动用医疗和人力最少的城市。

上海之所以比别的地方更节省人力、物力，首先是专业人士做决策的结果。上海人有句老话：“市长书记都可以送给你们，专家要留在上海”。

在上海，绝没有「外行领导内行」的说法。据上海专家组透露，疫情开始的时候，上海专家组开新冠研讨会，几个市委领导坐在边上听，认真听四、五个小时，甚至到半夜。

所以上海的决策，绝不是领导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领导深入了解专家们的思考方式，尊重专家意见做出的决策。

3

外界对上海防疫模式的质疑，早在2003年的SARS期间就开始了。那时候，上海专家组组长是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翁心华。

2003年4月20日，卫生部下发调整后的诊断标准，不再强调SARS的流行病学接触史，只要同时符合其他标准即可诊断为疑似病人。

对于这项标准的制定，翁心华绝不认同。

翁心华的观点是：假如不考虑接触史，就轻易戴上「疑似病例」的帽子进行隔离，势必会加大流行病管理负担，而真正感染SARS的患者就有可能住不上院。更重要的是，如果有病人一发烧或出现疑似症状就被作为疑似病人对待，容易造成过度诊断，原本没得这个病的人反而可能因为和真正的病人在一起而被感染。（这种感染现在依然普遍，比如多地的防疫过程中，有很多人是排队做核酸检测时被感染的）。

卫生部表示，如果上海坚持意见，需要提交情况说明并签字，要承担以后的责任。

现在穿越回去，或许你会明白「承担责任」意味着什么。

当时他们确实承担了一定的风险，但大家都认为，坚持这样的筛查原则对于上海SARS防控很重要。因为春季是呼吸道疾病多发季节，患者出现咳嗽高热、肺部阴影等症状十分常见。如果把这些都作为SARS疑似病例隔离，无疑会加大流行病管理负担，真正感染的患者可能住不上院，因此要严把关口。

后来的调查结果证明了翁心华为代表的上海专家组的专业性和正确性。

检测结果表明，在SARS流行中后期，北方有些地区已被临床确诊为SARS的病人中，有一半左右体内没有SARS病毒感染的依据，即存在「过度诊断」的现象。误诊SARS过度治疗对患者的严重后果，你若是回顾一下往事，或许还能在老新闻里找到那些被误诊而被「激素疗法」的后遗症。当然，还有一些人原本没病，送到医院跟患者关在一起，就感染了。

翁心华当年坚持的「流行病学接触史」调查，也成为上海新冠肺炎疫情防治的重要措施之一。

上海并不创造小汤山、火神山、雷神山之类的展示建筑工人精神的建筑业奇迹，更没有石家庄正定县把500亩耕地几天时间改为隔离中心的壮举。上海投入的人力、物力，真的不算太多。

上海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东西表演给大家看。上海能做到的一点小事，就是让大家觉得疫情没有改变人生太多，让上海人在疫情年代还可以活得像个正常人。

喝水不忘掘井人。今天中国有与世界接轨的「感染科」，上海有这样高效而减少扰民的防疫模式，离不开以翁心华为代表的专家，以及上海历任主管重视专家意见的功劳。

4

上海这种决策背后，还有上海市民海派文化的底气。

与西安、山东、东北之类的地方比，上海的市民文化有一些明显特点，比如接地气，国际化，理性，尊重个人，尊重私产，讲规矩，讲究利益平衡。

上海人在人际关系方面「拎得清」，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你的便宜我不能占，但是属于我的权利半点都不会退让。上海人的个人权利感特别强，不喜欢讲大道理，而是要跟你讲规矩。在上海把千千万万的屋子用封条一贴，不让别人出门买菜，一定会出大麻烦。

上海人在经济方面喜欢算细账，各方面的得失，都要计算清楚，做各种权衡，即便是聚餐吃饭，也很在乎大家的消费承受力和心理感受（上海人聚餐也是AA居多）。在外地人看来，会觉得上海人精明、小气，太计较利益。这是上海人做事非常理性的一面，他们比北方和西部的人更强调理性。

在这种理性的气氛中，如果没有实效却为了表演工作干劲而瞎折腾，会被上海人歧视。上海人讲实惠，他们注重低投入，高收益。

由于思维的理性，上海人做事非常尊重知识和权威，专家的意见比长官意志更有说服力。日常生活中，上海人很少有兴趣听领导讲话，而是要听专家怎么讲。上海的领导也很配合，很少出来发表讲话，而是让专家出来说话。

所以在上海，各种瞎折腾的事情相对于其他地区稍微少一些。做事的投入产出比，也会略高一些。

上海是中国最早开放的城市，可以这么说：世界各国近代文化，大部分都是通过上海租界介绍到中国的。无论是西洋风俗，白俄文化，东洋品味，都从上海输入。上海滩还集中了在中国的犹太富商、印度阿三、韩国志士。既有厚道敬业的日本商人内山完造，也有昭和维新的精神领袖北一辉。文化达人、工商巨头、国共两党名流，也大多以上海为基地。

开埠以来，上海任何时代都是一座国际化的城市。最近我刚看了一部电影《爱情神话》，这是一部上海人自己演、全篇说上海话的电影。《爱情神话》和多年前的一部沪语片《股疯》类似，都是上海味很浓的佳作。这种上海味里，就包括浓厚的国际视野、个人权利、理性算计、尊重知识和权威。

《爱情神话》里有一些展示这种海派文化的细节，比如一个摆摊修鞋的人，也是要喝咖啡、谈论专业素养和高雅文化的。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1年，上海共有6913家咖啡馆，是全球排行榜第一名，远超伦敦、东京、纽约等城市，每万人拥有2.85家咖啡馆，每平方公里就有0.86家咖啡馆。

接纳多元文化的上海，有很大的文化包容力，吸引大批的人才到上海落户。上海房价飞涨，根本原因是这座城市对精英和人才的吸引力。

如果你以为上海防疫的独特模式是偶然的，那显然太看轻了上海这座城市。

5

上海人有一种优越感，这是一种传承了几代人的优越感：「阿拉上海人就是比乡下人更有见识」。在老一代上海人眼里，中国人只分二种：一种是上海人，另一种是乡下人。「有个北京来的乡下人找你」——这是当年上海人的说话方式。

随着改革开放，那些思想开放、私有经济发达、民众挣钱多、做生意靠谱、勤劳实干、穿衣服打扮又时髦的人，慢慢就被上海人开除出「乡下人」行列，比如广州人、温州人、深圳人，就是较早脱离「乡下人」的。

上海人不会怒斥「日式风情一条街」。正如上海人不会反对上海成为世界上咖啡厅最多的城市。一般上海人也不会说「不过洋人节」。

今年的圣诞节，我在上海一个叫「泰晤士小镇」的地方，坐在一家非常拥挤的超大日料餐厅吃。顺便说一下，上海的这家日料真是好味道。

如果你以为上海人的国际化只是吃吃日料，过过圣诞节那么简单，那也太小看上海人了。

知道为什么上海的华山医院这么厉害吗？您可以上网看一篇文章：

早在1913年5月1日，华山医院与哈佛医学院签订合作办学协议，并由美国人胡登（Haghton）博士担任院长，为期5年。

2002年1月24日，华山医院与哈佛医学国际签署合作协议，共同成立「华山－哈佛医学国际发展基金」，近100年前的缘分重新接续，将华山医院建设成为哈佛医学国际联合医院，成为世界上15家哈佛医学国际联合医院之一。如今担任华山医院主任的张文宏医生，就是这个时期去哈佛做博士后。

上海租界是现代各国文明传入中国的根据地。上海人不相信闭门造车，他们相信开放合作，引入先进文化。上海的医疗水平全国顶尖，上海人平均寿命全国第一，是有原因的。——绝不是偶然的！

也许你看到张医生演讲时经常蹦出几个英文单词，那不是卖弄英文——他的英文口音真的不怎么样，说英文只是广泛国际合作的专家的日常工作习惯。

魔都和废都的根本区别，是国际化程度。在废都，虽然遍地都是外国人，他们只是来看看兵马俑，看看碑林，吃一碗羊肉泡馍，拍拍屁股就走人。而在魔都，遍地外国人意味着广泛的文化交流和各种合作，把最先进的文化源源不断引进，在上海交融。

如果你看看老新闻，或许还记得一群上海人在歌剧《悲惨世界》结束后，在歌剧院大厅外用英文合唱「do you hear the perople sing」的场景。这种事，只有上海有。

听说在帝都，SOHO 不让用了，要改为汉字。老上海看到这新闻，大概又有一股优越感涌上心头：「北京这地方，还是乡下」。

作者：南洋富商

来源：金二（ID：gh_6cba22b299cf）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HSSetuT4Sa1N0vso6wRdYA

来源：为你写一个故事

01

前两天刷社交媒体的时候，发现这样一个帖子：

去社交媒体平台上搜搜，发现这个话题还挺流行的。

大学生挑战一个月花2000的，花5000的，花7000的都有：

结果昨天看梓泉推送，发现这还不是预算充足的，再往下拉发现还有更多。

（以下几张图来自公众号“小声比比”）

挑战1万的：

挑战8000失败结果花了15000的：

等等等等。

我微博评论区表示，现在的物价和以前不一样了，东西就是这么贵，就是要这么多钱才能生活下来。

我确实也不了解现在大学生一个月需要多少生活费，食堂饭菜多少钱一份。但这个话题让我想到了大学生活。

就从生活费开始，简单聊聊吧。

02

大学的时候，爸妈给我每个月1500块钱的生活费。大一大二是1200块，然后从大三开始涨到了1500块，说是物价涨了，也给我涨一点让我可以过好一点。

1200块在上海能买到什么呢？

我记得学校食堂吃一顿饭，吃饱要至少十二块钱，宿舍楼下“红房子餐厅”吃一顿酱爆猪肝盖浇饭要十五块钱，如果要加个椒盐鸡腿需要多七块，加个蛋要两块。

这样算下来，就算不出去吃，每天吃食堂或是小馆子，每个月花在吃饭上也要将近900块，如果偶尔聚餐，可能还要更多。

手机话费每个月至少一百，买书本每个月至少一百，其它还有杂七杂八的各种费用就算一百吧，加起来怎么都要一千两百块，应该一分钱都剩不下来。

事实上那会儿，我用这每个月一千两百块，还能去市区看一次话剧，还能买上几张魔兽世界点卡，还能偶尔和同学去KTV唱一次歌——因为我那时每顿饭都吃五块钱一个的饭团。

当然新衣服肯定是不可能买的，我那时候也毫不在乎。那种正儿八经的昂贵话剧，演出也是不可能看的，基本都是看80元一场的学生作品，或是花80块，摸进上海的MAO LIVEHOUSE，跟着满场的穷学生，甩一个晚上的手。

偶尔也去市中心玩，去徐家汇，在美罗城的美食面前逛着，看着，没钱买。港汇是万万不敢去的，那里无论是衣服还是食物，对我来说都太贵了。

所以说不羡慕上面这些预算充足的大学生，肯定是我在骗人。

我那会儿经常幻想，如果一个月我能有3000块，那我就能把几个想看的话剧都看了，每顿饭还都能加个鸡腿。简直不要太幸福哦。

03

暑假的时候，我实习过不少次，都是在上海。

一次是在广告公司，工资是100元一天，扣除暑假住学校宿舍多交的钱，每个月也就剩下2000元左右生活。但那家公司在常熟路，又是出了名的工资高，所以公司同事没事喊我们出去一起吃饭的时候我都瑟瑟发抖。

其实最开始我和他们去过一次，结果那家餐厅最便宜的三明治要128元一个，三明治上来后我根本没吃饱，但几乎用掉了我三天的伙食费。

从此我再也没敢和他们一起吃饭过。

还有一次是大四在某互联网公司实习。

那时候说起来真的挺可怜的，我学校在松江，实习公司在张江，中间隔着大半个上海，如果每天坐地铁通勤，那来回得四个多小时，所以只能租房。但我那会儿实习工资是120元一天，租房就要用掉大半收入，还租不起公司附近，不得不公交转地铁才能去上班。

那时候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我以前也有写过：

最早实习的公司特别偏远。

附近没地铁站，偏偏那又是一家科技公司，口号是什么“人性化的科技”，什么都要讲究个科技与自动。

到公司自动指纹打卡，进了办公位自己到邮件里查收今天的任务，完成后在系统里提交然后接下一个任务，午餐晚餐自己在系统里点好，前台帮我送到办公位上。

在我看来，他们很忙，永远面无表情，从上班到下班。在他们看来，大概我也是。

整整一个星期，几乎没和人面对面说过话。

那个冬天特别冷，每天夜里我都会在网上帮陌生人写故事。

有一天空调坏了，缩在被窝里听一位读者倾诉。

她说她男朋友不告而别，她非常痛苦，一到晚上脑袋里就全是过去那些事。

“过去他会像这样抱着我睡觉。你知道吗，今天好冷”

“恩，确实好冷。”

“所以我想如果你可以帮我写个故事，把故事写温暖点吧。”

“好，一定让你们好好告别。早点睡吧，我慢慢写。”

打下这行字的时候我正因为寒冷在被窝里缩成一团，刚拿下耳机想要舒展舒展筋骨，隔壁小夫妻夸张的呻吟声立马就传过来，直往耳朵里钻。

女的动静大，男人动静居然比女人还大，我至今想不通一个男人那么大动静是为什么。加上那会儿刚分手，心情抑郁到无可附加。

当时就想到一句话。

习惯一个人了还好，如果从两个人的状态突然回到一个人，再被刺激一下，那感受绝对难忘。

第二天一样起床，一样排队，一样挤根本挤不上去的公交，一样跟着一大群人挤上满满当当全是人的车子。

车上人挨着人，都低着头，拼了老命地以各种奇葩的姿势掏出手机来刷。

公交站台上人山人海，公交门口堵着十几个没能上车的乘客，无力地拍打着门。

突然明白大概不止我，所有人都很孤独。

我才明白为什么那个公司所有员工清一色在20多岁时都结婚了。

我们的孤独像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残疾。

没有人能真正解救你的孤独，但有个人陪着，总归会好受一点儿。

就像瞎子和瘸子，在这世上互相搀扶着向前走。

其实这样的生活我维持了挺长时间。

刚开始正式工作的时候，税前工资是6000元，交完各种税之后就只有5000不到。扣除租房的2000，在商区吃午饭，昂贵的1000，以及各种杂费之后，其实经济状况也没比大学时候好多少。

那会儿我不敢吃晚饭，每天夜里到家以后，实在饿得受不了，就自己下一碗面吃。

这碗面有荤有素，成本不到7元

也挺惨的对吧。

03

上面说的那些日子是真的没钱，真的挺惨。但也是真的有活力，每天啥都不想，过得真的非常开心。

记得有一次在佘山一个学生社团组织的Party玩得迟了，回去的公交，地铁全都没有了。就大家一起从佘山走两站地铁回在松江的宿舍。

我还记得那天有月亮，很大很圆。秋天的夜风凉飕飕的，吹在身上很舒服。我们在party上喝多了赞助商给的酒精饮料，追逐打闹吹牛逼，谈论假期，理想还有关于明天的一切。

如果那会儿有谁在后面偷听，一定以为我们刚拯救完世界。

记得月薪6000的时候，有一次接到一个月薪税后8000的职位邀请，去见老板前激动了一个晚上。整晚整晚地计划要换一个好一点的房子，要买那个看了很久的鞋子，要攒一点钱以防万一，要把自己手上的“老年机”换掉，至少换成最新的华为或小米。

虽然后来还是没去那家公司，因为总觉得老板明天就要跑路，太不靠谱，但那时候的开心绝对是真实的。

后来工作换了，自己也做了一些正确的事情，经济状况渐渐好起来，一直到现在，可能比95%的中国人经济状况都要好。但却再也没像从前一样开心过。

写这篇文章是因为看了知乎一个答案，来自知乎用户@KIWI，她在劝解一个月薪7000，在上海活不出“品质生活”的答主时写道：

他们坐定之后，开始聊天，声音特别大。听他们聊着，他们四个都是河南农村来北京打工的，都在这个超市做理货员。其中一男一女是一对小情侣，另外两个人就总开他们玩笑。

然后这天是小情侣中男孩子的生日。

女孩子本来是要值班，为了跟他一起出来庆生，特地跟别人换班了陪他。

他们住的地方是超市给租的集体宿舍，男孩子一直说，很快就要当组长了。当了组长挣了更多的钱，就回老家盖房子娶她。

我记得特别清楚，男孩子喝了几杯酒之后，举着杯子豪气冲天：

「我现在每个月有3500块钱，等下个月当了组长，就能有4000块钱了！」

女孩子就甜蜜地笑着，红着脸点头。

另外两个人跟着开心起哄，说到时候就不用住集体宿舍了，还问他们什么时候回老家生孩子。

他们还说，在北京真好啊。比在老家挣钱多多了。

我和呆呆一直再没说话。

那个时候我们的工资都差不多是10k左右。

而2015年北京平均工资是7086元。

他们每个月只有几千块钱，但是在北京过得好快乐。生活有希望，未来有奔头。而我挣得比他们多好多，却还整天陷在纠结、无望的烦躁中。

答主的答案非常触动我，但她在后面把这种收入高了，却没有更快乐归结于“没有活在当下，没有知足”，我却不太同意。

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那时候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想，仗着自己年轻，认为未来一切都会有的，而如果一切都有了，那一定什么都会好起来。

但其实根本不是这样。

什么都有了，什么都想开了并不会让人快乐，只会让人逐渐失去活力，失去欲望，渐渐觉得“什么都没有意思”，然后在平静中失去快乐。

马云说他一开始并不想创办阿里巴巴，也不想赚这么多钱。丁磊说他创业过程中，赚钱只是带给他快乐的很小的一部分。还有许许多多早已财富自由的大佬，依然奋战在第一线，然后说自己不是为了钱。

大家都说他们是在装逼，但我理解他们，我老板也说其实根本不是为了钱。

他们都只想保留住心中那一点欲望，那一点火。那种火就是青春和活力本身，失去了，那青春真的就一去不复返了。

到了那个时候，买再多奢侈品，吃再多山珍海味，可能也没办法动摇你的心半分。你的心已经死了，下面等着的就是躯壳渐渐死去。

我上大学那会儿高晓松还没在互联网上垮掉

想想过去十年里，最开心的，就是父母决定要把我的生活费从1200涨到1500的晚上。这意味着我能每天给我的饭团加个鸡腿肉，还意味着我有机会在看演出的时候尝尝看他们的酒了。（虽然后来证明，他们家的酒和矿泉水没什么区别…）

那一天，我请几个朋友去宿舍旁的川菜店吃饭，喝了点酒，然后高兴的整晚都在聊理想，聊欲望，聊未来。

年轻真好啊。

我已经有很久没线下和人掏心窝子说话了。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APT-Otwg51vrWWI6BXFI3w

来源：新周刊，作者易米三升

电影《Monster》剧照

麻将，是不可能不打的。在被催婚被催生被八卦被鄙视的当代青年的春节里，麻将，也许是仅剩的快乐喷泉了。

麻将，是祖国大地上被cue到次数最多的生活道具了，它陪伴中国人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春夏秋冬。

在内容充实的民生新闻中，我们不乏看到：

· 一年之计在于春，早开台的人儿又好手气。

· 7、8月份，大爷大妈们狂风暴雨不止，打麻将不停。

· 隆冬，北方煤改气工程没有普及到的农村腹地，村民们在户外烤火，抱团取暖，也不忘摆张麻将桌。

· 遭受魔法攻击，夏天太湿热，冬天又太湿冷的南方城市，也会出现边潜水 / 边泡温泉边打麻将，拳脚净施的巧思。

……

小时候，会打麻将的孩子都是别人家的天才宝贝。长大后，不会打麻将的年轻人，都会被赶出家门。

《捉妖记》片段

曾经，是生活逼着我们学会了打麻将；如今，开一桌麻将搓一搓，盘一盘，再胡一胡，那就是生活了。

再没话聊的三姑六婆，当你三缺一的时候，也会真诚而热情地请她到身边坐一坐；你妈用一百种方式催你回家，也许都比不上发小说一句回来搓麻。

麻将，是不可能不打的。在被催婚被催生被八卦被鄙视的当代青年的春节里，麻将，也许是仅剩的快乐喷泉了。

一个快乐的问题：为什么阿法狗都找人下棋，而不是打麻将？

麻将，不光是你们四川人的

说起麻将，四川的存在感总是很强烈的。在争做网红省份的路上，四川一马当先，拿下了熊猫爸爸、麻辣串串、方言说唱、特色叠词脏话等一系列热门标签，独创的火锅麻将、泳池麻将、油菜花田麻将，也是刷新了广大群众的麻将观。

别的都叫人心服口服，但唯有“爱打麻将”这一项，再佛系的外地麻友，也是要出来争一争的。

不知道外国人学的是哪一派？

据不完全统计，光是中国境内就有31种麻将流派，这还不包括通行的国标麻将。中国有34个省级行政区域，也就是说，每1.1个区域，就有一种专属的麻将流派。

《醉打金枝》中，升平公主用马吊来选择驸马，但马吊其实兴于明末，而且当时是纸牌。但这也足以看出，香港人对麻将也是爱得深沉。

《醉打金枝》剧照

中国有哪个地方的人不爱打麻将？在百度地图上，就连能洗涤灵魂的拉萨，一搜“麻将机”，都能有25条结果。论对麻将的爱，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有发言权。

有了必须缺一门的四川麻将，就得有不许缺门的沈阳麻将；有了令人捉鸡的贵州麻将，就不能少了佛系摇铃的上海麻将。

火了重庆人的泳池麻将，浙江的潜水麻将怎么能没有姓名？上海人的麻将桌能摆到外滩边，甘肃的沙漠里当然也必须来一桌。

有中国人的地方，就少不了麻将。

在打麻将这件事上，不光国内群众野得很，海外同胞也不遑多让。2014年iPhone6在澳大利亚开售，中国果粉为了度过漫长的排队时间，就地用折叠小桌打起了麻将。

至于爱讲规则的国际友人，则对麻将有他们独特的表白方式。第一家麻将协会是荷兰人搞的，后来，麻将协会就成了各国文体界的标配。

美剧《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中，50年代的美国人民爱搓麻。

这都还是小打小闹，2005年，世界各国麻友组织在北京成立了“国际麻将组织”，2015年，“国际麻将联盟”又在瑞士洛桑注册。麻将世锦赛、麻将世界杯……你以为麻将还只是小镇居民主业，其实，人家早就走上了国际化的高速路。

齐达内：麻将，我漂洋过海来爱你。

去年底，法国足球巨星齐达内去了上海，球迷们满大街求偶遇而不得，结果他跑去街边蹲着看大爷大妈打麻将去了，并深情款款地发微博称：“麻将，玄妙的运动。”

那些年，麻将背过的锅

中国人的麻将故事多，事故也多。

“奶奶沉迷打麻将，2岁女童误开三轮车坠塘溺亡”“六十岁大爷为打麻将憋尿 膀胱鼓成一串葡萄”“妻子借助动迁侵夺财产 丈夫沉迷打麻将浑然不觉”……因沉迷打麻将而出事的新闻，总是层出不绝。

打麻将的老上海 / 中国新闻网

胡适先生就对麻将深恶痛绝，民众有多爱，他就有多恨。在《容忍与自由》一书中，记有他对麻将的愤怒：

中国的男男女女，无论富贵贫贱，不分日夜寒暑，把精力和光阴葬送在这一百六十三张牌上。……全国每日只有一百万桌麻将，每桌只打八圈，就得费四百万点钟，就是损失十六万七千日的光阴……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见哪一个长进的民族，光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的吗？

在胡适先生眼中，麻将当与鸦片、八股、小脚并称为中国四害，非常认同《绥寇纪略》中吴伟业“明朝亡于马吊（麻将的前身）”的论点。

当然，离开环境看言论，不太客观。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满目疮痍的时期，胡适先生胸怀热血，怒国民之不争，也是自然。

除了文学作品，老舍沉迷打麻将的故事也为世人所流传。

但其实，问题也许出在“沉迷”，而不是“麻将”。

这两年，江西、贵州等地也相继出台“禁麻令”，严禁官员在任何时间地点打麻将，贵阳甚至有一位护士因为下班后打麻将而被医院通报批评，不免有些矫枉过正。

1998年，体育总局认证麻将成为第255项体育运动，并在《中国麻将竞赛规则》前言中写道：

麻将运动的客观存在是当今中国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现实……有人认为，麻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特价值堪称国之瑰宝；也有人深恶痛绝，认为麻将是赌博之首，其罪恶程度几与吸毒无异。

麻将与赌博并没有必然联系。新中国成立以后，赌博消失了，麻将却在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中健康地存在了许多年。今天，当有人用麻将作赌具的时候，其罪责，当不在麻将。桔生于淮南谓之桔，植于淮北谓之积。事在人为。

麻将的确如美人，倾城又倾国，可一旦遇上周幽王、商纣王，也只能背上一口沉重的大锅。

不打麻将，还怎么过年

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麻将)；只有打麻将可以忘记读书。”

这话放到当代青年身上，可能要这么说：“只有工作可以忘记打麻将，只有打麻将可以忘记工作。”

在热闹喜庆的春节，即使你主动忘掉工作，也难逃亲朋好友的好奇与议论。但如果是在麻将桌上，这就很好解决了。

打麻将最适合用来体现合家欢的场景。/《家有喜事》剧照

下家李阿姨问起你的年终奖，你大可表现得不耐烦，并适当表现出一些“拒绝尬聊打完这把就走”的意思，那么你的上家张叔叔会立刻对李阿姨发起攻击：“诶诶诶！打牌就打牌，说这些干什么！来来来我们再搓两把。”

一场亲友舆论战，可以在麻将桌上大化小、小化了。他们对你的生活再好奇，也比不上对三缺一的恐惧。

另一方面，离开家乡去大城市工作的年轻人们，不仅要面对工作的高强度、房租消费的高压力，还要扛得住找不到牌搭子的打击，因为中国的麻将流派，实在太多了。

管那么多干嘛？搓就好了。

四川人在广东，匹配不了血战到底；贵州人去东北，解释不清一条二条鸡。大城市的外来人口太多，一方面稀释了中老年人群体，一方面增加了麻将流派的种类，这可能才是一线城市搓麻现象没有小城镇那么突出的重要原因。

快放假了，终于可以回家好好打两把麻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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