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易方兴 编辑 | 楚明 运营 | 雨秋 ▲浙江乌镇,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链家集团左晖发言。图/ 视觉中国 与整个行业为敌 ▲左晖早年接受采访时透露自己也曾被骗看房费。图/《名人堂》视频截图 打假打到自己身上 钱多了,话少了 链家干不过链家 ▲北京街头,链家房地产中介的墙上挂满了各种规避交易风险的措施。图/视觉中国 一统江湖 ▲左晖谈对租赁市场的看法。图/ 腾讯新闻《财约你》视频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yNF1EdG_dICPaIF6XNFdF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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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易方兴 编辑 | 楚明 运营 | 雨秋 ▲浙江乌镇,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链家集团左晖发言。图/ 视觉中国 与整个行业为敌 ▲左晖早年接受采访时透露自己也曾被骗看房费。图/《名人堂》视频截图 打假打到自己身上 钱多了,话少了 链家干不过链家 ▲北京街头,链家房地产中介的墙上挂满了各种规避交易风险的措施。图/视觉中国 一统江湖 ▲左晖谈对租赁市场的看法。图/ 腾讯新闻《财约你》视频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yNF1EdG_dICPaIF6XNFdFw















1979年12月,中国第二次人口理论讨论会在成都召开。
会议的主题当然是人口控制问题。彼时,高层领导都不知道中国当时究竟有多少人口,因为最近一次人口统计,还是在文革前的1964年。但他们认为,要快速提高人均GDP水平,必须减少人口增长。
这个将影响中国未来人口政策的成都会议上,最风光的专家,是来自七机部二院的二院总体设计部副主任李广元。
七机部就是后来的航天工业部。当时,李广元研究人口问题已经长达:
一年多了。
在讨论会上,火箭专家李广元谈自己团队是如何通过控制论和计算机,来预测中国未来人口的。
当时参会的领导多数没有见过计算机。那是科学复兴的时代,很会演讲的李广元让主席台的计生委领导眼前一亮。
事实上,包括李广元在内,七机部二院贡献了三位权威专家,另外两位是宋健和于景元。
宋健是钱学森门生,长期从事导弹研究。1978年,宋健出访荷兰,遇到了荷兰数学家奥尔斯德。那天在酒馆喝着小酒,奥尔斯德跟宋健谈起自己一篇文章:
如何在一个虚拟的岛屿上防止人口过多。
奥尔斯德将这个问题简化成一个数学方程,宋健兴奋起来。奥尔斯德想不到,自己跟中国火箭专家吹的一个牛逼,后来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计生政策。
很快,七机部二院组建了一个课题研究小组。宋健把从国外带回的资料给了李广元。李广元开始跑统计局,跑公安部,开始做人口预测。
一天,李广元在北京大街上偶然看到大街上张贴的“全国第一次人口理论讨论会由此向前走”的路标,喜出望外。
他一路找到会上,要求参加会议。
主办方纳闷,这些搞火箭的人起什么哄。但既然来了,就列席吧,连材料也没有发给他。
但很快,找到组织的宋健和李广元,凭借着大胆的见解,压倒了传统人口专家们。
研究火箭的七机部二院,就这样成为对中国计生政策最有影响的机构。他们承担了中国人口预测工作。
1980年9月,宋健、李广元在《中国科学》上对中国人口进行了预测:如果按照3.0的生育率,一百年后的2080年,中国人口将达42.64亿。
欲使今后我国人口总数不超过11亿, 必须实行一胎化方案。
他们还称,中国最优人口是7亿。
这些研究,后来都成了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理论基础。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表。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正式启动。《公开信》的初稿,是由宋健启草的。
1
直到2015年,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5年后。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携程老板梁建章和另一位学者联合撰文指出:
计生部门和某些人口专家对人口形势存在严重误判,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高估。
1979年成都的研讨会上,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山西省委党校教师梁中堂对独生子女政策提出强烈抨击。他认为人口老化今后将十分严重,无子女照顾的老年人太多,社会问题严重。
对于梁中堂的观点,当时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领导当头棒喝道:
问题哪里会有那么严重?
整个八十年代,梁中堂都是最孤独的人。他的很多文章因为直接反对“一胎化”,很难发表。他也反对宋健的“人口控制论”,认为这是装腔作势仓促计算出来的伪科学,很多实际因素并没有考虑进去。
1984年春天,梁中堂曾给国家领导人寄了一份报告,提出允许有条件地生两胎,也可以实现2000年人口控制在12亿。在他的力争下,1985年国家特批他选择山西翼城县试点二胎晚育理论,为中国人口政策保留了一个作为对照区的特区。
从1980年到2000年,也是人口学家断代的20年。
2000年,正在美国医学院做博士后的易富贤开始研究人口问题,明确提出了:
不停止计划生育,更待何时。
网友们骂声一片。毕竟,经过二十年的耳濡目染,“人口多,底子薄”这种话,深入人心,连小学生都知道的。直到2003年,主流媒体上才出现易富贤关于计生的文章。
2001年,在湛江做翻译的何亚福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按计生政策,他不能生育二胎,计生委把他“抓”去待了一天。从那天起,这个普通人决定半路出家,认真研究人口问题,并开始“叫板”计生政策。
随后几年,何亚福写了几百篇文章,逐渐有了一些名气。2009年,何亚福向人民网E两会提交了提案《“计划生育”应转变为“家庭计划”》。这个出生在越南,一岁时跟父母回中国定居的翻译呼吁,应该放开二胎:
中国人可以自主生育。
2007年,易富贤在香港出版了在中国人口研究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大国空巢: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一书。他在书中强调,官方人口数据有水分:
2000年实际人口没有12.658亿,只有12.2亿人。
尽管理论和预测数字都石破惊天,但易富贤是在2010年才证明了自己的正确。
他测算2010年中国人口为13.3285亿人。结果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2010年中国总人口为13.3281亿人,只比易富贤预测的只少4万人。生育率也跟易富贤预测的几乎一样。
根据这次人口普查资料,易富贤认为中国的人口学理论已经破产——它已经被半路出家的人口专家误导了二十年。他说,两次人口普查都证实中国已经到了1.2左右的超低生育率,人口学家现在该做的只有一件事:
呼吁停止计划生育。
但易富贤的声音不代表主流。甚至依照学术标准,一些人口学的期刊也不敢发表他的文章。
2
2009年夏天,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杨支柱妻子怀上了二胎。学校和居委会的人就先后上门拜访,要求他们“放弃”肚子里的孩子。
前一年,他刚和梁中堂、易富贤、何亚福等学者一起,共同签署了《放开二胎倡议书》。
杨支柱也不符合北京关于生育二胎的标准。后来,杨教授接到了学校的解聘通知,海淀区计生委也要求他们支付240642元。
实际上,逃避处罚在当时有很多操作空间。
2009年上半年,内地孕妇在港所生的婴儿占全港新生婴儿的44%。一些生育中介甚至公开宣称,去香港生二胎全部费用小于超生罚款的费用。但北大法学系毕业的杨金柱觉得这样没有尊严:
他决定以身试法。
后来,杨金柱真把海淀区卫计委告上了法院。理由是,《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里规定的是“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并不是“强制”。
尽管在网上几乎赢得一面倒的支持,但最终他还是败诉。不过杨金柱当时的判断并没有错:
放开生育政策已成大趋势。
也在这一年,就连被外界称为“计划生育之父”的田雪原,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醒这一国策已到转型之际。他跟记者说,我向来不赞成“生育一个孩子就是好”的说法:
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包括易富贤在内的不少专家,已经把2013年视为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不过直到2014年3月,人口专家翟教授还发论文解释为什么不能全面放开二胎:
全面放开二胎的话,将累计多生9700万人。
2015年,很多人终于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全面二胎政策”终于出台。
这项政策实施后的4年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口为1786万、1723万、1523万、1465万。
哪怕是峰值1786万,也远不及当初翟教授预测的一半。
就连外媒都看出中国的人口危机了。2016年10月法新社报道称,中国二孩政策短期不会带来人口红利:
要等20年。
3
2020年11月,母婴用品零售连锁上市企业爱婴室关掉了它在上海南奉公路上开了15年的门店。
同年,爱婴室一共关掉了40家门店。
在2020年年报上,爱婴室开始直接埋怨新生儿出生率下降趋势带给自己的市场风险: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行业的增速,对公司业务发展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对于刚刚吃干抹净二胎红利的母婴企业来说,大家都知道巨大的灰犀牛蓄势待发。但当更多人们注意到它的时候,只能眼睁睁被它撞翻。
和爱婴室一样成立于上世纪末的金发拉比,是中国最早一批生产母婴服饰的企业。因为主营产品使用对象锁定在孕产妇和0-3岁的婴幼儿,它对于人口的感知,似乎比爱婴室更来得敏感。
上个月金发拉比公布的2020年业绩快报中,全年营业总收入减少接近三分之一。婴童服饰营业收入同比减少四分之一,母婴用品更是大减近四成。
从深圳华强北起家的“童装第一股”安奈儿童装,1-3岁年龄段的小童装营业收入也同比减少23.65%。
广东汕头澄海区是中国最大的玩具生产基地。上市公司实丰文化2020年收入减少了35%。另一家上市公司邦宝益智婴幼儿玩具的子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减少23%。
从第三方行业咨询公司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可以看到,中国婴幼儿配方奶粉市场的零售销售量从疫情前就开始下降。他们预测,2020年至2025年,中国婴幼儿配方奶粉零售额的复合年增长率为:
-4.1%。
抖音大数据平台巨量算数显示,适合1周岁以下婴儿的一二段奶粉销量占比严重下滑。行业内一位朋友告诉我,很多大品牌在近年纷纷新推了针对三周岁以上孩子市场的四段奶粉产品。
早些时候,根本没有四段儿童奶粉的概念。
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乔晓春说过,人口问题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有惯性的。就是说:
一旦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你再解决已经晚了。
4
计划生育启动,四十年过去了。
一生都在扮演反对者角色的梁中堂早已对人口问题灰心,他后来离开山西,从上海社科院退休。
何亚福还是一位独立人口学者,他有两个孩子;易富贤还在用很激烈的言语发表对于人口的见解,他的微博粉丝,只有三万四千多人,他有三个孩子。
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梁中堂进行“有条件二胎化”试验的翼城,人口增长非但没有失控,反而形成了良好的人口数量和质量。它的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比全国和山西的数字都要低。
翼城实验证明,在经济和社会环境发生改变后,人们会自主调节生育率。
也就是说,哪怕没有计划生育,中国人口也不会像宋健、李广元预测的那样,一直保持3.0的生育率,不会达到42.64亿。
现在最活跃的人口学家是梁建章,他在直播间里扮康熙扮管仲,扮卓别林扮唐伯虎,都不影响他和他的小伙伴们,以专栏、演讲、纪录片各种能使上劲儿的方式不厌其烦地布道:
国家应该用真金白银帮助年轻人生得起娃、养得起娃。
梁建章对一些数据表示质疑。而时任计生委主任解释称:“数据是中国的人口学家参照联合国的数据和有关人口专家提供的数据,多种数据综合比较的结果”。
去年12月,翟教授在最新的专访中,观点也发生了巨变。他不仅认为全面放开生育,都对人口形势没什么作用,而且还提出:
下一步,我觉得应该就是自主生育。
用四十年时间,证明一个数学方程也许不是绝对正确的。整件事情中,最悲剧的角色不是错误的制造者,反倒是反对者们。
郭德纲说过,如果我和火箭科学家说,你那火箭不行,燃料不好,我认为得烧柴,最好是煤,煤最好选精煤,水洗煤不好:
如果那个火箭科学家拿正眼看我一眼,那他就输了。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ANjoCnAyBHxaVJIYh-rjKA
地产界传来噩耗,贝壳创始人左晖因疾病意外恶化去世。
作为70后企业家代表,刚刚去世的左晖只有50岁,业内无不倍感痛惜。
主导链家扩张时,左晖首创主打透明化的三方签约模式,锁定优质房源来巩固护城河地位的卖方经纪打法、放弃加盟扩张短利来确保服务品控的步步为营,这些战略案例如今都已成为企业经营界的样本故事所传唱。
回顾其商业生涯,从中国不动产市场最大的中介机构链家,到最早实现规模化长租公寓模式的自如,再到地产经纪领域最大的O2O平台贝壳,左晖的创业脚步从未停歇。
在地产存量时代一骑绝尘的左晖,同样获得了个人财富上的巨大成功。
在新财富前不久发布的榜单中,左晖个人身价已达到1180亿元,如此财富量级足以让绝大多数的成功企业家望尘莫及。
可即使是坐拥千亿身价,在病魔面前依旧无能为力。
左晖的过早离开,或许也带给市场更多警醒与思考。
一是应更多关注健康问题。
如今的多数职场人,大多在为了忙于财富创造,并以透支健康为代价,一些行业甚至将996视为常态。
于是有了很有了所谓的“前30年拿钱换命,后30年拿命换钱”之说法。
可一副好身体却是多少金钱也无法等量齐观的,财务自由永远也抵不过健康平安。
良好自律习惯的养成、充足的锻炼和睡眠、定期的科学体检、对重度吸烟饮酒等恶习摒弃,都是人类追求健康的必要构件。
当然,对普通人而言追求更多财富及学会投保亦是十分必要的,这样至少在患病时,不会因囊中羞涩而饱受煎熬。
但同样要看到,当今人类的医疗水平仍然是极其有限的。
左晖最早发现肺癌的时间是2013年,经过了肺切除、化疗和细胞疗法,仍然坚持与病魔持续抗争了将近8年。
我国肺癌患者预后差5年的平均生存率不超过20%,8年抗争或许已然是有条件获得顶级医疗资源基础上的极限。
无独有偶,开创智能手机时代的乔布斯,纵然头顶“苹果教主”光环,生命也在内分泌肿瘤长期折磨下止步于56岁。
从这个角度看,医药医疗仍不愧为一个周期漫长且潜力无穷的超级赛道。
只要人类对健康生活追求不止步,大量投资、技术进步以及优秀企业的成长也就不会止步。
二是重视“关键人风险”。
一些优秀的创新企业能够在惨烈的市场竞争中杀出重围,其背后往往得益于背后的“关键领袖”。
正如乔布斯之于苹果,马斯克之于特斯拉,左晖之于当下如日中天的贝壳,无疑扮演着战略性的关键角色,并发挥着巨大的领袖作用。
一夜间失去左晖的贝壳,其经营思路、战略方向和价值方向是否出现新的不确定性,这或许是市场所担忧的。
A股就曾有一些业绩出色的公司,对实控人却有着强烈依赖,相对应的是,这些公司集权程度也更高。
可当作为唯一“大脑”的老板突发意外后,一些公司原本向好的经营状态也会急转直下。
衡量一家公司治理是否健康的要素之一,往往也在于即便失去了核心人物,这套机器是否能够运转如常。
左晖的身体状况于业内不算秘密,但多家机构今年以来仍在大笔增持贝壳。

2021年一季度,以投资特斯拉著称的百利基金一季度末合计持有贝壳超过2017万股;JP摩根也在该季度选择大力加注贝壳,增持超过1020万股。
此外ARK、贝莱德也通过增持分别持有贝壳达714万股和640万股;三井住友、高瓴截至一季度对贝壳的持股也超过500万股。
左晖去世消息扩散后,贝壳美股价盘前一度超跌11%,也许正是市场对关键人风险的情绪表达。
当然,贝壳未必真的会遭遇“关键人风险”,这些机构的投资决策也未必不对。
毕竟,好公司出现的坏消息,往往是绝佳的买入机会。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fUjVTbgyAVTScHVpRLqn5g
作者| 猫哥
来源| 大猫财经(ID:caimao_shuangquan)

昨天,深圳赛格大厦又“晃”了。
咋回事呢?
5月18日中午,不少在楼里办公的人都感觉到了明显的晃动,紧接着一大票人就挤着电梯、爬着楼梯往楼下空地跑,那场面还真挺吓人的,跟地震、台风来了的感觉差不太多。
等到20日下午,楼又晃开始晃了。没办法,大厦不得不又通过广播通知楼内人员应急疏散。
其实对这种几百米高的摩天大楼来说,“摆动”是个难题。
所以为了安全考虑,一般都会在适当的位置装上阻尼器,要么用绳吊着个大铁球、要么弄个大号的消防水池,总之就是用重物的惯性抵消大厦的震动。
但不管怎么说,这个事还是有点蹊跷的。
早在1999年,当时还没投入使用的赛格大厦就在众目睽睽中“摆动”过一次,专家们不得不锯掉了十几米长的一大截天线——“说来也怪,锯掉后塔尖就不晃了”。
二十多年过去了,这座号称世界上最高的钢管混凝土结构大厦,竟然又在众目睽睽之下开始摆动了,实在是有点让人揪心。
既然专家们没琢磨明白原因,热心的网友们就开始集思广益了起来:
有人分析可能是大楼的阻尼器出了点问题。
还有人把锅甩到了最近爆火的虚拟币身上。大家都知道挖矿要用显卡、硬盘什么的,芯片上连着的一大堆风扇呼呼地沿着一个方向旋转,搞不好还真能整出个共振效应。

不过这个说法实在是不太靠谱,挖矿的大佬们刀口舔血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真要是矿机共振,怕这大楼早就开抖了。

别看这个猜测有点扯,但币圈的火爆倒是货真价实。
最起码在华强北,为“挖矿”量身定做的各种生意是真实存在的。所谓的“挖矿”,其实就是“解谜”,在这一套逻辑体系里,你只要能解密出各种数据包,就能不断获取一个又一个虚拟币。
要么用CPU,要么用显卡,假如你足够牛甚至用超算、量子计算机也行,但总归是要靠成百上千台机器集团作战,拼的就是算力,看谁手头的机器多——
比如在一些生意不好的网吧里,坐拥一大堆电脑的老板们就很开心。有的在电脑上操作、有的把显卡拆下来做成矿机,按照算力和虚拟币市值换算下来,一个月的收入差不多能有几万块钱。
还有人写了一大堆病毒程序在网上四处散发,要么入侵服务器,要么搞私人电脑,总之就是用别人的东西替自己赚钱。

据说在俄罗斯、朝鲜,甚至有半官方、军方背景的“矿场”。别奇怪,这俩本就是过惯了刀口舔血日子的国家,加上老被西方制裁,所以对这些能赚美刀的路子自然是相当上心。

不过这玩意耗起电来相当恐怖,加上这几年挖矿难度与日俱增,所以不少人不得不把机器搬到电费便宜的内蒙,甚至动起了自己收购水电站的心思。


这两年是虚拟货币的好年份。去年比特币的价格从七千多美元蹭蹭蹭涨到了将近三万美元,夸张的涨幅不知道创造了多少暴富的神话,同期虚拟币中的几个拳头产品的表现也都还算不错。

等到了2021年,更夸张的来了。
一方面受益于史无前例的宽松货币政策,几乎所有资产的价格都在暴涨,房子、股票、大宗商品,没人监管的比特币自然也不例外。
另一方面,像马斯克这样的亿万富翁们也没忘记在一边推波助澜。不是打着特斯拉的旗号大肆吹捧,就是亲自上阵“王婆卖瓜”,整得一大堆网友都跟着亢奋得不行。(戳链接阅读)
久而久之,这飞涨的价格就更挡不住了——今年4月份的时候,比特币的价格甚至达到了63204美元的历史新高,连带着一大堆虚拟币都跟着鸡犬升天。
不过这也让不少买不起矿机、搞不定水电站的普通人羡慕的不行,咋办呢?这时候“急人所急”的交易所站了出来——想暴富?找我啊!
说起来,这些币圈交易所做的是类似“赌场”的生意,不光坐庄抽水,有的时候还喜欢出老千。
在前几年区块链、空气币群魔乱舞的时候,一大堆骗子坑钱的坑钱、造假的造假、偶尔还自己发币搞资金盘割韭菜,闹出了不少乱子。
等到后来监管趋严,一大堆交易所死掉的死掉、跑路的跑路,但也有一些侥幸逃过一劫的幸运儿。
虽说太出格的事情不敢做了,但借着这波史无前例的虚拟币牛市,小日子也都过得挺滋润,该上市的上市、该圈钱的圈钱,摇身一变都成了币圈元老。

(不知真假)
根据CoinCap的统计,加密资产总市值已经从去年年底的7500亿美元飞涨至如今的2.4万亿美元。就在5月8日当天,币安网现货及衍生品24小时交易金额为1.086万亿人民币,甚至力压A股一头。
一天就破了万亿,这个大号碎钞机的效率实在是有点恐怖。

不过话说回来,这几年被吹得很火的虚拟币其实有个致命弱点。
别看一大堆人给它包装上了“去中心化”、“颠覆传统”、“取代现有货币体系”的夸张概念,但这玩意从本质上来讲并不创造价值,跟股票、商品的差别还挺大的。
就算大忽悠马斯克发再多条推特,也改变不全球各大经济体对虚拟币的负面态度——
一个没有国籍、不受监管、没有锚定物、价格可被人为操纵的虚拟货币,怎么看怎么像是一个妄想挑战现有法币体系自立门户的“刺头”。
亿万富翁们对它吹捧有加,不外乎是担心自己财富缩水、顺便在美元之外找一个备选方案;至于跟风入场的普通人会落得个什么下场,想来也不会有多少人关系。
就算有普通人能赚到钱,但亏钱的、爆仓的、万劫不复的更多。
尤其是在一大堆交易所的“商务”、“销售”的推波助澜下,不少人都掏钱玩起了起伏夸张的各类衍生品合约。简单来说,就是在炒币的时候加上了巨高的杠杆。
市场上涨的时候大家还能一起谈笑风生,等到市场下跌的时候就惨了。一旦跌幅过大,来不及补交保证金的用户往往会被交易平台强行平仓,不仅血本无归、还会欠下一大笔外债。
看到这有人就问了,那我及时补交保证金不就没事了?还是太年轻。
就在前天,几乎所有的虚拟币都来了一波暴跌。
其中,比特币较当日高点跌幅达34%左右,一度跌至29000美元;以太坊(ETH)一度腰斩;其他新晋热门币种如狗狗币、柴犬币,跌幅也一度分别达到56%和64%。
按照行情数据平台“币Coin”的统计,截至5月20日上午7点半,过去24小时内总爆仓达69.1亿美元(约合444亿人民币),约58万人爆仓。

就在这个火急火燎的关键当口,有的交易所竟然“拔了网线”。
据媒体报道,当时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以网络拥堵为由暂时禁止以太币提取,而Coinbase也表示平台上出现了“间歇性中断”。
太晦涩的技术问题咱们也不懂,但你想要这时候补交保证金大概率是没戏了。
也正是因为这个,前几天国内的三大金融协会又站出来给大家提了个醒:

其实这也算老生常谈了,打从2011年开始,咱们的监管就对虚拟货币上上了紧箍咒,不是约谈交易所就是发文提示风险,但就是拦不住前赴后继的飞蛾扑火。
虽说经过了惨烈的多空搏杀,比特币、以太坊等虚拟币的价格也算是来了波“触底反弹”,但在这几天的波动中,不知道又有多少人背上了本不该背上的夸张债务。
对了,那些把人拉进这个无底洞的“商务”们,已经开始在朋友圈转发安抚话术了——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yVROYvCfv-baxA4oMA1Oog
2021年5月20日,左晖先生因病情意外恶化去世。
贝壳在讣告中称,“左晖的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
我们深以为然。
左晖先生于2001年成立的链家,包括后来的贝壳,至今都是让人尊敬的公司;
很难想象,如果20年前链家没有出现,没有后来左晖先生倡导推出的“真房源、楼盘字典”等等行业共识,今天的中介行业会是怎样?
左晖先生曾经说过:
“我们希望有我们的存在,能让这个国家这个行业变得有些不一样”
毫无疑问,在左晖先生短短50年的人生中,他做到了。
我有些心里话想跟大家说。
在创业之前,我心里一直有个包袱,下不了决心。
我很害怕从一个金融白领,下海变成一个房地产创业人士,会被大家说成中介。
我心里过不了这一关,因为之前中国的中介行业太烂了。
直到这几年,链家通过真房源、高质量服务,以及贝壳网,改变了老百姓对中介的看法。
讲真,左总的链家作为房地产基础设施,拉高了行业的效率;
让买房这件事,至少在价格上透明了,这一点非常重要。
所以,也就从那时候开始,我下定决心,要做一家公司,像链家那样。
我的能力做不到左总那么伟大,但我希望至少能像链家那样受人尊重。
做难而正确的事情,这句话我一直记得。
让买房这么麻烦的事情,能够稍微简单一点,哪怕是一点点,那么就算我最后创业失败了;
回头看这一路,能够帮助过那么多购房者,我也就会很开心了。
20年前下海的左晖,应该也是这么想的吧。
我记得2019年底,那时候有篇文章把矛头对准了左晖先生的贝壳找房;
说他掐住了地产营销的咽喉,说他反客为主,挟天子以令诸侯,动了不少人的蛋糕。
但对我来说,这太左晖了,因为左晖先生的链家、贝壳不止一次向行业中的陋习发起过挑战;
2004年链家推出了“阳光交易”,矛头直指当时房产中介中稀松平常的“吃差价”现象;
我记得当时,互联网还不像现在这么发达,但也有不少论调攻击左晖先生和他的链家;
说他太天真,说他痴心妄想,甚至还有人身威胁;
现在年轻一点的购房者可能都不知道,当时北京最大的中介公司叫“中大恒基”;
名字很好听,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大恒基”就是房产中介行业陋习的集大成者。
“吃差价、两头骗”还算是轻的,这家公司为了抢占房源,甚至会请打手强买强卖;
那种场面,年纪稍长的购房者可能经历过,这还是房产中介吗?这不是“黑社会”组织吗?
“中大恒基”这家公司,最后在2007年被人举报,老板直接进了监狱,罪名是敲诈勒索和寻衅滋事。
那段时间前后,基本是中介行业名声最臭的几年,左晖先生的链家,基本上就是在这种舆论环境中迅速成长起来的;
从2001年的2个店面,发展到2010年的600多家门店,这不但需要商业眼光,还需要深耕行业的勇气。
左晖在2011年提出的“真房源计划”,也是拿行业陋习开刀。
在当时左晖先生也是被一群人围攻,但最后,走的最远的还是链家;
这一点,我很佩服左晖先生,他的远见卓识永远不是在为眼前的利益做打算。
还有就是链家的楼盘字典,这个项目一开始,都是不只是外人反对了,链家内部也推行不下去。
多数的声音是讲,中介就是买卖房子,做这种无用功干嘛?
现在我们都知道了,用高大上一点的词来说,这叫行业基础设施,是利人又利己的事情。
但左晖先生,恐怕在十年前就已经想清楚了;
这就是差距,这就是左晖先生说的“做难而正确的事情”。
其实左晖先生最震撼我的,是近5年的布局。
大家发现没有,互联网到任何传统行业都是能颠覆、能洗牌重来的存在。
唯独房地产行业,包括阿里、腾讯、百度等等这些公司,切了几次都进不来。
我记得2015年的时候,有家房产中介叫“爱屋吉屋”,号称:
“要用互联网飞机大炮的方式,挑战传统房地产中介的刀耕火种”
结果呢?
历来都是冲进来搞颠覆的互联网行业,这次却被房地产行业收服了;
房地产行业自身,完成了互联网化,左晖先生的贝壳,通过线下的深耕,再向线上拓展获得流量;
这种商业模式,在世界商业史上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2020年7月24日,左晖先生的贝壳赴美敲钟上市。
左晖先生的伟大之处,在于能看到超越行业10年的东西,一家能做到市占率70%的企业,一定是一家伟大的企业。
最后我还想说,严格来说我的创业项目和所提供的二手房买卖交易和左晖先生的链家、贝壳是友商。
相同的业务,让我知道要做到100%为购房者服务有多难,也让我知道将企业做成如此规模要付出多少。
从这一点出发,我认为左晖先生的离开,是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巨大损失。
最后,我斗胆想用国外名著中的一句话,为左晖先生吊唁:
“有些人为什么步伐与众不同呢?那是因为他能听见远方的鼓声”
以上,愿逝者安息,生者奋进,也期望整个行业能承袭左晖先生遗志,用专业和周到实现自己的价值。
最后,送你一朵小红花,感谢你曾经的义无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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