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文章里提到了这篇讲述中越之间的那场战争，当时阅读量应该不超过三万，写的也比较短，绝大部分小伙伴应该没看到，后台很多小伙伴要求重发，本来准备编辑下重新发出来。不过改来改去基本上相当于重写了下，内容更加充实全面，我自己也非常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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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越血盟

 

先说下越南人和我国的感情是怎么来的。

 

越南历史上和我国分分合合，不过大部分时候越南都是大明大清的“藩属”，每年或每隔几年去京城给皇上磕个头，皇上赏赐点东西，并且承诺如果有事朝廷就会出手拉小弟一把。

 

当然了，那些小国往往也有些关键战略物资，比如琉球，以前也是藩属，现在冲绳那一带，他们那里盛产制造火药的原料。明清两代对草原用兵都需要火药，这玩意属于刚需。

这些藩属和宗主国大明大清之间的关系有点像现在沙特和美国之间的关系。

后来大航海时代崛起了两个列强——英国和法国。英国直接开着炮舰到了中国东南沿海，炮舰送温暖，强烈要求大清自由贸易，并且抢走了我国的香港；而法国实力虚一些，就一直猫在西南搞渗透，利索地把越南切了下去，大清当时虚得一批，除了在镇南关自保了下，没法拉兄弟一把，于是就那样了，小弟越南被割走。

 

 

后来一直挺到抗日战争爆发，法国想在越南渗透我国西南的目标依旧没啥进展。1940年日本人来了，珍珠港后日本人攻入东南亚。关于日本人为啥要去东南亚，参见我另一篇微文章《侵华日军为什么想不开去找美帝了》。

 

我们一直说，法国人的战力基本是负的。拿破仑战争之后，法国人的技能点全点投降了。日本人几乎没费什么力，就把法国人赶出了越南，不过你现在去越南缅甸什么的地方，他们并不讨厌日本人；日本人也抓他们的女人去做慰安妇，但你啥时候听他们抗议了，一直是中韩两国在闹这事。

 

归根结底，越南人对日本人更多的是一种惊讶：我去，原来黄种人可以打败白种人？！日本人的战果为越南人战后的反复搏杀提供了思想上的基础，越南人从那之后他们也开始慢慢雄起了。

 

1945年日本人战败退出越南，法国人又贱兮兮地回来了。不过这次不一样了，一方面亚洲反殖民战争如火如荼，另一方面越南人目睹了日本人把法国人摁在地上摩擦，已经开始不屑于被法国统治，所以从1945年日本人一走，就开始反抗法国人。

 

到1949年我国解放战争结束，我党在中国上台，精神和物质上都鼓舞了越南人民抗击法国殖民者。解放军渡江打到中越边境后，随后进入越南，帮助越南抗击法国。

 

这里有个问题，中国管他们干啥？

倒也不复杂，毛主席一直以来的战略思路就是“御敌于国门之外”，仗到别人家里打，酒席在自家院里吃。所以解放军果断越境出击，准备在越南驱逐法国人。

1954年，在中国的支援下，在一个叫奠边府的地方，越军和法国人爆发决战。越南人打死法军1.6万人，创下了黄种人对白种人战争的最高纪录。中国在朝鲜战争大规模歼灭战中歼灭的基本都是韩国人，歼灭白种人万人以上的战役并没有；当然了，中美双方达成共识，统计各自伤亡和击毙数量的时候都不算韩国人，嗯，韩国人不算人。

 

多说一句，越南人残忍是出了名的；如果奠边府战役我国来打，法国人死不了那么多人，优待战俘，战争结束就把他们送回去了；很多都是被俘后直接被越南人给残酷处决了，不过考虑到法国人那么多年殖民越南，也活该。著名电影《我们曾经是战士》，开头就是一队法军被越南人突袭后全部处决的镜头，而那个成批处决法国人的地方现在还是一个景点，天天高调辱法。

 

奠边府战役之后签约停战，以北纬17度线为准，南北分裂。这里有件事让越南人耿耿于怀，胡志明等人是想一直长驱直入，灭掉南越。统一越南，就像我国当初顶着美苏等大国的压力百万雄师过大江，摧毁国党政权。

 

但中国实在是不想继续打了，中国刚打完朝鲜战争，想搞建设。在日内瓦会议上，周总理表示要打你们自己去打，中国要搞建设了，不能继续陪你们玩了。越南人认为这是周总理逼着胡志明在分裂他们国家的协议上签字。这张很出名的照片，就是周在日内瓦会议时拍的：

 

 

奠边府大捷之后，法国人打不下去了，美国人来了。关于美国为什么打越南，这个问题其实非常逗，我们的说法是美国看不下去北越的存在，所以就打过来了。

 

其实不是美国要打越南，故事的开始有点像朝鲜战争。北越发动了统一战争，想统一南北，但是呢，思路和之前朝鲜战争不一样，不是直接大兵团南下，而是在南越搞游击队，搞得南越痛不欲生，美国觉得自己有义务遏制苏东集团的扩张。

 

而且美国人有个咱们现在看起来极其扯的判断，自从朝鲜战争误判了中国是否出兵后，美国人的思路越来越奔放，他们觉得越南可能会加入中国….，变成中国的一个省，到时候中国的海岸线会长得离谱，影响力延伸到了印度洋。我的天，这想象力。

 

反正美国人自己信了，于是就自己带着韩国人赤膊上阵，加入了这场后来让美国人痛苦至极的战争。

 

这仗一打就是二十年。巅峰时期的1967年，在越南参战的美军接近60万，炮火把整个北越犁了个遍。美国一度想通过轰炸来彻底解决北越，比如为期43个月的“滚雷行动”，在北越投下了643,000吨炸弹。这个投弹量已经超过了整个太平洋战争的投弹量，这些炸弹也的确摧毁了北越五分之三的发电厂和超过一半的主要桥梁，但没达成任何战略目标。

 

这场战争给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创伤。比如美国共和党大佬麦凯恩，他在越战期间就是海军飞行员；被苏式防空导弹击中后，越南人逮到后关押了5年，惨啊。据他自己描述，每周往死里打他两次，他的肩膀骨被越南人用枪托砸了个粉碎；有不少美国战俘常年被关在水牢里，下半身长期泡水里，都烂了。

 

后来麦凯恩被越南人释放后，战俘+英雄飞行员的身份让他容光焕发从了政，并差点当上总统。不过有人说，麦凯恩作为国会大佬的权力比总统都大，呼风唤雨而且不用像总统一样处处受制，不过那段经历让他此后一直饱受折磨。

 

这件事也能说明越南人出了名的热爱虐待战俘，他们的逻辑是：只有虐待战俘，才会让美国人到最后根本不敢来越南。

 

美国在越南瞎折腾了近二十年，前半段是支持南越打北越，其中有十年是自己赤膊上阵去打，结果自己死了近六万人，几百万越南人被炸死。

 

比较有意思的是，为了报答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火中取栗，当然也为了赚点外快，韩国人也去踊跃参加了越战，番号也很逗，青龙师，白虎师。他们死了五六千人吧，不过一如既往的，韩国人不算人，很少听别人说起这事。一般来说，韩国经济起飞第一步就是越南战争期间给美军生产物资。

 

这场战争中，美国战死了6万人。中国参战兵力也超过30万人，不过主要是工程兵炮兵；牺牲了上千人的军事顾问，很多是病死的，或者被蚊子咬死的。越南我去过，不是人呆的地方，又潮又热，蚊子臭虫老大，不过蛇比较好吃，蒸着吃，油炸吃，涮火锅吃，还有二货竟然生吃。

 

多说一句，当时疟疾横行，国内号召大家想办法搞出治疗疟疾的药品来，然后屠呦呦团队取得了突破，这也是为啥屠呦呦获奖感言说要感谢毛主席，有些人还不太满意。

 

总之，美国在越南混不下去，给南越留了几十个师的美式装备拍屁股溜了，让南越自生自灭了。

 

到这时为止中国跟越南就是兄弟，而且是血盟的兄弟。

 

中国为了支持越南不惜血本，越南也成功地化解了帝国主义在西南对中国的包围。但同时两国也有兄弟间所有的毛病，大哥觉得我帮你那么多，你得听我的；小弟觉得你敢说你帮我完全是为了我好？

 

而且考虑到1954年日内瓦和会，周总理让胡志明跟法国人签和约，接受越南南北分裂，并且让出部分领土和法国人谈判，越南一直非常不爽。

2

 中越翻脸

 

那中越友谊的小船后来为啥彻底翻了呢？这个就得牵扯出一个列强们的恶趣味，搞代理人。

 

到了上世纪70年代以后，中苏翻脸。苏联当然可以在新疆、蒙古和东北搞中国，但是中国也不好惹，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多个方向上包围，所以就想到了和日本很像的另一只“亚洲狼”，又穷又能打的越南。

 

随后苏联和越南结盟了。他俩鬼混到一起想干啥，路人皆知。事实上都不用猜，很快各种迹象就明显了，越南不断制造边境冲突，驱逐越南华侨。在越南国内，亲苏派逐步上台，亲华派被清洗。更重要的是，越南当时对中国缺乏起码的尊重，觉得中国刚经历完那档子事，非常虚弱，不堪一击。

 

越南驱逐华人这事在当时闹得非常大，现在不咋提。据估计，50万华人以“间谍”的名义被驱逐，只要是粘上点华人血统，就被赶出越南，而且要求交出12两黄金才能走，交不出来就送集中营折磨到死。那些交了钱的华人被赶到渔船上推入大海自生自灭，据估计有一半人葬身大海。1982年香港还有个电影，叫《投奔怒海》，刘德华主演，说的就是这事。

 

正是看准了中国的虚弱，1975年4月后，越南就占领了南沙群岛十余个岛礁，正式向中国提出对西沙、南沙的领土要求，占了中国的地盘后，他们还在上边修工事搞基建，完全不准备走了。当然这事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越南跟日本当初一样，越来越疯。

 

这下轮到中国这边思考下一步怎么走了。

 

邓公要跟美国发展关系这是继承了毛主席晚年的思路，毕竟早在1972年，尼克松已经访华，在毛主席的权威光环加持下，党内也已经接受了我国要和美国合作这一观点，至于怎么合作，这个却非常难搞。

 

邓公继承的是毛主席的遗志，毛主席要的是啥？是独立自主，谁也不能干涉我国内政，我国也不依附谁，所以邓公希望的是美国把中国当成强大的盟友和伙伴，中国既不出让主权，也不在原则问题上让步。所以就需要向美国传递两个信息：

 

1、我们能搞定你们搞定不了的事，你需要我们。

2、而且我们说话算数。

 

而美国当时点非常背，国内滞涨，也就是同时通货膨胀+失业率上升（选修过大学经济学的同学知道，这两个指标一般是反着的，通货膨胀高时失业率会下降；失业率高时通货膨胀会低，美国当时有点懵，这两个指标一起高还真没咋见过），越南战争又打得像一坨屎一样，国内左翼运动风起云涌，年轻人们成天啥也不干全国搞串联，吸毒乱搞。（可以参考《阿甘正传》里有一段讲那个年代。）

 

这段时间一般被称为“苏攻美守”时代。美国确实是需要一个强大的盟友牵制下苏联。

这时候如果中国揍一下新崛起的亚洲狼简直不能太合适。因为此时越南蹦跶得不成样了，在南亚基本是无敌的存在，不断在边境骚扰，称霸南亚的野心跟日俄战争之后的日本人一模一样，眼瞅就要搞“918”了，中国西南边疆明显陷入了动荡。

如果能揍一下越南，打掉他们北方的战争工业和潜力，灭掉他们称霸地区的野心，防止他们铤而走险发动军事冒险，这又是一次“御敌于国门之外”。并且西方明显对越南有畏惧感，如果能教训下越南，也能在西方那里树立一根标杆。

 

而且当时我国一再公开向越南抗议：如果无视中国政府抗议，继续推行反华排华侵华的政策，中国将采取措施。只是越南当时感觉自己牛逼得不得了，刻意忽略了中国方面的警告。

整体而言，中国基本确认要打越南。

 

这时邓公访问美国提出了他的构想，说要揍越南，美国当时还是卡特总统，缺乏想象力，觉得美国搞不定的事，中国应该也搞不定，而且越南背后又有苏联支持。美国并不希望中国和越南卷入战争，因为美国不想苏联卷入后事情大到不可收拾。

 

但邓公有他的想法，账算得门清。当时中国所有的边境线上全部冲突不断，有点像“千里跃进大别山”前的国民党全面进攻阶段的情景再现，毛主席这样的战略家不是想着来一股敌人打一股，那样永远都处于被动，好的做法是一支部队冲出去，主动出击，变被动为主动，邓公跟了毛主席那么多年，这个道理自然懂。

 

邓公也目睹过1962年我国对印度的那次突袭决策过程，知道解决这种跟牛皮癣一样没完没了的边境冲突，最好的办法就是趁对方不注意，突袭把对方打趴下，打掉对方的决心和气焰，以战止战。（印度的那篇文章链接在这里《原创 || 1962年中印冲突，印度为什么被打断了腿》）

 

但苏联会是什么态度呢？毕竟它是越南背后的大金主。

 

如果苏联不帮越南，又是对苏联权威的削弱。那苏联到底会不会帮越南呢？

 

党内几个大佬凑一起讨论了下，觉得如果来个速战速决快进快出，苏联不一定能反应过来，毕竟苏联重心在欧洲。

 

前边也反复提了，苏联欧洲部分和亚洲的沟通主要靠西伯利亚大铁路，这条上万公里的大动脉，火车在上边时速差不多三、四十公里每小时，比骑自行车快点；如果在东方和拥有核弹氢弹洲际导弹的中国打一场百万人级别的大战，苏联也得准备半年多。算计清楚之后，邓公就开始部署了。

3

 大战爆发

 

啥时候动手呢？还真有个机会。

大家都知道，1975年美国不是在越南丛林中混不下去了嘛，就走了，临走给南越留了几十个师的美式装备。美国走了没多久，北越动员了全部的力量近30万人冲向南越。全副美式装备近百万的南越军队，不堪一击迅速崩溃了。

 

当时南越的情形，有点像中国1949年的百万雄师渡大江的消息传遍南方后，地主财阀们发了疯似的向国外逃窜。1975年年底的南越，首都西贡陷落，大批南越人出逃，电影《决战英伦》里的关玉民就是南越特种部队的，自然也得跑，逃跑途中媳妇被打死了，背景就是这次大决战。

 

北越灭掉南越之后非常冲动，准备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瞄准了柬埔寨，随后就去打柬埔寨了。看地图，越南地形就跟个勺子似的，柬埔寨在最南边：

 

1978年12月，25万越南人民军浩浩荡荡冲入柬埔寨，这个时候北方只有三个师防着中国。

 

过完年，1979年2月7日中国就动手了，20多万解放军在重炮和坦克配合下攻入越南北部，三个大兵团开始围攻老街、高平和谅山，此时越南主力都在柬埔寨，看看地图就知道一时半会儿赶不回来。 

 

进攻越南的部队是我军里战斗力比较弱一些的，真正有战斗力的精锐部队全部部署在了新疆，甘肃，北京，东北等地方，这些地方朝着苏联嘛。并且在对越自卫反击战开战后全部进入一级戒备，各野战部队也离开营区，前往设防阵地，准备迎接北方的进攻。

 

对越战争一开始，铁锤砸耗子，越南北部防线的有组织抵抗迅速就崩溃了。经营多年的防线面对解放军重炮轰击就跟泥捏的一样，越军全国总动员，迅速组织了十来万民兵和正规军开始对我军逐步抵抗。

 

不过越军抵抗效果甚微，我军战略目标先后达成。尤其是谅山，对于越南的意义相当于潼关对陕西平原的意义，而且是个大枢纽，谅山被攻陷后，中国坦克部队就可以沿着公路一直到河南，只有150公里左右。

 

这时候苏联带着小弟一起谴责中国。最有意思的是美国，赶紧发了声明，“劝告中、越、苏保持冷静”，并且提议中国从越南撤兵，越南也从柬埔寨撤兵。

 

很多人说中国进攻越南是为了“围魏救赵”，逼迫越南从柬埔寨退兵。这倒是有可能，不过很多人不知道，美国当时也反对越南进攻柬埔寨，倒也不是同情柬埔寨政权，而是担心越南的势力会进一步膨胀，类似日本当初征服朝鲜后势力大增，这是中美都不愿看到的。

 

此时战略目标已经达成，该攻下的城市都攻下了，各种军事设施也被拆坏或者炸毁。考虑到柬埔寨的越军主力也在回撤，邓公见好就收，撤回来了。基本重演了1961年中印边境战役的模式。

 

不过有一说一地讲，这次战争越南是败给了中国的绝对实力，毕竟在绝对实力面前，一切幺蛾子都是花拳绣腿，再怎么强壮的耗子，一锤子下去也是一滩烂泥。但是从微观层面来看，我方表现并不是太好。

 

在参加1979年中越战争的29个陆军师中，基本都是临战扩编的乙种师，训练严重不足，这些部队平时主要的工作是抓生产，也就是种地养猪什么的，山路坦克也不好走，所以整个过程乱七八糟的。

 

越南尽管人数少，但是已经打了二十多年，基层士兵战斗经验丰富，经验丰富的神枪手一坨一坨的，对我军造成了巨大伤亡。而且全民皆兵，这个非常可怕。

 

之前凤凰卫视有个老兵专访，那里边提到几件事。一是说是解放军进入越南后，碰到一个小孩，也听不懂他在说啥，只是觉得他可怜，上去准备给他点吃的，没想到刚松开枪去摸背包，那个小孩掏出一把手枪就把这个士兵给枪杀了。

 

二是另一支部队进入越南腹地后，看见一群越南妞全部光着上身跑过来，愣在了当场，跟在女人们后边的越军游击队突然开火，我军的士兵瞬间就被击倒好几个。

 

还有，进入越南后，面临一个受伤士兵要运回国内的问题，这运输队伍经常遭到偷袭。一个著名的女兵叫“郭容容”，她就是在运送伤病的路上，被越军游击队袭击阵亡的；随后尸体也被烧，只找到一段肠子，据说是唯一一个遗体没回国的士兵。

 

不过这些都是次要的。关键是跟越军交火过程中，我军尽管拥有绝对优势，并且炮火非常的凶，一开战对方的野战工事就被炸了稀巴烂，越军上万人的队伍直接被打得失去战斗力，但是接下来的战斗我军依旧伤亡巨大，越军剩下的那点部队战斗力依旧非常可观。

 

大家可以看看《芳华》里的那段著名的6分钟战斗剧情，非常惨烈，还原度非常高。

 

不过我问过专业人士，说是遭到伏击后能够迅速展开反冲锋、冲垮敌人的，这绝对是战斗经验非常丰富的队伍。如果队伍里新兵为主，情况就非常非常危险。美军在越南那些年反正很少能做到反冲锋，主要是呼叫炮火支援；一场仗打下来，看不见一个越南人的情况非常常见，《阿甘正传》比较写实，里边阿甘就没见过越南人。

 

而且我军当时还没全面装备头盔，绝大部分士兵只戴着个布帽，仗打完后，有三分之一阵亡士兵都是因为头部受伤后不愈。也正是从那时候起，我军开始全面装备头盔，到了“两山轮战”，士兵们基本上都戴上了头盔。所以《芳华》里每个士兵都带个头盔的事不太正常，尤其这片讲的是1979年的事，戴着的却是1980年才研发出来的头盔，多少有点尴尬。

 

更离谱的是，当时刚经历过那几年，军队体系混乱，指挥系统也有问题，经常让某支部队去什么地方，不是走错路就是没接到命令。

 

还有件比较可惜的事是，当时要求部队快速穿插，大批士兵爬到坦克上搭车，坦克不是坐不住嘛，于是大家用背包带把士兵固定在上边，这种情况下，突然遭到突袭后士兵们下不来，导致大量伤亡。

 

士兵也有些缺乏基本的作战素质，比如军迷们都知道，遭到大炮轰击后，不能爬地上，应该是抱着脑袋蹲地上，而不是趴地上。如果趴地上，很容易被震死，浑身没有一点伤，却七窍流血，这就是典型的震伤了内脏。

 

而且我军参谋们太久没打过仗，没发挥出什么作用，事先也没侦查研究道路交通。等到真开打了，遭遇越军决堤水淹破坏桥梁等问题，事先没预案，临阵不知道该怎么搞。尤其出现那种越军防守非常严密的火力点，大批士兵和坦克冲上去强攻，伤亡惨重，等攻下来才发现旁边有条路可以绕过去，既耽误时间，又伤亡太大。诸如此类的问题，完全可以做到事先筹划好。

 

好在越南人没准备，他们正规军和游击队尽管打的很认真，但是扛不住我军炮弹又多又猛，保守估计军民死了十几万，有人估计三十万，绝大部分是被大炮炸死的。正规军的话，他们伤亡6万，我方伤亡27000，考虑到我方有先发优势，并且实力占据绝对优势，这个战损比说实话有点难看。

 

具体过程就讲到这里了，篇幅已经太长。如果大家感兴趣，我后续再开个贴专门写写这段历史。

 

战争结束后，中国方面无论是报纸还是电视以及现在的百度百科，都声称我国赢了，那越南呢？

 

几年前我去越南出差，问一个那边的哥们，我说打完那仗你们恨我们不？他说，咳，恨啥，那场战争其实也是我们不对，不该挑衅你们，后来把你们打得那么惨，那么快就退了兵…我说等等，TMD怎么还做上自我批评了，你们教科书到底怎么写的？他说我们赢了啊，你们打进来了，被我们三个师就赶出去了。我这时候才反应过来卧槽东亚国家果然都特么一个造型，还有另一场战争，朝鲜战争，参加战争的所有国家也都声称自己赢了。。。

 

不过我们自己得心里有数，那场战争之后，以及随后的两山轮战，越南到现在也没彻底缓过气来。

 

越战之后，第二代自带战争权威的邓公走上了历史舞台，组织内也都认可了他对时局的把控能力和对未来的洞察力。

 

最大的输家无疑是苏联，它和越南是联盟，按理说得拉越南一把，但正如前期的预测，苏联没来得及动手，战争已经结束了。这次战争对于苏联来说无疑是一次“违约”，别人打你小弟你都不出手，你还是大哥吗？信用大打折扣。

 

而中国在那次战争之后，也就是1980年，稳定了西南边疆，和西方进入了“蜜月期”。大量的资金和技术输入中国，当然了，结合中国的巨大市场，以及毛主席时代积攒下的全民识字，水利设施、工业设施和统一市场等基础，引爆了工业革命，赶在冷战结束之前步入了正轨，随后全国人民一起使劲，完成工业化，终于用三十年走完了西方三百年的路。

4

 尾声

 

上文也说了，这次越境出击，最关键的意义是打掉了越南这个“亚洲狼”的野心，也打掉了他们北方的部分战争工业和潜力。

 

我们一直都在说，如果“918”的时候东北军能拼死抵抗，搞事的日军基层军官很可能被带回日本国内受审了。

 

正是因为东北军不战而退，导致日本狼子野心越来越膨胀，到最后不可收拾。日本拿到东北后把无数东北劳工推进矿场，然后推进万人坑，以战养战，局面一步步走向不可收拾。对越自卫反击战相当于在“918”爆发前东北军主动出击灭了关东军，当然了，东北军没那个勇气，邓公却有那个魄力。

 

而且，我们上文提到我军在战争中暴露了大量的问题，从那以后我军就走上了漫长的军改之路，那次战争也算是一次警醒。

 

全文到此为止吧，如果大家希望我再多写写具体战争过程和两山轮战，可以点个赞和“在看”，我再找找材料，给大家分享下。

 

转自微信公众号：九边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C42HxK4NfHsCY25s1aeIdA

 

1

看中国，站在哪里看？

看中国站在哪里看，这是出发点问题，更是利益问题。不同的出发点和利益立场会有完全不同的结论。 

对我而言，出发点不是任何经典理论，或普世价值，而只能是中华民族和十四亿中国人生存和发展的现实。

生存和发展是最原初的普世价值。

在这个世界上不存在超越生存发展的普世价值预设。

在这里有两个基本点：

第一，国家强盛，这是中国人生存发展的大根本，舍此一切无从谈起。

第二，十四亿中国人的现实生活幸福。这是最高的普世价值，也是衡量是非的基本标准。

古人云：“利者，义之和也。”就是说，有了道义才会有利益。

我把这句话调整为：义者，利之和也。就是说，道义是从整体利益中派生出来的，而不是从预设观念，或者局部利益中派生出来。

什么是今日中国的整体利益？

那就是经济发展，社会安宁，国土保全，国家强盛，人民幸福。

有益于这个目标就是道义，有违于这个目标，就是不义。

任何理论，它如果把中国推向经济停滞，社会动荡，国土分裂，国家衰败，那么，不论其自我表述多么动听，也不论他在局部多么合理，都是不仁不义。义与不义，只能从事情的结果来推断。

 

2

看到树木更要看到森林

我以下面这些事实，以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来中国发生的变化，作为自己的出发点。 

1、人们的衣着从追求保暖到追求美观。 

2、中国人的饮食发生了根本变化，从半饥饿状态进入全面保障状态，数以亿计的人“天天过年”。

三十多年来，已有六亿人脱贫，最后几千万人的脱贫攻坚战正在进行。人类有史以来，何曾有过政府组织人力物力，到深山老林荒漠旷野搞扶贫开发之事？一个政府自我设定全民消除贫困目标的期限，全世界只有中国政府。仅仅从这个窗口，可知那种将政府与人民对立起来的描述，是扭曲的，不能成立。 

3、数以亿计人的住房条件在二十年间发生了不可想象的变化，这真的是人间奇迹啊。他们的住房水平，是自己多年前梦里不敢想象的。全面的面向低收入阶层的保障房建设正在进行之中。

4、私家车已经普及，中国汽车产销量世界第一。高铁、高速公路体系基本建成。

以上四点是衣食住行。 

 

5.中国每年出国旅游人次上亿，居世界第一。这是一个几乎能说明所有问题的指标，如经济实力，生活水平，自由度，开放性，民众心态，等等。 

6、几千年来农业税第一次被免除，国家还下发农业补贴和养老补贴。 

7、大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普及，开天辟地第一次。 

8、面向全体国民的社保，医保体系正在建立中，开天辟地第一次。 

9、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大幅提高。这也是一个几乎能够所有问题的指标。 

10、中国的外汇存款世界第一，经济总量世界第二，并以历史的必然性向世界第一攀升。

还有，全社会已建立起珍视生命的观念，民众的权利意识和权利保障有了极大提高，人道主义成为社会普遍的价值观，个人自由也基本实现。

这些基本事实和真相，讨论中国问题的人要睁开眼睛看见，那些天天在追求“真相”的人也不能装着视而不见。

世界上一切有理性的国家，有良知的人们，都应该为中国人民感到高兴。中国人民也完全有理由为自己感到高兴，感到自豪，并对这种来之不易的局面万分珍惜。

观察中国问题，首先是立场问题，我们跟那些没有中国的国家民族立场的人没有共同的立足点，也不会有同样的结论；其次是方法论问题，看中国必须基于最基本的事实，才是客观的有效的方法论。

回避那些最基本的事实，只看到树木，却对森林视而不见，那是扭曲。基本观点应该来自基本事实，而不是个别事实。 

从个别事实中可以推导出任何结论，因此这种结论是非常不可靠的，只会把人们的思维引入歧途。

忽略具有普遍意义的事实，专从负面的局部观察社会，并从中推导出具有整体意义的“推墙”结论，是某些情绪偏激的人习惯方法论，表面逻辑完整，实则以偏概全，极不可靠。

当然，负面的局部也应该改进。但这是在服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大局的前提下的改进，而绝不是相反。 

义者，利之和也。

看看上述基本事实，如果这一切还不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总体利益，那么还有什么才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总体利益？

 

3

中国崩溃了，你和你的父母子女也逃不脱

有些人永远拒绝看见中国社会巨大进步的事实，拒绝看见人民生活水平巨大提高的事实，甚至拒绝看见自己的生活水平巨大提高的事实，专门盯着社会的不足之处，并把这种局部描绘为整体，从中得出全盘否定的结论。

不论他们的内心动机如何，客观上已经扮演着阻碍中国强盛的势力之代言人角色，不是想中国之所想，急中国之所急，而是想美国之所想，急美国之所急。 

中美博弈难道真的象有些人描述的那样，是由于意识形态原因吗？

当今美国与俄罗斯的博弈是因为意识形态分歧吗？

是大国之间生存空间和利益空间的争夺啊。

除非中国不崛起，不在经济和货币影响力方面挑战美国，否则不论中国有着怎样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都不可避免地发生剧烈的博弈，如今日之俄美关系。

明白了这个道理，就有必要重新考虑自己的角色。 

有些人享受着中国发展带来的种种好处，享受着政策倾斜带来的远高于普通民众的生活，即所谓中产阶级生活，却不站在中国的利益基点上考虑问题，客观上配合着美国分裂衰败中国的战略利益。这些人太有必要考虑一下自己的立场问题,自己到底应该跟谁站在一起？ 

至少，也要在心里悄悄掂量一下，自己的手中的果实，是从中国的发展来的，还是从别的地方来的？自己的命运是跟谁捆绑在一起？中国一旦陷入动荡，自己的果实还会不会有？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一个人可以犯糊涂，但不能糊涂到为自己、为家人、为整个民族自掘坟墓。

说到底，中国像过去四十多年一样顺利发展，好处你和的父母子女也有一份；崩溃如叙利亚，你和你的父母子女也逃不脱。

醒醒啊！ 

4

不折腾，折腾就是自作孽不可活

中华民族在今天遇到了强盛富足的历史机遇，千年一遇，极为珍贵。

中国如果一如既往再发展三十年，中华民族无疑将成为强盛大国，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在大幅提高的基础上进一步大幅提高；如果改变方向折腾，那么，等待这个民族的，将是万劫不复，万劫不复！

这是两个中国之命运，苍天在上，今天，选择权还在中国人民手中。 

好好生活是梦想，祖国强盛是信仰。

没有信仰，就不可能有梦想。

这个信仰不是抽象概念，而是十四亿中国人民的现实的日常生活幸福，以及作为中国人的自尊感。这是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魂牵梦萦的梦想，这个梦想在受尽欺辱的历史记忆中更是无限珍贵。

我们已经站在梦想之门的门口，没有人能够打到我们，除非我们自己。难道我们能够容忍千年梦想在看到希望之光时毁于一旦？ 

我期望着中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一那一天的到来。

想到自己能够看到这一天，就感到心潮激荡，热泪盈眶，一辈子充满意义。

这一事实也将促使世界对中国的制度选择做出彻底的反省：哦，中国人的选择是有道理的，也是聪明智慧的。 

看中国，看全局、看生存、看发展、看大义。

义者，利之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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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萧功秦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来源：萧功秦论评（ID：xiaogongqin）为什么中美关系近年来会走向持续恶化？在双方博弈过程中，处于相对守势方的中国，应该采取什么合理对策？本文提出以柔克刚；淡化意识形态对峙；用博大宽容开明的形象，来消解外部世界对中国“红色帝国化”的误解；柔中有刚地保持定力。中国在四十年改革中积累的强大国力与文明资源相结合，使我们有足够的力量与智慧来应对未来挑战。
01. 上篇
中美已进入持续冲突阶段
自2019年9月美国国会以414票对0票之比，通过《台湾保护法案》与《与台湾关系法》以来，在美国许多人心目中，中国已经被错误地理解为珍珠港事件以前的日本。
人们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二战时的日本是侵略中国并南下侵犯越南的法西斯国家，由此而威胁了美国利益，这才引起美国的反击，现在中国并没有侵略其他国家，中国所做的一切都是维护自己的主权，美国有什么理由这样打压中国？
在我看来，三大因素引起了美国对中国的对立。
首先，是中国的崛起，引起了美国对自己的世界霸权地位受到挑战的担忧，许多研究者都持这种看法。这确实是一个因素，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十四亿中国人有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权利，没有人有正当理由反对中国经济与国力的发展。中国的崛起可能会引起美国某些人的潜意识不安，尤其是那些极端反华的保守派，但不可能是众多美国人把中国视为敌人的正当理由。

第二个因素，是中国在东海、南海、香港、台湾及非洲问题上的强势行动，克里米亚事件以后，中国对处于封锁困境的俄国的大力经济支持，2700亿美元的石油大订单对于俄国是雪中送炭，本是中国近邻的友善的行动，却被西方理解为“邪恶轴心”的出现。此外，中国与被美国认为具有“核弹嫌疑”的伊朗的商务关系，中国对美国所敌视的津巴布韦、委内瑞拉等国的合作，中国促成南美洲的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并在作为美国后院的该国，租借了被误认为可以用于军事目的的港口（美国对此作出了过度反应，居然撤回了美国大使）。
这些事叠加在一起，让美国人错误地以为，中国正在对外进行全面的扩张，总是在有意地挑战美国，从而认为，中国已经在全球领域取代了俄国，成为美国的头号挑战者，这个理由比第一个理由更为重要。
第三原因，也就是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国认为中国不但在强势崛起，而且是以现代科技武装起来的雄厚实力、以“红色帝国”的姿态，以破坏国际现行秩序的方式强势崛起。
在美国的意识形态政治中，中国近年来一系列维护主权的行动，例如建立东海识别区，在南海建島，加快台湾回归祖国的进程、进一步整治香港动乱等种种维护主权的行动与努力，也被美国理解为“红色帝国”的共产主义向外扩张的行动，从而认定，中国对周边民主地区与以美国为首的世界文明秩序，构成了威胁。

永兴岛航拍图
在美国政客的煽动下，保守派成功地把这种错误判断，变成主流社会共识。美国两党虽然在许多问题上分歧很大，甚至发生严重的社会撕裂，但在对中国的这一认知上，现在却保持高度一致。
我们不少国人总是误认为，美国是资本家社会，是唯利是图的民族，美国人想到的只是做生意赚大钱，其实，这是对美国具有强烈基督教传统文化的误解。美国人在逐利的同时，又是一个具有强烈意识形态倾向的民族，只不过他们的利益考量，与意识形态考量，一旦重叠在一起时，他们才会采取直接敌对的行动选择。
邓小平当年尽可能地避免美国人以这种方式来判断中国。他总是说，“中国不当头，这个头我们当不起”，他还说要“韬光养晦”，他还总是强调“不问姓社姓资”，从而避免激起美国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化的政治解读。这样就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在合作共赢过程中成功地增加了中国的国力，又避免了中国的发展可能带来的中美矛盾与冲突。
随着中国的经济巨大飞跃，国内高调的民族主义情绪逐渐提升。近年来为了提升国内政治凝聚力，为了清理权力腐败，中国在国内加强红色基因与共产主义信仰的宣传教育，对十月革命的隆重纪念等等，在美国却被普遍误解为中国政治向“文革极权主义时代”回归。

中国官方近年来提出的两个“不忘初心”，虽然已经有了十九大国家领导人发表的的权威解释，那就是“不忘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不忘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但仍然被美国方面错误地、望文生义地误解为中国共产党人要坚持退回到“暴力革命”、“消灭私有制”上去的革命初心。
此外，中国前些年来为了加强政府与企业联系，为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与沟通渠道，在一些外资企业与民营企业建立起了中共党组织，也被误解为“党控一切”的“极权主义”制度的复辟。凡此种种，就使美国公众与政府，在对中国发展产生各种疑虑的同时，增加了对中国“红色帝国化”的误解。
一年多以前，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已经公开宣称，“社会主义就意味着贫穷，落后，停滞与专制”，他号召全世界“共同抵制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这已经是一个重大的信号，表明连过去只讲务实经商，不讲政治的美国保守派，也开始讲美国式的意识形态“政治正确”了。
最近，在2020年7月23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的对华政策讲演中，更明确地提出，“共产主义中国已经在我们国境之内，如果自由世界不改变共产主义中国，共产主义中国就会改变我们”。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与中国外长王毅
这也确实表明，美国保守决策精英层，从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立场，对中国的“红色帝国”的错误定位已经成型。美国的当权者已经把中国视为势不两立的敌人。不幸的是，这种态势又在美国得到相当一部分民意的支持。
更为严峻的现实是，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斯金纳，曾经在去年四月的一场电视中发表谈话，她公然认为，中国作为黄种人，无法接受白种人才具有的人权自由观，而俄国人却是可以接受这一观念的白种人。
她发出的一个明确政治信号是，美国当政者应该发动包括俄国在内的白种人，共同应对中国这样的“专制黄种人”的文化战争。美国政客公开号召俄国人，当年中国与美国联手起来，对付你们这个世界老二，现在，该轮到你们与美国联手起来。共同对付中国这个新的世界老二了。
这样，联手俄国共同对抗中国，不但有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美国利益至上论”的理由，而且加上了更严重的种族主义的色彩。
虽然这种极端种族主义的观点，在美国也受到许多有识之士的质疑，但从长远来看，如果中美关系持续恶化，将有可能成为未来美国联俄反华战略的重要选项。
中国与美国之间现在已经进入意识形态冲突的高峰期了。在这种美国意识形态解读下，美国与中国的对立，被认为是“正义国”与“邪恶国”的较量，这就使两国关系进入一个充满更大风险的阶段。
高调民族主义加剧了美国对中国的误解
美国当前的共和党与民主党，都已经明确地把中国看作是继苏俄之后的美国“头号敌人”，美国精英层正在想尽一切办法，在中国还没有真正强大起来以前，让中国重新回归“闭关锁国”，进入他们所希望的孤岛状态，以此来阻止中国对已经陷入困境的美国的挑战。
雪上加霜的是，近年来，中国国内高调民族主义思潮正在进一步膨胀，从若干年以前主张“持剑经商”的《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到“厉害了我的国”，可以看到这一思潮逐渐膨胀的轨迹。
中国某些高调民族主义人士，重新回归“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反帝意识形态话语，与民间的民族主义思潮与情绪之间，交相呼应，相互强化。中国高调派在舆论传播上的优势地位，让美国对此产生严重警惕。
这些网络大V们，不断在强化“中国将在不久将来取代美国”，“美国与中国必有一战”之类的高调：
——十年以前已经有人在鼓吹，如果美国干预台湾事务，中国就要把西安以东的地区，划为核战场，与美国决一死战。
——某公众人物最近说，美国若胆敢公然闯入被非法划给越南菲律宾的南海海域，中国将不惜一战，中国哪怕死十亿人，仍然是世界人口第二大国。
——在中国舆论界颇有影响的某学者公然提出，未来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所谓双赢，就是中国赢两次，所谓的合作，就是合计把美国做掉。
——不久前，有一位高调鹰派学者提出，一旦中美发生冲突，美国人最怕死人，炸沉美国两个航母，炸死他一万人，看美国人怕不怕。
——为了表明中国的强硬立场，某位高调派人士公开宣称，由于台湾绝大多数人支持台独，不接受“一国两制”，所以90% 以上的台湾人都是我们的敌人。
——在最近中美关系日益严峻的情况下，有人还向社会呼吁，要赶快造出1000个原子弹，与美国对着干，中国的发展将把美国“逼回到农业国”去。

中国国内这种高调派的言论，在社会上却拥有为数巨大的支持者，普通国人在信息与国际知识方面，毕竟是弱势群体，很容易受到煽情与影响。这反过来又成为这些勇猛人士自信的资本，通过不断大言高论，来扩大自己在粉丝中的影响力，随着他们的影响力的扩大，在客观上为美国反华派不断提供攻击中国“红色帝国扩张”的“炮弹”。
另一方面，美国的极端反华势力，为了孤立中国，并从而建立起反华的“神圣同盟”，又把中国妖魔化为“新法西斯主义”与“红色帝国”的结合物。
这样，在中美之间，在强强互动的恶性循环中，彼此推波助澜，水涨船高。众所周知，历史上许多战争冲突，往往就是在这种文化误判与利益争端的恶性互动中不经意地发生的。
虽然这些人都是以个人身份在发言，并不代表中国政府的立场，但由于中美之间的误解与猜忌本来已经很深，美国方面会作出这样的错误判断：能进行这样高调发言的人，在中国国内如鱼得水，可以通行无阻，那么他们肯定代表中国官方某种没有言明的意向。因而他们由此进一步认定，中国已经变为“要直接与美国为敌”的第二个德国与日本。不幸的是，近年来，这种对中国的误解已经在美国普通人中变得十分广泛而深入。
美中之间正在形成强势互动
为什么中国在国力有所发展以后，会出现强势的高调民族主义思潮？其实，并不难解释，高调的“厉害国”民族主义的产生，并在国力稍有发展时，就迅速极度膨胀，是有其深刻的历史与文化原因的。
中华民族幅员广大，文化悠久，在历史上备受屈辱，承受了深重的苦难，而又在较短的时期内迅速强大起来了，这就会在相当一部分国民中，产生一种想通过高亢激昂的方式，把长期压抑的屈辱感予以发抒的群体无意识，这样，就会在社会上形成一种高调、张扬、亢奋的民族主义。二十世纪历史上，其他一些国家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凡是大国，受过欺辱，突然而迅速强大起来，就会有这种悲情后的膨胀心态。

其实，在几年以前，在国内先后出版的《中国不高兴》、《中国可以说不》就代表了这种虚骄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中国不高兴》鼓吹中国要在世界上“持剑经商”，“我们要在世界上管理比现在大得多的资源，经济上进行管理，政治上进行指导，我们要领导这个世界”、“未来的资源分配：谁厉害谁说了算”等等。该书在短时期内发行了数百万册，受到相当一部分读者的追捧。
虚骄高调的民族主义者认为，由于中国人百年来受列强欺侮。一直憋着一股气，既没有办法维护国家尊严，也没有办法宣泄不平之气，这股气已经积压了一百年了。现在中国崛起了，中国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自由地充分自由地表达我们百年来压抑的情感了，这种社会心态，在这些民族主义看来，处于世界民族之林中的生存法则，不是和谐相处，而是“有你无我”，“你死我活”。它把和谐社会，和平共处，均看作是“书生之谈”与“误国之论”，书中强调的是“你流氓我也流氓”式的马基维雅里主义，为达到主体自以为“崇高”目标，可以采取不择手段的一切办法。
美国反华的极端保守势力，他们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与中国的高调派相比，其实高度同构的，他们的反华敌对情绪，与中国国内虚骄派之间，正好形成彼此强化的恶性互动。
从古老智慧中获启示 ：毋大而肆，毋富而骄，毋众而嚣
中国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形成让世界瞩目的巨大国力，古老的民族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经济活力，但必须坦率承认，现实的中国如同一个刚刚发育，长了肌肉，充满活力但却在国际交往经验与知识方面仍然不足的少年，在如何融入世界这个问题上，中国还处于不断学习的阶段。
说实在话，在中国两千年的郡县制文明中，在近代中国应对西方挑战的方略中，以及在中国的革命文化中，都缺少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文化经验。
无论是传统中国人心目中的“朝贡体制”与“天下秩序”，还是革命时代以来浪漫的“世界革命论”，或从西方国家舶来的、对外扩张主义的“海权论”，都不能作为中国人现成的认知与处理与世界关系的文化框架。
自秦汉以来，在大一统中央帝国中生活了几十代的中国人，没有与世界打交道的经验？这一论断许多人听上去很不能接受。但这决不是没有根据的。
这是因为，自秦汉大一统以后，中国就是自认为是天下中心，中国的天下观念中，没有竞争的国际意识。在中国人的理解中，只有处于天下中心的华夏与天下边缘的夷狄的区分，在这样一种文化习惯思维中，中国人是无法培养起在国际社会中处理复杂利益关系的集体经验与能力的。

马戛尔尼跪在乾隆皇帝面前呈送“贡品”的讽刺画。（ COURTESY OF THE LEWIS WALPOLE LIBRARY, YALE UNIVERSITY）
近代以来的中国人，在面对新的外部挑战，只能用“阴谋论思维”与“洋人唯利益论”思维来判断对方，这只能体现出一个缺乏对外经验的民族的精英们的思维力的贫乏。一旦发生矛盾，用中华的优越文化资源来战而胜之，或者用吾人的更优质“阴谋论”即“三十六计”来与之周旋，自近代以来，受挫折后的中国人从来就是这样思考国际问题的。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建立起来的清代总理衙门的官员的思维方式就是如此，当代某些国人的思维方式与一百多年以前并无太大区别。
不久前，一位名嘴是这样谈论某个外国的：“这么一个小国家，资源不卖给中国，都过不下去了，还跟着别的国家对中国不好，该给点颜色了。”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位中国学者不自觉的天下观念，与鸦片战争以前的道光皇帝几乎没有区别。
一年多以前，作者参观了河北平山县中山王陵遗址，展厅中陈列的考古出土的一座铜鼎中，铭刻着的几句话。让作者印象深刻，这是中山国王临终前留给太子的遗言：
“毋大而肆，毋富而骄，毋众而嚣。”

临终的中山国王告诉太子，国家大了，就会不顾一切地任意而行；国家富了，就会骄横自满；国家人口众多了，就会喧嚣张狂，失去谦和的态度。
我常常在想，为什么春秋战国时代的这位古代国王，反而能比此后郡县制中央帝国的古人，更能总结出让我们这些处于国际社会的后人受益的深刻的警言？
这是因为，在春秋战国时代，国家多元林立，这是一个众多国家同时并存的、竞争性的环境，相当于古代世界的国际社会，外部诸国并存的多元压力，不断地让竞争危机中的人们激发出警醒意识，这12个字就是理性的警惧意识的表现。
然而到了大一统的郡县制时代，在只有天下，而没有诸国并存的封闭环境中，普天之下，已是王土，率土之滨，尽是王臣，国际之间的对抗与竞争已经不再存在，在大一统的封闭世界里，大必肆，富必骄，众必嚣，就会成为王朝精英与百姓共同的普遍思维习惯与文化心态。这就是高调的“厉害国”民族主义的心理基础与文化基因。
中山国王的临终遗言，他说的十二个字，对于今天的中国人仍然是金玉良言。
02.中篇
美国如何选择敌人：实利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价值叠加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当中国人不得不进入与美国人对峙的博弈大格局之中，就必须对美国的战略文化有所认识。
所谓一个国家的战略文化，就是当一个国家一旦把对手视为战略博弈对象，这个国家为应对这个对手而显示出来的的思维方式与反应方式。这种战略文化，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相对稳定的。特定的战略文化，就会不自觉地支配着这个国家的政治精英与社会大众，影响着他们所作出的重要历史性判断与选择。
根据我的研究与观察，美国人的战略文化具有 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美国确定战略敌人的标准，是实利主义价值与“理想主义”价值的叠加。更具体地说，只要一个国家具备了美国认定的两个条件，就会被美国视为战略上的敌对国家。
第一个条件是，美国认为自己的霸权地位与核心利益受到了对方的挑战。
第二个条件是，美国人认为对方在意识形态上是所谓的“违反人权”、“专制主义”、“法西斯”、“反人类的暴君”之类的“邪恶者”。面对这样的敌人，美国就要“替天行道”，行使上帝的使命。美国人有强烈的传教士式的“道德理想主义”，这是因为，美国是新教移民组成的国家，他们的宗教化的理想主义，远比我们想像得强烈得多。

二十多年前的1998年，我访问过美国民主党竞选总部，记得一位女工作人员曾激动地指着世界地图对我说，“上帝对美国太好了，我们不能单独享受上帝的恩惠，我们一定要把上帝的恩惠带给全世界苦难中的人民。”她说的这些话，就是受这种“传教士理想主义”的驱使。
概括地说，美国人在选择敌人时，会是实利主义动机与与“传教士式的理想主义”动机的叠加。只要美国人把对方国家看作是挑战了美国的根本利益，并在道德上被判定为“邪恶者”时，它就在被美国视为战略敌人。
一般而言，共和党的保守派更多地是强调第一条件，民主党与左派更多地强调第二条件。一个美国不喜欢的国家，并不一定就成为它的敌人；要成为它的敌人，必须具有上述的“双条件性”。即使如此，对方还必须有足够的体量，体量太小，战略影响力不大，即使美国看不顺眼，美国也不会认真对待，例如爱沙尼亚，黑山共和国，都被认为“配不上”成为美国的战略敌人。
从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与日本的互动过程来看，美国正是认定日本符合了这两个条件，所以就把日本视为必须打垮的敌人。

1940年7月以前，美国虽然抗议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但当时的日本只符合美国人认为的道义上的侵略者这一条件，美日经济关系仍然基本良好，美国仍然每年以大量废钢铁卖给日本，并把日本所需要的海外石油的90% 源源不断地供给日本。
然而，日本在此后犯了两个战略错误，第一个错误是加入了德意同盟，成为邪恶轴心的一员。日本的第二个错误是，日本海军在1941年年中进驻了越南金兰湾，客观上对美国殖民地菲律宾构成威胁，日本的这两个举动，被美国认定是自己的核心利益受到挑战，于是把日本视为直接的敌人。
一旦两种价值重叠在一起，就会进一步引发这两个动机之间的彼此强化效应，更具体地说，明明是美国利益至上而产生的敌对，被附丽上“人道主义”的理想主义的道德光环。后者掩盖了前者的自私动机，美国在打击对方时，自己看上去也成了人道主义的“卫士”与“英雄”，新教传教士般的替天行道的使命感，与美国人自我中心的利益至上主义，两相结合，从而可以在美国国内形成广泛的政治动员力与同仇敌忾的号召力。
这两种价值叠加在一起，以至于连美国人自己到后来也搞不清楚，自己发动一场战争，到底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还是出于它的“自由理想主义”的使命感。美伊战争就是一个例子。
为什么美国出手没有分寸感
美国战略文化的第二个特点是，当美国把某国视为敌国，美国一旦出手，往往十分凶猛，且没有我们所理解的日常理性应有的分寸感。
例如在“珍珠港事件”以前，美国总统罗斯福一旦准备对日本下手，就会向对方提出很高的要价，1941年11月，美国发出了《赫尔备忘录》作为最后通牒：如果日本不满足美国提出来的从中国全境撤军的要求，美国将对日本进行石油禁运。日本在美国巨大的施压下，发动了妄图死中求生的珍珠港事件，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
其实，当美国总统下达极端施压的最后通牒时，美国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出手实在太重，远远超过谈判对手日本的承受力，更何况当时的美国全国都又并没有做好对日战争的准备。当时日本可以动员近五百万军队，而美国只有二、三十万从来没有打过仗、甚至从来没有整师演习过的的军队，美国军人数量在世界上的排名只是第十九位。现有的历史档案资料证明，罗斯福事先完全意料不到日本会发动珍珠港偷袭。

1941.12.7日本偷袭珍珠港
美国为什么要么不出手，一旦出手往往出手太猛，没有分寸感？甚至在没有做好战争准备的情况下，就对日本极限施压？这与美国战略文化中的一些特殊因素有关。
首先，美国决策层总是习惯于认为，自己作出任何选择，都有着强大的国力支撑。众所周知，太平洋战争以前，美国国力与军工生产力是日本的十三倍以上。这就是美国决策层自认为的底气。国力强大，使美国人认为不必为任何失策付出代价。
其次，美国认为自己对付挑战者时，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失败过，自美国建国以来到现在，他们先后打败了西班牙、英国、德国、日本与苏联这五大挑战者，他们自认为有充分自信，也并不担心由此会产生的后果与代价。
第三，美国强势的外交文化，与美国的基督教伦理有关，一旦把对方视为自己的“邪恶对手”，认定自己是受“上帝拯救苦难生灵的神圣使命”所召唤。本国的实利主义、自由民主理想主义、宗教意识形态使命意识的叠加，会让这个民族在国力的支持下，使他们的精英，完全可以不考虑由于对外部实情了解的缺失所造成的决策疏忽。
他们后来取得胜利之后，他们也很少去反思以往分寸感缺失产生的经验教训。美国大众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远不如其他国家对美国的了解，也造成美国决策思维的背景知识缺陷。
美国两党已经把中国视为珍珠港事件以前的日本
三年以前，一位对华友好的美国历史学教授，就深怀忧虑地对我说，美国对华友好的情绪正在发生逆转，一旦转过去，就基本上不可能转变过来了。
雪上加霜的是，由于疫情的全球蔓延，由于美国政府应对疫情的种种低级错误还在不断发生，美国已经有数百万新冠病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社会上一种怪罪中国的非理性的情绪也民众中蔓延。美国民粹主义政客向中国“甩锅”，把责任推向中国，就会极大地迎合美国民间对华的非理性情绪。从而获得选票。
特朗普因疫情处理不力，对其选情极为不利，出于对2020年11月大选前的特殊政治需要，使这位具有冒险性格的另类总统认定，那怕冒一点风险，强化中美之间的敌对关系，对他的选情是有利的。美国太需要一个敌人了。即使爆发一场有限的战争，趁机宣布中美之间进入战时状态，都是可以考虑的政策选项。
千万不要小视一个民族非理性心态在特定条件下对历史选择的影响力，新冠疫情在美国引起社会人群对中国不满情绪，包含着许多无法言明的非理性因素。它将在一定的情况下，极度膨胀发酵，一定要防止这种“负能量”心态被美国反华派利用，引发的仇华心理在美国社会的蔓延。
众所周知，罗斯福连任四任总统，不都是每次大选选出来的，而是由于宪法赋予总统在战争时期有自然连任的特权。中美关系不但已经进入多事之秋，中美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正由于美国国内的政治原因而正在急剧增加。
自今年以来，中美关系正在进入1941年9月太平洋战争以前几个月那种状态。令人忧虑的是，目前还看不出有任何强大的因素，在扭转这种趋势。
就在最近，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在夏威夷珍珠港的密苏里军舰上发表演说，称“美国对世界的承诺如同1941年，美国将随时准备与任何敌人作战。并捍卫任何朋友。”“当今需要以实力求和平，”“自由国家不能坐视法西斯夺权”。
美国当权者的这些高调言论，强烈的暗示着美国那边已经把中国视为珍珠港事件以前的日本。
美国国防部并于2020年9月1日公布中国军力报告，美国副助理防长表示，美军随时做好准备，听命美国总统指挥。摆出了一副马上要与对手打仗的样子。
按照中美关系中的这种恶性循环的发展速度，有人说，中美之间的战争什么都不缺，唯一缺的就是流血事件了，一旦出现流血冲突，中美之间出现断交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
在双方高度不信任条件下要防止陷入两国直接战争
自从美国宣布关闭中国驻休斯顿使馆以来，当下美国保守的当政者已经处于主动找事的进攻阶段。
一般人都认为，中美直接战争的可能性很小，这确实是按照常理来判断，然而我要指出的是，人类的决策理性经常会犯不自觉的错误，而在双方高度敌对的条件下，这种决策理性错误还会因对方反应的过度而进一步叠加，最后在谁也控制不了的情况下双方被迫进入战争。
历史上大部分战争，都是在双方都原以为战争打不起来，但却由于双方决策过程中出现的恶性互动而意外地发生的。作者不久前新发布的公众号《太平洋战争是如何爆发的》就是分析这样一个典型战争个案。
在中美之间，在美国已经把中国定位为“威胁美国利益与安全”的“红色帝国化”的危险国家的前提下，由于双方控制不当，而从局部冲突爆发为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千万不能低估。
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从美国掌权精英的背景来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国务次卿布拉托，国务院参谋参赞布雷克布，国防部长埃斯珀，几乎都是青一色的“西点军校派”出身。美国最重要的国务院与国防系统，已经都换上了超级大鹰派人物的情况下，中美之间爆发战争的概率正在进一步增加。这一点一定要引起严重关注与警惕。
恰恰正是这几年，国内“战狼式”的公共话语变本加厉，大行其道。中国那些高调派名嘴，并不是洞悉国际复杂问题的战略家，他们只是同仇敌忾的宣传家，鼓动家。稍有知识的人都可以看出，这些高调派名嘴对时局的判断是十分浅薄的，有是非常可笑的。
然而，高调派在美国保守派最需要与中国决裂的时候，为后者源源不断地提供授人以柄的“炮弹”。美国反华保守派可以更坚决地认为，把中国看作自己的“头号敌人”是做对了。
另一方面，美国保守派由此做出的强烈反弹，对中国的不断干扰与施压，又会不断在中国民间大众中，激发起受迫害的历史悲情，普通朴素的老百姓毕竟信息与知识有限，纷纷成为高调派的铁杆支持者，而受广大“民意”支持的优势，又不断被高调派用来证明自己的政治立场，是何等鲜明正确。为获得更多的粉丝，甚至置国家政策于不顾，煽动民粹情绪，让中美对立水涨船高。
高调派正在做的事，正是美国致力于中美“脱钩”的保守派希望中国做的。美国保守派的漫天要价与打压，又进一步让高调派在民间如鱼如水。明智理性温和的的声音，都在国内被视为“亲美派”而被边缘化。中美之间在近年来已经陷入如此恶性循环。这种双方强强互动，温和理性派被边缘化的情况，与太平洋战争前的日美两国互动的情况已经相当接近。
对于中美关系来说，最危险的，还不是台湾问题，而是南海问题。如果应对不慎，在局势发生进一步突然恶化的条件下，美国有可能会就南海问题向中国进一步发起挑衅。
要警惕美国极端鹰派可能在美国大选前采取一些极端举措。例如，美国直接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限期”要求中国从南海岛礁上撤离所有的军事设备，否则对其进行清除。他们可以振振有词地以海牙法庭的“仲裁”为依据。并以此拉拢南海周边国家共同对付中国。
一旦美国悍然炸毁我们扩建的南海岛礁，中国可不可以通过以牙还牙的强势反应，来解决问题？中国人是否可以用自己的“极限施压”来反制美国的“极限施压”？
不久前，作者在影响很大的某视频上，就看到一位颇具权威的军事学教授公开表示，如果美国悍然轰炸我南海新建岛，我们可以直接轰炸关岛美国军事基地，作为对等性报复。
如果这真的成为中国的选择，那么，让我们通沙盘推演来看看会发生什么。
中国一旦轰炸关岛，那就是中美之间直接进入战争状态，这正是美国正在执政的反华保守派求之不得的。可以肯定的是，在目前中美处于敌对状态的情况下，轰炸关岛基地，必将刺激整个美国民意，美国政府就会像当年珍珠港事件后一样，或者像小布什当年攻打伊拉克那样，轻而易举地得到国会高票通过对华战争授权。

由于如前所分析的，美国人一旦把某个国家视为敌国，它所作出的反应，从来就是没有分寸感的，他如何出手，决不能根据我们一般的“对等反应”的常识推论来判断。正因为如此，下一步，美国极有可能不顾代价地把中国现有的航空母舰与主力战舰直接作为攻击对象。并妄图一举把中国海军力量在短时期里打垮。
如果美国这样做的话，这势必激发中国人百年以来的民族主义的悲情与义愤，中国必须作出最强烈的反应，才能满足社会大众在民族危机时代对政治合法性的要求。中国的国力也能在相当一个时期内支持这种民族心理。中国此后作出的任何强烈反应都是可以想像的。
如果美国进一步攻击我们，我们该怎么办？这位视频上的军事学教授在视频里表示，我们将趁此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去准备武统台湾。一举实现中国的大一统。
如果我们开始全面准备武统台湾这一步，美国极有可能采取以下极端措施：趁机撕毁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与台湾直接建立外交关系。甚至故意煽动台湾独立，刺激中国进一步对台湾动武。
如果我军进入台湾岛，下一步的可能性是什么？美国方面会出兵与中国直接打仗吗？
在这种情况发生时，美国最大的可能是，它本身并不参战，但却利用美图的高科技优势，有限封锁中东的霍尔木兹海峡、印度洋、马六甲海峡，用无人机控制的水雷，阻断中国与中东地区的石油通道。以迫使已经登陆的我军退出台湾。
众所周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70% 左右的石油必须从中东输入，一旦供给中断，后果堪忧。根据美国现在的科技能力，美军无人机完全具有自动识别中国油轮的能力，用自动识别器制导的水雷攻击中国商船与油轮，不炸其他国家通行船只，在技术上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
中国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为了生存，是否可以用原子弹去炸美国本土？中国有600枚呢。然而现实情况是，美国至少有6000枚。比中国多十倍。
再下一步呢？可以调侃说，再下一步就是双方需要用石头和木棍了。不过是可能在50万年以后。
这种赌国运的前景没有任何人愿意看到
这位军事学专家不知是不是想到过这些问题。但愿这位专家仅仅代表他个人不成熟的意见。
有人说，美国连朝鲜这样的有核小国家都不敢碰，他们怎么可能与中国发生战争呢，其实这又是错误的判断。过去几年里一些高调派正是以此为立论基础的。
实际情况是，朝鲜国力太弱，根本不可能像中国那样，对美国的自认为的霸权地位与实际利益构成真正意义的挑战。
其实，美国对于朝鲜的存在，实际上是无感的。正如一个哪怕疲惫的大象，对于有刺的蜜蜂，也不会有多大兴趣一样。
中国则不同，中国被认为是一个 “刚断奶的战狼”，却不自觉地唤醒了一只“沉睡的老虎”， 在美国看来，中国有在未来取代美国成为新的“世界霸主”的野心，威胁现行世界秩序，虽然这只“老虎”早已经没有过去的年轻态。正因为如此，在美国看来，在真正强大起来以前的中国，才是它必须对付的敌人。
还有人认为，美国是一个多元社会，从这次疫情来看，美国社会内部分裂得很严重，一旦与中国开战，美国社会内就会分成主战派与主和派，像美国这样一个分裂的多元社会，是无法形成统一的战争意志的。
这又是对美国战略文化的不了解，珍珠港事变后的美国就是明证，一旦美国国内已经形成“中国是挑战美国核心利益的红色帝国”这样一种社会偏见，一旦进入中美战争状态，美国所具有的内部聚结力与战争动员力也会异常发挥，这是值得警惕的。正如当年“珍珠港事变”以后的美日太平洋战争一样。美国战争鼓动者正需要一场战争来重振美国经济，正如1929年经济危机后，认为太平洋战争重振了一次大战以后的美国经济一样。
柔性冷战也并非好的选择
直接军事对抗对于双方来说，都充满风险与巨大的成本代价，大型战争对抗的概率，如果有意识地控制，毕竟较低，那么，轻度的软对抗将会如何？
这种冷战式的软对抗，将在军备竞赛中极大地消耗中国的财力与物力，苏联就是在冷战时代的长期软对抗过程中被拖垮的。

这种战略最有利于美国实施让中国与世界“脱钩”的目的。也恰恰正是美国反华保守派通过低成本遏制中国发展所希望的。
另外，美国还可以在“软对抗”过程中借刀杀人，例如鼓动印度充当马前卒，与中国进行边境上的的局部战争或军事冲突。印度是大国，其国力在近十年来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中国与印度之间一旦爆发战争与冲突，由于双方都有巨大的战略纵深、资源与人口，双方都具有极其强烈的民族主义，那种战争将是持续许多年的，甚至没完没了的。中印战争是美国人心目中最理想的代理人战争。
美国甚至可以通过中印之间持续多年的消耗国力的战争，来不断削弱中国力量，印度一旦在中印边境战争中吃亏，由于印度在印度洋上的海军优势，美国还有可能鼓动印度对中东地区的霍尔姆兹海峡到印度洋的中国石油船只进行封锁与威胁，美国将由此渔翁得利。
美国还有可能利用它的资源，利用周边国家与中国曾经有过的矛盾，形成对中国的全面包围。除了印度以外，俄罗斯、朝鲜、蒙古、越南、日本都有可能成为美国对华战略中的拉拢对象。实际上现在美国已经开始有所动作了。
成熟的中国面对挑战要有足够的定力
在上篇中，作者分析了中美恶性互动的各种原因，本文是中篇，作者旨在于对美国的战略文化的特点进行解析，目的是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这个博弈对象的特点与反应方式，在本文里，作者还指出，直接发生中美硬碰硬战争与全面冷战，都不是合理的选择。
所有这些分析，都是为下篇中提供的建议，作一些分析准备，在下篇中，作者将对如何处理中美关系，提出一些个人建议。
岁寒而知松柏之后凋。中国是一个久经苦难并坚忍不拔的民族，我们爱好和平，珍惜二百年来好不容易才获得的这四十年来的长足发展的国运，四十年来的发展，也让中国不再是一个弱国，我们完全有理由保持充分的自信与足够的定力，来迎接未来的挑战。
03.下篇
在《中美关系的新思考》的上篇里，我分析了美国误把中国视为正在崛起的“红色帝国”，从而美国与中国之间正在形成恶性互动。
在中篇里，我指出，根据美国的战略文化的特点，美国在判断战略敌人时，是美国利益至上的“实利本位主义”与“基督教道德理想主义”两种动机的叠加，只要对方体量足够大，被美国人视为挑战了该国的重大利益，并在“道德上”被判定为“邪恶者”，符合“两条件论”，就会被美国视为“战略敌人”。对于战略敌人，美国人一旦出手，往往是没有分寸的。
中篇还指出，无论是直接发生中美战争，还是中美之间陷入长期柔性冷战，对双方都不是合理的选择。中国与美国不能赌国运，我们必须理性地应对即将到来的挑战。防止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基于以上历史考察与现实分析，本篇认为，从博弈论的角度看，就是要如何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避免中国的比较劣势。在我看来，中国人必须考虑到处理中美关系的五个大的原则。本文并不涉及具体策略问题。仅就这些比较大的原则，提出一些个人初浅的看法。
理性地对待美强中弱的客观态势
在审视中美博弈大格局时，要先立其大。也就是要从力量对比的大局出发来看问题，这个先立其大，包括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美强中弱。第二个要点是，美国不是铁块一块。
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在四十年以前，还是一个人均收入仅300美元的、几乎处于完全闭关锁国状态的后发展国家，中国的起步基础就是很薄弱的，虽然在4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取得很大的历史性进步，中国与作为世界霸主的美国在国力上的差距已经缩短，但在中美博弈中，无论从基本国力，高科技力，文化力（话语力）、资源动员能力、军事力、国际统筹力等诸多方面，对方都是强势方，我们是弱势方。
对这种强弱对比的认识，应该是我们考虑问题的基础。任何有点常识的人，只要不被亢奋的浪漫激情所支配，而是尊重客观事实的，都应该承认这一点。万不可让虚骄民族主义与“厉害了国”的浅薄的大言高论，来模糊了这一基本认识。这应该是我们考虑问题的基本点。
第二个要点是，应该看到，美国内部并不是铁块一块的。这就让中国在审时度势的前提下，有相当的空间来发挥自己的优势。
从高层层面来看，美国虽然有极端反华的超级鹰派，并且现在正执掌了一些关键部门的权力，有着看上去十分强大的话语权与影响力，但是，另一方面，美国总统与极端强硬派之间，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特朗普对于极端保守派军方，仍然有意识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就在不久前（2020年9月），特朗普就在白宫公开发表言论说，“五角大楼的领导人可能并不喜欢我，军队高官只想发动战争，让军火商谋利”。“他们满脑子只想打仗，让那此制造炸弹飞机的公司都保持快乐。”

特朗普说这些话决非偶然，因为特朗普并不希望被军方的好战派绑架，他作为一个务实的商人政治家，与固执于保守意识形态的军方并不完全一致，他也多少意识到中美极端恶性互动与两败具伤，会对美国经济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只是他在极端施压时，不愿意让对方知道这一点。
其次，虽然美国反华派确实想孤立并斗垮中国，但美国是一个多元社会，美中在四十年合作中，由于经济发展阶段与各自的比较优势的不同，具有极大的经济合作的互补效应。双方在经济合作中已经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因为如此，在美国社会的各个领域，美国有着为数众多的由高科技精英、中产阶级、企业家阶层构成的对华理性温和派。
就以美国芯片产业而论，中国是美国芯片业的最大的买家，如果失去了中国这样的大用户，以高投入为特点的芯片产业就得不到高回报，这一产业就难以有可持续性的发展，美国高科技产业与中国的相互依赖度是很高的。

另一方面，中美经济的彼此嵌入程度也很高，四十多年来，中美贸易增加了250多倍，支撑了美国260万个就业机会。7万多家美国企业在中国投资兴业，绝大多数都在赢利。中美经济不可分的密切利益与互补关系，这是美国对华温和派希望与中国关系得以良性发展的基础。这些都是支撑中美关系良性发展的积极因素。
虽然，在目前的情势下，在美国现在的反华气氛中，这些理性温和派不便站出来发表有关中国问题的客观理性的言论，因为他们感到麦卡锡主义的威胁。二年前，我参加一个中美双方学者都参加的讨论会，一位美国朋友当时就告诉我，本来美国有许多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都答应参加这次会议的，但后来都取消了行程，原因是，他们担心会在美国被视为亲中国的“美奸”。这种现象表明中美关系恶化的程度。
然而，只要中国持之以恒地保持理性的克制态度，随着时局的变化，一旦中美关系有缓和的气氛，经过一段时期的良性互动，他们就有出来讲话的意愿。并能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从而有效地制衡极端保守的反华派。
美国社会内部存在着希望中美友好的广泛阶层，这是中国在博弈中的一个有利条件，但这个有利条件必须在中国不被认为是“红色帝国”的前提下，在双方并非剑拔弩张的气氛，并保持足够缓和的状态时，才有可能发挥作用。
相反，一旦在意识形态上双方进入硬碰硬恶性互动，在美国“政治正确”的压力下，就会使美国内部的务实温和派，不得不受到极端派压制，这种有利于中美良性关系的美国多元性的制衡力量就会失去其影响力。
基于同样的道理，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一个商人政治家，在意识形态政治淡出的情况下，会按商人的逻辑，在商言商，就事论事地与中国进行利益交换与协商，解决彼此的矛盾分歧，正如几年前那样，他甚至会超越美国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称赞中国与中国领导人。但在意识形态冲突强化的条件下，他会摇身一变，扮演成反对“红色帝国”的美国“英雄”，两年前他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已经表明他具有这样的两重性格。
中国在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随着中美经济与文化、社会合作的加深，美中两国都有着巨大受益群体，中美之间具有结构性的矛盾一面，也有结构性的融合的一面，正确的做法，是促进、鼓励、加强结构性的融合，以此来缓和中美关系的紧张。
以柔克则，以静制动发挥＂水＂的柔性智慧
基于对中美博弈大局中，美强中弱与美国多元性的判断，中国方面合理的对策，只能是以柔克刚，以静制动，理性内敛，而不是以牙还牙的硬碰硬对决。
从博弈论的角度来说，在强弱双方的对峙处于白热化的危机状态下，弱势方以柔克刚的好处是，在保护本民族利益的同时，避免过度刺激对方，引起强势对方作出缺乏分寸感的过度反应。
原因很简单，强者一旦作出强烈反弹，由于它掌握更强大的资源与动员能量，足以利用其优势，产生对弱势方不利的效果。重则伤国本，轻则不得不被对方拖着走，中了对方让中国与世界“脱钩”的圈套。
在这种情势下，弱势方的中国，尤其是要避免擦枪走火的流血事件，因为这会为对方反华派提供强烈的、无分寸的反弹的借口。
当然，以柔克刚，决不是放弃斗争，而是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基础上，坚持原则，坚定地维护民族利益。关于这一点，本文后面还会谈到。
所谓以静制动，就是要忍辱负重，知其雄，守其雌，低调稳健，据理力争，对于对方的挑衅，不必事事作出对等性反弹。
因为对等性反弹，反而会落入对方强迫中国与世界“脱钩”的陷阱。“养锋锐以和平，戢嚣张于坚定”，争取在时机成熟时，来促使局势峰回路转。
从目前大趋势来看，特朗普连任的可能性很大，一旦特朗普继续连任，选票因素不再存在，通过制造紧张局势，通过刺激美国国内“爱国主义”的方式，来挣取选票的政治手腕就不再有用，而通过与中国合作来振兴美国经济，对于第二任期的特朗普来说，仍然具有相当的吸引力。中美关系仍然有着转圜的机会。但关键条件是，此前没有发生重大的、不可逆转恶性事件。
在美国大选以前的这段时间内，是中美关系充满危机的时期，一定要用我们的理性与智慧，以博大坚毅的襟怀，防止高度不可预测事件的发生。
淡化意识形态对峙就事论事，用常识说话
正如上篇与中篇所分析的，中美恶性互动的根本原因，是从奥巴马后期到特朗普执政期，美国对“中国红色帝国化”的误判，触动了美国利益至上的实利主义，形成这两大动机之间的相互强化效应。
正因为如此，解决矛盾的一个关键是，我们中国人在处理与美国关系时，不要把中美矛盾简单地上纲到“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的你死我活的意识形态对峙与冲突。要就事论事，“在商言商”，用常识说话，避免用高调的意识形态思维，来处理复杂错综的具体矛盾。不可让对方借此强化“中国是红色帝国”的刻板印象，不要用“革命”意识形态来对抗“反革命”意识形态。
其次，用传统的国际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理论，来解释中美冲突，从逻辑上说，那就一定会让一些人顺理成章地要在国内找“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找国内的“第五纵队”与“亲美派”。
文革时代的极左民粹主义，就会在社会上被重新激活，四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企业家、知识分子、华侨、留学生，有海外亲属者，都会成为被打击对象与“亲美嫌疑”，由此产生的路径依赖与连锁反应，将会导致全社会政治生态失序与社会失控，反改革开放的极左民粹主义思潮，就会乘势如虎添翼地恶性膨胀。中国就有可能出现文革式的的历史倒退。
如果我们沿用“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老套路，来解读中美博弈，美国则会认定中国是在动员全世界的共产党，联合起来对付“国际帝国主义”，这样的双方恶性互动，会变得“非正即邪”，你死我活。美国保守反华派则如鱼得水，会以此来“证明”中国是“复活了的红色帝国。”
即使从博弈论的从成本与效益核算出发，这样做的“性价比”也实在太低，是很不值得的。
正因为如此，处理中美关系的方法原则，就只能是尊重多元，尊重常识，如果双方都能用常识理性来处理彼此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就能在常识领域，找到彼此的同类项与公约数，就会发现通过彼此的妥协，实现合作共赢，才是最有利的选择。
只有晓之以情，喻之以理，在面对分歧时，双方都要尽量避免使用骂街式的、恶化彼此情绪的攻击性语言。中国人只有坚持原则，据理力争，才能化解畛域，争取到广大美国人民的理解与同情。
此外，特别重要的是，在中美博弈过程中，处于相对弱势的中国，要警惕在受到比较大的压力时，本能地陷入“刺猬式的自我退缩性的反应”。
所谓“自我退缩性反应”，就是在外部强大压力下，弱势一方本能地因紧张而退缩，如刺猬一样，进入封闭的状态，以此来获得自我安全感。
更具体地说，就是在美国的对抗压力下，中国采取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各个方面重新全面自我封闭，并强化左的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宣传，以此来作为自我防御的手段与对策。
“自我退缩性的防御反应”所导致的自我封闭，以及由此造成在中国的全面“脱钩”，正好是美国反华保守派所希望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领导层对此都有明确的清醒的认识，中国决策层提出，“要用高层次的开放，来促进深层次的改革。”中国领导层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这是十分正确与有远见的智慧之举。只有高屋建瓴，阔视远想，才能击败反华派迫使中国世界脱钩的图谋。
用新的政治话语来消解西方“红色帝国论”的误解向世界展示中国博大宽容与开明的形象

中美关系恶化的关键，是美国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认定中国正在走向“红色帝国化”，要消除西方对中国是“红色帝国”的误解，可以通过使用西方人能理解的新的政治话语。
这种政治话语，一方面，要表达中国与世界文明相互融合，中国并不是西方某些人想像的世界文明的“异类”，中国与世界各国追求并共享人类共同的美好价值，另一方面，要强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于本民族追求现代化与人民幸福目标的重要性。
应该明确指出，中国决不是西方人误以为的“红色帝国”，所谓的红色帝国，在西方人的语境中，指的是这样一种体制，即通过世界革命、通过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统制经济的方式，以暴力革命方式，实现世界共产主义目标的革命体制。
然而，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的中国，通过建立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对外开放，以市场经济的积极参与者的姿态，积极参与并拥抱全球化，在意识形态上，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取代了过时的教条主义。在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共赢中，创造未来，中国根本不是某些西方人心目中的冷战时代的“红色帝国”了。

中国决非西方人误解的“红色帝国”，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中共领导人的重大理论表述中看到。在2018年5月“纪念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大会”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这篇由政治局全体委员出席的隆重大会讲话中，系统全面地阐述了中国执政党人对世界的看法。
这篇讲话充满了新时代的精神，在整篇讲话中，超越了“阶级斗争论”、”无产阶级专政论”，超越了“唯暴力革命论”与浪漫的“世界革命论”。
讲话中还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论述，还论述了中国与世界融合的大趋势不可阻挡，提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人类交往的世界性，各国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频繁，更紧密”，“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里，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他”。
这是何等鲜明的新时代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些新表述，都充分表达了中国人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决心与意志。
我们应该根据这一讲话精神，处理意识形态与外交与国际事务的关系，化解国外对中国正在以“红色帝国的方式”崛起”的误解与担忧，为重塑中美关系，提供指导思路。
西方人最大的误解是，把中国的一党领导下的体制，视为“极权体制”（Totalitarian regime），这个概念把列宁主义、斯大林、法西斯主义，都用“一党政治”来概括，并将它们混同为同一类体制，从世界政治学领域来看，西方保守派人士的知识谱系中，具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一党领导体制，都被理解为“极权体制”。这种观念在西方政治学与意识形态中是一种主流观念。必须对此有中国人的回应。
如何化解西方人对中国现行体制的误解？可以向全世界说明，自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从改革以前的旧体制，转变为一种“发展型体制”。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一时期需要政府具有强大的权威，以保证转变时代的政治稳定与经济进步，中国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功，正是邓小平以来，通过执政党的铁腕，通过解决八九风波与邓小平南方讲话，先后让体制内的极左派与社会上的极端自由派思潮，在中国政治生活中被边缘化，并迎来了经济改革的一波又一波浪潮。
中国的成功，正是这种“发展型体制”的成功，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这种体制是中国人改革开放鲜活实践的产物，却在国际政治学中，尚没有予以充分研究。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会一步一步在自己的经验摸索中，找到符合本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发展道路。
中国将通过自己的实践，探索自己的民主道路，将来的中国也决不会变得和西方一样，中国这样一个如此体量的、有着厚重的本国文明的超大型发展中国家，它的社会主义民主形态，当然有着本国的特色。其中也包含着革命时代积淀下来的新文化特质。
至于未来中国民主采取什么形态，这是中国人在探索过程中集体经验的结晶，这一切还在探索过程中，我们还无法对其进行具体的描述，但肯定包含着人类的共同经验与本国经验的结合。
更具体地说，四十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现行体制，就是一种在中国人的集体经验中摸索出来的、尊重社会经济文化思想多元的、用常识理性为基础的“发展型体制”。（在中国民间，也有学者包括作者本人，称之为新权威主义。）
当中国人用“发展型体制”的话语，而不是用革命意识形态的传统话语，来应对西方挑战，并处理中美关系时，就会有几个显著的优势。
——首先，它强调政府保持强大集中性权威，是为了超大型国家经济整合与社会发展稳定的需要，而不是为了浪漫的“世界革命”的组织需要。这种权威是一种后发展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旨在于引导与整合资源的权威。
这种话语思路比较能够得到西方社会大众的理解，让他们摆脱反华保守派意识形态的煽动。几年前，一位西方记者在电话采访作者本人时，作者提到新权威主义的这一优势，这位记者说，你这样说，我们美国人就能听懂了。这表明这种论述，在西方社会是可以被理解与可接受的。
—— 其次，它保持了具有本国特色的民主治理的方向感，而这种民主方向，并不以西方式的民主为归依，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西方简单的一人一票大选式的民主，很难避免广场民粹主义，中国的民主，是一种旨在于集思益中形成的集体经验。
这样，中国就不是世界是的异类，而是人类文明殊途同归的兄弟。中国民主的发展也将为世界处于西方民主困境中的人们，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参照物。
—— 第三，这样的表述，淡化了意识形态对峙。对消除西方人的“红色帝国”的迷思（Myth），具有积极意义。
这种中国特色的发展型体制，强调了民主、自由，法治、公平的精神是中国与世界各民族共同追求的目标，同时，又强调了集中统一领导在在实现民族富强的现代化目标这一阶段的历史必要性，这就一方面赋予中国“发展型体制”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在保持本国政治的特色的同时，又满足了全世界对中国未来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期待。中国将被世界更好的理解。
中国决不是世界政治的孤岛，中国将被全世界更加友善的理解，它所造成的双方理解，也会以成为中美重塑新关系的桥梁。
要强调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最大受益者，也是真心维护者，中美之间没有根本的不可解决的矛盾，中美之间应该是朋友，而不是敌人。通过坦诚谦和的方式，而不是彼此骂街式的对抗，与美国与世界各国对话，持之以理，感以至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就能够化解轸域，别开生面。重塑中美之间的新关系。
退而言之，这样的话语表述，并不意味着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利益冲突会由此消失，但至少这种利益冲突不再与意识形态冲突叠加在一起，而火上加油。这种对立的剧烈性将大为减弱。
柔中有刚，保持定力
在处理中美关系问题上，既不能高调，也不应自我妄自菲薄。首先，中国已经不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侵华以前的那个老大弱国，中国已经有足够的国力与社会凝聚力，来应对外来挑战。中国入选全球500强的公司数量已经超过美国，这一事实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中国国力已经可以与美国相比，而在于，中国持续稳定增长的趋势没有发生改变。
只要中国不要因战争而中断自己的进步趋势，中国的比较优势将持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时间在中国一边。
据世界银行预测，中国是今年全球唯一一个有望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国具有世界上唯一齐全的产业门类，中国经济实力，中国的社会动员力量，政府的组织力量与军事力量，都在应对新冠疫情过程中，让世界印象深刻。这些都是中国的综合国力的体现。
其次，如果已经成为敌对方。一旦向美国示弱，一味退让，反而会让美国人自以为是，狂妄自大，反华派也会更没有分寸感。这将与事无补。
第三，美国本身也有其严重的内部矛盾与困境。美国的民主也确实陷入到保守的民粹主义与激进的平等主义之间的严重价值冲突危机之中，美国社会的撕裂状态，是前几十年所没有的。
其次，大选前的美国正面临一场宪政危机，特朗普的私人律师说，特朗普一旦败选后，将会拒绝交权，拜登则表示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他将运用军队把特朗普送出白宫。虽然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有多高是个未知数，但美国本身的危机也使这个国家并不如我们看上去那么强大。这与当年罗斯福总统应对日本帝国时的美国内部团结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
第四，美国的极端反华派竭力想与中国脱钩，但在中美利益相互嵌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格局下，脱钩主义是两败俱伤之举，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美国所需要的工业品大部分来自中国，美国的农产品与高科技产品也无法卖给中国，高科技的高投入性质得不到高回报，也无法支撑。这些不利因素也是致命的。
正是基于以上分析，中国必须必须有足够的自信，沉着应对，柔中有刚，不主动刺激对方，又在对方主动出击时，表现出自信与勇气。
西方有一句俗语，“刺刀碰到石头，也会缩一缩”。在双方博弈中，处于暂时的弱势方，也应具有这样的态度。
以柔克刚，体现的是水的智慧，水的智慧并不在其柔弱，而在于水滴石穿中体现的持续的“时间优势”。
以柔克刚，与柔中有刚，如何刚柔并济，两者如何统一，需要的是政治智慧。
写在书写历史的时刻：保持信心，走向美好的未来
有朋友问我，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我的回答是，总结两千年帝制文明史，两百年近代中西文明碰撞史，与四十年改革开放史，中国应该走低调的、务实的、开明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导向的发展之路。更具体地说，那就是尊重社会多元，尊重常识理性，摆脱陈旧意识形态干扰，超越文革式的极左老路，超越西式极右的邯郸学步之路，超越高调的、好大喜功的虚骄的民族主义。通过中道理性，出走中国富强之路。
这样的路，相信能够凝聚中国社会最广大的社会共识，避免社会分造成的意识形态分歧为基础的社会撕裂。
尊重常识，尊重多元，理性中道，超越极端，在尊重中国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逐渐融入世界文明的大海。
毋大而肆，毋富而骄，毋众而嚣，应该是我们铭记在心的古老的中国智慧。
中国作为一个超级规模的后进大国，在爆发性的经济增长之后，如何处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如何融合世界，确实还处于漫长的学习阶段。
中国人爱好和平，勤劳刻苦，通情达理，有足够智慧的民族，我们要有信心克服困难，在世界各文明的合作共生中，合作共赢。用中国人的智慧与勇气，走向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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