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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23日凌晨，江西南昌。

红谷滩赣江中大道一个办公区内，正在发生一起搏斗。一个男子持刀捅人，结果2人被捅伤。其中一名，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另一名还在医院救治，暂无生命危险。

而持刀捅人的那个，转头就自杀身亡了。

两死一伤，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悲剧。

两败俱伤

被害人叫章新明，是博泰集团董事长。

捡回一条命的叫李向东，是博泰集团的副总裁。而持刀伤人者叫褚小强，是南昌华夏艺术油画村艺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并同时在多家公司担任股东。

工商资料显示，博泰集团成立于1997年3月，以房地产为核心业务，是涵盖房地产、食品、商务酒店、都市娱乐、矿业、物业管理等多领域的企业集团，是江西最具影响力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之一。

而章新明，更是江西地产界的重量级人物。江西省地产协会官网资料显示，章新明是江西省地产协会会长、江西省工商联副主席，曾在中国（江西）地产荣誉榜评选中被评为“功勋人物”，被江西省地产协会聘任为“江西省地产行业导师”。

这样一个人物，为何会被人刺杀？

很多事情早有迹象，要了解章新明和褚小强的恩怨，还得回到8年前。

2013年，为了收购南昌德川实业有限公司60%的股份，褚小强向博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章新明借款1.2亿元，抵押物为德川公司85%的股权。

正是这笔借款将褚小强拉入了泥潭。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褚小强在已还6000多万元的情况下，价值2亿多的抵押物被章新明据为己有。

不仅如此，通过诉讼，法院还判决褚小强欠章新明1.8亿元，从2017年起每年承担24%的利息。

亿万富豪褚小强从此妻离子散、巨债缠身，由于精神压力过大，还因此患上了癌症和哮喘等疾病。

此时的褚小强意识到，这很有可能是章新明设下的“套路贷”。

2020年12月21日，褚小强在微博曾实名举报章新明。在一篇标题为《为富不仁，坑蒙拐骗的黑心老板“章新明”》的求助信中，他详细地披露了这起借贷纠纷，并说明了自己是如何陷入“套路贷”并遭遇不公的。

遗憾的是，微博举报石沉大海。在投诉、法院、实名举报都无果的情况下，走投无路的褚小强，选择了“以命博命”。

一个复杂的故事，一个两败俱伤的结局。

地产老板的莽荒时代

在地产界，章新明的遭遇并不是个例。

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房地产市场走过了房改萌芽、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结束了40年的福利分房，迎来了市场化的20年。

1998年，房地产占GDP比重是4%，到2017年，这个比重已经来到了6.5%。这四十年里，无数人在这里捡到了金子，无数个泥腿子上岸的暴富神话在这里诞生。

与此同时，许多房地产老板和章新明一样，离奇地倒下了。

2011年10月，湖南金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老总伍育华刚下飞机，就被一行人“邀”进了一辆面包车，并被带到了潇湘大道上来回兜圈。

在车上，双方因工程款事项发生了争执并产生了肢体冲突，伍育华被推到车外，胸部着地，当场毙命。

事后真相大白，一个分包“阴阳合同”，逼急了包工头，直接造成了伍育华的死亡。

这样的事情在过去的数年层出不穷——

2013年7月，滇东南小城泸西，红河润龙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刘志龙被包工头的“人肉炸弹”炸倒在瓦砾和血泊中，所幸保住了一条命。而包工头王小平却被炸弹拦腰炸成两截，当场身亡。

2016年1月，浙江金华市广天房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方锦华，在欠下5.2亿元债务后，用自杀的方式，完成了解脱。

2016年底，拥有12家公司的常州“天顺系”掌舵人陈某某不堪压力自杀身亡，其生前沉迷赌博欠下巨债，12家公司中仅有两家正常经营。

2021年4月，湖南株洲一房产经纪公司董事长游伟拒绝住院，5天后猝死。生前他还在朋友圈发文吐槽就医，称“老天爷不收的”。

最绝的是广西南宁地产老板魏杰的遭遇。2013年，江湖人称“十四哥”的柳州商人覃佑辉因商业纠纷想做掉魏杰，覃佑辉花了200万，雇了一个杀手。但在经过5位杀手层层分销转包四次之后，酬金从200万元依次减为100万元、50万元、20万元、10万元。

最后一位杀手觉得钱太少，但又想把10万块钱骗到手。于是，他让魏杰配合自己伪造杀人现场，拍了一张双手被反绑的照片，然后向上家交差，骗到了钱。

躲过一劫的魏杰报了警。最终，雇凶者以及5位杀手都被绳之于法。

由于房地产行业利润高，而且涉及到的链条较长，所以在早年间，这个行业鱼龙混杂，充斥着江湖气息。

《法制晚报》早年曾梳理过国内法院审理的50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结果发现在50名黑老大里，有23人开设的公司涉足房地产行业，接近半数。

▲图源吴晓波频道

这样的底色之下，拆迁征地纠纷、行贿、械斗、杀人……也就不出奇了。

一个高危群体

其实，不止是地产界，如果我们留意一下企业家群体，会发现这样的现象越来越多了。

2020年底，中国发生了一件亿万富豪被毒杀案，这样的情节，很多人只在电视剧里看到过。

受害者是游族网络董事长林奇，他在下班途中突感呼吸困难，被送到医院后，从病危到宣布脑死亡也就一晚上时间，年仅39岁。

林奇的死因是什么？答案是中毒。根据警方的调查，公司高层许垚因对林奇心生不满，通过“药物多次投毒”的方式杀害了林奇。案件的复杂程度，堪比悬疑推理剧。

更早的时候，2014年9月的一个深夜，闰土股份董事长、实际控制人阮加根从闰土大厦跳楼身亡。

同年，三精制药董事长刘占滨，嘴里喊着“我不敢不要”，在逊克县医院检查身体过程中，于三楼卫生间摆脱监护法警，从窗户跃出，坠地身亡。

2008年4月，九芝堂董事魏东从北京中海紫金苑家中飞身而下，给涌金系的前途蒙上了一层阴影。

万昌科技高庆昌、中国建投王世强、国信证券陈鸿桥……过去十年，仅公开报道中的，金融圈就有超过30人非正常死亡。

而还有一些富豪的离去，更像是一个个未解之谜。

今年3月27日傍晚，美国阿拉斯加克尼克冰川上空，一架观光直升机轰然坠毁，5死1伤。

死者中包括56岁的彼得·凯尔纳，他是捷克首富，也是中国最大持牌消费金融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中国，他是5030万人的债主；他的公司，被人称作“高利贷之王”。

更早的时候，2019年9月，伦敦。张振新倒在了自家地下室，身边散落一地酒瓶，终年48岁。在他身后，先锋系帝国已经摇摇欲坠。

2018年7月，海航联合创始人、实际掌舵者王健跌落普罗旺斯奔牛城，享年57岁。他留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空壳海航。

2003年1月，海鑫钢铁集团董事长李海仓被昔日“发小”用猎枪杀死在自己办公室。

中国日报网曾发布数据：从2003年至2011年，短短八年间，中国共有72位身家过亿的富豪死亡。死因分别为：15位被谋杀，17位自杀，7位死于意外事故，14位被法律处以极刑，19人病死。

更夸张的是，有人还做过统计，在中国，亿万富豪的死亡率已经超过万分之一点五。要知道，目前中国最危险的职业警察，死亡率是万分之三左右。

亿万富豪，已经变成了一个高危职业。

尾声

富豪们的命运里，藏着时代的变迁。

改革开放的汹涌浪潮，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并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富起来的。在守住财富的过程中，他们往往容易走向歧途。

在灰色地带待久了，他们反而觉得阳光格外刺眼。

在这一点上，新一代的富豪明显更早地参透了这个道理。今年5月20日，年仅38岁的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宣布卸任CEO。就在两个月前，差点成为中国首富的黄峥，同样卸任了拼多多董事长，他也才41岁。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白手起家创建商业帝国的老一辈富豪，像李嘉诚、宗庆后、柳传志等，往往舍不得放权，高龄乃至超高龄都还奋战在一线。

上一代企业家，很少有年纪轻轻就退出舞台中心的。

时代变了，财富的流动和富豪的命运也会跟着变，这一点，阿里的杰克马已经深深体会到了。毕竟，有一句话他们早就听过了——

一个人的命运，固然要靠个人的奋斗，但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

如今很多老人都会实行一种养老方式，那就是抱团养老，因为抱团养老不用麻烦子女，自己也过得舒心省事，想怎么过就怎么过，每天开开心心的，也能够安心的度过晚年。

但是抱团养老这个方式真的可靠吗？五位老人抱团养老才两个月就散伙了，67岁的阿姨自述：“现实太残酷了。”

不愿消费

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210元，比2019年名义下降1.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4.0%。

疫情对消费的影响比较大，但是考虑到去年经济仍有2.3%的增长，这人均消费支出下降这么多就有点不好看了。

事实上，多年以来，中国人相对较低的消费能力一直是个难题。拉动消费的话提了很多年了，中国这经济和人口体量也快要让国内消费市场变成全球最大了，但落实到人均上，消费还是比较乏力。

比如以居民消费率为衡量中国人消费水平的标准，居民消费率是一个经济体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能够反映经济体的居民消费能力，也能反映居民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居民消费率远低于发达国家，这倒并不意外，毕竟相对于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早期的国家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进行生产积累，而不是用于居民消费。

而等到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居民开始享受经济发展的红利，消费开始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居民消费率一般会上升。

可是在2001-2018年间，尽管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中国居民消费率没有明显提升，而是在35.44-41.88%之间波动，而且最高值是2001年的41.88%，后续十多年没有超过这一数值。

而且拿同阶段的数据对比，中国人均GDP在3000-10000美元阶段是2008-2018年，此阶段的居民消费率在35.44-39.65%之间。

位于这一人均GDP阶段的美国，是在1960-1977年间，当时其居民消费率在59. 60-61.26%之间。英国在1972-1985年间位于这一阶段，其居民消费率更是高达64.90-68.78%。

之前的发达国家人均GDP在相似阶段时，居民消费率比中国要高。

又有说法认为，东亚地区深受勤俭节约的文化影响，民众偏向高储蓄率，帮助国家增加经济投资的同时抑制了消费。

但是即使对比在东亚文化圈里的日韩，这一说法都受到了挑战。因为韩国位于人均GDP在3000-10000美元这一发展阶段的时间是1987-1993年，其居民消费率为48.27-50.44%；日本位于这一发展阶段的时间是1973-1980年，其居民消费率为60.18-67.02%，都比中国位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居民消费率高。

当然，用相同的美元计价人均GDP衡量发展水平，也不尽合理，毕竟几十年前的美元和现在的美元也不一样，这么多年美元也不如以前值钱了。但是就连人均GDP远不如中国的越南，如今的居民消费率都高于中国。在相同文化圈里目前居民消费率较低的是新加坡，人均GDP远高于中国，其居民消费率反倒和中国相近。

看来传统文化对中国人消费相对不足的解释力也有限。

还有说法是，中国消费结构性失衡，富人消费能力高，但给富人提供的高档商品与服务数量和质量都不够；穷人也有消费意愿，但缺钱难以消费。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国内奢侈品市场增长很快的同时，拼多多和淘宝特价版在疯狂收割五环以外的市场。

这倒提供了一种考察中国人消费相对不足问题的思路。

不敢消费

2001-2018年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中国居民消费率却没有明显提升，倒是房价长得很快。战带来的财富效应似乎有不少体现在了房价上。

拥有的房产可以被视为资产，按理说资产增值会刺激消费，但在居民消费率上似乎体现也不多。

这是因为中等收入群体有房但不参与投机（也就是炒房）的可能性比较大，他们买了房自己住，不会背上特别沉重的住房负担，房价上涨给他们带来财富效应，可以刺激他们消费。但是正如我们之前在《别装逼了，中国人其实还很穷》提到的那样，即使把中等收入阶层的标准降低到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万到50万元之间，算上不大稳定的那部分，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也就4亿人左右，他们占总人口的比例还比较低，涨房价带给他们的财富效应刺激消费不够大，还容易被其他群体的反向作用抵消。

至于其他群体，很小的部分是有钱人。他们之所以有钱，肯定不是只靠死工资，还得会玩资本（哪怕炒房也算玩资本）。这就意味着它们在资本市场有着较强烈的投机预期，不会特别拼命地消费（这些人即使再怎么使劲消费，也还是要留很多钱投资，不会把家败光，所以消费总额也是很有限的）。

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穷人，他们要么是为了买房掏空了六个钱包，房价上涨他们还得节衣缩食供房，涨房价带给他们的财富效应与其说是刺激消费，不如说是消费被挤出了。还有的穷人连房都买不起，也就没有房价上涨带来的财富效应，房价上涨对这部分人的消费影响相对较小。

说到房价上涨对消费的挤出，很容易想到的一个机制就是借房贷让人不敢放手消费。

有研究发现，2014年一季度至2019年末，全国商品零售额实际增速从11.2%下降至5.9%，尤其是2017 年下半年开始，消费增速的下降明显扩大。

这是因为中国居民杠杆率在2017年超过46.82% 的临界值。原本适度借贷可以刺激消费，但突破临界值后，居民杠杆率增速对消费的正向边际效应转变为负向边际效应，导致消费实际增速的下降速度加快，从而呈现加速下滑现象。

在中国，居民上的杠杆大多数还是房贷（要是短期的消费贷占主流，也不至于居民消费率这么低，当然这也比较危险），居民杠杆率上升就意味着长期债务积累，挤出了居民消费，这才让消费增速下滑。

归根结底还是能享受到房价上涨的财富效应的中等收入阶层太少。绝大多数人要么缺少资产，没有享受到资产增值的好处，要么为了购买房产等资产大量上杠杆，因此不敢消费，导致了房地产增值对消费的挤出作用。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有动力消费的中等收入阶层这么少？

没钱消费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先看看改革开放以来的居民消费率变化。

1978年以来，中国人民的日子是过得一天比一天好。体现在具体数字上，就是中国居民的消费支出总量在增加，由1978年的1759亿元上升到2018年的348210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4.1%。

不过，同期支出法的国内生产总值由3634亿元增加到884426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4.7%，居民消费支出的年均增长率是小于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的，这么一对比，居民消费率反倒是下降的。

事实上，居民消费率由1978年的48.4%下降到了2018年的39.4%。

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竞争加剧了，社会保障还未健全，居民会对未来的收入及支出感到担忧，因此就会减少消费。

另一方面，市场化伴随着巨大的造富浪潮，一大批人先富起来，然后通过资本运作等手段，继续滚雪球式地发展，成为我们前文中提到的有钱人。这部分有钱人数量有限，却占据了大量财富，本身就不利于消费，而他们把钱更多的用于投资，就更是挤出了消费。尤其是投资房地产造成房地产价格上涨，如我们前文所提到的，杠杆率升高也会对消费有挤出作用。

体现在初次分配里，就是居民部门所占的比重由1992年的65.4%下降到2018年的61.2%，企业部门由19. 1%上升为26%，政府部门由15.5%下降为12.8%。初次分配中企业部门挤占了居民部门的分配份额。

而在居民初次分配总收入的内部构成中，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总收入中的比重由1992年的60%下降到2018年的52%，说明靠工资能赚到的钱占比是实实在在下降了，在企业部门扩张的时候，资本挤压劳动体现了出来。

这一阶段企业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提高，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这是因为经济飞速发展过程中，本身就伴随着高额的投资。分阶段来看，1998-2012年，产业结构中重化工业重新崛起，这段时间需要大量投资，居民消费率呈现下降趋势。之后供给侧改革，重工业投资减少，产业结构升级，居民消费率比起1998-2012年的下降，呈现出一种温和反弹的态势。

本来在市场经济下，初次分配讲求的就是效率，再分配就得兼顾公平了。

然而，经过再分配的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居民部门所占的比重由1992年的67.7%下降到2018的59.4%，且2003年以后下降幅度较大，企业部门占比由13.3%升至21.8%，上升幅度较大，政府部门占比由19.0%下降为18.7%，基本不变。

再分配后，1992-2018年居民部门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的比重同样下降了，再分配后的结果还是有利于企业。

这么看来，原本一部分用于消费的钱被用在了投资上，以及变成了投资获得的重大收益。

所以那歌词唱得好啊：

“以我之身躯为阶梯，以我之身躯为樊篱，陌生与敌意其中凝聚，千座山峰化水泥。”

尤其不少水泥产能还是要淘汰的落后产能，大量重复投资，效益不够好，还挤出了不少消费。

怎么消费

说到促进消费，让我来说这个话的确有点为难，毕竟我经常在之前的文章里提倡要适度消费，要量入为出。

不过如果是站在宏观层面要提促进消费，也还好办，只要你量入为出的时候收入足够大，那么支出也就可以足够大了，有了更多的钱多消费一点犒劳犒劳自己，不是很正常的吗？

也就是说，想要提高消费，得先提高收入。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行动计划，以高校和职业院校毕业生、技能型劳动者、农民工为重点，不断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当然，这还伴随着2035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要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真的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居民收入分布也会是“橄榄型”，即两头小、中间大，中等收入群体要占到60%-70%，这样的居民收入结构也被认为相对健康，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

所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提振消费最关键的一步。这需要经济持续增长，也需要对现有的分配方式调整。这就需要促进生产要素价格的合理化，以改善收入的功能分配与规模分配，促进劳动者报酬和财产净收入的增加，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在收入分配格局中的比重。

可能有些分配措施，比如房产税比较难以推出，但短期内确实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减轻中等收入群体的负担。

比如降低个人所得税，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毕竟有钱人的收入绝大部分来自与资本运作，工资对它们来说已经算是比较有限的收入，他们的收入靠个人所得税征收上来的不多。但对于拿死工资的人来说，个人所得税已经是一笔比较重的支出了，收上去的总量也不算太高（占总税收收入的不到10%），不如再提高个税起征点，继续给中等收入阶层减负，这样可以提升居民收入，增加居民消费需求。

另外，前些年搞的去产能，促进了落后产能的出清，而这也是供给侧改革的一部分。供给侧改革还要培育出优质的产品和品牌，让民众消费更放心。

供给侧改革伴随着降杠杆，能够抑制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投资冲动，减少大量的低效乃至无效投资。显然投资的回报率已经在降低，而且有些地方的投资就是无效率的，这样的投资必须避免，以免占用大量社会资源，挤占原本可以用于居民消费的钱。

尽管由于疫情原因，要刺激经济恢复，去年稳杠杆任务有所放松，但今年又重新定调，要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政府杠杆率要有所降低。

当然，去杠杆也是为了防止金融风险。尤其是房地产行业，最近几年调控升级，是为了防止房价过快上涨，防止更多资金流入楼市。房价只要不过快上涨，就不会挤占太多原本用于消费的资金。

当然，改革也进入了深水区，未来15年中国能否成为中等发达国家，还真得看消费提升效果，但愿这些硬骨头能被啃下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