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胡宗南黯然来到台湾，暂且安身在花莲。这时，当年曾统帅40万大军的他，身边只剩下了6名随从。

 

失败的阴影，前途的渺茫，都让胡宗南的心情极为低落。到花莲后，他时或出去散心，他在王曲军校的学生孔令晟则伴随着他。有一天，胡宗南走过花莲体育馆，来到海边，“突然”对孔令晟说：“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自杀啊？这里真没有意思啊！”

 

孔令晟回答：“要自杀，不如在成都，可以跟我们的部队一起自杀；到了西昌就没什么意思了，部队已经没有几个人了。”

 

在此时的台湾，不仅仅是胡宗南一个人感到“没有意思”，与他处于相似境地的还有阎锡山、白崇禧、汤恩伯、孙立人、薛岳……时任“代总统”的李宗仁虽然没有和他们一样去台湾，而是去了美国，但境遇的落寞则是一致。当年手握重兵的他们，如今不但成了败军之将，失去了叱咤风云的舞台，甚至还会面临来自国民党内部的人身威胁。

 

不过，虽然他们所处的环境差不了多少，但各人的反应却是不同，有的从容处之，有的却局促不安。

 

抗战时期的胡宗南（右）与蒋介石

 

 

胡宗南：我们不应该到这里来

 

在花莲，当自杀的念头闪过后，胡宗南对他的部下说：“我们不应该到这里来。”此时，面对浩瀚的太平洋，他仍对自己的部队念念不忘。在他的第一军中，许多将官都是他一手从王曲军校带出来的，而这些人大都已在川西零落殆尽。

 

根据王曲军校学生徐枕的说法，胡宗南原本是打算留在西昌的，当时蒋介石让他飞往台湾，但是他不肯走，而是对部下说：“今天我跟你们喝一杯，送你们走。”最终，胡宗南是被部下“拉”上飞机的。

 

然而到了台湾，他的厄运并没有结束。刚刚飞到台湾时，蒋介石和陈诚都没有见他，到了花莲，也没有人来看望他。不仅仅如此，失去了部队的他，现在甚至要为整个国民党政府的失败负责。

 

1950年5月，台北“监察院”内，45名“监察委员”气势汹汹地联名弹劾胡宗南。这一篇洋洋数千言的弹劾文在列举了胡宗南进驻陕甘后的权力膨胀后，又历数了他在西北、四川的一连串败绩，认为国民党政府之所以会“失去大陆江山”，胡宗南“应负重大之罪责”。

 

这一场弹劾案迅速在小小的台湾掀起轩然大波，来台的胡宗南部属愤愤不平，要到“监察院”去闹事，但都被胡宗南压了下来，他认为，是非自然会有公论，“假如应该我负的责，我当然要负责。”

 

领军多年的胡宗南，在这个时候表现出了常人少有的镇静。最终，这一场弹劾案在各方面的斡旋下不了了之，使胡宗南避免了“军法会审”。

 

但是，经历了这一场风波后，胡宗南那“西北王”的历史也彻底划上了句号。正如他认为国民党之败不属个人责任，而是整个体系的失败一样，蒋介石也是这么认为的。于是，败退到台湾后的蒋介石迅速对国民党展开了“改造”，全面更换旧的党政系统，原有的黄埔、中统、CC、政学系等皆被清除，一批完全拥护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新实力派被培养起来，这其中最为得力者即为陈诚的“土木系”。

 

那些国民党的“老人”们，则在这一场“改造”后几乎全部失势。胡宗南再也得不到蒋介石的重用，只一度担任了大陈岛“浙江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和澎湖防卫司令等职。虽然职位并不突出，但是胡宗南做得很认真，并短暂登上大陆的土地。

 

但是胡宗南和他的家眷、部属是再也没有机会真正回到大陆了。在担任澎湖防卫司令时，每次领到薪水，他只留1/3给自己和家人，其余的几乎都给了部属，以维持他们的生计。后来其部属王应文的儿子回忆说，那时有人到胡宗南家里去，坐沙发都要小心，因为“那个沙发太旧太烂，一不小心会给他坐摇晃”。

 

1962年，胡宗南66岁，这一年春节期间，他因心脏病发作，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他的王曲部属们，则每年为他举行低调的纪念仪式。

 

阎锡山

 

 

阎锡山的山居岁月

 

胡宗南虽经历了“弹劾”，但他毕竟属于黄埔系，相较之下，山西的阎锡山和桂系的白崇禧到了台湾后，日子就更难过了。

 

1949年12月8日，阎锡山刚刚来到台湾时，他的身份还是“行政院院长”，不过，既然在大陆时，他这个“行政院院长”就已处处受蒋介石的掣肘，现在到了台湾，他自然更是没有用武之地了，于是在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就让他把“行政院院长”给了陈诚，改领了一个闲差“总统府资政”。

 

当时有人把《道德经》里的两句话“绝圣弃知，大盗乃止”送给阎锡山，他立刻表示，这正合他的心意，于是，在辞去“行政院院长”后的第二天，阎锡山就搬到台北偏僻的丽水街。半年后，他又带着40名部属，搬家到阳明山旁的菁山。

 

来到山上，阎锡山自己动手建房子，时任阎锡山侍卫的张日明说，一开始，他们住的房子是木板墙和石棉瓦顶。这些生于山西，长于山西的人哪里见识过风急雨骤的台风？台风一来，石棉瓦就被吹飞了，他们就接着在屋顶上面铺草，结果台风又来了，草顶也不见了。

 

山上没有电灯，没有电话，也没有自来水。蒋介石过去“慰问”闲居的阎锡山，看到他这里如此简陋，就送了他一个军用电话，以方便阎锡山的写作－－在赋闲后，阎锡山就爱上了读书写作，写了《三百年的中国》等20多本书；蒋介石也乐得他这么做，更希望他真的是心境淡泊，超然世外。

 

远离家乡，阎锡山很想念黄土高原上的窑洞，于是就用水泥，在菁山上建了两个窑洞，并命名为“种能洞”。在窑洞里，他把部属们召集起来像往日一样开会，并且加以记录。

 

在山上，阎锡山还租地建了一个“种能农场”，养鸡养猪，开梯田种橘子。那时阎锡山每月可以领5万元台币，但是这些钱要一群人来用，不免显得捉襟见肘，为了给部属们张罗生计，阎锡山也想着另外的生财之法－－开了一家印刷厂。

 

但是部属们还是渐渐离他而去，他的部属王延年讲述当时的情况是：“我们都感觉没有意思了，靠他吃饭不如出来自己吃饭”，于是时间一长，“大家慢慢地散伙了”，有的部属在台北找到了事情做，就搬离了菁山。

 

阎锡山身边的人少了，山上又没有什么活动，有朋友担心他会寂寞，劝他信教，做教徒，他回信说：“我一天忙得很，不寂寞。”

 

1960年5月20日，蒋介石庆祝他就职“总统”12周年，庆祝大会异常热烈，但是阎锡山没有参加，这一天他正患着重感冒，还有气喘。第二天的中午，阎锡山即被紧急送往医院，两天后病逝，时年78岁。

 

在台湾度过寂寞的晚年后，死后的阎锡山迎来了属于他的隆重的葬礼。葬礼由何应钦主持，蒋介石亲临致祭，并送一块匾额，上写“怆怀耆勋”。

 

他在生前，即在每年的大年初一修改遗嘱、自写挽联。在他去世后，用的也是自己写的挽联，并且不止一幅，其中一幅是：“有大需要时来，始能成大事业；无大把握而去，终难得大机缘”。

 

 

 

何应钦，左右不逢源

 

比起阎锡山和胡宗南，何应钦在去台湾前，就开始“未雨绸缪”了。1949年6月，刚刚卸任“行政院院长”，他就决定去台北了。

 

他先把家当运到台北，有床铺、办公桌、衣柜，还有他夫人的梳妆台，这些东西都重得很，是用最好的檀香木做出来的。

 

1949年年底，何应钦住进了台北牯岭街的家中，这里“冠盖如云”，住的都是国民党的一级上将们，他的女儿何丽珠那时17岁，记得“那个时候孙立人就住在现在的陆军招待所那边，离我们家很近，所以那时候孙立人常常到我们家来聊天，还有前面一个桂永清，那个时候他是参谋总长，是黄埔一期的”。

 

何应钦的邻居们晚上会到他家里来坐坐，“聊聊天，发发牢骚”，同时也观察着自己该做一些什么。

 

早在“西安事变”时，何应钦打算以军队讨伐张学良，使得蒋介石的生命受到威胁，由是两人结下了“梁子”。现在来到台湾，毫无疑问的属于寄人篱下，何应钦要想获得一席之地，就更加不能不看蒋介石的脸色行事。

 

于是在1952年2月，何应钦公开表示支持蒋介石“复职”，同时谴责李宗仁“不忠不义”。国民党在台湾展开“改造”，本来就是要让“老人”们离开权力中心，何应钦却为“改造”积极献计，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央评议委员”，但在“改造”结束后，何应钦也随之被挤出了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只剩下“战略顾问委员会主委”一个空头衔，到了1972年，“战略顾问委员会”不再设主任一职，何应钦成为委员，更加无事可做，闲在家里。

 

何应钦又不像阎锡山那样能“闲得住”，还是要找事情来做，就这样，他参与了“国际冷战”。当时有一个反对共产主义的国际组织叫做“世界道德重整委员会”，1955年5月20日，这一组织与何应钦联系，希望他能帮助该组织访问台湾。何应钦立刻向蒋介石报告，正为“反攻大陆”而苦恼的蒋介石听了很高兴，表示欢迎访问团到来。

 

从此何应钦积极投身于“冷战”，他在台湾成立了“世界道德重整联谊会”，并任会长，虽然这个“道德重整”的活动没有台湾官方的经费保证，可这毕竟是何应钦的新舞台。1961年，他还亲自带队，将一部反“赤化”的歌舞剧《龙》带到瑞典的斯德哥尔摩表演。

 

到了晚年，政治上的纷扰已彻底离何应钦而去，让他不能忘怀的，是家乡的山水和兰花。于是他用双手摆出贵州老家的景色，请张大千给他画了一张家乡山水画；还养了200多盆兰花，每有兰花展，他一定前往观赏。

 

95岁生日那天，何应钦很高兴地拍了很多照片，说要把这些照片寄给家乡人看看。1987年10月20日，他的血压突然下降，第二天上午何应钦终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去世。终年99岁。

 

将军们的落幕

 

去了美国的李宗仁最终还是没去台湾，尽管在1950年2月21日，蒋介石指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向在美国的“代总统”李宗仁发出了最后通牒，限李三天之内返台，否则便视作放弃职权。

李宗仁

 

李宗仁选择了回大陆，在美国的6年寓公生活，让不甘寂寞的他最终坐不住了，于是在1965年7月，李宗仁和夫人一起飞回了大陆。在给李宗仁做口述历史的唐德刚的印象中，寓公李宗仁“最大的嗜好还是聊天、谈国事”，有时唐德刚甚至会带“一批谈客”去和李宗仁“谈国事”，这个时候李宗仁就会特别高兴，“谈笑终宵”，后来唐德刚不常去李府了，李宗仁每遇到重要新闻，还是打唐德刚家的电话要“谈谈”，遇到唐德刚不在家，李宗仁就要在电话里和唐德刚的夫人为“国事”谈上半天。

 

这让唐德刚觉得：“和这些青年的家庭主妇‘谈国事’，李‘代总统’也未免太委屈了。”唐德刚认为，这或许是李宗仁选择回大陆的原因之一，因为“北京的人民政协之内，胜友如云，吹起牛来，多过瘾！”

 

李氏夫妇回大陆的第二年，“文革”就开始了，不过由于受到周恩来的保护，他并没有受到冲击。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因肺炎在北京逝世。

 

在台湾的白崇禧，则因为李宗仁的回大陆，日子更加难过。白崇禧与李宗仁同属桂系，在大陆时，白崇禧曾三度逼蒋介石下台，让蒋介石非常记恨。早在1953年，他在花莲打猎时，就曾遭到特务的暗杀，所幸逃过一劫。1966年冬天，也就是李宗仁回大陆的第二年，73岁的白崇禧被人发现暴毙身亡。关于他的死因，至今众说纷纭，不少人都认为是蒋介石指示人在白崇禧常喝的药酒里做了手脚。对此，白崇禧的儿子白先勇说，这件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也许要等相关秘密档案解封了才知道。

 

 

 

在一定程度上，汤恩伯与白崇禧一样，也是死得有点“不明不白”。从大陆来到台湾后，汤恩伯只落得一个“总统府战略顾问”的空头衔，于是他便想去日本，但蒋介石又不允许，1954年5月，汤恩伯终于以治病为由去了日本，从此一去不返，死在东京一家医院的手术台上。有传闻说，是因为做手术的医生有亲属死于侵华战场，所以趁机报复。

 

像孙立人、薛岳这样的抗日名将，同样是在台湾落寞终老。薛岳到台湾后，虽然蒋氏父子都给了这员功绩卓著的战将以表面上的礼遇，但是薛岳接到的却是一连串的闲差，如“总统府战略顾问”、“中国国民党改造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行政院政务委员”、“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于是他只好隐退在台湾南部的嘉义乡间。闲云野鹤的生活让薛岳成为了“百岁老人”，他在1998年5月去世，享年103岁。

 

 

孙立人虽然也像薛岳一样以高寿而终，但是却在台湾走过了长长一段波折时期。1955年5月25日，孙立人因僚属郭廷亮等七人涉嫌叛乱被捕，之后就被当局软禁起来。在台湾公众的印象中，这就是迷雾重重的孙立人“兵变”事件。

 

在实施软禁期间，当局对孙立人实行了“不杀，不审，不问，不判，不抓，不关，不放”的“七不政策”，以软禁代替论罪，以“查考”代替自由。

 

三十多个年头过去了，一直到1988年3月，孙立人才恢复自由。这一年，台湾报纸发布消息，说孙立人将军还活着，就生活在台中市。这一消息很快就震惊了岛内外，台中民众尤其感到惊讶，多少年了，由于孙立人就像消失了一样，许多人早已相信了“孙立人已经仙逝”的传闻。

 

1988年11月27日，孙立人迎来90大寿，前来祝寿的老战友和各界人士有6000多人。1990年11月，也就是孙立人获得自由的第三年，他以91岁的高龄去世。

 

 

台湾的一位教授在孙立人去世后写到：“孙立人将军的丧礼确是倍极哀荣，自动前往吊唁者一万余人”。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像孙立人这样的人去世也代表了一段岁月的结束，这个教授在看了人们排成一公里长的队伍为孙立人送葬后感到：“今后在台湾大概不可能再有同样的感人场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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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乎曰：    

这篇文章一万字，

把苏联的转折点说清楚。

但愿你们能看完。

 

 

壹·斯大林之死

 

 

1952年10月，苏共召开第19届代表大会，距离上一届代表大会已经过去13年。

 

斯大林向代表们建议，废除总书记的职务，并且取消政治局，重新选举中央主席团做为决策层，然后从中央主席团中选举常委会，负责国家的一切事情。

 

这个主席团常委会共5人：

 

斯大林、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赫鲁晓夫…….基本上苏联的事情，就他们5个人说了算，而最终拍板的是斯大林。

 

意思很明显，执政多年，斯大林拥有非常高的威望，哪怕不是总书记，一切号令依然出自斯大林之口。

 

职位不能给斯大林荣耀，斯大林反而可以决定职位能否存在。

 

这就是地位。

 

晚年的斯大林非常自信，已经不像年轻时一样在办公室奋斗到深夜。

 

他经常在晚上召集亲信到别墅看电影，美国西部牛仔电影是斯大林的最爱，看着浪荡不羁的牛仔，斯大林仿佛看到曾经流放西伯利亚的自己。

 

电影往往在凌晨左右结束，此时厨师会准备一桌丰盛的宴席，斯大林和亲信们一边喝酒一边说话，很多国家大事就在觥筹交错间敲定下来。

 

宴会结束，一般要到凌晨5点左右。

 

亲信们回家补觉，庆幸又是没有出错的一天，斯大林睡到中午才起床办公，等到晚上又是happy的一天。

 

这么高强度的夜生活，就算21世纪的年轻人也扛不住啊，何况斯大林已经是70多岁的老头子，说不定哪天熬夜犯了高血压，就被马克思带走了。

 

终于，那一天还是来了。

 

1953年2月28日，斯大林召集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到私人别墅，和往常一样电影喝酒吃饭一条龙，浪到凌晨6点才散伙。

 

临出门前，斯大林还用手指戳赫鲁晓夫的肚子，用乌克兰语叫他“米基塔”，活像好基友在打情骂俏。

 

第二天，赫鲁晓夫守在电话旁边，继续等待斯大林的召唤，结果等了半天都没消息，赫鲁晓夫有点不开心：“难道我被抛弃了？还是领袖有了新欢？”

 

等赫鲁晓夫和其他常委接到电话，急忙冲到斯大林别墅的时候，才发现健壮的领袖已经不省人事，毫无知觉的躺在沙发上。

 

医生告诉他们：“斯大林同志脑血管破裂，身体右侧中风，恐怕日子不多了。”

 

斯大林用生命再次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熬夜要不得啊同志们。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

 

统治苏联29年的斯大林骤然去世，又没有留下一个培养多年的接班人，给苏联中枢造成巨大的权力真空。

 

由于废除苏共总书记，苏联权力最大的职务是部长会议主席，类似于总理，而斯大林多年利用秘密警察执行大清洗，内务部也成为让人闻风丧胆的超级权力机构。

 

谁夺走这两个职位，便是苏联下一任扛把子。

 

斯大林去世以后，贝利亚推举马林科夫出任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又推荐贝利亚接管内务部，并且做部长会议副主席，哥俩狼狈为奸，成为斯大林去世后最有权势的人。

 

至于赫鲁晓夫只捞到书记处书记的职务，由于没有总书记，那么党的日常工作便由赫鲁晓夫主持。虽然没有前两人风光显赫，但是能掌管党的全部机构。

 

也行吧，这波不亏。

 

接管国防部的布尔加宁，成为赫鲁晓夫的盟友，而布尔加宁有两个特别牛逼的下属：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朱可夫元帅。

 

也就是说，赫鲁晓夫有军队支持。

 

既然斯大林不在了，大家的实力也差不多，到底谁是扛把子，还是要争一争的，要不然实在对不起斯大林多年栽培。

 

赫鲁晓夫向马林科夫一番耳语：

 

“内务部有多恐怖你造嘛，这么多年想抓谁就抓谁，万一贝利亚利用内务部针对你我，如之奈何？而且贝利亚的权势熏天，根本看不起你，这都能忍？”

 

马林科夫略一思索：“干他。”

 

不久后的一次会议上，赫鲁晓夫批评贝利亚是特务、内奸和野心家，属于混入苏共的敌人，不打倒不足以安慰斯大林的在天之灵。

 

听到赫鲁晓夫开炮，其他人纷纷站起来检举揭发，没多久功夫，就把贝利亚说的臭狗屎都不如。

 

主持会议的马林科夫摔杯为号，哦不，按下桌上的电铃按铃，朱可夫带着十几名士兵冲进会场，把贝利亚当场带走。

 

KO。

 

随着贝利亚被捕入狱，内务部的高级官员纷纷落马，权力也被拆分的七零八落，再也没有以往那种说一不二的权威，而且做什么事情，都要向主席团和书记处汇报。

 

换句话说，贝利亚的权力，大部分转移到赫鲁晓夫身上。

 

而且贝利亚是属狗的，因为之前和马林科夫结盟，现在一口咬定马林科夫是同党，你们既然要抓我，那就得把马林科夫也抓起来。

 

马林科夫不禁怒火冲天，向监狱方向骂了一句卧槽。

 

不过骂归骂，和贝利亚纠缠不清，已经成为马林科夫的污点，让他在其他人面前总感觉低人一等，也不敢利用权力颐指气使。

 

他要是敢自称天王老子，别人可以马上抓住他的小辫子，像讨伐贝利亚一样讨伐马林科夫，那还玩个屁啊。

 

而布尔加宁和莫洛托夫等人地位虽高，却没有多少真正的权力，属于听指挥的那种类型。

 

于是，赫鲁晓夫从主席团的边缘人物，迅速成为主席团话语权最大的人。1953年9月，苏共决定重新设立第一书记，并且选举赫鲁晓夫出任这个职务。

 

时隔一年，苏共再次有了当家人。

 

从此以后，苏共主席团不仅控制内务部的工作，还严格监控其他苏维埃机构，几乎所有命令都是主席团和书记处发出的，要是没有赫鲁晓夫的签字，任何命令都没有合法性。

 

赫鲁晓夫用权力斗争的胜利，重振了党的领导权威，也提高了自己的地位。

 

他不禁嘴角向上扬起，向“玉米爱好者”的殿堂飞奔而去。

只是赫鲁晓夫没有想到，11年后将以“特殊退休金领取者”的身份，草草结束政治生涯。

 

 

贰·赫鲁晓夫的野望

 

赫鲁晓夫生于1894年，从小生活艰苦，给别人家放过牛羊，文化程度也不高，14岁的时候跟随父亲迁居乌克兰，在一家德国人开办的工厂里做钳工。

 

“十月革命”以后，赫鲁晓夫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成为一名光荣的螺丝钉，哪里需要哪里搬。

 

1918年夏秋，他被派到察里津参加战斗，而察里津战役的领导就是斯大林。

 

估计地位相差太多，二人并没有产生直接联系，但这次并肩战斗的经历，足以让斯大林确信，赫鲁晓夫就是一路追随自己的嫡系。

 

多年后斯大林发动大清洗，一个很重要的动机就是拿掉不服从的人，换上自己的嫡系人马。

 

朱可夫、铁木辛哥、马利诺夫斯基都是大清洗的受益人，当然，还有赫鲁晓夫。

 

不过赫鲁晓夫的资历太浅，想直接跟着斯大林混，还需要自己奋斗到更高的平台上，才能让斯大林知道，自己也是察里津战役的人马。

 

1920年，革命战争摧毁无数工业和能源基地，为了支援战争，斯大林派150名干部前往乌克兰顿巴斯恢复生产，同行的还有一大批技术专家。

 

顿巴斯被分为数个工业区，赫鲁晓夫凭借战功和资历，成为鲁钦科沃区的主席，负责管理16个矿井。

 

革命年代热火朝天，每个人都在迎接新生命。

 

赫鲁晓夫在工作岗位上努力奋斗，第二年就把鲁钦科沃区带到一流水平，煤炭开采量在顿巴斯各区里排名第一。

 

1924年，赫鲁晓夫被调到新成立的行政区做书记，从此离开污水横流的工业管理岗位，正式踏上仕途。

 

那年他才30岁。

 

能力过人的革命青年，想不引人注意都难，1928年科西奥尔当选乌克兰共产党总书记，他对乌克兰的党组织很不满意，尤其是组织部。那可是筛选干部的部门，怎么能搞的一塌糊涂呢？

 

科西奥尔把组织部长叫来：“你们部门都是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工人出身的副部长？你去选几个工人领袖，带来给我看看。”

 

经过仔细挑选，组织部选了6个口碑好的工人干部，其中就有赫鲁晓夫。

 

科西奥尔又从6个人中选中赫鲁晓夫，一锤定音，让他做乌克兰组织部的副部长。

 

赫鲁晓夫屁股还没坐热呢，又被调到莫斯科的一所工学院读书，做为优秀后备干部培养。

 

正是在工学院读书的时候，赫鲁晓夫认识了政治局委员、莫斯科州委书记卡冈诺维奇，而卡冈诺维奇正好需要一名助手，便把赫鲁晓夫调到莫斯科工作。

 

1931年，鲍曼区第一书记的位置空出来，卡冈诺维奇告诉赫鲁晓夫：“你去吧。”再过3年，卡冈诺维奇又一手把赫鲁晓夫推成中央委员，并且接替自己出任莫斯科州委书记。

 

此时的赫鲁晓夫不到40岁，便成为苏联政界的明日之星，只要有合适的机会，完全有可能和斯大林发生直接联系。

 

事实证明，那个年代的机会太多了。

 

而最大的机会就是在政治斗争中站队。

 

早在斯大林斗争夺权的年月，赫鲁晓夫就作为乌克兰代表到莫斯科开会，高调支持斯大林的路线，并且投票把托洛茨基、加米涅夫等人开除出党。

 

斯大林一打听，才知道赫鲁晓夫工作履历，不禁把这个年轻人视为班底，再加上日后卡冈诺维奇的极力推荐，斯大林便把他放到更高的岗位上锻炼成才。

 

一位老人说过，人的命运啊，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也要看历史的进程。

 

赫鲁晓夫就是自我奋斗+历史进程的典型。

 

大清洗开始以后，赫鲁晓夫极力鼓吹：

“斯大林同志永远是对的，对于托洛茨基等唯利是图的法西斯走狗，我们只有一句话，就是处死他们。”

 

斯大林要的就是这些话，伸出大拇指给赫鲁晓夫点赞：

 

“年轻人有眼力，一定要加油哦。”

 

赫鲁晓夫感受到斯大林的赞许，干的更加卖力。莫斯科的38名高级官员，其中35个被清洗，莫斯科地区有146名党委书记，其中136人被镇压。

 

而这些被镇压的干部，每一个都得到赫鲁晓夫签发的逮捕令。

 

站队正确的结果，就是赫鲁晓夫的仕途稳如狗，1937年出任乌克兰第一书记，1938年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成为苏联地位最高的十人之一。

 

再过15年，赫鲁晓夫登上最高权力宝座。

 

可能是多年工作经验告诉赫鲁晓夫，斯大林的铁腕统治不能持久，也可能是赫鲁晓夫发现了斯大林统治的秘密，想用斗争清算的手段获得地位。

 

在坐稳苏共第一书记之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发起清算斗争。

 

我觉得啊，应该是两者都有。

 

斯大林的铁腕统治，本来就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用来达到目的就差不多了，怎么可能一直在马上治天下呢。

 

想要下马治天下，就必须放弃斯大林的非常手段，那么就出现一个问题：以前的糟烂事怎么办，到底谁来背锅？

 

更何况斯大林的地位多高啊，清算了斯大林，就可以证明以前是错的。

 

那谁是正确的呢？

 

当然是敢于站出来反对斯大林的人。

 

于公于私，赫鲁晓夫都有清算斯大林的充足理由，他想起斯大林慈父般的笑容，长吁一口气：

 

“这口锅太沉，斯大林同志，委屈你了。”

 

叁·秘密报告

 

 

1956年2月，苏共召开第20届代表大会，苏共1355名代表、55个政党大使、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全体领导参加会议。

 

原本是党的大会，赫鲁晓夫却在言谈举止间，数次批评个人崇拜现象，参加大会的人们感觉不对劲，这秃子可能要搞事情。

 

果然，苏共代表在2月25日收到一张特制入场券，说是可以参加一场特别的会议，此外还有100多人列席旁听，而他们是被平反的反党分子。

 

让曾经的反党分子列席旁听，这可不是开玩笑的，意义大了去了。

 

那天凌晨，赫鲁晓夫把得到入场券的人召集起来，当众做了一份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

 

什么都不用说了，完全是针对斯大林的。

 

赫鲁晓夫告诉大家：“当年引起大清洗的基洛夫案件，完全是斯大林一手策划的，也就是说，斯大林故意杀了那么多人，这种人竟然能做苏联的领袖？”

 

“二战初期苏联惨败，最大的原因是斯大林无能，几百万红军牺牲、千万人的家园被毁，都是斯大林给害的。”

 

而且农业失败让人民吃不饱饭，也是斯大林不干人事的结果。

 

反正苏联的任何负面问题，都是斯大林的锅。

 

听到赫鲁晓夫的报告，台下的人们都惊呆了，慈父才去世3年，竟然就被翻案了？这个世界变化也太快了吧。

 

再说以前因言获罪的人太多，万一说错话站错队，可不是闹着玩的。

 

不过赫鲁晓夫也没让他们表态，只是要求代表们不要把话题带到党外，更不要让媒体知道。

 

然而赫鲁晓夫是个大嘴巴子，不到一个月就把秘密报告印发成文件，发给700万党员和1800万团员讨论学习。

 

紧接着，全世界都知道了。

 

这下可玩大了。

 

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发愁没理由攻击苏联，现在倒好，赫鲁晓夫亲自递上刀子，欧美国家赶紧接过来，然后向苏联捅过去：

 

“啊哈，大家快看啊，苏联原来是这么个玩意，社会主义制度也是吃人魔鬼，就这都是你们的灯塔？快醒醒吧。”

 

全世界支持苏联和社会主义的人们一脸懵逼，原来我们就支持了这么个玩意，真替以前的自己羞愧，赶紧洗洗睡吧。

 

从此以后，社会主义的影响力一落千丈，在冷战舆论交锋中，再也没有翻盘的可能。

 

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也赶紧跟上，波兰和匈牙利的反对派起来夺权，准备向资本主义阵营靠拢，苏联用武力镇压，才保住社会主义阵营的稳定。

 

曾经做过外交部长的莫洛托夫回忆，原本全世界支持苏联的人口有70%，秘密报告以后逐渐减少到不足20%。

 

人们不管苏联负面事件的特殊背景，只会在意负面事件有多么难看，毕竟没有人会对斯大林感同身受。

 

而且秘密报告彻底割裂苏联。

 

我们举个例子。

 

以前隔壁小王家里很穷，每天不是遭人冷眼就是挨揍，王爸爸痛定思痛，抄起菜刀赶跑地痞流氓，然后用各种见不得光的手段敛财。期间很多人受到王爸爸碾压，对他的感觉很不好。

 

等到小王成为老王接管家业的时候，王家已经成为村里最大的恶霸，老王的日子很滋润。

 

结果老王站出来说：“我爸爸是傻逼，这么多年对不起大家了。”

 

这时候大家肯定就乐了，既然承认你爸爸是傻逼，那王家的产业就是来路不正，还给大家理所当然啊对吧。

 

王家的人也在想，既然王爸爸是傻逼，那我们跟着他混了好多年，岂不是傻逼中的战斗机，然后就开始反思，为什么会跟着傻逼混了这么多年？

 

问题在于，王爸爸再怎么坏，也给王家留下一份家业。骂也只能外人来骂，老王只能改正王爸爸的错误，而没有资格否定之前的历史。

 

但是老王就这么做了。

 

赫鲁晓夫也这么做了。

 

世界人民感觉苏联的灯塔熄灭了，苏联人民感觉前30年没有任何成就，想起来都是满满的羞耻感，从此对苏联体制产生怀疑。

 

于是，苏联国内出现一股反传统的自由化潮流，专门和社会主义作对，一心希望摆脱之前的罪恶，让苏联加入欧美国家阵营。

 

赫鲁晓夫种下的一颗种子，多年后茁壮成长为参天大树，让苏联江山变了颜色。

 

而且苏共党内也出现“定体问”的潮流，既然斯大林和社会主义的丑陋的，西方资本主义也是邪恶的，那么未来的出路在哪里？

 

如果再也找不到出路，那就今朝有酒今朝醉，赶紧捞钱吧。

 

几十年后出任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自称是六十年代人，可见受秘密报告的影响多么深刻。

 

这也是苏共丧失信仰的根源。

 

没有奋斗目标，人就感觉空虚了。

 

政治是一门技术活，有的能做不能说，有的能说不能做，有的认错不改错，有的改错不认错。

 

斯大林是能做不能说，赫鲁晓夫本应该是改错不认错，却偏偏来了个认错不改错。

 

哎，这智商还能说什么呢。

 

肆·改革之路

 

 

凭心而论，赫鲁晓夫是想改变苏联的。

 

他发现斯大林时代的问题，便想用清算斯大林的方式，彻底和过去告别。

 

他解散集中营给数百万人平反，甄别以前的冤假错案，给苏联老干部们公正的评价，这些事情基本没什么问题。

 

只是赫鲁晓夫的方式太猛烈，他完全可以有计划的慢慢来，不需要用疾风骤雨的方式结束斯大林时代。

 

这种硬着陆的方式，后遗症太重了。

 

不过秘密报告把锅彻底甩给斯大林，赫鲁晓夫和新班子可以轻装上阵，如果能找出一条新路来，也算一回事。

 

向前走或者向后退，总得选一样。

 

赫鲁晓夫的办法是改革。

 

当初斯大林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不惜极力压制农村经济，用剪刀差的方式补贴工业，这才有了硬刚希特勒的钢铁洪流。

 

虽然马林科夫在1952年说，农业问题永远彻底的解决了，但那年只生产了9000万吨粮食，第二年又降到8250万吨，人均粮食只有432公斤，人均肉类只有30公斤。

 

而1913年的帝俄时代，人均粮食和肉类却有540公斤和31.4公斤。

 

这让苏维埃政权情何以堪，敢情努力奋斗多年，日子还越过越差了？

 

赫鲁晓夫的改革就从农业开始。

 

1953年，赫鲁晓夫发现玉米是好东西，长势喜人产量大，要是在苏联大规模种玉米，岂不是可以提高粮食产量？

 

于是，赫鲁晓夫狠狠拍了一把光秃秃的脑门，命令苏联各地种玉米，当年只有350万公顷的玉米地，到1960年要扩大到2800万公顷。

 

嗯，从字面来看，没毛病。

 

可玉米是干热作物，只有太阳照射充足的地方，玉米才能丰收。而苏联很多地方的太阳照射量不足，玉米根本不能结穗，更不用说什么丰收了。

 

那种玉米杆子，喂牛都不吃，折腾几年计划彻底破产，赫鲁晓夫的农业改革没有成功，反而荣获“玉米爱好者”的称号。

 

此路不通，那就再来。

 

1958年6月，赫鲁晓夫命令取消农庄的义务交售，改为农产品采购制，也就是说，国家要给农民发钱啦，定的农产品价格越高，农民收入越多。

 

此后几年，国家收购谷物的价格提高7.48倍，收购畜类的价格提高15.69倍，所以农民收入也增加了7—15倍。

 

而且赫鲁晓夫鼓励农民发展副业，家里种点自留地啊、养点鸡鸭什么的都没问题，给国家交够税就行。

 

农民有钱赚，不干才是有毛病，所以这波改革还可以。

 

但是很快坑爹的事情就来了。

 

赫鲁晓夫一拍光头，决定把拖拉机站的机器，全部卖给集体农庄，彻底实现农业机械化。

 

本来拖拉机站是单独存在的，有拖拉机手、有保养维修车间等等，农庄有需要就花钱买服务，大家各取所取。

 

现在赫鲁晓夫要把拖拉机卖给农庄，拖拉机站改为修配站，那么请问，农民的钱从哪里来？

 

赫鲁晓夫：“国家给你们贷款。”

 

结果不论富裕或者贫穷的农庄，都贷款买了拖拉机，原本规划好的各种农业生产，也因为买拖拉机而缺少资金，不得不无限推迟。

 

而且法令规定贷款可以3—5年内还清，但是一些富裕农庄积极还钱，那些贫穷的农庄也被逼的没办法，只能勒紧裤腰带还贷款。

 

这么一搞，大部分农庄都穷的要死。

 

更要命的问题是，农庄买回拖拉机总要维修吧，使用要加油吧，要有人驾驶吧……现在农庄没钱了，根本保养不起拖拉机，也没钱加油，以前的拖拉机手嫌弃农庄工资低，都跑回城里找工作去了。

 

于是，原本可以用的拖拉机站没有了，农庄买回来的拖拉机烂在家里。

 

苏联农业再次倒退一大截。

 

这种改革还不如不改，以前的旧制度起码能用，您改了半天啥都没有了，闹着玩呢？

 

此外还有和美国竞赛，赫鲁晓夫动不动就要求，某某东西要在几年后超越美国，颇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意思。

 

可问题是，苏联的基本盘就在那里，怎么可能短短几年时间翻倍增长呢。

 

总之赫鲁晓夫瞎搞十几年，不仅没有解决苏联的农业问题，反而让苏联农业更加混乱，还不如以前。

 

 

苏联的农业有问题，工业也不是毫无瑕疵，那么赫鲁晓夫的工业改革能成功吗？

 

事实证明，工业改革也失败了。

 

我们先不说苏联工业的技术问题，其实苏联工业的最大弊病，在于计划经济体制不灵活。

 

这种由国家统一指挥的经济体制，在工业化初期的粗放管理时期，可以有效调配资源，保证把好钢用在刀刃上，用最快速度完成工业化。

 

但是在工业化完成以后，国家经济越来越精细化，就很难以一个部门来管理全国经济和生产。

 

比如给你100块钱，你可以知道每分钱的去向，毕竟钱不多嘛，脑子正常的人都能算清楚。可要是给你1亿呢，你能知道每分钱的去向吗？

 

恐怕你连100块钱的去向都算不清楚吧。

 

这才是计划经济最核心的问题。

 

赫鲁晓夫想的也是简政放权。

 

他上台的时候，苏联有20万个企业和项目，另外还有10万多个在建项目，赫鲁晓夫看着如此庞大的规模，脑门更加明亮了几分。

 

于是，他把1.5万个企业下放给加盟共和国管理，并且在1957年撤销25个中央部门和113个加盟共和国部门，中央只留下航空、无线电、造船等部门。

 

最高苏维埃又把全国分为105个经济行政区，各区设立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行政区里的各种企业。

 

赫鲁晓夫以为，国家把权力交给地方，肯定很灵活了吧，以后必然会生产力飙升的。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这些企业原本由国家调配资源，缺什么直接打报告，国家部门就能把东西放在企业面前，只要出钱就可以了。

 

现在没有国家部门调配资源了，企业缺的东西根本没地方去找，只能自己想办法生产。可能某些重机械企业，还得兼职生产曲别针，这不是开玩笑嘛，一点都不专业。

 

而且赫鲁晓夫的简政放权，不仅没有让企业拥有活力，反而加重地方权力，导致地方本位主义逐渐抬头。

 

后来赫鲁晓夫没办法，只能重新设立国家管理部门，这样一来，经济管理机构和人数扩大好几倍，冗员更严重了。

 

哎，又是一项不如不改的政策。

 

赫鲁晓夫还把地方党委分为工业党和农业党，这不是苏共党内的派系，而是真正的一个地方两个党委，每个党委都有一套相同的部门。

 

一个管境内的工业、一个管境内的农业……有时候工业党委想买蔬菜，必须得农业党委同意。农业党委想买化肥，要向工业党委打报告。

 

简直是一言难尽，乱的一塌糊涂。

 

每个地方的干部，都对这套复杂的制度头疼，有时候想办事都不知道找哪个部门，甚至流传着一种说法：“干部要牢记地图。”

 

什么地图？

 

每栋大楼里的部门分布图啊。

 

遇到赫鲁晓夫这种憨逼领导，如果换做是你，来气不？

 

除了农业和农业改革以外，赫鲁晓夫还取消干部终身制，明确规定了干部任期和连任次数，彻底得罪了所有苏联干部。

 

他还大规模裁军，今年50万明年100万的，失去利益的军官和士兵满腹怨言，恨不得冲到克里姆林宫暴打赫鲁晓夫。

 

多年过来，赫鲁晓夫的改革得罪了所有人，基本上没有任何阶层，因为赫鲁晓夫的改革而受益。

 

农民恨、工人恨、企业恨、高层恨、基层恨、军队恨……就算他清算斯大林给社会解冻，但没有彻底放松文艺管制，也遭到知识分子恨。

 

再加上秘密报告造成的国家和党内分裂，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可谓失败的明明白白。

 

赫鲁晓夫走到此时，政治生命基本上结束了，只要时机一到，反对者就会迎来致命一击。

 

所以说。

 

有志于改革的政治家，最好豁出命去把改革做成，要不然想好死都难。

 

 

伍·落幕

 

时间进入1964年，已经没人希望赫鲁晓夫继续执政。

 

可是多年形成的绝对权力，让赫鲁晓夫的威严极重，哪怕心里再不满意，大家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直到苏共第二书记勃列日涅夫、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表态支持，主席团成员才放心大胆的秘密策划，争取把赫鲁晓夫拉下马。

 

那年10月份，赫鲁晓夫到黑海边疗养，突然接到勃列日涅夫的电话，请他迅速赶回莫斯科，讨论农业问题。

 

赫鲁晓夫满脸问号：“我特么在休假啊，你们要搞什么？”

 

勃列日涅夫：“快回来吧，有事说。”

 

估计他心里在想，以后你就永远休假啦，别墨迹，赶紧回来收拾铺盖吧。

 

赫鲁晓夫说不过，只好赶回莫斯科，迎接他的只有克格勃主席，然后他就意识到，那群人竟然敢不来迎接我，肯定有猫腻。

 

主席团让赫鲁晓夫回莫斯科，当然不是讨论农业问题，而是要像讨伐贝利亚一样讨伐赫鲁晓夫。

 

整个过程很简单。

 

主席团成员在会议室批评赫鲁晓夫：“看看你11年都做了些什么，搞的乱七八糟乌烟瘴气，还有脸坐在这里？”

 

赫鲁晓夫否认三连：

 

我不是、我没有、你胡说。

 

只有米高扬支持赫鲁晓夫，说他的成就是苏联的政治财富，但没人搭理米高扬，而是集中火力攻击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没办法，当天就“自愿”退休。

 

第二天，苏共主席团选举勃列日涅夫出任第一书记，柯西金出任部长会议主席。

 

赫鲁晓夫也没有想东山再起，只是吐槽了一句：“如果他们不需要我，那就算了吧，我也不用挡他们的路了。”

 

还挺有风度。

 

此后多年，赫鲁晓夫做过的改革，基本都被继任者改回去了，做了11年第一书记，和没做过一样。

 

当真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陆·历史的进程

 

几十年来，中国人眼中的赫鲁晓夫是个喜剧人物，不论是种玉米、敲皮鞋或者秃头，都可以用来调侃一番。

 

可我觉得，赫鲁晓夫其实是个悲剧人物。

 

他接手的是一个斯大林狂飙突进之后的苏联，有几十年留下来的问题需要解决，解决旧时代的问题以后，还必须给苏联找到新出路。

 

这项任务太难了，能做到的没几个人。

 

相比同时代的政治领袖，赫鲁晓夫的能力实在不算高明，做事往往顾头不顾腚，又没有深厚的共产主义理论修养，做个听命令的二把手挺好，出任苏联和共产主义运动领袖，有点赶鸭子上架的意思。

 

他和光绪皇帝一样，战五渣遇到地狱难度的副本。

 

而且苏联所处的历史进程，也极大限制了赫鲁晓夫的发挥。

 

因为苏联是冷战核心之一，用来凝聚人心的就是社会主义理想，以及全民公有的国家制度。

 

如果抛弃这两样东西，苏联便会迅速失去人心，不仅世界无产阶级不把苏联视作灯塔，国内也会面临反攻倒算。

 

再说，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凭什么跟着苏联风里来雨里去，还不是国家制度和理想信仰嘛。

 

要是苏联老大哥都不玩了，那其他国家还坚持什么呢？到时候，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要垮掉。

 

人心散了，队伍就不好带了。

 

制度和理想是苏联的国本，轻易动摇不得。

 

所以……赫鲁晓夫的改革，根本不可能有市场经济的选项，只能在斯大林留下的旧框架里修修补补。

 

虽然美国早在罗斯福时期，就吸收了社会主义的优点，赫鲁晓夫却没有办法在苏联引入资本主义的优点。

 

到头来，赫鲁晓夫无奈退休，苏联等来红旗落地。

 

赫鲁晓夫执政11年，推翻了旧体制，却没能建立起新体制，最终兜兜转转又回到旧体制里。

 

此后27年苏联威风赫赫，但再也没有为社会主义制度找到新出路。

 

这是赫鲁晓夫的悲剧。

 

更是苏联的悲剧。

 

如果换一个时空，苏联恐怕能有一个更好的命运，也能得到一个更好的结局。

 

 

参考资料：

功过各半——赫鲁晓夫传   罗·亚·麦德维杰夫

赫鲁晓夫改革：光荣与混乱并行   凤凰网

赫鲁晓夫下台的真实原因   陆南泉

我了解的赫鲁晓夫权力斗争   阎明复 朱瑞真

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与苏联的体制   杨存堂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影响和后果   张捷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   张丽娟

 

大概是去年看美剧《亿万》，无意中看到一句话：

 

所有系统都将走向衰亡。

 

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咱们稍微举几个例子大家感受下。

 

最明显的例子，也就是大公司。

 

我早年天天都在纳闷，大公司怎么就把自己变得这么臃肿不堪，人浮于事，写一行代码还要反复评审，对应几十倍工作量的文档工作，而且浪费无处不在。

 

此外大公司里，还有比项目团队更大的支持团队，各种大小领导多的离谱。我以前一直以为“领导泛滥”这个毛病是国企的，后来发现不仅国企，各种私企外企几乎无一例外呈现出这种症状。如果你们公司没出现这种症状，可能只有一个原因，你们还是小公司，再等等，等到足够大了，这些毛病一个都不会少。

 

归根结底，这就是刚才说的那个问题，所有的系统，都有走向“高成本，高损耗”的方向。就跟盖一栋楼似的，楼层低的时候想怎么发挥都行，甚至可能整个公司只有一个施工队。

 

楼越高，考虑的问题越多，安全性、可靠性和稳定性成了最高优先级。公司里越来越多的人跟盖楼没啥关系，施工单位反而成了次要优先级，随便一群人都可以对施工单位指手画脚，直到组织臃肿不堪。

 

组织在死之前，要拼命想办法给自己弄到更多的资源来对抗成本和消耗，如果资源不足以压制这种消耗，很快就废掉了，大公司轰然倒地。

 

既然大公司问题这么多，为啥还要存在呢？

 

因为它能做得事，小公司根本做不了，但是公司大了，又紧跟着出现了新的问题，比如官僚化，人浮于事，这些问题处理不好，最后把公司给拖垮了。

 

从这个角度看“三百年王朝周期律”，就非常清楚了。

 

1

 固有矛盾

 

一开始“王朝”这个系统上线的时候，往往刚经历过战乱，人口也不多，土地资源也足，内部矛盾小。

 

管理层内部，大家依靠革命期间的友谊就可以对系统进行指挥，像极了那种创业团队早起的草台班子。也有点像南方的那种家族店，老公是董事长，老婆是总经理兼财务，几个小兄弟去当分店店长，老丈人管保安，小舅子是司机，小姨子去做会计。

 

但是系统运行了一段时间，随着业务扩大，问题一大堆，首先得解决兄弟们想另立门户的问题，还得解决自己家人在主要位置上抹不开脸的问题，还要选拔干部，干部不好好干活还得给他们打考评，考虑到大家都喜欢好逸恶劳铺张浪费，还得有部门或者团队负责节约成本，大家天天开会不好好开展工作，那就再开个会讨论下怎么减少会议。

 

国家层面也差不多，随着系统运行，人口开始增多，为了解决各种问题，比如灾难治理，边疆安全，治安环境等等，公务员数量飙升，帝国边疆战事不断，成本逐步增加。

 

现在最像古代大帝国的就是美国了，军费开支奇高无比，相当于排在它之后八国之和。而且公务员队伍占人口比例也是世界之巅，据美国大使馆自己说，2017年政府公务员高达2232万人，占人口6.78%（中国公务员816万，加上教师医生记者等事业人员还有各种临时工，大概5233万，占人口3.74%）。

 

回到明朝，也一样，有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修路搭桥修黄河，而且桥和路修完了不是说没事了，需要日复一日的维护，还需要在北方和西南维持大兵团防止北元南下，帝国内部又得维持大量官僚和吏胥，比如宋江那种押司，萧何那种看库房的，还有六扇门这样的捕快机构。

 

而且明朝有个奇怪问题，也就是税收。

 

我们知道，征税一直都是个大事，对这事理解最深的就是美国人，有句话不是说嘛,世界上最危险的四件事，“在美国偷税漏税，在中国贩毒，在俄罗斯当人质，在韩国当总统”，美国人从一开始就把这事当成个头等大事来看待，早年日常开着小坦克去征税，到现在美国IRS都是最活跃的执法力量。

 

明朝恰好相反，明朝的税率一直非常非常低，黄仁宇说农业税大概不到点10%，大家注意下，整个中国历史上这么低的税率都非常少见，商业税更是不到3%，一年大概300多万两的总额，要知道，跑到南方的南宋小朝廷，商业税竟然高达5000万。

 

明朝重农抑商，原来就是给农民收重税，不知道农民知道后惊喜不。

 

整体而言，明朝的农民和美国的黑人差不多，政治上地位是最高的，但是要钱没钱，要权没权，实际上地位是最低的。

 

商人们跟WASP似的，说是“士农工商”地位最低，人人可以嘲笑，但他们一个个富得流油，吃香喝辣，把自己的孩子送入政府，要钱有钱要权有权。

 

更奇葩的是，明朝这个税后来越来越少。

 

这也是黄仁宇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的核心观点，农民出生的朱元璋目睹过元朝官僚把老百姓往死里逼，他担心明朝官僚们折腾老百姓，要求不准加税，他的说法叫“定额税收”。

 

但是很快就出现了一个新问题，也就是那个绕不开的老问题，地主大量兼并土地，农民跑去地主那里当佃户去了，或者干脆去养蚕烧瓷了，明朝的时候全世界的丝绸和瓷器基本是明朝生产的，工商业空前繁荣，大量的农民被吸收到手工业里了。

 

这些农民的土地上报的时候经常说荒废，其实是兼并到地主家去了。地方官也懒得去管，或者他们本来就是受益者，比如在松江府，最大的地主就是当朝首辅徐阶他们家，谁敢管啊。所有系统到了晚期有的特点，就是所有利益都板结成了一块，基层直接能捅到上层去，就跟《西游记》里的剧情似的，几乎每个妖精背后都有后台。

 

这也就出现一个奇怪事，明朝建国一百多年，税收不但不上升，反而下降了。

 

财政却越来越紧张，帝国后期需要钱的地方越来越多，没钱是万恶之源，逐步演化出来了一大堆社会病，比如扶贫工作不到位，比如边疆士兵军饷亏空，边军大量逃亡，战斗力急剧退化等等。

 

所以黄仁宇说，“明朝的问题恰恰不是税太多，而是税太少，不是控制得太严密，而是控制得太无力”。

 

这话是黄仁宇说的，我才敢放在这里，我自己可不敢说，怕被喷成狗。

 

不过如果大家有思维能力，而不是简单条件反射，想想这个问题，结论应该跟黄仁宇差不多。

 

税收是一个辩证的东西。如果税太重，大家自然不愿意去干活了，但是税太低，又没法搞一些基本的公共产品，比如修路，水利，治安，法院什么的。所以有个“折返点”，现在一般认为30%比较凑合。

 

世界银行计算过，我国在2018年财政除以GDP，大概是28.74%，美国是31.14%。也就是中美都是30%左右的GDP交了税，大家注意下，这里的“财政”包括了国企，卖地，税收等收入。

 

另一个问题，说明朝控制得太松，大家可能第一反应是黄仁宇食古不化。他当然不是了，其实黄仁宇挺“美式”的一个人，他是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博士，大部分时间呆在美国，那些论文都是英文写的，后来翻译成了汉语。

 

事实上只有到了美国才能理解什么叫自由。“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自由”对应的是“义务”，美国条条框框多的离谱，比如你不能影响别人，我住过一个小区，不让晾被子，也不解释为啥不让。

 

此外税你得交吧？如果政府只从那些容易征税的人那里征，容易征税的人往往又都是弱势群体，那社会就会陷入严重的不公平。美国这一点就做得很好，一视同仁，大家都得好好纳税，不纳税就把你修理到生活不能自理。

 

2

 张居正一顿折腾

 

既然钱不够花了，怎么办？

 

改革呗。

 

大家如果在大公司当社畜，就知道我国现在高科技大厂的日常就是成天变来变去，道理也不复杂，我们上文说了，所有系统都在走向衰亡。只有一个办法自救，就是不断自我革命和自我修正，找到新的出路，降低功耗，扩大输入，开源节流。

 

公司领导们当然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们就指望通过不断的变革来让公司一直做个“新公司”，而且通过残酷的“末尾淘汰”防止惰性。

 

国家也一样，运行到后来财政钱不够用了，没钱就得想办法搞钱嘛。

 

如果搞定了钱，政府找到了新税源，那就是“xx中兴”，如果没找到，那就完蛋了，百八十年的中等朝代。

 

大家注意下，不止中国，中外都一样，哪个国家都面临“财政危机”，英帝国那几个最伟大的创新，比如中央银行，国债制度，都是为了解决财政问题想出来的。

 

后来英帝国也亡于财政危机，“二战”后英镑不行了，英帝国跟着解体了，现在剩下个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现在连那俩都养活不了了，等将来北爱和苏格兰走了，就剩下小不列颠了。

 

明朝其实有过好几次改革，思路也差不多，毕竟太祖说了税率不能变，那就找找看土地跑哪去了。朝中大佬们通过直觉也能感觉到，跟朱元璋时代相比，经过一百多年的开垦，明朝后期的土地应该多一些才对，现在变少了，肯定出了问题。

 

所以解决税收难题的核心是重新丈量土地，简化税制，减少官僚和地主们的寻租空间，把窝藏不上报的土地查出来 。

 

多说一句，一般说东林党不让收商业税，其实这个不全对，东林党真正把持朝政满打满算不超过四年，他们没那么大能量，应该是整个官僚体系都反对，这种得罪大部分人却没有明显收益阶层的操作基本是找死，只能是朱元璋来做，他不做，后续谁也别想做，问题是他正好没想明白这事。

 

太监们倒支持商业税，因为太监都是贫苦出身（不贫苦谁会积极主动要求自宫啊），开征商业税跟他们没利益关系，他们一眼就看出来那玩意才是治本的办法，不过没啥用，太监的政策形不成国策，他们往往今天得势，明天就被拉出去剐了。

 

这种情况下，“丈量土地，简化税制”就成了明朝高层的共识，早在1530年就被提了出来，配套体系改革的思路也基本成型，此时明朝已经建国162年，财政问题已经把整个国家逼到了必须做点啥的地步了。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改革方案是1530年提出来的，距离张居正全国推行，还有半个世纪。

 

有了改革思路不代表能够推行，普通官僚没这个能力，动作太大了，阻力也大，利益阶层更是盘根错节，儒家知识分子们肯定会拿出“扰民”这个观点来百般阻挠，官僚们讨厌所有变革，英剧《是，大臣》里对这个有非常好的解释：官僚都是在野党，专门捣乱的。

 

普通人搞不定这事，就得猛人来操作，明朝前后有好几个猛人在推动一条鞭法。

 

最早叫张璁（这个奇怪字念“葱”），后来张居正主持改革的操作和他差不多，基本沿用了他的思路。这人跟皇帝关系不错，读过《明朝那些事》的小伙伴都知道，这人跟皇帝并肩战斗过，因为士大夫逼着皇帝认爹，皇帝不同意，张璁站出来从法理角度跟大家辩，成绩显著，非常得皇帝信任。

 

这人能力强，心气足，长期位高权重，而且当了三任首辅，操盘了一大堆改革，其中就有清查土地，不过推行不彻底。

 

后来海瑞也搞过，大家都知道他和“正国级”领导徐阶搞的非常不愉快，就是因为他跑江南富庶之地去搞土地清查，当地最大的恶霸就是徐阶一家子，海瑞出了名的“头铁”，完全不管不顾当初徐阶多次保护了他，公事公办，把徐阶搞得灰头土脸。

 

只是海瑞根基太浅，操盘这么大的事，非常容易结怨，他刚动手改革，大佬们弹劾海瑞的奏折跟雪片似的到了京城，海瑞只搞了大半年就被赶到一个闲职上去被迫退休了。不过海瑞出了名的两袖清风，官员们恨死了这个犟老头，也没啥办法。后来张居正就不一样了。

 

终于到了张居正，老张基本上是皇帝的干爹，明朝那会儿民间小说泛滥，有人说他跟太后有一腿，跟大太监冯宝关系也非同一般，在外朝又是首辅，战事频繁的东北前线和西南前线两个军头，李成梁和戚继光，也都是张居正的小弟。

 

相当于内廷和外廷都是一把手，谁要是敢反对他，就让手底下小弟上书侮辱那人，宫里的大太监再以皇帝口吻下旨申斥。张居正再站出来装好人求情，最后皇帝说看在老张份上，本来是要把你发配非洲的，现在去海南岛种芒果吧。反复这么几次，朝中没人敢惹老张了。

 

于是张居正在1581年，也就是“一条鞭法”诞生半个世纪后，借着权倾朝野的势头，下令全国推行，此时距离明朝灭亡只剩下60来年了。

 

到这里该说下这个“一条鞭法”到底是什么东西了。

 

这玩意并不复杂，首先是简化流程，税收货币化，一般其他书里提到最多的就是这个。

 

这在大公司里的社畜们理解起来非常容易，屁大的事要找十来个领导签字，活也不用干了。在政府里这么复杂的程序还会导致各种腐败。

 

明朝沿用的是唐朝的“两税法”，这玩意超级复杂，老百姓不仅要交粮食作为税收，还要每年给政府去做各种劳务。粮食和劳务又分成几十种，毕竟全国那么多的县，每个地方都不一样，你家种小米，他家种麦子，这就涉及小米和麦子之间的汇率，问题是还有海南的芒果和椰子呢，全国有几十种作物，复杂极了。

 

很多人以为古代不需要算数，其实不是，古代也有非常复杂的统计和换算工作，只是不需要官僚们来搞，由宋江和萧何他们那种“吏”负责，他们不登大雅之堂，史书上不聊他们，所以毛主席才说我国古代史书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家史”。

 

所以张居正简化了流程，乱七八糟的税负大部分全部用银子了，也就是交钱了。

 

多说一句，总有人说明清闭关锁国，真是脑子被驴踢了，明清两代全世界一半以上的银子跑中国来了，如果中国闭关锁国，这些银子咋进来的？还是那个老问题，史书里不写这玩意，大家就以为没这么个事。

 

“税收货币化”并不是给老百姓降低赋税的，而是简化流程防止官僚内耗的，中央政府手里握着流动性非常高的白银，行政效率也高了很多，毕竟你手里有几万斤粮食，想去消费也得换成钱嘛。官僚们对这个事不大满意，不过也没啥办法。

 

张居正的变法第二条就是我们上文说的，要清查土地，其实这个最关键，全国到处丈量，一下土地多出来2.8亿亩，不少地主隐瞒了土地，这次也被迫要交税了。

 

作为配套体系改革，张居正最清楚，如果政策想长期执行下去，关键是官僚队伍得高效，他给官员们重新制定了KPI考核机制，搞了非常复杂的条条框框，把官僚们拿捏的死死的，这玩意叫“考成法”。

 

明朝已经惯性运行了两百年，你突然搞这个，就跟去一个早九晚五的大公司突然宣布全公司今后996一样，大家痛苦不堪。

 

这三条操作基本是一个“伤害递增”操作，大家能忍他，唯一的原因就是惹不起他，于是强忍悲痛，等着他死了再说。

 

3

 世间已无张居正

 

没想到张居正很快死了，张居正改革是在1573年，1582年他就死了。死的时候67岁。

 

这个年龄按理说倒也不大，不过在古代也不算年轻，到底怎么死的，众说纷纭，我们上文说了，明朝小说泛滥，就跟现在的微博似的，天天编段子。

 

很快传出来说是张居正老当益壮，服用大量春药搞多人运动纵欲过度死了。为了扩大打击范围，还说春药是戚继光送的。后来历史学家通过整理书信，说是当时在治什么病，痔疮还是啥，可能感染后死了，那时候没有抗生素，很容易感染不治身亡。

 

官员们也开始蠢蠢欲动，毕竟你丈量土地，吃亏的是地主；你搞简化赋税，大家也就忍了，毕竟这事对财政也是立竿见影，而且也断断续续持续半个世纪了。

 

问题是老张你搞官员干嘛？

搞你大爷的KPI呢？

让官老爷当社畜？

 

所以他死后没多久，在一些人的带头下，开始对张居正下手。

 

万历皇帝的态度很重要。他对张居正的感受跟对一个严父差不多，张居正也跟一个父亲似的经常训斥小皇帝，让小皇帝节俭，勤奋，好好学习，做个人，小皇帝不喜欢他，但是也尊敬他，希望自己活成老张那样堂堂正正的人。

 

等到张居正死了，大家就开始攻击大太监。

 

我们前文说过，明朝官僚相当于自动驾驶系统，太监相当于微操的方向盘，这两套系统势同水火，每次皇帝一死，官僚们肯定反扑，把先皇的所有小伙伴全送去见先皇。

 

张居正就是那个先皇，大太监冯宝首先遭到清算，而且这货果然有问题，被查出来是个巨贪，官僚们趁机把火烧到了张居正那里。

 

接着上文，朝臣们弹劾奏折一拥而上，奏折里说老张平时嘴上一套背后一套，生活奢侈，私生活腐败，不仅日常热爱女色，还搞人力房车（据说他的娇子几十个人抬着，里边一室一厅独卫）。反正各种不正经，罄竹难书，有辱斯文，要求皇上主持公道。

 

这问题就大了，我们前文讲了，海瑞也被围攻过，但是大家只能说他工作能力有问题，没人敢说海瑞生活作风和私德有瑕疵。后来海瑞被赶下台，也只是挂了个闲置养老去了。毕竟能力不够就下台，能力不行又不犯罪，海瑞惹了众怒，也定不了罪。

 

老张自己问题一大堆，而且确实是不太检点，再加上小皇帝对他失望至极，很快就对张居正进行了抄家。

 

官僚们担心张居正家属转移资产，迅速包围了宅子，几天下来饿死好几口子。后来抄了半天，没抄出多少钱，于是对张家人严刑拷打，竟然把张居正的大儿子给打死了。最有意思的是太后，这女人跟大玉儿似的，老张被搞的时候她啥话都没说，显然他俩关系也就那样，老张在她眼里也只是个“工具人”。

 

最终，死了不久的张居正彻底被扳倒了，被批倒批臭踩上了一万只脚，改革三大成就，“税赋货币化”留下了，毕竟没人能说这个政策有啥问题；清查土地退不回去了，也没有理由退回去；“考核官员KPI”这一项被攻击的最狠，被废掉了。

 

但是我们上文说了，如果没有考核机制，官员惰政，最后啥事都做不成。果然，万历很快就发现张居正死后，官僚系统又变回以前那副模样去了，多出来的那部分税收很快也没了，财政问题继续如影随形。没过多久还多了“党争”这个癌症。

 

张居正死后60年，明帝国也就完蛋了。

 

4

 尾声

 

明朝亡于党争，这是直接原因，党争导致明朝没有一个政策能持之以恒执行下去。明朝后期有几项政策复盘的时候就能看出来还是很有希望的，不过最后都在内斗中熄火了。明朝的朝廷就跟个沙雕施工队似的，盖的楼都缺个顶，明朝不亡没天理了。

 

其次是财政，明朝改革之后财政只好转了几年，很快又不行了，财政的崩溃导致边军大范围反水，大家知道“戚家军”吧？这支部队哪去了？

 

惨极了，这支部队后来因为欠饷问题向朝廷讨饷，最后的三千人被加了个罪名全部诛杀了。

 

明朝后期基本所有的问题都和钱有关，裁撤公务员里的临时工导致李自成反了，军队发不下去军饷，导致军队变成了乱军到处打劫，秩序进一步混乱，最后乱到不可收拾。

 

国家层面的财政问题几乎是所有问题的根源，你们看美国现在的很多问题，本质也是财政出了大问题，比如美国这两天突然出来这么个牌子，奥斯丁市警察经费消减了，让市民风险自担，也是有生之年系列：

 

 

我们前文也讲过，俄罗斯的石油其实在俄罗斯GDP里比重并不高，但是对俄罗斯财政的重要性却是压倒性的，这也是为啥普京豁出去也要修理那些支持过他的寡头。

当然了，写文章的目的不是为了最后嘲笑下美俄，而是我们自己一定要警惕走到那一步。

毕竟明朝的这些问题还会一再出现，这玩意比历史周期律还猛，我们只要确保别出在我们这里就可以了。

 

转自微信公众号：九边

 

近世史所指认的是从宋朝到清朝的这一段历史。这一划分是基于内藤湖南等人提出的“唐宋变革”论。该理论认为，唐宋之际中国历史开始了具有“现代性”的转变。但是，中国在近世同样发生了一次重要转向，即明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对外关系等方面的全面的倒退，这实际上扭转了唐宋以来生机勃勃的外向型历史发展的趋势，使得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

中国近世的转向——明朝的全面退却

文 | 张宏杰

 

近世史所指认的是从宋朝到清朝的这一段历史。这一划分是基于内藤湖南等人提出的“唐宋变革”论。该理论认为，唐宋之际中国历史开始了具有“现代性”的转变。但是，中国在近世同样发生了一次重要转向，即明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对外关系等方面的全面的倒退，这实际上扭转了唐宋以来生机勃勃的外向型历史发展的趋势，使得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

 

十四世纪的明朝，与欧洲相比，表面上要光明得多。十四世纪的欧洲特别不幸：黑死病扫荡了欧洲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使北欧动荡不已的“百年战争”也始于这个世纪，因此人们称这是欧洲的“黑暗时代”。在中国，朱元璋却缔造了一个很长的和平时期，“华胄重光”，生产恢复，东方大地一片太平景象。

然而在一治一乱的表象下面，却涌动着两股方向相反的历史暗流。

在欧洲大陆，从十四世纪起，漫长的、死气沉沉的中世纪开始支离破碎。由于教皇和国王们忙于争权打仗，无暇管理地方事务，许多城市从封建统治中脱离出来，获得了独立。这些城市居民集资向国王们购买了自治权，可以组织自己的市政厅和法院，建立自己的法律。正如当时的一句俗话所说，“城市的空气能使人自由”。

在城市里，人们不再向国王、贵族们卑躬屈膝，他们投身于商业和企业，用自己的双手和头脑为自己创造财富，用财富来建立自信。“自治市的自由民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自信和独立，这种自信和独立是欧亚大陆其他任何地区所没有的。”

这些城市的本质就是一个大公司。“所有的商业法律，也就是民法；全部商业船只也就是海军。”这些城市一出现就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明朝建之后十二年的1380年，威尼斯打败热那亚，成为欧洲海上霸主。从此之后，资本主义因素在封建社会的缝隙中像霉菌一样逐渐生长，很快推垮了日趋腐烂的旧体制，使欧洲社会迸发出前所未有的能量。

 

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相反的事情在发生着。朱元璋统治的原则就是全面的社会控制，把每个社会成员的一举一动都严格控制在政府权力之内，以杜绝任何不安定因素。朱元璋把全国变成了一个大村庄，取消了多元和层级发展的可能，由官僚包办一切事情。在他的统治下，大明社会变成了一个大监狱，各级官员都是狱卒，所有百姓都是囚犯。百姓稍有逾越狱规，则惩罚立刻劈头而来：“充军”“斩首”“乱棍打死”……

《绣春刀》

如果把蒙古族建立的元朝视作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意外，那么明朝作为一个汉人政权，直接继承的是宋代，朱元璋自己也宣称他的奋斗目标是“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然而明朝和宋朝的基本走向，恰恰相反。

宋朝是一个非常富于“现代”因素的朝代。

大部分人认为中国的极盛期出现在唐朝，而宋朝通常被认为是一个衰弱的朝代。然而从经济角度来看，唐朝与宋朝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拿国家财政收入来比较，宋朝的国家财政收入是唐代最高额的三倍。

更具说服力的是财政收入的构成。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时期，农业税是国家收入的主体，而宋朝时，工商税收占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农业税只占百分之三十。这说明宋朝的财政收入不是靠加重对农民剥削，而是工商业繁荣、生产力提高的结果。

《清明上河图》（局部），反映了宋朝繁荣的社会经济

孙隆基在《鸟瞰中国千年史》中说，宋朝钢铁工业高度发达，大型企业通常会雇用数百名全职的产业工人，而政府的两处军工厂聘用工人数多达八千人。“华北的钢铁业以1078一年为例，达年产一百二十五万吨的水平，而英国于1788年亦即工业革命之始才不过年产七万六千吨。”

宋朝采矿业发达，信州铅山的一个铜矿就有十余万矿工。煤已经成为首都的主要能源。“汴都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

除此之外，宋代矿冶、造纸业、制瓷业、丝织、航海业也高度发达，长江两岸，货栈林立，广州、泉州和福州的商船远航阿拉伯、马来亚、新加坡和日本。作为经济发达的一个标志，宋朝铸造的铜钱超出唐朝时的十倍以上。宋神宗时年铸币量五百万贯，而唐朝极盛的玄宗朝年铸币不过三十二万贯。宋朝还发明了纸币，出现了银行和支票这类非常“现代”的金融工具。

网络作者“Jiangpub”在《中国的大宋，世界的美国》中则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宋朝在世界上第一个采取了类似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王安石则是世界上第一个试图对全国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经济专家。

由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长期坚持募兵制的王朝。宋朝以巨大的财政收入供养数量众多的军人，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转移支付或者社会保障的性质，是政府在为国家由农业社会转向工商业社会付出代价。

西方“近代化”的标准，例如市场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发达、都市化，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与文化的世俗化等，宋代的中国都已经出现，比西方提早了至少五百年。美国比较历史家麦克尼尔在《权力的追求》中说：“本书的假设是：中国在一千年前后转向市场调节的行为颠覆了世界史的一个关键性的平衡。我相信中国的例子启动了人类的一个千年探索，去发现在协调大规模行为这一点上，从价格和私人或小团体 （合伙或公司） 对私利的看法出发，会有些什么成果。”

在“现代”化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基础上，宋代的人文精神也实现了突破。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不杀大臣”，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朝代。宋代的文学艺术作品里，洋溢着前所未有的生活气息和个人尊严意识。

《东坡家事》

然而，朱元璋创造的明朝却在宋朝的坐标下实现了全面“大跃退”。

黄仁宇说，“明朝之采取收敛及退却的态度者，也可以说是在王安石新法失败后的一种长期的反动”。明代的经济发展远远不及宋代。宋真宗时代，国家财政收入为一亿六千万两白银，而据黄仁宇计算，明王朝在1570到1580年间，平均每年财政收入是三千零七十八万两，不过是宋朝的百分之十九。更主要的是，农业税占明朝政府总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一，工商杂税只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二。这个数字告诉我们，相对宋代，明朝的经济结构是何等落后。

宋代经济奇迹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而做了皇帝之后，朱元璋敏锐地意识到了商人财富的增长可能对政权带来的挑战，因此在他的统治下，中国几千年来的抑商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他屡屡说：“农桑为衣食之本。”在他看来，只有实实在在出产了粮食和棉花的活动，才是劳动。他说：“上古时代，每个男人都耕地，每个女人都织布，所以水旱无虞，饥寒不至。自从人们学会了经商，学会了享受，农桑之业废。……所以，要让天下人都吃饱饭的关键在于禁止商业。”

他规定，商人外出经商，必须经官府严格审核，发给通行证才行。如果没有通行证随便外出，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把商人拿赴官府，治以“游食之罪”，重则杀头，轻则发配到边疆地区。他又明令取消了全国所有的商业经纪人和中间商，只允许最低限度的商业活动存在。商人被列为社会上最低一层，想考学、当官，都会受到种种刁难和限制。

宋代财政收入早就实现货币化，朱元璋却把税收制度倒退了几百年，恢复了低效率的实物征收制和劳役制。

“衙门内的传令、狱丁，都由各乡村轮派，即使文具纸张，甚至桌椅板凳公廨之修理也是同样零星杂碎地向村民征取。”“全国盖满了此来彼往短线条的补给线，一个边防的兵镇，可能接收一二十个县份的接济；一个县份也可以向一打以上的机构缴纳财物。”“万历二十年，北京的宛平县知县沈榜声称，他每年要向二十七个不同的机构交款，总数则不出白银二千两。”

用黄仁宇的话来说，洪武型财政的特点就是“缺乏眼光，无想象力，一味节省，以农村内的经济为主，只注重原始式的生产……不顾投资为来日着想”，“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宋代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部分地区经济高度发达，江南领先于华北，东部发达于西部，由此带动全国经济成长。朱元璋则始终崇尚平均主义，防止局部地区经济领先发展，强迫领先地区向落后地区看齐。宋代货币高度发达，明时则抑制铸币业，有时甚至禁止金银及铜币交易。据估计整个明代铸钱量不超过千万贯，这不过相当于北宋两年的造币量。因为缺乏货币，无法交易，许多小商小贩失业，“1544年竟至因‘钱法不通’人民倒毙于北京”。

宋元都是世界性帝国，从海外贸易中获得了巨大财富。但明朝实行严格的闭关锁国措施，非但不准国人出海，对外国进行“朝贡贸易”的数量也限得极低。孙隆基说，“明代中国从蒙古世界系统中摆脱出来，有如二十世纪共产中国与西方帝国主义世界秩序断裂一般，都不免做出背对世界大势的自然反应。中国从唐末已开始走向海洋，但如今这个新走向变成‘离经叛道’，并被算在‘外族’蒙古的头上，而新冒现的锁国心态则被说成是‘华胄重光’”。

明朝开国功臣像，其中很多人都不得善终

 

明朝的人文精神更是大大退化，返祖到三代以前。朱元璋开创的明朝，贱视大臣的程度创了中国历史之最。皇帝一不高兴，就把大臣按到地上脱下裤子一顿棍打。

唐宋以生机勃勃的外向型的竞争社会呈现于世界，而朱元璋统治下的明朝则是内向的、反竞争的、缺乏想象力的。朱元璋开创的三百年大明，是中国历史上最稳定的朝代之一，而这三百年，却是欧洲历史上最为动荡的阶段。不过正是这些动乱，孕育了现代西方文明。

黄仁宇说：“克伦威尔在马斯顿荒原击败查理一世时，为公元1644年，也即是中国所谓崇祯皇帝上煤山的一年，也就是明亡的一年。”大明近三百年，正是中国大幅度后退，西方大踏步前进，双方擦肩而过的时代。

摘自：《倒退的帝国：朱元璋的成与败》 张宏杰/著重庆出版社（华章同人）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TZPE9W3ViSYCjKlTwWrf9Q

又到了书单的“血钻故事”时间。

 

今天这篇文章，回顾了人类历史上最让人痛心的惨剧之一。尽管发生在异国异族，但历史的厚重、文明的暗面，尽在其中彰显。

 

喜欢这类历史内容的读者，欢迎关注血钻故事（ID：xuezuangushi）。

 

—— 书单君

作者 | 地中海螃蟹

来源 | 血钻故事（ID：xuezuangushi）

引子

试想一下，从打开这篇推文到现在，数秒内，一个活人就已倒在了血泊之中。而这个人，可能就是你的邻居、朋友，亦或者家人。如果没有特别好的运气，那个倒下的人，很可能就是你。

最可怕的是，杀害这些人的凶手，可能也是你的邻居、朋友、家人——甚至，就是你自己。

26年前，这样的事曾真实发生、并持续了近100天。一位亲历者曾无力地问道：“当有人举着装有子弹的手枪，站在你身后。威胁你做可怕的事情：比如用刀砍死自己的邻居。不然就开枪打死你。你会听从他吗？”

“他们会在你面前杀死路上抢来的孩子，威胁不听从指令，你或者你的孩子就会有同样的下场。你又该如何拒绝？”

反派死于话多只存在于电影里。他们不会给你时间来听你谈谈自己的想法。除了服从外，你没有其他任何选择。这场把普通人变成冷血屠夫的事件就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桩被联合国宣布为“反人类罪”的种族清洗罪行——卢旺达大屠杀。

大屠杀期间，仅三个多月，不分男女老幼，80多万人被杀害。每十秒杀一人，效率是纳粹屠杀犹太人的3倍。不同的是，纳粹多用毒气于集中营内实施集体杀戮，而这近100万人多数都是被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人，用最原始野蛮的方式，一刀刀砍死。

就在不久前（2020年5月16日），法国巴黎警方逮捕了一名涉嫌资助卢旺达大屠杀的嫌犯。一周后，另一名嫌犯被确认已于约20年前死亡。于是，时隔26年，这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事件再次重回世人视线。同时，也揭开了一位老人永远无法愈合的心灵疮疤。

卢旺达大屠杀发生于二战结束近半个世纪的1994年。那年，几乎所有美国人都在谈论辛普森杀妻案。到了年末，世人又争论起了《阿甘正传》和《肖申克的救赎》究竟谁更应该拿奥斯卡。

而对加拿大人罗密欧·达莱尔来说，1994这个数字却在他心里永远烙印下了三个字：卢旺达。

司令官的舞蹈

罗密欧·达莱尔的脑海里时常浮现一个画面：到处都是尸体，好多狗在尸丛中巡吠，搜寻食物。

狗吠声和腐尸味，这是达莱尔印象中的卢旺达。而在大屠杀发生的前一年，达莱尔心中的卢旺达却美好无比。

1993年8月的一天，达莱尔接到了一通来自联合国的电话。电话那头问他知不知道卢旺达。达莱尔回答大概是在非洲的某个地方。

“那你就去那执行任务吧。”联合国并没有对局势做详细说明，也没有提供任何具体情报。因为是首位派遣到非洲的加拿大籍维和司令官，达莱尔还是接下了这个联合国驻卢旺达维和部队司令官的职位。

< 头戴联合国维和部队标识蓝色贝雷帽的达莱尔 >

卢旺达的天气总是如春天般祥和，森林、山丘和湖泊葱绿旖旎，风光壮丽。生活在这的人们并不富裕，但司令官总觉得他们心里有着某种神圣的向往，因为他们神态祥和。

达莱尔觉得自己来到了人间天堂。但他似乎并不清楚，在一张张祥和面孔下，还掩藏着两个民族跨越世纪的恩怨纠葛。这两个民族，一个叫胡图族，一个叫图西族。他们共同生活在卢旺达这片风景秀美的土地上，却你来我往，彼此攻击长达半个世纪。

在达莱尔赴卢旺达任职前，这两个民族已经打了三年内战。司令官并非不知道这一点，但他仍然很乐观。因为不久前，图西族武装军和胡图族当局签订了和平协议。双方约定22个月后，进行全国普选，重新选出兼顾双方的新政府领导班子。

达莱尔是被这两个阵营共同请过来执行维和工作的。因为双方随时可能为了争夺席位再次爆发武装冲突。司令官要做的，是以一个第三方的中立身份，让这份和平协议能顺利推行。

1993年11月1日，司令官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一处小房间外，战战兢兢地升起了联合国旗。飘舞的旗帜之下，只站了60名维和队员。周围却挤满了持枪的武装分子。这些人是卢旺达政府军和由胡图族激进人员组成的民兵。因人数过多，武装分子甚至站满了屋顶。

< 身着彩色服饰的胡图族激进派民兵 >

举行升旗仪式时，司令官满脑子想的都是如果周围的人开枪了，该怎么办？因为他手下的这60名维和部队成员，多数来自殖民过卢旺达的比利时，卢旺达人对他们只有仇恨。通常来说，联合国并不允许原宗主国在原殖民地进行维和活动，但当时，能提供充足人手的除了比利时外，已无处可求。

充满象征意义的仪式结束后，达莱尔司令官很快找到了当时的图西族武装军司令保罗.卡加梅。他希望卡加梅能跟时任胡图族政府总统哈比利亚马纳举行一次和平会谈。

< 图西族武装军爱国阵线司令卡加梅和达莱尔 >

会谈选在一个四周空旷的偏僻地进行。会上，达莱尔找准一切机会，跟胡图族当局政府不断强调，和平协议签署了，和平就一定会到来。他甚至在会上说道：希望将就此诞生。

但无论激进派、强硬派还是温和派，所有胡图当局政府的政要们都知道，内战还将继续。因为一场大屠杀正在有条不紊地策划中。

1994年4月6日晚，一架载着卢旺达总统哈比亚利马纳的专机，在接近首都基加利机场准备降落时，突然“坠毁”。专机被炮弹击落，总统和机上全部人员当场遇难。

< 时任卢旺达总统哈比亚利马纳 >

总统遇难几小时后，首都基加利就响起了枪声。胡图政府指责是图西族的反政府军为了夺权暗杀了总统；而图西族军方领袖卡加梅则义正严辞地指责，是胡图人中的激进分子杀害了总统，为的是嫁祸图西族，以便赶尽杀绝。

于是，胡图政府军和图西反政府军展开了激战。短短一周内，就有两万多人死于非命。这两万人多数并不是死于内战带来的流弹，而是周围普通人的砍刀。在总统去世一天后，全国的胡图族普通人就很神奇地获得了武器，并像事先说好的那样，在第一时间向身边的图西族同胞挥起了砍刀。

达莱尔对此并不惊讶。早在总统遇难三个月前，他就知道这天迟早会来。

1994年1月11日，此时距离大屠杀爆发还有近三个月时间。一名安插在胡图族激进组织的线人发来了一份密报。线人透露，这些激分子正在密谋一场大屠杀，并告知了达莱尔司令官，为实施大屠杀事先准备好的武器隐藏地。

这是卢旺达大屠杀的第一个真相：这场屠杀并不是由某个具体事件的发生成为导火索，再由此引爆两个民族由来已久的矛盾冲突。而是一场彻头彻尾、事先严密组织的、有预谋的种族大清洗活动。

几乎所有媒体都将大屠杀发生的直接原因归为总统遇难，也就是1994年4月6日引爆了这起屠杀。但这场屠杀的发生，甚至可以追溯到达莱尔前往卢旺达任职之前。没人知道屠杀究竟策划了多久，它甚至很可能被激进派当作某项政治计划。在它被提出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后来发生的一切。

回到达莱尔，得知存在武器库的那一刻，他立马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决定连夜赶往武器库，取缔这批武器。出发前，达莱尔给纽约联合国总部发去了这个重要情报。但很快，联合国向达莱尔下达了明确指示：不允许冲击武器库。

达莱尔的副官说：我认为他们并没有理解司令官的报告，或者说，总部的那些家伙，只是假装没有理解，因为胆怯、怕麻烦。

联合国的决定影响了一个国家的命运。

达莱尔失去了事先阻止这场屠杀的唯一机会。从武器库暴露的1月到矛盾逐渐升级的2月，政府军一直在逐一核查全体国民的身份证，以便记下每一个图西人的住所，为大屠杀做准备。

总统坠机后的第三天，司令官派了10名担任维和部队的比利时士兵保护当时的卢旺达女总理：这名女总理也是图西族，司令官希望她能尽快掌权，并阻止屠杀。当天，女总理和这十名比利时士兵在街上遭到了胡图人劫持，惨死街头。女总理全家被杀害。

< 死于大屠杀的卢旺达首位女总理阿加特·乌维林吉伊马纳 >

当时，卢旺达的普通百姓都知道，这些维和士兵总有被杀的一天。因为收音机里一直在宣传，不要害怕这些白人士兵，杀他们几个就自动撤军了。

而利用媒体煽动民众犯下暴行的主要案犯，就是不久前在法国被捕的卡布加。他是“地下电台”——“卢旺达自由千山电台”的主要资助人之一，也是当年在离奇的“4·6空难”中死去的卢旺达总统哈比亚利马纳的亲信。

接到女总理和10名比利时士兵牺牲的报告后，达莱尔马上找到了当时的卢旺达国防部内阁主管。在司令官看来，按这名主管的身份，是能阻止大屠杀的。但司令官却不知道，正是这名主管的上司，前卢旺达国防部长，下令杀死那位图西族女总理和达莱尔的十名维和士兵。这名凶手于2020年5月22日被确认于20年前死于刚果。

< 前卢旺达国防部长 胡图族激进派核心人物 奥古斯丁·比齐马纳 >

达莱尔还记得，那天，他只敲了一下内阁主管办公室的门。在没有获得同意的情况下就径直闯了进去。主管冲了上来，大喊着将他赶了出去，并让他撤走手下的维和士兵。

4月10日，卢旺达大屠杀的第四天。西欧各国紧急撤走了本国居民，也带走了前来保护本国居民的军队。制止事态恶化的最后机会就此丧失。当时，意大利、比利时和法国派出了飞机和250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却没有一个人向达莱尔提出申请，去解救图西人。

“如果当时这些军队能以达莱尔为核心，不出三四天，事件就能平息。”可军队还是走了。走时还带走了全部武器。留给达莱尔的只有不到300人、装备简陋的维和部队。他无助地坐在办公室里听广播。收音机里传来一则消息，说在教堂发生了屠杀事件：卢旺达军方将图西人带到教堂，交给激进派的民兵组织肆意屠杀。

教会本可以制止杀戮。只需卢旺达最大的教会说一句敌视图西人有违神的教诲。但教会只是说，应该少数服从多数。

在讲诉卢旺达大屠杀事件的影片《杀戮禁区》里，曾还原过一名年老神父拼死解救图西族难民的经历。当2500名难民涌入一所有两名白人工作的学校后，几乎所有人都惨遭不幸。但仍有人在神父的庇护下活了下来。夜晚，神父用货车载着幸存的图西族妇幼逃离。路过关卡时，面对胡图军官的质询，神父思考着该如何躲过这次检查。不等神父开口，子弹已经射入他的额头。

当整个群体都陷入疯狂后，渺小个体的清醒与努力只会显得格外苍白而无力。达莱尔想明白了这点，为避免无谓牺牲，他对副官说道：你还有妻儿，想回去就回去吧。

副官回答：只要司令官还在这儿，我就在这。

那一刻，达莱尔决定留在卢旺达，战斗到最后一人。

5月19日，星期四。联合国驻卢旺达维和部队司令部遭到攻击。炮火声响起，所有人第一时间都奔下楼梯。他们面如死灰，坐在楼梯口。更准确地说，是坐以待毙。

维和司令部实际上不堪一击。他们没有装备，也没有药品，什么都做不了。所有人都屏息瑟缩，脸上只剩惊恐与不安。看到这样的情形，达莱尔又跑回了楼上办公室。

他翻出了一台小收音机，把它放在地上，给自己的士兵放了一首故乡加拿大的歌曲。鼓点响起，一个略带沧桑的声音欢快地唱道：

我们头戴蓝色贝雷帽奔赴战地

只为使联合国的旗帜再度飘扬

我们站在强大与脆弱之间

站在因战争使得儿童无法玩耍的地方

那里的母亲为和平努力

子弹飞来飞去

饥饿永无止境

我们试图给这个丑陋的世界带来一些希望

屋外街道上堆满尸体，人们手拿武器砍向昔日好友，整个基加利充斥着孩童的啼哭和人们于临死前发出的哀嚎。炮火纷飞中，司令官和自己的士兵拍着手、唱着歌。他们在音乐中舞蹈。

欢声笑语中，一名士兵冲达莱尔喊道：

“嘿！司令官！你知道吗，我们正在祈祷有个和平的周末！”

“哈哈！要真是这样的话，那这可是我们来这里后的第一次啊！”

这是司令官在卢旺达最开心的一段记忆。即便那时，司令官和他的维和战士已经被联合国、乃至全世界抛弃。

同样被世界遗弃的，还有卢旺达。

孤独的卢旺达

常有人说，一名记者就相当于一支步兵营。大屠杀爆发后，达莱尔不遗余力地用媒体向外界传递卢旺达的消息。

一名加拿大记者感概道：通常来说，加拿大军人从不喜欢和媒体交流。简直到了事后只能拼凑出只言片语的地步。而在整个屠杀期间，达莱尔都对我们有问必答，让我很是吃惊。

记者曾问他为什么在联合国让他撤退时还坚持留在卢旺达。

“撤退就等于告诉他们，我们等你们打完再回来。”

“那你留在这里又能做什么呢？”

“对我来说，能多救一个卢旺达人，就是有意义的。”

“但是每天都有几万人在被杀。”

“那么我就作为目击者，将这里发生的一切公诸于众。”

司令官决定做一名见证者，将这里发生的一切公诸于众。

但这一切，又远非一个正常人所能承受。电台里每天都在说图西人是蟑螂，甚至开始播报政府事先记下的图西人住所，煽动他们的胡图人邻居前去杀死这些图西人，因为要‘杀光每一只蟑螂’。

胡图人将无反抗力的男女老幼聚集在一起，杀害、凌辱、折磨至躯体变形……

因为要杀的人太多，有时杀累了，胡图人就围坐在一起煮东西吃。旁边是满脸惊恐的图西人。他们跪着蜷缩在一起，像屠宰场里待宰的羔羊，无望地等着这些胡图人吃完饭、恢复体力后，继续屠杀他们……

< 1994年7月19日，一名男孩遮起脸掩盖尸体的臭味 >

到了7月，由卡加梅领导的图西族军队对首都基加利发起了总攻，持续三个多月的屠杀终于看到了结束的征兆，可司令官的精神却在此刻崩溃了。他的眼睛逐渐暗淡无光，像一具空壳，甚至认不清身边的副官是谁。

他时常一个人走在基加利夜晚的街道上，一走就是两三个小时，想着不如在屠杀结束之前，让胡图族把自己杀了。

他为自己在整场大屠杀中始终无能无力感到愤怒、内疚、无望和崩溃。这种状态至今仍伴随着达莱尔。在返回加拿大后，他经常饮酒过量，然后醉倒在公园的长椅上度过一个晚上。开车时，时常想着不如撞死算了。

2004年4月2日，为出席大屠杀十周年追悼仪式，达莱尔重返卢旺达。在飞往卢旺达的航班上，达莱尔吐露心声：这十年来，有时会想回卢旺达看看，但一听到有人提及卢旺达我就受不了。

但他还是来了。

他要进行一场控诉。

2004年春天，卢旺达国立大学的体育场内挤满了听众。达莱尔受邀于此做一场演讲。演讲开始，达莱尔义愤填膺：

“当时列强各国关心的，是南斯拉夫。因为那儿牵扯到了宗教，而且是与欧洲安全保障紧密相连的复杂问题。而在卢旺达所发生的事，被视为种族纠纷，而不是羞辱文明的大屠杀。并且，南斯拉夫是白人社会，卢旺达是黑人国家。”

听到“黑人国家”四个字后，在场的卢旺达人纷纷哽咽。达莱尔的控诉还在继续：

“卢旺达在战略上也不具备任何价值！甚至被认为是人口过剩的国家！”

此时，台下发出了阵阵意味深长的“呼”声。

“因此，本人，罗密欧.达莱尔司令官，在1994年1月以后，也辜负了卢旺达国民的厚望。”

他指责自己的无能，指责西方国家的冷漠。但同时，他还指责了卢旺达。这便是卢旺达大屠杀的第二个真相：对西方国家来说，发生在这儿的事儿不值一提。因为卢旺达不具备战略价值，落后的经济也让它同西方发达国家少有利益牵连。

当所有人，甚至图西族武装军领袖卡加梅，也在指责达莱尔身为维和司令官却不作为的时候，经历了10年精神折磨的达莱尔，终于点破了这个比西方国家袖手旁观的冷漠更加难以接受的客观现实：你的生死存活都无关紧要，因为你落后。

1994年1月，达莱尔向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发出那份关于武器库的重要报告时，总部没有理会。于是，他又向驻守在卢旺达的美国大使馆通报情况。当时，有人权组织说美国很快就会派飞机前往卢旺达。但胡图人领导的政府军却对此不屑一顾：“我们这儿既没有石油，也没有钻石。它来干嘛？”

事实正是如此。当时美国更关心的，是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科索沃、索马里和海地，国内则对辛普森杀妻案兴趣正浓。对于遥远卢旺达发生的一切，美国并没有什么兴趣。

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得知卢旺达正在发生的屠杀事件后，做了一次发言：“现在全球地区都充满着血腥。从卢旺达到格鲁尼亚。我们是否涉入世界上任何一个冲突事件，都必须视美国利益而定。”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永远只看利益。这是达莱尔一改加拿大军人常态，积极向媒体传递信息的原因：没人愿意为那个同自身利益扯不上关系的穷国家出兵出力。他只能借媒体的力量，呼吁人们注意到卢旺达，以便寻求转机。

但有一个国家却并没有对卢旺达发生的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它甚至不是因为达莱尔的呼吁才注意到卢旺达；从始至终，它都密切关注着卢旺达的一举一动，并主动参与到事态进展。

这个国家就是法国。

在整个大屠杀期间，法国一直都在给策划大屠杀的胡图人提供资金和武器支持。他们还直接出动伞兵，击退了图西族的自卫武装。在屠杀即将进入尾声之际，法军甚至设置路障，让2000名图西族武装军无法及时到位，好让大屠杀继续蔓延……

法国支持胡图人掌权，因为他们是能给自己种咖啡的农民；

法国也不在乎死了多少图西人，因为他们是只会放牧的牧民；

胡图与图西，两个民族爆发的武装冲突，却像是两套文明迟到许久的大碰撞。

分裂与统一

卢旺达人口约700万。这里面，胡图族占全国人口的85%，是土著农民。图西族占14%。他们是后来从北方迁移过来的游牧民族。此外，还有一个很小的民族群体，叫特瓦族，他们多生活在森林。从15世纪以来，只占14%人口的图西族就一直统治着卢旺达。

关于胡图族、图西族和特瓦族之间的关系，有这样一种传说:

卢旺达的第一位国王有3个儿子，分别叫加特瓦、加胡图、加图西。国王为了挑选一个儿子继承自己的王位，就交给每个儿子一罐牛奶，要他们第二天早上交回来。

贪吃的加特瓦一转身就把牛奶喝光了;加胡图晚上打瞌睡，牛奶泼了，所以他第二天早上只交回了半罐牛奶;只有忠诚的加图西整夜没睡觉，守着牛奶罐，所以他交回了整罐牛奶。

于是，老国王选定加图西作为继承人，永远不用干体力活;缺乏自制的加胡图则充当国王的奴仆;贪吃的加特瓦就被抛弃了，只能住在森林里。 

这个传说的结尾反映了400多年来三个民族之间真实的生活情形。加图西的后代图西族虽然人数少，却牢牢占据着卢旺达统治地位；加胡图的后代胡图族虽然人口最多，也只能作为奴仆供奉图西族。至于人数最少的加特瓦族，则只能生活在森林，鲜少被人提及。

生产关系就是这么个关系，至于产生的原因，则不是简单的看守牛奶。15世纪末，身处北方的图西游牧民族入侵卢旺达。那时，生活在卢旺达的还只有以耕种为生的胡图族农民。

在冷兵器时代，农耕文明面对机动性更强的游牧文明入侵几无反抗能力。更可怕的是，这支名叫图西族的游牧民族早早就完成了以国王为核心的中央集权，能组织起强大的军事力量，而此时的胡图族却还是一个个分散的小部落。

打不过的胡图族不战而降，自此将统治权交由图西族。但胡图族的自动让权其实还有着经济考量。

随着图西族一同到来的是成群结队的长角牛。能耕地的牛大大提高了胡图人的农业产量。但牛却只掌握在少数图西人手上。于是，靠着出租长角牛，图西族自然而成地成为了卢旺达的地主，过起了一手收租，一手放牧的小日子。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事农业的胡图族在经济上不得不依赖图西族，也对人口少于自己数倍的图西族掌权少有抱怨。这种农民与地主式的平衡关系维持了近400年。直到19世纪末，殖民成为世界的主旋律。卢旺达先是成为德国的殖民地。一战后，战败的德国没有能力进行赔偿，于是，国际联盟（联合国前身）将卢旺达作为战利品，划给了比利时。

自此之后，卢旺达的内部矛盾发生了改变。

殖民时代前，图西族和胡图族除了生产方式不同外，双方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他们住同一间山洞、说同一种语言。到了殖民期，比利时人将外表更符合西方审美的图西族定义为高等民族，这满足了统治卢旺达4个多世纪的图西族人的心理优越感。

同时，比利时对卢旺达进行了意识形态入侵。基督教传入卢旺达。教会宣扬着人人平等的观念。

一面跟饱受阶级压迫的胡图人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面又大肆宣扬图西族更高贵。

如果只有前者，胡图人多半会上演一出90年代非洲版的‘打土豪分田产’，然后重新分配生产资料。但加上后者后，图西族过的比胡图族更好不再是因为有牛和更先进的体制，只因为他们是图西族。

在长时间的洗脑下，胡图人逐渐认定了一个观点：要过得跟图西族一样好，靠努力拥有属于自己的牛并没有用，唯一的办法就是杀光他们。于是，胡图人对图西人的杀戮不再是单纯地抢夺生产资料，而是为了灭族。

彼时，卢旺达的主导产业还是图西族从事的畜牧业，胡图族在经济上仍依附于图西族。他们还不具备反抗能力。但图西族的畜牧业销售渠道主要通往乌干达等英语区，这就引起了另一个国家的不满。

卢旺达有着“千丘之国”的名称，十分适合种植咖啡，而咖啡的销售对象又是法语区和法国本土。一片对法国经济有利的咖啡种植地，被一个跟自己不可能产生利益交集的牧民政权掌握。法国不甘心。它开始扶持卢旺达的胡图族农民种植咖啡。随着咖啡种植的普及，胡图族的农民们不再需要牛了，收入也随之增加。

< 1930年，咖啡成为当时卢旺达小农唯一能赚取收入的农作物 >

就此，胡图族对图西族的经济依赖开始减弱，并转身依附了法国。于是，他们也终于具备了推翻图西族的能力。1962年，在法国的直接资助下，胡图人推翻了统治卢旺达4个多世纪的图西族。自此之后，直到今天，胡图族和图西族的武装冲突仍旧很频繁。但谁对谁错早已无法分辨。

在绝大多数的媒体宣传和学者文献中，都将卢旺达大屠杀的根本原因归结于西方国家的民族仇恨引导，这点毋庸置疑。但同时，我们也要思考，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两个民族，在和睦相处400多年后，为何还会被西方国家挑拨成近百年的世仇？

这就是卢旺达大屠杀的第三个真相，也是整个卢旺达的真相：胡图族与图西族并不是真由西方国家靠头骨大小和肤色人为划分出来的两个民族，而是存在许久。

一片土地，两个民族，两种生产方式。胡图族和图西族，它们并不是生活在同一国家的两个民族，而是两个民族恰好生活在了同一个国家。他们谁也没有真正融入进谁。原先放羊的还是放羊，种地的还是种地。只是属于游牧文明的图西族恰巧拥有着胡图族农耕文明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牛。

双方的和睦靠的是一头长角牛，而非出于对某个文明的认同。当牛起不到原先的作用后，势必会为了争夺卢旺达那有限的生存资源爆发冲突。此外，因没有强大而统一的文明力量，借由西方意识形态的入侵，原先的阶级矛盾被轻易转化为种族仇视，并直接造成了大屠杀的发生。

我们认同元和清是中国朝代，是因为他们融入了中华文明。而在卢旺达4个多世纪的历史长河中，很难说有没有形成一个属于卢旺达的国家向心力。

杀死卢旺达好像并不难。

1993年的联合国维和司令官达莱尔没看到这一点，但2004年的沧桑硬汉达莱尔似乎看到了这点。他在承载了卢旺达未来的大学里，为自己的无能为力愤怒，也为明明一个国家，却被他人轻易分裂成两个，并由此制造了一场人间悲剧感到悲愤。

他甚至指出了卢旺达未来该走的路：不要奢望他人没有缘由的善意和怜悯，而是要凭借自身的强大与统一，抵御外人从实际生产到意识形态的侵略。

1994年7月，卡加梅领导图西族武装军占领基加利，并很快控制了全国。大屠杀结束。7月20日，新内阁成立。新政府上台后，收缴了数十万在大屠杀期间充当凶器的砍刀。失去武器后，因担心图西族报复，200万胡图人逃出卢旺达，成为难民。在逃亡途中，数千人死于饥饿和瘟疫。

< 逃亡途中的卢旺达难民 >

出人意料的是，新上台的图西族政府只给法院押送了300多名大屠杀策划者。那些参与屠杀的胡图族普通人则并未被追究责任。新政府还将国旗上的红色去掉，深怕这个血一样的颜色刺痛卢旺达的神经。同时，又取消了原先国民身份证上的民族标识，努力淡化殖民时期被人为划分出来的种族区别。

广播里日复一日，不停地重复着：我们都是卢旺达人。

卢旺达开始走向统一。

尾声

1998年，卢旺达制定了2020年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2020远景”计划，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信息产业和会展经济，努力缓解能源短缺困难。

2000年，曾率军攻入基加利结束大屠杀的卡加梅担任卢旺达总统，并一直连任至今。在他连任期间，曾多次出访中国。中国资金被引入卢旺达，用来促进当地商业发展，并在农业、基建等各方面提供援助。

< 卢旺达现任总统保罗·卡加梅和马云 >

如今，中国痕迹在卢旺达四处可见。各种酒店、学校和医院，以及80%的道路，都由中国建造。中国进入卢旺达后修建的第一条道路全长160公里，至今路况良好，保持着“非洲样板路”的美名。此外，中国工程师已经设计和建造了卢旺达最高的建筑，基加利城市大厦，这是一座20层玻璃摩天大楼。太阳下，大厦闪闪发光，如同这个饱受战乱与抛弃国家的未来。

< 基加利地标建筑城市大厦又称基加利城市塔 >

2018年，距离“2020远景”计划截止还剩2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就难民问题宣称海地和一些非洲国家是“粪坑”国家，卢旺达也未能逃过川普的这次跑火车。特朗普的谈话被公开后，受到侮辱的国家纷纷要求特朗普道歉。但只有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在公开演讲中，坦然接受川普的污蔑，并以此警戒国民只有努力建设国家才能让人刮目相看。

经历过大屠杀的卡加梅认清了卢旺达的病根，也认清了西方国家。在中国的帮助下，卢旺达走起了卢旺达制造的路，并开始实施工业化转型。2016年，卡加梅亲手从穆杭加无人机机场升起了世界第一架医药运输无人机，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2019年，卢旺达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

生产结构的转型正在解决卢旺达一直以来都客观存在的阶级矛盾。如今的卢旺达，街道整洁干净，人们开始富有，脸上呈现着安详与满足。这份美好，就像1993年，刚来卢旺达时的达莱尔心里认为的那样。

达莱尔在有生之年看到了心里的卢旺达，但脑海中的噩梦仍旧挥之不去。那场改变了达莱尔生命的大屠杀，也是每一个卢旺达人都在努力遗忘却又时刻铭记于心的惨痛历史。

时间回到16年前。2004年，司令官重返卢旺达。当时，他已经出版了自己关于卢旺达大屠杀的回忆体自传《与魔鬼握手》。一名记者问书名是什么意思。达莱尔这样解释道：

“我曾经有两次机会跟胡图族激进派干部见过面。当时我们握了手。干部们的手都异常冰冷，不是因为体温低。那是一种异常生物般的冰冷。他们虽然有着人的外表，但眼睛却不是人类的眼睛。放射着我从未见过的邪恶光芒。那是披着人类外表的魔鬼。”

记者会结束后，达莱尔前往参加大屠杀十周年追悼会。献玫瑰花的时候，广播里念着纪念碑上刻着的每一位遇难者名字。于是达莱尔想起了十年前。当时他也曾亲手触摸过一些遇难者的遗体。那些同样冰冷没有体温的死者曾让他的双手结冰。那是一种刺痛人心的冰冷。

沉浸在回忆中的司令官很快被拉回了现实。他看到人们的脸上是悼念往生者的沉痛，他决定对先前的回答进行补充。

时间点燃一根烟，罗密欧·安东尼厄斯·达莱尔，这位十年前那场大屠杀的见证者已经58岁。老人静静地说道：

“如果我真的和魔鬼握过手，那就一定还存在着完全不同的东西。如果存在着终究的邪恶，那在另一个极端，就一定存在着善。也就是美好的心灵。”

在拒绝执行联合国的撤退命令后，达莱尔依靠不到300人的维和队伍，努力控制着基加利周围的一些难民避难所，并想方转移难民。最终，他成功挽救了2万多名卢旺达平民的生命。

（本文作者：地中海螃蟹，血钻故事研究员。重点研究方向：东亚，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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