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苏联

    温乎曰：    

这篇文章一万字，

把苏联的转折点说清楚。

但愿你们能看完。

 

 

壹·斯大林之死

 

 

1952年10月，苏共召开第19届代表大会，距离上一届代表大会已经过去13年。

 

斯大林向代表们建议，废除总书记的职务，并且取消政治局，重新选举中央主席团做为决策层，然后从中央主席团中选举常委会，负责国家的一切事情。

 

这个主席团常委会共5人：

 

斯大林、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赫鲁晓夫…….基本上苏联的事情，就他们5个人说了算，而最终拍板的是斯大林。

 

意思很明显，执政多年，斯大林拥有非常高的威望，哪怕不是总书记，一切号令依然出自斯大林之口。

 

职位不能给斯大林荣耀，斯大林反而可以决定职位能否存在。

 

这就是地位。

 

晚年的斯大林非常自信，已经不像年轻时一样在办公室奋斗到深夜。

 

他经常在晚上召集亲信到别墅看电影，美国西部牛仔电影是斯大林的最爱，看着浪荡不羁的牛仔，斯大林仿佛看到曾经流放西伯利亚的自己。

 

电影往往在凌晨左右结束，此时厨师会准备一桌丰盛的宴席，斯大林和亲信们一边喝酒一边说话，很多国家大事就在觥筹交错间敲定下来。

 

宴会结束，一般要到凌晨5点左右。

 

亲信们回家补觉，庆幸又是没有出错的一天，斯大林睡到中午才起床办公，等到晚上又是happy的一天。

 

这么高强度的夜生活，就算21世纪的年轻人也扛不住啊，何况斯大林已经是70多岁的老头子，说不定哪天熬夜犯了高血压，就被马克思带走了。

 

终于，那一天还是来了。

 

1953年2月28日，斯大林召集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到私人别墅，和往常一样电影喝酒吃饭一条龙，浪到凌晨6点才散伙。

 

临出门前，斯大林还用手指戳赫鲁晓夫的肚子，用乌克兰语叫他“米基塔”，活像好基友在打情骂俏。

 

第二天，赫鲁晓夫守在电话旁边，继续等待斯大林的召唤，结果等了半天都没消息，赫鲁晓夫有点不开心：“难道我被抛弃了？还是领袖有了新欢？”

 

等赫鲁晓夫和其他常委接到电话，急忙冲到斯大林别墅的时候，才发现健壮的领袖已经不省人事，毫无知觉的躺在沙发上。

 

医生告诉他们：“斯大林同志脑血管破裂，身体右侧中风，恐怕日子不多了。”

 

斯大林用生命再次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熬夜要不得啊同志们。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

 

统治苏联29年的斯大林骤然去世，又没有留下一个培养多年的接班人，给苏联中枢造成巨大的权力真空。

 

由于废除苏共总书记，苏联权力最大的职务是部长会议主席，类似于总理，而斯大林多年利用秘密警察执行大清洗，内务部也成为让人闻风丧胆的超级权力机构。

 

谁夺走这两个职位，便是苏联下一任扛把子。

 

斯大林去世以后，贝利亚推举马林科夫出任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又推荐贝利亚接管内务部，并且做部长会议副主席，哥俩狼狈为奸，成为斯大林去世后最有权势的人。

 

至于赫鲁晓夫只捞到书记处书记的职务，由于没有总书记，那么党的日常工作便由赫鲁晓夫主持。虽然没有前两人风光显赫，但是能掌管党的全部机构。

 

也行吧，这波不亏。

 

接管国防部的布尔加宁，成为赫鲁晓夫的盟友，而布尔加宁有两个特别牛逼的下属：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朱可夫元帅。

 

也就是说，赫鲁晓夫有军队支持。

 

既然斯大林不在了，大家的实力也差不多，到底谁是扛把子，还是要争一争的，要不然实在对不起斯大林多年栽培。

 

赫鲁晓夫向马林科夫一番耳语：

 

“内务部有多恐怖你造嘛，这么多年想抓谁就抓谁，万一贝利亚利用内务部针对你我，如之奈何？而且贝利亚的权势熏天，根本看不起你，这都能忍？”

 

马林科夫略一思索：“干他。”

 

不久后的一次会议上，赫鲁晓夫批评贝利亚是特务、内奸和野心家，属于混入苏共的敌人，不打倒不足以安慰斯大林的在天之灵。

 

听到赫鲁晓夫开炮，其他人纷纷站起来检举揭发，没多久功夫，就把贝利亚说的臭狗屎都不如。

 

主持会议的马林科夫摔杯为号，哦不，按下桌上的电铃按铃，朱可夫带着十几名士兵冲进会场，把贝利亚当场带走。

 

KO。

 

随着贝利亚被捕入狱，内务部的高级官员纷纷落马，权力也被拆分的七零八落，再也没有以往那种说一不二的权威，而且做什么事情，都要向主席团和书记处汇报。

 

换句话说，贝利亚的权力，大部分转移到赫鲁晓夫身上。

 

而且贝利亚是属狗的，因为之前和马林科夫结盟，现在一口咬定马林科夫是同党，你们既然要抓我，那就得把马林科夫也抓起来。

 

马林科夫不禁怒火冲天，向监狱方向骂了一句卧槽。

 

不过骂归骂，和贝利亚纠缠不清，已经成为马林科夫的污点，让他在其他人面前总感觉低人一等，也不敢利用权力颐指气使。

 

他要是敢自称天王老子，别人可以马上抓住他的小辫子，像讨伐贝利亚一样讨伐马林科夫，那还玩个屁啊。

 

而布尔加宁和莫洛托夫等人地位虽高，却没有多少真正的权力，属于听指挥的那种类型。

 

于是，赫鲁晓夫从主席团的边缘人物，迅速成为主席团话语权最大的人。1953年9月，苏共决定重新设立第一书记，并且选举赫鲁晓夫出任这个职务。

 

时隔一年，苏共再次有了当家人。

 

从此以后，苏共主席团不仅控制内务部的工作，还严格监控其他苏维埃机构，几乎所有命令都是主席团和书记处发出的，要是没有赫鲁晓夫的签字，任何命令都没有合法性。

 

赫鲁晓夫用权力斗争的胜利，重振了党的领导权威，也提高了自己的地位。

 

他不禁嘴角向上扬起，向“玉米爱好者”的殿堂飞奔而去。

只是赫鲁晓夫没有想到，11年后将以“特殊退休金领取者”的身份，草草结束政治生涯。

 

 

贰·赫鲁晓夫的野望

 

赫鲁晓夫生于1894年，从小生活艰苦，给别人家放过牛羊，文化程度也不高，14岁的时候跟随父亲迁居乌克兰，在一家德国人开办的工厂里做钳工。

 

“十月革命”以后，赫鲁晓夫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成为一名光荣的螺丝钉，哪里需要哪里搬。

 

1918年夏秋，他被派到察里津参加战斗，而察里津战役的领导就是斯大林。

 

估计地位相差太多，二人并没有产生直接联系，但这次并肩战斗的经历，足以让斯大林确信，赫鲁晓夫就是一路追随自己的嫡系。

 

多年后斯大林发动大清洗，一个很重要的动机就是拿掉不服从的人，换上自己的嫡系人马。

 

朱可夫、铁木辛哥、马利诺夫斯基都是大清洗的受益人，当然，还有赫鲁晓夫。

 

不过赫鲁晓夫的资历太浅，想直接跟着斯大林混，还需要自己奋斗到更高的平台上，才能让斯大林知道，自己也是察里津战役的人马。

 

1920年，革命战争摧毁无数工业和能源基地，为了支援战争，斯大林派150名干部前往乌克兰顿巴斯恢复生产，同行的还有一大批技术专家。

 

顿巴斯被分为数个工业区，赫鲁晓夫凭借战功和资历，成为鲁钦科沃区的主席，负责管理16个矿井。

 

革命年代热火朝天，每个人都在迎接新生命。

 

赫鲁晓夫在工作岗位上努力奋斗，第二年就把鲁钦科沃区带到一流水平，煤炭开采量在顿巴斯各区里排名第一。

 

1924年，赫鲁晓夫被调到新成立的行政区做书记，从此离开污水横流的工业管理岗位，正式踏上仕途。

 

那年他才30岁。

 

能力过人的革命青年，想不引人注意都难，1928年科西奥尔当选乌克兰共产党总书记，他对乌克兰的党组织很不满意，尤其是组织部。那可是筛选干部的部门，怎么能搞的一塌糊涂呢？

 

科西奥尔把组织部长叫来：“你们部门都是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工人出身的副部长？你去选几个工人领袖，带来给我看看。”

 

经过仔细挑选，组织部选了6个口碑好的工人干部，其中就有赫鲁晓夫。

 

科西奥尔又从6个人中选中赫鲁晓夫，一锤定音，让他做乌克兰组织部的副部长。

 

赫鲁晓夫屁股还没坐热呢，又被调到莫斯科的一所工学院读书，做为优秀后备干部培养。

 

正是在工学院读书的时候，赫鲁晓夫认识了政治局委员、莫斯科州委书记卡冈诺维奇，而卡冈诺维奇正好需要一名助手，便把赫鲁晓夫调到莫斯科工作。

 

1931年，鲍曼区第一书记的位置空出来，卡冈诺维奇告诉赫鲁晓夫：“你去吧。”再过3年，卡冈诺维奇又一手把赫鲁晓夫推成中央委员，并且接替自己出任莫斯科州委书记。

 

此时的赫鲁晓夫不到40岁，便成为苏联政界的明日之星，只要有合适的机会，完全有可能和斯大林发生直接联系。

 

事实证明，那个年代的机会太多了。

 

而最大的机会就是在政治斗争中站队。

 

早在斯大林斗争夺权的年月，赫鲁晓夫就作为乌克兰代表到莫斯科开会，高调支持斯大林的路线，并且投票把托洛茨基、加米涅夫等人开除出党。

 

斯大林一打听，才知道赫鲁晓夫工作履历，不禁把这个年轻人视为班底，再加上日后卡冈诺维奇的极力推荐，斯大林便把他放到更高的岗位上锻炼成才。

 

一位老人说过，人的命运啊，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也要看历史的进程。

 

赫鲁晓夫就是自我奋斗+历史进程的典型。

 

大清洗开始以后，赫鲁晓夫极力鼓吹：

“斯大林同志永远是对的，对于托洛茨基等唯利是图的法西斯走狗，我们只有一句话，就是处死他们。”

 

斯大林要的就是这些话，伸出大拇指给赫鲁晓夫点赞：

 

“年轻人有眼力，一定要加油哦。”

 

赫鲁晓夫感受到斯大林的赞许，干的更加卖力。莫斯科的38名高级官员，其中35个被清洗，莫斯科地区有146名党委书记，其中136人被镇压。

 

而这些被镇压的干部，每一个都得到赫鲁晓夫签发的逮捕令。

 

站队正确的结果，就是赫鲁晓夫的仕途稳如狗，1937年出任乌克兰第一书记，1938年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成为苏联地位最高的十人之一。

 

再过15年，赫鲁晓夫登上最高权力宝座。

 

可能是多年工作经验告诉赫鲁晓夫，斯大林的铁腕统治不能持久，也可能是赫鲁晓夫发现了斯大林统治的秘密，想用斗争清算的手段获得地位。

 

在坐稳苏共第一书记之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发起清算斗争。

 

我觉得啊，应该是两者都有。

 

斯大林的铁腕统治，本来就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用来达到目的就差不多了，怎么可能一直在马上治天下呢。

 

想要下马治天下，就必须放弃斯大林的非常手段，那么就出现一个问题：以前的糟烂事怎么办，到底谁来背锅？

 

更何况斯大林的地位多高啊，清算了斯大林，就可以证明以前是错的。

 

那谁是正确的呢？

 

当然是敢于站出来反对斯大林的人。

 

于公于私，赫鲁晓夫都有清算斯大林的充足理由，他想起斯大林慈父般的笑容，长吁一口气：

 

“这口锅太沉，斯大林同志，委屈你了。”

 

叁·秘密报告

 

 

1956年2月，苏共召开第20届代表大会，苏共1355名代表、55个政党大使、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全体领导参加会议。

 

原本是党的大会，赫鲁晓夫却在言谈举止间，数次批评个人崇拜现象，参加大会的人们感觉不对劲，这秃子可能要搞事情。

 

果然，苏共代表在2月25日收到一张特制入场券，说是可以参加一场特别的会议，此外还有100多人列席旁听，而他们是被平反的反党分子。

 

让曾经的反党分子列席旁听，这可不是开玩笑的，意义大了去了。

 

那天凌晨，赫鲁晓夫把得到入场券的人召集起来，当众做了一份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

 

什么都不用说了，完全是针对斯大林的。

 

赫鲁晓夫告诉大家：“当年引起大清洗的基洛夫案件，完全是斯大林一手策划的，也就是说，斯大林故意杀了那么多人，这种人竟然能做苏联的领袖？”

 

“二战初期苏联惨败，最大的原因是斯大林无能，几百万红军牺牲、千万人的家园被毁，都是斯大林给害的。”

 

而且农业失败让人民吃不饱饭，也是斯大林不干人事的结果。

 

反正苏联的任何负面问题，都是斯大林的锅。

 

听到赫鲁晓夫的报告，台下的人们都惊呆了，慈父才去世3年，竟然就被翻案了？这个世界变化也太快了吧。

 

再说以前因言获罪的人太多，万一说错话站错队，可不是闹着玩的。

 

不过赫鲁晓夫也没让他们表态，只是要求代表们不要把话题带到党外，更不要让媒体知道。

 

然而赫鲁晓夫是个大嘴巴子，不到一个月就把秘密报告印发成文件，发给700万党员和1800万团员讨论学习。

 

紧接着，全世界都知道了。

 

这下可玩大了。

 

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发愁没理由攻击苏联，现在倒好，赫鲁晓夫亲自递上刀子，欧美国家赶紧接过来，然后向苏联捅过去：

 

“啊哈，大家快看啊，苏联原来是这么个玩意，社会主义制度也是吃人魔鬼，就这都是你们的灯塔？快醒醒吧。”

 

全世界支持苏联和社会主义的人们一脸懵逼，原来我们就支持了这么个玩意，真替以前的自己羞愧，赶紧洗洗睡吧。

 

从此以后，社会主义的影响力一落千丈，在冷战舆论交锋中，再也没有翻盘的可能。

 

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也赶紧跟上，波兰和匈牙利的反对派起来夺权，准备向资本主义阵营靠拢，苏联用武力镇压，才保住社会主义阵营的稳定。

 

曾经做过外交部长的莫洛托夫回忆，原本全世界支持苏联的人口有70%，秘密报告以后逐渐减少到不足20%。

 

人们不管苏联负面事件的特殊背景，只会在意负面事件有多么难看，毕竟没有人会对斯大林感同身受。

 

而且秘密报告彻底割裂苏联。

 

我们举个例子。

 

以前隔壁小王家里很穷，每天不是遭人冷眼就是挨揍，王爸爸痛定思痛，抄起菜刀赶跑地痞流氓，然后用各种见不得光的手段敛财。期间很多人受到王爸爸碾压，对他的感觉很不好。

 

等到小王成为老王接管家业的时候，王家已经成为村里最大的恶霸，老王的日子很滋润。

 

结果老王站出来说：“我爸爸是傻逼，这么多年对不起大家了。”

 

这时候大家肯定就乐了，既然承认你爸爸是傻逼，那王家的产业就是来路不正，还给大家理所当然啊对吧。

 

王家的人也在想，既然王爸爸是傻逼，那我们跟着他混了好多年，岂不是傻逼中的战斗机，然后就开始反思，为什么会跟着傻逼混了这么多年？

 

问题在于，王爸爸再怎么坏，也给王家留下一份家业。骂也只能外人来骂，老王只能改正王爸爸的错误，而没有资格否定之前的历史。

 

但是老王就这么做了。

 

赫鲁晓夫也这么做了。

 

世界人民感觉苏联的灯塔熄灭了，苏联人民感觉前30年没有任何成就，想起来都是满满的羞耻感，从此对苏联体制产生怀疑。

 

于是，苏联国内出现一股反传统的自由化潮流，专门和社会主义作对，一心希望摆脱之前的罪恶，让苏联加入欧美国家阵营。

 

赫鲁晓夫种下的一颗种子，多年后茁壮成长为参天大树，让苏联江山变了颜色。

 

而且苏共党内也出现“定体问”的潮流，既然斯大林和社会主义的丑陋的，西方资本主义也是邪恶的，那么未来的出路在哪里？

 

如果再也找不到出路，那就今朝有酒今朝醉，赶紧捞钱吧。

 

几十年后出任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自称是六十年代人，可见受秘密报告的影响多么深刻。

 

这也是苏共丧失信仰的根源。

 

没有奋斗目标，人就感觉空虚了。

 

政治是一门技术活，有的能做不能说，有的能说不能做，有的认错不改错，有的改错不认错。

 

斯大林是能做不能说，赫鲁晓夫本应该是改错不认错，却偏偏来了个认错不改错。

 

哎，这智商还能说什么呢。

 

肆·改革之路

 

 

凭心而论，赫鲁晓夫是想改变苏联的。

 

他发现斯大林时代的问题，便想用清算斯大林的方式，彻底和过去告别。

 

他解散集中营给数百万人平反，甄别以前的冤假错案，给苏联老干部们公正的评价，这些事情基本没什么问题。

 

只是赫鲁晓夫的方式太猛烈，他完全可以有计划的慢慢来，不需要用疾风骤雨的方式结束斯大林时代。

 

这种硬着陆的方式，后遗症太重了。

 

不过秘密报告把锅彻底甩给斯大林，赫鲁晓夫和新班子可以轻装上阵，如果能找出一条新路来，也算一回事。

 

向前走或者向后退，总得选一样。

 

赫鲁晓夫的办法是改革。

 

当初斯大林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不惜极力压制农村经济，用剪刀差的方式补贴工业，这才有了硬刚希特勒的钢铁洪流。

 

虽然马林科夫在1952年说，农业问题永远彻底的解决了，但那年只生产了9000万吨粮食，第二年又降到8250万吨，人均粮食只有432公斤，人均肉类只有30公斤。

 

而1913年的帝俄时代，人均粮食和肉类却有540公斤和31.4公斤。

 

这让苏维埃政权情何以堪，敢情努力奋斗多年，日子还越过越差了？

 

赫鲁晓夫的改革就从农业开始。

 

1953年，赫鲁晓夫发现玉米是好东西，长势喜人产量大，要是在苏联大规模种玉米，岂不是可以提高粮食产量？

 

于是，赫鲁晓夫狠狠拍了一把光秃秃的脑门，命令苏联各地种玉米，当年只有350万公顷的玉米地，到1960年要扩大到2800万公顷。

 

嗯，从字面来看，没毛病。

 

可玉米是干热作物，只有太阳照射充足的地方，玉米才能丰收。而苏联很多地方的太阳照射量不足，玉米根本不能结穗，更不用说什么丰收了。

 

那种玉米杆子，喂牛都不吃，折腾几年计划彻底破产，赫鲁晓夫的农业改革没有成功，反而荣获“玉米爱好者”的称号。

 

此路不通，那就再来。

 

1958年6月，赫鲁晓夫命令取消农庄的义务交售，改为农产品采购制，也就是说，国家要给农民发钱啦，定的农产品价格越高，农民收入越多。

 

此后几年，国家收购谷物的价格提高7.48倍，收购畜类的价格提高15.69倍，所以农民收入也增加了7—15倍。

 

而且赫鲁晓夫鼓励农民发展副业，家里种点自留地啊、养点鸡鸭什么的都没问题，给国家交够税就行。

 

农民有钱赚，不干才是有毛病，所以这波改革还可以。

 

但是很快坑爹的事情就来了。

 

赫鲁晓夫一拍光头，决定把拖拉机站的机器，全部卖给集体农庄，彻底实现农业机械化。

 

本来拖拉机站是单独存在的，有拖拉机手、有保养维修车间等等，农庄有需要就花钱买服务，大家各取所取。

 

现在赫鲁晓夫要把拖拉机卖给农庄，拖拉机站改为修配站，那么请问，农民的钱从哪里来？

 

赫鲁晓夫：“国家给你们贷款。”

 

结果不论富裕或者贫穷的农庄，都贷款买了拖拉机，原本规划好的各种农业生产，也因为买拖拉机而缺少资金，不得不无限推迟。

 

而且法令规定贷款可以3—5年内还清，但是一些富裕农庄积极还钱，那些贫穷的农庄也被逼的没办法，只能勒紧裤腰带还贷款。

 

这么一搞，大部分农庄都穷的要死。

 

更要命的问题是，农庄买回拖拉机总要维修吧，使用要加油吧，要有人驾驶吧……现在农庄没钱了，根本保养不起拖拉机，也没钱加油，以前的拖拉机手嫌弃农庄工资低，都跑回城里找工作去了。

 

于是，原本可以用的拖拉机站没有了，农庄买回来的拖拉机烂在家里。

 

苏联农业再次倒退一大截。

 

这种改革还不如不改，以前的旧制度起码能用，您改了半天啥都没有了，闹着玩呢？

 

此外还有和美国竞赛，赫鲁晓夫动不动就要求，某某东西要在几年后超越美国，颇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意思。

 

可问题是，苏联的基本盘就在那里，怎么可能短短几年时间翻倍增长呢。

 

总之赫鲁晓夫瞎搞十几年，不仅没有解决苏联的农业问题，反而让苏联农业更加混乱，还不如以前。

 

 

苏联的农业有问题，工业也不是毫无瑕疵，那么赫鲁晓夫的工业改革能成功吗？

 

事实证明，工业改革也失败了。

 

我们先不说苏联工业的技术问题，其实苏联工业的最大弊病，在于计划经济体制不灵活。

 

这种由国家统一指挥的经济体制，在工业化初期的粗放管理时期，可以有效调配资源，保证把好钢用在刀刃上，用最快速度完成工业化。

 

但是在工业化完成以后，国家经济越来越精细化，就很难以一个部门来管理全国经济和生产。

 

比如给你100块钱，你可以知道每分钱的去向，毕竟钱不多嘛，脑子正常的人都能算清楚。可要是给你1亿呢，你能知道每分钱的去向吗？

 

恐怕你连100块钱的去向都算不清楚吧。

 

这才是计划经济最核心的问题。

 

赫鲁晓夫想的也是简政放权。

 

他上台的时候，苏联有20万个企业和项目，另外还有10万多个在建项目，赫鲁晓夫看着如此庞大的规模，脑门更加明亮了几分。

 

于是，他把1.5万个企业下放给加盟共和国管理，并且在1957年撤销25个中央部门和113个加盟共和国部门，中央只留下航空、无线电、造船等部门。

 

最高苏维埃又把全国分为105个经济行政区，各区设立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行政区里的各种企业。

 

赫鲁晓夫以为，国家把权力交给地方，肯定很灵活了吧，以后必然会生产力飙升的。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这些企业原本由国家调配资源，缺什么直接打报告，国家部门就能把东西放在企业面前，只要出钱就可以了。

 

现在没有国家部门调配资源了，企业缺的东西根本没地方去找，只能自己想办法生产。可能某些重机械企业，还得兼职生产曲别针，这不是开玩笑嘛，一点都不专业。

 

而且赫鲁晓夫的简政放权，不仅没有让企业拥有活力，反而加重地方权力，导致地方本位主义逐渐抬头。

 

后来赫鲁晓夫没办法，只能重新设立国家管理部门，这样一来，经济管理机构和人数扩大好几倍，冗员更严重了。

 

哎，又是一项不如不改的政策。

 

赫鲁晓夫还把地方党委分为工业党和农业党，这不是苏共党内的派系，而是真正的一个地方两个党委，每个党委都有一套相同的部门。

 

一个管境内的工业、一个管境内的农业……有时候工业党委想买蔬菜，必须得农业党委同意。农业党委想买化肥，要向工业党委打报告。

 

简直是一言难尽，乱的一塌糊涂。

 

每个地方的干部，都对这套复杂的制度头疼，有时候想办事都不知道找哪个部门，甚至流传着一种说法：“干部要牢记地图。”

 

什么地图？

 

每栋大楼里的部门分布图啊。

 

遇到赫鲁晓夫这种憨逼领导，如果换做是你，来气不？

 

除了农业和农业改革以外，赫鲁晓夫还取消干部终身制，明确规定了干部任期和连任次数，彻底得罪了所有苏联干部。

 

他还大规模裁军，今年50万明年100万的，失去利益的军官和士兵满腹怨言，恨不得冲到克里姆林宫暴打赫鲁晓夫。

 

多年过来，赫鲁晓夫的改革得罪了所有人，基本上没有任何阶层，因为赫鲁晓夫的改革而受益。

 

农民恨、工人恨、企业恨、高层恨、基层恨、军队恨……就算他清算斯大林给社会解冻，但没有彻底放松文艺管制，也遭到知识分子恨。

 

再加上秘密报告造成的国家和党内分裂，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可谓失败的明明白白。

 

赫鲁晓夫走到此时，政治生命基本上结束了，只要时机一到，反对者就会迎来致命一击。

 

所以说。

 

有志于改革的政治家，最好豁出命去把改革做成，要不然想好死都难。

 

 

伍·落幕

 

时间进入1964年，已经没人希望赫鲁晓夫继续执政。

 

可是多年形成的绝对权力，让赫鲁晓夫的威严极重，哪怕心里再不满意，大家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直到苏共第二书记勃列日涅夫、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表态支持，主席团成员才放心大胆的秘密策划，争取把赫鲁晓夫拉下马。

 

那年10月份，赫鲁晓夫到黑海边疗养，突然接到勃列日涅夫的电话，请他迅速赶回莫斯科，讨论农业问题。

 

赫鲁晓夫满脸问号：“我特么在休假啊，你们要搞什么？”

 

勃列日涅夫：“快回来吧，有事说。”

 

估计他心里在想，以后你就永远休假啦，别墨迹，赶紧回来收拾铺盖吧。

 

赫鲁晓夫说不过，只好赶回莫斯科，迎接他的只有克格勃主席，然后他就意识到，那群人竟然敢不来迎接我，肯定有猫腻。

 

主席团让赫鲁晓夫回莫斯科，当然不是讨论农业问题，而是要像讨伐贝利亚一样讨伐赫鲁晓夫。

 

整个过程很简单。

 

主席团成员在会议室批评赫鲁晓夫：“看看你11年都做了些什么，搞的乱七八糟乌烟瘴气，还有脸坐在这里？”

 

赫鲁晓夫否认三连：

 

我不是、我没有、你胡说。

 

只有米高扬支持赫鲁晓夫，说他的成就是苏联的政治财富，但没人搭理米高扬，而是集中火力攻击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没办法，当天就“自愿”退休。

 

第二天，苏共主席团选举勃列日涅夫出任第一书记，柯西金出任部长会议主席。

 

赫鲁晓夫也没有想东山再起，只是吐槽了一句：“如果他们不需要我，那就算了吧，我也不用挡他们的路了。”

 

还挺有风度。

 

此后多年，赫鲁晓夫做过的改革，基本都被继任者改回去了，做了11年第一书记，和没做过一样。

 

当真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陆·历史的进程

 

几十年来，中国人眼中的赫鲁晓夫是个喜剧人物，不论是种玉米、敲皮鞋或者秃头，都可以用来调侃一番。

 

可我觉得，赫鲁晓夫其实是个悲剧人物。

 

他接手的是一个斯大林狂飙突进之后的苏联，有几十年留下来的问题需要解决，解决旧时代的问题以后，还必须给苏联找到新出路。

 

这项任务太难了，能做到的没几个人。

 

相比同时代的政治领袖，赫鲁晓夫的能力实在不算高明，做事往往顾头不顾腚，又没有深厚的共产主义理论修养，做个听命令的二把手挺好，出任苏联和共产主义运动领袖，有点赶鸭子上架的意思。

 

他和光绪皇帝一样，战五渣遇到地狱难度的副本。

 

而且苏联所处的历史进程，也极大限制了赫鲁晓夫的发挥。

 

因为苏联是冷战核心之一，用来凝聚人心的就是社会主义理想，以及全民公有的国家制度。

 

如果抛弃这两样东西，苏联便会迅速失去人心，不仅世界无产阶级不把苏联视作灯塔，国内也会面临反攻倒算。

 

再说，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凭什么跟着苏联风里来雨里去，还不是国家制度和理想信仰嘛。

 

要是苏联老大哥都不玩了，那其他国家还坚持什么呢？到时候，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要垮掉。

 

人心散了，队伍就不好带了。

 

制度和理想是苏联的国本，轻易动摇不得。

 

所以……赫鲁晓夫的改革，根本不可能有市场经济的选项，只能在斯大林留下的旧框架里修修补补。

 

虽然美国早在罗斯福时期，就吸收了社会主义的优点，赫鲁晓夫却没有办法在苏联引入资本主义的优点。

 

到头来，赫鲁晓夫无奈退休，苏联等来红旗落地。

 

赫鲁晓夫执政11年，推翻了旧体制，却没能建立起新体制，最终兜兜转转又回到旧体制里。

 

此后27年苏联威风赫赫，但再也没有为社会主义制度找到新出路。

 

这是赫鲁晓夫的悲剧。

 

更是苏联的悲剧。

 

如果换一个时空，苏联恐怕能有一个更好的命运，也能得到一个更好的结局。

 

 

参考资料：

功过各半——赫鲁晓夫传   罗·亚·麦德维杰夫

赫鲁晓夫改革：光荣与混乱并行   凤凰网

赫鲁晓夫下台的真实原因   陆南泉

我了解的赫鲁晓夫权力斗争   阎明复 朱瑞真

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与苏联的体制   杨存堂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影响和后果   张捷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   张丽娟

 

 

 

     为什么一个人员精良、资源富集、储备雄厚、水平居于前列的工业体系，在短短的二十年里，消失得几近无踪？

 

作者：陈斯文

编辑：颜宇

对美国人来说，1961年4月12日是沮丧的一天。

 

当华盛顿还在睡梦中时，远在苏联的莫斯科广播电台就开始播放经典红色歌曲《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随后是一条震动整个人类社会的公告：世界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东方号”，已由苏联发射。

 

27岁的苏联空军上尉加加林驾驶着飞船，花了1个小时48分钟，绕地球飞了一圈。全苏联的小学生、工人、和售货员都走出屋子，凝视着天空。随后，他们用20响礼炮、花海、一个广场的命名权、以及“苏联哥伦布”的称号来欢迎新英雄。

 

 

但在太平洋的另一侧，却是咬牙切齿的美国人。

 

下午四点，肯尼迪总统出席了一场群情激愤的记者招待会，他无奈承认：美国在载人航空上确实落了后。但沮丧而愤怒的美国人并不准备放过他。一位宇航局科学家握着拳头大声诅咒道，“肯尼迪下次竞选注定失败。”另一位宇航员对记者抱怨说：

 

只要两年前上面有人决定抓紧搞，把人送上去的就是我们。

 

熟知历史的美国人尤其恼怒，因为他们还被自掘坟墓的耻辱感包围——四十年前，正是在美国的帮助下，苏联才完成了工业化。“没有我们，他们只能生产马铃薯，应该让他们退回一事无成的废物。”一家美国新闻杂志写道。

 

面对恼怒的公众，肯尼迪的态度则暧昧不清：“我们将投身我们可以领先的领域，这会为人类带来更长远的利益。”但回到白宫后，总统对他的内阁说：“我们要发明一种在地球上进行，对我们有利的竞赛。”

 

一场影响整个人类文明的较量开始了。

 

01 挑战者之始

 

美国人的担忧很有必要，因为在六十年代初，苏联与美国几乎没有差距。

 

1960年，苏联的核潜艇下水试航，其掌握了一亿吨级的核武器和洲际导弹、后来又有了能把卫星和人送上太空的火箭。美国的物理学家们还发现，在新兴的电子和计算机工业上，苏联人的脚步跟得更紧。

 

早在1946年，美国推出了第一台数字电子计算机ENIAC，这台机器每秒能完成5000次运算，但只能连续工作20小时。四年后，苏联人发明的MESM运算能力虽然稍逊一筹，但因为减少了65%的电子管，耐用性却更好。

 

苏联第一台计算机MESM

 

1955年，美国贝尔实验室研制出世界第一台全晶体管计算机TRADIC。四年后，苏联人也拿出了自己的晶体管计算机M-4，它的成功，同样基于基础科学研究。在苏联科学家的努力下——苏联晶体管的问世，只比美国晚了几个礼拜。

 

对立阵营的追赶，让美国人在二战后再次感受到了压力。政府和学界在震惊之后开始冷静下来，研究苏联让美国黯然失色的原因。最终他们发现，美国在战前毫无保留的援助，苏联在战后以举国体制推进基础研究，是帮助苏联跃升第二强国的关键。

 

1928年的苏联，是一个站在战争废墟上的落后农业国。它的工业产值只相当于美国的八分之一，90%以上的耕种依靠畜力和人力，轻工业落后，重工业更是一片空白。

 

这意味着，苏联还停留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水平。其领导人极度渴望实现快步追赶，但这需要长期的技术和资金积累，他们最终选择的快捷路径是——依靠本国进行资金积累、外国技术实现积淀。

 

为了筹集工业建设所需的资金，苏联采取了“以农补工”的方式，用农业集体化和工农业剪刀差，把农业的利润转移到工业中，以及向外国出口粮食换取外汇。在1928年到1938年的两个五年计划里，苏联农业提供的资金，大体相当于同期国家固定资产投资的总额。

 

苏联用来发展工业的资金，是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省出来的。

 

但只有资金还不够，苏联还需要解决技术和设备的难题，放眼世界，美国是最先进的工业国，是苏联绝无可能绕过的外部援手。它对苏联的态度格外宝贵而重要，在某种意义上，这是苏联经济重建的唯一机会。

 

幸运的是，苏联得到了这个不能失去的良机。站在今天回望，它几乎是时势与国运的完美巧合，足以让人生出天佑苏联的感喟。

 

就当时而言，苏联虽然受到政治上的孤立，但国际商贸却还可以自由流通。更为重要的是，就在苏联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年）期间，世界爆发了全球性经济危机，美国恰好处在旋涡中央。

 

一侧是对于物资和技术的巨大需求，另一侧是产品、工程师和熟练工人的过剩供给。这种天造地设的供需关系，让美国和苏联都看到了国家级交易的可能。

 

1929年，1123家美国公司与苏联签订了供货合同，紧随其后的是英国和德国。它的结果是在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是世界上进口机器设备最多的国家，仅在1931年一年，美国出口的机器设备中，有50%卖给了苏联。

 

在对苏援助中，美国人的输送可谓毫无保留。

 

在苏联马格尼托格尔斯克钢铁厂的建设中，450名美国工程师日夜加班，绘制了精确到每一个螺丝和螺母的建设图纸。用到的都是美国最新的观念与技术，这使得苏联马钢建成后，立即就成为了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钢铁企业。

 

那是一个创世纪般的建设年代，美国源源不断的技术与设备输入，加上苏联全体民众大干快上的热情，一个又一个的纪录诞生了。

 

两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马格尼托格尔斯克、库兹涅茨、扎波罗热三大钢铁厂的全套设备与技术都来自于美国；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其设备基本上是从美国的拖拉机厂拆运组装。构成苏联日后汽车工业框架的三大汽车厂，其蓝本完全是美国福特汽车的翻版。

 

所有这些项目，都离不开美国的扶持。一五计划中，有两万名外国专家来到苏联，分布在从中央部门到工厂的、车间的所有领域。显然，这对于一个在1928年文盲率达50%的国家来说，是比物资和设备更宝贵的财富。

 

美国对苏联的援助，在世界技术转让史上堪称罕见。出于后来的敌对态势，它很少被美国提及，但它对于苏联的作用却难以言表——这等于手把手地教会了苏联如何搭建完备的工业体系。

 

1933年1月，苏联一五计划提前完成，斯大林发表讲话：过去我们没有钢铁工业，没有拖拉机工业、汽车工业……航空工业，现在我们都有了。二战之后，他对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的表达更直接：

 

“苏联所有的工业，有三分之二是在美国帮助下建成的。”

 

02 通往“崛起”之路

 

1973年，美国学者萨顿出版了一本著作《静悄悄的自杀——美国对莫斯科的军事援助》。从书名就可以看出，美国人慌了。因为苏联站在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业基础上，开始了特色的急进之路

 

在这条急进之路上，发生了一个重要且最容易被人忽略的转变。那就是苏联的科技体系，已经从技术引进与消化的初级阶段，静悄悄地过渡到通过基础科学研究、进行技术自我转化的正向循环上。

 

这种正向循环的效应，我们可以从半导体物理领域的发展中看出端倪。

 

进入30年代，苏联科学家开始在半导体物理方面取得巨大成就。杰出的物理学家越飞，在那时便指出：半导体材料将是电子技术的新材料。他还在半导体的导电性研究中提出“阻挡层”的概念——这是未来集成电路研究的核心理论之一。

 

除了理论研究，苏联还在工程实践中进行了广泛尝试。甚至在20年代后期，就有科学家开始尝试在硅材料表面设置触点，用半导体建立类似三极管的三电极系统。

 

这种在理论和工程实践中同时进行的研究，需要的无外乎三个因素：安定的国内环境、必要的工业积累，由高层政策重视带来的资源投入。这些因素，在30年代的十年和二战后，苏联全部做到了，其中的最后一条，至关重要。

 

对于一个刚刚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来说，有意愿为基础研究提供支持，几乎可以称为独具慧眼。在当时各国政府的普遍认识中，基础科研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它耗资巨大，成果莫测，即使有研究成果出现，也不一定有实用价值。

 

但苏联领导人并不这样认为，他们亲眼目睹了美国技术在苏联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懂得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道理，更清楚技术进步的来源在哪里——没有法拉第，爱迪生就不会发明电灯；没有爱因斯坦晦涩难懂的理论，原子弹就不会成为现实。

 

这种思维的主导下，苏联加大了对于基础科学的投入，在全苏范围内建立研究所，由科学家和工程专家牵头，负责细分领域内的研究。而在教育一端，则是以特色的苏式学制对科技领域进行人才供给。

 

苏联表现出来的强度令美国人惊叹不已，一个名叫约翰·根室的美国学者在著作中惊叹：

 

“美国小学生每年上课只有180天，苏联孩子却是213天。除了整整十年的数学课外，还必须学习四年化学、五年物理、六年生物，念完10年制学校的男女学生，其接受的科学教育要比美国大学生还强。”

 

到五十年代中期，苏联学校培养出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已经比美国多出一倍。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一份长达64页的报告中，指出了一个令人惊叹的事实，在苏联全部科学家中，有14%的人可以进行基础研究。

 

这为苏联带来了一个科研成果上的繁盛时代。

 

在新兴的电子和计算机工业上，苏联对于美国构成的压力，不仅在于单一性能的接近，更在于其依靠在电子和半导体研究领域的积累，使得苏联的计算机设计能力并非一枝独秀，而是花开数朵。

 

1953年，苏联设计出了“箭”大型计算机，它每秒可以运算2000次，通过打孔机卡纸和磁带输入、输出数据。到1957年，“箭”一共生产了7台，并且和1950年研发的MESM一起应用于航天、导弹工程的数据运算。

 

“箭”大型计算机

 

根据间谍带回的情报显示，苏联在计算机和半导体的前沿研究上，甚至比美国更活跃。日后这个情报被证明是正确的：1956年，由苏联科学院院士索伯列夫牵头，苏联成功研制了三进制计算机。

 

美国的援助，在赋予苏联宝贵工业资产的同时，也让苏联省去了自我摸索的阶段。在二战后的十多年里，苏联内部虽然政治斗争频繁，领导人们却始终如一地在一个问题上保持了清醒认识——科技是强国的武器，它来源于基础科学研究。

 

令人感慨的是，苏联领导人的这个认识居然是落伍的。

 

03  戴着枷锁起舞的半导体

 

1944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给科学家万尼瓦尔·布什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

 

“思想的前沿摆在我们面前，如果以我们发动这场战争相同的眼光，勇气和动力来开拓它们，我们就能创造出更充实，更富有成果的就业机会和生活。”

 

万尼瓦尔·布什针对集成电路理论的研究，是日后数字集成电路的设计基础，甚至于在1945年就提出了类似互联网超文本链接的设想。他还直接参与了美国研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这样的成就与资历，确保了他的话可以得到总统认真对待。

 

于是，一份名为《科学，无尽的前沿》的报告被摆上了另一位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案头。一言以蔽，他希望美国能够通过巨量的资金支持，激励科学家探索最前沿的科技，鼓励企业不断将科技成果向应用层面转化。

 

万尼瓦尔·布什的想法，与苏联的科技战略几乎有着同样的认识根源，但也有着完全不同的实操导向。在后面我们也将见识到，正是这种差别，加上美苏不同的制度土壤，使得美苏在半导体的科技争霸上走出两条不同的路，双方得到的结果也判若云泥。

 

在随后的十几年时间里，美国人并未认真对待万尼瓦尔·布什的建议。在度过了残酷的二战后，电冰箱、汽车和电视机才是他们更乐于追求的东西，基础研究并不必要。

 

这种情绪还弥漫于政府高层中间。在1954年前后担任国防部长的查尔斯·威尔逊甚至认为基础研究是荒谬可笑的，他有一次公开嘲笑基础研究不过是“青草为什么会绿，炸土豆为什么会黄。”

 

60年代后，苏联在半导体与计算机领域的追赶一步快过一步。

 

两大阵营的实力天平，看起来正在向苏联微微抖动。然而，在苏联科技体系和综合国力的急进中，却有一些谁也没有注意到的因素，正在悄然发挥作用：计划经济。

 

1967年，白俄罗斯的一家半导体工厂在为一件事发愁，他们的一台中压断路器坏了，无法修复，需要重装一台。在确定了无法修复后，业务副厂长在厂党委会上提出要求，经过党委会讨论，工厂把这个需求上报给了明斯克市的电子工业管理局。

 

但简单的重装任务却是个麻烦事。这笔钱对于电子工业管理局是个意外，在1967年的计划中，并没有这笔经费的安排，因此也就无法批给工厂这笔钱。于是，需求被层层上报到明斯克市计委和白俄罗斯加盟共和国计委。 

 

事情最后的解决方案，是由白俄罗斯计委在1967年计划上做了一个补充条款，同时批复给明斯克市计委和电子工业局，由他们向明斯克市财政局提出申请，再由财政局拨款给一家断路器厂家，安排特别生产一台断路器。

 

半导体工厂最后如愿以偿地拿到了他们要的断路器，但这是三个月后的事。

 

苏联的计算机产业布局是这种管理制度下的一个典型例子：为了加强各个加盟共和国的联系，苏联领导人把产业上下游做了硬性分配，乌克兰得到了电子信息工业板块，白俄罗斯得到了半导体工业板块，波罗的海三国则得到了加工和组装工厂。

 

这个做法显然算的是政治账，而不是经济账。事实上，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账也有一套自己的算法：

 

所有建设与科研项目都纳入国家统一计划；所需资金由国家财政统一分配拨款；所需物资由商业、物资部委统一调配；从事生产的劳动力由国家统一培养；生产出来的产品由国家统购统筹；企业盈利上缴国家财政，企业亏损由国家财政补贴。

 

这个严密又庞大的管理体制，就像是一架事先设定好全部程序的经济机器——国家在宏观上决定投资规模、投资结构、产业布局，又在微观上担负着项目决策管理任务。

 

这种体制的优点，是有利于集中社会资源，能以举国之力办大事，特别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阶段，通过集中资源强攻重工业和基础建设，可以明显提高社会发展水平。

 

但它的弊病也很明显，除了我们已经看到的低效率、僵化和反应迟缓之外，它还会为产业发展造成一系列奇特的导向。在后面我们将会看到，正是在这种导向的作用下，苏联的半导体与计算机工业，是如何一步步走向颓势的。

 

这种颓势的苗头，从60年代后期就开始出现了。美苏第一代晶体管计算机的推出间隔只有四年，但第一代集成电路计算机的推出间隔却增至九年。从许多苏联的科学家和技术官员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于这种追赶上的吃力，是有所察觉的。

 

但他们很难在自己的层面上改变大局。因为计划经济的思维和模式，已经伴随着时代的推移，根植在这个国家的血液中。

 

04 种下恶因：从正循环走向封闭

 

1946年2月，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女打字员，经历了她工作以来最辛苦的一天。从早上开始工作，收录一封来自莫斯科大使馆的回电，她最后发现，这封电报有8000个单词。

 

这封回电的作者是美国驻莫斯科外交官乔治·凯南。按照正常操作，他只需要向国务院答疑，给出苏联是否会加入世界银行的判断。但自负的“苏联通”却认为，与自己意见相反的大使不在家，应该把自己对苏联的理解、美国政府应采取的应对措施向国务院讲清楚。

 

 

凯南夹带私货的做法，酝酿出美国国务院历史上最长的一封电报“凯南长电”。

 

国务卿伯恩斯看到电报拍案叫绝，立即要求在国务院内部传阅。不久之后，电报传到了白宫，凯南因此一举成名。半年后，他在国务卿隔壁有了自己的办公室，专门负责美国长期外交政策的制定。

 

在这封电报中，凯南的核心观点可以简单概括成两部分：苏联做事的逻辑根源，美国人应该怎么办。

 

在凯南看来，苏联人那些看上去不可理喻、无从揣摩的行事风格，其根源既不在于其领导人的个人性格，也不在于一时一地的极端反应。它源于俄罗斯的历史，是爱好和平的农业居民长期被凶残游牧民包围后，产生的不安全感，在被更强大发达、组织更严密的纳粹德国进攻后，这种不安全感达到了顶峰。

 

基于这些，凯南判断，苏联将会在与世界隔离的路上越走越远，用封闭、控制和急速前进的方式，来维持自己的统治。

 

多年之后，苏联的历史证实了乔治凯南的判断，苏联果然走上了对外自我隔离，对内严格管控的道路。

 

在不安全感的阴影下，苏联政府的经济政策取向非常简单粗暴：在宏观上，财政政策追求预算平衡，货币政策追求价格稳定；在微观上，单个行业内追求里程碑式的成就，行业分工上追求严密协作与动态平衡。

 

换言之，苏联人对市场经济中供给与需求、价值与价格的经济学理论完全放弃。他们真正喜欢的是严丝合缝的计划运行。资源的集中管制与分配，对经济目标的提前预设。

 

随着苏联计划经济规模变得愈加庞大，60年代，苏联成立了科学院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70年代又陆续设立了各专业部计算中心，并在互相连通的基础上建立了全苏计算机中心。借助于集成电路计算机的建模和计算能力，苏联成功地将计划经济变成了一门精密科学。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苏联电子工业却自此走向衰落。苏联发射出的世界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后，意味着其在世界科技竞赛太空单项中获得全胜，这离不开计算机和电子工业的助力。其电子工业走向顶峰，甚至看起来也是它走向广阔未来的起点。

 

但这其实是一个历史的拐点。

 

就在苏联奔向太空的同时。一家日后名声与实力都冠绝全球的企业，正在静悄悄地进行一个大计划。这家公司就是IBM。在60年代初，它做出了一项决定，集中公司全部力量，开发集成电路计算机。

 

集成电路是电子管和晶体管之后的第三代计算机路线，它把晶体管、电阻、电容器、电子管等一连串电子元件全部集成在一小块或几小块半导体晶片上，功耗低、体积小、性能却远超过往，是计算机工业内公认的未来方向。

 

但这也是一个空前大胆的计划：一旦成功，IBM将会得到性能卓越、功能全面的跨时代计算机。根据IBM的总体方案，它将同时支持科学计算、商业应用和信息处理，可以让全美国乃至全世界人类从中受益。

 

但困难也是摆在明面上的，它的总投资将达到50亿美元，仅软件研发就需要2000名工程师组成的团队。要知道，在60年代初，IBM的年营业额只有十亿美元出头，这是一场拼上性命的豪赌。

 

对于一家商业公司而言，输掉这场赌局，结果是无法承受的。在这张赌桌面前，IBM的董事会站起又坐下，离开又回头，进退两难。此时，一只有力的手把IBM按在了赌桌边，另一只手则源源不断地递出筹码。

 

这双手背后，是决心在这场科技竞赛中彻底挫败苏联的美国政府。

 

05 苏联半导体主动投降

 

1961年5月，肯尼迪发表了“国家紧急需要”的特别咨文，他要求为美国空间计划在今后五年内追加70—90亿美元。在休斯敦的赖斯大学，他面对美国知识界，留下了一段话：

 

“许多年以前，有人问后来死在珠穆朗玛峰的登山家乔治马洛里为什么要爬那座山，他回答因为山在那里。现在有人问为什么要登月——因为月亮在那里，因为那有求得知识与和平的新希望。”

 

和珍珠港事件后一样，美国再次为国运觉醒。它展示出的力量，从一开始就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竞争。源源不断的资金从五角大楼、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财政部流向了兰德公司、IBM、国际电报电话公司……

 

这些大公司的创新都获得了联邦金库作为后盾，美国以政府资金资助了任何民族都从未进行过的科技投资。

 

到60年代，美国各级联邦政府承担了全美经济活动中25%的投资。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估计，联邦基金援助占据了航空航天研究费用的90%，电力和电子设备研究的65%，科学仪器的42%，机械的31%，合金的28%，汽车的24%以及化工的20%。

 

万尼瓦尔·布什关于“无尽前沿”的构想，在被搁置了十余年后，终成现实。

 

美国人的政策取向，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管道创新模式，在管道的一段，是充足的资金支持，另一端，是科学家和企业家在工业成果上的疯狂产出。更为可贵的是这种成果能得到充分的商业保证：

 

它既可以受委托进行创新，成为政府部门的合同外包商，也可以从自由交易的市场经济氛围中获得广泛订单。

 

1964年，IBM推出了世界第一台集成电路计算机IBM-360。这是一款真正跨越代际的计算机，其在硬件性能和兼容性上，都远超上一代晶体管计算机。一经推出，太空总署、五角大楼、所有的美国商业银行和航空公司就都成为了它的客户。

 

IBM360

 

到1966年底，IBM公司的年收入超过了40亿，净利润高达10亿美元，一举跃升美国十大公司行列，自此开始了它在世界计算机行业内的霸主地位。

 

大洋彼岸，拥有最好间谍组织的苏联人在第一时间就得知了这个消息。有趣的是，在苏联科学家开始感到焦急的时候，苏联的工业主管部门却像是一个泥足巨人，先是置若罔闻，后又不以为意。

 

我们很容易理解主管部门为什么是这种态度——苏联彼时战略的优先重点是航天工业，电子工业的作用在于提供保障。在这方面，工程师们做得很令领导满意，现有的计算机完全是可信赖的，因此只要沿着现有的计划向下发展就足够了。

 

另外，高层领导人并不是完全的外行，他们知道IBM搞集成电路计算机要花多少钱。和美国可以依靠商业市场自我造血不同，他们花在工业上的每一分钱，都要从财政口袋里硬掏。依靠油田带来的收入，还可以勉强养活航天工业这头吸金巨兽。

 

现在再加上一头，苏维埃的财政会变成什么样？

 

在既定的战略方向下，没有必要去扶植另外一门工业；在现有的财政状况下，没有多余的资源做增量投入；在现有的制度下，计算机工业不能自己造血，就会吸干苏联财政。在这种现实面前，苏联科学家们不得不低下头。

 

从这个拐点开始，苏联电子工业的发展速度明显地慢了下来。

 

1973年4月3日，摩托罗拉公司的工程师马丁库珀站在曼哈顿街头，用砖头一样的设备测试公司投入1500万美元、花费十年时间研制的移动通信产品。自此，移动电话开始进入人类的生活。

 

但这只是胜利者书写的历史。早在1958年，苏联工程师列昂尼德·库普里扬诺维奇就发明了更轻更小的移动电话，到1965年，该移动电话已经可以在200公里内有效工作。不幸的是，苏联政府对这项研究没有兴趣。

 

 

官员们认为用400苏联卢布可以买一台电视机或者摩托车，“人民守着线路打电话就可以了”。于是，它被叫停了。

 

落后不止体现在研发领域，在集成电路计算机蔚然成势后，电子器件一代更比一代小，苏联那些分布在各加盟共和国的电子厂的手工装配方式，已经跟不上形势了，要生产适用的器件，需要新设备，新技师和制作硅晶的真空环境。

 

这些都需要巨额投资、漫长时间的耐心等待。

 

彼时，苏联领导人恰好有了一个“聪明”的发现：用钱从欧洲买计算机回来仿制，要比自己研发制造更便宜。于是，按照“造船不如买船，造炮不如买炮”的清朝洋务派逻辑，一批进口货和仿制品被运进了高尔基汽车厂和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

 

那些原本在研究所里做研发的技术人员，现在被赶到了车间里，变成了维修机器的工程师。对于一个拥有雄厚人才储备、尚可一战的产业来说，选择放弃竞争的策略，无疑意味着——苏联人主动举起手投降了。

 

06 红旗落地：漫长的无尽前路

 

历史上的1984年，并没有小说里所写的那么恐怖。相反，那是一个骚动而热烈的年代。在苹果的车库和IBM的写字楼里，第一批真正的个人计算机诞生了。

 

在德州大学，19岁的迈克尔戴尔决定退学，用1000美元开办自己的电脑公司；旧金山，一对名叫桑迪和伦纳德的夫妻用五美元注册了思科系统公司，开始研究一种叫路由器的小盒子；西雅图，比尔盖茨为公司设定了著名而伟大的理想：

 

“让每一张办公桌，每一个家庭都摆上电脑。”

 

苏联工程师仍然没有放弃，他们很快拿出了自己的设计——仿制苹果Apple2和独立设计Micro-80。虽然比美国同行的产品迭代速度相比，这些产品已经是过时货了，但不能掩盖苏联工程师们试图挽大厦将倾的努力。

 

可惜的是，经历了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的官僚体系已经成了这个国家的毒瘤，官僚们关心的是别墅、轿车与升迁，对行业的发展状况一无所知。年轻的工程师们既没有渠道，也没有可能向他们解释清楚什么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苏联电子工业部副部长尼古拉·格尔什科夫对“Micro-80”的设计者说：“小伙子，别再胡扯了，个人的汽车、退休金和别墅都可能有，但个人计算机不可能。你们知道什么是计算机吗？它占地一百平方米，需要25个人维护，每月消耗30升酒精。”

 

在美国人开始用苹果电脑玩游戏的80年代，一位主管部长说出这话的背后，不知道“每月消耗”的30升酒精，有多少流进了他脑子里。

 

所谓的国运，既不是数学上的概率，也不是风水上的玄虚，更不是冥冥之中的天意。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于趋势的把握，为目标付出的资源、韧性，在关键节点上做出牺牲的勇气、选择的智慧。

 

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才能让一个民族度过危局，让一个国家看起来有如天佑神助。

 

1991年12月25日，在经历了持续数月的骚乱后，克里姆林宫上空的红旗落地，从这一天开始，苏联这个名词成为了历史。三年后，在莫斯科的一所住宅里，77岁的巴沙尔·拉米耶夫坐在扶手椅上，目光长久地看着窗外。

 

他是和苏联计算机工业一起走过来的、资历最老的专家。

 

可以说，现存苏联计算机领域所有科学家都是拉米耶夫的后辈，都是他看着成长起来的。近五十年里，他看着他们从初出茅庐的大学生，变成各自领域里的专家，看着他们近视度数加深、头发渐渐花白。

 

可是现在他们都不在了，那些熟悉的名字不是出现在IBM、Intel、摩托罗拉的职员名单里，就是垂垂老矣，甚至去往了天堂。

 

发明“箭”计算机的尤里·巴兹列夫斯基、突破了电子管小型化技术的院士阿夫迪夫、主导开发MIR系列计算机的格卢什科夫、发明了便携移动电话的列昂尼德·库普里扬诺维奇……这些名字都如同枯萎的花瓣，凋零在乌拉尔平原的凛冽秋风中。

 

垂老的拉米耶夫想起了1977年，苏联推出的厄尔布鲁士-2计算机，它被直接用在苏联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目标处理上，是苏维埃之盾的眼睛和耳朵。那时候谁不相信苏维埃电子工业会在全世界开出红色之花。

 

他不会忘记苏联科学家们的自豪。

 

但现在的情形却是，俄罗斯冒出了一批挂着计算机和电脑名义的企业。这些企业没有一家是真正从事研发与生产的。比起在研究所里一蹲十年，这些新冒出来的公司更愿意在贸易上花力气——只要把进口散件组装一下，转手就能赚钱。

 

在苏联解体之后，许多科学家都想不通。为什么一个人员精良、资源富集、储备雄厚、水平居于前列的工业体系，在短短的二十年里，消失得几近无踪？现在，有人在社交网络上发问：70年前，苏联发明了半导体计算机，为什么我们没有自己的IBM？

 

是谁出的题这么难，历史书里到处都是正确答案。

 

07 尾声

 

如今在世界半导体的战场上，我们已经听不到俄罗斯反击的声音了。

 

蓝线电子市场是莫斯科最大的电脑市场，在那里，俄罗斯人可以买到最新款的苹果、Dell、IBM，甚至是联想和海尔的电脑，但却很难找到俄罗斯本土的品牌。走在市场里，可以遇到很多身穿印有铁锤镰刀T恤的年轻人。

 

他们很懂计算机，但还有人记得那段苏联时代的故事吗？

 

 

参考资料：

1、《光荣与梦想》，威廉·曼彻斯特

2、《苏联国家银行六十年》，上海经济研究

3、《苏联半导体技术概况》，疾风

4、《俄罗斯的电子工业》，杨建梅

5、《苏联史》，人民日报出版社

6、《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机械工业出版社

7、《苏联亡党亡国二十年祭》，冯精志

8、《苏联70年前发明了半导体，为什么我们没有自己的IBM》塔斯社，亚历山大·别列津

9、《苏联冷战期间电子工业发展》，张义潮，知乎

10、《苏联经济核算体制与中国计划经济》，林超超

11、《真正的计划经济是什么样的》大象公会

12、《欧洲第一，世界第二，30年代苏联工业为何能突飞猛进》，战争艺术

13、《美国发展计算机产业时，苏联在做什么》，刘桓中

中苏之间的关系，是非常诡异的。

不了解历史细节的人，通常都会感到非常困惑，无法理解。

1948年12月底，三大战役结果已基本结束，国民党精锐尽灭，全国解放指日可待。

1949年1月~3月，斯大林多次通电中国，要求国共和谈，制止中国共产党解放全国的行为，要求国共划江而治，在事实上分裂中国。

1949年8月8日，毛主席亲自撰文《别了，司徒雷登》，和美国决裂，彻底站在苏联这一边，实行一边倒的战略。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抗美援朝，而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老大却没有什么反应，甚至连一票否决权都没有用，好像对美国的入侵无动于衷，任由中国和朝鲜人民流血牺牲。

1953年，中国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决定大规模无私援助中国，提供很多绝密的技术和设备，帮助中国建立全套工业化，两国关系进入蜜月期。 

1960年，中苏决裂，中国掀起一股批评苏修，打击苏修的浪潮。在苏联刚刚援建完毕的钢铁厂里，中国工人大骂苏修。 

以上种种矛盾之处，诡异不？

大国关系，好像成了过家家。

如果单独看这些史实，你想破脑袋也想不出当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但如果你看了更详细的史料，那你就能理解为什么了。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一切的根源

自从王明和博古被赶下台后，苏联一直对中国共产党不感冒。

王明博古是不是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不是差点断送了中国革命，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们听话，苏联能够通过他们随意指挥中共的人事，军事，党建工作。

失败了不要紧，团灭了也不要紧，苏联老大哥不关心这个。

苏联有钱有装备有培训能力，随时可以再扶持一批人出来，还叫中国共产党。

但遵义会议和整风运动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一批共产党人上台了，苏联就不怎么喜欢中国共产党了。

你有没有能力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不怎么听话。

苏联的指示你不完全遵从，总是有自己的想法。

动不动就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动不动就反对本本主义。

谁最没有调查权？谁最依赖本本主义约束中国？苏联啊。

你这么玩，苏联怎么可能喜欢你。

所以抗日战争期间，苏联的援助，基本都给了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

并不是你打着共产党的旗号，苏联就会无条件帮你的。

1945年，美苏达成了雅塔尔协定，约定由苏联进攻中国东北的日军，同时将中国和日本的一些权益，划分给了苏联。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迅速占据东北。

1945年8月14日，日本投降的前一天，在美苏的共同逼迫下，国民政府被迫和苏联签订丧权辱国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这份条约规定中国同意外蒙古公投独立；同意苏联拥有旅顺和大连的驻军权和使用权；同意苏联拥有中长铁路经营管理权。 

根据蒋经国自传，最开始蒋介石死活不愿意签这个协议。

但苏联威胁说，你不签，那我就把整个东北移交给中国共产党。

东北已经在苏联手上了，请神容易送神难，蒋介石能怎么办。。。

于是蒋介石就签了，换取苏联把东北交给自己的承诺。

中国共产党，只不过是苏联谈判桌的一个砝码而已。

而苏联拿到了自己满意的权益后，转而支持国民党，希望国共两党握手言和，不要再打了，以长城为界分别立国就挺好。

1949年初，为什么在国民党明显要灭亡，共产党即将一统天下的时候，苏联依然出面调停，希望国共两党划江而治。

那是因为共产党提出要废除和外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建立新中国。

虽然没指名道姓的提苏联，但也没提豁免，显然苏联也属于外国，而旅顺和大连是苏联梦寐以求的不冻港，是断然不可能放弃的。

但国民党已经签约承认了苏联有在旅顺和大连的驻军权和使用权，苏联当然要保国民党。

南京被攻占后，英美的大使馆都留在南京等共产党，只有苏联大使馆收拾了行李，追着国民政府去了广州。

核心原因，就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而1949年8月，为什么毛主席要写《别了，司徒雷登》，彻底和美国决裂。

因为司徒雷登提出，美国承认新中国没问题，和新中国建交也没问题，只要共产党承认美国和旧中国签订的协议，那大家永远是好朋友。

这是美国的要求，也是谈判的底线。

只要同意，国民党就立刻会成为历史名词，美国全力支持共产党统一天下。

但这个底线，共产党无法接受。

而在共产党占领全国后，新中国是否倒向苏联，对苏联而言有极大的战略意义。

所以苏联提出，旧合约可以废除，一切都可以重新谈，苏联支持新中国加入联合国。

美苏之间，中国必须要选择一个，因为新生的中国太弱小。

美国不愿意放弃旧条约，而苏联表示可以谈。

所以我们对苏联采取了一边倒战略。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布成立。

11月，毛主席向苏联表示，想在12月来苏，以便在12月21日斯大林70寿诞时亲自祝贺他生日。

1949年12月6日，毛主席出访苏联，16日抵达。

但一开始的谈判，很不愉快。

斯大林根本不愿意交还给中国旅顺及大连，双方互不相让，会谈现场一度陷入尴尬的长时间沉默。

斯大林没有任何让步的意思，对中方的合理要求不予理睬，想重签一份和旧条约一样的或者说差不多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这怎么可能。

毛主席一度被气得闭门不出，说要等周恩来。

斯大林很不解，为此当面问过毛主席：

“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个什么事情，让周恩来过来干什么?”

但毛泽东不松口，于是只能等周恩来同志到了再谈。

其实毛主席的用意很明显，胳膊拧不过大腿，得智取，先拖时间。

1949年12月底，英国政府已经倾向于承认我国，这一信息由负责外交的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上宣布。

而周恩来透露给英国的一些信息，也让英国人感觉自己有机可趁。

同期，英国报纸上大篇幅报道： 

根据传闻，“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了！”

1950年1月，英国政府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非大使级建交）。

此举给斯大林施加了极大的压力。

美国也察觉到了机会，趁势来给苏联捣点乱。

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总统发表声明称，台湾应归还于中国，美国不准备武力干涉中国内政。

苏联要坚持霸权主义，继续殖民侵占中国的领土。

而美国却要把台湾还给中国。

斯大林的压力更大了。

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带领的外交团“姗姗来迟”，双方开始正式谈判。

1月22日，毛泽东和斯大林举行第三次正式会谈。

1月26日，中国代表团正式向苏联提交中国方面的方案，要求收回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的主权。

1月28日，苏联方面回复中国代表团，基本同意了中国的方案。但加了一条，要求苏联有权自由利用中长铁路运兵和军用物资，为了中苏两国的安全。

中方表示同意，但要求对等利用苏联的西伯利亚铁路，从东北至新疆一线，自由运兵和军用物资。

如果苏联同意，那就等于中国把刚独立的外蒙古给包围了，同时拥有了武力干涉苏联的能力，苏方怒了，不同意。

于是这一条也给去掉了。

1950年2月17日，中苏谈判结束，双方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达成协议如下： 

苏方不迟于1952年末将中长路的一切权利及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国政府；

苏方不迟于1952年末从旅顺口撤回其驻军，并将该地区设施移交中国政府，中方偿付旅顺港的恢复与建设的费用；

苏方保证将大连的行政管理权完全交予中国政府……

为了拉拢新中国，斯大林放弃了苏联在东北的生命线中长铁路，放弃了在旅顺港和大连港的驻军权和使用权。

只有外蒙古，苏联强行保留了下来，作为代价，苏联承诺给中国援建50个工业项目，并贷款3亿美元给中国，利率1%。

蒋介石送给苏联的四大特权，毛泽东经过艰苦的谈判，拿回来三个。

如此曲折的过程，可以明显看出，苏联是被迫做出这个决定的。

这份新条约的签订，意味着苏联在远东永远的失去了不冻港，也失去了武力干涉中国内政的能力。

苏联的损失太大了。

斯大林会心甘情愿的吃这个亏？

1950年1月30日，也就是中方提出要用中长铁路的运兵权对等置换西伯利亚铁路的运兵权的2天之后，斯大林秘电金日成，要援助北朝鲜扩军，推翻之前反对的态度，开始支持朝鲜统一。

1950年2月4日，斯大林同意金日成提前使用1951年的苏联贷款，金额为7000万卢布，把兵力扩编至10个师。

1950年6月25日，金日成不宣而战，突袭南朝鲜，朝鲜战争爆发。

掀起朝鲜战争，对斯大林有什么好处？

好处非常大。 

天才到极致的阳谋

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我们可能不怎么喜欢斯大林。

但是站在苏联人的立场上，斯大林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领袖和统帅，为苏联争取到了非常多的利益。

新中国刚建国，就迫使苏联归还了中长铁路以及旅顺和大连两个港口，这让斯大林非常不满。

这可是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唯一的不冻港，是苏联远东战略的支撑点，是俄国数百年来梦寐以求的战略要地，是苏联出动百万大军，威逼利诱，才从国民党政府手里拿到的权利。

就这么在斯大林手里丢了，愧对列祖列宗。

毛主席拿回了特权，高兴的是中国人，而不是苏联人。

但如果支持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斯大林就可以拿回失去的一切。

这是一个天才到极致的阳谋。

朝鲜战争爆发后，苏联反应异常迟钝，好像没有任何预案，也不知道该怎么应对。

其实斯大林的预案，就是没有预案，任由其发展。

金日成掀起战争后，有如下几个可能的走势。 

第一种走势：

北朝鲜利用苏联支援的大量装备和贷款，出其不意的突袭之下，是必然可以击败南朝鲜的。

如果美国没有任何干涉，那朝鲜将统一。

元山，仁川，釜山，济州四个都是天然良港，作为苏联支持的回报，金日成已许诺统一后租借给苏联。

这都是很不错的不冻港，完全可以顶替失去旅顺和大连的损失。

这种走势苏联很满意！

第二种走势： 

美国出兵干涉，北朝鲜奇迹般的顶住了美国的进攻。

那苏联就等于用极少的物资，利用一个代理人缠住了美国，苏联可以趁机在欧洲大幅扩张势力，美国不敢有任何动作。

这种走势苏联很满意！

第三种走势，

美国出兵干涉，北朝鲜失败，中国不出兵干涉。

那北朝鲜将被迫退入东北境内组建流亡政府，而美国将兵临中国边境。

长期的军事对峙将给中国造成极大的压力，从而将被迫请求苏联的军事协助。

那苏联的军队，就能名正言顺的留在旅顺和大连，并继续使用中长铁路运兵。

这种走势苏联很满意！

第四种走势：

美国出兵干涉，北朝鲜失败，而中国出兵干涉。

很显然，中国是不可能单独抗衡美国的，依然必须要请求苏联的军事援助。

一旦苏联地面部队进入东北，那等于重新获得了驻军权。

通过保持苏联在东北地区的军事存在，重新拿回新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失去的利益。

1945年，就是因为苏军进了东北，蒋介石才被迫低头签订的老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这种走势苏联很满意！

综上所述，朝鲜战争一旦爆发，无论局势怎么走，苏联都将大赚特赚。

无论美国、朝鲜还是中国，都是斯大林手中的棋子，将会同时被削弱，而苏联的利益将得到极大的强化。

所以苏联在联合国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上，放弃了一票否决权，甚至在联合国再三邀请参会的前提下，连会议都明确拒绝参加。

这是最顶尖的国际战略，近乎于完美无瑕，苏联必然是最后赢家，而且你明知他战略，还必须按他的意思去走，没有其他的选择。

斯大林，不愧是个政治天才。  

偏要走出新路

斯大林的这个战略几乎完美，你没有什么选择，交还旅顺港和大连港几乎是中国必然的宿命。

但很幸运的是，毛泽东也不是常人，经常能在没有路的死局中，硬生生的走出一条新路来，逆天而行。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世界震惊。

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公然以武力干涉中国内政。

这个时候，中国内部没有几个人想在朝鲜和美国开战。

新中国初创，百废待兴，西南山区还有100万以上的国民党残匪尚未肃清，这个时候和世界第一强国在战场上硬碰硬，实属不智。

中国大多数领导人，是不愿意出兵的。

但毛主席却从中看出了不一样的东西，他力排众议，压上了自己一生打拼的政治荣誉和地位，终于通过了出兵决议，

这一仗必须打，打了之后，美国和苏联，才会知道中国不再是列强可以随意欺凌的玩物，才会真正的和中国平等对话。

要靠外交手腕，借美国的力才能和苏联平等谈判的日子，毛主席受够了。

而且中国几乎所有的工业，都在东北，必须要保，绝不能让战火烧入中国境内。

毛主席说：

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和18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进行了硬碰硬的较量。

斯大林一切都猜对了。

中国参战后，确实被迫邀请苏联海军驻扎旅顺口，以威慑美国海军，确实邀请苏联空军进入中国东北，以防御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线。

但斯大林没想到的是，中国没有邀请苏联陆军进驻东北协防。

志愿军居然在没有海军和空军协助进攻的情况下，顶着美军的狂轰滥炸，节节胜利，硬生生的把美军赶到了38线之外。

中国陆军战斗力之强，甚至还要高于苏联军队。

很多人认为朝鲜战争之所以胜利，是因为苏联援助了中国大批军火，让志愿军在装备上和美军等同。

这是大错特错的谣言，苏联的本意就是迫使中国向苏联求援，怎么可能给中国太多装备。

朝鲜战争3年，志愿军一共打了24万发迫击炮弹，榴弹96万发左右，九二加农炮弹4903发，只有对手的零头。

而美军，仅在上甘岭战役，就投放了81毫米口径以上各种炮弹197万发。

中国军队近几十年来，都患有严重的火力不足恐惧症，特别喜欢重火力的装备，这一切都是拜朝鲜战争所赐。

朝鲜战争能赢，那是靠顽强的意志打出来的。

战场上中美打成了平手，我们这边的死伤人数还要多一点。，为什么我说中国赢了朝鲜战争？

因为战争的输赢不是看战果，而是看你有没有达成自己的战略目的。

北朝鲜参战的目的，是统一朝鲜，没有达成，所以北朝鲜失败了。

美国参战的最初目的，是保护韩国，这一目的达成了，所以从这个角度说美国赢了。

但在1950年10月1日，美国将战争目标从“保护韩国”改为了“征服朝鲜”，这一目标没有达成，所以从这个角度说美国失败了。

韩国参战的目标，是避免被北朝鲜吞并，从这个角度说，韩国赢得了战争。

而中国参战的战略目的，从头到尾只有一个，那就是保护朝鲜，把战线推回38线。

中国的战略目的达成了，所以说中国赢了。

在仅依靠苏联海军威慑和少量空军参战的前提下，中国陆军硬生生的在战场上逼平了美国，并成功实现了自己的战略目标。

这份战果震惊了世界，也震惊苏联。 

纵观全球，哪怕是苏联自己，也只敢说和美国打个平手而已。

中国在苏联心中的地位，立刻大大提升了。

二战结束后，苏联始终处于有浓烈的不安全感。

人口损耗太多，工业实力也不如美国，苏联迫切的需要安全屏障。

这个时候，亚洲出现了一个4.5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这个国家敢于正面抗击美国，并能战而胜之。

这是苏联梦寐以求的盟友。

苏联需要拉拢中国，作为对抗美国的屏障，而中国也需要苏联的工业技术。

斯大林的局，被毛泽东给破了。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朝鲜战争中，在美国亲自上场的时候，苏联做壁上观，任由小弟们和对方老大火拼。

而下场肉搏的中国，居然打赢了。

这种行为，大大损害了斯大林的威信，同时大大提升了毛泽东的威信。

但一个优秀的领袖，永远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掉了面子的斯大林，丝毫不在意自己威信的损失，热烈的给中国送去了橄榄枝。 

1952年，依照协定，苏联应从旅顺撤军，但朝鲜正打的热火朝天，苏军有留在旅顺的必要。

于是中国不得不主动请求苏联继续驻扎旅顺，连驻军期限都没提！

一切都如斯大林所料。

但朝鲜战争中国打的太好了，于1953年成功逼平了美国人。

1955年，苏联海军正式撤离旅顺和大连，中国终于收回了这两块国土。

如果不是朝鲜战争中国打的太好，你觉得苏联海军会撤么？

政治家，有的是理由和手段来继续延长驻军期限。 

1953年5月，苏联决定在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约定的50个援建项目的基础上，再增加91个规模巨大的工业项目，后来又增加了几个，总共是156项，涉及到方方面面。 

1956年4月7日，苏联再次主动增加55个援建项目，同年9月又增加12项。

在1957年最高峰时，苏联援建的项目达到了291个，援助金额达到了30亿美元，是1950年承诺金额的10倍以上。

苏联慷慨的拿出核心技术和生产设备，派出大批专家和工程师，手把手的帮助一穷二白的中国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构建了中国工业的根基。

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很多发达国家都做不到，而在发展中国家中，唯有中国一个做到了。

苏联这么好心，为啥不帮北朝鲜建立全套工业体系？

一切都是有原因的，这就是抗美援朝“战争红利”的变现过程。

以前的所谓中苏同盟，只是纸面上的同盟而已，苏联实质上是把中国视为附庸国。

朝鲜战争之后，苏联才真正把中国视为了盟友。  

中苏交恶

和毛泽东打交道的三位苏联领导人，不论是斯大林、赫鲁晓夫还是勃列日涅夫，都是实用主义者，都尊崇苏联国家利益至上，基本不考虑意识形态。

斯大林支持国民党，勃列日涅夫和台湾合作，掉了面子也一点不生气，一切都为了国家利益。

1958年4月，赫鲁晓夫提出要在中国领土上建立长波电台，并和中国组建联合舰队，以此来交换核武器技术。

苏联不同意长波电台主权属于中国，试图建立事实上的特权区。

而中国没有海军，所谓联合舰队其实就是苏联舰队，苏联将重新获得旅顺口的驻军权。

这个提议被毛泽东拒绝后，中苏的蜜月期结束了。

事后看，赫鲁晓夫可能并没有毛主席设想中吞并中国的野心，而赫鲁晓夫可能也觉得给了中国这么多援助，结果中国一点权力都不愿意让渡，实在是太过分了。

地球上为了援助而自愿放弃港口驻军权的国家，简直不要太多。

不好说谁对谁错，但苏联碰到了中国人最敏感的那根神经，这种极度敏感的特性俄国人和西方人都很难理解。

因为俄国的领土内，没有挂过“俄国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所以他们不会理解。

这是中国的历史造成的，是一种历史现象。

所以我并不认为毛主席拒绝了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提议，并认为苏联别有用心的看法，是错误的。

1958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事先未通报苏联。

1959年6月，苏联以和美国达成禁止核武试验的协议为由，停止对中国核项目的援助。

1959年8月，中印边境纠纷，苏联在未和中国沟通的前提下，发布对中印冲突中立的声明。

1960年4月22日，中共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公开点名批评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实际矛头则指向赫鲁晓夫。

1960年6月底，苏共在五十多个国家共产党参加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率队围攻彭真率领的中共代表团，抨击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

1960年7月16日，苏联单方面撕毁和中国的合约，召回全部苏联专家，销毁部分技术图纸。

中苏至此，全面交恶，互相敌视了十几年。 

1962年，中印冲突中，苏联甚至选择支持印度，在北方边境调兵给中国施压。

那个阶段的中国，遗世而独立，拳打苏修，脚踢美帝，成了地球第三极。 

中苏双方的领导人，实际上都是在为了本国利益而不断博弈。

个人情谊不好使，意识形态也没啥用，一切以国家利益说话。

这就是中苏关系不断诡异波动的核心原因。

国家政策是无法用道德来评判的，善恶无法形容国家行为。

100年来，外国对中国的一切援助或者侵略，本质上都是为了谋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并不是因为他们爱中国人，或者恨中国人。

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所以在朝鲜战争中，苏联的表现，才如此的诡异。

而在朝鲜战争中，毛泽东以远超常人的魄力和卓越见识，背水一战赌国运，打破了斯大林为中国设定的死局。

我非常钦佩。

参战后，中国的利益果然极大。

不仅能真正和苏联平等对话，拿回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并趁机建立了自己全套的工业体系，打下了真正的强国根基。

而且经过这次铁血战争，中国终于成为了一个政治强国，让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对中国有了敬畏之心。

1962年，周总理仅仅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

美国如果越过17度线，中国就会出兵。 

结果美国在越南打了十年，真的不敢越雷池一步。

中国不用出一兵一卒，哪怕没入联合国，也可以用一句话让美国不敢轻举妄动，这是事实上的一票否决权。

有如此能力的国家，成为联合国五常，是必然结果。

这一切，都源自于朝鲜战争，那是我们的立国之战。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Y3mWn9ViF6eDvrpfj8muw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