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事要记 日拱一卒

作者：蔡垒磊

来源：请辩（ID：luojiyingshang）

芒格说：“每天晚上睡觉前，比早上聪明一点点”。

每个人都可以被看作一个资产，这个资产的价值，就是其未来能创造的所有价值的总和。人其实是贝叶斯动物，一个好的自我精进方向，就是培养自己越来越完善的贝叶斯网络。

因此，我们是自己最好的投资标的。

而投资，归根结底是认识世界的能力，是决策者的整体智慧在投资领域内的投射。世界和认识世界的智慧总是复杂而不断变化着的，因此，它并无确定性应用可循。

其实就像我们每天的推文，没有哪一篇一定是绝对的真理，启发的意义往往大过具体的知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贝叶斯网络，因此从文章中获取到的认知也是不同的。

你们作为投资者，有没有过这样一个经历？

我听说你是投资人，给我们讲讲如何正确投资吧？

额，那个，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场面一度很尴尬……

其实，被追问的人不是不想说，而是如果投资这事儿，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如果真是这样，这方法就早就失效了，因为有效市场理论嘛，这么容易学大家就都去做了，烂大街的理论，所有人都能躺着挣大钱，你说有这好事儿吗？

一、投资是有门槛的

我坚信，每一件低门槛高回报的事物背后，必然有其复杂的运行逻辑，要历经艰苦的修行方能窥得一二。高门槛高回报倒未必有多复杂，只要前期努力够上了门槛，竞争者少了自然红利全是你的。

“投资人”这样的头衔，并没有多么高大上，你手里有几个钱，花个三四千块，让人把注册公司的全套流程一办，连会计记账都能给你包圆，再印个什么CEO的名片，照样看上去有模有样。

但面子是有了，里子呢？

你投的项目会因为你牛逼闪闪的头衔而自己带钱进来吗？当然不会，该挣钱还是挣钱，该死还是得死。

因此，在这个“包装”唾手可得的年代，希望大家能专注修炼自己的内功，你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干什么。

二、投资和投机是两种方式

投资和投机，前者看上去高大上，后者就容易跟赌博划上等号。

那么它们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并没有多大区别。

有人从时间的角度去区分，说投资的周期长一些，投机的周期短一些。那么多长算长，多短算短？这所谓的周期，中间有一条泾渭分明的分界线吗？并不存在。

有人从风险的角度去区分，说投资的风险小一些，投机的风险大一些。但如果这么说的话，所有天使投资人都该被叫作“天使投机人”，因为普遍来讲，80%以上的项目都归零了嘛。

有人从目的的角度去区分，说投资是以获取资本产生的利润为目的，投机是以获取资本的价值增幅为目的。这看起来很正当，也符合我们的普遍认知，但也是不对的，因为照这么区分的话，投资成长性公司很明显就是以投机目的为主导了，巴菲特应该被叫作投机大师，而不是投资大师。

还有人从信息的角度去区分，说投资了解的信息全面一些，投机往往非理性，靠片面信息做决策。这也是不成立的，因为我们本质上都是依靠自以为全面的片面信息来做出任何决策的，若是“自以为”都已经片面了，怎么能叫投机呢？连赌博都算不上。数学期望等于0的，才叫赌博，数学期望为负的，叫脑残游戏（如彩票），数学期望大于0的，或自认为大于0的，才符合投资和投机。

所以投资和投机，本质上都是一回事儿，就是在自认为数学期望大于0的前提下，以放弃使用当下价值为成本，去获取远期利益的一种行为。

不管这个远期利益是来源于资本自身的时间价值，还是来源于资本的成长价值，反正都是以退出时的价值大于投入时的价值为目标。再好的标的物，买了也是为了卖，所有能卖而当下不卖的原因，有且只有一个，主观判断未来出售更划算，至于这个未来是多久，谁知道呢？

伯纳德·巴鲁克说：“我年轻时人们称我为投机客，之后是投资家，后来又敬我为银行家，现在称我为慈善家，但从始至终，我做的都是同一件事而已。”

三、什么是最好的投资标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每个人生来就是投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进行投资，最常见的标的物也是最好的标的物，就是你自己。

通过投资在学习上的时间提升了自我的价值，所以每个人生来就是投资人，只不过基本的生存技能是无意识的必要投资，而更高级的价值提升是有意识的定向投资而已。

那么为什么我说这个标的物是最好的呢？

我们再想想，钱自己会生钱吗？不管你把钱给了谁，一张会变两张吗？当然不会，你的收益是由于对方拿你的钱产生了更大的收益，然后分给你其中一小块而已，其核心依然是来自产品的收益，因此不管你投在哪里，你的资金最终标的物都是产品、是公司、是项目。

不过说了这么多，有没有人会把自己也作为一个标的物去考虑呢？

钱投资在标的物上，让标的物更值钱，从而出售盈利，这是一般人的思维模式，大概是因为“人”很难出售，于是很多人就没有将其作为考虑对象，但其实“人”却是实实在在的标的物。因为虽然整个人不能出售，但人的单位时间可以出售啊，人的价值提高了，单位产出就会提高，估值也会提高啊。

这就是我说的，为什么自己才是最好的投资标的物，把我们手上的资源尽可能地投资在自己身上，让自己更好，让自己拥有产出更大价值的能力，这是谁也拿不走的。且当你的标的物发展良好，开始产生聚合效应的时候，为什么不把标的物变成你自己呢？

四、累积效益

在我们进行自我投资、自我增值以后，我们终究还是需要一些其他的投资标的的，我在上面已经提到了，投资要有累积效益，尤其体现在多个标的物之间。

简单来说，你的投资标的之间，最好是有一定程度的加成收益，也就是1+1>2，或者是1+1+1>3，这个很重要，是区分你的投资布局处于哪个水准的关键点。

有人说，很简单，不就是打通上下游嘛，我投资一家外贸公司，再投资一家外贸工厂，中间的加工钱就不用给别人赚了。这不叫投资布局，如果用围棋来打比方，这就是简单的“长子”，将刚刚的那颗子长出两口气而已，在我看来，不管你打通多少上下游，这都只是1+1+1……中的某个1而已。

我曾经详述过格局的重要性，每上一层，我们都将看到精彩得多的世界，而投资布局比拼的，就是格局。

格局就是认知层次，它是这样的一种东西，下层的最佳解决之道，从上层来看可能恰恰是最差的；处于下层的没法窥见上层；每一层中的人几乎都会认为自己是最高层。

看了这些你就知道，为什么人人都认为自己会投资，并拥有从中挣到钱的能力。

五、投资需要微观考量

宏观地选择完投资标的物之后，就该进行微观考量了？究竟我们在投资的时候最该看重的是什么因素？

创始人、创始人、创始人！重要的事说三遍。

有人说，资金、技术和团队不够重要吗？

重要，但团队是创始人的衍生物，一个拥有大格局的创始人会去地摊拉团队吗？所以这个放到对创始人的综合素质考量上就行。至于资金和技术，只要优秀的人才到位，这些根本不是什么问题。

在我看来，一个优秀的创始人至少该具备以下素质：

1、大格局。创始人的视野和格局一定要大，认知层次必须高，看事情能一下抓住核心，如此方能知道自己究竟在干什么。

2、吸引力。创始人一般都是公司的精神领袖，他可能未必需要雄辩的口才，但一定是公司的定海神针，身上自带吸引人才的气质。

3、执行力。优秀的创始人和创始团队都有强大的执行力，往往刚有一个新idea，立马就能出小样，预计5天，通常3天就能完成，干起活来豁命。

4、肯学习。世界变化越来越快，以后只会更快，不学习的，掉队，学得慢的，一样掉队，唯有终生保持快速学习的创业者，才有较高的安全边际。

如果你想投资某个宏观领域，找到这样的创业者，基本就比较靠谱了，至于对他正在进展中的具体项目的考量，永远都应该排在对创始人的素质考量之后。

六、投资是个综合认知游戏

我们往往认为，投资是个金钱游戏，其实不是的，投资是个综合认知游戏，它考验的是你能否一眼看穿事物的本质。

很多人手里拿着钱，该投哪个项目呢？如果你能提供的资源真的只剩钱了，劝你还是老老实实购买专业的金融服务更合适一些，就算略微缩水，至少比打水漂要好。

逻辑很简单，如果对方的项目足够优秀，根本就不会缺给钱的人，为什么要你的钱呢？每个好的投资人都有自己的独特资源，创业者想要这些资源帮助公司成长才会用股权来交换，而金钱只是单纯用来完成交易，仅此而已。

所以很多人认为投资的核心在金钱，这就已经偏离了轨道，以至于在轨道之外还衍生出像“投资心理学”之类的东西来。

其实投资没有什么心理学，就是看有没有对事物一针见血的认知。比如投资的耐心，多久算耐心呢？一切都取决于你对于投资标的在未来的价值判断而已；又比如投资者的情绪控制，这就是标准的没看清就盲目下注带来的后遗症啊，该想办法避免才是，控制情绪岂非舍本逐末？再比如投资者因连续获胜导致的过度自信，那错误根源完全就不在心理上，而是该重修概率学和逻辑学才是，不是么？

捣鼓了半天，可有谁能总结出真正有用的投资铁律？

纵观整篇文章，我也没总结出“正确投资应该遵循的10条铁律”，是吧，因为那玩意儿根本不存在，就连那条看似永远正确的“多数人永远是亏损的”，也会因为“铁律”的普及而失效。

投资，归根结底是认识世界的能力，是决策者的整体智慧在投资领域内的投射，而世界和认识世界的智慧总是复杂而不断变化着的，因此，它并无确定性应用可循。

作者：蔡垒磊

来源：请辩（ID：luojiyingshang）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jogpjXWma7E__cTrXc2cww

原文是李晓鹏博士在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之时写就的：乌克兰局势—美国重大战略性失误及其体制根源。

 

《唐人街探案》里，日本凶手用游戏机给王宝强出了一个幼儿园级难题：

四个小朋友分三个苹果，怎么才能分得公平？

通关答案是杀掉一个小朋友。

这就是美国这次为了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有人曾批评他们说，你们这些人，不读历史，也失去了哲学。

美帝在2020的疫情彻底失去道义后，又要在这一轮的俄乌大战中彻底失去规则。

玩弄规则的人势必被规则玩弄，美帝作为暂时的赢家早透支了未来的余量。

他们中还清醒的人已知晓了最后的赢家：

中国。

乌克兰局势发展到今天，不管接下来走势如何，都是美国国家战略的重大失误。因为它从根本上毀掉了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逼着俄罗斯加强与中国的联盟。乌克兰乱局给美国造成的最大损失不是让它失去乌克兰或者克里米 亚，而是让它彻底失去俄罗斯。

美国现在最重要的战略对手是中国。这种局面是如此的显而易见而且迫在眉睫。中国的工业产值已经超过了美国，这是过去两百多年来从未出现过的。再过五到十年的时间，中国的经济总量就将超过美国。中国已经有了自己的四代战斗机和航母，还有两艘正在建造中；登月和空间站建设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超高速导弹技术已走到了美国前面。而且已经在东海和南海地区不断加强与邻国争夺领土领海的力度。作为有着独立意识形态和战略核武器库的政治实体，中国也不像三十年前的日本那样可以被美国操纵于股掌之间，轻易打压。美国最近才提出重返亚太的战略，已经很迟钝了。但在明确战略方向以后，仍然为了乌克兰 这么一块“鸡肋之地”和俄罗斯决裂，几乎可以说是蠢到家了。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作为胜利者乘胜追击，在欧洲、中东、中亚、南亚、非洲等地区不断地攻城拔寨，扩大胜利果实。从1992年的海湾战争开始，到肢解南联盟，再到入侵阿富汗与伊拉克，以及最近几年的中东和中亚地区“颜色革命”，基本上把原来和苏联争夺的“中间地带”全部变成了自己的地盘。

但是，美国的战略家们显然不能理解“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的中国式战略智慧，也 对“背水一战”的道理不甚了了—也许他们知道，只是被过度的贪婪遮住了眼睛。不管怎么说，乌克兰是俄罗斯的“命门”。克里米亚是俄罗斯面向黑海和地中海的咽喉，乌边界距离莫斯科只有400公里，而且基本是一马平川。乌克兰之于俄罗斯，比曹县对于中国还要重要。把“颜色革命”的战火烧到乌克兰，犯了两个”兵家大忌”，第一是在不能消灭对手的情况下把对手逼到死角，必然遭到最猛烈的还击；第二是把战场选在了敌人后勤补给线最短的位置。

在与俄罗斯隔着一个黑海的叙利亚，俄方的支持已经让美国支持的反对派武装们难以取得像埃及、阿富汗那样的胜利。更何况这是在乌克兰，在俄罗斯的眼皮子底下？所以当俄军进入克里米亚，封锁乌克兰海港的时候，美国的第六舰队却连黑海都进不去，只能在遥远的地中海虚张声势、摇旗助威。

但这些错误都只是战术意义上的。克里米亚乃至整个东乌克兰会不会并入俄罗斯，在当前的国际大棋局中，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战略对决的地点已经很明白，是中国的台湾、南海、东海。在远离主战场的地方取得一点胜利还是失败，其实无关紧要。

数十年前，当苏联的攻势咄咄逼人的时候，美国人曾经不得不对如下问题作出重大的战略判断：如何处理与红色中国的关系。他们先后做出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和一个正确的选择。前者就是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直接威胁到了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和粮仓，中国被迫反击。最后的结果是美国损失惨重，而让苏联在东欧和中亚地区赢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当美国最终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二十年，尼克松访华，跟比苏联还要“左”的中国建交，这才是正确的抉择。

诱发中美在曹县开战的战略失误来源一个错误的认识：中国与苏联是铁板一块，都是红色阵营。因此美国未加分析就认为北曹县进攻南曹县是苏联和中国联合支持的，是整个红色阵营向全世界输出革命的起点，甚至是中苏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征兆。北曹县的攻击刚刚开始，美国的立刻把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 并在以后出动飞机轰炸中朝边境。这种做法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把事情做绝了”。

事后的证据表明，在对北曹县的支持上， 中国与苏联之间存在深刻分歧。苏联试图利用曹县战争把美国拖在东方，而中国实际上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搞建设，并不支持北曹县出兵。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如果只是把反击定位于将北曹县赶回三八线以北，通过摧毀平壤和北部经济来实施惩罚，而不是占领整个曹县，也不把这个事情跟台湾问题联系起来，中国将会袖手旁边，并且继续发展与美国的关系。当时的美国战略家们谁也没有想到：红色中国其实需要美国的帮助来制衡苏联。

今天的情况与六十年前几乎一模一样。只是主角和配角交换了一下位置：在中国已经变得过于强大的时候，美国绝对不应该把俄罗斯逼到墙角，在乌克兰燃起战火。唯一正确的做法是：讨好俄国，离间中俄。

在目前的双边国际关系中，中国最不能承受的就是中俄关系的恶化。这将使中国面临严重的腹背受敌的境地，严重分散她在经济建设上的精力—当年中国为了防止苏联的入侵， 把许多重工业分散到内陆山区，主要国家领导人都不能同时呆在北京，造成了很严重的问题。

目前，中国与俄罗斯之间存在着某种同盟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并不是铁板一块，甚至比当年的中苏同盟更加脆弱。漫长的边境线和历史恩怨让双方互相猜忌。要想给中俄关系上点眼药其实十分容易。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中俄输油管线建设。中国希望它能够直通大庆，而俄国其实倾向于绕开中国，把输油管线的终点放到自己在远东的港口，这样既可以把石油卖给中国，也可以卖给韩国日本等国，而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不必依赖中国。所以当日本表示愿意出钱资助后一种方案以后，俄罗斯立即暂停了和中国的合作，普京也公开表态后一种方案更有吸引力。

与此同时发生了一件更微妙的事：俄罗石油巨头、尤科斯总裁科尔多霍夫斯基被捕入狱。他此前曾公开宣布要竞选总统挑战普京，他控制的媒体也以公开批评政府为能事。而尤科斯是一直努力促成向中国输油的。国家利益和政治利益双重因素都让中俄输油管线蒙上了阴影。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美国淡化尤科斯事件，对普京示好，并且联合日本为第二种方案提供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输油管道改线是很有可能的。这无疑将严重恶化中俄之间的关 系。

然而美国对此视而不见。西方媒体疯狂炒作尤科斯事件，美国政府也反复向普京施加压力要求释放科尔多霍夫斯基，毫不客气的给普京扣上独裁者的帽子。至于小兄弟日本的努力，则没有给予任何实质性支持。最终，俄罗斯下定决心，选择了直通中国的输油方案。

作为一个非常聪明和务实的政治家，普京其实一直努力想搞好和西方的关系。这在西方世界不断对他本人进行各种人身攻击—诸如沙皇、独裁者、克格勃头子……

之后仍然如此。他不像查韦斯、卡扎菲这些人一样，通过煽动对美国的仇恨来巩固权力，而是尽量避免公开批评西方。主办索契冬奥会和G8会议的努力，是普京向西方示好的重要举措。为了让索契冬奥会能够广受欢迎，普京为此在国内政策上进行了许多开明的改革，以使之更符合西方的标准。但美国政府好像吃错药一样，反而认为这是提出更多要求的或者是羞辱普京的好时机，到处找些小毛病出来作为抵制索契冬奥会的理由。最后，西方主要国家首脑全体缺席索契冬奥会，让索契成了中俄首脑表演亲密二人转的舞台。

普京肯定对此很生气。但作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家，他不会将这些形式上的东西看的太重要。直到美国在乌克兰煽风点火，用街头革命的下三滥手段搞垮亲俄政府，俄罗斯和西方的决裂才变得无法挽回……

尽管局面已经非常糟糕，但美国仍然可以选择尽快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承认克里米亚的现实，取消对乌克兰反对派的支持，允许普京建立一个亲俄的乌克兰政府……总之，就是来一次很丟人的战略撤退。这种局面下，面子肯定是丟完了，但如果能挽回和俄罗斯的关系，仍然是值得的。

当前西方战略的核心问题，就是把俄罗斯拉入怀抱，共同对抗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北约组织应该予以解散，彻底取消俄罗斯的国家安全顾虑，在俄罗斯周边国家实现全面的战略退却，承认俄罗斯的势力范围，鼓励俄罗斯融入欧洲经济。普京完全可能接受这样一个理论：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同行者，倒向西方是更加安全的。毕竟，美国离俄罗斯非常遥远，而中国就在旁边。

现在的俄罗斯政府，不像中国或者美国一样，有独立的意识形态支撑，它不过是倚靠俄罗斯的民族意识和一个政治强人来暂时维持局面。它有点像武则天的武周政权，一旦这个强人离开，它只能倒向某一边。武则天如果选择儿子做继承人，唐王朝一定复辟；如果选择武姓家族做继承人，继承者实际上就不是她的后裔，她的王朝也传承不下去。这个问题是武则天无法解决的，也是普京无法解决的。实际上普京应该也已经认识到—归根结底，他最后只能倒向西方，因为他绝对不可能再把权力交还给共产党。

如果美国的战略家们，能够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在欧洲和中亚给予俄罗斯足够的安全空间，在东北亚正确调解日俄的领土争端(在这方面连拥有重大领土利益的日本都表现得比美国更聪明），就有可能建立一个对中国全方位包围的战略同盟。这样的局面将是中国崛起所不能承受之重。

但是，我们对此似乎完全可以放心。这样的战略美国早就有人提出来过，前几天也有美国学者在媒体上公开发表了文章，认为美国应该为了遏制中国而放弃乌克兰。还有更多的西方主流媒体也明白地指出中国才是乌克兰危机最大的赢家。但美国政府仍然不思悔改。这不是因为没有人告诉他正确的做法，而是美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它短时期内不可能实施如此长远的战略。用我们常见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归根到底都是体制问题”。

新中国的政治领袖们似乎都喜欢从长远的战略的角度来思考对外政策。这一点基辛格在他的《论中国》一书中做了精彩的描写。他把这种现象的原因归结为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

但我并不赞同这个说法。我不是专门研究外交和国际战略的，而是主攻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地区经济战略。作为一个外交家，基辛格只能从外部观察中国，而中国的战略选择只能从她的内部机制来理解。中国的政治制度，我在《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一书中，称之为是“一党执政的职业政治家制度”，美国的政治制度，则是一种两党轮流执政的非职业政治家制度。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一群以政治为终身职业的政治家，不用过度担心短期的战术得失，所以天生的更愿意从长远来制定国家战略。而轮流执政的政党，则不得不从眼前来考虑问题。

没有哪一个美国的政党或者总统，能够承受短期内放弃东欧的政治压力，真正将战略中心转移到针对中国上面来。特别是中国目前还没有对美国产生很直接的威胁，而是始终在”玩太极”。这种情况下，向中国战略转移并不能带来立竿见影的”政绩”，可以给中国某些具体的打击。反之，对付东欧中亚的那些小国，则效果可谓“立竿见影”，逮住一个灭一个，可以很容易的表现出领导们决胜千里之外的魄力，赢得民众支持，国内的反对势力也很难挑出毛病。

在这种政治格局下，针对中国的长远战略布局是很难想象的。特别是要为了对付中国而对俄罗斯做出很大的让步，没有哪个美国政治领袖敢这么干。所谓的“重返亚太”战略，从目前的具体实施来看，并没有动真格，不过是政客们为了显示自己很聪明而喊出来的口号，当然也可以趁机增加军费开支，让利益集团们满意。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对乌克兰问题上的反应就很好理解了：表面上谁都不得罪，一投票就弃权，但实际上为俄罗斯提供支持。简而言之，就是让俄罗斯冲到第一线去吸引火力，替中国挨枪。中国在背后支持，但绝不出头，继续保持“人畜无害小白兔”的低调本色。

一个拥有克里米亚的、敌视美国的俄罗斯是符合目前中国国家利益的。它将能更好的把美国的战略资源留在欧洲，为中国维持东亚地区的稳定局面创造良好的条件。这样中国就可以更加容易的争取十年左右和平环境。中国如果能按照现在的速度再发展十年，美国要想再来围堵就已经基本不可能了。

至于俄罗斯，由于它的政府缺乏独立的意识形态支持，一旦普京离开，中央政府的权威就会迅速下降，出现严重的内部分裂，无力给中国制造像样的威胁。因此即使它现在除了克里米亚之外，还在东乌克兰获得更多的胜利，也不需要担心。

当然，美国能够赢得冷战的胜利，也不是等闲之辈。它不会永远这么糊涂，当苏联入侵阿富汗，力量达到顶端的时候，它终于意识到问题所在，开始迅速寻求与中国结盟。等到中国已经强大到明显无法遏制的时候，它还是会 知道去讨好俄罗斯的。

（特朗普在2017年1月20日正式上任,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第一件事就跟普京眉来眼去，结果被民主党安上同俄罪名，神预言啊）

对中国来说，目前的战略机遇期非常宝贵，一方面要继续保持稳定发展的局面，绝不容许出现内部的动荡，另一方面必须继续坚持低调、低调、再低调的外交策略，在一些外部摩擦中尽可能保持克制，隐藏实力，尽可能的延长俄罗斯把美国拖在欧洲的时间。等到最后终于不得不亮剑的时候，已是重剑无锋、独孤求败的境界。

不战而屈人之兵，大国崛起之道也。

《完毕》

李晓鹏博士对最近乌克兰局势做出最新的判断：

这次俄罗斯的战略应该不会是攻占基辅，很有可能一直到战争结束撤军，俄军都不会这么做。

俄军的真实战略应该是“佯攻基辅，剑指东乌”。利用少量兵力围攻基辅来吸引乌克兰和国际舆论的注意力，主力从南北陆海两个方向悄悄在东乌合围，切断乌军镇压两个独立共和国的主力归路，然后予以全歼。

消灭乌军主力以后，继续以少量兵力假装围攻基辅，还是不强攻，最多只占领河东地区，主要力量用于逐步消化东乌，最终在东乌组建一个亲俄政权。政权建设完成，假装围攻基辅的军队就可以撤退了。

俄军在东乌长期驻扎，形成可持续的长期对峙局面。等待足够长的时间形成南北朝鲜那样的既成事实，这可能需要十多年。俄罗斯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和现在的乌政府签订什么和平协议非军事协议之类的事情。

川普退了后，轮到拜登来接手这个问题，他只有一桌饭，却同时来了好几桌客人。他如何同时实现:
让新能源和化石能源同时涨？让军工集团不打仗也能拿到好处？让华尔街可以反复割韭菜挣钱？
让美国最头疼的物价降下去？答案是四处拱火，挑起俄乌冲突。
1，仗一打，美国就能制裁俄国，让欧盟买自己的油气，美国化石股与期货大涨。美帝可是全球第一大产油国。
2，欧洲要保自己能源安全，势必要摆脱化石依赖大搞新能源，光伏和高科技也有了长期预期。
3，大炮一响各国出自安全考虑要暴兵，美国军工股大涨。
4，等收割一阵之后，拜登会解禁伊朗，签署伊核协议，用伊朗的油来补俄国的窟窿，预期供给充足，石油期货大跌。因,油价占CPI增长的50%，物价也压住了。
东欧的避险资本跑去美国买国债，拜登再不要脸狠狠没收俄国寡头的真金白银，滥发美元的问题也一定缓解了。
拜登这老小子设了个大局，算计了好一波人，他才是真演员。他支持率从34%提高到43%，中期选举有一战之力了。
这就是剧本，和俄国是否能全境拿下乌克兰，仗打到什么地步，已经关系不大了。
因为拜老演员的主要目标基本实现了:抢了俄罗斯生意把他踢出国际贸易体系。
捏住欧盟的能源供应并破坏法德领导权。拿回了国际油气价格定价权。
在预期上压制了美国的通胀与加息预期。这背后，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一切都是利益。现在剧本如期推进到伊朗加入棋局，不好在外面展开和预期的。
中国很多人都知道乌克兰是俄国底线，拜登又岂能不知，这就是个弃子，让你拿去吃的。
Putin赢了当然对俄国有好处，但拜登也赚的盆满钵满，双方各得其所。剧本里没想好的，是里面竟然有个真演员。
小朋友才谈对错，成年人只看利益。大王觉得俄国人仗打的糙，不代表就支持美国那套强盗逻辑，国际社会就是丛林法则，西方正客哪有什么公平正义，只有演技高低
连号称永久中立的瑞士都撕破脸下场了，当年德国纳粹你怎么不敢呢？还不是看上了俄国富豪那肥的流油的存款，要来一笔黑吃黑？
更搞笑的是连陀思妥耶夫斯基给禁了，不知道俄罗斯方块还能撑几天。现在俄罗斯运动界，被制裁的仅剩下打魔兽争霸的全球第一happy。

手里有个棒子，看啥都是钉子。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a8GqHvSFvsFdPm-4OF5ULw

来源 | 温sir讲地缘

责任编辑 | 包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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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新的人口统计数据。截止2021年年末，全国人口（港澳台地区除外）比上年末只增加了48万，自然增长率仅为0.34‰。这个数字一出，各方都在惊呼中国人口进入负增长的拐点已经出现。

回想2016年1月1日之前，只让生一个的计划生育政策还是“基本国策”，转瞬间从中央到地方，鼓励生二孩、三孩的政策就频频出炉，还真是有点见证历史大转折的感觉。这看起来倒是颇像现代人那拧巴的生活：享受完美食之后，又要花钱花时间把富余的肉肉减下来。

先说结论，这是一个在中国文明转型升级过程中，需要吸取的教训，一句话做总结的话，那就是：用落后于时代的思维去预测未来，只能得到完全错误的结论。

凡事都有因果，今天我们就穿越几千年的历史，来看看中国在文明人口问题上到底经历过什么，会出现这样有争议性的操作。

古代的“计划生育”

用政策干预人口的做法早已有之。只不过绝大部分历史时期，那可都是在鼓励生育。比如西汉初年，受秦末战乱的影响，全国户籍人口锐减到1500万-1800万，较之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差不多减少了1000万。刘邦和吕后的儿子汉惠帝刘盈继位后，立国之初的动乱已经平息，开始全面进入休养生息阶段。

在这一背景下，汉朝一方面取消了之前增加的赋税，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一方面还史无前例的出台了“剩女税”。

剩女税之说还真不是调侃，只是不叫这个名称罢了。自秦以后的绝大多数王朝，被计入户籍的成年人口都是要交人头税的，汉朝的人头税是成年人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称之为“算赋”；七至十四岁的儿童每人每年也要纳二十钱，称之为“口赋”。刘盈规定女子如果到了十五岁不嫁，那从十五岁到三十岁这十五年间，就要交五倍的算赋。这每年多出来的四百八十钱，就是“剩女税”了。

一个人交五个人的税，绝大部分人肯定是不肯的。就算家里特有钱，亦犯不着跟国家政策对着干。更何况中国文化，本来就是重家庭、重生育。像历史记载，富商家庭出身的卓文君丧夫回娘家的年龄是17岁，显然也是早早的就嫁了出去。

你可能会说这太不公平了，为什么不收“剩男税”。这是因为政府要解决的就不是婚姻问题，而是人口问题。只要女人肯嫁，这事就算解决了。至于有多少剩男并不重要。

说起来“人头税”这东西算是一个恶税了，特别的不公平。你想想看，富可敌国者和家徒四壁者交一样的税，那怎么可能公平呢？如此收税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维护统治阶层的利益，毕竟谁也没有动力多收自己的税嘛；二是方法简单，点人头这事比起核算财产来说要简单点多。

人头税这东西还不光是“算赋”、“口赋”。中国人用字精准，现代意义的“税”放在古代可以分为：赋、税、徭、役等多种形式。“赋”是直接向个人征收的人头税；“税”是按田产征收的财产税；强制老百姓为政府做的无偿劳动叫“徭”；要是无偿劳动的对象是军队，那就是“役”。

徭役同样是以人口为计税基础，除非有法定豁免权，比如明朝考取了秀才就可以不服徭役；有的时期女子不用服徭役，大多数时期也是逃不掉的。有鉴于此，徭役本质也属于人头税。这些以人口为依据计算的税种被统称为“丁税”。

人头税不光中国有，其它国家不同程度的也都有。只是在中国的历史最悠久，始作俑者是商鞅。商鞅变法打破了贵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垄断地位。军功成了获取爵位的硬指标，一事同仁的按人头征税，在当时同样是公平的体现。

中国这样一个讲求中央集权的文明，人头税的征收还有着特殊的意义。可以让中央政府的控制力，直接传导到每一个子民身上。不过这也导致了一个现象，那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人口数字，又准确又模糊。

说准确，是因为人口多少关乎税收多寡，自秦开始以后的历代王朝都非常重视人口统计，加上中国人又特别喜欢记录历史，所以我们现在还能看到很多人口数字。比如汉朝在休养生息后，人口就恢复到了6000万左右。以东汉的人口峰值公元157年为例，当时的在户人口为56476856，都能够精确到个位。

说不准确，是由于这只是在户人口。既然人口跟税有关系了，那肯定会有人想办法躲起起来不交税，富贵人家凭借权势和关系藏匿人口属于常规操作，平民百姓也是想着法子避税。三国时期，吴国特别喜欢跑到山里去征剿“山越”，为的就是把这些躲到山里的农民赶出来，承担国家的赋税徭役。三家归晋的时候，魏、蜀、吴三家合计的在户人口才760多万。就算天下大乱，人口也不至于锐减到如此地步。

最骇人听闻的逃税方法是老百姓“主动计划生育”。中国是个农业社会，家庭人口增加，土地不增加的话，人口就会成为负担。古人又不知道怎么避孕，为了逃避难以承担人头税，就产生了溺婴现象。历史上称之为“生子不举”。这种现象在经济发达，人口巨增的宋代最为普遍，尤以人地矛盾突出的南方地区为甚。

苏轼在湖北黄州为官时，不光发明了流传后世的“东坡肉”，还写下了“黄州小民，贫者生子多不举，初生便于水盆中浸杀之”（苏轼《黄鄂之风》）的记录。意思是说黄州的老百姓，家庭贫困着如果儿子生得多了，生出来就放在水盆里溺杀。

在农业社会，人力是第一生产力，更何况还牵扯着税收。自上而下刺激人口增长是常态，庶民自下而上自发搞“计划生育”那可不行。治国的精英们并非不知道问题出在人头税上，有勇气来场彻底改革的却是不多，就算改革也往往推行不下去。像北宋的王安石、明朝的张居正都曾经想过动人头税，以减少普通百姓负担的心思，结果都是惨淡收场。

这件事一直到清初的“康乾盛世”才算彻底得到解决。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清王朝规定以上一年的人丁数作为固定征收“丁税”的数额，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等到雍正继位时（1723年），开始正式把已经固定的“丁税”分摊入田赋当中，从而在保障中央财政收入不减的前提下，成功取消了人头税。

已经征收了两千年的人头税消失，对中国人口的影响是巨大的。百姓没有了隐匿人口及“生子不举”的动机，中国人口在清王朝中期开始爆发式增长。根据记载，公元1740年（乾隆六年），中国人口正式突破1亿。半个世纪后的公元1792年，人口突破3亿。1834年的道光十四年，又跨过了4亿的人口线。

民以食为天

不收人头税这件事，对百姓的生育积极性虽然影响很大，无论贫富也没有了隐匿人口的动机，但你要说中国人口在清代的爆发式增长，只是由于这种政策性的调整，那还是有失偏颇的。很多结果，是在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促成的。

民以食为天，人是要吃饭的。一个国家能养活多少人，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能得到多少粮食。

在宋代以前，两汉和唐朝这几个大一统王朝，户籍人口的峰值都是在6000万左右。唐朝的口的峰值出现在唐玄宗时期，户数为1300万-1400万。由于没有详细人口数字被同时记录下来，我们可以参考汉代平均每户为4.67人的数字，并取一个户数的中间值计算。算下来的话，差不多就是6300万了。

即便加上隐匿的人口，汉唐盛世时期的人口肯定也不会超出一个亿。这个瓶颈一直到宋代才算是突破。宋徽宗执政的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北宋的统计户数是20882438户，同样参考汉代的户均人口，这已经将近1个亿了。要知道北宋王朝并没有统治整个中国核心区，同时期核心区内还有辽国、西夏、大理国共存。

辽国人口大概是900万，西夏大概200万上下，地处西南的大理国则有300万以上的人口。这样一算，中国在跨入第二个千年之后，明面上的人口终于突破一个亿了。后来明朝的人口峰值，同样也超出了一亿。

突破的背后，是一场与农业有关的革命。

人类在历史上所经历的农业革命，很大程度由驯化和选育作物而触发的，尤其是那些能充当主食的作物。一直到今天，选育良种依然是农业科技的重心。农业学家们会想尽各种办法培育高产作物。比如把种子送到太空接受辐射，然后再在变异的种子中选取符合自己需求的变异；又比如利用杂交或者转基因技术定向培育所需要的性状。

在拥有现代科技之前，从世界其它地区引入良种，再加以本土化改良，是粮食快速增产的秘诀。五代时期，原产于越南中部“占城稻”开始进入中国，并于两宋时代在中国南方的稻作区大规模种植，触发了一场鲜为人知的农业革命。

占城位于越南中部，气候上属于热带季风气候区。降雨充沛的热带地区滋养了地球上大部分的物种。新陈代谢快是热带地区的特点。正是在这一气候背景下，占城稻的生长周期最短可以缩至惊人的五十余天，并且还耐旱。

如此之短的生长周期，为农作物的一年两熟奠定了基础。换而言之，之前一片土地，一年只能种一季粮食，现在可以种两季作物，在岭南地区甚至能三熟（每一季不一定要都种水稻）。这种情况下，粮食产量势必会出现质的飞跃。

由此造成的另一个影响，是中国南方地区在全国人口的占比快速拉升。西汉时北方人口占比达到八成；唐代时北方人口还能有五成多。等到北宋晚期，南方人口的占比就反超到将近2/3了。

值得一提的是，发生在北宋时期的这场农业革命，有着明显的政策推动痕迹。具体来说，始于北宋第三代皇帝宋真宗时期。公元1011年，江淮、两浙江地区遭遇旱情，朝廷下旨从已经种植有占城稻的福建地区取种三万斛，在上述地区推广，触发了这场让中国人口突破1亿瓶颈的农业革命。

相比这场悄无生息发生在中国的农业革命，500年后由哥伦布所触发的那场全球性的农业革命，大家就要熟悉得多了。新大陆被发现之后，美洲文明所培育的玉米、土豆、红薯等高产粮食作物被引入旧大陆，最终帮助全球人口跃上了新的台阶。

然而这些高产作物在欧洲的普及却比大家想象的要晚得多。以欧洲种植范围最为广泛的土豆来说，16世纪中叶就已经被航海者带回了欧洲。只是在笃信宗教的欧洲人看来，土豆是属于异教徒的食物，甚至被认为有毒。

一直到18世纪中叶，被战争和传染病折腾得人口长期徘徊不前的欧洲，才不得不自上而下的推广这种能救命的食物。德皇腓特烈大帝、俄国沙皇彼得大帝、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这些著名君主，都曾经出台过政策大力推广土豆。

这场土豆革命，让欧洲得以在19世纪进入人口爆炸期。1800年时欧洲人口大约为1.9亿人，到了1900年时便翻倍增长到了4.2亿人。

相比“起个大早，赶个晚集”的欧洲，中国在引入新大陆高产作物的事情上就要积极得多了。这当中最有代表性的作物是红薯。

红薯同样原产生美洲。土豆是印加人在气候凉爽的安第斯山脉上选育出来的，所以能够适应纬度较高、气候较为寒冷的欧洲气候；红薯则更适应热带、亚热带气候，因此在气候较欧洲更为温暖的中国，尤其是中国南方地区引种更为普遍。

有记录表明，红薯最早是广东人陈益，在万历十年也就是1582年，从菲律宾偷偷引种回来的。要知道西班牙正式在菲律宾建立统治是在1565年，跟土豆被带回欧洲的时间差不多。对比欧洲人晚了200多年的后知后觉，中国速度真可以算得上是光速。

吃的问题上，中国人向来领先于世界其它地区。只要能填饱肚子，哪里会有那么多忌讳。中华美食的种类如此之多，很重要的原因便在于，中国人不会浪费任何可食用部分。兔头、鸭脖、鸡爪、猪蹄这些在其它国家很少食用的食材，在中国美食界都能拥有一席之地。

高产、耐旱、抗瘠的红薯一经在中国引种成功，便开始发挥巨大的作用。那些原本无法种植作物的土地（比如山地），都被这种穷人的食物所填充。对于很多遭遇过饥馑的老一辈中国人来说，至今脑海中还深深的印刻着红薯的味道。

除了民间自发引种以外，红薯等美洲高产作物在中国的普遍种植，同样少不了政策的推手。比如公元1786年，乾隆皇帝就下达过“广栽植甘薯（红薯），以为救荒之备”的诏书。

最终在取消人头税的利好，以及美洲高产作物引入的共同作用下，中国比欧洲早了最起码一个世纪，迎来了自己的人口爆炸期。。

工业时代的搭错车

“民以食为天”这句古语，很好的诠释了中国人对于人口和食物的态度。想要国家强大，就必须有足够的人口。而想要人口增长，就必须解决粮食问题。这种从上到下的重视，方使得中国的人口爆炸期，比欧洲早了一个多世纪降临。

在自然经济时代，出于动物本能，不管哪个民族都明白人口是第一生产力的道理。然而人口却又是不会无限增长下去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能养活多少人，哪根结底要看你所据有的土地，能出产多少粮食。

如果前面的内容你看得仔细，就会发现占城稻的推广、人口突破一亿瓶颈，以及“生子不举”现象的出现，都出现在北宋时期。这就是人口与资源矛盾的体现。关于这个矛盾，英国政治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其1798年出版的《人口论》中做过被称之为“马尔萨斯主义”的解读。

马尔萨斯的理论总结下来有如下四点：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第二，两性之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第三，人口在无妨碍时以几何数率增加，生活资料只以算术级数增加；第四，想要平衡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要么提高死亡率，要么主动降低出生率。

说人话解读的话，就是土地增长的速度赶不上生孩子的速度。想解决这个矛盾，要么多死人；要么人类自己主动少生。

提高死亡率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打仗，这个肯定是不可取的。一定要觉得人地矛盾没办法解决，那就只能降低出生率了。正是基于对马尔萨斯理论的认可，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开启了旨在降低人口出生率的计划生育政策。

问题在于马尔萨斯主义和中国计划生育面世的时间点，都恰好处在了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的启动阶段。用落后于时代的思维，去做长期规划的做法，导致了当下这个颇有点尴尬的局面。

想知道为什么尴尬，我们先来了解下工业力量对农业的影响。工业革命是由科学革命所触发的。自从有了科学和工业力量的加持，人类的命运就开了挂。那些地球母亲贮藏了亿万年的矿石资源、化石能源，被找到破解之法的人类挖了出来，尽情的挥霍。

这股力量也传导到了农业。19世纪中叶，德国科学家破译了植物获取营养的密码，研发出了“化学肥料”（化肥）。20世纪初，化肥开始规模化生产，并从二战后的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全球农业领域普及；不算巧合的是，也正是在19世纪中叶，科学家们开始研发内燃机。随着汽车在世纪相交之际的商用，拖拉机也随之在20世纪初被研发出来，开始在农业领域取代人力和畜力。

化肥

此外，就像前面我们所说的那样，受益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开始用更先进、精准、快速的方式选育良种。以中国人熟悉的杂交水稻为例，由“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生前领衔研发的超级杂交水稻，单季亩产能已经突破了1000公斤关口，比之清朝的数字超高出至少4倍。

换而言之，当科学和工业力量传导到农业领域后。人类找到了获取更多耕地，以及成倍提高粮食单产的方法。1950年时，全球人口刚刚超过是25亿。2020年，世界人口数量已经增长至将近76亿。这仅仅用了70年时间，就增长出来50亿人口，就是托了工业化的福。

在马尔萨斯研究人口问题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工业革命才开始启动，纺织机、蒸汽机这些刚刚被研发出来的机器，只来得及在工厂发挥作用，包括破坏人类已经习惯了几千年的农业社会结构。受时代的局限，马尔萨斯当时并没有办法用科学和工业思维，预测到农业效率的提升速度，有机会赶上人口增长的速度。

更出乎人类意料的是，一旦进入成熟工业化阶段，人的生育意愿就会自然降低。以至于在那些已经完成工业化的西方发达国家，总生育率都低于2。也就是说，每个妇女一生中平均的生育不到2个子女。你很容易理解，如果人类整体低于这个数字的话，总人口将进入下跌通道（事实上考虑到儿童的死亡率，总生育率必须达到2.1才可能平衡）。

中国在工业化上的尝试，起自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20世纪50年代，从苏联全面引进全套工业体系，是中国工业化的重要标志。

然而不管是洋务运动的买机器也好，还是从苏联系统性的引入工业体系也罢，思维的变化却是最难的。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延续了几千年的农业社会而言。可以这样说，一直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才开始真正以开放的姿态，向那些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虚心学习，并在学习过程中建立自己的工业思维。

也正是在1978年这个打开国门的年份，农业思维指导下的计划生育政策开始自上而下的改造中国社会。于是大家就看到了现在这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40年来的改革开放，让中国以超高的速度完成了自己的工业化进程；另一方面却未老先衰的，提前进入了人口下降通道。

更为悲剧的是，当你再去参考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又会发现人口增长与经济活力之间，存在着正比关系。换而言之，现下的中国又开始担心，丧失了人口红利将导致自己以后的发展动力不足。

这种危机感的产生，方导致了现阶段人口政策急打方向盘的做法。

“素质人口”才是人口红利

中国文明在近现代的涅槃过程中，取得了很多令人瞩目的成就，也摸索出了一条独特且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当然，也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错误的决策。回顾中国人口的变迁史，最值得总结的一点，便是开篇提到的：用落后于时代的思维去预测未来，只能得到完全错误的结论。

要是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看，中国完成工业化之后，人口本身也是会进入下降通道的。也就是说即便没有计划生育政策，中国同样很快会面临人口增长乏力的问题。

这个在完成工业化进程之后，就必然会面临的问题有没有办法解决呢？当然是可以的。无论人类最终会利用哪些新技术手段，来平衡人口与发展的问题。“用落后于时代的思维去预测未来，只能得到完全错误的结论”这一经验教训都是必须吸取的。

如今人类所处的发展阶段，已经不能用“工业时代”来涵盖了，而是一个迈入了由计算机和互联网所主导的“信息时代”。

如果说工业时代的核心变化，是利用机器解放了人类的身体，提高生产效率；那么信息时代则是将计算机充当了人类的大脑外挂，让人类可以从更高层面解决生产效率的问题。比如说在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更多研发智能机器来替代低端的、重复性的劳动。从这个角度说，年轻一代农民工不愿意再在工厂流水线上工作，而更多流入大城市从事外卖、快递等服务性行业并不是一件坏事。

获得大脑外挂的最直接影响，就是人口质量的重要性，开始明显要高于人口数量与年龄结构的重要性。比方说很多非洲国家还拥有着超高生育率，包括因为人均寿命过短，而使得人口结构非常年轻化。但你要是说，这些国家就因此而拥有更美好的未来，相信自己都不会相信。就像当年有四亿人口的中国，无法凭借人口优势，击败人口远少于自己的列强一样。

面向未来，考察一个国家人口和经济潜力的指标，将会变成：高等教育人口、互联网人口、具备基础科学素养人口等指标。我们可以把这些具备在新时代条件下，驱动经济发展的人口称之为“素质人口”。至于如何科学设计判定素质人口的参数，那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换而言之，“素质人口”的数量是否在正增长，才是当下判断国家是否更有前景的真正指标。而已经站立在新时代风口浪尖的中国，虽然还可以参考工业化国家过往的经验，亡羊补牢式的去拉高生育率，但更应该把人口政策的重心，放在提高“素质人口”的比例上。

当我们开始用“素质人口”的视角，去审视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时，会发现极端重视教育的中国文明，在提升人口素质问题上所拥有比较优势。而这一比较优势，才是未来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KMZLpmchacUWbla6KB6gog

前天，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把大家晃了一个大跟头。

这位房地产行业曾经最大的吹哨人，居然说房地产泡沫化金融化势头得到根本扭转，不希望“房地产市场调整太剧烈“。

突然和蔼起来的郭主席还语重心长地回忆起了青春岁月，他说自己当外汇局局长的时候申请房贷用了半年，后来银行房贷发放很多，比例很高。他反复提醒大家，是因为很多人买房贷款是为了投资、投机：

将来万一房价下跌，或者出现其他问题，就是一个巨大的金融危机。

8个月前，他还说押注房价永远不跌的人终会付出沉重代价。过去八个月发生了什么，子姨相信大家都很难忘怀。

3月2日的这场新闻发布会，名字叫做促进经济金融良性循环和高质量发展。前一天，郑州大张旗鼓地发布了提振全国楼市信心的放松限购文件。文件名字和这场会议主题高度重合：

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的通知。

再往前追溯，“促进房地产行业良性循环”这个提法的第一次出现，是在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当时我们不知道良性循环是什么意思，现在才明白什么叫定调。

春节后，很多城市陆续下调房贷首付比例、房贷利率和提高审批速度，连痛批房地产行业是最大灰犀牛的人都开始“根本性扭转”了。这一切改变的根本原因都被郭主席前天一句话说清楚了：

对经济影响得太大，还是要平稳的转换。

这两年，郭主席的几次预言都帮大家提前赌对了题，购房客户也很相信他的话。郭主席讲话的第二天，上海一个房产交流群里，有人甩出了中介当天一段惊喜的对话。

上海金桥一套360万的住宅挂牌一年，上周日拉锯几个小时让价一万才成交。现在最低挂牌380万；浦东大华一套1300万的三房，本来打算让二三十万，没想到周日四组客户抢。现在小区最低1380万……

去年客户老说全款一个月做不到：

今年怎么冒出来这么多全款客户。

聊天记录中有人总结说，这次水太大，郭都来给信贷松绑站台了。

其实郭主席的话只是把信号明确了。2月份上海商品住宅成交80万平米，同比上涨了两成。朋友说，去年上海房贷利率最早是4.65%，七月份一下子上升到了5%，现在又下调到了4.95%。

放贷时间也从过去的五六个月，缩短到现在的：

两周左右。

上海的小阳春要来了。

其中一批重要购房客户就是上海去年的引进的人才。最近两年，上海不断放松人才引进和居转户门槛。到2021年，落户数字曲线陡然上升，全年上海落户7.3万人，是2020年的两倍。

其中人才引进落户3.5万人，是2020年的近三倍。

豪宅市场的热度则延续了快两年了。朋友发给我一份开年至今的上海豪宅部分成交记录，九龙仓滨江十八成交单价近二十万、云锦东方二期成交单价二十万、292平融创滨江一号22万、283平米滨江凯旋门成交单价23万等等：

每成交一套，就刷新小区最高纪录。

豪宅市场的火热，来源于一个非常隐晦的信号。今年二月入市的百汇园三期备案价近13万，比去年的二期涨了将近四万，而去年陆家嘴九庐最好的415平米大户型，备案均价才差不多12万。

很多话都不用明说的。

这两天，古北壹号又成交了一套383平米的住宅，价格大约一个亿。因为户型越大越贵，按这个单价推算，485平米的户型可能要奔1.5亿去了。去年这个小区成交的485平米住宅总价还是1.25亿。

朋友告诉子姨，现在想买四五房大户型的太多，预算都不能低于一两亿了：

低于这个预算首先就告别市中心了。

这句话非常耳熟，好像上一个宇宙中心也是这样。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sPXiO4rnJfOcocBM-nVM8Q

◎作者 | 夏虫

◎来源 | 楼市黄大大（ID  HouseLeader）已获授权

开发商，正在大撤退！

从太原到昆明、南昌，一场巨大的连锁反应，开始席卷中国。

更多的小城市早已岌岌可危。  

这或许是中国房地产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瘦身”。

以往财大气粗的开发商们，突然开始精打细算，费尽心思把一分钱掰成两分花。

首先使出的一招就是降薪裁员。

有着70万打工人的豆瓣小组《上班这件事》中，地产人们抱团取暖，互相发出致命三连问——

“工资发了吗？年终奖还有吗？今天被裁了吗？

让人泪目的是，看遍各路帖子，这三个问题的回答大多都是否定。

有人哭笑不得地表示，虽然年终奖一分没有，但是对比之下，自己好歹还有个工作机会，没有被裁。

“是不是应该感恩戴德”？

对于他而言，还能够“内卷加班”，可能真的是某种意义上的“福报”了。

惨遭裁员，成为安慰剂的地产人也来发帖了。

这位年近三十的朋友，躲得了年初的第一波裁员，却没能避开年底的裁员。最终，他选择了降薪30%去了物业公司。

确实，今年以来，房企大规模裁员的消息一直不绝于耳。

最少的裁员比例都是20%，高者甚至去到了50%。

图源网络

那些幸运留下来的地产人，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到手的工资不再增长。

薪智研究院的报告显示，地产开发、建筑设计等在内的地产建筑业，在2021年第四季度的涨薪率降至201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1.91%。

不仅如此，2021年地产建筑业的年终奖环比还罕见下跌12.21%，这是自2016年以来的第二次负增长。

楼市的暖春来了，但地产人还身处寒冬。

同样被房企大规模抛弃的，还有三四线城市。

这在房企的组织架构调整上，可以看出明显的趋势。资金紧张的房企，直接裁撤掉三四线区域，极为常见。

比如，2021年10月，阳光城就进行过人事调整及区域合并，上海大区吞并成渝区域，浙江大区则合并了陕甘区域、云贵区域。

这还不算完，就在今年1月份，阳光城再次合并了津冀区域、山西区域、北京区域。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拥有超级都市圈的大湾区受到优待——

金辉将原华南区域分拆为珠三角区域和东南区域；

华润置地将大区部门从13个精简为9个的同时，还单独新增了深圳大区。

万科郁亮在“黑铁时代”的万字发言中也提出，“如果有些地方确实做不好，可能就要整建制撤销，收回番号。”

“收回番号”“架构调整”的形式表态背后，是实打实的金钱流向。

事实上，房企们已经不再在三四线城市花钱拿地了。

据统计，三四线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在去年上半年还在增长，但1-7月份累计同比增速转负，全年同比猛降14.1%。

拿地少了，也更便宜了。其成交溢价率前高后低，上半年平均溢价率18.0%，下半年6.7%。

即使政策暖风频吹，2022年开年，这一数据也没有好转。

2022年1月，三四线城市土地市场持续下行，土地出让收入同比下降41.4%，溢价率降至3.4%。

宏观的数据背后，是一座座小城即将穷疯的冰冷现实。

四川南充，2020年同期嗷嗷卖地，锤子一砸，260亿元哗哗进口袋。晃眼一到去年，只有可怜巴巴的60亿，剩下一个零头；

山西省会太原，去年年到手的卖地钱，从476亿暴跌到138亿；

云南省会昆明，去年年前11月才卖了870亩商住用地——然而，2020年，昆明统共卖出了8456亩商住地，硬生生少了一位数，又是大三百亿的钱没了；

江西省会南昌，2020年还拿着623亿的钱，去年只收到209亿……

穷啊，实在是穷！一掏裤兜，竟比自己的脸还要白净。

更吓人的是，考虑到房企的债务集中到期高峰仍未过去，2022年三四线可能会更冷。

根据克而瑞监测的98家样本房企数据，2021年与2022年债务到期规模分别约13.8万亿元、12.6万亿元人民币，为近十年来的小高峰。

而在刚刚到来的3月，房企们还有近600亿元的债券即将到期。

房企不敢拿地，实在是三四线城市房子已经卖不动了。

以常州等41个三四线城市为样本，2021全年商品房销售呈现断崖式下降。从8月开始，单月同比降幅一直在30%-60%之间波动。

一个残酷的现实是：

基于“棚改”膨胀起来的三四线城市，楼市从一开始就不扛打。

当调控来了，三四线城市也最先被“祭天”——

据国海证券，去年6月份开始，三四线城市的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就开始转负，到了8-12月份，降幅全部超过-30%；

然而，二线城市的增速直到8月份才开始转负，到10月份甚至开始回温，同比降幅分别为-24.6%、-10.6%、-7.7%；

一线城市更是坚挺无比，2021年全年的销售面积同比增长20.8%，到了12月，北京上海的二手房网签数甚至环比上涨了30.7%和19.6%。

当春风吹了，三四线城市的楼市又依旧找不到状态——“啊？回暖了？”——

除夕到年初五，当上海的售楼处的门槛被买房人踏烂时，二线样本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已经悄然爬到了2.3 万㎡，相较去年春年假期同增 33.5%，市场回暖明显。

与此同时，三线样本城市的成交面积仅为2.1万㎡，与去年除夕到大年初五相比下滑 57.1%。

这些城市，宛如一块上了热锅的注水猪肉，无助又可怜。

这就是当下，不少地方疯狂松绑调控的真相。

开发商已经急得原地打圈嗷嗷叫，什么法子都使出来了——

半价甩卖、降首付比例、首付分期，甚至是0首付都重出江湖。

这个场面，真真像极了十年前街边的两元店，挂满了横幅，“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清仓跳楼白菜价！”“做完今天，明天就走！”

说这么多，只求你“买一套吧”。

除了本地刚需，或许就只有跑一单赚一单的外卖小哥会买了。

就连本地“接盘侠”，都心有余而力不足。

从2014年开始的棚改去库存，让拆迁户们一夜暴富开始，这些城市的房价就开始蹭蹭往上大涨。

2016、2017 年，三四线通过棚改货币化去库存1.4、1.8亿㎡，占销售面积的 15%、17%。

龙岩，福建的一个普通地级市，房价接近1.3万/㎡，比长沙都高。

就连山东的日照，河南的洛阳，福建的三明这些不出名城市，房价统统破万。

再小点的县城，如济宁的汶上县，房价最低的房子，也已经去到了8000元/㎡。

还有网友现身说法：国家级贫困县，房价从四千多一路涨到七千多。

就在大家瞠目结舌的时候，一位来自浙江的网友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这场“十八线县城房价”的比赛冠军——

“老家在浙江贫困县，之前看了个新楼盘2w＋。”

这些地方，高房价的底气如今已经荡然无存。

棚改结束，本地刚需消耗殆尽，同时没有更多的人口涌入，房价却已虚高。

难怪，最精明的房企们会选择撤退。

 

 

放眼望去，一场巨大的连锁反应开始了。

被开发商所抛弃的小城市，只能一条路走到黑。

例如，山东日照这个小机灵鬼，就因为一次骚操作出了圈。

12月24日，日照的土拍现场，一家国企硬生生在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四次自我抬价，总共加了一个“小目标”，最终豪掷10.8亿拿下了一块地。

这块地的最终楼面价冲到了1.51万元/㎡，直接创了个日照单价地王，生猛得很。

然而，这地块周边的楼盘价格也就一万出头，甚至不超过1.5万元/㎡。

未来这块地，不得卖个2万元/㎡才能收回成本？届时又有谁会来买单？

最有意思的是，这块地的竞得单位全名叫“日照市人防资产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其母公司为日照城投集团有限公司。

嚯！说白了，就是自己左手倒右手。

看穿了这一层，就不难想明白，究竟是这块地值十亿，还是地方政府财政缺口需要这么十亿了。

不过，就算是引发了全网刷屏嘲笑，日照方面还是比较硬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竞买人相关操作并不违反程序”。

玩程序，确实没人玩得过他们。

大盘凉凉下，三四线城市跌得最凶。未来，类似的骚操作也绝对不会少。

而当下，我们能见到的，就是各种怪状——

河北霸州，截至去年12月25日前供应90宗地，流拍了37宗，仅仅落袋14.3亿元。

到了2021年10月，霸州就撑不住了，开始对各个街道下死命令，要收上超过3亿的“非税收入”。

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罚款运动席卷了个体户和中小企业。

街上卖糖葫芦的，店里头卖烧饼的，无一不被逮住罚款。

人们突然发现，当房子不好卖了，就连卖煎饼的也要为之负责。

今年年初，河南平舆县又传来消息，由于财政困难，该县农业农村局已经拖欠一企业1700万元的服务费，足足三年。

最后，被企业怒而告上当地法庭。

法院只好表示要“顾全大局”，而不查封对方账户。

去年12月23日，鹤岗正式成为全国第一个财政重整的地级市，连公务员都停招了。

……

越来越多财政无法自给的小城市，正在批量诞生。

在这些城市里，体制内还香吗？

当开发商都抱团开始逃离这些城市，你还有什么理由留下来接盘呢？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M4AIfKw8bQSbyEzv8dZs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