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温sir讲地缘
责任编辑 | 包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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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新的人口统计数据。截止2021年年末，全国人口（港澳台地区除外）比上年末只增加了48万，自然增长率仅为0.34‰。这个数字一出，各方都在惊呼中国人口进入负增长的拐点已经出现。
回想2016年1月1日之前，只让生一个的计划生育政策还是“基本国策”，转瞬间从中央到地方，鼓励生二孩、三孩的政策就频频出炉，还真是有点见证历史大转折的感觉。这看起来倒是颇像现代人那拧巴的生活：享受完美食之后，又要花钱花时间把富余的肉肉减下来。
先说结论，这是一个在中国文明转型升级过程中，需要吸取的教训，一句话做总结的话，那就是：用落后于时代的思维去预测未来，只能得到完全错误的结论。
凡事都有因果，今天我们就穿越几千年的历史，来看看中国在文明人口问题上到底经历过什么，会出现这样有争议性的操作。
古代的“计划生育”
用政策干预人口的做法早已有之。只不过绝大部分历史时期，那可都是在鼓励生育。比如西汉初年，受秦末战乱的影响，全国户籍人口锐减到1500万-1800万，较之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差不多减少了1000万。刘邦和吕后的儿子汉惠帝刘盈继位后，立国之初的动乱已经平息，开始全面进入休养生息阶段。
在这一背景下，汉朝一方面取消了之前增加的赋税，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一方面还史无前例的出台了“剩女税”。
剩女税之说还真不是调侃，只是不叫这个名称罢了。自秦以后的绝大多数王朝，被计入户籍的成年人口都是要交人头税的，汉朝的人头税是成年人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称之为“算赋”；七至十四岁的儿童每人每年也要纳二十钱，称之为“口赋”。刘盈规定女子如果到了十五岁不嫁，那从十五岁到三十岁这十五年间，就要交五倍的算赋。这每年多出来的四百八十钱，就是“剩女税”了。
一个人交五个人的税，绝大部分人肯定是不肯的。就算家里特有钱，亦犯不着跟国家政策对着干。更何况中国文化，本来就是重家庭、重生育。像历史记载，富商家庭出身的卓文君丧夫回娘家的年龄是17岁，显然也是早早的就嫁了出去。
你可能会说这太不公平了，为什么不收“剩男税”。这是因为政府要解决的就不是婚姻问题，而是人口问题。只要女人肯嫁，这事就算解决了。至于有多少剩男并不重要。
说起来“人头税”这东西算是一个恶税了，特别的不公平。你想想看，富可敌国者和家徒四壁者交一样的税，那怎么可能公平呢？如此收税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维护统治阶层的利益，毕竟谁也没有动力多收自己的税嘛；二是方法简单，点人头这事比起核算财产来说要简单点多。
人头税这东西还不光是“算赋”、“口赋”。中国人用字精准，现代意义的“税”放在古代可以分为：赋、税、徭、役等多种形式。“赋”是直接向个人征收的人头税；“税”是按田产征收的财产税；强制老百姓为政府做的无偿劳动叫“徭”；要是无偿劳动的对象是军队，那就是“役”。
徭役同样是以人口为计税基础，除非有法定豁免权，比如明朝考取了秀才就可以不服徭役；有的时期女子不用服徭役，大多数时期也是逃不掉的。有鉴于此，徭役本质也属于人头税。这些以人口为依据计算的税种被统称为“丁税”。
人头税不光中国有，其它国家不同程度的也都有。只是在中国的历史最悠久，始作俑者是商鞅。商鞅变法打破了贵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垄断地位。军功成了获取爵位的硬指标，一事同仁的按人头征税，在当时同样是公平的体现。
中国这样一个讲求中央集权的文明，人头税的征收还有着特殊的意义。可以让中央政府的控制力，直接传导到每一个子民身上。不过这也导致了一个现象，那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人口数字，又准确又模糊。
说准确，是因为人口多少关乎税收多寡，自秦开始以后的历代王朝都非常重视人口统计，加上中国人又特别喜欢记录历史，所以我们现在还能看到很多人口数字。比如汉朝在休养生息后，人口就恢复到了6000万左右。以东汉的人口峰值公元157年为例，当时的在户人口为56476856，都能够精确到个位。
说不准确，是由于这只是在户人口。既然人口跟税有关系了，那肯定会有人想办法躲起起来不交税，富贵人家凭借权势和关系藏匿人口属于常规操作，平民百姓也是想着法子避税。三国时期，吴国特别喜欢跑到山里去征剿“山越”，为的就是把这些躲到山里的农民赶出来，承担国家的赋税徭役。三家归晋的时候，魏、蜀、吴三家合计的在户人口才760多万。就算天下大乱，人口也不至于锐减到如此地步。
最骇人听闻的逃税方法是老百姓“主动计划生育”。中国是个农业社会，家庭人口增加，土地不增加的话，人口就会成为负担。古人又不知道怎么避孕，为了逃避难以承担人头税，就产生了溺婴现象。历史上称之为“生子不举”。这种现象在经济发达，人口巨增的宋代最为普遍，尤以人地矛盾突出的南方地区为甚。
苏轼在湖北黄州为官时，不光发明了流传后世的“东坡肉”，还写下了“黄州小民，贫者生子多不举，初生便于水盆中浸杀之”（苏轼《黄鄂之风》）的记录。意思是说黄州的老百姓，家庭贫困着如果儿子生得多了，生出来就放在水盆里溺杀。
在农业社会，人力是第一生产力，更何况还牵扯着税收。自上而下刺激人口增长是常态，庶民自下而上自发搞“计划生育”那可不行。治国的精英们并非不知道问题出在人头税上，有勇气来场彻底改革的却是不多，就算改革也往往推行不下去。像北宋的王安石、明朝的张居正都曾经想过动人头税，以减少普通百姓负担的心思，结果都是惨淡收场。
这件事一直到清初的“康乾盛世”才算彻底得到解决。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清王朝规定以上一年的人丁数作为固定征收“丁税”的数额，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等到雍正继位时（1723年），开始正式把已经固定的“丁税”分摊入田赋当中，从而在保障中央财政收入不减的前提下，成功取消了人头税。
已经征收了两千年的人头税消失，对中国人口的影响是巨大的。百姓没有了隐匿人口及“生子不举”的动机，中国人口在清王朝中期开始爆发式增长。根据记载，公元1740年（乾隆六年），中国人口正式突破1亿。半个世纪后的公元1792年，人口突破3亿。1834年的道光十四年，又跨过了4亿的人口线。
民以食为天
不收人头税这件事，对百姓的生育积极性虽然影响很大，无论贫富也没有了隐匿人口的动机，但你要说中国人口在清代的爆发式增长，只是由于这种政策性的调整，那还是有失偏颇的。很多结果，是在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促成的。
民以食为天，人是要吃饭的。一个国家能养活多少人，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能得到多少粮食。
在宋代以前，两汉和唐朝这几个大一统王朝，户籍人口的峰值都是在6000万左右。唐朝的口的峰值出现在唐玄宗时期，户数为1300万-1400万。由于没有详细人口数字被同时记录下来，我们可以参考汉代平均每户为4.67人的数字，并取一个户数的中间值计算。算下来的话，差不多就是6300万了。
即便加上隐匿的人口，汉唐盛世时期的人口肯定也不会超出一个亿。这个瓶颈一直到宋代才算是突破。宋徽宗执政的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北宋的统计户数是20882438户，同样参考汉代的户均人口，这已经将近1个亿了。要知道北宋王朝并没有统治整个中国核心区，同时期核心区内还有辽国、西夏、大理国共存。
辽国人口大概是900万，西夏大概200万上下，地处西南的大理国则有300万以上的人口。这样一算，中国在跨入第二个千年之后，明面上的人口终于突破一个亿了。后来明朝的人口峰值，同样也超出了一亿。
突破的背后，是一场与农业有关的革命。
人类在历史上所经历的农业革命，很大程度由驯化和选育作物而触发的，尤其是那些能充当主食的作物。一直到今天，选育良种依然是农业科技的重心。农业学家们会想尽各种办法培育高产作物。比如把种子送到太空接受辐射，然后再在变异的种子中选取符合自己需求的变异；又比如利用杂交或者转基因技术定向培育所需要的性状。
在拥有现代科技之前，从世界其它地区引入良种，再加以本土化改良，是粮食快速增产的秘诀。五代时期，原产于越南中部“占城稻”开始进入中国，并于两宋时代在中国南方的稻作区大规模种植，触发了一场鲜为人知的农业革命。
占城位于越南中部，气候上属于热带季风气候区。降雨充沛的热带地区滋养了地球上大部分的物种。新陈代谢快是热带地区的特点。正是在这一气候背景下，占城稻的生长周期最短可以缩至惊人的五十余天，并且还耐旱。
如此之短的生长周期，为农作物的一年两熟奠定了基础。换而言之，之前一片土地，一年只能种一季粮食，现在可以种两季作物，在岭南地区甚至能三熟（每一季不一定要都种水稻）。这种情况下，粮食产量势必会出现质的飞跃。
由此造成的另一个影响，是中国南方地区在全国人口的占比快速拉升。西汉时北方人口占比达到八成；唐代时北方人口还能有五成多。等到北宋晚期，南方人口的占比就反超到将近2/3了。
值得一提的是，发生在北宋时期的这场农业革命，有着明显的政策推动痕迹。具体来说，始于北宋第三代皇帝宋真宗时期。公元1011年，江淮、两浙江地区遭遇旱情，朝廷下旨从已经种植有占城稻的福建地区取种三万斛，在上述地区推广，触发了这场让中国人口突破1亿瓶颈的农业革命。
相比这场悄无生息发生在中国的农业革命，500年后由哥伦布所触发的那场全球性的农业革命，大家就要熟悉得多了。新大陆被发现之后，美洲文明所培育的玉米、土豆、红薯等高产粮食作物被引入旧大陆，最终帮助全球人口跃上了新的台阶。
然而这些高产作物在欧洲的普及却比大家想象的要晚得多。以欧洲种植范围最为广泛的土豆来说，16世纪中叶就已经被航海者带回了欧洲。只是在笃信宗教的欧洲人看来，土豆是属于异教徒的食物，甚至被认为有毒。
一直到18世纪中叶，被战争和传染病折腾得人口长期徘徊不前的欧洲，才不得不自上而下的推广这种能救命的食物。德皇腓特烈大帝、俄国沙皇彼得大帝、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这些著名君主，都曾经出台过政策大力推广土豆。
这场土豆革命，让欧洲得以在19世纪进入人口爆炸期。1800年时欧洲人口大约为1.9亿人，到了1900年时便翻倍增长到了4.2亿人。
相比“起个大早，赶个晚集”的欧洲，中国在引入新大陆高产作物的事情上就要积极得多了。这当中最有代表性的作物是红薯。
红薯同样原产生美洲。土豆是印加人在气候凉爽的安第斯山脉上选育出来的，所以能够适应纬度较高、气候较为寒冷的欧洲气候；红薯则更适应热带、亚热带气候，因此在气候较欧洲更为温暖的中国，尤其是中国南方地区引种更为普遍。
有记录表明，红薯最早是广东人陈益，在万历十年也就是1582年，从菲律宾偷偷引种回来的。要知道西班牙正式在菲律宾建立统治是在1565年，跟土豆被带回欧洲的时间差不多。对比欧洲人晚了200多年的后知后觉，中国速度真可以算得上是光速。
吃的问题上，中国人向来领先于世界其它地区。只要能填饱肚子，哪里会有那么多忌讳。中华美食的种类如此之多，很重要的原因便在于，中国人不会浪费任何可食用部分。兔头、鸭脖、鸡爪、猪蹄这些在其它国家很少食用的食材，在中国美食界都能拥有一席之地。
高产、耐旱、抗瘠的红薯一经在中国引种成功，便开始发挥巨大的作用。那些原本无法种植作物的土地（比如山地），都被这种穷人的食物所填充。对于很多遭遇过饥馑的老一辈中国人来说，至今脑海中还深深的印刻着红薯的味道。
除了民间自发引种以外，红薯等美洲高产作物在中国的普遍种植，同样少不了政策的推手。比如公元1786年，乾隆皇帝就下达过“广栽植甘薯（红薯），以为救荒之备”的诏书。
最终在取消人头税的利好，以及美洲高产作物引入的共同作用下，中国比欧洲早了最起码一个世纪，迎来了自己的人口爆炸期。。
工业时代的搭错车
“民以食为天”这句古语，很好的诠释了中国人对于人口和食物的态度。想要国家强大，就必须有足够的人口。而想要人口增长，就必须解决粮食问题。这种从上到下的重视，方使得中国的人口爆炸期，比欧洲早了一个多世纪降临。
在自然经济时代，出于动物本能，不管哪个民族都明白人口是第一生产力的道理。然而人口却又是不会无限增长下去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能养活多少人，哪根结底要看你所据有的土地，能出产多少粮食。
如果前面的内容你看得仔细，就会发现占城稻的推广、人口突破一亿瓶颈，以及“生子不举”现象的出现，都出现在北宋时期。这就是人口与资源矛盾的体现。关于这个矛盾，英国政治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其1798年出版的《人口论》中做过被称之为“马尔萨斯主义”的解读。
马尔萨斯的理论总结下来有如下四点：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第二，两性之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第三，人口在无妨碍时以几何数率增加，生活资料只以算术级数增加；第四，想要平衡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要么提高死亡率，要么主动降低出生率。
说人话解读的话，就是土地增长的速度赶不上生孩子的速度。想解决这个矛盾，要么多死人；要么人类自己主动少生。
提高死亡率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打仗，这个肯定是不可取的。一定要觉得人地矛盾没办法解决，那就只能降低出生率了。正是基于对马尔萨斯理论的认可，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开启了旨在降低人口出生率的计划生育政策。
问题在于马尔萨斯主义和中国计划生育面世的时间点，都恰好处在了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的启动阶段。用落后于时代的思维，去做长期规划的做法，导致了当下这个颇有点尴尬的局面。
想知道为什么尴尬，我们先来了解下工业力量对农业的影响。工业革命是由科学革命所触发的。自从有了科学和工业力量的加持，人类的命运就开了挂。那些地球母亲贮藏了亿万年的矿石资源、化石能源，被找到破解之法的人类挖了出来，尽情的挥霍。
这股力量也传导到了农业。19世纪中叶，德国科学家破译了植物获取营养的密码，研发出了“化学肥料”（化肥）。20世纪初，化肥开始规模化生产，并从二战后的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全球农业领域普及；不算巧合的是，也正是在19世纪中叶，科学家们开始研发内燃机。随着汽车在世纪相交之际的商用，拖拉机也随之在20世纪初被研发出来，开始在农业领域取代人力和畜力。
化肥
此外，就像前面我们所说的那样，受益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开始用更先进、精准、快速的方式选育良种。以中国人熟悉的杂交水稻为例，由“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生前领衔研发的超级杂交水稻，单季亩产能已经突破了1000公斤关口，比之清朝的数字超高出至少4倍。
换而言之，当科学和工业力量传导到农业领域后。人类找到了获取更多耕地，以及成倍提高粮食单产的方法。1950年时，全球人口刚刚超过是25亿。2020年，世界人口数量已经增长至将近76亿。这仅仅用了70年时间，就增长出来50亿人口，就是托了工业化的福。
在马尔萨斯研究人口问题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工业革命才开始启动，纺织机、蒸汽机这些刚刚被研发出来的机器，只来得及在工厂发挥作用，包括破坏人类已经习惯了几千年的农业社会结构。受时代的局限，马尔萨斯当时并没有办法用科学和工业思维，预测到农业效率的提升速度，有机会赶上人口增长的速度。
更出乎人类意料的是，一旦进入成熟工业化阶段，人的生育意愿就会自然降低。以至于在那些已经完成工业化的西方发达国家，总生育率都低于2。也就是说，每个妇女一生中平均的生育不到2个子女。你很容易理解，如果人类整体低于这个数字的话，总人口将进入下跌通道（事实上考虑到儿童的死亡率，总生育率必须达到2.1才可能平衡）。
中国在工业化上的尝试，起自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20世纪50年代，从苏联全面引进全套工业体系，是中国工业化的重要标志。
然而不管是洋务运动的买机器也好，还是从苏联系统性的引入工业体系也罢，思维的变化却是最难的。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延续了几千年的农业社会而言。可以这样说，一直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才开始真正以开放的姿态，向那些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虚心学习，并在学习过程中建立自己的工业思维。
也正是在1978年这个打开国门的年份，农业思维指导下的计划生育政策开始自上而下的改造中国社会。于是大家就看到了现在这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40年来的改革开放，让中国以超高的速度完成了自己的工业化进程；另一方面却未老先衰的，提前进入了人口下降通道。
更为悲剧的是，当你再去参考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又会发现人口增长与经济活力之间，存在着正比关系。换而言之，现下的中国又开始担心，丧失了人口红利将导致自己以后的发展动力不足。
这种危机感的产生，方导致了现阶段人口政策急打方向盘的做法。
“素质人口”才是人口红利
中国文明在近现代的涅槃过程中，取得了很多令人瞩目的成就，也摸索出了一条独特且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当然，也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错误的决策。回顾中国人口的变迁史，最值得总结的一点，便是开篇提到的：用落后于时代的思维去预测未来，只能得到完全错误的结论。
要是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看，中国完成工业化之后，人口本身也是会进入下降通道的。也就是说即便没有计划生育政策，中国同样很快会面临人口增长乏力的问题。
这个在完成工业化进程之后，就必然会面临的问题有没有办法解决呢？当然是可以的。无论人类最终会利用哪些新技术手段，来平衡人口与发展的问题。“用落后于时代的思维去预测未来，只能得到完全错误的结论”这一经验教训都是必须吸取的。
如今人类所处的发展阶段，已经不能用“工业时代”来涵盖了，而是一个迈入了由计算机和互联网所主导的“信息时代”。
如果说工业时代的核心变化，是利用机器解放了人类的身体，提高生产效率；那么信息时代则是将计算机充当了人类的大脑外挂，让人类可以从更高层面解决生产效率的问题。比如说在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更多研发智能机器来替代低端的、重复性的劳动。从这个角度说，年轻一代农民工不愿意再在工厂流水线上工作，而更多流入大城市从事外卖、快递等服务性行业并不是一件坏事。
获得大脑外挂的最直接影响，就是人口质量的重要性，开始明显要高于人口数量与年龄结构的重要性。比方说很多非洲国家还拥有着超高生育率，包括因为人均寿命过短，而使得人口结构非常年轻化。但你要是说，这些国家就因此而拥有更美好的未来，相信自己都不会相信。就像当年有四亿人口的中国，无法凭借人口优势，击败人口远少于自己的列强一样。
面向未来，考察一个国家人口和经济潜力的指标，将会变成：高等教育人口、互联网人口、具备基础科学素养人口等指标。我们可以把这些具备在新时代条件下，驱动经济发展的人口称之为“素质人口”。至于如何科学设计判定素质人口的参数，那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换而言之，“素质人口”的数量是否在正增长，才是当下判断国家是否更有前景的真正指标。而已经站立在新时代风口浪尖的中国，虽然还可以参考工业化国家过往的经验，亡羊补牢式的去拉高生育率，但更应该把人口政策的重心，放在提高“素质人口”的比例上。
当我们开始用“素质人口”的视角，去审视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时，会发现极端重视教育的中国文明，在提升人口素质问题上所拥有比较优势。而这一比较优势，才是未来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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