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古原
来源：古三古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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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教培
2021年最大泡沫培训机构终于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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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时代落幕，教培行业退潮
♪ 作者｜芥末堆 李梓毅 李婷 郭瑞婵 子航
♪ 编辑｜芥末堆 子航
7月24日，“双减”政策正式落地，K12教培行业也从此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
7月24日晚，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传闻一一成真。《意见》提到，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上市公司不得通过股票市场融资投资学科类培训机构，不得通过发行股份或支付现金等方式购买学科类培训机构资产；外资不得通过兼并收购、受托经营、加盟连锁、利用可变利益实体等方式控股或参股学科类培训机构。已违规的，要进行清理整治。
同时《意见》规定，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
相较传闻中的“双减”文件，正式推出的《意见》还涵盖了更详细的政策细则，其中就包括“拍照搜题”、“外籍教师管理”等监管的政策内容。
在“双减”文件正式推出后。中国民办教育协会联合新东方、好未来等120家全国性校外培训机构发出“倡议书”。与此同时，好未来、新东方等多家K12教育上市公司与部分头部K12教育公司也均针对“双减”政策发表声明。
资本市场也作出了回应。7月23日，一份网传“双减”正式文件在多个互联网社群中传播。当日下午港股教育股暴跌。随后，美股教育中概股也在开盘后集体暴跌。截至美东时间7月23日收盘，好未来下跌70.76%、高途下跌63.26%、新东方下跌54.22%、网易有道下跌42.81%。
类似的情况在教育行业的历史上也曾出现。2018年11月15日，国务院发文禁止“幼教证券化”，也有过同样的情形。而如今，“双减”政策正式落地带来了更大的影响，并不仅是单独对一个细分领域的监督管理。更重要的是，教育行业“去产业化”。
从这一刻开始，不论是教育行业从业者，还是所有与教育相关的参与者们，都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的时代。
“拍照搜题”退出教培江湖？
《意见》提到，线上培训机构不得提供和传播“拍照搜题”等惰化学生思维能力、影响学生独立思考、违背教育教学规律的不良学习方法。
根据芥末堆此前报道，猿辅导、作业帮等K12在线教育公司，都曾凭借“拍照搜题”系列产品切入K12在线教育。而面对《意见》中关于“拍照搜题”的部分，上述公司也必定要面临整改并做出相应调整。
北塔资本投资副总裁王强认为，国家在对K12进行整改的时候，核心是基于底层的价值判断做动作的。“拍照搜题”将随着K12教培一个时代的谢幕而消失。王强表示，严厉的监管态度下，在这方面不要有任何投机的想法。
除通过软件产品，“拍照搜题”有了更多的拓展形式，开始走向硬件化。根据芥末堆此前报道，多家在线教育公司以及互联网公司均曾推出包含“拍照搜题”功能的教育硬件产品。
王强表示，《意见》同样会影响到此类教育硬件产品。他认为，如果“拍照搜题”被取缔，靠其起家的公司，再也无法依靠“拍照搜题”去完成其他流量转化与变现，“连这条路都没了。”对于作业灯、智能学习平板这类硬件来说，体量本身不大，被禁后把这个功能关掉就好。
在《意见》正式公布之后，猿辅导、作业帮等K12在线教育公司也在其官方微博做出回应。
猿辅导发表声明表示，“猿辅导坚决拥护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刻认识“双减”重大意义，主动对标“双减”工作要求，严格贯彻落实。猿辅导将坚持“以科技创新驱动教育进步”初心，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助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秉承以学生为本，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提升综合素养，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业帮同样发表声明称，“作业帮坚决拥护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深刻领会“双减”工作重要意义。在今后工作中，作业帮将继续坚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并严格执行相关规定要求；同时，坚守教育初心，深耕科技，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和服务水平；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强国、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贡献力量。”
芥末堆注意到，《意见》同时也对教育公司聘请外教做出规定。其中提到，聘请在境内的外籍人员要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严禁聘请在境外的外籍人员开展培训活动。而这也必将对以在线外教一对一为主营业务的教育公司造成影响。
针对“双减”政策，在线青少儿语培公司VIPKID也做出回应，“关于双减政策，VIPKID会严格遵守。政策中提出要“结合实际 平稳推进”，落实也需要过程和时间。目前我们VIPKID的学生上课不受影响。”
高中阶段培训、非学科类培训如何自处？
芥末堆注意到，中办、国办7月24日印发的《意见》的主要监管对象是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并未对义务教育阶段非学科类校外培训以及高中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作出明确规定。例如，非学科类校外培训以及高中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是否能在寒暑假、节假日和周末上课，《意见》中尚未明确。
一名K12教培行业从业者告诉芥末堆，他认为上述规定对于高中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应当是同样适用的，但政策也给地方制定细则留下了空间，“这个事情具体执行层面，变数很多”，他所在的机构也将对高中业务进行调整。
学校对面，校外培训机构林立 李梓毅/摄
《意见》中也有加强对高中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内容。其中提到，不再审批新的面向学龄前儿童的校外培训机构和面向普通高中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对面向普通高中学生的学科类培训机构的管理，参照本意见有关规定执行。
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看来，由于高中教育阶段有和义务教育阶段不同的特点，对面向普通高中的学科类培训机构的管理，应该有别于对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培训机构的管理。应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允许面向普通高中的学科培训机构，在节假日、双休日与寒暑假开展学科培训。
熊丙奇表示，相对于义务教育，高中教育的不均衡情况更严重，我国高中教育（包括普通高中与中职）是非义务教育，存在超级高中、重点高中、示范性高中、一般普通高中等不同教育水平。在普通高中教育严重不均衡的情况下，禁止校外培训机构面向普通高中生在寒暑假、节假日进行学科类培训，会剥夺办学质量相对薄弱高中的学生选择校外培训的权利。禁止合法的校外学科培训机构面向普通高中生提供学科培训，学科培训有可能会转到地下，或者家长请私教，或者一些非法机构在小区里租房开展作坊式培训，会加剧培训乱象。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也提到，目前对于高中阶段和义务教育阶段非学科类校外培训尚未出台刚性要求，现在突出的问题依然是校外培训机构可能转为隐藏踪迹继续进行培训，将会成为更难解决的问题。
另一方面，我国普通高中生构成中还有部分艺术类学生和体育类学生，普通高中学校无法给艺术类学生有针对性的艺术教育与学科教育，禁止校外培训机构在节假日、寒暑假期为艺考生提供学科培训可能存在新问题。
熊丙奇补充道，近年来我国选择高考复读的学生占每年高考人数的10%以上，高复学生到培训机构复读，可视为接受成人培训，但这会和高中学科培训重叠，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中职学生身上，执行层面有难度。
“当前落实双减文件，应该主要聚焦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培训，各地在落实双减文件时，要有务实的态度。今后，随着推进高中教育均衡发展，整体提高高中教育质量，并把高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那可以适用和义务教育阶段一样的管理校外学科培训机构的措施。”熊丙奇建议。
尽管在培训机构的监管和学校教育服务水平的提高等方面均已做出指引，“双减”政策如何落实仍然是下一步亟待解决的难题。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吴华告诉芥末堆，“双减”政策在实践中必将面临师资问题、财政问题、编制问题、配套制度问题等等，上述问题如何解决需要进一步探索。
芥末堆注意到，《意见》中提到已确定九个城市作为全国试点城市。具体为，在全面开展治理工作的同时，确定北京市、上海市、沈阳市、广州市、成都市、郑州市、长治市、威海市、南通市为全国试点，其他省份至少选择1个地市开展试点，
除此之外，在对校外培训机构的严格监管下，对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区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7月13日，教育部在新闻通气会上表示课后服务将在今年秋季开学后实现义务教育学校全覆盖，推行“5+2”模式，即学校每周5天都要开展课后服务，每天至少开展2小时，结束时间要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相衔接。部分城市暑托服务已于7月19日正式开始，除了公立学校以外，社区、街道等力量也是托管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熊丙奇也表示，学校和社区要更多履行教育职责，推进课后服务全覆盖，给放学后的学生提供高质量的课后服务，这就会引导家长减少对校外教育培训的需求，也实现给学生、家长减负。家长要转变家庭教育理念，尊重孩子成长规律。
“要深入推进教育评价改革，破除唯分数论、唯升学论、唯学历论。”熊丙奇强调，“我国存在的校外教育培训热，是群体性教育焦虑的表现。从根本上治理校外教育培训热，就要消除家长的教育焦虑。”
校外培训的下个路口
教育综合体招商广告 李梓毅/摄
“双减”已然落地，相关校外培训机构又该何去何从？实际上，结合此前相关政策，新规也在大方向上给出了明确的指示和要求。“非营利性”“公益性”“做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是政策给予校外培训机构的角色和定位。
根据《意见》，各地不得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也需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
而何谓“非营利性机构”？《意见》尚未给出具体定义。
芥末堆查阅资料发现，对于非营利性民办学校，200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曾做出这样的要求：举办者不得取得办学收益，学校的办学结余全部用于办学。
至于“非营利性民办培训机构”，地方监管文件也有所提及。上海、广东两地分别于2017年、2018年制定的《非营利性民办培训机构的监督管理办法》、《上海市非营利性民办培训机构管理办法》对“非营利性民办培训机构”的定义均提到：“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不以营利为目的，面向社会举办的实施与学校文化教育课程相关或者与升学、考试相关的补习辅导或者职业技能培训的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
要求校外学科培训机构注册为非营利性机构，在熊丙奇看来，这就是要求校外学科培训机构要坚持公益属性，不能再追逐营利。
“坚持校外培训公益属性”是此次《意见》的规定，更是监管早已明晰的方向。同时，教育部也一直要求进一步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并一再强调，校外培训要做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
今年5月2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会议指出，减轻学生负担，根本之策在于全面提高学校教学质量，做到应教尽教，强化学校教育的主阵地作用。
5月7日，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围绕“双减”问题在北京西城区、海淀区调研期间提到，校外培训机构应坚持教育的公益属性，成为社会主义教育的有益补充。吉林省教育厅党组书记、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王忠在吉林省“双减”经验分享中也提到，要将教育教学的自主权还给学校。
《意见》发布后，教育部负责人表示，校外培训机构规模总量庞大、良莠不齐，任其发展将形成国家教育体系之外的另一个教育体系，增加学生课外负担和家长经济负担，还会扰乱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违法违规情况突出，无证无照机构屡禁不止，虚假宣传、超前超标、乱收费、与中小学招生入校挂钩等违法违规行为依然存在，机构倒闭、卷款跑路等事件时有发生，严重损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被资本裹挟状况严重，贩卖焦虑过度宣传，违背了教育公益属性，破坏了教育正常生态。
围绕“非营利性”和“公益性”，可以发现，此轮监管的重点也在于教育行业的“去产业化”。
实际上，早在2006年，学校“乱收费”“学费暴涨”的问题就掀起一阵关于“教育产业化”“教育市场化”的讨论热潮。2006年2月27日，时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表示，发展民办教育不等于教育产业化，教育部从来都是反对教育产业化的。
这一方向也延续至今日。针对教育行业的培训乱象和逐利行为，《意见》明确提出，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意见》的出台也是为应对部分校外培训项目收费居高，资本过度涌入存在较大风险隐患，培训机构“退费难”“卷钱跑路”等违法违规行为时有发生的情况。
熊丙奇表示，禁止培训机构资本化运作，延续了之前治理民办幼儿园过度逐利的趋势，其主要意图是确保基础教育的公益、普惠属性，减轻家庭的教育支出负担。
在他看来，“双减”是对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最严的监管，落实“双减”措施，意味着校外学科培训机构的资本化运作已经堵死。我国校外培训机构进入强监管时代，校外培训机构的获利空间被极大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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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培产业、逃离“内卷”说到公平教育带来的内在问题
兔主席 20210619
对教培行业的讨论是近期的热点。我一直间歇的写一些和教育有关的。今天也再来凑个热闹。也是从一个家长的角度去理解和分析这个事情。
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我们现在教育领域的主线政治政策思想是，寻求更加平衡、均衡、更加“快乐”的教育；更加注重全面发展（落实在音体美，其实就是指素质教育）、避免“内卷”等等。
大的愿望是好的：培养更加适合未来的人才；培养更加综合、全面、多维度的人才（职业教育也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让未成年人的身心更加健康。而且近期应当增加了这样的一个诊断，即资本驱动、“无序扩张”的教培产业会极大增加家庭抚养教育子女的成本，而这个因素可能会降低生育欲望。在某个时点，有人会认为，适度限制教培产业可能可以通过降低抚养成本，可以提高生育率，解决中国的少子老龄化问题。
当然笔者不太认同最后这个逻辑（即教培和出生意愿的关系），我观察的实际情况是，一般青年男女在结婚生孩子时不会考虑这么多。而且很多新生代父母在生孩子的时候都会天真地认为自己以后没有必要也不会在子女教育上投入这么多，不会这样去逼自己的孩子，“孩子开心就好”，“让他们做一个快乐的人多好”。但实际上等到孩子稍微大一点，他们就会发现身边的都在“鸡娃”，此时才会主动或被动进入“内卷”状态。这时，之前所未想到的学区房、学而思什么的都来了。这是一种温水煮青蛙的状态。
在青年男女做婚育选择时，基于的是一些更加通盘的考虑，譬如生孩子与自己事业/职业发展的关系；与自己与双方父母的关系（需要老人陪带）；住所/房产是否支持；个人和家庭生活方式及质量的改变，等等。支出也是一揽子的，譬如要不要请阿姨。阿姨住哪里。他们不太可能往前想得太具体，把暑期培训班的成本都考虑进来。他们人生还没有发展到这个阶段，连孩子都没有，没有体会父母对子女的爱，不大可能意识到自己也会加入到教培的内卷大军里。如前所述，在那个阶段里，他们更有可能认为教培是一个弹性支出、选择性支出，而非刚性支出。
所以，我倾向于认为中国青年的婚育选择和教培/教育成本只有间接的关系，只是年轻人不愿生育的诸多考虑因素中的一个因素，可能还是比较次要因素。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做一个社会调查，访谈青年男女，“你不愿意生育的原因是什么”？给他们一堆选项，最多人勾选的可能就是事业、生活方式之类的选项。我觉得把教培和出生率联系起来，更有可能是决策者的想象，因为决策者都是有一定年龄的，经历过或能够理解教培产业给家庭带来的经济和心理焦虑，他们把教培当作社会问题来解决。
当然出生率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在前两年的讨论里，快乐教育、素质教育还是主线。无论如何，目前对教培行业进行监管和限制的大方向是很清楚的。
问题是，中国的教育选拔体制是没有发生变化的——高考。学生需要在单一一次全国性的标准化考试里取得成绩，并基本上完全以这个考试的结果作为进入大学的条件。相对于一切其他的选拔方式，这种标准化考试制度是最“公平”的：一个孩子家里再有钱，上再多的私教和补习班，最终也要他自己到考场把题目做出来。阅卷者不会看这个孩子的家庭背景，不会看他的实习和社会经验和领导力，不会看他的推荐信，不会看他的自我陈述，不会看他所取得的与标准化学科无关的因素，更不会看他的父母是否是校友、对学校有过捐赠，而只单凭从考试成绩对学生的能力素质做出判断。
这里，我们可以参考John Rawls，做一个类似的思想试验：
——设想你是一个普通人，你就要投胎了，你不知道你会投胎到什么阶层，不知道你会有多少财富，但可以估计你有80~90%的概率投身到一个普通家庭——在美国这样的经济成熟社会，“上层中产”（upper middle class）一般指人口最富裕的20%的群体。在中 国，很多人的绝对收入水平是很低的。比如前两年讨论的中国“有六亿人月收入低于一千”，围绕这个数据有很多讨论。在网上搜得：
“北师大研究院发布的一份与收入分配有关的报告，根据2020年5月的国家报告显示，我国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人数大约为7,182万人，约占总人数的5.13%，如果一个人月入5,000元，那么已经超过了全国90%的收入群体了。”
也就是说现在投胎到中国，有90%的概率你会投胎到一个人均月收入不足5,000元的家庭。那么这时，你希望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教育选拔体制？你觉得一个什么样的教育体制对你来说最公平？是建立在父母资源能力的基础上（父母决定你的人生），还是建立在你自己的学力基础上（你自己决定你的人生）？
如果我看到有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概率会投胎到普通人家，那么在思想试验里，我会选择中国高考这样的教育选拔体制，因为它对普通人/穷人更有利：我的命运有更大的程度可以掌握在我的手上：我只要通过我的选择，我的勤奋努力，是有可能可以克服我不利的家庭背景的。
所以高考是一个对大多数人更加公平的制度。高考 = 公平。
高考脱胎自科举。在过去的多少个世纪以来，科举为中国社会提供了社会流动性，既提供了机会，也保证了公平，它为社会提供了稳定剂、内在矛盾的消解器，也是中国在国家治理及社会建制上有别于其他传统文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当代中国父母之所以会陷入所谓的子女教育“内卷”，本质是因为：
1）大多人相信教育可以改变人生，且教育不完全是手段，也是目的本身。对教育的信仰是中华文化内嵌的基因；
2）高考是中国教育选拔体制里最核心的部分，人们认为这个体制相对“公平”和“民主”——人们只要有中人天资，付出足够的努力，就可以在这个机制里取得成功与回报，并实现自己的社会和职业发展目标；
3）高考是非常特殊的：它是一次性的（一次考试定成败），有规定数量的科目，有标准化的试题，是一个划定的圈，带有一定的“封闭性”。“封闭性”的结果，就是所谓的“内卷”：人们无法突破这个圈，只能在这个圈里寻求边际改善与突破：无限地提高自己在单次标准化考试中指定科目的应试成功概率。投入无数小时的教培，可能就是为了在边际上提高在某科目上取得额外一分的概率。
高考是一个规则极度简单清晰的“游戏”。自恢复高考以来的过去几十年里，人们一直在这个游戏里角逐。笔者在八十年代长大，那时的教育是“自发”的、“原生”的，在今天的标准看大多数家庭都属于放养。谁家的孩子早熟、有纪律、有悟性、勤奋、努力、有些天资，就能学好，就能脱颖而出，最后成为佼佼者。当代的教育不同，是家长“干预型”教育——家长通过外部干预（或协助）提升孩子的学力水平。
资本市场的发展及资本力量的形成 + 互联网及数字化科技的发展 + 中产阶级消费能力的提升，使得教培在中国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产业，并逐渐形成自己的逻辑，甚而开始“吞噬”社会的其他部分——譬如卷走中产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挤出其他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中国的教培产业就是中国社会的反映。它归根结底来自人们对教育的渴求，来自于巨大的行业需求。市场经济下，资本当然会支持、推动这个行业，并将这个行业发展成有自我逻辑的“巨兽”，成为中国社会越来越重要的一个力量。
这其中我还有两个观察。
第一是社会更加成熟稳定，阶层更加固化后，人们对子女教育的诉求反而会进一步加强。有几个因素，一是自己学历水平不够好的人会把精力投入到子女教育身上，确保子女的教育比自己的好。哪怕是没有什么学历白手起家的企业家也会希望子女获得最好的教育。
二是自己学历不错，自认为今天所有的一切都和自己的学历有关的人，也会投入精力，确保自己的孩子获得良好教育，不致出现阶层下沉。三是社会各行各业竞争都很激烈（也是“内卷”）。一些中年人到了四十岁左右就会看到职业瓶颈，觉得自己这辈子大概也就这样了，看不到什么大的发展前途了，这时，有的人会把子女教育作为人生新赛道、新追求、新使命、新事业。我相信许多鸡血父母都有这个情况，就是把孩子变成自己人生的“新项目”。当同事和朋友们还在为自己的事业骄傲时，他可以亮出自己优秀的孩子——“哈哈，我已经换赛道了，到下一场了”。
三是为了规避内卷所带来的进一步的“内卷”。
如果你是一个富裕家庭（“上层中产及以上”）的话，会觉得中国的高考很难，你给孩子再多的支持，也得他自己过独木桥。如果他考不了好的大学，后面的人生就进入“困难模式”了。那怎么办呢。如何突破高考呢。如何逃避高考带来的内卷和子女前途的不确定性？如何确保你的孩子上好的大学？如何确保你的阶层实现代际转移呢？有路子——送子女出国啊。最好是去各种说英语的“五眼国家”。最好是去美国，那里不仅有好的大学，更重要的是有更加灵活、更加“精英友好型”（elite-friendly）的录取机制。
美国、英国这些留学国家，就是中国有一定经济能力的家庭突破中国高考限制，通过子女进入比较好的大学以实现阶层代际转移的手段。如果说中国的高考在确保社会教育公平、减少不平等、提升社会流动性的话，那么富人进行的海外教育就是重新输入代际不平等、固化阶层。这个游戏其实早就很清楚了，可能只是没有人明确这么写过罢了。
高考和出国教育就是“两个赛道”。在实践里，一些家长会延迟赛道选择，A计划是高考，B计划是出国。所以，两个赛道要两手准备，各种课都要上一些。对于教培行业来说，这也就打开了更大的一个产业。出国最根本的是要学习英语，然后是基于英语、以英文为载体的文化教育。所有与英语相关的教育其实都和这个有关。在面对高考独木桥的不确定性及出国留学补救两种路径前，家长陷入了更大的内卷。
这篇文章已经很长了，改天再聊。但收尾之前，最后写一条，就是高考和快乐教育和素质教育之间的矛盾。
前面反复说了，现行的高考体制是最公平民主的教育选拔机制。
但这个教育选拔机制，只要为了公平，就必须是标准化的、封闭的。而只要它存在，就会导致家长子女为了扩大应试成功概率所进行的“内卷”。
我们现在很多教育政策和方针都是为了在体制内提升素质教育、提升快乐教育。但我们发现，高考不可能被取代，因为教育公平才是最大的政治。而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是：公平和素质教育与快乐教育是很难兼得的。为了公平，就不得不牺牲素质教育与快乐教育。
（全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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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培“觉醒年代”里的教培产业：从地上经济转为地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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