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事件在去年12月8日发现第一起病例后，经历了约一个半月的沉寂，直到1月19日钟南山接受央视专访爆出大量信息之后，才快速进入到防疫工作阶段。起先，大家的矛头直指武汉市政府，认为是政府的失职和监管缺失，导致了初期防疫工作的不到位，以及现在疫情大幅扩散的局面。
但是今天，风口貌似有所转向。
今晚，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接受了《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的专访，对于初期防疫工作进度慢谈了自己的看法。我总结了一下，主要就是两点。
一是武汉此次面对疫情行动有些慢主要是科学认识的问题，但也不排除一些决策上的犹豫，对自己是不是自信。
二是事情的决策是要多方面考虑的，但在关键问题上要建立一个经验，要更多的采用科学视角。科学视角如果采用的不好，其他视角也会没有意义。
这两点将矛头直指国家CDC（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而非之前大家一直口诛笔伐的武汉市政府。看似是替武汉市政府甩锅，但我查了一下相关的法律，貌似还是有一些道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一章第四条的规定，对于乙类或者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需按照甲类防控的，都需要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及时报经国务院批准后予以公布、实施。
联系到武汉新冠病毒的具体事件上来看，简而言之就是武汉市有上报疫情的权力，但是没有疫情防控的决策权，在拿到授权之前无法披露信息。这也就是为什么武汉市长在接受专访时提到的，1月2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新冠病毒为乙类传染病按甲类管理，并要求属地负责，武汉的工作才主动多了。
上一轮非典时的经典事件就是，CDC的率先宣布非典的病原基本可确定为衣原体，而不是后来证明的冠状病毒，这为SARS早期的防疫工作带来了极大误区。因为，如果该病的病原体确是衣原体的话，患者只需服用红霉素等已有的普通药物即有特效。衣原体肺炎一般呈散发性，即零零星星地发生，流行的可能性不大，衣原体肺炎的死亡率也不高。
而本次新冠病毒事件CDC主要在忙什么，耽搁了武汉一线的病情定级和确诊呢？
1、湖北在16号前不能检测，不能确诊，要全部送往国家CDC，只有cdc有检测、确诊、发布病例的权力；
2、韩国、泰国都能确诊了，国家CDC还在优化检测试剂；
3、元旦后武汉在海鲜市场一共收集了763份标本送往国家CDC，徐建国院士说全部阴性，并发表在科学杂志上。
国家CDC的小算盘那是在心里拨的噼里啪啦的——主业不管不问（临床防疫），副业搞得如火如荼（拿武汉一线的资料发paper）。大疫如大战，发再多的paper，没有把一线的疫情防控做好，就好比将军在前线带兵打仗，军体拳打的再好，战线节节败退又有何用。
正如《切尔诺贝利》中的列加索夫教授，科学家本就该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依靠科学事实给出决策依据。
为了争夺第一时间在顶级期刊发表文章，延误了一线防疫工作，这样的本末倒置，不要也罢！
……
1、今天西藏对外公布第一例疑似病例，至此全国所有省份无一幸免，整个大公鸡都红了。
2、今天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教授接受专访的视频在全网走红，我把视频看完了，的确很刚。那句不能欺负听话的人，说到大家心坎上了。从表面来看，张教授内心有怨气已经能看的出来了。私下猜测，这么讲话至少说明两点。
一是第一批里面没党员或者没优先安排党员上；
二是不了解病毒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至少第二批上的时候已经了解很多了。
如果以上两点都成立的话……结论就很有点说不出口了，大家自己意会吧。
其实相较这段视频，我更推荐大家看看张文宏教授前天在华山医院微信号上面的一篇文章，谈到节后该如何应对疫情，和目前的主流意见未必完全一致，但挺有道理，我总结了一下：
一是不能全社会都停止运转，去防止一些小概率事件，而且这个小概率事件还可以通过自身做好防护规避。
二是例如封城、集中力量诊治新冠肺炎，必然导致抢占其他患者的资源，而这部分患者目前发声机会很弱。
三是更不用提潜在经济损失，数字背后都是小生意、工薪阶层的辛酸泪。
— The End —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29BLILgOO4NR2sdiDMRJz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