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胖的真相:你的自律和身材,是如何被食品公司操纵的?

复工后见到同事,哪句话是你拼命忍住没说出口的?

 

没错,正是——“你胖了。”

 

不过你放心,同事为了不对你说出这句话,也憋得相当难受。

 

在家宅了这么久,吃得多运动少,似乎变胖是必然的。

 

可是书单君想告诉你:变胖真不能完全怪你不自律。肥胖之所以成为较普遍的健康问题,有类企业得背一大半的锅——

 

食品公司。

 

我在读了这本《盐糖脂:食品巨头是如何操纵我们的》之后,更加坚定了这个看法。

 

长胖的真相:你的自律和身材,是如何被食品公司操纵的?

 

它的作者迈克尔·莫斯,是美国调查记者。花费多年调查食品巨头公司们的内幕,了解他们如何设计和生产产品,以及最为致命的问题——他们是如何让我们发胖的?

 

虽然莫斯的调查对象是美国的食品公司,但中国的超市里,也不乏各种进口食品,而且食品工业的生产手段,各国大同小异。所以这本书里呈现的事实,足以引起我们每个人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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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乐点”:食品公司大作战

 

迈克尔·莫斯在书中讲了这样一件事:

 

有一天在便利店,他看到一位母亲正在帮孩子挑选早餐。她看上去像是一位讲究饮食的好妈妈,不愿意放纵孩子吃糖果。

 

精挑细选之后,她买了一种叫做“水果与酸奶”的早餐棒,包装上写着“高钙”,似乎是很健康的儿童早餐。

 

然而,她却忽略了包装背面的营养成分表:那里的数字显示,这根看似健康的早餐棒的含糖量之高,跟她禁止孩子吃的糖果没多大差距。

 

迈克尔·莫斯把这件事称为“真正令人心碎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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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的食品里,加进了越来越多的糖?

 

上世纪60年代,布鲁克林大学的一位研究人员因为实验需要,要给一些小白鼠催肥。

 

他先是在鼠粮中掺入各类油脂,但效果不好,小白鼠摄入的热量还是大体维持均衡,体重没有明显变化。

 

他调整了喂食策略:去超市买了一些糖果饼干、甜牛奶,结果让人吃惊——面对高糖食物,小白鼠们完全失控,暴饮暴食,迅速完成增肥目标。

 

实际上,类似这种对糖像吸毒一样上瘾的现象,在人的身上也能发现。

 

我就不举大家喝奶茶的例子了——众所周知,奶茶和猫是当代年轻人的两大毒品。

 

在科学界,关于糖上瘾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极乐点”的发现。

 

极乐点是指,随着食物中的糖的含量的增长,人们吃的时候感受到的快乐也会随之增长,一直到一个峰值,之后再添加糖就反而降低了食物的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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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当一个食物的甜度达到极乐点时,也许你就会用“吸”来形容吃喝它的过程,并且一天不碰就难受得慌。

 

生物心理学家朱莉·孟妮拉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她测试了356个5到10岁孩子,发现当食物甜度在极乐点时,孩子们对其美味的评价最高。

 

极乐点的发现对食品公司的意义,好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因为从此,他们对食品口味的研发可以用精确的量化方法来找到极乐点,“怎么做才最好吃”这个问题,变成了实验室里的目标。

 

迈克尔·莫斯在《盐糖脂》中讲述了一位食品界“天才”的故事:霍华德·莫斯科维茨。

 

莫斯科维茨的本领是帮助食品公司研发出最美味、最能让人上瘾的产品。他是食品公司们的宠儿。百事、卡夫(奥利奥、趣多多的生产商)、通用食品都是他的客户。

 

而他最光辉的一仗是帮助胡椒博士汽水在和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的竞争中站稳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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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维茨的方法,是纯粹的准确的量化。

 

他和团队设计了61种不同的配方,在全美国举行了3904场品尝会,并运用品尝者的反馈,建立起繁复的数学模型,来确定最佳成分配比。

 

莫斯科维茨向胡椒博士汽水提交了长达135页的材料,包含着大量详尽的表格和数据图,对比了香草味强弱的效果,各种香气的混合的效果,等等——他把看不见摸不着的“口感”,化为可以量化的数据,从而找到了让胡椒博士汽水最为美味的“极乐点”。

 

除了口味,莫斯科维茨还对消费者做了色彩测试,来找到他们对包装颜色的偏好——在长达92页的报告中,一条明亮的蓝色穿过图表,体现出最佳的颜色选择。

 

所有这些复杂的运算和实验,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找到食物最让你欲罢不能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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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xx头条、抖x等app所用的让你刷到停不下来的推荐算法,原来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在食品工业运用了。

 

采用这一办法的并不只有胡椒博士的汽水。

 

著名的莫奈尔研究中心是研究食品中糖分的机构,而在研究中心大厅里有一块很大的金匾,上面刻着这个机构的赞助者: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卡夫、雀巢、菲利普·莫里斯……

 

包办了我们日常食品的巨头公司们,就是这家研究中心的背后老板。因此,他们总能迅速掌握极乐点的研究成果,并且用到产品中去。

 

在科学的帮助下,这些公司对于怎么让你上瘾这事,变得非常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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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肥胖:消费者的反击

 

如果故事讲到这儿就结束了,那么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商业成功的案例。

 

但这种寻求极乐点的食品工业,造成了相当严重的社会后果——肥胖、蛀牙等等疾病。

 

实际上,虽然到1970年时,美国的麦片三巨头——家乐氏、宝氏、通用磨坊,已经占据了85%的市场份额,可以说,它们正在塑造着美国普通人的早餐——也正在塑造着他们的身材。

 

但当局并不想介入:美国联邦政府的食品及药品监督管理局,是家乐氏的坚定盟友,他们不同意糖是公众健康的威胁,也拒绝要求食品厂商把含糖量印在包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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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站出来振臂一呼的英雄,是哈佛大学的营养学家吉恩·梅耶。

 

他向那些对糖遮遮掩掩的厂商们,猛烈开炮:一篇题为《到底是谷物还是糖?》的文章登上了各大报纸头条,引起爆炸式的反应。

 

梅耶指出糖让越来越多人患上糖尿病和蛀牙,而食药监局在保护消费者健康上是失职的,因为他们放任厂商往麦片中添加过量的糖。

 

梅耶在文中提倡,那些含糖量高达50%以上的麦片,就不应该叫麦片,而应该叫甜点,应该放在超市的糖果区出售而非谷物区。这完完全全是欺诈。

 

高糖一直让公众疑虑重重,在战火被梅耶点燃之后,反对的声浪越来越高。

 

但三大巨头怎么应对呢?他们自知理亏,没办法正面反驳,于是——

 

家乐氏把产品名从“糖脆片”(sugar crisp)悄咪咪改成了“霜脆片”(frosted flakes),宝氏把“超级糖酥麦片”(super sugar crisp cereal)改成“超级金黄酥脆”(super golden crisp)。其他公司也跟着悄无声息地把产品名字中的“糖”字去掉了。

 

换汤不换药,公众并不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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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2000名健康专家签署请愿书,要求美国联邦禁止在儿童电视节目中播放含糖食品的广告。和请愿书一起寄到的,还有200颗从儿科牙医那里搜集来的蛀牙。多么触目惊心!

 

巨头们的市场份额开始下跌,食品厂商必须应对了。但他们的方式不是降低含糖量。

 

家乐氏采取了一项改革:把广告营销人员纳入公司的最高“作战室”中。“作战室”是家乐氏的高管会议,以往都是由管理者和食品研发人员参加,一起决定新产品的方向。

 

现在,他们让营销人员参与到这场最高决策的敏感会议中,目的非常明确:要通过广告来赢得更多销售量。

 

因为他们发现:比产品本身含糖量高、让人上瘾更重要的是,通过营销来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也就是说,让消费者不要觉得家乐氏是高糖的代名词。

 

举个例子:家乐氏是如何销售自己的一款产品糖霜迷你燕麦片(frosted mini wheats)的呢?这款产品中添加了全麦,但并不健康:因为很高的含糖量。家乐氏也压根不想降低里面的糖,他们的想法依然是:有糖才有诱惑力。

 

因此他们把重点放在营销上:把这款麦片打造成“健脑食品”。

 

长胖的真相:你的自律和身材,是如何被食品公司操纵的?

 

麦片的广告场景是一个教室,一位老师讲课讲到一半突然想不起来讲到哪儿了。下面坐着的孩子都一脸疲态,只有一个小男孩精神抖擞地举手回答,除了告诉老师讲到哪儿,还补了一句:“您刚刚写板书的时候,粉笔突然断成了三截。”

 

然后画外音响起:“一项临床研究显示,早餐吃糖霜迷你燕麦片的孩子注意力都提高了20%.”

 

别笑,现在看来这广告当然有点土。但是在当时,这很管用:后来的调查显示,51%的成年人看了广告之后相信了这一说法。

 

至于那项研究到底有没有?确实是有的——只不过是家乐氏委托并且资助的研究。可不可靠,大家自己细品。

 

公众健康向食品巨头的反击,就这样被狡猾地化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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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该怎么办?

 

所有的食品公司都这么狡猾吗?倒也不是。

 

莫斯在书中讲述了卡夫公司的案例。这家公司生产出了家喻户晓的奥利奥和趣多多,是世界级的食品巨头。

 

2000年前后,卡夫公司参与了一场“反肥胖”运动,开始正视自己的产品引起的肥胖问题,于是调整配方、降低糖、脂肪和盐的含量。

 

结果呢?销量大跌,来自华尔街的投资者不断向卡夫公司施加压力,导致他们最终只能放弃“反肥胖”。

 

所以,靠食品公司来保障我们的健康,无异于痴人说梦。

 

长胖的真相:你的自律和身材,是如何被食品公司操纵的?

 

在这样一个全球商品化的时代,我们的食欲就是食品公司的利润点,为了提高利润,身体健康并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列。我们只能自己保护自己。

 

作为普通公众应该怎么办呢?

 

首先,尽量少吃不带营养成分表的产品。

 

比如,奶茶

 

别以为点“半糖”或者“去糖”就好了。去年11月,福州消保委检测了市面上在售的40款奶茶,发现像小确茶、益禾堂、奈雪等品牌的奶茶,即使点了无糖,检测出来一杯的含糖量还是超过了每天建议的摄入量。

 

如果去糖是真的没有糖的话,那你就不会天天想喝奶茶想到抓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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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学会阅读营养成分表。

 

要知道热量的“千焦”(KJ)和“卡”之间是什么关系,如何换算,以及每人一天摄入多少“卡路里”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超市买吃的时,货比三家,尽量选择低卡、低糖(也就是碳水化合物)的。

 

最后,也是最长远的解决办法:多自己做饭。

 

自己做饭,少在外面吃,少吃零食,是躲避食品公司热量炸弹的最佳方法。

 

当然,自己做饭也要有营养学的意识,不要天天给自己炸鸡、烤蛋糕。最重要的是,自己买菜自己做,一天吃下去多少热量最为清楚。

 

不要觉得这些热量是小问题。经过这次疫情,我们都应该更注重自己的健康,不是吗?

 

那就从拒绝高糖高脂高盐食品的诱惑开始吧,开始学会自己为自己所吃的东西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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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符涵  编辑 | 黑羊
图源 |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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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同事:李文亮原计划要被开除,武汉市中心医院的水究竟有多深?

医院同事:李文亮原计划要被开除,武汉市中心医院的水究竟有多深?“我身边很多医护都曾产生过疫情结束之后就辞职转行的想法。”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刘洁对《环球时报》赴武汉特派记者说,“这一次疫情颠覆了我们很多人的人生观和从业观,逝去的同事,无助的病人,怀揣一颗医者仁心,却一次次被现实浇凉。对医护而言,似乎没有比这更绝望的事。”

“但我们最终还是坚持下来了,我们经历了世间冷暖,见证了城市复苏,有些热爱你只有撑过黑暗,见到曙光,才能更加深刻的体会到。”刘洁称。

“我告诉自己,17年前那场劫难要回来了”

现已公开的学术论文显示,武汉首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患者于去年12月1日发病。而据公开报道显示,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继先被认为最先上报疫情的人,2月6日《环球时报》赴武汉特派记者曾专访张继先主任,张继先主任告诉本报记者,去年12月27日,她和院方就已将四名病人病情异常的情况上报给了江汉区疾控中心。12月29日,省、市卫健委疾控处指示武汉市疾控中心、金银潭医院和江汉区疾控中心,来到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开始流行病学调查。

但在出现的首例病人和省市疾控部门的首次响应之间,这近一个月的时间内,武汉市中心医院并不平静。作为离华南海鲜市场最近的两家三甲医院之一(另一家为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武汉市中心医院成为最早一批和新冠肺炎病毒“交手”的医院。

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2019年12月16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急诊科接诊了一名在华南海鲜市场工作,高烧不退的病人,22日这名病人被转到院呼吸科,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样本送到第三方检测机构做高通量测序,后来检测机构以口头通知的方式告诉中心医院,这是冠状病毒。

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也曾向本报记者透露了一则案例,2019年12月26日,武汉市中心医院收治了一位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不明原因肺炎的患者。

该院呼吸内科的学科带头人,主任医师赵苏认为这个病人感染症状比较独特,根据科研课题设计,武汉市中心医院收集病人呼吸道样本,由武汉疾控中心在2020年1月3日下午转交给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一个团队。

从医二十余年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陶俊称,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于2019年12月28日、12月29日,共收治了4名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的疑似病人,其中3人是华南海鲜城的商户,1人是华南海鲜市场商户的家属。四名病人的特点都是血常规淋巴细胞减少,肺部CT呈现磨玻璃样病变,并伴有发热症状,这些都和平时的社区获得性肺炎显著不同。

陶俊认为,武汉市中心医院12月中下旬的这些疑似病人都是新冠肺炎病毒已经横行的迹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基本再生数R0至今也不过3.0左右,与SARS早期情况接近,甚至略低于相当一部分研究报告对SARS早期传播能力的判断,按照传染病的发病趋势,如果第一例患者直到12月底才出现,那么发展的速度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迅猛,”陶俊称。

但陶俊也坦言,即便12月份中下旬武汉市中心医院陆陆续续出现一些低热、乏力、CT影像呈现磨玻璃样病变的患者,但在他看来这种并非典型的症状并没有让他们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他和他的同事真正开始对这种异常情况产生警觉还是在12月底。

一份经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证实情况基本属实的《武汉市中心医院新冠肺炎疫情处置情况说明》显示,12月29日下午两点半左右,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急诊科的医生向院公共卫生科上报了四例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病人,这四名病人经过CT和查血判断,呈现出病毒性肺炎的表现。

随后院公共卫生科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武汉市江汉区疾控中心传防科,得到的回复是:近段时间该区也接到了其他地方的报告,送到市里查了各项病原都没有结果,针对武汉市中心医院的情况,江汉区疾控中心传防科向领导汇报后再给予答复。

随后,武汉市中心医院医务处组织了专家会诊,院呼吸内科专家到急诊科会诊后,两边一通气,发现呼吸内科也有2名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病人,武汉中心医院的不明原因肺炎患者一下子达到了6名,当晚20时左右,江汉区疾控中心和武汉市应急办抵迖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对7例病人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和釆样,并于当晚连夜送往武汉市疾控中心。

12月30日下午,一位患者的肺泡灌洗液高通量测序结果传回了武汉市中心医院,检测结果上表明患者高度疑似SARS,当天这个消息传遍了武汉市中心医院,“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看到急诊科的一位医生戴上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口罩,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种N95口罩。当我知道检测结果时,我对自己说,17年前的那场劫难要回来了”陶俊称。

从“慎重上报“到”尽量不报“

到了一月份,武汉市中心医院接诊的可疑病人数量呈几何数级的增长,但是真实情况却更难为外界所知。

据《武汉市中心医院新冠肺炎疫情处置情况说明》显示,1月3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公共卫生科医生致电江汉区疾控中心,询问前期报告的7例病毒性肺炎的处置情况,得到的答复是却是对于此类传染疾病,等上级通知后才能上报,具体上报病种另等通知。在经过几轮“推倭”的操作之后,1月8日到1月10日,武汉市中心医院终于成功上报了14例不明原因肺炎上报卡。

1月13日,武汉市卫健委疾控处领导、江汉区卫健委疾控科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传达最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上报精神。当时,武汉市卫健委疾控处要求不明原因肺炎病例要慎重上报。发现的病毒性肺炎病例,首先要在院内完成各项检验和相关检查,经院内专家组会诊为不明原因肺炎后,再报区卫健委会诊并通知区疾控采样,经区、市、省级逐级检测,依然为不明原因肺炎后,经省卫健委同意才能进行病例信息上报。

然而据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陆奕介绍,这个“慎重上报”的要求,在武汉市中心医院演变成了“尽量不报”。

陆奕称,1月上旬,当时下发到医生手中的不明原因肺炎诊疗标准给出的上报条件需要满足以下三点:

第一、病人必须有在华南海鲜市场生活和工作史,或者和华南海鲜市场的商户有密切接触史。

第二,病人的CT显示肺部有典型磨玻璃样病变。

第三,上呼吸道咽拭子排除8种病源:甲流、乙流、合胞体病毒、腺病毒、支原体衣原体等等。

若同时满足以上三项条件,且伴随咳嗽、咳痰、低热症状,就需要将不明原因肺炎的病例上报。

但在实际操作中,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医生又收到了来自院方的特殊要求。

据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田栩回忆,一月初,医院突然叫停了对不明原因病人的病毒检测。院方接相关部门通知指示,当有发烧、咳嗽症状的病人来到医院,又查不清楚病因时,不允许给患者做肺泡灌洗,也不许拿相关样本向第三方送检做宏基因测序。

到了1月上旬,到武汉市中心医院看病的可疑病人数量明显增多,以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内科急诊为例,之前急诊科室每日就诊人数在200~300之间,但那段时间就诊人数突然翻了一倍。面对大量涌入的可疑病人,院方却不允许医生在传染病直报系统中将病人按“不明原因肺炎上报”,甚至将病人诊断为“病毒性肺炎”都是不允许的,只能诊断为“肺部感染”,这样大量不明原因肺炎患者的真实情况根本无法上报。

到了一月下旬,大量病人涌入武汉市中心医院,医院每天的门诊量是往常3~4倍,院方再度要求,只能将收治住院的病人上报上去,门诊发现的疑似病人一律不报,那些无法住院的病人只能独自回家按医嘱居家隔离服药治疗,武汉市中心医院究竟接诊了多少新冠肺炎病人甚至无法统计。

“也是在一月中旬,我们有时候一整天一个科室发现的疑似患者就比武汉市卫健委公布的数据多,这些疑似的病人无法写进真实的数据,但这不代表他们不存在,也不代表他们不具有传染性。”陆奕称。

“卸甲的勇士”

大量上报的病人不仅无法呈现为真实的数据上,而且也得不到武汉市中心医院院领导的正视。院领导接连发布通知,不允许医生私下谈论疫情,不允许医生向外界透露新冠肺炎病毒人传人的客观事实,不允许医生“危言耸听“私自透露医院真实情况,必须要讲纪律,讲组织性。然而,许多在一线直观感受到事态严重性的医生,还是多次请求院领导在院区内开展预防工作并在医院内部示警,但院方始终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我记得在12月30日,关于我院确诊一例冠状病毒的消息就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我们有些同事拿着这个消息去询问医院相关部门,这个消息是否属实,得到的答复却是,纯属谣言。医院相关部门还要求我们帮忙辟谣,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谣没法辟,12月29日,不明原因肺炎病人的情况我们已经上报到了区疾控中心,12月30日,我们送检的患者肺泡灌洗液高通量测序结果也传回了医院,检测结果为高度疑似SARS,医院本应着手让医生提高防护意识,却对我们都隐瞒真相,甚至不允许我们自我防范,这让我们非常心寒。”田栩称。

据武汉市中心医院一位医生介绍,医院急诊科、呼吸科和ICU的医护平时都会佩戴医用口罩上班,但疫情发生以后,这三个科室的医护向院方请求必须要佩戴N95口罩,医院的领导经过考量,同意了这三个科室的请求,但同时又要求其他科室的医护都不允许佩戴口罩上班。

医院领导的这项规定引发了许多医生的强烈不满,在得不到院方支持的情况下,许多医生只能自己掏钱去购买口罩,但是1月3日,在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周会上,医院领导在开会的时候批评了几个戴口罩的科室主任。“一月初的时候,李文亮医生刚刚被医院相关部门训诫完,原计划是要被医院开除,我们医院的一位部门主任劝我们说,不要跟领导对着干,不要戴口罩,不要乱说话,否则你们会像李文亮一样被开除,“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赵辰称。

不允许医生戴口罩这种始终让许多医生疑惑不解的规定,为后来武汉市中心医院大批医护人员感染埋下了祸根。

据赵辰介绍,在疫情大爆发的那段时间,大批量的患者恐慌性地涌入医院各个科室,不论哪个科室都能遇到疑似感染的患者或者潜伏期患者。病毒是不挑科室的,它只会挑那些没有防护的人,武汉市中心医院,那些不允许佩戴口罩的科室,例如甲乳、泌外、心外、眼科、耳鼻喉、超声科就是在一月份倒下了大批医生。

在武汉市中心医院目前已经殉职的医生中,李文亮、梅仲明与朱和平是眼科医生,江学庆是甲乳外科医生。此外,中心医院副院长王萍、院伦理委员会刘励、胸外科副主任医师易凡、泌外科副主任胡卫峰都处于情况危急的状态。

“李文亮和梅仲明两位医生都是在1月上旬被一位82岁青光眼患者感染,两位医生当时都是在不允许戴口罩的情况下接诊了这名病人,二人在被感染后都出现了咳嗽、低热、乏力等症状。他们的情况被报到院方那里后,院方在明知二人已经被病毒感染的情况下,并没有及时安排他们转入传染科住院,反而让他们住进了眼科自己的病房,而且也没有给眼科的医生提供任何防护措施,但眼科医生还是按要求照常上班。”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张婷称。

除了那些“逆潮流”被要求摘下的口罩,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医生还因为医院相关部门的执意拒收,失去了募集而来的防护服。

整个一月,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都为防护服而同医院领导和相关部门做着各种抗争。

一月中旬的时候,医院领导不允许一线医护在接诊的时候穿防护服,戴防护面屏。“当科室主任因为戴着口罩开会而被医院领导训斥之后,我们急诊科的一些医生只能偷偷进行自我保护了,我记得当时我们将自己私下准备的防护服或是隔离衣穿在白大褂里面,所幸领导也不会临床巡视,我们就这样‘蒙混过关’了,”田栩称。

后来,随着疫情的发展,防护服开始成为一线医务工作者的标配,但是武汉市中心医院却又无法为一线医务工作者提供足够的防护服。在防护物资紧缺的日子里,雨衣,垃圾袋都曾扮演过防护服的角色,“2月上旬,我们各个科室的医生曾经建了一个群探讨用雨衣代替防护服的相关事宜,大家就雨衣是否防飞溅、气密性、消毒循环使用次数进行了多次严肃的论证和商讨,但最终没有广泛使用该方案。那段时间,大家穿什么的都有,一直到外地工厂复工,来自全国各地医疗队的大量援助,这些窘境才得以缓解。”田栩称。

然而最让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们寒心的是,一面是院方无法为一线医护提供充足的防护物资,一面院方又拒收一线医生自己去公开募集而来的防护物资,许多捐赠的防护物资,刚到医院就被院方给拒收了。

“二月初的时候我们已经‘山穷水尽’,临床一线医生别说防护服,连普通外科口罩都没有了,那个时候我们的一位同事拉来了一批德国商会捐赠的防护物资,院领导以这批物资不符合红十字会要求为由拒收,沟通无果后,这批物资经华科校友会的协调,绝大部分被转送给了武汉市四医院和武汉市协和医院,他们欢天喜地的接收了,我们的心却在滴血。“田栩称。

疫情面前,无视一线医护对于防护的需求导致的直接恶果就是大批量的医护被感染,据公开报道显示,武汉中心医院有200多名医护人员被感染。医护感染人数位居武汉市各大医院前列。“应该说,我们医院有大量医护人员被感染,这即正常,也不正常,正常就在于我们有院区就在华南海鲜市场附近,我们也是最先一批遭遇新冠肺炎病毒的医生,不正常就在于,我们医院很早就发现了人传人的事实,院方却一直对我们隐瞒真相,甚至阻止我们进行自我防护。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也在华南海鲜市场附近,它们也是最先和新冠肺炎病毒‘交锋’的医院。武汉市中医院离我们南京路院区只有几百米远,他们面临了和我们一样的处境。他们都有医护人员被感染,但整体情况却比我们好很多,这就能够说明问题。”赵辰称。

“被阻挠的抚慰”

除了从全国,乃至全球各地捐往武汉各大医院的防护物资,社会各界对于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务人员还提供了各式各样的帮扶和保障,其中,中国红十字总会下属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国红基会)就为防控一线的医务工作者提供了一项人道救助基金,其受助者包括但不限于确诊感染和因公殉职的一线医务工作者。

按照中国红基会官网提供的资助标准,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而不幸确诊感染,经审核通过符合资助条件的一线医务工作者,该基金将为每人资助人民币10万元整;对于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而不幸殉职,经审核通过符合资助标准的一线医务工作者,该基金将为每个家庭资助人民币100万元整。

这项官方设立的救助基金申请、审核、拨付流程简洁高效,自从1月26日全面开放受理医院和个人资助申请之后,截止3月14日,该基金已经为48批共2322名(共2324人次)抗击疫情医务工作者提供人道救助。其中,2294人为抗击疫情而不幸感染的医务工作者;28人为因抗击疫情而不幸殉职的医务工作者。申请者包括来自武汉协和、同济、武大中南、湖北省人民、湖北省中西医等武汉各大医院的抗疫医务工作者。

按照官方给出的申请资助流程,不幸感染的医务工作者或者不幸殉职的医务工作者直系亲属在填报《医务人道救助基金自主申请书》后,经就职医院或防疫服务所在医院盖章确认情况属实后,附个人身份证,确诊医疗证明,身故证明等有效证明材料,即可向基金办公室提出救助申请。

然而这样一项抚恤抗疫医务工作者的公益活动,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却也受到百般阻挠。

据中国红基会官网公示结果显示,直到2020年2月7日第十一批受助医务工作者名单中才第一次出现武汉中心医院的医护人员。受助人员为武汉市中心医院不幸殉职的眼科医生李文亮,然后到2月12日,第十七批受助医务工作者名单中才第二次出现武汉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的名字。

然而在那时已经有大批被感染的医护人员开始向中国红基会申请救助,结果却被卡在了武汉市中心医院一纸公章上,许多符合申请标准的被感染医护人员,在各项证明材料齐全的情况下,医院却迟迟不愿为他们盖章确认情况属实。

“我当时自嘲是医院的‘毒王’,”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李哲称,“我和其他一些被感染的医生不一样,他们都是症状很重,但是连续进行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而我虽然症状很轻,但是多次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阳性。我是在2月初的时候被感染,2月中旬我就申请了红基会的救助,但是医院那时已经拒绝给我的申请书盖章了,因为我们医院有大批被感染的医护人员在申请这项救助,院方看到这种局面就给我们做工作说,这么多医护申请救助,传出去后被外界知道中心医院被感染的职工太多,影响声誉。”

后来,那些被武汉市中心医院一纸公章所阻挠的感染医护人员开始向中国红十字会反映情况,“事情捅到红十字会后,红十字会和我们医院取得联系,询问院方,为什么不愿意给这些被感染的医护盖章,院方迫于外部压力,2月下旬才同意给核酸检测为阳性的感染医护人员盖章,我清楚的记得,我的章子在3月1日那一天才盖下来。”李哲称。

根据中国红基会官网公示结果显示,直到2月25日第三十批受助医务工作者名单公布时,才有十名以上的武汉市中心医院感染医护人员出现在名单之上。2月28日第三十三批受助医务工作者名单上一次性出现了46名武汉市中心医院的感染医护人员,随后,差不多每一批公示名单上都会有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医护出现。这个透明的公示名单印证了武汉市中心医院感染医护曲折的求助历程。

也是在3月1日,武汉市中心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党支部书记、主任江学庆因感染新冠肺炎,救治无效后殉职,中国红基会的工作人员周志翔在朋友圈中转发了这一消息,并评论称:“一路走好,江大夫!又是武汉市中心医院的,这次医护人员被感染最多的也是该院,救助金申请最多的也是该院,很多事情需要痛定思过,否则付出的成本代价太高,医护人员会伤心的。”

据本报记者根据中国红基会官网公示结果统计,截止3月14日第四十八批受助医务工作者名单公布时,已有231位武汉市中心医院感染医护人员领取到了中国红基会的救助,但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医生告诉本报记者,这也不是武汉市中心医院感染医护人员的全部。

“我安慰自己,这场疫情也许是件好事”

目前,武汉市的疫情防控工作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16家方舱医院的休舱,以及大批病人的出院预示着肆虐武汉三个多月的新冠肺炎疫情局势已经稳定。但是谈起武汉市中心医院所经历的那段灰暗的时刻,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刘洁却表示很多事情不堪回首。

“对于医生而言,她最无助的事,就是救不了自己的家人,”刘洁称。除了大量医护人员被感染,武汉中心医院还存在大量医护家属被感染的情况,很多医生一边在一线抗击新冠肺炎,一边还要为被感染的家人四处寻找床位,她们每天都在拯救与无助之间徘徊。

“我们有位超声科的同事,本人始终奋战在抗疫一线,但是公公,爷爷,奶奶、大伯都不幸感染了新冠肺炎,家人病重的时候求助120,因为医院没有床位,120也没法上门接病人,求助武汉中心医院,医院告知只能先期备案,被感染的医护家属已有100余人在排队等候住院了,在迟迟等不到有效救治的情况下,她的奶奶,公公,爷爷在二月前三个星期依次离世,一场疫情摧毁了一个家庭,然而一次次擦干眼泪之后她还要继续回到抗疫的战场,我都无法对她说出安慰的话,看着她的朋友圈我都会流泪,我对她充满了敬意,但这份敬意也只能留在我的心里。”刘洁称。

在回溯她所经历的这场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时,刘洁称,太多的病人就是在等候那张床位的过程中病情恶化,乃至离世,自己能够为病人看病,却无法为他们提供有效治疗,这一次她体会到前所未有的无力感。

“如果不是中央及时高效地指导,帮助武汉的疫情防控工作,武汉市的损失肯定更加惨重,”刘洁称。在刘洁看来,一些原本求医无门,年龄较大的,有基础疾病的病人,很多都是因为火神山、雷神山,方舱医院、各大定点医院等治疗机构的的建立和设立,获得了住院治疗的机会。

“2月份,当来自甘肃、重庆、黑龙江、陕西的多家医疗队陆续进驻中心医院,我们才迎来了转机。”说起这个这个从无序到有序,从匮乏到充裕的过程,刘洁认为,这背后是中央不惜一切代价收治病人的决心与行动。

“疫情带给我们无限的伤痛,也带给我们无尽的思考,我有时会想,这场疫情也许也是件好事,它让那些一身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风气的人暴露出来了,我必须要说,疫情是面照妖镜”刘洁称。

(文中刘洁、陶俊、陆奕、田栩、赵辰、张婷、李哲、周志翔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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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天饶过谁,华尔街到底在恐惧什么?

作者 | 冥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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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天饶过谁,华尔街到底在恐惧什么?
当疫情刚发生的时候,绝大多数人都把它当一次短期事件处理,在投资记忆里,这类事件最终会过去,所有的下砸都会变成黄金坑。但走到今天,可以看出,它不是一次类911事件,而是类似一场战争,并且是一场全面的战争,在世界各地爆发。
苍天饶过谁,华尔街到底在恐惧什么?
只有战争期间,我们的需求才会被极大地压缩,只需要面包和医疗。绝大多数的需求消失了,消失的时间会持续多久目前仍然是未知的。在这个未知的时间里,除了少数行业外,其他各行各业都将面临一个问题,现金流断了。我们很快会在一季度里见识到这一冲击,一些惊掉下巴的数据将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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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社会的运行,受各种契约约束,这些契约并不会因为经济的停摆而暂停。企业要支付工资、租金、利息,个人要偿还房贷、车贷。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凭其良心阻挡契约的滚滚车轮;任何一个强大的政府,都不能对所有契约按下暂停键,中国不能,欧美更不可能。当契约不能正常被执行,暴力的去契约就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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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的裁员是任何一家公司,尤其是大公司不愿意面对的,它既伤公司声誉,又引起市场恐慌猜疑。所以,大规模裁员不会立即发生,公司会用自己的账面现金撑着,也许就撑到了病毒消失。但是,多年的低利率环境,为了自己和股东的利益,公司管理层进行了大量负债回购,并且回购到几乎变态的地步。美国许多企业从账面上看,是资不抵债,比如麦当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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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企业文化里,第一准则是为股东创造价值,在长期的低利率环境里,大量负债回购,账面没有留下多少现金。这一机制运行良好的前提是岁月静好。当然,由于利率低,企业再融资容易,即使碰上经济衰退,凭着低息环境和自己依旧会有的营业收入(哪怕下滑),也可以撑得过去。打个比方说,低利率环境下,负债回购,没留下多少现金,企业预设了即使经济波动3个方差,也能存活。但要命的是,这次是一个4个标准差外的特殊群体事件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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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个行业,不是一家企业,是大量的企业都发现,自己的账面现金不够。为了生存下去,为了以防更恶化的形势,许多企业冲到银行,把自己的信贷额度提完,确保自己的流动性。我们看到的,飞机制造巨头波音提了138亿美元,芯片制造商美光提完了25亿美元,欧洲航空租赁巨头Aercap提完了40亿美元,博彩运营商Penn提完剩下的4.3亿美元,嘉年华邮轮提完30亿美元。听说,波音已经刷爆了自己的信用卡,濒临破产,波音最近每晚都是一二十个点的跌幅,千亿美元的波音,只几个晚上,变成了500多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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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的准备金很快会被打爆。2014年以来,美联储逐渐退出QE,并于2017年开始缩表,但美国政府发债有增无减。随着美联储的甩锅,吃债的压力就落到了银行身上。美国一级交易商银行持有美债的规模节节高升,超额准备金不断下降,这限制了银行提供信贷的能力。
一级交易商银行净持有美债的头寸
苍天饶过谁,华尔街到底在恐惧什么?
(来源:纽约联储)
苍天饶过谁,华尔街到底在恐惧什么?
2020年3月16日,美联储等不及常规的FOMC会议了,将联邦基准利率降到0,并且推出7000亿购债计划(新一轮QE)。许多人称美联储吓崩了市场,其实真实是美联储看到了情况的严重性。再不行动,银行的准备金枯竭,短融市场的利率将暴动。2020年3月17日,美联储再推出“商业票据融资机制(CPFF)”,直接下场买票据,向实体企业注入流动性。
苍天饶过谁,华尔街到底在恐惧什么?
但是,影响的范围是如此广泛,这么多企业同一时间失血,美联储注入流动性也只能支撑一时。财政刺激政策也不会有太大作用,传统的财政刺激,是通过减税,或者政府购买,一层层导下去,比如政府购买增加A的收入,A收入增加加大需求从而增加B的收入,一层层下去,这是财政的杠杆效应。但是,这次棘手在于,这只病毒阻碍了杠杆效应的发挥,政府减税也好,发钱也好,大量的需求仍然无法被激活,这些领域的企业仍然无法产生现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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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铃还需系铃人,中国以牺牲经济的方式,停摆两个月,打了一场艰难的围歼战,目前看来是相当有成效的,国内多地已经持续多日无境内新增了。欧美国家,早期因各种原因,错失了战机,目前来看,即使大家开始恐慌,减少活动,结束恐怕还在两周之上。这个期间,经济的停摆所导致的流动性危机,还将继续蔓延于资本市场,谁会是第一个倒下的巨头?波音、航空、邮轮? 
苍天饶过谁,华尔街到底在恐惧什么?
苍天饶过谁,华尔街到底在恐惧什么?
资本市场的杠杆又将放大这一恐慌,2020年3月18日传出的桥水爆仓即是一个证明(事后证明是假消息)。最近,市场开始抛售了一切资产,黄金、石油、美债、股票,大家只要现金,尤其是只要美元。海外的崩盘势必波及A股,外资的后院失火,必然导致其需要抛售其他资产去救火。美元作为结算货币,虹吸效应就此存在,尽管美联储降息放水,美元依然逆天般强势,人民币或挑战前期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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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天饶过谁,华尔街到底在恐惧什么?
苍天饶过谁,华尔街到底在恐惧什么?
苍天饶过谁,华尔街到底在恐惧什么?
2020年2月,美国的失业率为3.5%,历史低位。现在,可以肯定的是,无论疫情能否很快控制,经济的负反馈已经开始了,如果疫情控制的时间很长,美国的失业率或将挑战历史记录。
苍天饶过谁,华尔街到底在恐惧什么?
这是见证历史的时刻。有一点是正确的,历史从来不会这次不一样,这里一定会存在黄金坑,只是没有人知道,这个坑到底有多深。不绝望,但不幻想,控制好自己的仓位,不要加杠杆一把梭,活下去。
苍天饶过谁,华尔街到底在恐惧什么?
苍天饶过谁,华尔街到底在恐惧什么?

 

有时候想想,市场就是这么富有戏剧性。曾经想过许多次,美股十年牛市将以什么样的方式终结。利率如此低,股票的估值也不算贵,到底要怎么终结?
而这只狡猾的病毒,对这种状态几乎是绝杀。
市场享受低利率环境太久,利息成本如此之低,不借钱是傻子。融资成本这么低,即使营收偶尔有波动,也是能应付过去的。谁曾想,一只病毒,竟然抹去大量的需求,让各行各业的现金流在同一时间集中断掉。
危机无论以多少种形式出现,其本质都是高杠杆被打爆清算。
市场忘记了,高负债始终是一种脆弱状态,无论利率成本多么低。
苍天饶过谁!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m2nuDb3ekYEjx6bViPg6Mw

段永平罕见发声:投资的好机会已经出现!

段永平罕见发声:投资的好机会已经出现!

 

段永平是中国最优秀的企业家之一,他所创办的OPPO和vivo品牌成为了中国最知名的手机品牌之一。

他的另外一个身份是独立投资人,他个人财富90%以上来自于投资。2001年,段永平以1美元左右的价格大量购买网易的股票,最高获利百倍。在苹果和茅台股价都非常低迷时,段永平也曾重仓买入,实现了惊人投资回报。

昨日,段永平在针对苹果公司的一个帖子罕见发声:

在这到处都处于各种恐慌气氛的日子里,想着10年后那些好公司的样子。

我对疫情完全不害怕,投资上和身体上都一样。事实上,投资已经出现很好的机会了。

段永平罕见发声:投资的好机会已经出现!

 

今年2月苹果股价创出历史新高327美元,至今已经回调至240美元附近,回调幅度达到26%。

苹果在消费电子领域的「护城河」无需多言,近年的业绩也在稳步增长。2020财年一季度的营业收入达到918亿美元,超出此前业绩指引的上限895亿美元,同比增长9%,净利润222亿美元,同比增长11%。

段永平罕见发声:投资的好机会已经出现!

 

虽然受疫情影响,短期内苹果手机销量将会下滑,但苹果的资产负债表非常健康,账面拥有巨额现金。这或许就是让段永平认为苹果依然是「好公司」的原因。

段永平罕有在公开场合谈论投资,但在博客上时常与「粉丝」交流。此前媒体对他的投资思想进行了梳理,现陈列如下供各位参考:

一、不做空,不借钱,不做不懂的东西

老实讲,我不知道什么人适合做投资。但我知道统计上大概80-90% 进入股市的人都是赔钱的。如果算上利息的话,赔钱的比例还要高些。许多人很想做投资的原因可能是认为投资的钱比较好赚,或来的比较快。

作为既有经营企业又有投资经验的人来讲,我个人认为经营企业还是要比投资容易些。虽然这两者其实没有什么本质差别,但经营企业总是会在自己熟悉的领域,犯错的机会小,而投资却总是需要面临很多新的东西和不确定性,而且投资人会非常容易变成投机者,从而去冒不该冒的风险,而投机者要转化为真正的投资者则可能要长得多的时间。

投资和投机其实是很不同的游戏,但看起来又非常像。就像在澳门,开赌场的就是投资者,而赌客就是投机者一样。赌场之所以总有源源不断的客源的原因,是因为总有赌客能赢钱,而赢钱的总是比较大声些。作为娱乐,赌点小钱无可非议,但赌身家就不对了。可我真是能见到好多在股场上赌身家的人啊。

以我个人的观点,其实什么人都可以做投资,只要你明白自己买的是什么,价值在哪里。投机需要的技巧可能要高很多,这是我不太懂的领域,也不打算学了,有空还是多陪陪家人或打几场高尔夫吧。

即使是号称很有企业经验的本人也是在经受很多挫折之后才觉得自己对投资的理解比较好了。我问过巴菲特在投资中不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他告诉我说:「不做空,不借钱,最重要的是不要做不懂的东西。」

这些年,我在投资里亏掉的美金数以亿计,每一笔都是违背老巴教导的情况下亏的,而赚到的大钱也都是在自己真正懂的地方赚的。作为刚出道的学生,书上的东西可能知道的很多,但融到骨子里还需要吃很多亏后才行。所以,如果你马上投入投资行业,最重要的是要保守啊,别因为一个错误就再也爬不起来了。这里唯一我可以保证的是,你肯定会犯错误的。

投资最重要的是投在你真正懂的东西上。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投在你真正认为会赚钱的地方(公司)。我对所谓赚钱的定义是:回报比长期无风险债券高。一个人是否了解一个公司能否赚钱,和他的学历并没有必然的关系。虽然学历高的人一般学习的能力会强些,但学校并不教如何投资,因为真正懂投资的都很难在学校任教,不然投资大师就该是些教授了。不过在学校里可以学到很多最基本的东西,比如如何做财务分析等等,这些对了解投资目标会很有助。

无论学历高低,一个人总会懂些什么,而你懂的东西可能有一天会让你发现机会。我自己抓住的机会也好像和学历没什么必然的联系。

比如我们能在网易上赚到100多倍是因为我在做小霸王时就有了很多对游戏的理解,这种理解学校是不会教的,书上也没有,财报里也看不出来。我也曾试图告诉别人我的理解,结果发现好难。又比如我当时敢重手买GE,是因为作为企业经营者,我们跟踪GE的企业文化很多年,我从心底认为GE是家伟大的公司。

我说的「任何人都可以从事投资」的意思是我认为并没有一个「只有‘某种人’才可以投资」的定义。但适合投资的人的比例应该是很小的。可能是因为投资的原则太简单,而简单的东西往往是最难的吧。顺便说一句什么是「简单」的「投资」原则:当你在买一只股票时,你就是在买这家公司!简单吗?难吗?

我想再简单地把我目前对投资的基本理解写一下:

1、买股票就是买公司。所以同样价钱下买的公司是不是上市公司并没有区别,上市只是给了退出的方便而已。

2、公司未来现金流的折现就是公司的内在价值。买股票应该在公司股价低于其内在价值时买。至于应该是40% 还是50%(安全边际)还是其他数字则完全由投资人自己的机会成本情况来决定。

3、未来现金流的折现不是算法,是思维方式,不要企图拿计算器去算出来。当然,拿计算器算一下也没什么。

4、不懂不做(能力圈)是一个人判断公司内在价值的必要前提(不是充分的)。

5、「护城河」是用来判断公司内在价值的一个重要手段(不是唯一的)。

6、企业文化是「护城河」的重要部分。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很强企业文化的企业可以有个很宽的「护城河」。

「理性」地面对市场每天的波动,仔细地检查每一个自己的投资理由及其变化是非常重要的。好像我对投资的理解就是这么简单。但这个「简单」其实并不是太简单,事实上这个简单实际上非难。

在这里有很多问题是关于估值的,所以简单谈谈自己的想法。我个人觉得如果需要计算器按半天才能算出来那么一点利润的投资还是不投的好。我认为估值就是个毛估估的东西,如果要用到计算器才能算出来的便宜就不够便宜了。

好像芒格也说过,从来没见巴菲特按着计算器去估值一家企业,我好像也没真正用过计算器做估值。我总是认为大致的估值主要用于判断下行的空间,定性的分析才是真正利润的来源,这也可能是价值投资里最难的东西。

一般而言,赚到几十倍甚至更多的股票绝不是靠估值估出来的,不然没道理投资人一开始不全盘压上(当时我要知道网易会涨160倍,我还不把他全买下来?)。

正是由于定性分析有很多不确定性,所以多数情况下人们往往即使看好也不敢下大注,或就算下大注也不敢全力以赴。当然,确实也有一些按按计算器就觉得很便宜的时候,比如巴菲特买的中石油,我买的万科。但这种情况往往是一些特例。

巴菲特确实说过伟大的公司和生意是不需要卖的,可他老人家到现在为止没卖过的公司也是极少的。另外,我觉得巴菲特说这话的潜台词是,其实伟大的公司市场往往不会给一个疯狂的价钱,如果你仅仅是因为有一点点高估就卖出的话,可能会失去买回来的机会。而且,在美国,投资交的是利得税,不卖不算获利,一卖就可能要交很高的税,不合算。

无论什么时候卖都不要和买的成本联系起来。该卖的理由可能有很多,唯一不该用的理由就是「我已经赚钱了」。不然的话,就很容易把好不容易找到的好公司在便宜的价钱就卖了(也会在亏钱时该卖的不卖。)买的时候也一样。买的理由可以有很多,但这只股票曾经到过什么价位最好不要作为你买的理由。

我的判断标准就是价值。这也是我能拿住网易8-9年的道理。我最早买网易大概平均价在1块左右(相当于现在0.25),大部分卖的价钱大约在30-35(现在价)左右。在持有的这8年到9年当中,我可能每天都会被卖价所诱惑,我就是用这个道理抵抗住诱惑的(其实中间也买卖过一些,但是很小一部分。)我卖的理由是需要换GE和Yahoo。我会一直保留一些网易的股票的。巴菲特的东西每一个人都可以学,当然可能只有很少人能学会。事实上,我发现只有很少人会去真正认真地学,所以能学会的人很少就很容易理解了。

巴菲特反对的和他做的衍生品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我自己用很多金融衍生品,和巴菲特的用法一样,所以比较理解他说得是什么。很难一句话解释清楚,但可以用个容易理解的例子来说明。很多人用衍生品就好像去赌场当赌客,希望能够快点赚钱。巴菲特用衍生品就好像在澳门开赌场,长期而言是稳赚的。不是每个人开赌场都能赚钱,但会开的人就行。也许赌场的例子不一定合适,但道理确实一样。

投机,我也不是没有过,但就是为好玩,just for fun,只是玩玩而已。人家要跟我讨论股票,我都要跟人说清楚,是讨论投机还是投资?是for fun还是for money?如果for fun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买你喜欢的就好了,反正你也不会把房子卖了扛着钱去拉斯维加斯。我曾经在邮轮上用两百块钱玩了三个晚上,赚了两千块钱。如果你作为投资的故事来讲,三天翻了十倍,这叫什么故事?!但你敢拿几百万这么赌吗?不敢。

所以投资是另外的讲法。

我从头到尾真正投资过的公司最多五六家,卖掉了一些,我持有的公司一般在三家左右。巴菲特的哈撒韦一千多亿美元市值,也才投十来家。我不怕集中,我不是一般的集中,我是绝对的集中。 

二、投资GE、投资优秀的企业文化

一直说有机会在这里讲几个我自己的例子,但一直不知道该讲哪个好。这些年我碰过的股票其实也不少了,有亏的有赚的,就是没有一个从一开始我就100%觉得自己一定能赚大钱的。不管买哪个,都觉得多少心里有些不踏实,想来想去,觉得GE可能比较有本人特色。

最早开始经营企业的时候,我最喜欢的可能是松下。后来慢慢对松下有些失望,尤其是去大阪拜访过松下总部以后,确实觉得松下有些问题,慢慢自己也就不太再提松下了。大概也就是那段时间(应该是去松下之前),我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反思我们自己,希望能建立和加强我们自己的企业文化。那时我好像正在中欧读EMBA,同时还把中欧的一些课引进了公司内部。

在那段时间里给我印象最深的书就是GE的上一个CEO韦尔奇写的自传。在那本书里我看到了企业文化对建立好公司的强大作用,同时对GE强大的企业文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后来又读了韦尔奇后来写的书《赢》,更进一步了解到他们是怎么建立企业文化的。

从那个时候起,我还花过不少时间去了解和思考GE。去想为什么GE会是家百年老店,为什么GE的董事会总是能选个好CEO出来,为什么世界500强里有170多个CEO来自于GE等等。当时我其实就注意过GE的股票,觉得GE当时的股价并不便宜(好像40左右),也就没再关心他的股价了。

从08年9月雷曼倒开始,金融危机的影响越来越大,整个市场风声鹤唳。到11月时我看到整个市场的恐慌情绪越来越厉害,当时就想,这大概就是巴菲特讲的人们的「恐惧」要来了,也就是轮到我该「贪婪」的时候了。

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特别明确的目标,只是觉得市场上到处都是便宜货,就是不知道哪个安全,好像每个都有很大问题,每个公司都可能要完蛋一样。我当时想的最多的就是如何把手里的所有资源调动起来去抓住这一生难遇一次的机会。

到2月时,GE已经向下破了10块。那时雷曼,AIG,Citigroup等很多和次贷有关的公司都已经破产或到了破产边缘,关于GE的负面新闻也越来越多,华尔街上很多人都在说GE将会是下一个雷曼。

我知道GE过去好的时候每股能有两块多钱利润,就算以后差一点,危机过去后怎么也会有个1.5块/股以上吧。如果我给他个12-15倍的PE,怎么着这也应该是20块以上的股票。所以,当ge到10块左右时我已经开始着手买一些了,但还没有下大决心买。直到有一天当GE跌到9块左右时,我看到JeffImmelt的一个讲话。我忘了原话是怎么说的了,大致意思是,他认为GE的形象被破坏了,这都是他的错。GE将在未来几年调整其业务结构,让财务公司在整个公司中的比例降到30%一下。他还重申GE整体是安全健康的等等。

当时有问题的所有公司当中,好像我只见到GE出来承认错误并检讨对策,这大概就是企业文化不同的地方吧?

GE是个巨大的公司,我也曾试图想看清楚GE到底都有哪些业务,也试图想分析清楚他所有的业务模式的优劣,但发现非常难。我能看到一些非常好的模式,同时也能看到一些不太好的模式。

最后让我下决心出重手的决定因素还是我对GE企业文化的理解。我认为金融危机并不会摧毁GE强大的企业文化,GE的问题只是过去的一些策略错误造成的,假以时日一定可以改正。伟大公司的错误往往就是千载难逢的投资机会。

想明白以后的事情就简单了,后面的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在忙着买GE,不停地想办法调集资源,从9块左右买到6块再买到10块出头,好像到12-3块后还买了些(有些钱是后来从别的股票调过来的)。直到GE股价比Yahoo高以后才停了。当时曾经还动过用margin的念头,后来觉得不对的事不做的原则不能破,就算了。

回头来看,去年我买的股票当中GE并不是涨幅最大的,但确实是我出手最重、获利最多的且担心最少的股票,其原因只能说是我对GE企业文化的了解最后帮助我做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也许就是个运气?

其实当年我买万科和创维好像也有类似的感觉。创维和我们算是同行了,他们这个公司到底怎么样我们多少还是了解的。

由于体制的因素,我个人一直认为创维是中国彩电行业里最健康的企业了。虽然当时出了些事,但公司最基本的东西并没有因此改变。我们买创维时创维的市值好像还不到20亿(我不太记得了,也有说20出头的),我怎么想都觉得便宜,就买了。我们是买到差一万股到5%的时候停的,因为再买就要公告了,所以很想在公告前和黄宏生沟通一下,怕人家以为我要去抢人家那一亩三分地,呵呵。结果当时由于不太方便,最后我们就没有再买。一直到前两个礼拜才和黄老板通了个电话,道个谢,问个好啥的。

对创维而言,我并没有一个很清楚的到底值多少钱的概念,对他们现在的业务情况了解的也不细,所以涨上来以后就一直在陆陆续续减持,现在可能还剩不到最高持有量的20%了。我觉得现在买的人可能比我更清楚创维的价值,后面的钱应该是他们才能赚到的。

封仓10年是个很好的思路,选股时就该这么想。但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持有苹果10年或以上。实际上我买股票时还真没有想过要拿多少年。我一般会给我买的股票定个大概的价钱,比如买GE时我就认为GE至少值20块,但我确实没想过要多少年才会到。

三、投资苹果,投资优秀的商业模式

苹果所处的行业确实是个变化很快的行业。虽然我认为苹果在竞争中已经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但我还是会很关切哪些变化有可能会改变苹果的地位。如果非要我给苹果定个价的话,我大概认为苹果也许某天会到600块。

理由是:以我的理解,苹果的盈利在两到三年内大概就可以达到每股40-50块/年(现在的盈利能力大概在每股25-6块/年),也就是说苹果的盈利能力会在两三年内接近double一下,再加上那时每股现金100多块(现在大概每股60多),给他个600的价钱应该不算太过分吧?当然,苹果也是有可能掉回到100多块的,反正到时大家就知道了。

今年的第一个投资的大决策就是在一月二十一号买进了苹果,把去年赚的钱都放进去了。从很久以前就开始或多或少地关心苹果,但就是没认真分析过,大概是因为自己老是满仓的缘故。1.21由于股权到期日,要释放了不少资金出来,在压力下突然想明白了。

买苹果的灵感其实是来自博友的提问。记得前段时间我在这用苹果举过一个什么股价叫便宜的例子:如果你觉得苹果值5000亿的话,那3000亿就是便宜,虽然他曾经只有50亿的市值。其实我个人认为,苹果有可能会是地球上第一家年利润过500亿美金利润的公司(过多少不敢说)。也许苹果会是第一家市值过万亿美金的公司(这个取决于市场会有多疯狂)。

说说我喜欢苹果的一些理由。这不是论文,想到就说,没有重点和先后秩序。

1.苹果的产品确实把用户体验或消费者导向做到极致了,对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难以超越甚至接近(对喜欢的用户而言)。

2.苹果的平台建立起来了,或者说生意模式或者说护城河已经形成了(光软件一年都几十亿的收入了)。

3.苹果单一产品的模式实际上是我们这个行业里的最高境界,以前我大概只见到任天堂做到过(sony的游戏产品类似)。单一产品的模式有非常多的好处:

a.可以集中人力物力将产品做得更好。比较一下iphone系列和诺基亚系列(今年要推出40个品种)。苹果产品的 单位开发成本是非常低的,但单个产品的开发费却是最高的。

b.材料成本低且质量好, 大规模带来的效益。苹果的成本控制也是做到极致的,同样功能的硬件恐怕没人能达到苹果的成本。

c.渠道成本低。呵呵,不是同行的不一定能明白这话到底有什么分量(同行也未必明白),我是20年前从任天堂那里学会的。那时很多做游戏机的都喜欢做很多品种,最后下场都不太好。

4.苹果的营销也是做到极致了,连广告费都比同行低很多,卖的价钱却往往很好。

5.苹果的产品处在一个巨大并还有巨大成长的市场里。

a. 智能手机市场有多大?你懂的!

b.pad市场有多大?你也会懂的。

总而言之,我认为苹果现在其实还处在其成长的早期,应该还有很大的空间。扣掉现金的话,苹果的今年的未来pe只有12-13倍啊,明年可能要到10以下了。当然,以上我说的这些点中的任何一点的改变都可能或多或少地改变苹果,如果有苹果的股票的话,就要留心这些变化了。我想的只有一个东西,就是未来自由现金流(的折现)。不过,要认为苹果能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我自己也很遗憾为什么以前一直没花功夫去想一想。

我认为Jobs如果真请长假的话,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苹果的业务不会有大影响。长期而言,没有jobs的苹果可能会慢慢变成和别的同行一样的公司。但苹果的平台已经搭好,就像当年3大战役已经打完一样,jobs在不在影响都不大了。

apple还有不少特别厉害的地方,比如:品种单一,所以效率高,质量一致性好,成本低,库存好管理等等。我从做小霸王是就追求品种单一,特别知道单一的好处和难度,这个行业里明白这一点并有意识去做的不多,我们现在也根本做不到这一点。比较一下诺基亚,你就马上能明白品种单一的好处和难度了。诺基亚需要用很多品种才能做到消费者导向,而苹果用一个品种就做到了,这里面功夫差很多啊。

做产品和市场,往往喜欢很多品种,好处用于不同细分市场,用于上下夹攻对手的品种。坏处搞一大堆库存,品质不好控制。单一品种需要很好的功力—把产品做到极致。难啊。因为难,大部分人喜欢多品种。就跟投资一样,价值投资简单,但很不容易。做波动,往往很吸引人。

苹果现在手里有600亿现金,去年4季度的盈利已经过60亿了。如果苹果达到500亿以上的年利润,5000亿以上的市值是非常合理的。一万亿只是一个说法,要看苹果后续的发展情况。

我决定买苹果以前主要想的是他们是不是还有可能成长,有多大的空间可以成长,威胁都可能来自什么地方,等等。我不去想他现在的股价和过去的股价,尽量用平常心去看这家企业。以我的观点看,苹果年利润有一天达到800亿或更多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觉得我买的价钱还很便宜。

苹果的上升空间当然远不如当年的网易,可当年的网易是可遇不可求的,而且现在就算碰上了,对我的帮助也不大。苹果这样的公司难道还要去公司看?那能看到什么?我只是somehow突然想起来要认真看看苹果,以前老觉得Jobs个人太厉害了,是个报时人,后来突然想明白其实现在他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至少在未来几年里。毕竟我们是同行,虽然差距还比较大,但有些东西容易搞懂一些。

四、集中投资,定量分析,买便宜的公司

巴菲特说过,他一生当中有很多次很集中,甚至达到100%。碰上一个是一个,反正赚钱也不需要有很多目标(巴菲特讲一年一个主意就够了)。有时候你感兴趣的目标会自己跳到眼前的。如果你只有一只股票,而且还是满仓的,如果你真正了解你投资的东西的话,那下跌就和你无关了。

没目标时钱在手里好过乱投亏钱。如果一有钱就乱投的话,早晚都会碰上个亏大钱的目标的。有合适的股票就买,没有就闲着。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可以看得更好些。

其实我知道的东西少的可怜。我就知道巴菲特这条路很好,肯定可以到罗马,可老是有一堆朋友问我索罗斯那条怎么样,还不许我说我不知道。我是真的不知道。总的来讲,看准了出手就要狠。似懂非懂很难下手狠。耐心等待总是有机会的。

价格合理的股票不一定非买不可。我的观点是只有价格不太合理的时候才是机会啊。有时候可能会等得很难受,尤其是大牛市的时候。Buffett说过,最难的事是什么都不做。呵呵,他都觉得难,我们觉得难也就很正常了。

买股票当然要做定量分析。比如一个公司有净资产100亿,每年能赚10亿,这个公司大概值多少钱?大概就是你存X的钱能拿到10亿的利息(长期国债利息),再把x打6折。

如果买200亿长期国债的收入有10个亿/年,我会花200亿去买个年利10亿的公司吗?国债是riskfree(无风险)的,所以买公司就要打折。越觉得没谱的打折要越厉害,和我们平时的生意没区别。这大概就是巴菲特讲的margin of safety的来源吧。长期利率会变,我一般就固定用5%。

企业价值是未来现金流折现。这未来的玩意有点模糊。通俗的讲,假设先不谈折现率。假设我确切的知道这个企业的未来。企业的价值=股东权益+未来20年净利润之和。然后再进行折现。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毛估估算下就行.这种算法其实把成长性也算在内了,如果你能看出其成长性的话(这部分有点难)。

若买的公司PE是10,那即使退市,每年有10%的利润(没有计算公司的增长)。利润拿来分红也好,投资也好,比国债也高多了。这样分析对不对?问题是PE是历史数据。你如果相信他未来一定有10%就可以。巴菲特买的高盛以及GE的可转换债券就是10%加option,非常好的deal。

我在投资里用定性分析确实比较多,这也是我和华尔街分析家们的区别,不然我怎么有机会啊,不能简单的单纯看数字,除非账面净现金多过股价了。pe=10意味着要10年才能赚回股价,如果你想买的话,你必须认为10年内的平均年利润要达到或超过现在的年利润。在我眼里看来,盛大游戏好像有点强弩之末的感觉。

我一般的目标是买我认为价值被低估50%或以上,价值应该是现在的净值加上未来利润总和的折现。

老巴成功的秘诀是他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归根到底,买股票就是买公司。无论你看懂的是长久还是变化,只要是真懂,便宜时就是好机会。我有时也这么说:投资很简单,不懂不做。但要能搞懂企业就算看一吨的书也不一定行,投资简单但不容易!

我非常同意DCF(生命周期的总现金流折现)是唯一合乎逻辑的估值方法的说法,其实这就是「买股票就是买公司」的意思,不过是量化了。对投资,我想来想去,总觉得只有一样东西最简单,就是当你买一个股票时,你一定是认为你在买这家公司,你可能拿在手里10年,20年,有这种想法后就容易判断很多。

我的所谓估值都是毛估估的。我买万科时万科市值才100多个亿,我认为这无论如何也不止,所以就随便给了个500亿。呵呵,当时唯一确定的就是100多个亿有点太便宜了,如果有人把万科100多个亿卖给我,我会很乐意买,所以买一部分也是很乐意的。

巴菲特讲过:有一个300斤的胖子走进来,我不用秤就知道他很胖。我买网易时可真没认真「估值」过,计算价值只和未来总的现金流折现有关。其实净资产只是产生未来现金流的因素之一,所以我编了个「有效净资产」的名词。也就是说,不能产生现金流的净资产其实没有价值(有时还可能是负价值)。

假如这是个算术题:也就是每年都一定赚一个亿(净现金流),再假设银行利息永远不变,比如说是5%,那我认为这个公司的内在价值就是20亿。有趣的是,表面看上去和有多少净资产没关系。实际上,净资产是实现利润的条件之一。

不赚钱的净资产有时候就是个累赘。比如在渺无人烟的地方建个酒店,花了一个亿,现在每年亏500w。重置成本还是一个亿,现在5000w想卖,这里谁要?

大家要小心的东西是,一般经济学里讲的速度实际上是物理里的加速度的概念,物理里的速度在经济学里是总量的概念。所以成长速度等于0表示的是物理里的加速度对于0,但经济总量是维持不变的。

给个例子:一个有1000亿净资产的公司每年赚50亿,成长为0;另一个公司有100个亿净资产,今年赚5亿,成长8%/年,请问20年后两公司实力的差距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问题是20年后,可能两个公司的成长都变成0了怎么办?

未来现金流折现不是个计算公式,他只是个思维方式。没见过谁真能算出来一家公司未来是有现金流折现的。芒格说过,他从来没见过巴菲特算这个东西。其实还是一个未来现金流折现的问题。

芒格提醒了巴菲特,成长公司的未来现金流折现比烟蒂好。老巴发现「便宜货」的未来现金流的折现比有把握成长的公司的未来现金流折现来的还要小,这可能就是芒格提醒的作用吧。但是,看懂好的成长公司可是要比捡便宜要难得多哦。

找到被低估的公司本身是一件很难的事。我做投资最基本的概念就是来自马克恩的「价格是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价值就是这家企业The Whole Life能够赚的钱折现到今天,价格就是现在市场表现出来的那个过高或者过低的玩意儿。怎么去评估一家企业是否被低估,团队我认为当然是重要的,还要看你这个公司有没有很好的文化,一个企业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企业文化。

五、本分,买自己懂的东西

不懂不做。我始终没完全搞懂银行的业务的风险到底在哪儿。美国的一些大银行隔个10年8年就来一次大动荡,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索罗斯的东西不好学,至少像我这样的一般人很难学会。老巴的东西好学,懂的马上就懂了,不懂的看看最上面那一句话。

巴菲特有很多保险和金融的投资,我基本没有,因为我还不懂,总觉得不踏实。我投了一些和internet相关的公司,巴菲特没投过,因为他不懂。他认为可口可乐是人们必喝的,我认为游戏是人们必玩的。航空公司还是不碰为好。航空公司的产品难以做到差异化,没办法赚到钱,长期来讲没投资价值。这是巴菲特教我的,省了我好多钱。

便宜就买了。如果连老巴都不信,你还能信谁?对自己觉得真正了解的公司,很少细看报表,但了解以前会看(至少是应该看)。我一般会先了解企业文化,如果觉得不信任这家公司,就连报表都不会看的。

我只是做我认为我能懂的东西(以为自己懂也不一定就真懂了),有些可能也许正好是大家说的所谓科技股吧。我分不清什么是科技股。任何人要买的话必须自己明白自己在干什么,不然你睡不好觉的。其实当我说一只股票有投资价值时,最希望有人来挑战而不是跟进。我希望看到不同的观点。我投资不限于某个市场,主要取决于我是否有机会能搞懂。

如果A股有便宜我又了解的股票的话,我也可以买。不过现在我不太了解A股。要是那时就明白巴菲特,你就已经发达了。如果你现在还不明白,你还会失去很多机会。买一只股票往往要很多理由。不买的理由往往就一两个就够了。价值投资者买股票时总是假设如果我有足够多的钱的话我是否会把整个公司买下来。

有人问过芒格,如果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他们的成功?他的回答是:「rationality」(理性),呵呵,有点像我们说的平常心。问题是不用闲钱对生活会造成负面影响啊。我从来都是用闲钱的。老巴其实也是。至少你要有用闲钱的态度才可能有平常心的,不然真会睡不着觉。

我觉得对所谓价值投资者而言,其实没有那么考验。他们也就是没有合适的东西就不买了,有合适的再买,就和一般人逛商场一样。我想每个人逛商场时一定不会把花光身上所有钱作为目标吧,我的建议就是慢慢来。慢就是快。

本分我的理解就是不本分的事不做。所谓本分,其实主要指的是价值观和能力范围。赚多少钱不是我决定的,是市场给的。呵呵,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呵呵,如果你赚的是本分钱,你会睡得好。身体好会活的长,最后还是会赚到很多钱的。最重要的是,不本分赚钱的人其实不快乐。

六、不要去赌博,开赌场倒是可以的

关于市场:呵呵,再说一遍,我认为抄底是投机的概念。眼睛是盯着别人的。价值投资者眼里只看投资标的,不应该看别人。不过,作为投资人,我认为对宏观经济还是要了解的好,至少要懂一般的经济现象。

我个人认为大多数基金都很难真正做到价值投资,主要是因为基金的结构造成的。由于基金往往是用年来衡量考核,投资人也往往是根据其上一年的业绩来决定是否投进去。所以我们经常看到的现象是往往在最应该买股票的时候,很多基金却会在市场上狂卖,因为股东们很恐慌,要赎回。而往往股价很高时却有很多基金在狂买,因为这个时候往往有很多股东愿意投钱进来。基金大部分是收年费的,有钱时总想干点啥,不然股东可能会有意见。

不要想去赌场赢钱,但开个赌场赚钱还是可以的。我卖puts和他做的事情是一样投机是会上瘾的,不好改。这个是芒格说的。巴菲特早就不看图看线了。看图看线很容易错失机会的。其实每个人都有机会学习巴菲特,不过大部分人都拒绝而已,唉。

绝大多数人是不会改的。再说,这个做法也不一定就亏钱,亏的是机会成本,所以不容易明白。我见过做趋势很厉害的人,做了几十年,但依然还是「小资金」。用芒格的「逆向思维」想一下,你也许就对「趋势」没那么感兴趣了。其实投机比投资难学多了,但投机刺激,好玩,所以大多数人还是喜欢投机。

我认为一个人认为自己可以战胜指数的时候,他可能已经失去平常心了。我觉得好的价值投资者心中是不去比的。但结果往往是好的价值投资者会最后战胜指数。在任何地方投资真的都一样的,你不认真了解你投的是什么都会很麻烦。

价值投资只管便宜与否,不管别人的想法,找自己懂的好公司,别的不要太关心。

我也不知道啥时候卖好。反正不便宜时就可以卖了,如果你的钱有更好的去处的话。顺便讲一句,我个人认为抄底是投机的概念(没有褒贬的意思),价值投资者不应该寻求抄底。抄底是在看别人,而价值投资者只管在足够便宜的时候出手(不管别人怎么看)。

对我而言,如果一只股我抄底了,往往利润反而少,因为反弹时往往下不了手,所以容易失去机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年买万科时我们就正好抄到底了,郁闷啊(其实没那么郁闷,总比亏钱好),买的量远远少于我们的原计划。

对大盘的判断很简单。如果你有足够的钱把所有股票买下来,然后赚所有上市公司赚的钱,如果你觉得合适,那这个大盘就不贵,不然就贵了。(这里还没算交易费呢)分不分红和是否有投资价值无关。如果你认为公司每股收益可以长期高过长期国债利率,这个公司当然就可能成为投资目标。投不投取决于有没有更好的目标。

实际上,我买的时候是不考虑是不是有人从我手里买的。我要假设如果这不是个上市企业这个价钱我还买不买。你如果明白这点了,价值投资的最基本的概念就有了,反之亦然。不能单靠PE去推测公司未来的收益,不然会中招的。举个例子,GM(通用汽车)的PE一直都很低(以前老在5倍左右),但债务很高,结果破产了。你如果能想想一个非上市公司是否有价值(或价值是否能体现)可能就能明白你想问的问题。

宁要模糊的精确,也不要精确的模糊,呵呵,真是老巴说的?还是老巴说得清楚啊!我觉得这就是毛估估的意思。很多人的估值就有点精确的模糊的意思。毛估估。意思就是5分钟就能算明白的东西,一定要够便宜。我只有一个标准,就是自己觉得便宜才买。比方说我认为ge值20,我可能到15才开始买一点,但到10块以下就下手重很多了。重仓买到便宜股票是多少要些运气的。天天盯住股市时好像会比较难做到。

七、看财报主要用于排除公司

我不是很经常看财报(所以说没有巴菲特用功。)比较在意的数字是几个:负债、净现金、现金流、开销合理性、真实利润、扣除商誉的净资产,好像没了。

我看财报主要用于排除公司,也就是说如果看完财报就不喜欢或看不懂的话,就不看了。决定投进去的原因往往是其他的因素

无形资产也是可以折现的,所以我不建议单独考虑无形资产,因为公司的获利能力里已经包含了。不是不算,而是知道无法精算。大致一算就觉得便宜才是便宜啊。给个例子,我买GE时是怎么算的:当GE掉到10块钱以下时(最低破6块了),我想GE好的时候能赚差不多两块钱,只要经济恢复正常,他怎么还不赚个一块多?由于ge的rating长期来讲还是会非常高的,假设他能赚1.5,给他个15倍pe不就20多了吗?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这样的,简单吗?

其实背后有一个不太简单的东西就是我能够坚信GE是家好公司(Great company),好公司犯错后能回来的机会非常大。其实比我会算的人大把,但知道如何坚信确实不容易。(我当时给GE的目标价是20块,所以到20后就卖了一些,最近又卖掉一些)

沃伦·巴菲特曾经向股东推荐了几本书,有一本书是《杰克·韦尔奇自传》,你去看那本书,你会发现韦尔奇对企业的文化问题是很在意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巴菲特对此也很在乎。他不是像有的人说的只看财报。只看财报只会看到一个公司的历史。我看财报不读得那么细,但是我找专业人士看,别人看完以后给我一个结论,对我来讲就OK了。但是我在乎利润、成本这些数据里面到底是由哪些东西组成的,你要知道它真实反映的东西是什么。而且你要把数据连续几个季度甚至几年来看,你跟踪一家公司久了,你就知道他是在说谎还是说真话。

好多公司看起来赚很多钱,现金流却一直在减少。那就有危险了。其实这些巴菲特早说过,人们都知道,但是投资的时候就会糊涂。很多人管他们自己叫投资,我却说他们只是for fun,他们很在乎别人满不满意(这家公司),真正的投资者绝对是「目中无人」的,脑子里盯的就是这个企业,他不看周围有没有人买,他最好希望别人都不买。同样,如果我做一个上市公司,我也不理(华尔街)他们,我该干吗干吗,股价高低跟我没有关系的。

所以我买公司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大的鉴别因素就是,这家公司的行为跟华尔街对他的影响有多大的关联度?如果关联度越大,我买他的机会就越低。华尔街没什么错,华尔街永远是对的,它永远代表不同人的想法。但是你要自己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如果自己没了主见,你要听华尔街的,你就乱了。

我的逻辑就是巴菲特的逻辑,原则上没有什么差异。差异是他熟悉的行业不等于是我熟悉的行业,所以他投的股票不等于是我要投的。去年他投了一家公司,我看了半天都没有看懂,果然,他投了以后,那支股票可能涨了50%、60%。人家问我是否着急,我说不着急。为什么?因为这不是我能赚到的钱。

反过来讲,比如我投网易这样的公司,这也不是他能够赚得到钱。再比如Google,巴菲特也没买。因为他对这个生意不了解,不了解没有赚到钱是正常的,没有什么好后悔的。如果你不了解也敢投,第一你也守不了那么久,80块买的,可能100块、120块也就卖了,其实你也赚不了钱;其次如果你四处这么做,可能早就亏光了。正因为没有在自己不熟悉的行业和企业身上赚到钱,说明你犯的错误少。

我的很多成功的投资,好象行业根本不搭界,但是对我来说是相关的,就是因为我能够搞懂它,知道管理层是否在胡说八道,企业是否有一个好的机制,竞争对手是否比他强很多,三五年内他会胜出对手的地方在哪里……无非就是这些东西。看懂了,你就投。

比如我也曾赚过松下股票的钱,7块钱买的,涨到20多块卖了,放了大概有两三年的时间。就是因为我是做这行,我做企业的很多理念来自于松下,我也拜访过他们公司,也知道他们的缺点和优点,觉得这个公司不可能再低于7块了,而20块让我觉得可买可不买、可卖可不卖。所以,你作的投资都是跟你过去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你能搞懂的东西有很大的关系。你的判断跟市场主流判断没有关系,两者可能有很大的时间差。我判断的是它的未来,而市场是要等企业情况好了才会把价格体现出来。

成长率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投资的定义在我来讲就是拥有一家公司的部分或者全部,最简单的概念就是「拥有」。假设某家公司去年每股赚一块,今年赚两块钱,成长率百分之百,有人说明年可能还会再涨。后年呢?后年不知道。你如果是你自己的钱,把这家公司买下来,你会买吗?你说只要后面有人买我的股票,你就会买。这就叫投机。

对于投资和投机的区别,我有一个最简单的衡量办法,我没注意到是否巴菲特也这么讲过,就是以现在这样的价格,这家公司如果不是一个上市公司你还买不买?如果你决定还买,这就叫投资;如果非上市公司你就不买了,这就叫投机。

就像我当时买网易我为什么能够在那个价格买到(那么多量),因为NASDAQ有个规定,一块钱以下的股票超过多少时间就会下市,所以很多人害怕下市,就把股票卖出来。在一块钱以下就卖了。因为他们怕下市。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怕呢?这就是我投资的道理。我买它跟它上不上市无关,它价格低于价值我就会买。步步高就没有上过市,但我因此就把公司卖了,这没道理啊,很荒唐,你说我创立公司后只是因为它不上市就卖了,那我开公司干嘛?

我自己懂一些基本财务常识,觉得大致够用。本分即自然,道法自然。克制不了自己的人如果不玩游戏也会玩别的的。借钱是危险的,没人知道市场到底有多疯狂(向下或向上)。我记得巴菲特说过类似这样的话:如果你不了解投资的话,你不应该借钱。如果你了解投资的话,你不需要借钱。反正你早晚都会有钱的。

八、不要借钱

投资不需要勇气,也就是说当你需要勇气时你就危险了。老巴的教导千万别忘了:不做空,不借钱,不做不懂的东西!做空有无限风险,一次错误就可能致命。而且,长期而言,做空是肯定不对的,因为大市一定是向上的。价值投资者是会犯错误的。做空犯错的机会可能只有一次,只要你做空,总会有一次犯错的,何苦呢?

其实每个人都多少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但往往不知道自己不该做什么。如果每个人把自己干过的不应该干的事情不干的话,结果的差异会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可以看看芒格讲的如何赚20000亿美金的例子。芒格也许真的心里素质好,传说曾经因为用margin两年内亏掉大部分身价(大概70年代的时候)。所以有了只需要富一次的说法。芒格大概可以算富过一次半的人了。

危机大概5-8年来一次,希望下一次来的时候你记得来这里看一眼,然后擦擦冷汗,然后把能投进去的钱全投进去。千万别借钱哦,因为没人知道市场疯狂起来到底有多疯狂。

巴菲特追求的是产品很难发生变化的公司,所以他买了后就可以长久持有。但他也说过,如果你能看懂变化,你将会赚到大钱。他说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学会付高一点的价格去买未来成长性好的公司,据说芒格帮了很大的忙。

我们也不负债。负债的好处是可以发展快些。不负债的好处是可以活得长些。反正你借不借钱一生当中都会失去无穷机会的,但借钱可能会让你再也没机会了。

在理解的安全边际内,如果还有钱,当然可以再买。要注意的是,加码和想买的人多了(股价涨了)没关系,只和价值和机会成本有关。我认为Buffett花钱买BNI好过把钱放在长期国债上。BNI有很好的现金流及一定的成长和大片的地产,长期而言年回报应该能超过8%。

段永平罕见发声:投资的好机会已经出现!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F3ERJLX70sHd1fHwPjkAig

口罩下的检阅:十七年医改再复盘

 

有趣且深度的硬核财经

行业故事 -No.31

 

 

口罩下的检阅:医改十七年再复盘

 

 

作者:李墨天

支持:远川研究医药组

 

 

 

2005年冬天,冰城哈尔滨搞出了一个大新闻:75岁的老人翁文辉患淋巴瘤入住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临床医院,最终因医治无效逝世。在医院的两个月,翁文辉花了550万元医疗费。

 

哈医大二院地处市郊,去看病的多是农民,一度被称作“屯子医院”。但在翁文辉住院的67天里,光是住院费每天平均就要花2万,还购买了400多万元的药品。而根据病历单显示,专家前后为他进行了1180次“会诊”,平均每天20次,甚至在他去世后医院还开出了两张化验单[2]。

 

事情越闹越大,直接升级成卫生部牵头的联合调查,哈医大二院的财务出纳王丽丽随即被抓获:在2003年到2005年近三年里,她利用记账报账的机会贪污公款970万元,还给丈夫开了家医疗器械公司。后来,监察部门又从哈医大二院挖出了五件贪污大案,消息传出,举国哗然。

 

处于舆论漩涡中的哈医大二院,各科室收取的药费与奖金直接挂钩,翁文辉的收费单上,前一天输了94次血,第二天又输了106瓶生理盐水和20瓶葡萄糖[2]。2006年4月,卫生部通报哈尔滨天价医药案,院长书记双双被撤职,一年后,王丽丽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那段时间,恰好是老百姓看病最痛苦的阶段,过度医疗层出不穷、以药养医屡禁不止,医保远未做到全民覆盖。而在同一年,本该在“十七大”前夕交卷的医改方案越改越复杂,又是启动全民讨论,又是全球征集意见,一直到了2008年11月,医改方案才向全民发布征集意见。

 

几天后,央视做了个节目,在黄金时间播出,主持人白岩松对着医改方案说:“都是中国字,连在一起却没太读懂。”

 

尽管方案并不完美,中国医疗体系仍然挽起裤腿,踏上了汹涌暗流中的第一块石头。这种背水一战的急迫其实来源于2003年的SARS,在那场席卷大江南北的疫情结束后,中央政府开始审视医疗卫生领域的长期欠账,政府卫生支出骤然提升,开始强渡这条难以轻易跨过的河。

 

17年后,中国医疗体系在新冠肺炎的疫情中,迎来了一场大考。疫情爆发后,中国医疗系统迅速进入战时状态,几乎所有的大型三甲医院都被紧急动员,最高峰时30个省市自治区有42481名医务工作人员前往湖北前线支援。这4万多人队伍,是中国医疗体系里的精华和尖子。

 

这是一次口罩下的检阅,也是一次对十七年医改成果的复盘。

 

 

 

01. 荆棘之路:非典之后的变革

 

 

 

2003年非典过境,国内医疗体系猝不及防。

 

彼时,鼠疫、天花这样的烈性传染病早已离我们无比遥远,肝炎和肺结核等普通疾病又不足以威胁到城市的运转。在创收压力下,很多综合医院取消了运维麻烦、利润微薄的感染科,这导致在疫情紧张期间,非典病人送进综合性医院后,由哪个科室收治都成了难题。

 

而从1978年到非典爆发的2003年,也正是医疗卫生支出急剧下滑的时期。在“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大旗下甚至喊出了“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的口号,而拿到尚方宝剑的医院纷纷解放思想,以药养医为代表的创收手段层出不穷,为日后的医疗乱象埋下伏笔。

 

直到非典给中国经济踩了一脚刹车,问题才被重视。在新一届政府的主导下,医改迅速上马,尽管参与各派时有争论,但在大多数领域的诉求都是相同的,比如在药品与医保层面,大家目标都是“降低药价”和“全民参保”,只不过在具体实施路径上,各个派别会有所分歧。

 

因此随后几年,药品降价全民医保也是推动最快、成果最明显的两项改革。

 

医改启动后,最先提上议程的就是以药养医问题。顶层文件还在酝酿之时,敢想敢干的南京市率先宣布对全市200家医院药房进行托管改革:药房所有权归医院,但经营权转交给医药流通公司,上到医院院长下到采购员都无权插手购药,切断药品销售与医生之间的利益链条。

 

政策公布,雨花台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十多个药房工作人员,联名反对托管改革,甚至有人给院长打电话,“你要是搞药房托管,我抱着你从五楼跳下去[1]。”托管前,这家医院最多一天有3011个医药代表在走廊排队,医院不得不把每周四定为“医药代表接待日”。

 

而这仅仅是当地一家区级医院,全国其他医院的情况可想而知。

 

随着试点推进,政策设计本身的缺陷也逐渐暴露:虽然药房被托管,但接管的医药公司要保证医院收入不减少,药品销售的40%还要返还给医院,加之试点医院本就是规模很小的一二级医院,导致医药公司为了盈利必然低进高出,最终没能达到减少药品加成、降低药价的初衷。

 

2006年后,南京的托管改革试点到鼓楼医院、市一医院等三甲医院,一家医院的药品销售就抵得上100家一二级医院。抱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心态,南京卫生行政部门成立了“药品集中托管中心”,负责全市9家大医院的药品采购,把活揽全在了自己手里。

 

看似医药分离,实则政企不分,改革又折了回来。类似的试点政策在全国只多不少,却总在执行中被带偏,作为“总院长”的卫生部门不愿牺牲医院利益,“医药分离”最终只停留在文件上。而同一时期,药品审批大跃进,刚降下去的药价又被曲线救国地抬了上去。

 

药品降价遇到一些挫折,但全民医保却势如破竹。2009年新医改前后,是药就批的药监局局长郑筱萸被枪决,学术范十足的陈竺接任卫生部长,财政支出开始着重投向基层。随后几年,95%的国民被纳入医保,卫生总费用中个人支出比例不断下降,是新医改立竿见影的成果。

 

不过全民医保也带来了新问题:2011年开始,医保支出超过收入,开源节流势在必行。

 

好在中国最不缺的就是“模式”,这次登上舞台的是福建三明。在新医改启动之时,提前进入老龄化的福建三明市医保资金已经严重穿底,2011年8月,有多年财贸和药监工作经验的詹积富担任副市长,借着全国医改浪潮,这个福建小城以每月一个文件的速度开启了“三明模式”。

 

文件背后的核心则是,在卫生部的基本药物制度的基础上,用“两票制”消除流通中的回扣环节,压低药价;同时,把城镇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新农合三类医保经办机构整合,砍掉管理成本 ;另外,医生工资实行工分制,以缩小科室间的工资差距。

 

三明医改上马一年,医保基金的亏空就被抹平,药费在两年时间里从9亿直接下滑到5.7亿,詹积富一战成名。2014年,全国各地已经有超过160批人员到三明考察医改工作,是否要推广到全国,已经无需讨论了。

 

很快,尚有争议的“三明模式”被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轮番报道,由决策部门推向全国。2018年3月,“超级医保局”横空出世,医药价格、招标采购以及医保支付标准统合在了一个部门。人社部和计生委分管的三类医保也被归口到“超级医保局”的职责范围。

 

口罩下的检阅:十七年医改再复盘

2016年3月,三明医改登上新闻联播

 

放大到国家层面后,政府面对药企的议价能力明显增强,原本涉及多方利益的“神药”也在一夜之间成为过街老鼠。在医保资金紧张的大背景下,各部门的行动空前统一,毕竟以前只是老百姓觉得药太贵,现在财政部也觉得药价有点高。

 

2013年底,首先来三明调研的不是卫生部门的官员,而是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问题的严峻可见一斑。不过官方报道里,只提到沿袭三明模式的医改成果卓著:医保压力缓解,药品大幅降价,医生收入提高,患者赞不绝口。翻译过来就是:一桌麻将,四个人都赢钱了。

 

但无论如何,医保的全民覆盖和药品降价,是医改十多年取得的实打实的成绩,无人可以否认。但医改之后,公立医院的医生工作压力加大,医患关系难以缓解也是不争的事实。一些改革触及到庞大的既得利益体系,也往往因“条件不成熟”和“需要进一步研究”无疾而终。

 

长久以来,朝堂和江湖上对于医改的路线问题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派:一派是经济学家和媒体组成的“市场机制派”;一派以北大教授李玲为代表,主张政府调控为主的“政府主导派”。尽管双方针锋相对、频频交手,但在大多数层面,两者的诉求其实并没有太多差别。

 

他们之间最主要的分歧,集中在一个缠绕着中国医改多年的问题:是做大做强公立医院,还是全力发展民营医院?

 

 

 

02. 宿迁浮沉:卖光式医改的困境

 

 

 

探讨这个问题,绕不开一个城市:江苏宿迁。

 

2003年,江苏小城宿迁在明星市委书记仇和的带领卖光了当地全部医院,从三甲级别到乡镇卫生院一个不留,就连当地最大的公立医院——宿迁市人民医院也以700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上市公司金陵药业。不久后,宿迁医改以“卖光式医改”的称号响彻全国。

 

 

宿迁的实验成为了一个风向标,对它的褒贬也开始关系到公立医院改革的路线问题:市场做主,还是政府当家?

 

按照官方的说法,宿迁医改两年,人均门诊费用、平均住院日等硬指标全面下降,医院收入迅速攀升,非卫生技术人员占比持续下滑,还顺便解决了公立医院难以根治的顽疾——红包和回扣。在当时崇信西方经济模式的氛围中,媒体和学者对宿迁医改也是褒奖居多。

 

直到2003年8月SARS结束后,卫生部委派3名官员到宿迁展开调查,宿迁医改的二号人物、时任卫生局局长的葛志健收获了一句可以载入医改史册的批评:“你还是不是一个卫生局长[6]?”紧接着,李玲率课题组前往宿迁,得出了“老百姓医疗负担反而加重”的结论。

 

SARS平息后,中央开始自上而下梳理医疗卫生体系中的漏洞,在疾控中心和卫生体系上大局投入,并开始针对新一轮医改筹划”“顶层设计”,政府主导的声音全面盖过市场派,卫生部下属的《医院报》抛出“市场化非医改方向”的论调,市场派的声音几近偃旗息鼓。

 

宿迁医改的思路在于“管办分离、医卫分家”,即卫生部门交出医院所有权,只当裁判不当运动员,让看不见的手来促进公平。仇和曾与周其仁有过一次对谈,道出了“卖光式医改”的本质原因:宿迁实在穷,财政投给医疗的钱杯水车薪,不如把这个包袱交给市场[6]。

 

宿迁GDP常年位于江苏省尾部,卖光式医改的确减轻了财政压力。然而阴差阳错的是,非典过后,国家对医疗机构的投入开始大幅增加,没有一个公立医院的宿迁成了被遗忘的孤岛。以新医改起步的2009年为例,宿迁医疗系统拿到的财政补贴只有45.9万元,占江苏省的0.06%[1]。

 

改制之初,民营医院一度“形势一片大好”:当时,宿迁政府允许医院改制后申请“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备案,享受税收和土地政策优惠。但非营利性同时也意味着股东不能分红,2000年,新成立的钟吾医院接洽了20多位投资人,皆因“回报难以预计”放弃投资。

 

而长时间内,民营医院从地方财政得到的支持,仅为宿迁政府划拨的“奖金”,比如2010年,宿迁市人民医院拿到了综合考评第一,荣获奖金15万元。

 

宿迁模式的结局充满讽刺:随着新医改方案出台,针对公立医院的8500亿天量补贴呼之欲出,宿迁政府又打算买回当年7000万卖掉的宿迁市人民医院,报价超过10亿,却仍被控股的金陵药业被拒绝,不得不在2014年掏出了20亿,再建了一座公立医院。

 

新医院耗时三年完成,最终花费了26亿元。

 

按照顶级三甲医院的规模设计,床位2000张。当地的民营医院普遍陷入焦虑,担心政府能否对亲儿子和干儿子一视同仁。而在医院试营业前夕,宿迁模式的操盘手仇和与葛志健相继落马。仇和在忏悔书中这样评价自己:“光环笼罩,头脑发热,作风独断专行[19]。”

 

 

口罩下的检阅:十七年医改再复盘

耗资巨大的宿迁第一人民医院,2017年

 

宿迁的试验后,公立医院的改革进入漫长的拉锯战,庙堂之上对政府主导和市场机制的博弈也未曾停歇,被誉为最难啃骨头的公立医院改革,仍然方向不明。

 

之后的文件里,最明确的思路就是花钱、就是投入,但怎么花、谁来花却不甚明确。在中国,泾渭分明的对立往往都会在漫长的拉锯中被搅成一锅名为“深水区”的浑水,正如前卫生部某位领导对医改方向的措辞:既要坚持政府主导,又要引入市场机制。

 

而在“既要又要”的胶着中,中国西南的一家医院却为迷茫中的公立医院改革指出了一条方向——它一直被高层忌讳和避免,却被无数基层三甲医院拥护,也在很大程度上勾勒了如今的中国医疗版图。

 

 

 

03. 华西样本:超级之外有超级

 

 

 

国务院打脸宿迁的同一年,新华社发了一篇文章,叫《全国人民上协和》。

 

记者在文章中这样描绘了北京协和医院的一幅景象:门诊大楼外,“出租躺椅”的小卖部生意兴隆,号贩子人头攒动,14元的专家号最高能卖到500元。而协和附近的几家医院,候诊大厅过了午后就空空荡荡,周边的社区诊所更是一天只能收治一两个病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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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协和医院的排队人群,2012年

 

在SARS期间,群众和患者崇信大型公立医院的观念达到巅峰。当时,北京政府曾安排一些二级小医院承担接诊任务,但由于多年来对传染科的投入匮乏,一些中小医院在呼吸道疾病、重症抢救上捉襟见肘,不被病人信任,一度出现患者拒上急救车,企图跳窗逃跑等事件。

 

全国人民上协和的背后,是老百姓对优质医疗资源的用脚投票,也是中国公立医院大跃进式跑马圈地的一个缩影:凭借着公立医院充裕的现金流,优先激励医务人员、升级医疗设施,再依靠病源优势获得更多的收入,最终滚雪球般自我强化,让大型三甲医院越来越强。

 

而这条“先做大、再做强”的发展样本的奠定者,来自另一家“协和”——华西医院。

 

1937年,中央大学、燕京大学等高校内迁成都,与当地的华西协合大学联合办医,成为如今华西医院的前身。在之后很长的时间里,华西医院都是一家典型的“三无医院”:无国家重点学科、无国家重点实验室、无两院院士。

 

1993年底,华西医院的胸心血管外科主任石应康担任院长,并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从医生薪酬体系、到医疗设施投资、再到科研架构,石应康的每一步几乎都抢在了医改的前面[14]。

 

1994年,借着南巡讲话的东风,石应康在年度计划里写到,“用绩效考核干部的能力,用激励机制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在那个绝大多数医院还在思考“该不该赚钱”的年代,石应康一边对医务工作者实施内部股份制,一边花重金全国挖医学博士,用高额激励代替了大锅饭。

 

紧接着,石应康预见到了人口大省四川未来对医疗资源的迫切需求,便重金聘请设计团队,重新制定院区的扩建规划。同时,华西医院的医疗设备水平在90年代后就开始领跑全国,最有先见之明的一点是,在中国私家车还是稀罕玩意的时候,华西就设计了地下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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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医院鸟瞰,2015年

 

世纪初的10年,华西疯狂扩张,一跃成为“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医院”,以至于媒体给石应康送了一个“砖头院长”的诨号。但在患者眼里,已是庞然大物的华西医院依然一床难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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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医院出动直升机转移脑梗病人,2018年

 

随着医保的逐步覆盖,华西医院几乎承接了中国西南绝大部分的疑难病患,基层病人也被“虹吸”到了华西。有了巨大的诊疗量,就意味着充足的样本,以及更多发现疑难病例的机会,这些都是高质量医学研究的富矿,进一步吸引医学人才络绎而来。

 

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家医疗团队聚集在华西,把石应康的声望推到了顶峰,也在每个公立医院院长心中种下了一个“华西梦”。

 

但华西高光的背后,却是超级医院对周边医疗资源的强势挤占。一边是华西医院门庭若市,开着直升机运输重症患者,一边是乡镇小医院门可罗雀,基本收支都无法平衡。所以2009年新医改启动,公立医院的扩张遭到批判,此后近十年,顶层对医院规模的限制有增无减。

 

但政令之外,公立医院心照不宣的维持着两脚油门一脚刹车的节奏,一个个庞然大物拔地而起。

 

在另一个人口大省河南,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几乎复刻了华西医院的崛起之路:从千金求将、加床盖楼,到顶级医疗设备一应俱全,郑大一附院用10年时间走完了华西医院的的20年征途,从一个省内的二流医院,直接跨越到了收入过百亿、床位上万张的“宇宙最大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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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大一附院鸟瞰,2018年

 

郑大一附院的发展史,几乎是华西发展史的复刻,简单来说就是三点:一是给予医务人员高激励。二是大手笔投资医疗设施设备。三是以充足病源驱动医学研究。当然,缔造郑大一附院的,也有一个类似石应康的灵魂人物,他就是从1984年就在这家医院工作的阚全程。

 

但这种“超级医院”对周边地区的医疗资源、患者和医疗费用三者形成了强大的虹吸效应,让本来已经很不平衡的医疗资源分布更加不均匀。2015年河南两会期间,人大代表阚全程在发言时,有省领导当场向他喊话,“拉乡镇的兄弟医院一把,让老百姓能在家门口治大病。”

 

中国医改的复杂性在于:庙堂之上,卫健委是公立医院的亲妈,也是财政包养医院的支持者;人社部恰好相反,对医院扩张始终警惕;发改委操刀医改,哪边都不好得罪;财政部负责掏钱,哪边都是无底洞,而江湖之下,老百姓既要物美又要价廉,还得态度好。

 

对于医疗服务来说,廉价、便利、高水平,组成一个不可能三角,因此天然地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但在非典结束后的十多年里,“公立医院+全民医保”成为中国平价医疗体系中最重要的两个角色。即使“超级医院”最强力的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而市场机制派寄予厚望的民营医疗体系,这些年做的究竟怎样呢?

 

 

 

04. 水至深处:医疗供给改革的困局

 

 

 

2013年,一篇自称“医疗从业者”所著文章在互联网广为流传,作者高举市场化大旗,在结尾写到:卖掉协和医院,是中国医改成功的开端。

 

但没过多久,中国青年报以政府主导派的视角发文回击:《卖掉协和将是新医改的失败》。一个官方背景的媒体出面反驳一篇网文,实属罕见。大概是因为“卖协和”的争论又一次捅出了那个核心问题:中国的医疗到底有没有过市场化?到底需不需要市场化?

 

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5年宿迁医改被打脸,是主流学界认可的中国医疗“市场化”的时期。这27年里,全国卫生总费用增长了77倍,居民个人卫生支出增长了200倍。但同期,医院数量仅增加了101%,医生数量增加了88%[6],有些年份甚至在下降。

 

这背后是政府派也不得不承认的问题:医生的供给并没有市场化。

 

即便在宿迁模式里,医生的供给也受限于“管办合一”的体系:院长招聘医生受到编制规定、招考制度规定等多方面的限制,甚至考什么也要由地方人事主管部门决定。医生的考评、职称则与公立医院紧紧挂钩,换句话说,一旦医生离开公立医院,便意味着职业生涯的断崖。

 

2010年,权威部门曾推出了一个对社会资本友好的文件:《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意见》。4年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出台,把社会办医上升到了产业政策高度。2019年,超级重磅《关于促进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的意见》面世。

 

但在中国,很多行业的“大力发展”,最终都逃不过“先污染后治理”的规律:决策层期待中的良性市场参与主体出现的太晚,太少,民营阵营中只有武汉亚心、厦门长庚、北京和睦家等少数几支独苗勉强能拉出来做代表,反倒是邪恶的“莆田系”却遍地开花。

 

此后,改革思路由花钱转向治理,开始推行“分级诊疗”与“多点执业”,一边引导患者有序就医,下沉就医,一边打通医生自由流动。但在实际落实中,大医院医生本就工作量剧增,小医院医生没机会出去,多点执业搞不下去,分级诊疗也是向下容易,向上困难。

 

从表面上看,截至2018年底社会办医疗机构数量达到45.9万个,占比46%;社会办医院数量达到2.1万个,占比63.5%。数量虽多,但基本上都集中在口腔、眼科、皮肤等专科领域,大型综合医疗机构少,有名的更少,这导致民营医院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存在感并不强。

 

尤其对老百姓来说,无论市场机制有多少优点,超级公立医院都是患者在死亡面前的最后选择。

 

而在追赶公立医院的路上,民营医院体系愈发力不从心。医疗是一个资本密集行业,投建一个大型综合医院,平均每张床位的投建成本已经在50万元甚至100万元以上,一个县级综合医院的投入就需要10亿元以上,这使得很多社会资本只能龟缩一隅投建专科医院。

 

中国社会办医的江湖中,一直有“四大”的说法:华润系(华润医疗+华润健康)、中信医疗健康产业集团、北大医疗产业集团和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这四大办医力量背后都是富可敌国的央企和大型民企,但面对动辄几十亿的投入,仍然力不从心,建树有限。

 

民营医疗体系发展的长期困境,并没有削弱市场机制派的持续努力。2019年6月12号,十个部委发布了《关于促进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各地要严格控制公立医院数量和规模,为社会办医留足发展空间。文件一出,一石激起千层浪。

 

但6个月后,似乎即将进入发展快车道的社会办医,以及可能被迎来“限制”的公立医院,突然遭遇了一场无法事先预知的疫情检阅。

 

 

 

05. 紧急动员:一场突如其来的检阅

 

 

 

 

在这场抗击疫情的战役中,大型公立三甲医院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湖北几乎所有的公立医院的医生,都冲在了抗击疫情的最前线,其中金银潭、协和、同济、中心医院等医疗机构的情形更是牵动无数中国人的心。在压力最大的1月底2月初,大量医生坚守岗位甚至在缺乏防护用品的情况下继续工作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

 

而在各省支援湖北的大调兵中,全国各地的公立“超级医院”们更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甚至出现了“东齐鲁、西华西,北协和、南湘雅”四大公立医院会师的情景。在支援湖北的几百只医疗队和4万多名医护人员中,大部分都来自军方和公立医院。

 

口罩下的检阅:十七年医改再复盘

 

民营医院并非没有参与抗疫。根据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统计[11],民营医疗机构先后有259个医疗队共计3984位医护人员前往湖北支援。但由于民营医院在学科设置上的短板(专科多,规模小,呼吸科配置几乎没有),他们发挥的作用跟公立医院无法相比。

 

毫无疑问,在这场口罩下的检阅中,公立医院是最令人敬佩和称赞的方阵。

 
医改这种宏观大命题,一人拍板已经很少见了,两派拉锯各自找论据说服决策层是常态。而公立医院们在地震、雪灾、疫情这种重大公共事件前的表现,会反过来会巩固和增强它们的支持力量。不难判断在这次疫情过后,对公立医院的“限制”恐怕会遇到诘问和反思。
重大的公共事件,一方面是几代人共同的国民记忆,一方面也是影响改革路线的外部因素。即使再完美的顶层设计,遇到诸如亚洲金融危机、SARS、汶川地震、动车事故这样的突发事件,也会调整甚至改道。多数行业的改革路线,其实就是这样一点点塑造出来的。
湖北几十万医护人员和全国4万多名支援前线的医生,都是这场抗疫中的英雄,他们向我们展示了令普通人动容的奉献精神。而在他们背后,全国更是有超过1000多万名医护人员。在老龄化即将袭来的现在,不管来自公立还是民营,他们都是中国最宝贵的资产
 
无论未来是什么样的政策导向,保护好他们,解决好他们的后顾之忧,才是有利于人民福祉的正确选择。
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请顺手点个”在看”吧~

口罩下的检阅:十七年医改再复盘

作者:李墨天

编辑:姚书恒/戴老板

数据:远川研究医药组

参考资料:

[1]. 大国医改,朱幼棣

[2].  病人住院67天花掉140万,医院称少收病人费用,新京报

[3].  医生过度治疗已成全社会风气,中国青年报

[4]. 聚焦医改十余年:政府派与市场派之争已久,中国新闻网

[5].  宿迁医改之路,中国卫生产业

[6]. 病有所医当问谁:医改系列评论,周其仁

[7]. 政道:仇和十年,包永辉/徐寿松

[8].  江苏宿迁首次回应卖光式医改,中国青年报

[9].  江苏省宿迁地区医改调研报告,李玲

[10]. 李玲:中国的医改这些年做了什么,新浪财经

[11].  编外的医者:非公医疗抗疫纪实,财新

[12]. 全国人民上协和:老百姓看病为什么非要上大医院,新华社

[13].  解密华西,桂克全

[14]. 华西往事,八点健闻

[15]. 卖掉协和将是新医改的失败,中国青年报

[16]. 石应康遗体告别,讣告称其使华西医院成为重症国家级诊疗中心,澎湃新闻

[17]. 公立医院扩张:一脚刹车一脚油门,财经

[18]. 中国医改评述,供给侧改革是关键,叶志敏

[19],人民日报红船观澜:常思责任莫顶“光环”,人民网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E0oRPFYQBU_oHALDUkr8M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