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COVID-19）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5月5日召开会议，分析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研究部署抓紧抓实疫情防控重点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其中有这些要点。

1、我们的防控方针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我们的防控政策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我们的防控措施是科学有效的。

2、我们打赢了武汉保卫战，也一定能够打赢大上海保卫战。

3、疫情的最终走向还存在很大不确定性，远没有到可以松口气、歇歇脚的时候。

4、我国是人口大国，老龄人口多，地区发展不平衡，医疗资源总量不足，放松防控势必造成大规模人群感染、出现大量重症和病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命安全、身体健康将受到严重影响。

5、坚决克服认识不足、准备不足、工作不足等问题，坚决克服轻视、无所谓、自以为是等思想。

6、坚决同一切歪曲、怀疑、否定我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作斗争。

7、要加快局部聚集性疫情处置，应检尽检、应隔尽隔、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协调联动核酸检测、流调、隔离转运和社区管控等重点环节，确保感染者和风险人群及时排查出、管控住。要加强防控能力建设，强化区域协防、省内统筹，把防控的人力物资备足备齐，做好疫情应对准备。

8、加大对病毒变异的研究和防范力度，不搞简单化、一刀切，同步做好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生活物资供应，保障好群众看病就医需求。

9、加强信息发布，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引导广大群众增强责任意识、自我防护意识，自觉承担防控责任和义务，落实个人、家庭等日常防护措施，推进加强免疫接种工作，筑牢群防群控防线。

10、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全面动员、全面部署，以时不我待的精神、分秒必争的行动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以下是全文。

原标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分析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

研究部署抓紧抓实疫情防控重点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新华社北京5月5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5月5日召开会议，分析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研究部署抓紧抓实疫情防控重点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会议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坚持动态清零，因时因势不断调整防控措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今年3月以来，经过全国上下勠力同心、并肩作战，我们经受住了武汉保卫战以来最为严峻的防控考验，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实践证明，我们的防控方针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我们的防控政策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我们的防控措施是科学有效的。我们打赢了武汉保卫战，也一定能够打赢大上海保卫战。

会议强调，目前全球疫情仍处于高位，病毒还在不断变异，疫情的最终走向还存在很大不确定性，远没有到可以松口气、歇歇脚的时候。我国是人口大国，老龄人口多，地区发展不平衡，医疗资源总量不足，放松防控势必造成大规模人群感染、出现大量重症和病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命安全、身体健康将受到严重影响。要深刻、完整、全面认识党中央确定的疫情防控方针政策，坚决克服认识不足、准备不足、工作不足等问题，坚决克服轻视、无所谓、自以为是等思想，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坚决同一切歪曲、怀疑、否定我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作斗争。

会议指出，坚持就是胜利。当前，疫情防控工作正处于“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关键时期和吃劲阶段，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定信心，深刻认识抗疫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充分发扬斗争精神，坚决筑牢疫情防控屏障，坚决巩固住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会议强调，要加快局部聚集性疫情处置，应检尽检、应隔尽隔、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协调联动核酸检测、流调、隔离转运和社区管控等重点环节，确保感染者和风险人群及时排查出、管控住。要加强防控能力建设，强化区域协防、省内统筹，把防控的人力物资备足备齐，做好疫情应对准备。要及时完善防控措施，加大对病毒变异的研究和防范力度，不搞简单化、一刀切，同步做好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生活物资供应，保障好群众看病就医需求。要从严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举措，外防输入要把人、物、环境同防要求贯彻到位，压实行业责任和单位责任。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打好人民战争，加强信息发布，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引导广大群众增强责任意识、自我防护意识，自觉承担防控责任和义务，落实个人、家庭等日常防护措施，推进加强免疫接种工作，筑牢群防群控防线。

会议指出，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方面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全面动员、全面部署，以时不我待的精神、分秒必争的行动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继续冲锋在前、顽强拼搏，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对在抗疫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先进事迹，要加以宣传报道，以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坚定信心、同舟共济、团结一心做好抗疫工作。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iVmE3MvVW2qbYmxALAhcYg

 

 

下面再聊聊疫情防控的事情。

 

本文写在2022年4月下旬北京疫情的初期。希望这波输入疫情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

 

 

Omicron之前的COVID-19世界

 

 

首先，再不厌其烦地提一下我国目前的防疫政策——“动态清零”。对此政策，很多人简单理解为“清零”——但对其核心要旨理解得并不准确和全面。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在2022年3月17日召开会议讨论疫情防控工作。总书记指出：

 

“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采取更加有效措施，努力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这里明确指出了，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不能是对立的关系，要减少疫情防控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我们不断分析过一个简单的道理，即大规模、长时间的隔离防控（所谓“封城”），搞一、两次可能还可以，搞多了，一定会对经济社会及人的心理产生巨大负面影响，没有一个国家/地区/社会能受得了。中国大陆以外地区大多最终选择“躺平”（早在Omicron出现之前就已躺平），并非政府不愿防控COVID-19，也不是看不见COVID-19会造成医疗资源挤兑、病死及一些更加长期的经济社会及公共健康负面效应，但如果手头的工具只有依赖单纯大规模的社交隔离及封控手段进行“硬清”的话，经济社会成本太高，肯定不可持续。

 

疫情以来，中国内地之所以没有“躺平”，还可以坚持“动态清零”，就是因为中国掌握了许多独特的核心能力——数字化的公共治理，360度网格化立体化的管理体系，全面的社会组织及动员能力，集体主义、家长主义、敬老等传统社会价值的协同作用，等等。这些能力，使得中国能够以相对最小化的代价防控疫情，平衡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在全球疫情爆发下，甚至使疫情防控成为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中国这套能力所依托的制度、社会、文化的组合，很多是中国独有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无法复制。

 

在探讨疫情防控政策时，人们总愿意诉诸伦理叙事，例如：人的生命的价值是不能用金钱和物质来简单评估和衡量的；保障最广大人民的生命安全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是真正指向公共利益的；尊老扶弱，保护弱势群体，也是人类社会文明性的表现，等等。这些价值观符合人们的道德直觉，相信很少人会加以反对。但在现实世界里，人们又是“理性”、和“务实”的，对一项公共政策长期合理性与合法性的评估，不可能不考量经济社会效益。

 

简单说来，大多数人会认为：疫情防控的“收益”（包括公共健康、伦理、社会收益等等）应当显著大于其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成本”）。

 

如果疫情防控体制的成本过高，经济社会发展承担的代价过大，人们就会认为疫情防控体系“得不偿失”，丧失了合理性与合法性，宁愿转而求其次，看看能不能换得经济社会的保障与发展。（这就是其他国家地区选择对COVID-19“躺平”/“共存”的原因。）

 

如果疫情防控体制的成本是总体可控的，经济社会发展良好，那么人们会认为疫情防控体制是合理的，可取的，哪怕短期会产生一些不便或代价，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也应该承担。

 

这也是把 疫情防控 与 经济社会发展 统筹、平衡好的重要性。最终，它关乎的是疫情防控体系的合理性乃至合法性问题。

 

 

Omicron之后的COVID-19世界

 

 

首先要指出，早在Omicron变种出现之前，绝大多数国家已经“躺平”了。另外，不要忘记，Omicron就是在这些国家里“发展”出来的。未来，病毒广泛传播之下，注定还会不断出现新的变种。

 

在Omicron出现之前，有些地方尚能坚持过去“清零”政策（典型如中国香港）。但在Omicron出现之后，在中国大陆以外，所谓“清零”与“共存”之争已实质终结：几乎所有的社会都不得不选择与Omicron“共存”。

 

今年，Omicron大量传至中国内地，给中国的防疫体系带来了空前的冲击。Omicron的特征是传播力极强，传播速度极快，传播范围极广。呼吸道传染病防控与消防一样：我们需要在火灾爆发的最初期即采取措施，扑灭火种。一旦火势蔓延，就会造成巨大损失。由于Omicron传播力非常强，能够迅速突破我们精心构建的防疫体系，导致爆发，甚至不可收拾，也就使得疫情局势失控的“临界值”变得特别的低：只要在最初若干天的窗口时间里未能采取有效措施阻断病毒的传播，导致了社区的爆发，甚至出现了跨区的扩散，积累了一定数量的感染者，就会使得后来“动态清零”的成本很高，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很大。治理者也因此而陷入很大的被动。

 

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认的是，Omicron构成了对中国内地COVID-19防疫体系的巨大挑战与冲击，甚至有可能冲击中国一直以来处理得比较好的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间的平衡关系。

 

许多因素会发生作用，负面影响人们对我国防疫体系的积极性。这里，还可以对相关因素再做一些分析、分解。

 

1.Omicron病毒自身特性所带来的社会撕裂——Omicron在个人健康与公共卫生安全之间是存在着极大的不对称性及不对等性。这个特性接着会带来“负面外部性”、“道德风险”、“搭便车”等经典问题，导致人群及社会的撕裂，社会动员及治理的失效。概念性的阐述，请参见上一篇（《【合集】撕裂人类的魔幻病毒》）

 

2.矛和盾的关系：对付Omicron，如果不升级我们的防疫体系，则疫情防控的经济社会代价肯定会提升。Omicron好比是“矛”，它本身是SARS-COV-2的“迭代发展”，我们的防疫体系好比是“盾”，如果还按照对付Omicron之前变种的老办法去应付，一定会被矛伤及，承担更高的经济社会代价。要对付矛，就得有升级的盾。这一条应该是很清楚的

3.防疫代价是真实的、自己的，收益却是理论上的、公共的：大多人都可以直观感受，并参与承担疫情防控所带来的成本，但却无法直观体会疫情防控带来的收益（没有“获得感”）。人们觉得，代价都是真实的，例如企业商家的生意受到影响；个人出行与生活遇到的不方便；学生不得不居家上网课，以及疫情管控、封控阶段带来的诸多限制，等等。而这些，往往又与人们的现实利益与经济社会发展有关。而此时，疫情防控带来的收益——防止病死、防治医疗资源挤兑等，却只限于“理论”和“数字”——我们说，中国的疫情防控在过去两年（pre-Omicron时代）避免了数十万、上百万人甚至更多人的病死，在未来（post-Omicron）也可以避免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人的死亡，但这些都是推演的数字。大多人认为这些数字与己无关。单凭理论推演，很难打动普通人。（但反过来说，如果没有这套防疫体系，出现了大规模的病死，并且死亡来到了自己的身边，人们就不会这么认为了）

4.大规模的封控清零可能会消耗甚至透支防疫抗疫意志。个别城市被Omicron突破，疫情爆发越过了临界值，而为了保有全国一盘棋，不得不进入大规模的封控状态，并且一旦疫情越过临界值，斗争就非一两周可以解决，需要相当的时间、定力、全民配合。过程中，一定会影响许多人的生活生计，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为了顾全大局，“硬清”是没有办法的事。但这样的举措肯定是有代价的，过程中肯定难免出现许多问题，最终使得人们疲惫不堪，进而透支防疫抗疫意志与热情，降低对防疫体系的支持度。应该说，一个地方如果是意外破防，搞个一两次的“硬清”，人们应该能够接受，但如果反复、持续、频繁地进行——比方说，经过十几周（甚至更长）的时间完成“清零”，如果很快又再陷入长时间的大规模封控，人们就很难承担了。这时，人们就会认为经济社会发展代价变得大于疫情防控收益。这其实也是大多国家在Omicron之前就被动放弃对抗、选择“共存”的原因

5.悖论之：疫情在一地爆发，如果最后发现后果并没有那么严重（即病死率很低），反而会消磨人们的意志。首先，病死率不高，本身的原因就是防疫抗疫体系的有效性：疫苗是有效的，并且得病者也得到了及时的救助和治疗。按说，应该是夸奖防疫体系才对。但大多数人的观感可能是：“这说明这个病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呀，就是大号流感么”（注：很多中国人无法分别“感冒”common cold与“流感”influenza）；“我打了疫苗，不是很安全么”。这时人们的关注和叙事会转变为：“比病毒更可怕的是对病毒的恐惧”；“不怕得病，就怕去方舱”。另外会集中关注防疫抗疫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导致的各种问题。例如，人们不太可能关注“躺平”、“共存”后可能导致的医疗资源挤兑及超额病死——因为那些都是理论上的，并没有真实发生，人们只会关注因为疫情防控而未能得到及时就诊所产生的医疗问题，将不满转化为对防疫体系本身的批评。总之，疫情爆发后，前期预防工作（疫苗接种）和对患者的救助治疗工作做得越好，疫情的公共卫生影响越小，人们反而越会认为疫情防控的收益要小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代价，越会认为防疫体系的好处并不那么明显，对防疫体系的支持度反而会下降。这是个经典悖论

6.地方“层层加码”问题会增加疫情防控的经济社会成本。目前，各地看到了Omicron的可怕性：疫情防控的阈值很低，一旦破防，再回过头来管控，成本就不可控了。所以，必须在源头上避免破防，不致使自己陷入更大的被动。这时，各地方的第一反应是：对原有的疫情防控系统（“盾”）进行加码，严加应对，甚至这种加码还有相互比较、学习、“内卷”的成分。请注意，这个“加码”，只是“加码”而已，更加的严格、严厉、严苛，但并非技术与体系上的迭代发展。各地会认为，与其在后来再补救，不如在早期就加码（网友语：“早封封一周，晚封封三月”）。确实，在防疫体系与逻辑不变的基础上，这样做，可以最小化Omicron疫情防控所产生的经济社会代价。但也要承认，从全社会来看，疫情防控的成本确实提高了，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平衡关系受到了影响。这有可能弱化人们对疫情防控体系合理性的认定

7.悖论之：疫苗接种的不断推广，反而又可能懈怠人们的防疫意志。要在未来逐步放开，我们就要确保大比例的人口（特别是老人）完成了三针疫苗的接种。悖论在于，在完成疫苗接种后，人们就认为自己“安全”了，防疫抗疫的斗志与积极性会下降，反而会成为Omicron的“代理人”，加入到制造“负面外部性”、“道德风险”及“搭便车”的行列里，弱化全社会联控联防的机制

8.悖论之：开展对Omicron的科学教育，反而有可能懈怠人们的防疫意志。中国的防疫体系要求全国一盘棋，各地联防联控，全社会机构与民众众志成城，共同参与。对病毒的重视是很重要的。而要重视一个病毒，首先就要看到它的危害性，不仅仅是对社会的危害性，也有对个人、对个人家庭的危害性。说白了，要团结人民一起防疫抗疫，对病毒没有一点点的恐惧与担心，人们是很难被团结起来的。这里出现了一个悖论，未来要逐步放开（例如采取地方试点的方式），对人们开展更多的教育是一个前提，例如Omicron已经“上呼吸道化”，不同于初代版本的“肺炎”；轻症（包括一定程度的发烧）在未来就需要居家观察了，不能到医院挤兑医疗资源，等等。可以想见，未来真的要放开，就要做系统的准备工作，让人们在医学上和心理上更加了解并“接受”Omicron，但一旦广泛宣传，人们的防疫意志就会发生懈怠，防疫体系也会因此软化、弱化。在一些教育水平较高、信息发达的城市，其实已经出现这样的情况，使民众配合“动态清零”的难度更高

9.国外的影响。这两天，Fauci宣布美国已经走出了COVID-19疫情（“out of the pandemic phase”）。大多人并不会关注美国因COVID-19已经死掉一百万人，以及大量的超额死亡——毕竟对一个中国人来说，那死掉的一百万美国人和自己是无关的，就是一个数字，很难找到情感联系。人们只会关注美国“走出来”的现状，那里看似已经恢复正常生活。并且，希望“共存”、“放开”的人们还会选择性的吸收信息，希望证明这些国家已经全然无事。当越来越多“踏着尸体走过来”的国家处在这种看似无事的状态，并进入彼此的大循环，就可能会动摇和懈怠部分国人的防疫抗疫的意志（“人们已经没事了，我们还这样”），将他们推到“动态清零”政策的另一面。另外，国外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中国从事直接投资或与中国开展贸易的外国企业也会评估中国的疫情防控政策：对于商业合作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之前，肯定是利大于弊的，中国疫情之后的迅速复苏，使得供应链被稳定在中国。但如果Omicron使得中国疫情防控体系不断加码，管控的频度、密度、广度不断增加，使得防疫成本开始高于其他国家，那么就有可能影响外国企业的评估，考虑将供应链逐步移出中国。这无疑会加大疫情防控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并进而动摇一些人对防疫的斗志与决心

10.悖论之：退出计划。不少观察者说：中国对COVID-19好像没有一个“退出计划”（exit plan）。所谓“退出计划”，就是如何在中国内地全域结束动态清零，与世界各地实现疫情之前的通航、循环与融合。这其实就是所谓的“终局”。终局可以有很多版本。比方说，中国可以研发出一种打败Omicron的无敌疫苗，真的实现“群体免疫”，然后全面放开，这是一种终局。抑或，中国达到了某种准备条件，开始有信心地逐步放开，从局部地方到全境。这也是一种终局。总之，这个终局，一定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自由通航。目前的情况是，民众不清楚“退出计划”是什么，例如，会不会放开？何时放开？如何放开？什么条件？等等。都不清楚。对未来的不清晰，会引发人们的焦虑。但悖论是：一旦正式宣布了“退出计划”（结束全域动态清零的路图），其产生的效果，可能并不是在奥运会马拉松比赛里跑进体育场冲刺最后的400米，而是有如决堤状，导致人们对防疫体系迅速懈怠，这样就很难组织起来完成最后的冲刺。所以，“退出计划”太晚说不好，但“太早说”也不妥

11.掌握舆论/舆情话语权的人往往是制度与政策的批评者。这些人往往受过较好的教育，能够获取国内外的多样信息，居于超一线高能级城市，有不错的收入（居于社会上中层至上层），能够获得较好的医疗资源，接种过疫苗，自认为自己和家人不会受到COVID-19的影响，比普罗大众（中国的中位数人群）更加善于写作或表达，在工作单位、同事及同学圈、线上线下的“朋友圈”里有一定的影响力，以及有一定的国际联系与交往需求。并且不特如此，他们可能对体制与政策有自己的看法，愿意择场合表达不同的意见及情绪，并在一些重点问题（例如COVID-19防疫）上聚合起来。这部分人的意见是很重要的，需要被聆听，但他们对舆论和舆情也是有很大的话语权的，甚至是超比例的话语权。因为他们既能说，也愿意说。请注意，这里所指的舆论、舆情，并不是官方媒体的若干文章或报道就能主导的，也不限于互联网平台，而是指的广义的公共空间：包括线上、线下，公开、半公开及私密朋友圈及团体里的表达、交流与讨论。批评者是可以发出声音的，而且声音很大，能够影响和带动舆论，形成对防疫政策的批评力量。

 

 

实事求是的说，Omicron之后的COVID-19疫情时代里，中国的防疫体系遇到了两年多以来最新也是最大的挑战与考验。一个体系能否持续下去，核心是要把握好、平衡好、统筹好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如果全国放开的条件暂不成熟，在未来一段时期内还需要坚持“动态清零”，那么就需要总结全国最佳实践，对现有的防疫体系做有针对性的优化、升级、迭代，使其能够大部消解Omicron所带来的防疫成本升级问题。

 

最重要的是，要千方百计地避免高能级城市再出现长时间的全域静态管理。

 

——既要在最早的时候发现疫情，切断病毒传播链条，避免社区爆发，避免出现大规模管控甚至封城的被动情况；

——又要做到最小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这就真正地要在瓷器店里抓老鼠了。需要的是真正的精准防控能力。既要有理念，也要有科技赋能，还要有管理手段和动员能力。对治理是个大考。

 

最终，只要大多人的朴素看法是：疫情防控体系的成本/代价可控，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有限，那就能够坚持下去。这个“坚持”，指的是大多数人都能积极投身进来，而不是消极配合。

 

但同时，中国也不能浪费时间，必须为未来的政策演进与迭代做好准备。

 

（全文结束）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xjubj8WUoMpuTBVmEBRzVw

一位75岁的老人，在尚未死亡的情况下，要被转运去殡仪馆。

如果不是殡仪馆工作人员发现老人还有生命迹象，将老人“退”回去，他很可能被活着火化。

这样的事情，发生在5月1号的上海。这家骇人听闻的养老院，叫做新长征福利院。

调查组进驻十几小时后，该事件的责任人，从普陀区民政局领导到福利院院长，都被立案或免职。

蚝腩注意到，福利院的法人代表刘颖骅，并没有更多消息。

新长征福利院是非营利机构，也是一个医养集团的一部分。疫情面前，这两种体制的组织都面临着巨大挑战。

1

刘颖骅早年的经商之路，可以说是劣迹斑斑。

1999年，刘颖骅跟着家人刘颖冰进入医疗器械领域。十年里面，刘颖骅自己已经拥有了两家医疗器械公司——上海天玑星诚和上海加诚生物科技。

他的第一桶金，赚的并不干净。

蚝腩查到，2008年至2010年期间，为了获得上海市肺科医院的订单，刘颖骅以天玑星诚公司名义，向时任上海肺科医院检验科乐军行贿12万元。法院查明，刘颖骅从这一单中赚取了24万。

2011年，刘颖骅旗下两家医疗器械公司都被上海市卫生局拉入了黑名单，理由是：

商业贿赂不良记录。

卫生局要求全上海医疗采购单位，两年内不得接收这两家公司的投标书。后来，这两家公司先后注销。

刘颖骅并不气馁，他转头又成立了一家船新的公司，继续做医疗器械生意。

2012年，刘颖骅和刘柱成立了上海弈迦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虽然名称为“网络技术”，但弈迦主要销售的是医疗器械，其客户遍及上海医疗系统，包括长海医院、瑞金医院、闵行区中心医院、奉贤区政府、上海市儿童医院等等。

刘颖骅的这些医疗器械公司，合作伙伴都是同一个：

刘柱。

刘柱是上海民营养老院的开拓者之一，根据公开信息，刘柱原本是申新九厂的一名厂医。2001年，他联合厂里其他4名厂医，把申新九厂改造成了一家养老院——“申新敬老院”。

这是上海首家用职工闲置宿舍改造的养老院，入住人数超过1000人。媒体将其称为：

沪上创新养老机构的先行者。

在刘柱的带路之下，刘颖骅进入了一个新的行业：

养老院。

2

2011年，国务院首次提出了养老机构可以施行“公建民营”。

所谓公建民营，就是指由政府建设，通过外包给社会第三方机构运营。性质为民办非盈利，其收费由政府划定，每年政府也会给予一定的补贴。

这些机构主要收容一些高龄、有基础病、无子无女、失能残障的老年人。

2013年，国务院再次发文，要求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民政部也下发文件：

明确推行养老机构“公建民营”。

也是在这一年，刘柱和刘颖骅合伙成立了上海颐佳苑医养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两人分别占比54%和46%。

上海颐佳苑医养的扩张之路很顺利。一年之后，这家公司就拿下了静安区乐宁养老院和桃浦镇第一养老院的运营权。

乐宁养老院由静工集团建设，然后整体租赁给了江宁街道办事处。江宁街道再将其外包给了上海颐佳苑；

桃浦镇第一养老院则是普陀区规模最大的养老院，也是普陀区的市属试点项目，是由一家酒店改建的，2016年竣工之后，正式由颐佳苑运营。

显然，上海颐佳苑医养的出现，能够大大减轻街道和区的压力。乘着政策的东风，刘颖骅又拿下了多家养老机构的运营权。

2017年左右，原本是公建公办的新长征福利院，也被普陀区转交到了上海颐佳苑手中。

根据公开资料统计，上海颐佳苑至少有八家养老院，共计1200个床位。

3

对于上海的区、镇、街道来说，养老院是一个很重的负担。

以新长征福利院为例，在移交给刘颖骅的上海颐佳苑之前，200个床位基本上可以住满，老人的平均年龄80岁以上，最大的年龄98岁，有十多位老人常年瘫痪在床。

除了平时的运营支出，改造和升级也要钱。2012年，长征镇政府拨款1000多万元，对新长征福利院进行全面改造。

上海颐佳苑接手之后，新长征福利院依然被普陀区看作“保基本养老机构”，其收费一直受到强监管。

2020年的公示信息现实，其两人间的床位费是2000元/人/月，三人间到六人间分别为1650元、1400元和1250元；护理费则根据护理等级不同，从1400元到1900元不等。

而且，其收费项目不得随意涨价。从2017年到2020年，新长征福利院公示过两次调价，都需要上级部门审核批准，每次的涨价幅度，也不多100元左右。

以其最大载荷200人，每月收费最高限价4000元来算，新长征福利院的月营收理论最大值为80万，每年为：

960万元。

而且政府的补贴也大大减少，根据普陀区公示，非营利性养老机构的扶持资金是“以奖代补”的形式发放的。

2019年新长征福利院申请的财政补助为54000元。

4

众所周知，养老机构其实是一个利润很薄的行业。否则，政府也不需要发文鼓励社会资本进入。

而刘颖骅也并不甘心只做养老院，而是以养老院为中心拓展生意版图。到2020年，刘颖骅的生意转型已经基本形成，主要包含三大业务：

养老、养老衍生服务、医疗器械和系统销售。

医疗器械销售是他一直以来的主业。做养老院后，获得了新的活力。比如几年前，新长征福利院所在的长征镇，和刘颖骅的颐佳苑共同打造了一个信息化平台，是一个融合了医生、护理和管理的智慧平台，可以及时了解老人的情况和需求，监督管理医护的工作。

而中标该平台的，是弈迦网络科技，刘颖骅的公司。相信这和他在长征镇所做的养老事业，不可能毫无关系。

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到，养老只是刘颖骅生意的起点。

事实上，刘颖骅非常有平台思维，在不断向养老产业的上下游产业。

2020年，刘颖骅和刘柱的芃颐培训中心得到了上海人社部门的审批通过。该机构主要培训养老护理人员，可以取得国家承认的资格证，并且享受补贴，退还80%的学费。

刘颖骅和刘柱能获得这样的支持，显然与他们的养老院事业分不开。

5

巧合的是，因新长征福利院事件被处罚的五人中，普陀区民政局养老科科长名叫：

刘颖华。

刘颖骅和刘颖华，连读音都相同。在一款工商资料查询网页的百度快照甚至显示，他们是同一个人。

爱企查里“上海弈迦网络科技”的百度快照

刘颖华2019年被任命为民政局养老科副主任科员，一年之后，就被拟任为副科长。短短一个月后，刘颖华晋升科长。直到昨天被免职。

刘颖华和刘颖骅到底是不是一个人？普陀区民政局养老服务科的工作人员明确告诉我：

两者不是同一个人。

根据公务员法，公务员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

希望这确实是一个巧合。

6

与早年间以行贿推动销售的斑斑劣迹不同，刘颖骅的养老事业在政策支持和自身的努力下，正春风得意。

直到遭遇疫情，直到新长征福利院的恶性事件被摄像机记录下来。

刘颖骅这样的商人，是社会资本进入养老行业的典范，也是上海市所鼓励的。他们所做的工作，为很多老人及家属解决了问题，为缓解上海的老龄化难题做出了贡献。

我们不希望“公建民营”的探索因为新长征福利院的恶性事件而受阻，更不希望养老行业因此而疏远资本。事实证明，资本的进入对养老行业是一件好事；单凭政府治理建设养老院，成本是整个社会都无法承受的。

上海养老难题是一目了然的。这是中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城市，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上海60岁及以上人口为581.55万人，占全部常住人口的23.4%，比2010年提高了8.3个百分点，独居老年人数超过30万。

相比其他也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城市，上海已经在养老产业上探索了很多。2020年，上海的机构养老共有729家，有16万张床位。16万，只是上海60岁以上人口数的：

3%。

每100个老人，只有3个床位。没100个老人，只有1.5个能获得政府补贴。刘颖骅做的养老院，以及向上下游的探索，是有意义的。

上海疫情之中，曾有新长征福利院的员工发声称，他们院有人感染，医疗资源短缺，人手也不足：

院长已经亲自照顾阳性老人了。

护工短缺，人手不足，并不能完全归咎到刘颖骅头上。这次被疫情击穿的，不止新长征福利院。

早在刘颖骅接手福利院前几年，时任院长就多次在媒体上哭诉，面临着人手不足的困境。

只是，困境被疫情放大到令人潸然泪下的地步。

根据公开信息，老人从裹尸袋中救出来之后，经过一天的治疗，生命体征就已经恢复了平稳。可见老人当时患的，并不是什么严重的疾病。但新长征福利院的医生，却没有检查出来。

荒谬绝伦的事件背后，更重要的是，过去的一个月，新长征福利院到底面临着怎样的艰难，也许只能等待调查的结果了。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FX3L-V5pmNVrlwdwZbcdv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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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雷斯林

来源：为你写一个故事（ID：raistlin2017）

01

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这个视频：

我估计视频很快就会看不到，所以还是大概描述一下。

视频拍摄于上海普陀区一家养老院的门口，门口停着一辆车：

然后有一个男声在解说：

“养老院在瞎搞，活人装上去，和殡仪馆说死掉了。”

“两个殡仪馆的工人说：没死！没死！还在动！”

“哎哟真是的，世界上有这个事情。”

伴随着解说，视频里穿着蓝衣服的工作人员把装着人的黄袋子拉开，然后一边走远一边说：

“活的，活的。”

“活的看到吧，活的。”

发现老人真的还有气息后，穿着白衣服的工作人员居然试图再把老人盖住，被蓝衣工作人员喝止：

“不要再盖上TA了，活的看到了吗？”

最后经过商量，他们把老人又带回了养老院内：

这事因为过于离谱而被很多网友认为是在造谣，可惜并不是。

现在已经有多家媒体证实这件事，说老人现在已经被转运至医院救治，生命体征趋稳。

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只凭看的就发现老人没死，还在动。

送到医院，没多久老人就生命体征趋稳。

然而在养老院，就是有人判断出老人已经去世，还把有生命体征的老人送去了殡仪馆。

除了魔幻，我不知道该说啥才好。

02

查阅相关流程，多家养老院都表示发现老人自然死亡，要有一套处理程序。

有的养老院说他们无法宣布老人死亡，必须打120急救，由专业人士宣布死亡。而他们做的是通知家属，由家属决定丧葬事宜。

而火葬场要有死亡证明才能开火化证。

还有经历过的网友表示，现在哪怕是人凉了，急救和心电图也必须上，还要视频。

本来这套流程里有很多程序，防止把活人送去殡仪馆的事情。然而在视频里这件事里，仿佛这些程序都不存在了。

这中间到底哪一步出错了？

是因为现在上海医疗系统处于超负荷的状态，所以叫不来救护车？

是因为养老院的工作人员自作聪明，觉得不需要再有什么程序，所以把这一切都跳过了？

现在是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发现异常给送回来了，但如果他们没发现呢？

真火化了死无对证，那可能除了老人自己，再也没人知道出了这么大一个纰漏了。

有一个理论是，当你发现房子里有一只蟑螂的时候，屋子里可能已经有一窝蟑螂了。

同理，现在是恰好有人把这件事给拍下来发到网上，引起了渲染大波，那会不会之前已经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了，但没有人拍到所以我们都不知道？

反正新闻里说是有的：

让人细思恐极。

03

看完新闻，想到看过半佛的一篇文章，说即使在月费两三万的高级养老院里，老人也分为几个级别：

之前香港也有过一个纪录片，记者去香港某老人院体验生活，发现没有子女的老人经常会被欺负，一直被用约束带绑在椅子上，生活很不幸福。

倒也不是说每个孩子都是孝子，真是大孝子一般也不会把老人送去养老院住了。子女也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忙，不可能对老人时时照料。

但子女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震慑。

尤其是定期去养老院看望老人的子女，如果老人受欺负了，子女会去找护工麻烦，于是护工就不敢太怠慢老人。说到底，在我们行将就木快要入土的时候，养老院和护工不是为了老人负责，而是为了老人的孩子负责。

养儿能不能防老谁都说不准，但养子女总是能防止别人吃绝户的。血是不是浓于水不重要，只要大多数人觉得“血浓于水”，血缘关系始终是我们生活里最近的关系之一。

而且话又说回来，除去新闻里那些超级大孝子和极端不孝的败类，其实看看身边，大部分人对自己父母都不会差到哪里去。

比如我爷爷奶奶有四个孩子，我们四家人轮流照顾老人。一家有事要忙的时候其他几家会派人顶上，所以爷爷奶奶至今90多岁了，每天都说自己过得很快乐。

虽然我们都说年轻时要用力搞钱，只要搞到了钱就会有一个快乐的晚年。

但其实大部分人想尽了办法也搞不到钱，而且一个有钱的孤寡老人在别人眼里就是待宰的肥羊。

看多了孤寡老人被欺负的新闻，身边有独身主义的朋友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晚年。

有的人开始担忧，表示就算没有孩子，也至少应该有值得信任的人互相照顾。

也有人比较乐观，认为自己还有很多年可以活，真到了自己生活不能自理的状态，可能人已经可以把意识上传到计算机里实现永生了。

但无论我们做什么选择，最后都会要承担一定的后果，只要想清楚了，其实就没什么可怕的。

最后，还是希望普陀区可以尽快把这件事查明，讲清楚这样的事为什么会发生，相关人员要负什么责任，以及以后如何杜绝类似的事情。

毕竟这个故事实在太让人恐惧，也太让人愤怒了。

-END-

本文作者雷斯林，他之前有个同名公众号被封了，欢迎关注他的新号“为你写一个故事”。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iymVImTSl5BtOBCwOuuBuw

作者：叶立华

来源：立华说pro（ID：gh_b9cfbb99b67f）

立华我讲同济大学的物资是正常的，我没有任何同济大学的物资是正确的意思。

 

一件事情存在，他就合理，但他不一定正确。

 

上海这次能出来这样那样的事情，不是说这样那样的事情全都是有人有意为之，流调慢我们可以说是有意为之，但是物资采购都是有意为之，这个事情说不过去。

 

没有人有那么大的能量把散装的上海各个区和各个社区中存在采买统一起来，如果能统一起来，天底下那里会有贪污腐败呢？

 

有人能把人统一起来使坏，就意味着我们能把全国都统一起来谋复兴，毕竟不存在为什么上海本级有人能，我们确不能的道理，他们能是因为他们有级别，我们这里级别更高，为什么我们不能？

 

行政从来不是个级别高就能说了算的问题，但凡哪怕是企业里面当过领导，也能知道领导的想法不一定能全部落实下去。

 

如果到这里不能理解，我建议下面的就不要看了，浪费您宝贵的时间。直接取关，退学。

 

同济大学暴露出的问题绝对不是校领导故意为了赚钱故意让人去买的。校领导难道不知道舆论闹大了对前途不好嘛？

 

他当然知道，但是他控制不了采买的人。

 

他主要是控制不了市场。

 

上海有38所本科以上院校，26所专科以下院校，总共64所学校在封控，一个学校一个后勤，有的学校还把后勤承包给了多个集团。

 

也就是说市面上有大概100多家负责上海不同院校的食堂采购在一起采买物资。市场是均衡的，有买方就有卖方，上海的食品供应市场也有不同的供应商。

 

金龙鱼肯定在食用油的市场里，无牌或者套牌油也在，粮油批发市场有不同的档次，副食品当然也是。

 

这不是临时生产的，而是一直在。

 

在没有疫情的时候，粮油批发市场不同档次的供货商面对的买方是高度分散的，就算住在汤臣的小区或者仁恒的小区，买油一次也不会买超过10瓶，因为自家用一瓶，丈母娘用一瓶，自己家用一瓶，顶多就是3瓶。

 

不超过10瓶的零碎进货量，个人是绝对不会买到劣质货的。

 

个人买家在商家的眼里，销售额小还事情多，容易投诉，所以个人买家来了能买到的只有好油。不好的油给谁？当然是给集团采买的人。比如饭店或者做外卖的小饭店，买油的量就要大一些，一家人一个月吃的油，人家一中午就用完了。

 

但是人家不会闲的没事，上午买一瓶，中午用完了，用完后下午买一瓶，晚上用完了。

 

人家一定会集中采买，这时就面临一个采买的问题，是一次性都买好油，还是好的买一部分，以次充好的油买一部分？

 

当然是选择好的不好的一起买。这样还能降低成本，两种油混合着使用，降低了售价，顾客吃了都说物美价廉。

 

学校的采买在平时可以都买到好油，因为学校的采买在商家的眼里属于更难办的买家，学生的事情比成家的人多的去了，不卖最好的给学校，很容易以后没得做生意。

 

但是疫情一来，事情就不一样了。

 

零碎的买家组织了起来，组织了一个叫做团购的形式买东西，一下子就把平时所有的采买量堆在一起拿出来了。这下子供应商傻眼了，好油和坏油都是慢慢补充的，但是销售集中了起来，一开始只能全给小区卖好的。

 

给小区买走的好货走了一批，这时候同济大学食堂的采买上门了。

 

卖还是不卖？

 

不卖吧，学生们要挨饿，学生们挨饿了指不定干出什么事来。

 

卖吧，真的没多少好的了。但是学生们的量就在这里摆着，只能买点有问题的回去。毕竟好东西都让小区买走了，同济的校长也不知道自己的采买在动手的时候已经晚了，现在的选择不是吃好的和吃坏的问题。

 

是有的吃和没得吃的问题。

 

于是最后就出了问题，沙子也有，虫子也有，坏猪肉也有，坏米面也有。

 

这个东西暴露了什么问题？只能说暴露了同济大学的食堂平时爱囤货的问题，疫情开始都两个月了，你们第一次出去采买，全然不知道已经变天了。

 

你平时屯那么多东西做什么？

 

说明了什么？说明平时同济大学的食堂里面就有两个月的储备粮。这得有多不信任上海市的保障力度才能做出来屯两个月食物的事情。

 

很明显，同济大学的领导还是把世界想的太美好了，两个月怎么够？少了，屯的少了。

 

上海的居民就更要好好想一想了。

 

这些东西平时是卖给谁的？最后是谁吃了？是不是好的坏的混在一起让某些人吃了？这个某些人里有没有自己？

 

要好好想想。

 

食品安全，是中国的大问题，这个问题，难道只有上海有吗？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b-YW9CTfuL3LA311x8wbH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