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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Cry！副市长听内幕炒股巨亏超千万，更受贿被判14年！网友：A股割韭菜，谁都不惯着！
中国股市专治各种不服
中国基金报 泰勒
今天基金君看到一则中纪委的消息，被笑哭了。
浙江省丽水市的原副市长，叫做林康。很喜欢炒股，甚至可以说是痴迷了，结果怎么着？他想着一夜暴富，听了一些内幕消息，重仓杀入，最后股票跌惨了，还亏了上千万！
11月22日，因犯受贿罪，林康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万元；对其受贿所得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而网友有个评论很经典：A股割韭菜，还管你是谁？
基金君带你看看来龙去脉。
丽水原副市长林康听内部消息炒股被套
浮亏超千万
据中纪委消息，林康出生于一个干部家庭，由于历史原因，他少年时期吃了不少苦。那段吃饱穿暖都成奢求的日子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2001年，林康调到松阳县工作，先后任常务副县长、副书记、县长等职，历时10年8个月。这个时期，丽水市民间投资开始活跃，各种投资集资渠道不断出现。身处其中，加上儿时苦难记忆不时翻涌，林康的思想认识发生了转变，陷入迷茫和困惑。
他认为社会趋利逐利、自私自我，慢慢地认同“人性本私，是利己动物，是以利益为重心的，人与人的交往就是赤裸裸的利益关系”等庸俗化的价值观，彻底迷失了方向，也产生了“积累资本”，为自己的晚年生活、为儿子的将来多聚点财富等想法。
在松阳县的近11年，林康追求财富的愿望是迫切的、手段是多样的，最终财富是积累了，但其私心贪欲也被激活并不断膨胀起来。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林康开始炒股。
刚炒股时，林康资金量不大，基本属于“小搞搞”。真正进行较大投入是在2011年底，他任景宁县委书记以后。
在景宁，林康结识了一名“新朋友”——某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齐某某。根据法院判决，林康受贿总金额中约四分之三都来自这位“朋友”。齐某某不仅激起了林康的强烈敛财欲望，还为他炒股提供了大额资金来源。
经统计，2013年上半年，林康以购房为名向齐某某提出借钱，齐某某很快打了300万元到林康的小姨子、儿子、远房亲戚的账户。
2015年，齐某某以林康帮助过的房地产项目利润可观为由再次送给他300万元。
2017年8月，齐某某又到林康家中给他送上400万元。
据中纪委，这些年来，林康敛财最直接的原因和动力就是炒股。他一有余钱就往股市投，他的违纪违法所得基本都进了股市。除了利用自有资金炒股，他还向老板借资炒股，曾向商人吴某某借资1000万元，用了半个月，还向纪某某借钱2000万元，用了5个月。早些年，他谨慎操作，盈亏基本持平。但到了2017年底和2018年，林康听信了几个所谓的“内部消息”，轻信买入，一买就被套，被套又想翻身，然后越陷越深。
2018年上半年的一天，盯着手中那几只跌得不成形的股票，林康愁云满面。押上全部身家、承载着他一夜暴富梦想的这几只股票，此刻却让他揪心不已。
“唉！真不该听信所谓的‘内部消息’！”林康犹豫了一会儿，终于还是拨通了那个熟悉的号码：“老齐啊，遇上急事了，我那几只股票跌惨了，你能不能给我解个困……”
这通电话后不久，林康就收到了某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齐某某通过各种方式分批送来的1000万元。此时的林康已经被“翻盘”的欲望烧红了眼，继续不断买入，直至满仓持股，俨然赌徒心态。
被套住的不只是股票，还有他奋斗大半辈子的人生。
“如今我的几个账户资金被套达30%，账面浮亏超千万元。我这几年集资和受贿收入基本都投在股市里，接下来违纪违法收入上缴，正当收入又几乎亏净。这几年的瞎折腾最后是人财两空，唯一‘赚’的就是接下来的牢狱之灾。真是悔不当初啊！”被留置期间，林康给自己算起了“经济账”。
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
2019年11月22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林康犯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万元；对其受贿所得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法院审理查明：2008年至2016年，被告人林康利用担任松阳县人民政府县长、中共景宁畲族自治县县委书记等职务之便，为有关单位及个人在房地产开发、工程承接、土地拆迁补偿等事项上谋取利益。2005年至2018年，被告人林康多次收受上述单位及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196万余元。
据林康的忏悔书，林康第一次收受齐某某300万元贿赂时，“取舍艰难，不拿失落，想拿又怕烫手”，怀着复杂的心情收下。当齐某某表示某广场项目要是赚了，送他4000万元时，他直言不要那么多，有2000万元养老就够了，最终双方“各退一步”在3000万元上达成共识。但事后他又害怕了，毕竟这笔钱金额太大了。想到马上就要到人大工作，接着就面临退休，船到码头车到站，收了这笔资金如侥幸过关，晚年就能衣食无忧，于是他把心一横，收下了。
林康每次纠结的结果总是贪欲占了上风。“他受贿自有一套逻辑。”办案人员称，林康认为这些项目都是公开公平竞争的，自己没有为投资者输送利益，没有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在项目建设中自己也是为投资者做了应有服务的。就这样，他一边不安害怕，一边使劲说服自己，从顾虑重重、战战兢兢，发展到后来肆无忌惮，在违法乱纪的道路上越滑越远。
“越是不安，他的行为越谨慎。我们在调查时，光是理清每笔交易就花了很长时间。”办案人员介绍道，林康用多个亲戚的名字，在多家银行开户，手里至少握有十几张银行卡，还经常要求现金交易。
网友评论亮了
6月被双开
6月17日，丽水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林康（副厅级）涉嫌受贿罪一案，由浙江省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审查，6月14日，浙江省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林康决定逮捕。
经查，林康丧失理想信念，毫无党性原则，为掩盖其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多次与他人串供，转移、藏匿涉案物品，对抗组织审查；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贵重礼品；
隐瞒不报以他人名义持有巨额股票等事项，在谈话函询时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
沉迷炒股并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巨额钱款，长期违规从事营利活动；
经济上贪婪，利用职务便利为私营企业主谋取利益，肆无忌惮进行权钱交易，收受巨额财物。
林康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情节严重，性质恶劣，应予严肃处理。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共浙江省委批准，中共浙江省纪委、浙江省监察委员会决定给予林康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免去林康第四届丽水市委委员职务，终止其丽水市第四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林康违纪违法所得；将林康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
据公开履历，林康1962年10月出生，浙江青田人，此前一直在丽水任职。
他早年当过新华书店发行员、学校团总支副书记，1984年起从事秘书工作，担任过原丽水地区文化局办公室秘书、原丽水地区行署办公室秘书科科长、后任丽水市招商局副局长。
2001年起，林康先后在丽水下辖的松阳县、景宁畲族自治县任职，担任过松阳县长、景宁畲族自治县委书记，2016年3月升任丽水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半年后卸任景宁畲族自治县委书记，2017年4月转任丽水副市长，直至去年12月落马。
林康简历
林康，男，汉族，1962年10月出生，浙江青田人， 1980年12月参加工作，1984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职大学学历。
1997.12-2005.09 历任丽水地区（市）协作办党组成员、副主任、招商局副局长，松阳县委常委、副县长，松阳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2005.09-2011.11 任松阳县委副书记、代县长、县长；
2011.11-2016.03 任景宁畲族自治县委书记
2016.03-2016.11 任丽水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景宁畲族自治县委书记
2016.11-2017.04 任丽水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2017.04-2019.02 任丽水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
2018.12-2019.06 接受纪律审查、监察调查
2019.06 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已有多位“股神”副省长落马
4月23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贵州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王晓光受贿、贪污、内幕交易案，对王晓光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万元；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以内幕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亿七千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亿七千三百五十万元。
2009年8月至2016年2月，被告人王晓光利用其职务便利、工作关系知悉或从他人处非法获取的内幕信息，直接或指使其亲属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买入相关股票，累计成交金额共计人民币4.95亿元，盈利共计人民币1.63亿元。
2月22日，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安徽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周春雨受贿、隐瞒境外存款、滥用职权、内幕交易案。周春雨作为股票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买入相关股票，累计买入金额人民币2.7亿余元，非法获利人民币3.5亿余元。他被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61亿元。
还有一位是安徽省原副省长陈树隆，4月3日，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陈树隆受贿、滥用职权、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一案，陈树隆被判无期徒刑，并处以1.7亿罚金。据检方调查，他受贿、国家损失、内幕交易非法获利等涉案金额共计约33亿元。
7天酒店的倒闭，是从旅客自带床上四件套开始的
7天酒店正在迎来一批闭店潮。/图虫创意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新周刊（ID：new-weekly）
作者：王中中
正在消失的7天们，或许值得惋惜，但并没有什么可同情的。
穷学生和年轻社畜，大概都对7天连锁酒店不陌生。随处可见的和柠檬黄色的鲜明外观，对于路痴来说7天甚至还能当地标。
前段时间，家住广州的施咏约了闲鱼买家在公司附近的地铁站面交演唱会门票。
对方是第一次来，施咏就跟她说：“地铁站出口往前走几十米，那里有一间7天，在那等我就好。”
结果对方说哪里有7天啊，她没看见。施咏才发现那间7天居然无声无息关门了。
7天在酒店界的存在感越来越弱了。
关门大吉的7天，渐渐退出城市的街景。/ 中新经纬
据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发布的三季报显示，2019年前三季度，7天系列酒店在全国总数为2229家，较去年减少97家。
另据2018年财报显示，2018年7天系列酒店为2326家，较2017年减少142家。
不到两年的时间内，7天系列酒店共关闭239家门店。
曾几何时，7天连锁酒店堪称是中国快捷连锁酒店之王。成立于2005年的7天酒店，打破了国内传统酒店要么高价要么低质的桎梏，是经济型酒店的先行者。
当年的7天酒店甚至还是酒店中的时尚达人，早在十多年前就开始推崇“极简主义”。用一大片柠黄和天空蓝的小清新色调占领了城市的大街小巷。
只不过现在小清新快捷酒店的“青春饭”似乎也吃到了尽头，还变馊了。
以7天为代表的快捷酒店，“7天们”究竟怎么了？/ 财新网微博
据澎湃视频报道，近日，有顾客入住河南郑州一家7天连锁酒店，准备休息时发现床单上有他人头发，还有疑似呕吐物，顾客质疑该酒店并未更换床单。
清洁人员称“头发是清洗时没注意粘上的，床单被罩上有污渍，可能是运输中碰到的。”
正在消失的7天们，或许值得惋惜，但并没有什么可同情的。
01
住完酒店，我只想给自己全身消毒
事实上这并不是7天酒店第一次被曝卫生问题。
早在2018年12月底，就有视频曝光过7天等连锁酒店床单“暴力蒸白”的黑幕；
今年2月，铂涛酒店集团旗下的丽枫和7天连锁酒店又被消费者指出存在用客房毛巾擦拭马桶等现象；
5月，深圳市卫生监督部门集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在卫生信誉等级评定复审工作中，7天等酒店被予以“降级”。
屡屡发生的“卫生门”事件，如果真要细数，能把大部分的中国酒店都装进门里去。
厦门如家酒店的新闻报道。/ 星视频
5月11日，一名游客入住厦门明发商业广场如家派柏·云酒店，当其掀开床单时，发现床单不换洗，并且有大片尿迹，到处是曲卷毛发，十分恶心。
这位游客称，当天晚上酒店不退钱，只好去其他品牌酒店入住。
换酒店就能解决这位游客的问题吗？测评博主爱生活的马克君花费了800多块告诉大家，“恕我直言，国内的快捷酒店都是渣渣。”
就在2017年的七夕前两天，他自掏腰包分别入住了7家快捷酒店，包括如家、汉庭、7天、布丁、假日之星、速8、莫泰。
测评的7家快捷酒店里，7天是表现最正常的一家。“这并不是夸奖，它只是表现了快捷酒店本来就应该有的样子。”爱生活的马克君在文章里强调。
而这家“好评度”最高的7天，房间的枕头被褥床单里依然有毛发和不明污迹，甚至连床单都是破的。
对于经济型酒店屡次出现“卫生门”事件，有网友表达不同观点。比如网友银城武说快捷酒店要求不要太高。
“卫生是最首要也最基本的诉求。”/ 爱生活的马克君微博
简单来说，你只要花费个99元，甚至69元的价格，就能够享受到一晚“豪华版招待所”，还要啥自行车呢？
按此思路推断，难道去餐厅吃饭吃到蟑螂也要觉得是在所难免吗？无论价格高低，干净卫生是住宿行业最起码的要求。
但哪怕是高级酒店品牌，也不能为基本的“干净”二字背书。
2018年11月，微博大V @花总丢了金箍棒发布的《杯子的秘密》视频引爆了各大社交平台。
视频中，五星酒店的服务员用浴巾和方巾擦洗手台，用同一块抹布既擦马桶又擦杯子……四季、喜来登、香格里拉等酒店品牌均未幸免。
在“不干净”这个老问题上，不管是快捷还是五星，床单和马桶的“秘密”都相继上演过。卫生门内，国内的酒店同行们都是“难兄难弟”。
有“自暴自弃”的人甚至选择开始自力更生，身为社畜出差住酒店无可避免，于是把床上用品4件套列入了住酒店必带行李清单里。
什么时候开始，住酒店跟搬家没区别了？/ 《和平饭店》截图
为了安全健康地住酒店，我们不得不自带床单被罩漱口杯、浴缸罩消毒液热水壶，现在还要自备牙刷梳子剃须刀。
假以时日，带上帐篷住酒店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吧。
02
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
本世纪初，酒店业最热门的话题还是经济连锁型酒店的爆发式增长。
2005年到2016年，中国的经济型连锁酒店从500家扩张到22000家，翻了足足44倍。
截止2015年底，全国经济型酒店客房数量突破186万间，在整个酒店市场占比接近60%。
从汉庭到如家，从7天到锦江之星，标准化的房间、平易近人的价格以及便捷的加盟形式，让这些连锁品牌开始迅速取代传统的招待所和小旅馆，遍布大江南北。
遍地开花的快捷酒店，是每个城市人的指路灯。/ unsplash
曾经随处可见的经济型酒店霸主，在全国大小城市遍地开花。可如今，短短两年时间，酒店的格局发生了悄然变化。
2019年4月4日，7天酒店创始人郑南雁在微博写道：“2019，从头开始。有关酒店的问题和投诉，不要再在这里发问，请去问行业专家。”
他的离开似乎预示快捷酒店发展的落幕。为什么曾经大火的经济连锁酒店被时代摒弃？
中国饭店协会联合盈蝶咨询发布的《2019中国酒店连锁发展与投资报告》显示，截止2019年1月1日，外资酒店品牌OYO门店数为5656家，远超如家、汉庭及7天连锁酒店。
不收加盟费的OYO酒店带着一众单体廉价酒店，头顶“小旅馆之友”光环火速占领了三四线城市的酒店市场。
而各大在线旅游平台开拓民宿领域，传统连锁酒店的市场份额将不断被挤占，特别是对经济型连锁酒店的冲击更大。
大本营在一二线城市的经济型连锁酒店失去了在下沉市场的先机，而留在一线城市维持原本的光鲜也越来越困难。
数据可见，中端型酒店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经济型酒店。/ 云峰金融整理
“经济连锁不再是我们的业务重心。” 以汉庭为主体成立的华住，现在公司说到这个基础品牌的发展，却经常一笔带过。
更有趣是，华住酒店集团CEO张敏干脆表示，2015年华住税前利润的增长有70%是由全季这一品牌贡献而来。而全季，是一个平均房间售价超过300元的中端酒店品牌。
之前信誓旦旦要用低价而标准化的酒店房间铺遍全国的酒店巨头们，纷纷撑起了品牌升级的大旗。
就像十年前经济型酒店依靠“豪华版招待所”的招牌风靡天下一样，中端酒店踏着“消费升级”的浪潮异军突起。
现在的中端酒店潮，一方面是随着人们出门在外对居住品质要求的提升，经济型酒店不得不开始转型以重新适应市场；
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高端酒店放下身段开始亲民化。
三大酒店集团年报。/ 云锋金融整理
“现在大部分的中端酒店，其实是经济型酒店的升级版。”路客精品民宿创始人兼CEO苏同民觉得，未来十年经济型酒店可能会消失。
腹背受敌的快捷酒店，往下是与传统单体廉价酒店的竞争，往上是迎合消费升级的需求发展中高端酒店，两条转型之路都不容易。
经济型连锁酒店的美好年代，并没有能够持续太久。正如7天酒店在说明函中所言闭店的前两个原因——“物业租赁到期、物业不再符合要求”在行业中成为普遍现象。
装修老旧、租期到位，成为了目前以7天为代表的快捷酒店的“最大困境”。
OYO艾尚酒店。/ 图片拍摄：郑萃颖
但在廉价单体酒店和中高端酒店的夹击下，这种困扰就好像你跟一人说他家后院起火了，而他只关心门口挂了多年的牌匾掉漆了变得不好看。
03
不思进取的快捷酒店们
根据国际上普遍的快捷连锁酒店的定义，一般认为经济型酒店是价格低廉，设施简洁、安全、干净和性价比高的一种酒店业态模式，且大多以连锁经营的方式存在。
他们的竞争力体现在三点：低价、成本管控、标准化服务。主打经济卫生的概念令连锁酒店成为了大多数人出行的首选。
国家旅游局发布的《2018中国大住宿业发展报告》显示，经济型（二星级及以下）客房数约为1039万间、占总客房的67%。这意味着，绝大部分的酒店类住宿设施都属于低端的档次。
在四面楚歌的大环境下，快捷酒店其实依然有着自己的竞争优势。和廉价单体酒店或民宿相比，统一的管理标准，让快捷酒店在卫生清洁、服务品质、会员制度方面具有竞争力。
特别是在卫生清洁方面，经济型连锁酒店会有比较正规的清洁服务商提供相应的服务。但是，如果酒店频频被曝“卫生门”事件，这说明整个酒店行业的经营管理存在一定问题。
卫生门问题，哪个酒店没经历过呢。/ 知微数据
卫生问题的背后，是连锁酒店的阿喀琉斯之踵。
根据卫生部和商务部2007年发布的《住宿业卫生规范》卫生操作要求，客房床上用品应做到“一客一换”，卫生间内面盆、浴缸、坐便器应每客一消毒，长住客人每日一消毒。
即便如此，酒店业确实存在“潜规则”，“一客一换”的行业标准与消费者的理解存在差距。比如，浴缸、一次性用品若没用过，就不会再次清洗或更换，而判断是否用过的标准是“经验”。
陈阿姨是山东人，在广州市多家星级和快捷酒店都有正式工作经历。
她介绍说，客服清洁一般由一线保洁员在房间内单独完成，如果客人退房，一般有2个人打扫。“但是确实会有人偷懒。比如没按要求分区清洁、或者偷拿房间里的食物或饮品。”
2010年进入酒店实习，从事酒店咨询和教学的程怡表示，打扫客房真的是个体力活。“大家生活变好了，越来越少人愿意做酒店的基层工作。清洁人员的招聘也不做背景调查，会干活就行。”
一布多用，令多少住酒店的人胆颤心惊。/ 花总丢了金箍棒微博
据华美酒店顾问机构首席知识官赵焕焱统计，2016年美国酒店的劳动力成本占酒店总成本50%，而中国人工成本仅占30%。
为了保持物廉价美的优势，快捷酒店把成本都转移到了劳动力上。
而中国住宿业员工的平均收入，长期处于国内各行各业的倒数第二位置。客房清洁员的月薪在2500—4000元左右。为快捷酒店提供客房清洁服务的外包公司，服务员的薪水基本也是这个水平。
工资过低，人才流失，已成为整个酒店行业发展的瓶颈。这个经济型酒店固有的顽疾，沦为了他们难以转型的路上最糟糕的选择。
“追求更好的生活不只是意味着多吃一碗饭，人追求的体验感和物质没有绝对的关系。”
郑南雁认为，中产阶级崛起，渴望并且有能力改善自己生活的人越来越多，但这并不意味着乱花钱，而是在一定的区间范围内，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
削弱了便利与享受，酒店所象征的生活文化或许也不复存在了。/《闻香识女人》
对他们而言，酒店不只是个睡觉的地方，更是社交、娱乐、休闲的场所。而这些，是目前的快捷酒店是无法提供给他们的。
但经济型酒店无论如何升级，还是要以功能性价值为主。虽然转型艰难，但是所有的从业者都明白，这是唯一的出路。
7天酒店的宣传语，依然标榜着自己是“年轻人的选择”。如今酒店行业中不再年轻的7天们，只有付出极大的努力转型才能让年轻人愿意去选择。
当然，结局也是九死一生。
参考资料：
[1] 消失的汉庭和如家 | 云锋金融
[2] 从56万评论看五星级酒店的崩塌 | DT财经
[3] 行业猫腻+民宿冲击，五星级酒店遭遇内忧外患 | 经济观察报
[4] 五星级酒店走下神坛 | 界面新闻
[5] 酒店节操为何碎了一地 | 李小猫不爱吃鱼
[6] 2018年中国大住宿业发展报告 | 盈蝶咨询
[7] 不到两年关店超200家，7天连锁酒店怎么了？ | 中新经纬
[8] 郑南雁：我希望铂涛的酒店每年都有新房间 | 环球旅讯
[9] 印度来的OYO能拯救中国小旅馆吗？ | 界面新闻
[10] 保洁员自曝偷懒 调研:星级与快捷酒店卫生评分无差 | 南方都市报
[11] 多家快捷酒店被曝有“万能抹布”等卫生乱象！7天称已处罚违规者 | 南方都市报
[12] 快捷酒店正在被中档酒店取代，哪些城市酒店涨价更快？ | 澎湃新闻
[13] 快捷酒店升级迫切，新运营为王时代来临 | 品橙旅游
[14] 快捷酒店究竟有多脏！| 爱生活的马克君
刘世锦：用刺激性办法保6，还是用改革的办法稳
刘世锦 资料图
本文来源：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ID：CHINAFINANCE40FORUM）
近日，经济学界展开保“6”大争论。
在今日举行的第十七届中国改革论坛上，CF40学术顾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以“用刺激性办法保6，还是用改革的办法稳5”为题发表演讲指出，认识这一问题需要澄清两个基本的事实：第一个问题，如何看待中国过去近十年经济增速的回落？第二个问题，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能不能改变增长阶段的转换？
对于第一个经济形势的问题，刘世锦认为，近10年中国经济的回落是增长阶段的转换。“2020年到2025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基本上在6%以下，在5%到6%之间。我们经历的增长阶段的转换是符合规律的，下一步中国经济潜在的增长率是在6%以下。”
对于第二个政策取向的问题，刘世锦提出，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总体上还是比较偏松，如果政策放得更松，试图用一种刺激性政策达到超过潜在增长率的增速，实际上是寅吃卯粮。“刺激性政策有可能成为以后出现经济真正断崖式下跌的一个诱因，这是目前特别需要警惕的。”他说。
“2020年到2025年，
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基本上都在6%以下”
刘世锦提出，保“6”争议需要认清的第一个事实是，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在过去近10年开始逐渐回落。
“近10年的回落过程很难用一般的周期波动理论来解释，而是一个增长阶段的转换——从过去10%的高速增长转向将来5%左右的中速增长。”刘世锦说。
为什么会出现增长阶段的转换？刘世锦给出了四方面的解释：
第一，工业化阶段，重要历史需求峰值相继出现。在他看来，历史需求峰值指的是整个工业化二三十年甚至上百年历史进程中，需求量最大或者增长速度最高的区间。过去支持高投资的三大需求来源的房地产峰值出现在2003年、基建投资峰值在2006年、出口峰值在2011年左右出现。在历史需求峰值出现以后，经济增长就会进入平台期，开始出现逐步回落。
第二，人口和劳动力结构的重要变化。从2012年开始，15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每年至少减少二百万人，最近几年减少的数据是四五百万人，而就业人口总量从2018年开始下降。
第三，可利用的技术减少。中国现在已经形成了全世界最为齐全的工业门类，而且已经在部分领域并跑和领跑，“实际上这也反映出我们可以利用的技术已经明显减少。”他说。
第四，资源环境可承受的能力达到了临界点。刘世锦表示，资源消耗、碳排放量已经接近了历史峰值，环境容量大幅度收缩，部分地区超过临界值，最为明显的就是雾霾天气的影响。
刘世锦指出，从国际经验来讲，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都经历了二三十年高速增长，当人均GDP达到1.1万美元时都由高速转向中速。其中，日本的经济增速在70年代初期直接降到4%-4.5%，韩国的经济增速在90年代后期直接降到5%左右，中国台湾的经济增速出现在80年代的后期，由10%降到5%-6%。
“我最近组织了一个团队，一直在研究潜在增长率的问题，他们最后算出来2020年到2025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基本上都在6%以下，在5%到6%之间。我们经历的是增长阶段的转换是符合规律的，下一步，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是在6%以下。”刘世锦表示。
“中国现在的宏观政策总体上还是比较偏松”
刘世锦认为，保“6”争议需要厘清的第二问题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能不能改变增长阶段的转换？
刘世锦提出的一个判断是，宏观经济政策不可能改变潜在增长率。在他看来，只有当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的时候，放松宏观政策，才可能有效。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潜在增长率就像游泳池里的水面，平时我们看到这个水面是波动的，宏观政策可以让波动的幅度小一点，甚至把它熨平。但是水面由2米变成1.5米甚至变成1米，这个事情是宏观政策变不了的，是由另外的因素决定的。从经济理论角度来讲，是由要素的供给特别是要素的质量及其组合的结构，或者简单地说，由结构性潜能来决定的。”刘世锦说。
近期，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呼吁货币政策放宽的呼声比较高。在刘世锦看来，近年来中国的货币政策总体上是比较宽松的，前些年为了稳增长、加杠杆，出现了杠杆率过快上升的情况。因此，到目前为止中国并没有出现由于货币政策过紧影响经济增长的情况。
此外，脱实向虚、货币政策传导不畅、民营和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属于结构性、体制性问题，作为总量政策的货币政策，很难影响、改变这些问题。
“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我们的宏观政策并不紧，总体上还是比较偏松的。如果想继续把货币政策放松，放得更松，用一种刺激性政策，试图达到超过潜在增长率的增速，实际上是寅吃卯粮。”刘世锦说。
他指出，透支了未来增长潜力，短期来看能把经济硬撑到比较高的水平，但是以后一定会大起大落，而且某个时候就会出现断崖式下跌，甚至出现危机。“刺激性政策有可能成为以后出现经济真正断崖式下跌的一个诱因，这是目前特别需要警惕的。”
对于未来中国经济走势，刘世锦认为，从目前的经济形势来讲，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中速增长平台，但还没有稳下来，今后一两年内还有一个百分点左右的回落空间。中速平台增速可能稳定在5%到6%，或者到5%左右。
“现在看，略低于6%的增速，可以显现两个翻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但是根据我们宏观模型分析，明年一季度后，经济有很大可能性再次进入下行通道，所以明年稳增长的压力和挑战将大于今年。”他指出。
“必须要激发与中速增长期
相匹配的新的结构性潜能，
否则5%的增速不一定能保得住”
“5%到6%的经济增速符合中国现在潜在增长率的，而且要保持一个5%以上的增长速度，其实很不容易，难度相当大。一定要提出的是，中国的基数每年都在扩大，每年的新增量仍然是全世界最大的。像2018年中国经济的新增量相当于一个澳大利亚，今后一两年、两三年的经济增量可能会相当于一个俄罗斯，中国的经济增量仍然是全世界最大的，提供了全世界30%的需求量。”刘世锦说，基建、房地产和出口这三大需求来源的基本动能已经不足了，中国经济的增量也不能再依靠这三大需求来源，必须要激发与中速增长期相匹配的新的结构性潜能，否则5%的增速不一定能保得住。
“但是我们看到由于存在体制机制上的束缚，不少新的结构性潜能看得见、抓不住。”刘世锦建议，下一步，特别是从明年开始，重点要放到挖掘新的结构性潜能的改革和政策调整上，应该做好六件事情：
第一，通过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大都市圈发展。“最近《土地管理法》给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开了一个口子，但是宅基地朝外流转还不允许，我觉得这个改革必须加快，否则这个大都市圈的潜能，我们只能是看得见、抓不住”。
第二，打破行政性垄断，改进低效率部门。他认为部分存在着行政性垄断，缺少充分竞争的领域，特别是技术产业需要进一步改革。“下一步，将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通信、金融等领域，应该实质性地放宽准入、促进竞争上，应该有一些标志性的大动作”。
刘世锦称，“石油、天然气行业能不能上中下游全链条放宽准入、放开进口。这样做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呢？包括电信行业，能不能再搞一两家民营资本或者系统之外的包括国有资本在内的投资者参与的这种基础电信运营商，不是虚拟电信运营商。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带动有效投资，更重要的是可以降低实体经济和全社会生产生活的技术性成本，从全局上提高资源配置和利用的效率”。
第三，促进产业内优胜劣汰、转型升级。刘世锦表示，在此过程，要防止由于不公平竞争导致的优不能胜、劣不能汰的逆向选择。“比如一些民营企业是头部企业，但是他贷款被抽走了，日子很难过，不得不投靠国企，其实他投靠的那个企业效率比他更差”。
第四，以创新带动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产业的增长。“中国下来一定要形成一批区域性的创新中心和创新性城市，但是这个不是谁规定的，是通过竞争形成的。我们最大的短板是高水平的大学教育和基础研究滞后。下一步，你要解决一大批诺贝尔奖金的研究成果能够成批出现的土壤，否则创新将会后劲不足”。
第五，培育更适应中小微企业成长的制度环境。金融体系必须进行专业化、数字化、市场化改革，全面提升服务中小微企业的能力和水平。
第六，传统的工业化方式转向绿色发展。这需要解决好生态服务资本价值的核算，解决绿色发展中算账的问题，需要推广更大的绿色技术和配套的体制机制政策。
刘世锦表示，上述六点都与改革相关，都能够激发新的结构性动能。但需要调动三个积极性：
一是政府官员的积极性。这要解决激励和约束的再平衡问题。“能不能表彰一批愿作为、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突出业绩评价和用人导向，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地方竞争机制。因为地方竞争机制是中国经济发展过去最重要的发动机之一，这个发动机不能熄火”。
二是企业家的积极性。最重要的是稳定预期和信心，让企业家愿意促进创新和进行长期投资。
三是科学家的积极性，能够心无旁鹜，自由探索。“不能整天为了报账、审批课题忙得不行”，逐步形成诺贝尔奖级研究成果成批稳定涌现的环境。
刘世锦还特别强调，“高质量发展还得摸着石头过河，这是我们新时期特别应该强调的改革的基本方法论，把机制问题解决好，各方面增长都能够得到充分释放，推动中国经济有活力、有韧性、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高善文：知止不殆（全文）
一、长期经济增长和东亚可比经济体比较
回顾过去10年，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走在长时间的波动下降的趋势中。形成这一趋势有很多复杂的原因，比如周期性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全球金融危机和危机后的低增长。这是长期经济减速非常重要的背景。2010 年以来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中国内在的原因，逐步从模仿来驱动走向自主创新来驱动，依靠出口和投资来驱动走向消费驱动。这样的增长模式反应了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反应的经济活动的变化。如何评价过去十年我们经历的转型？又该如何看待未来 10 年经济增长的前景。
我们基本的想法是把中国经济的转型放在东亚经济转型的背景下来对比和分析。虽然中国已经跨入了工业化的后期，但这样的高速增长和转型在类似的东亚经济体中都曾经经历过。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来进行比较判断和分析，对未来十年的转型提出相对客观的评价，并提出预判性意见。
我们将中国的转型和其他经济体进行对标，为了确定对标的年份，确定两个指标，一个是美元计的人均 GDP，第二个是一个经济体内部第二产业相对第三产业占比的变化。经济转型非常重要的含义是三产上升和二产下降。
结合这样两个指标的观察，确定了对标的年份。中国 2010 年大概接近了日本 1968 年前后的水平，韩国 1991，台湾 1987 年的水平。如果参照其他学者的对标的研究，发现大家的结论和看法非常接近。
首先观察经济增长率，我们把对标的这一年作为观察的元年（或者 0 年），观察这一经济体在之前 20 年和之后 20 年经济增长的情况。
考虑到数据在短周期上有剧烈的抖动，所以我们做了对数据做了平滑，结论是比较清晰的。
就过去转型 10 年的情况而言，中国经历的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速度中枢不断下降，在东亚其他经济体转型过程中都经历过。且在相当长的时间中，我们的经济增速和他们差不多的。也许我们最多可以说我们经历了长序列的经济增速下降，基本上在东亚经济体上是一个标准的情况。在经济转型和竞争力提升方面其他指标，我们会提出一个结论。这一结论就是如果这一结论有一定道理，可以对未来预测经济走向提供其他借鉴，那就是中国经济增速下滑还没结束。这一下降过程将会继续维持几年时间，我们未来的增长中枢不太可能超过 5%。2020-2030 年平均经济增速不会超过 5%，需要担心的能否保持在 4%以上，即“保 4 增 5”。这一目标需要比较大的努力。
其他指标方面，人均的能源消耗水平。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农业社会和前农业社会，非常重要的是能源消耗不同。农业社会是牛、马，但工业社会人均能源消耗是建立在化石能源的基础上。 过去 30 年所经历的增长的曲线，我们的人均能源消费水平和东亚其他经济体是非常接近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们和东亚其他经济体有可比的理由。
另一个是城市化率。从表面上来看，中国的城市化率始终显著低于东亚经济体在可比时间的水平。日韩在转型 10 年之后，城市化率已经在 75%以上，但中国不足 60%。但进一步深度研究这个数据显示社会的转型和这一数据不一致。重要的原因是城市化率这一指标在定义和测量上存在很大的困难。统计常住人口变成在操作上误差非常大的事儿。中国由于计划生育的影响，老龄化比其他东亚经济体高。而老年人是非常难实现城市化的，其实现城市化的意义在经济上也是非常可疑的。农村大量都是老年人。
为了解决这一指标测量的困难。我们测量在现代经济部门就业的人口占全部非农就业人口中的比重。在这一数据我们和其他东亚经济体毫不逊色，我们好于台湾，并将快速追上日本的水平，处于完全正常的水平。对 2030 年有很重要的含义，如果这一指标是合理的，那中国实际的城市化进程已经进入晚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短时间将会放慢。
那城市化推动的行业，如房地产的繁荣和房价的上涨，很快将会结束。如果通过这一指标反算中国的城市化率，我们认为中国的城市化率在 70%左右。
如果中国城市经济部门，第二第三产业的经济部门提供的就业维持在过去三年的平均水平，即 600 万的水平，我们的非农就业的比例很快将和日本处于非常发达的水平接近。换句话说，经济增速是不可维持的。
中国的出口部门和贸易部门竞争力的提升。过去的经济增长是靠贸易、城市化率，但中国的制造业还在持续增长，为中国提供了技术的基础。如何看待中国竞争力的提升呢？使用两个角度，一是国际贸易领域，中国出口产品竞争力的变化，有一个比较粗但是很容易比较的指标是中国出口总额占国际贸易的市场份额。之前大量的加工贸易认为的放大了中国的出口量。所以将贸易划分为两部分，一个是一般贸易出口，一个是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在经济转型开始后的 8 年以后时间，日本出口品国际份额的提升是 26%，中国是 24%，不包括加工贸易中国的份额提升是 54%。从这一角度观察，中国经历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可以说处在东亚的正常水平，甚至略强于他们。
竞争力的提升还表现在另外的角度，比如表现在出口部门工人工资大幅度提升，或者本国汇率大幅上升。制造业都是可以竞争国际贸易的，所以制造业的竞争背后是劳动力的竞争。以本币汇率计算，把转型元年工资指数设定为 100。转型八年以后，以本币计算的制造业工资增长幅度，中国明显高于东亚其他经济体。但这一计算方法未考虑汇率因素。如果将本币转化为美元，再进行一些技术性调整后，我们比较的结果显示，中国在经济转型8 年后，中国制造业的提升好于台湾、韩国但弱于日本。总结：结合出口竞争力和份额的变化，可以说中国在制造业、在出口部门竞争力的提升，在东亚范围内基本处于正常水平，比平均水平另外好一些。
接下来比较汽车保有量。在可比阶段，中国的汽车保有量在类似的年份低于韩国和日本的水平。但如果将比较的基准进行一些调整，即调整年份，我们发现汽车保有量水平中国和其他经济体比较接近，但保有量上升速度弱于日韩。有什么理由调整对标的年份呢？在人均的收入水平相似的情如果我们假设未来 10 年汽车销售的趋势增速维持在 5%的水平，我们看到未来汽车保有量的差距在快速萎缩。还会在后期超过日本韩国可比时期的水平。但考虑到环保的问题，我们认为这是不大可能发生的。这些情景推演的基本想法是说，在未来十年中国汽车的趋势销售增速不会超过 5%，但会比0%更高一些，汽车市场基本上已经进入存量时代。
房地产市场也是，将进入存量时代。随着高速城市化结束，房地产的支撑作用在大幅弱化。结论：所以我们经济的减速过程存在大量结构性原因，且减速没有结束。
另外有一些中国特色的东西。中国的投资率，即资本形成占 GDP 比重。从全球来看，基本上投资率在转型后都会下降。中国也是如此。但中国的投资率始终显著高于其他东亚经济体的水平。并且在经济开始转型之后，投资率的下降异常缓慢。日韩在转型之后，相较高点下降了 6%，但中国仅下降了 3%不到。如果我们认为其他经济体转型的经验有一些借鉴意义，那意味着，我们投资率下降还远没有结束。如果投资率继续下降，经济增速会继续下降。
杠杆率方面，经济转型开始之前，中国的杠杆率始终高于其他经济体水平。但转型之后，我们的杠杆率上升幅度要大得多。杠杆率的累计提升幅度，日韩的提升幅度在 20-25pct，我们在 50pct。为何中国杠杆率提升这么大？和我们使用基建和房地产刺激经济有关。这一阶段积累了大量的杠杆和风险。虽然我们的投资率高得多，但杠杆率提升大得多，我们做到这一点是政府和国有企业大量负债和投资，同时房地产大量投资，维持了比较高的经济增长率。
老龄化程度方面。65 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比。中国的老龄化程度一直高于可比经济体。真正的问题是，这些年中国老龄化在明显加速，在 2027 年后会显著加速。结论：我们的增长中枢不大可能高于 5%。在杠杆、老龄化方面，我们未来的增长率很可能达不到日韩同期的水平，也就将会面临保增长在 4%上的压力。把过去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和转型，放在东亚可比经济体的背景来看待，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正常甚至比较出色的。但这一背景下，老龄化、杠杆率、投资率处在比较难受的位置。有一些因素是较难解决的。即使这些问题我们处理和东亚差不多，我们经济增速不大可能高于 5%，如果处理得差，就将面临保 4%。
二、中国十年的经济转型，伴随着杠杆率非常高，伴随着地产和基建的刺激，这些带来了大量的扭曲，即大家讨论很多的“国进民退”。
事实：以发债企业为样本，计算国企和民企谁的盈利更高。计算民企的 ROE-国企 ROE。在历史上，民有企业从来都高于国企。评级在 AA 级的企业中，这一差距比较稳定，（民企的ROE-国企 ROE）>4%。考虑上市企业，这一结论是明确的。每一年都是这样。仅有一种考察方式上，如果把非金融业所有的上市公司作为整体，分解为国企和民企。长序列上，是没有差距的。这说明民有企业对资本使用更有效率。但信贷资源更多的流向国有企业，存在信贷配给，存在扭曲。
看一下这一扭曲的发展，如果以一级市场作为考察对象。AA 级民企获得资金的溢价相对国企是不断扩大的，目前在 3pct。二级市场，在评级相同的背景下，这一趋势也是清晰无误的。一般性的区分国企和民企的利差，用央企代表国企，这一利差在不断扩大的；以地方国企代表国企，这一利差也是存在的。即在相同评级下，民企获取信贷受到的歧视在不断扩大。问题不在于民企受到了所有制的歧视，而是这一歧视在不断加重。
这一现象有没有技术上的原因呢？债券市场定价最重要的违约风险。一个样本 ROE 高，但其违约风险不一定低。在收益的尾部，民企是不是更高，从而考察民企的违约风险是不是更高。在盈利能力上，分布在后 10%的企业，民企相对国有企业的差距，在 18-19 年，民企在盈利的尾端弱于国企。但 16 年之前，民企在收益尾端盈利能力强于国企。若考虑盈利位于后 3%的企业，民企在 16 年之前盈利能力强于国企。对于亏损的企业，民企的盈利能力在大部分时候不弱于国企，变差主要是这两年。市场上的一个解释是，民企在跑路的更多，但这一解释无法解释 17 年之前的情况，只能解释 17 年之后。
2017 年所有制歧视导致的风险溢价差的底部比之前高得多。换句话说，经济景气导致的盈利能力波动，民企的违约和跑路只能解释 17 年之后的一部分，但相当一部分无法解释。进一步观察民企和国企现金流的情况。考察分布在尾端的企业，盈利相对都比较差的企业，国企相对于国企融资性现金流的情况。在 2017 年之前，大家是差不多的，民企的融资性现金流略好于国企，但 2018-2019 年，民企的融资现金流相对国企有显著恶化。18-19 年信用的萎缩具有明显的信用歧视的特点。这有两个解释，一个是民企变得更烂，但银行把融资掐断；另一个是民企和国企都很烂，银行更多掐断了民企的现金流，导致民企违约，导致大量信贷资金进一步流向国企。这和 18 年的去杠杆和影子银行整理或许有关系，但具体的机制有待研究。民企到底是本身不靠谱还是由于信贷紧缩，有待考察。
分析了信贷市场现金流，处于尾端企业盈利的差异，这指向了一个结论，即信贷歧视在 18年之后加重。这存在更深层次的原因。但不管这些原因是什么，这导致信贷资金流向了效率更低的国企。在观察了信贷市场后，我们观察权益市场。首先观察估值水平。在历史上，在盈利相同的条件下，民企的估值 PE 从来都高于国企，在过去十年，这一差别没有明显恶化。PB 亦是如此。
按照行业进行分类，在横轴上计算民企国企 ROE 的差距，纵轴上是 PE 的差距，结论是不管民企盈利能力如何，民企始终享有估值溢价。唯一的例外是食品饮料和茅台。换句话来讲，在权益市场上存在着所有制的反向歧视。所有制歧视在金融市场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如果是营商环境上存在国进民退，但在权益市场上这一趋势是不存在的。
为什么在信贷市场上存在信贷错配？我们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政府面对经济的下降长期不间断的使用反周期的政策，其抓手是地方投融资平台。那政府就要对地方投融资平台要承担责任，即政府兜底。另一个原因是，政府在经济下滑有维稳的压力，而维稳和就业联系在一起，政府要保护国有企业。并不是因为国企经营更好，也不是投融资平台效率更高，而是政府要为他们兜底，大量的信贷资源流向他们。这从每一个金融主体，政府、金融机构都是合理的，但是总量上看，隐形杠杆率越来越高。
强大有力量的政府持续使用反周期政策对抗经济下行。从短期来看维持了经济增速下降没那么快，但长期来看使得经济增长效率越来越低，是的我们的经济增长潜力往后看，在可比时间段落后于日韩。总量经济调控政策不应再使用，而应该使用更多结构性的政策。
当政府减少总量经济政策，使用结构性政策，新旧动能转换，新的经济短时间没有顶上来，经济因此增速下行。但这一转换在不断的改善经济结构。在工业领域，在长周期的经济下降之中，蓝线表示的非国有的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不断下降。当政府开始去杠杆，大量信贷资源流向地方融资平台和国有企业之外的平台，18-19 年非国有部门的资产负债率显著上升，同期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上升。信贷政策在边际上已经在调整和改善。从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的数据上来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类似的结论。即能看到很多“国退民进”。
一、长期的经济下降压力，政府使用反周期总量政策，积累了大量的风险，政府在 18 年开始调整。导致经济增速下行。在 2017 年底大家都没考虑到的情况，即中美贸易战。5 月我们认为股票市场已经将贸易战price in。但贸易战对实体的影响还没结束。接下来对 2020 年经济增速进行展望。
2018 年初全球经济出现了减速，在全球的贸易层面表现很突出。同期中美贸易战爆发。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贸易盈余（净出口）在 2018 年 Q4 后反而逆市上升。它清楚的告诉我们，至少对于 18Q4 而言，是中国经济的内需在显著减速，导致进口下降的更多，净出口上升。一个重要的嫌疑是去杠杆。
一个重要的现象是内需在减速，尽管今年中国始终刺激基建，国有企业债务受到强有力的约束。另外的原因是制造业。将中国的制造业分为出口依赖型和非出口依赖型。出口依赖型大幅度下滑。这一下滑仅有 5 个月时间，很难受投资收到这种下滑的影响。第三，2016 年供给侧改革带来了产品价格大幅度上升，造成了这些领域生产显著的回复。今年 7-8 月前后这些生产显著回落造成了。对经济活动带来了额外的压力。即今年的经济压力来自去杠杆的持续作用，中央政府刺激基建但基建持续起不来，贸易战的影响，供给侧改革带来的压力。
由于供给侧改革的影响，由于限产的影响。之后在煤炭水泥新的产能的扩张，这些都临时支持了经济活动，这些投资都是不可持续的。
另一个强大的力量来自中国房地产市场存货的重建。一个重要的现象是新开工面积始终高于销售面积，房地产投资始终很高。但我们预计存货重建的过程在明年某一个时间会结束，这次经济受到的额外支持力量会消失。
总结 2020 年底经济情况，我们处于一个去杠杆，带来的财政政策收紧和广义的货币政策收紧导致经济明显失速的过程中，导致金融风险暴露，突出为中小银行暴雷。所有这些导致实体经济和金融部门都需要修复 BS 表。另外还有一些压力，比如去产能后经济部门的复苏未来会下降。房地产开发投资可能在 2020 年下滑。
但也有一些边际上的改善，如市场化改革，扩大开放在加速。美联储的减息使得国际金融市场有一些喘息之机。即使有这些短周期积极因素的发展，我认为大概率的事件是经济长周期下滑在跌破 5%之前很难停止下来，在长周期经济会失速，即使有短期的改善也是很短期的。
但这不意味着会极大拖累股票市场。我个人认为，经济增速下滑是一个很明显的共识，在这一背景下，经济下滑已经被权益市场 price in 了。随着经济转型和开发带来的效率的改善，更公平的竞争环境，对投资的影响将逐步自下而上反应和发酵出来，对股价产生结构性的驱动力，但这一驱动力还没有得到资本市场足够的认识。但宏观上想法不要太多，对经济企稳反弹，对新周期不要太多，要接受现实。要自下而上，埋头苦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