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ache阻止错误域名指向

大嘎好,半吊子运维又来了。

接服务商消息,说有一个域名没有备案,不处理的话可能要被通管局断网。

问同事结果搞不清楚,找不到那个域名的注册商了。

只好在服务器上暂时先处理一下。让对应的域名显示不出来

<VirtualHost xxx.xx.xx.xx:80>
ServerName xxx.com
ServerAlias xxxx.com

    <Directory "/xx/xx/xx/">

      Deny from all

    </Directory>
</VirtualHost>

或者再狠一点在最后加上全部禁止
#禁止所有非法域名  

<VirtualHost *:80>  

    ServerName 服务器ip  

    ServerAlias *  

    <Location />  

        Order Allow,Deny  

        Deny from all  

    </Location>  

</VirtualHost>  

中国牛奶的三场战争

来源|远川研究所(caijingyanjiu)
作者|李墨天
编辑|姚书桓

1950年5月,一辆旧汽车改装而成的宣传车出现在上海街头,车头装着“光明问世”四个大字和火炬形的商标,车上站着一位手捧光明宣传材料的女同志,广播沿途循环播放着铿锵有力的口号:“国营工厂是人民的工厂,请食用自己工厂的产品”。

这个刚刚问世的“光明牌”,既根正苗红,又历尽劫波。在宣传车开上街头的三个月前,国民党空军对上海进行无差别轰炸,包括杨树浦电厂、闸北水电公司等民用设施受损严重,市区大范围停电,当时位于虹口的新华蛋品厂有大量冷饮库存面临报废风险。

危急之际,一位年轻的副工程师挺身而出。在他的牵头下,将两台320匹马力的柴油电机并联起来发电,成功挽救了工厂的库存。后来,新华蛋品厂改名为上海益民第一食品厂,这位毕业于上海交大的副工程师也被提拔为总经理,并创立食品品牌:光明。

当时的益民一厂拥有10多条冰淇淋生产线、5条雪糕生产线,成为新中国第一家能够以工业化方式大规模生产冷饮的企业。在他的带领下,益民一厂先后生产出了光明牌奶粉和成本更低的代乳粉。此时,光明未来的对手伊利和蒙牛还要再等几十年才成立。

虽然在1958年,轻工业部就颁布了“乳制品质量标准及检验方法”,但在乳制品产业化之前,中国人喝的牛奶,大部分是用脱脂奶粉和无水黄油,配部分鲜奶,勾兑出来的高度近似鲜奶的“还原奶”。那种资本家热衷于在经济危机中倒掉的真牛奶,离老百姓很远。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国产牛奶这个行业才算真正建立了起来。这个行业经历过野蛮生长,经历过全民痛骂,至今仍被老百姓天然警惕和质疑。而几十年后再回过头看,当初那个“又红又专”的品牌却没能踏上历史的进程,反而在一场场牛奶战争中逐渐掉队。

这一连串牛奶战争的序幕,是由一家瑞典公司拉开的。

 

中国牛奶的三场战争

上世纪90年代初,南巡讲话开启了又一轮外资入华热潮,做食品无菌包装的瑞典公司利乐(Tetra Pak)也派出业务代表来到中国大陆。但总部下达的命令却不是打广告,拓展客户,而是:

想办法让中国人喝牛奶。

在无菌包装普及之前,中国人喝牛奶的方式主要是两种:一种是奶农用桶装着鲜奶,摇着铃铛走街串巷,俗称“打奶”,这种奶得加热杀菌后才能饮用;另一种是厂家杀菌后用玻璃瓶罐装,但在运输中容易损耗,玻璃瓶的回收和清洗也是一大笔成本。

而且这两种牛奶都有一个致命问题——保质期短。无论是奶桶还是玻璃瓶,牛奶在常温条件下的保质期都不到一天。当时很多家庭连冰箱都没有,更别提高大上的冷链运输,这导致牛奶的销售半径非常小,上游以奶农、收奶站为代表的供应链更加分散。

而利乐的无菌包装专利,把牛奶的常温保质期从几个小时,一下延长到了几个月。

1998年夏天,利乐联合北京的乳制品企业三元,搞了一个“中国牛奶科学论坛大会”,两百多位专家齐聚一堂,讨论为什么日本人的平均身高能比上一代高10厘米。经过几天紧锣密鼓的“讨论”,专家们不约而同得出结论:日本人长得高,全靠喝牛奶。

于是,“每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的口号,加上教育部的“学生奶”计划,拉开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利乐砖”和“利乐枕”包装的牛奶走向千家万户,也催生了中国液态奶市场的第一次大分化——常温奶低温奶

常温奶也叫UHT奶,一般都经过了超高温灭菌的工艺,用137℃-145℃加热4-15秒,细菌和蛋白质一起杀。特点是营养少、口感一般,但保质期长达6-12个月,而且价格低。

低温奶也叫巴氏奶,用75℃-85℃持续加热15-20秒来杀菌,营养高、口感好,但保质期只有7天,而且运输严重依赖冷链,价格较高,是常温奶的3-4倍。

中国牛奶的三场战争

常温奶与低温奶对营养物质的破坏程度,东北证券

在中国,70%的牛奶产自横跨内蒙草原的黄金奶源带,但70%的牛奶消费在北京和东南沿海,产地与消费市场的割裂,为中国的液态奶市场勾勒了两条泾渭分明的发展路线:做全国市场的蒙牛伊利;做区域市场的北京三元上海光明

1996年,上海以“光明牌”为基础,组建了光明乳业,凭借上海及华东市场的购买力,光明的高价低温奶销路大开。到2002年光明上市时,其主营收入高达50.21亿元,远超伊利的40亿元和蒙牛的16.68亿元,其牛奶在国内的产销量、收入及市占率均是第一。

但由于冷链运输成本高,加上保质期只有七天,光明想进入家乐福这类大卖场,往往要比常温奶多付5-8%的渠道费。除了街边的便利店,低温奶的主要渠道就是送奶上门,奶企的人力成本可想而知。这让光明的低温奶被天然地限制在了购买力强的华东地区。

中国牛奶的三场战争

光明的经典巴氏奶产品“优倍”

而对诞生在华北黄金奶源带的蒙牛和伊利来说,与其做当地人嫌贵的低温奶,不如做保质期长的常温奶,走农村包围城市路线。随着世纪初牛奶消费大爆发,“一边抢市场,一边抢奶厂”成为行业主旋律。

创办蒙牛的牛根生先是拿下呼和浩特500多块户外广告牌,刷上“内蒙古乳业第二品牌”;然后在央视上买下时段,喊出了“做中国最牛的乳品企业”。2000年,牛根生南下深圳,一口气招了300个地推,全部身着内蒙民族服饰,一个小区一个小区扫,每个小区前10箱免费送,一年下来卖了5000万。

旺盛的消费传导到上游,就是2001年到2006年这5年,中国奶牛存栏量、总产奶量、人年均占奶量等指标都是两位数增长,但奶源供给却非常混乱,自建奶厂不如抢别人的奶源。直到三鹿事件爆发前,质量管理最好的企业自建规模化奶厂,只占总奶源的10%-15%。

2004年,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年会在武汉召开,山东一家乳品企业老总讲着讲着突然激情脱稿,当着蒙牛、伊利两家与会代表的面,指责对方到自家奶源基地抢奶。当时的蒙牛创造了一个业界知名的“蒙牛速度”:开创前三年,平均每天超越一个同类企业,5年间销售额增长200倍。

2003年底,牛根生被央视评为年度十大经济人物之一,颁奖词的风格很朱军:“他姓牛,但他跑出了火箭的速度。”

中国牛奶的三场战争

三聚氰胺事件前,中国原奶产量持续增长,野村证券

同一时期,中国乳制品行业进入多事之秋,先是2004年的阜阳劣质奶粉事件,接着是2005年的光明“回炉奶”事件,雀巢奶粉也被浙江省工商局列入碘超标食品目录。2007年6月,各大乳企在南京签了一个“乳品企业自律南京宣言”,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爆发。

三聚氰胺问题曝光后,135家乳企进京,参加“奶制品质量安全承诺”研讨会。牵头会议的是国家质检总局,时任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却罕见缺席。第二天,李长江引咎辞职。

重大公共事件往往是改革的导火索,研讨会结束一个月后,国务院打响改革第一枪:奶站只能由奶制品公司、养殖场、地方合作社开办。而从行业发展的角度看,强力监管必然会引发行业里中小企业的加速淘汰,最后行业集中度提高,龙头们继续做大

历史经验表明:白酒的塑化剂事件、猪肉的瘦肉精事件、甚至长春长生的疫苗事件,最后都成了行业的供给侧改革。

随着各部门文件接连颁布,乳企轮番自建牧场,奶源地被头部公司瓜分一空。奶企自检、抽检的花销也水涨船高,检测成本占总成本比例从2008年的5%飙升到2012年的12%。某家乳企的领导曾在行业会议上说:半年就抽查2600多次,这么抽会抽死人啊。

监管之下,产业链上游的个体奶农、小型奶厂逐渐偃旗息鼓,下游渠道能力更强的龙头公司快速抢占市场。凭借常温奶在价格和保质期上的优势,蒙牛伊利用农村包围城市路线瓜分了近80%的常温奶份额。

而低温奶面对保质期、冷链运输和价格三座大山,市场集中度难以像常温奶那样提高,国内最大的三个玩家光明、三元和新希望,加起来的份额也不到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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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温奶与低温奶市场集中度变化,东北证券

反映到公司业绩上,光明在2002年坐上国产牛奶头把交椅后,很快被蒙牛和伊利反超。时任光明乳业董事长王佳芬设立了常温事业部,并将常温奶提到了和低温奶同等的地位,但一直没有拿得出手的常温奶产品,反而造成了常温奶和低温奶两条业务内部竞争的局面。

中国牛奶的三场战争

蒙牛/伊利/光明营收对比

同一时期,光明又陷入和达能旷日持久的股权拉锯战,达能希望通过资本的力量控股光明乳业,继而图霸中国乳业市场,光明则在品牌的掌控问题上寸步不让。内外双重掣肘之下,光明不得不把重心重新拉回低温奶业务。2008年,掌舵光明15年的灵魂人物王佳芬离任,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光明是国有企业,总经理、董事长的任命均需按照规定执行。经理人生涯终有终结之日,此时是最合适的时机。”

中国牛奶的三场战争

达能与光明十余年的纠缠,核心在于酸奶业务的经营权。

2000年,光明为谋求上市进行改制,达能参股成为光明乳业5%的股东。此后,达能逐渐加强了对中国酸奶市场的关注,2004年,时任达能亚太区总裁易生门拜访光明,表达了对光明酸奶经营权的强烈愿望,一度向王佳芬撂下狠话:光明的经营班子做得很好,但只代表过去,不代表未来。

当时,易生门还向王佳芬描述了达能收购乐百氏,乐百氏经营层全体离职的过程,火药味十足。王佳芬后来在回忆录中描述:“我耐着性子记录了他近两个小时的讲话。如果世界上还有不知廉耻这回事的话,这不就是不知廉耻吗[9]?。”

双方的拉锯又断断续续持续了两年,但在最关键的酸奶业务经营权和公司控股权上,始终没有人提出让步。

最终在2006年底,达能选择与光明和平分手,转而与蒙牛合作。2007年,达能将原本托付光明打理的酸奶子品牌“碧悠”转交蒙牛生产销售,一年后,保住了光明经营权的王佳芬卸任董事长,淡出公众视野。

经营权争夺的背后,是国内鲜奶整体销量逐渐放缓,酸奶份额逐年攀升,常温鲜奶领域从山头林立到寡头主导的局面,很有可能在酸奶领域重演一遍。

中国牛奶的三场战争

酸奶的销售占比逐渐扩大,野村证券

2009年,光明推出了国内首款常温酸奶“莫斯利安”。作为一款无须冷藏、保质期长达5个月的酸奶产品,主打“长寿村的秘密”的莫斯利安避开了低温奶销售半径、无法全国化运作的局限,也赶上了缺少同类竞品的窗口期,成为了光明久违的爆款单品。

2014年之前,莫斯利安几乎垄断了国内的常温酸奶市场,销售额从2009年的1.6亿猛增至2014年的79.3亿。但伊利和蒙牛先后推出“安慕希和“纯甄”,杀进常温酸奶领域,让莫斯利安的增长势头在2015年戛然而止,并陷入到持续下滑的困境之中。

中国牛奶的三场战争

常温酸奶品牌零售规模,东北证券

在消费品领域的一个定律是:企业有没有一个可供重复使用的销售网络,往往决定了拓展品类能否成功。

比如农夫山泉通过4280名经销商覆盖了全国237万个以上的终端零售网点,从卖包装水转向卖果汁饮料、茶饮料、功能饮料轻而易举。而做插座的公牛市值一度和小米平起平坐,也是仰仗2300家经销商和73万个销售网点,每出一个新产品,几乎都是纯利润。

但覆盖全国的渠道,恰恰是光明的短板。直到2019年,光明的经销商数量也只有伊利的1/3。

光明的基本盘在上海和华东地区的低温奶市场,销售场景以街边便利店和送奶上门为主,在常温奶主打的大型商超渠道的建设上严重落后,需要把蒙牛伊利干过的事情重新干一遍。而经历过常温奶混战的蒙牛伊利,有现成的常温奶销售网络,新产品可以快速铺货,打起祖传价格战毫不费力。

另一方面,鲜奶和酸奶虽然都是奶,但产品属性却截然不同:鲜奶口感大同小异,很难做出产品差异化,消费者最关注的也往往是健康和安全,因此产品不怎么需要迭代,生命周期很长。而酸奶有口感、风味的区别,生命周期较短,需要依托爆款单品迅速建立产品矩阵。

这就有点像家电领域的白电和黑电,鲜奶像空调,技术和工艺变化慢,买一台用十年问题不大;酸奶则像电视,技术和工艺时刻都在迭代,消费者的选择非常多,对营销和产品迭代的要求也更高,这也是光明的短板。

2010年,伊利花了20亿,在光明的老家冠名赞助上海世博会。东方红基金的王国斌问光明[10]:家门口的盛会为什么不参与呢?光明答复说,网点数还不足以覆盖20亿广告成本。

在莫斯利安初见颓势的2015年,光明又陷入了内部管理层的持续变动,总经理辞职并被带走调查。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也在之后几年间连续换人,在这之后,“稳定”成为了光明的主旋律。在最需要做出产品矩阵的酸奶业务上,除了“如实”和“畅优”,鲜有出圈产品。

相比之下,蒙牛和伊利则凭借渠道优势在各条战线上打的你死我活:高端常温奶上有金典大战特仑苏,儿童奶上有QQ星大战未来星,风味奶上有谷粒多大战酸酸乳,针对乳糖不耐受群体,你出一个舒化奶,我也出一个。鏖战的激烈程度,从两家水涨船高的销售费用上可见一斑。

中国牛奶的三场战争

蒙牛/伊利/光明销售费用对比,东北证券

光明在常温酸奶市场遇到的问题,也是众多靠低温奶起家的区域乳企龙头遇到的问题,大家拿到的也是一样的剧本:伊利蒙牛凭借渠道优势在全国大杀特杀,纯甄和安慕希迅速占领市场,莫斯利安虽然余威尚在,但已经从主演变成了陪跑。

无论是鲜奶还是酸奶,中国的液态奶市场,70%以上的份额都由常温奶占据,低温鲜奶和低温酸奶的市场份额只有15%左右。如果用一句话来快速理解中国牛奶市场的行业格局,那就是:伊利蒙牛称霸常温奶、地方奶企分割低温奶。这个格局很长时间都无法被改变。

不过,这种泾渭分明的市场格局,因为去年低温奶中一个新物种的出现,开始变得模糊起来。

中国牛奶的三场战争

2020年3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新版食品生产许可目录,里面增加了一个新的牛奶品类:高温杀菌乳

所谓高温杀菌乳,是指杀菌温度比低温奶高一点,又比常温奶的低一点,这样做出来的牛奶,保留的活性物质比常温奶多,保质期又比低温奶长,可以达到15-25天,俗称“中温奶”由于赢了两次,也可以叫“双赢奶”。

中国牛奶的三场战争

味全的中温奶产品

中温奶的诞生,有两个大背景:常温奶销量增速在2014年之后开始降低,在2017-2019年甚至出现了连续3年的下滑。低温奶销量则伴随冷链物流的完善、外卖平台的繁荣开始高速增长。

相比传统巴氏奶,多出来一周的保质期,加上城市里更发达的冷链配送,让中温奶的运输、销售、终端门槛大幅度降低了。

另一个背景,便是中国商家祖传的竞争智慧:目前,市场监管总局只承认了“高温杀菌乳”这个产品类型,却没有出台类似UHT超高温灭菌乳和巴氏杀菌乳那样的国家产品标准。换句话说,常温奶和低温奶怎么做,必须听国家的;但中温奶怎么做,企业说了算。

门槛降低,标准自定,自然是熟悉的价格战剧本。明治的“醇壹”、味全的“严选牧场”、光明的“新鲜牧场”、三元的“72℃”、蒙牛的“每日鲜语”、君乐宝的“悦鲜活”等等,顷刻之间遍布超市渠道,而且全都在打折促销,买一送一、加1块钱送第二瓶。让中国人民一夜实现了“鲜奶自由”。

各大品牌跑步进场,争夺的是乳制品行业最后一张寡头门票。

在乳制品的几条细分赛道上,被寡头瓜分的有常温鲜奶、常温酸奶和奶粉,这几个行业都经历了“汰小留大”的历史进程:常温奶领域伊利蒙牛分而治之,奶粉虽然集中度还不高,但中国父母在经历过三聚氰胺事件后就认准了“贵的就是好的”,让中国孩子成功喝上了全球最贵的奶粉,也让飞鹤、伊利在突破百亿年营收后依然增速惊人。

没有寡头的几条细分赛道,要么是因为规模做不起来,当不了寡头(低温鲜奶、低温酸奶),要么是因为市场太小,当了寡头也没什么意思(芝士、黄油、冰淇淋)

而这两类生意的本质在于,前者是靠量取胜,核心是渠道能力;后者是靠价取胜,核心是品牌溢价。

奶粉行业的龙头飞鹤,有一支由上万名导购组成的地推铁军,驻扎在全国超过10万个零售终端、母婴店,要求经销商举办活动的频率不得低于两天一场,而且每场活动的费用要拉动10倍的销售额,如果连续两次不达标,就要被撤换。

在电商份额不足30%的奶粉行业,成千上万的经销商,和全年不休的亲子活动成为了国产奶粉的核心科技,以至于让too young的海外做空机构,产生了飞鹤业绩“好得不真实”的错觉,在飞鹤上市八天后大胆做空。

冰淇淋则是典型的市场小、溢价空间大。伊利的冷饮收入占比不到总收入的10%,毛利却高出所有业务的平均值。哈根达斯近一半的销售额,都由人均冰激凌消耗远不如美日的中国贡献,也是因为卖得贵。低温酸奶虽然销售半径短,但可以借助代餐、健康这些概念做出溢价。

2018年7月,益民一厂发了封致消费者信,事情的起因是一篇公众号文章称光明牌冷饮因坚持走中低端路线,17年不涨价,渠道受阻正面临断供危机,急得消费者在微博跪求光明涨价,画面感人。

做靠价取胜的生意,常靠打造品牌来成就网红大单品;做靠量取胜的生意,往往能通过渠道成为寡头。突然出现的中温奶,在原本泾渭分明的楚河汉界上,生生劈开了一个新的市场空间,把一个靠价取胜的生意变成了靠量取胜的生意,也创造了孕育寡头的空间。

在光明的基本盘上海和华东,蒙牛用低价策略,做出了年销量增长近500%的爆款“每日鲜语”。光明则借鉴蒙牛的跨省进攻套路,抄了三元和君乐宝的华北大本营,把北京人喝了十几年的三元袋装鲜奶拉下了王座。

对于中国乳制品行业来说,这也许是最后一场“汰小留大”的战争。而对消费者来说,这场战争能持续多久,也就意味着中国人民的“鲜奶自由”能持续多久。

中国牛奶的三场战争

消费品领域,“摸着日本过河”是个经常使用的套路,《M型社会》、《第四消费时代》中描述的一幕幕总能在中国找到对应的镜像。在冷链物流更完善,购买力更强的日本,低温巴氏奶占据了98.3%的市场份额。考虑到中国人对食品鲜美的追求冠绝全球,从常温奶消费升级到低温奶,也是大势所趋。
但相比日本,中国面积更大、人口更多,也有更加深刻的城乡鸿沟,北奶南运、冷链物流、履约成本注定了口感鲜美的巴氏奶难以深入县城和农村市场。光明领跑的世纪初,一位光明前员工曾指出了这个问题:
“低温冷链性企业,在现在的中国市场只是小众,喝咖啡的永远不可能和喝凉水的比消费人口。”
在中国,绝大多数消费品本质上都在做两种生意,一种是“人口基数”的生意,一种是“高端购买力”的生意。比如社区团购的战场从来都在三四线城市,卖“马云也吃不起的海鲜”的盒马则难以走出一线城市。
过去几十年,中国消费品的发展逻辑,一直藏在人口分布里:在全国14亿人口中,生活在一线城市的只有8000万人。这注定了本土品牌的主战场永远不会在一线城市,而在广袤的低线城市。
“农村包围城市”诞生的近百年间,逐渐从一种军事战略变成了一种商业战略。无论是乳制品行业的几番混战,还是华为靠下乡打破外企垄断,或是拼多多从五环外开始反击,他们实际上都在做一件事——把东西卖给中国最普遍的那十亿人。
只要这些鸿沟、分裂和差距没有消失,我们就依然能在未来那些成功的商业故事里,找到它们的踪迹。
【 THE END 】—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FarAAOsdDVV693Uw1fKT4g

县城楼市被彻底锤入死局!

过去三四年的时间里,密集的工作行程让我打卡了几十座四五六线小城。

名目繁多的野生新城、堪比一线的住宅高度、一开业就凉的综合体…是许多县城的真实写照。

楼越盖越高,人越来越少。

小城市“一边扩张,一边收缩”的魔幻现实,给不少自媒体提供了诸多魔幻选题。

借着“返乡置业”话题围观下沉市场的惨淡经营,早就成了许多楼市大V新年期间的保留节目…

鹤岗、玉门、个旧这几个倒霉催的,每隔几天都要被拉出来,狠狠的给三四线楼市祭旗!

然后,所有人都在等着 “下一个鹤岗”或“下一个玉门、个旧”。

1

今天,一份《通知》把万千小城楼市锤入死局。

3月29日,住建部发布了通知,就加强县城绿色低碳建设公开征求意见。

通知提出,县城新建住宅以6层为主,6层及以下住宅占比应不低于75%,县城新建住宅最高不超过18层;

与此同时,大力发展绿色建筑和建筑节能,也被提上日程。

这份通知,在中国县城发展史上,绝对堪称里程碑。

这份通知信息量极大,总结下来可归结为:

  • 县城住宅限高
  • 发展绿色建筑
  • 优化公共空间
  • 建设通畅的步行系统
  • 加强县城历史文化保护
  • 县城建设要与自然环境相协调

这份《通知》透露出一个重要消息——

顶层设计团队,已坦然接受小县城的人口流失。

并确信,这一趋势很难逆转。

所谓的低碳环保,县城限高,都是好听的说法。

说的直白点,就是——

人都跑完了,就别老想着怼高楼大厦了!

盖个五六层就行了,搞三十多层也纯粹是浪费钢筋!

这份《通知》一旦落地,全国上千个县城的面貌很可能迎来翻天覆地的改变。

2

在中国,有180个城市的人口正在发生坍缩!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博导——龙瀛,对比了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发现了一个现实:

在中国,1/3的国土面积上的人口密度在下降!

或者说,有一万多个乡镇和街道办事处的人口在流失。

下图中,蓝色的区域就是人口在流失的区域,而红色的区域是人口在增长的区域。

我们会很轻易地发现,最少有三分之一国土面积上的人口都在快速流失。

注意,注意,注意!

上文中,讲到人口流失,用了一个词——“街道办事处”。

也就是说,这种人口流失是切切实实的发生在城市里,而不是农村。其实关于农村人口的流失,我们都很清楚。

但这一次,数据告诉我们,中国不仅拥有空心的农村,还有大量的空心城市。

如果,我们把这些区域放在行政地图上,我们会发现——

10年间,中国有180个城市的人口都在流失。

下面这张图中,红色圆圈标注的城市,都是人口在流失的城市,圆圈越大,流失比例越高。

180个城市,人口在坍缩,城市却在疯狂扩张!

按照正常的逻辑来讲,一个城市扩张的基础一定是人口的增长,一定是先有人口,再有城区。

比如说,我这个城市要规划30平方公里的新区,那么一定要站在未来这个城市要多出30万人口的基础上。

然后站在这30万的人口基础上,来设计空间布局。社区在哪,公共服务配套在哪,中小学在哪,医院该在哪个位置,路网和管网该怎么规划……等等等等。

如果说,一个城市人口已经发生了坍缩,那么这个城市的规模必将会受到影响,不仅不会扩张,还会进一步的收缩。

只有这样,城市规模才能和人口规模相互匹配,才不会出现空城和鬼城。

但是,奇怪的是,这些人口已经发生坍缩的城市,城区面积和城市规划却在疯狂的扩张,牟着劲儿的规划新区。

很多三四线县城,一上来,先想着搞出30平方公里的新城,再想怎么填满30万的人口。

你瞧,这是一件多么意味深长的事儿!

明明城市人口在流失,城市规划却站位在未来的高额人口增长率上。

诸多县城,对着新区一顿猛操作:

路宽景美规划好,产业商业画大饼。

就这样,县城的这群野生玩家们,靠着新城膨胀的规划和概念,狠狠收割一波波县城韭菜。

别管有没有人住,先把楼盖起来。

我只管凭本事画饼,噎不噎得死你,全凭命运。

3

今天的这份通知一出,县城野生玩家的骚操作全部归零。

以前割县城韭菜,全凭野生概念。

地方城市搭台,开发商唱戏——

县城外10公里,先画一个野生的圈;

野生圈里,别管有没有产业,先把产业园怼上。啥牛批咱玩啥,今年大数据,明年区块链,后年新能源,后面还排着基因生物;

产业园边,别管有没有人住,先把大高楼怼上。啥时髦咱盖啥,今年artdeco,明年新中式,后年新亚洲,后面还排着野生托斯卡纳;

大高楼旁,别管能不能开街,先把大商业码上。啥厉害咱码啥,过去玩Shopping Mall,现在流行玩Block街区,手里还攥着文化艺术;

如果这都不给力,最后只能摆上大杀器:

来,把县政府给我搬过去!

野生玩家一顿猛操作——。

一看这楼,多高;一看这商业,多亮;一看这产业,多狠。小小县城,生生干出了陆家嘴的气势。

县城韭菜们瑟瑟发抖,连连高呼:

长老们,收了神通吧。我买!我买!

但是,如今这份通知一出,大开大合的野生玩家被束住了手脚。

正如前文所说:

县城楼市割韭菜,全靠高楼大厦撑门面。

现在不让搞高楼大厦了——

县城新建住宅以6层为主,6层及以下住宅占比应不低于75%,县城新建住宅最高不超过18层;

以前的小韭菜们,一眼望过去全是高楼大厦;现在的小韭菜们,一眼望过去全是低矮小楼。

当概念新城失去了高楼大厦,就相当于鱼香肉丝失去了肉丝,镰刀们失去了华丽的外衣包装。

这就彻彻底底扯住了县城楼市的Dan。

更可怕的是,这份通知背后的高层意图。

以前高层对于小县城的态度,可能是模糊的——

高楼大厦该搞还是要搞,中国也要均衡发展,不能一二线高楼大厦,小县城全是低矮小楼。

该有的门面还是要有,万一有人住呢?

而这一次,内容非常明确,态度非常坚决。

此次住建部的意见中,除了要严控小县城的建筑高度和高楼大厦外,还提出——

  • 县城人口密度应控制在每平方公里0.6万至1万人,县城建成区的建筑总面积与建设用地面积的比值应控制在0.6至0.8。 
  • 发展绿色建筑与优化公共空间。

又是控制建筑高度,又是控制人口密度,又是玩环保。

说的好听点,叫“玩的都是宜居”。

说的不好听,这就是“别想太多,吃点好的吧”。

毕竟,高铁时代势不可挡,新基建和前沿产业只向核心城市聚集,大城市的虹吸只会越来越强。

“短期看金融”?对不起!甭管哪一次央行放水,小城市永远抢不过大城市;

“中期看土地”?很遗憾!小城市的土拍连地方财政都觉得捉襟见肘,而且还夹带着杂牌开发商;

“长期看人口”?不存在!能把人留住已经捉襟见肘,就别惦念着抢人的事儿了…

此次住建部所发布的通知,就是告诉我们——

高层对于县城楼市的态度很明确,差不多得了。

别特么瞎折腾了,你也就这样了。

说的直白点,完犊子了。

有太多小县城,不是已经“鹤岗化”,就是在“鹤岗化”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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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你非要头铁,想买县城房产,那也只有两种情况例外:

1、核心大都市边的卫星城

住建部目前发布的《通知》一旦进入实施阶段,全国县城的供应量很可能腰斩。

由于供应量少,环京、环沪、环深房产大概率更加紧俏,因为这些城市的能级几乎不可复制;

不过,这个新政能对其它都市圈的外围城市拉动力有多大,还真不好说:

毕竟,此时此刻像武汉、成都、南京、长沙、西安等地主城区的开发还远未饱和,谈环都市圈市场为时尚早。

2、自身经济实力较强的小县城

有些县城自身就是人口流入之地,且民富指数高、购买力旺盛。

最典型的要数浙江义乌、慈溪、永康、诸暨,福建石狮、晋江等。

这里面之所以没有将江苏省和广东省的百强县市计算在内,主要是由于它们受周边超级大都市的影响太大,且整体杠杆率、接盘群体并非内生型。

毕竟,楼面价动辄2万+/㎡、3万+/㎡的,着实不多见。

不过,这里还是要强调一点,此类城市即便能买,也仅限于本地人,非土著群体仍然不建议碰这样的市场。

举个例子,浙江义乌3-4万/㎡的均价,拿到杭州去实在有大把大把的房源可挑;

或者,石狮、晋江等地的好地段,丝毫不比泉州主城区便宜…

即便是未来低密住宅真的在广大县城遍地开花,其绑定的资源价值也终究不会有本质上的改变。

这样的房子,本地人买算是买了份乡愁,你一个无根无蒂的外地人长持,有什么意义呢?

最后,还有几句话要送为诸位——

第一,高层已经坦然接受了小县城人口流失的现实;

第二,高层不仅坦然接受了现实,并开始主动收缩小县城的规模,归零小县城的概念;

第三,绝大多数的小县城楼市,自此在顶层设计中沦为死局;

第四,未来的中国楼市,只属于大城市。

各位铁子们,看到这儿,麻烦各位将这篇文章转发给身边还在三四线县城里瞎折腾的亲朋好友,让更多的人看清楚大趋势,让更多的人避免踩坑县城楼市。

今天,是三四线县城楼市的转折点。

今天,是绝大多数县城楼市的丧钟鸣响日。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inDxjM1xtnrf4rN7Hfumjg

这次张煜医生请求和专家团辩论,我们不能让他一个人战斗

小长假就这么过来了。五天里,发生了不少事,但真正让我特别受触动的,还是之前发文揭露肿瘤治疗黑幕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张煜医生。
 

这次张煜医生请求和专家团辩论,我们不能让他一个人战斗

4月中旬,张煜在网上发文,公开称上海某知名三甲医院普外科医生陆巍对肿瘤患者进行不良治疗,导致患者生存期明显缩短,花费也比常规治疗高了10倍以上。此外,张煜还揭露了目前肿瘤治疗的一些乱象,请求国家遏制肿瘤治疗中的不良医疗现象。(详见我此前文章《北大医生捅破天!肿瘤治疗黑幕让人浑身发抖,国家卫健委介入调查》)
 
这场关于“肿瘤治疗黑幕”的舆论海啸,汹涌了十多天后,4月27日,国家卫健委表了态。
 
“对于其中明确提到的、具有明确指向的青海患者的情况,我们也组织国家癌症中心和国内相关领域的权威专家,对病例整个治疗的过程进行专家和同行的评议,经过专家和同行的评议,认为整个治疗过程当中,治疗的原则还是基本符合规范的,至于其中反映的问题,比如基因测序、基因检测的问题、NK细胞治疗的问题,这个过程当中是否有不当的利益交换,国家卫健委也请上海市卫健委进行调查,现在这个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
 
“如果发现有利益交换和利益输送的违法违规情况,我们绝不护短、绝不回避,将会依法依规,予以严肃处理。” 
 
国家卫健委这个表态,是稳妥的。很多地方也在开展相关治疗研究,为了鼓励创新,不能因噎废食,这个不难理解。卫健委如果不表态,甚至把这些给停了,那才真的会人心惶惶。卫生管理部门相当于裁判员,不能下场参与学术讨论,所以它只能作原则性的表态。卫生系统是属地化管理,陆巍医生是否违规,只能由上海方面去查。在结果出来之前,我们是不能随便骂陆医生是垃圾人渣的。
 
但张煜医生很失望。作为行内人,他很清楚,有些医生确实是人渣。
 
本来,他已经答应了亲人不再发声,就让岁月静好和谐安定吧。但经过几天激烈思考,他确定自己忍不下去。
 
5月5日,立夏,张煜在网上又发长文。

这次张煜医生请求和专家团辩论,我们不能让他一个人战斗

他豁出去了,“为了每个患者就医时不会喝到苦酒,为了老家的亲人就医时碰见的都是好医生。”
  
为什么要“多管闲事”声讨不良医生,他的家乡媒体《浙江日报》曾经报道,张煜出生成长在浙江衢州农村,“知道农村人打工挣点钱真的很难。”
 
他看不惯很多事情。太多不正确的事情,可是大家都不说,“可能我年纪还轻吧。”
 
因为他还年轻,所以他还敢孤身犯险,还敢义护弱小,还敢据理力争,还敢寻求真相,还敢质疑权威。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五四青年!
 
通过苦读,跳出农门,来到北京大学读书,然后留在北京大医院,张煜已经算是人生赢家。即便选择独善其身,他也算是一个极好的医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但张煜显然是鲁迅先生说的那种人——“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张煜说,自己很失望。“之前,有很多年轻医生来鼓励我,他们觉得就应该这样做;但也有很多老医生来斥责我,甚至辱骂我,说我这样做很差。我清楚这背后的真正原因,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
  
事已至此,放在很多人身上,基本也就到此为止了。但张煜决定“亮剑”,不是向卫健委,而是向提供决策参考的专家团。从这点看,张煜不是一个莽夫,他挺有政治头脑。
 
张煜请求卫健委领导允许他和专家团的全体人员进行一场媒体公开辩论,主题是关于陆巍医生事件中是否违反医疗原则的问题。他认为这可以向不懂真相的民众和受害患者的女儿解释,同时这也是肿瘤知识科普的很好机会,可能给很多肿瘤患者家属敲响警钟,了解肿瘤治疗中的诊治原则,并能识别出什么样的医生是垃圾医生。
 
“如果我输了,我请求卫健委吊销我的行医执照,终生剥夺我的行医资格,无怨无悔。如果我赢了,我请求卫健委重新更换专家团,并对陆巍事件进行二次审查,期望得到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结果。”
 
他都敢押上自己的身家性命,我们为什么不敢给他一个辩论的机会?比如上一下“奇葩说”之类的辩论平台。
 
国内肿瘤治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拿出来讨论一下,有什么不可以呢?让各种观点、各个阶层、医患双方来一次思维大碰撞,让众多肿瘤患者和他们的亲属朋友关注这个辩论,让全社会得到一次难得的肿瘤治疗的科普机会,难道这些会有坏处吗?
 
真理越辩越明,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用担心大众会干扰肿瘤治疗,要相信群众自有智慧和气度。如果通过这场辩论,让老百姓看到医生们确实在付出在努力,这对改善医患关系,也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而且只要老百姓相信医生不是为了忽悠他们的钱财,那就会尽力配合治疗。哪怕最后必须面对死神,也会坦然面对,保留最后一点身而为人的尊严。
 
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啊。
 
但对此我持悲观态度。张煜医生的诉求,很难被满足。他的结局,不太可能会好。这种出头鸟,在哪个行业都不会被容忍,更难被鼓励。
 
张煜是勇敢的人,对于这种勇士,我们能做什么呢?一句支持的话语,一个默默的转发。总之,不要让这件事的关注度降下来,我们不能让张煜一个人战斗,我们不要做沉默的大多数,不要让勇敢者的努力化为乌有。
 
张煜医生说:“人生路上,每一次敢怒不敢言,还要与人低头赔笑脸之事,可能都是一坛苦酒。大概苦酒多了,最后教人只能闷不吭声,接连成片,就是苦海。”
 
每个人如果都闷不吭声,那就要趟过苦海。这个道理,我深以为然。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RGsPWsy3fVQNBkp_5sqU8A

教授级高工被卡住了脖子

教授级高工被卡住了脖子
82岁老人周光才在微博上一字一句敲下了一条很长的微博,昨天下午6点半,老人发布了自己在一家叫做健生养老院的遭遇。乃悟刚看了一下,转发十几万次。
 
周光才是知识分子,教授级高级工程师。80年代末,西方对中国禁运大型程控交换机,老人带队搞出的HJD04型数控交换机解决了“卡脖子”的问题。
 
周老的微博写得很克制,2018年,78岁的周老和老伴在朝阳医院看病时,遇到了一位来搭讪的女士。热心的晚辈向老两口介绍了一家没有缺点的养老院——北京健生养老院。周边都是公园,硬件设施不错,有特聘高级营养师啥的还在其次,对于经常要看病的老两口来说,最有吸引力的是:
 
内设医保定点小医院。
 
和全国各地推销养老院的孙子孙女一样,这位女士隔三岔五地来看望爷爷奶奶,并打车带爷爷奶奶去看了养老院。养老院里确实有医院,老两口问为什么没有医生护士,得到的答复是在装修,很快就有人了。
 
叫你爷爷的人怎么会骗你呢?
 
禁不住软磨硬泡,老两口交了12万元成为了会员。周老自述说,因为频繁生病他俩没有立即入住。到2019年10月,两人病情稳定后决定去住养老院。然而这一次再来养老院,周老发现,医疗区还是一个医生也没有。
 
养老院告诉二位老人医保定点还没批下来:
 
你们先住进来,马上就能批。
 
周老都80多岁了,肯定是不相信我们是接班人那一套了,所以他要求退钱。
 
健生养老院说退钱可以,只能退65%,剩下35%算违约金。多次交涉无果之后,周老发了微博。
 
周老微博里提到,他的一位老朋友反应养老院里吃得很差,只有在子女探望时才有改善。乃悟研究了一下,周老两口交的这12万其实只是买一个入住资格。要想真的在健生养老,每月还要缴纳床位费、取暖费、生活费、水电费等等。
 
虽然现在健生养老院对媒体矢口否认他们承诺过医保定点,但入院时每位老人一万元的医疗设备保证押金还是要交的。
 
乃悟算了算,按照健生养老院最低标准,周老两口子每月加起来要交6000多相关费用,老两口的养老金可能还不够。
 
健生的大股东叫苏宝瑞,开养老院以前做花木生意。2012年,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开始鼓励民间资本参与,苏宝瑞买下一家酒店,准备改造成养老院。
 
2015年左右,养老院基本建设完成。但关键的证书却迟迟没有能批复下来,养老院愣是空置了快半年都没有一位老人入住。承包食堂的公司忍无可忍还把健生养老院给告了。
 
一位养老行业的朋友告诉乃悟,养老行业资金紧张,利润薄,为了节省成本,企业往往会注册民间非盈利组织,来获取许多优惠政策和帮扶才能活下来。此外,民非组织还能接受捐赠、义工等社会馈赠,节省成本和资源。
 
乃悟查了一下,苏宝瑞修建养老院的钱都是从其他公司高利率拆借而来。比如2016年,他向一家公司拆借资金500万建设养老院,年化利率10%。但如果逾期不还:
 
利率变成30%。
 
健生还真的就逾期了。
 
在被法院判了欠债还钱后,健生养老院的生意突然好了起来,他们的销售开始在全北京寻找合适的老年人,他们大多数购买了健生的一种产品——6年、10年、20年的床位卡,比如周老两口子,买的就是20年的床位卡。
 
媒体去问了苏总,周老的钱到底能不能退,他的回答斩钉截铁:
 
不可能的。
 
苏总还是有这个底气的,这几年健生合同纠纷官司十几起,最后都是调解结案。乃悟建议新浪先给北京的老人们培训培训怎么发微博,苏总另一家养老院马上要开业了。
教授级高工被卡住了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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