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95年左右，元朝元贞年间，一艘海船开进了海南崖州水南村西边的港口。
城西广度寺里的一位女冠听说了有外面的海船过来，心里忽然一动。
自从十四五岁从老家松江府乌泥泾辗转流落至崖州，她已四十年没回过家乡。
如今海风既起，秋雁齐飞，似乎也该到了归去故乡的时候。
后来陶宗仪撰写的《南村辍耕录》里，记载了这位女冠的返乡：
有一妪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乃教以杆弹纺织之法。久之，而三百里内外，悉习其事矣。
很多年后，从崖州将搅车、椎弓和三锭脚踏纺车带到松江的黄道婆，将被当地人建祠祭祀，供为“织女星”、“先棉神”。
而她的故乡松江府，则会成为全国的纺织业中心。
松江府所出产的松江布，从明朝隆庆开关后，一直到清朝鸦片战争之前，都在国际市场上一骑绝尘，为中国吸纳来自全世界的贵金属。
西班牙和葡萄牙从土著手里抢来的白银，大半通过贸易流入了中国，换回了棉布、丝绸、茶叶和大黄。
同一时期的英国人，此时正在努力逼迫国内的自耕农破产，让他们把耕地交出来，变成草场，拿来养羊。
在公元1300年的英国，光是羊毛一项，就占据了全国贸易出口总额的93%，一艘艘满载羊毛的船从英国港口出发，途经佛兰德，流向欧陆。
很多年后，英国将会发展起自己的棉纺织业，此时为了养羊而发起的圈地运动，将为棉纺织厂提供最好的工人来源。
但此时，无论是英国还是整个欧洲，都还没有棉纺织业。
虽然早在公元前4世纪，棉花和棉制品就曾传入过欧洲，但是以欧洲的气候和维度，适合种棉花的地方实在是有限，也就是在意大利北部还有一些棉花产业。
在大多数普通欧洲人的认知里，棉花就是一种“长在树上的绵羊”，说不定夜里还会低头偷偷喝水。
欧洲固然缺乏种植棉花的地理环境，但两百多年后的三角贸易，又用一种另类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
故事是从公元1488年初开始的。
那一年，拿到葡萄牙王室赞助的迪亚士船队，抵达了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
四年后，哥伦布带着他用西班牙王室的风险投资组建的舰队，到达了美洲的巴哈马群岛。
欧洲和非洲、美洲相继贯通。
三角贸易的三个角，已经齐备了。
商船会从欧洲出发，载着枪支和钢铁前往非洲，在那里从当地酋长手中，把满船货物变成满船的黑奴；
接着行经大西洋，到达美洲，用黑奴在美洲殖民地的种植园里换回包括棉花在内的各种农产品；
最后再把这些原材料带回欧洲，贩卖给工厂主。
三角贸易本身具有自循环的能力，奴隶商人和酋长会用枪和钢铁武装自己，抓来更多的奴隶；
而更多的奴隶，又会在种植园里种下和采摘更多的烟草和棉花。
来自印度的棉花种子，被来自非洲的奴隶在美洲的种植园里种植和采摘，最后被欧洲的工人在工厂里纺成纱。
就如同斯文·贝克特在《棉花帝国》里所说的一样：
帝国扩张、掠夺土著和奴隶制这三个步骤，在建造全新的全球经济秩序、以及资本主义的最终出现中，处于核心位置。
棉花，是资本的财富钥匙。
也是黑人的不幸。
然而，即使欧洲的纺织业已经动用了奴隶制，依然无法在和中国的棉布贸易中取得优势。
古代中国的棉纺织业，已经把小农经济下的手工业水准发展到了巅峰。
明朝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记载：
当时又有谚语，“松江棉布，衣被天下”，和宋朝的“苏湖熟，天下足”一样，都是以数地之力，支撑起全国市场的需求。
从黄道婆开始的松江棉纺织业，往单一技能树上加点五百年的成果，就是在技术被彻底拉开代差之前，全世界无人能敌。
据统计，到了清咸丰年间，仅松江一地的产量，就足以供应全国三分之二的布料市场。
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种倾销：
松江府对国内其他地区棉纺织业的倾销。
但是在有大一统中央政府的情况下，以全国内需供养松江，松江赋税同样会被用于西北。
至少，肉烂在了锅里。
另一边，面对铁板一块的中国市场，英国人麻了。
不过不要紧，英国的纺织品卖不进中国市场，难道还不能往葡萄牙倾销么？
在纺织业工厂主的推动下，英国与葡萄牙在公元1703年签订了《梅休因条约》。
条约规定，葡萄牙对来自英国的纺织品只征收15%的关税，而英国则给来自葡萄牙的葡萄酒同等的关税优惠。
英国的本土酿酒业，就这么被英国的纺织业给卖掉了。
以种植经济为核心的农场主，在初步资本化的工厂主面前显得弱不禁风，几乎没有组织起什么有效的反抗。
曾经被英国酿酒业主导的波特酒，成为了葡萄牙的瑰宝，直到今天，葡萄牙仍然是欧洲第五大葡萄酒生产国。
作为交换，葡萄牙得到了葡萄酒这个支柱产业，而英国则兵不血刃地得到了一个毫不设防的纺织品倾销市场。
以葡萄牙本土纺织业的破产为代价，英国壮大了自己的原始资本。
既然葡萄牙是英国世代相传的盟友，那么为日不落帝国的崛起流一点血，也是很正常的吧？
此时的英国，没时间为盟友的破产流多少眼泪。因为下一步，就是对中国市场的入侵。
倾销，倾销，倾销。
这个词如此轻飘飘，却又如此沉重。
据梁方仲在《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入》中的统计，中国借助在国际贸易中的顺差，获得了大量的贵金属储备：
从公元1573年到公元1644年，葡萄牙、西班牙、日本对中国白银的输入，至少在一亿两白银以上。
这笔钱，已经让西方世界眼馋得太久、太久、太久了。
在几百年间，中国的纺织品市场一直被松江保护得很好。
而松江的棉纺织业，又一直被黄道婆留下的遗泽保护得很好。
直到公元1733年的到来。
在那一年，英国机械师约翰·凯伊发明了飞梭，大幅提高了织布效率。
而32年后，英国兰开夏的织工哈格里夫斯又发明了珍妮纺纱机，将传统手工纺纱的效率提高了8倍。
英国人也有了自己的黄道婆。
在瓦特改良的蒸汽机普及到兰开夏的机械纺织厂里面后，英国棉布的生产成本更是被降低到了一个可怕的程度：
即使加上运输到中国的物流成本，仍然能做到和中国本土布料价格相同的情况下，“宽则三倍”。
公元1831年，中国的棉纺织品贸易由出转变为入。
自从黄道婆从崖州回到松江以来的五百年间，这是来自海外的洋纱和洋布头一回打败中国本土的棉布。
倾销来了。
虽然由于瓷器和茶叶贸易的存在，中国的整体对外贸易仍然保持出超，但以松江布为代表的传统手工棉布的时代，已经迎来了落幕。
从十四世纪到十九世纪，松江布一直是全世界最顶级的手工棉布。
松江没有败给兰开夏，而是败给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及英国献祭掉的酿酒业，和上百万被圈在工厂里的英国棉纺织工人。
得到什么，就会失去什么。
反之亦然。
就在中国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贸易逆差的时候，日不落帝国的财富正在飞快聚集。
一场持续了半个世纪的工业革命，把这个岛国推上了世界的王座。
绵延整个地球的海外版图和殖民地兵源，让英国在一百多年后仍然有底气说：
但是另一方面，似乎不需要等到一百年后，也不需要等到印度人的血流干，英国工人的血，就已经要濒临干涸了：
工厂在吸纳就业的同时，也摧毁了原本的手工制造业，造成了手工业者的批量失业和就地进厂。
工业革命在让英国变得强大、让贵族和资本家获得财富和话语权的同时，也让底层普通人不得不被更高效地榨干。
在手工制造业的时代，熟练工是重要的资产，掌握手艺的人需要投入大量时间，还需要消耗很多原材料培养手感。
但是在机器大工业生产的时代，工人只需要简单培训就能上岗，生产效率由机器效率决定，一个熟练工的价值并不比一个新手高出太多。
在资本家的逻辑里，只要能逼迫工人持续工作，一天工作的时间越久，生产成本就会越低。
于是，工人变成了消耗品，一个个死在工厂里，又一个个被抬走。
等到破产农民和破产手工业者全部填进去都不够用的时候，英国议会干脆在公元1834年通过了《济贫法（修正案）》：
直接抓乞丐进厂。
据史料记载，公元1835年，在英国棉纺织厂二十一万九千名工人中，十三岁以下的儿童占四万九千，十三岁至十八岁的少年占六万六千，成年妇女占六万七千。
怀孕女工为了不被克扣工资或解雇，不得不进行堕胎或在机器旁分娩，产后一个星期就要上工。
九岁到十岁的孩子，在大清早二、三、四点钟就从肮脏的床上被拉起来，为了勉强糊口，不得不一直干到夜里十、十一、十二点钟。
他们四肢瘦弱，身躯萎缩，神态痴呆，麻木得象石头人一样，使人看一眼都感到不寒而栗。
公元1840年，利物浦工人的平均寿命为十五岁，曼彻斯特工人的孩子百分之五十七以上不到五岁就死亡。
史书上的数字，从来不只是数字。
每一句轻描淡写的话语背后，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乃至一个个家庭。
工业化的力量如冰山般显现的同时，工业转型的阵痛也在浮出水面。
工业化初级阶段的核心燃料，是人命。
红利，红利，红是血的颜色。
这一切只有在工业生产开始自动化，摆脱了熬人力的初级阶段后，才能得到解决。
在此之前，工厂里那一台台蒸汽机驱动的巨大机器，消耗的燃料不只是煤炭，更是英国工人的血。
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是摸着石头过河，英国工人就是被摸的那块石头。
他们付出了代价，所以也尝到了甜头。
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英国那场从十五世纪开始的、持续了三百年的圈地运动，到达了最高峰。
公元1760年到1769年的十年间，英国有七十多万英亩土地被圈占。
失去土地的破产农民，一部分流入了城市的作坊工厂，就地转型为产业工人。
他们忍受着每天12小时甚至16小时的工作时长，无比怀念还能当农民的日子。
而另一部分，则去了英国在美洲的殖民地，成为了种植园的农场主和走私贩子。
这是属于英国农民的“入关”。
几年后，一群走私贩子会乔装打扮成印第安人，在波士顿湾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船茶叶倾入大海。
没有人知道，这些人中是否有当年从英国远走的破产农民。
不过不重要了，他们即将获得一个新的名字：
美利坚。
公元1776年，美洲殖民地代表在费城通过了《独立宣言》，美国宣布建国。
失去北美这个泄压阀后，英国的国内矛盾没了出口，日不落的版图上多了一大块阴影。
而且这块阴影还挺闹心，时不时就跳出来提醒一下英国自己的存在。
就像第一次英法百年战争后，英国天天琢磨着从佛兰德偷技术一样，美国也继承了英国的传统艺能：
盗窃纺织技术。
建国十五年后，美国开国元老、首届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写了三份国事报告，分别是《关于公共信用的报告》、《关于国家银行的报告》和《关于制造业的报告》。
三份国事报告中，前两份报告最终在国会上通过并成为法案，但最后一份《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却成为了汉密尔顿唯一一份没有被国会通过的报告。
对当时的美国来说，作为一个还以种植园经济为主的农业国，汉密尔顿对于制造业的投注力度太吓人了。
在这份报告中，汉密尔顿提出，可以实行大量措施保护美国尚处幼稚阶段的制造业，哪怕这些措施显得很流氓。
在接下来的论述里，汉密尔顿把制造业抬高到了涉及国本的地位：
“不仅富足，而且一个国家的独立与安全，都是极大地与制造业的繁荣联系在一起的。”
既然制造业这么重要，那么我往英国派几个技术间谍，也是很正常的吧？
于是在公元1810年6月，一个叫弗朗西斯·洛威尔的美国人带着家人去了趟英国，顺便逛了逛曼彻斯特和兰开夏的纺织工厂。
这一“闲逛”，就是两年。
两年后的夏天，他在回国的路上被人截住，英国人觉得准能从他的行李里搜出一些纺织图纸或者零件啥的。
但他们什么也没找到：
弗朗西斯·洛威尔的行李箱里，没有任何与纺织技术有关的东西。
他全都记在了脑海里。
回到美国后，弗朗西斯·洛威尔迅速开办了自己的纺织厂，用的都是凭记忆复刻出来的最新的英式设备，甚至还略做了提升改进。
虽然美国工业革命的起步要比英国晚30年，但是在各行各业的“弗朗西斯·洛威尔”帮助下，美国很快就抄全了作业，补足了工业基础。
紧随而来的，是一连串的好运。
在19世纪下半叶，随着英国产业的高度发达，国内的机械设备老化、而用工成本却逐渐升高，英国资本开始找接盘侠。
大量的实体产业被英国输送到了欧洲大陆和北美大陆，工业门类齐全，并且极度重视制造业发展的美国，抓住机会拿到了最大的好处。
很多当年的商业间谍和技术大盗绞尽脑汁都弄不回来的东西，被英国资本家连人带产线一起送到了美国。
但光是能把东西造出来还不够，还得有地方卖出去。
英国当年可以把商品倾销到北美和印度，美国自然也需要找到一个能承载国内溢出的工业生产能力的市场。
有足够的市场来承受过剩的工业产能，企业才有进一步扩大生产和改进技术的动力。
这个市场最好是一个农业国，并且盛产金银。
美国选中了日本。
自从公元1853年，那四艘从美国弗吉尼亚出发，燃着浓烟、通体漆着黑色柏油的黑船叩开了日本国门后，美国和日本的不解之缘就开始了。
继英国对清朝进行的炮舰外交之后，美国也有样学样，开着军舰对日本幕府喊话：
开门，自由贸易。
但是以日本当时的生产力，除了装在稻草编织袋里的海参和鱼干，还真没什么东西能对外销售。
所谓自由贸易的结果，就是白银和黄金的单方面外流。
很快，以洋纱、洋布为代表的、来自工业国的低成本货物无可阻挡地挤占了日本市场。
倾销，倾销，又是熟悉的倾销。
手工业者大量破产，本来就发展得不怎么样的本土纺织业被冲击得一塌糊涂。
但痛苦中也隐藏着机会。
通过对外国纺织技术的山寨，日本的棉纺织业用很低的代价就实现了从0到1的工业化。
工业化是有惯性的，一旦开始，就再也无法停下来。
从公元1887年第一个引入蒸汽罐和蒸汽机的富冈缫丝厂开始，日本各地的工业化纺织厂遍地开花，很快就完成了从1到1000的复刻。
来自破产农民家庭和手工业者家庭的女工纷纷涌入缫丝厂，她们日夜两班轮岗，让机器昼夜不停地运转，就像在一百多年前的英国曼彻斯特和兰开夏的工厂中所发生过的一样。
日本把国运，赌在了纺织女工们的双手上。
时间来到公元1932年。
这是日本昭和时代的第6年，昭和风气还没有完全形成，但日本已经有了很多非常“昭和”的人。
经济学家赤松要就是其中之一。
在观察了这些年日本棉纺产业的发展情况后，他发现日本有一个很大的优势：
我们的工资低。
别笑。
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关键性的、某种意义上也是唯一的优势。
那一年，他发表了一篇经济学文章，叫《我国经济发展的综合原理》。在这篇文章里，他提到了一个雁行模型理论。
按照这个理论，日本的棉纺织产业发展，是三只先后起飞的大雁。
第一只大雁，是被欧美国家倾销之下的进口浪潮。
第二只大雁，是山寨，山寨，再山寨，学会了欧美国家的技术以后，再用极低的人工成本和资源成本，生产出更便宜的本土商品。
第三只大雁，是一只复仇之雁。
来自日本的廉价纺织品占领了国际市场，开始反向挤压欧美国家的棉纺织产业。
在这个过程中，日本的产业资本赚取了大量外汇，这些外汇又可以买回更多的纺织机械，让日本的工厂尝试进行机械仿制和生产。
在生产纺织机械的过程中，日本培养出了自己的机械工业，顺便催熟了机械工业配套的钢铁和机电产业。
接下来的时间里，以少女为驱动力的棉纺织业自下而上推动着日本的产业结构，一步步往更高的层面发展。
当年第一批进厂的少女已经嫁为人妇，但永远会有新的年轻人进厂。
一直到赤松要发表完这篇论文的十几年后，日本的很多缫丝厂里，仍然挂着“生丝就是外汇”的标语。
标语下面站着的，是日本燃烧了几代人的鬼魂。
红利，红利，红利。
公元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
十四年后，日本无条件投降。
筚路蓝缕建立起来的工业体系，终于被日本习惯性地赌国运，给赌炸了。
久赌必输，何况日本次次梭哈。
二战结束后，日本只能靠牺牲民生维系工业的“倾斜经济”策略，才保留了一点工业火种，一直苟到了公元1950年。
那一年，朝鲜战争爆发。
这一战，让中国重获国际地位，打断了美国人的亚太地区战略，也给了日本制造业第二个机会。
因为离朝鲜近，并且具备基本的工业能力，日本被美国当成了战争补给基地，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美国在日本采买了大量的工业物资。
突如其来的巨大外需犹如给半死不活的日本经济灌了三斤夜里猛，让日本的产业资本一下子支棱了起来：
光是为美国大兵修车，就拯救了战后稀烂的日本汽车制造业。
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刺激下，日本制造业逐渐复苏。
与此同时，第二次产业转移发生了。
第一次产业转移，是英国到美国。
第二次，是美国到日本。
20世纪50年代初，随着国内自然资源和人力价格的上涨，美国的资本集团开始在全球寻找成本更低、并且有一定工业基础的区域，然后把国内的工业转移过去。
工业于一个国家的战略意义当然很重要，但是当工业变得没那么赚钱，尤其是出现了其他明显赚钱更多而且更轻松的生意时，资本就会自发地找到退场的路径。
而在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对比下，工业顿时不香了。
战后重建中的日本，引起了这些资本集团的注意。
在成为第一次产业转移的接收地后，日本制造业以饕餮般的食量，疯狂引入欧美资本的重工业技术。
日本企业搞重工业的思路非常清晰，就像当年搞棉纺织工业一样：
先帮欧美厂商代工，同时山寨对方技术和设计，然后利用更低的人力成本和规模化效应，生产出更多更便宜的工业产品，反过来再卖给欧美市场。
成立于公元1965年的爱信精机，是丰田和美国博格华纳的合资公司，刚开始使用的是博格华纳授权的技术，但现在爱信AW生产的汽车变速器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一。
一切就像是公元1932年赤松要雁行模型理论的plus版，只是这一次，反噬西方国家的那只大雁，从布料变成了汽车，体量更大，力度更猛。
公元1961年，日本汽车产业体量超过意大利，达到世界第五；
公元1966年，超过英国，达到世界第三；
公元1968年，超过西德，成为世界第二；
公元1980年，日本汽车产量突破一千万辆，占当时世界汽车总产量的30%以上，成为世界第一。
到了80年代初期，日本汽车在美国的市场份额已经超过了20%，而太平洋的另一边，美国汽车在日本的市场份额却接近0%。
美国汽车工业的后门，被日本冲了个稀烂。
这是产业转移的威力。
日本汽车工业的崛起，间接导致了美国“汽车之城”底特律的衰败。
在那首说唱歌曲《Welcome To Detroit》里，埃米纳姆唱着：
和底特律所在的密歇根州一样，埃米纳姆出生的密苏里州也属于铁锈带地区。
自从第一次产业转移后，这些地方就陷入了持续的经济衰退和结构性失业。
贫穷和失业的必然衍生物，是五花八门的暴力犯罪。
此时，人们对底特律的称呼已经从“汽车之城”变成了“罪恶之城”。
公元2013年底，这座曾经代表了美国重工业制造中心的城市，在美国联邦破产法官罗兹的裁决下正式破产。
底特律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破产市政府的同时，仿佛也宣告了美国重工业的薄暮。
同样也是在这一年的年底，小李子主演的电影《华尔街之狼》上映。
美国梦的具象化，已经从传统的制造业大亨变成了金融巨子。
金融赢得一切。
金融失去一切。
很多年后，有个叫万斯的美国人会写一本叫《乡下人的悲歌》的回忆录，描述资本带着重工业从美国撤退后，留在铁锈带的那些普通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充满着药物滥用、酗酒、贫穷和精神创伤。
当自动化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工业和民生的利益就一致了。
失去了工业的铁锈带，也断送了民生。
虽然从万斯的外祖父母、母亲、阿姨、叔叔，到他的姐姐，每一个人都努力想要从底层跃迁为中产，但是，内卷救不了美国。
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摆脱了身上世袭的贫穷。
就在铁锈带的普通人染上大麻的同时，房地产和金融业也成为了20世纪70——80年代美国资本的大麻。
大麻抽多了的结果，一定不是自发地戒掉，而是觉得大麻都没劲了，转头就染上冰毒和海洛因。
时至今日，美国之子巴菲特都已经成了登不上新时代的船的“老钱”。
轮到硅谷的互联网新贵们，开始加速盘算起更快捷、更赚钱的买卖。
赌桌上的玩家换了一轮，玩法更新了好几个版本。
只有筹码还是那些筹码。
依然在热切地寻找着杠杆更高、更刺激的游戏。
不死，亦不眠。
赤松要是在公元1974年死的，他活到了78岁。
这个时间非常凑巧，刚好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体验了日本战后经济的崛起，又刚好错过了几年后日本经济的扑街。
他是在日本的高潮中死去，就像伍迪艾伦的《倒序人生》一般。
如果他再活六年，就会在公元1980年看到日本汽车产业体量达到世界第一后，通用、福特和克莱勒斯是如何联合起来向美国联邦政府施压的。
美国政府治不了资本家，就开始治日本。
而日本政府看了看美国驻扎在横须贺港的第七舰队司令部，果断在零点几秒内给美国车企磕了个头，“自愿”限制日本车企对美国市场的出口量。
公元1981年，日本对美出口汽车规模限制在168万辆，公元1982年限制在193万辆。
到了公元1987年，美国又玩了一个更骚的操作：
对日本汽车征收100%的关税。
但无论是对日贸易管制还是关税，都没能挽救美国制造业的颓势。
日本车企为了绕开贸易管制，就在本土生产零部件，然后送到美国去组装。
美国强行让日本车卖高价，就大搞品牌营销，提高汽车附加值，做高端车型，继续跟美国车企抢市场。
然后美国政府就抓瞎了，很多官员开始怀疑人生：
日本的车企为什么这么能打，他们是不是有高达？
高达系列是公元1979年出的，算算时间，这个时候也差不多该传到美国了。
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了公元1985年，那一年美国、西德、法国和英国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拉着日本人在纽约广场饭店开了一个会。
这个会的表面目的，是解决美元太值钱的问题。
会议上五国签了一个协议，规定日元和马克应该大幅升值，并且协议签署后，各国央行开始陆续抛售美元，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
这一上一下之间，日元相对美元值钱了一倍。
美元估值的泡沫问题解决了，日本经济的泡沫吹起来了。
在广场协议签订后的十年间，日元币值持续走高。
对国际资本而言，即使日本股市和房市纹丝不动，仅靠日元的升值，投资日本股票和日本房地产业也是一个稳赚不赔的买卖。
更何况，日本国内的情绪早就已经狂热起来了。即使没有国际资本的涌入，股市和房市一样会膨胀。
国际资本的炒作加上国内的狂热氛围和盲目乐观情绪，双管齐下，日本经济直接爆炸。
今天再来回顾这段历史，一般认为广场协定给日本经济点了一把火。
但如果只是广场协定，最直观的影响，也无非是美国资产变便宜了，日本资产变贵了。
顶多美国人少买日本资产，日本人多买美国资产；美国资本不流向日本，日本资本大量流入美国。
这只是一个美国抓着日本抽血，然后给自己打进去的事情，美国并没有想把日本抽死。
真要是把最怂又最有钱的那个抽死了，以后抽谁，抽墨西哥的大麻吗？
按理说，日本汽车被美国加关税加到100%都能卖进美国市场，升值一倍也无非相当于把关税加到200%。
对日本经济而言，本来应该是伤筋，但不动骨。
但问题就在于，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事情是不讲道理的。
美国人怎么也没想到，日本竟然会这么虎。
在发现日元升值导致外贸经济陷入停滞后，刚过了一年，日本政府就敢为了短时间内促进GDP增长而降低利率，搞宽松货币政策。
结果日本国民一方面发现存款拿不到多少利息，储蓄率大降；
另一方面发现贷款不用付多少利息，但是炒股和炒房却回报率很高，纷纷开始向银行借钱投资，或者大肆出国消费。
拿着自己用纸印的钞票买其他国家真材实料生产出来的商品，这本来是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军事强国后才有的待遇。
这种行为的前提，是美国政府每年花掉的相当于其后十几个国家军费总和的军事开支，逼迫全世界都不得不为美国人买单。
而吊诡的是，日本此时只是经济上养肥了，但冲绳还驻扎着美军基地呢，竟然就也准备“享受享受”了。
可能这便是日本人所推崇的那种，如烟花般绚烂而转瞬即逝的美吧。
但即使是昙花一现，先爽到的也永远不是普通人，而是资本。
就在日本的普通人为被国际资本和国内资本联手抬高的房价而蛋疼的时候，日本的大企业正在美国快乐地买买买。
当然，不是收购实体资产。
日本的经济崛起，本来就是因为实业在欧美资本看来是一块已经被时代淘汰的鸡肋，才吃到了这块欧美资本主动抛出来的“过期蛋糕”。
几十年后的日本资本，又怎么会回过头去接欧美实业的盘呢？
资本在所有国家的表现都是一致的，和肤色无关，更和语言无关。
公元1989年，在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的推动下，索尼花34亿美元并购了美国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继一年前索尼花20亿美元兼并美国CBS唱片公司之后，再次创造了日本企业兼并史上的最高纪录。
同样也是在这一年，日本政府发现事情不对后，终于后知后觉地实施了货币紧缩政策，戳破了经济泡沫。
但为时已晚，在股市和房地产上借钱梭哈的普通人已经太多太多了。
甚至很多人是加杠杆买股票和买房的，泡沫一破碎，股价和地价短时间内下跌了一半还多，这些人立刻杠到了蛋。
那段时间，日本的摩天楼上天天下饺子，楼下成为了高危场所，如果在天台下方呆久了，很有可能在一天内被十几个跳下来的人轮番砸中。
这一年后，日本经济进入了漫长的衰退期，史称“失去的十年”。
虽然说是说“失去的十年”，实际上到现在都三十多年了，日本还是没完全缓过劲来。
更蛋疼的是，日本跌倒了，但美国也没能解决国内的经济问题。
美国的出口贸易还是没有什么起色，只是从对日贸易逆差，变成了对中贸易逆差，最后一算，还是贸易赤字，而且还赤得更多了。
美国搞死了日本，但没救回自己。
世界就是一个草台班子，大家都一厢情愿，只想唱自己写好的剧本。
有时是你方唱罢我登台，有时是大家一起上场。
总归是闹哄哄乱糟糟，谁也不顺心。
然后为他人，做嫁衣裳。
正当日本因为金融问题而焦头烂额的时候，世界制造业的格局已经悄然发生了两次巨大的改变。
20世纪70年代，就在日本陷入泡沫经济前夕，第三次科技革命发生了。
日本的低端产业，遇到了和当年的欧美一样的问题：
生产成本太高。
当年日本从欧美国家手中接过来的低端制造业，又逐渐转向了亚洲四小龙。
首先离去的，是对成本变化最为敏感的鞋服产业。
阿迪达斯、耐克等品牌最初将生产基地设在欧美，在第二次产业转移中在日本落地，此时又随着第三次产业转移，将代工厂选在了成本更低的韩国和台湾。
鞋服产业的敏锐性，让它成为了产业转移的发令枪，鞋业去了韩国和台湾，制衣业则去了香港。
在鞋服产业迁徙后，其他代工类产业也紧跟其后，撤离了日本。
日本跌倒，四小龙吃饱，在吃到第三次产业转移的红利后，亚洲四小龙很快富裕了起来。
日本让出的半导体市场泰半被韩国拿走；
台湾转向了电子代工，富士康就是在这一时期诞生的，之后又陆续有了联发科和台积电；
香港在短暂的鞋服产业聚集后，和新加坡一样主要做国际贸易和金融服务业为主。
新加坡在政府主导下，重注了电机工业和航空业，并且引入了大量国际金融机构，为全世界提供金融服务。
虽然四个地区的产业形态、模式各不相同，但它们的地价、房价和人工成本都变得很高。
从一开始，他们就没有给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存空间。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依然是以跑路贼快的鞋服产业为排头兵，世界范围内的各种产业都开始了重组性转移。
这一次，是欧美日本连带着亚洲四小龙一起，逐步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一些低技术型产业向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转移。
经过了改革开放的中国内地，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去承接这一场浩浩荡荡的全球产业转移。
此时人均偏科的四小龙已经被塑造成了极度依赖外部市场的形状，失去了构建完整工业结构的机会。
当然，或许它们从来也没有过这样的机会：
公元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来了。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四小龙和四小虎的经济几乎被国际资本轮流干碎，造成的第一个影响，就是破产潮和失业潮。
公元1998年的韩国汉城基督教医院，一个半昏迷状态的小男孩在律师和警卫的看守下被送走。
这是滞留在医院里的最后一批病人。
他们离开后，医院的大门就被链条锁上了，所有值钱的医疗设备和药物都被搬空，用来抵偿这家医院欠下的债务。
自从这家医院在亚洲经济危机中破产后，医院的员工就再也没有拿到过薪水，到彻底关院那一天，每人被拖欠的工资平均下来已经超过了700美元。
面对欠薪，他们茫然无措，仍然按照惯性每天去医院上班，期待着医院老板有一天会把欠他们的工资补上。
医院老板曾想让警卫把他们全部赶出去了事，但是几乎所有人都不愿意离开。
医生和护士瘫坐在空荡荡的医院走廊上，只有在警卫拖拽他们的时候，才睁大眼睛用手抵住门框和一切他们还能抓住的东西，试图留在这个他们工作了一辈子的地方。
这一幕，在当时的韩国，几乎每天都要发生100起以上。
从医务人员到汽车制造厂的工人，再到商店的售货员，任何一种职业都在失业的危机前人心惶惶。
在这一刻到来前他们从未觉得自己是同一类人，直到现在，他们有了同一个名字。
被抛弃的人。
破产的英国农民还能去北美殖民地，失业的日本手工业者还能进厂，但是全国的经济一起崩溃的时候，这些韩国人还能逃往哪里呢？
经济全球化和产业转移，在短暂的柔情蜜意后，终于露出了狰狞的一面。
资本在来的时候带了几颗种子，但走的时候会掏空所有收成。
留不住的财富，做不完的美梦，合不拢的指缝。
终究是，两手空空。
经济狂奔的四小龙，在金融危机中被迫用前列腺刹了车；
往韩国和东南亚做了大量投资的日本，也顺势撞到了蛋。
在泡沫经济破裂后休克了小十年的日本，经济状况好不容易才有了一点起色，差点又被韩国和东南亚的风波弄得闭过气去。
时也，命也。
日本经济这一次的拉胯，是偶然，也是必然。
其病根不在于对韩国和东南亚的投资，而是从当年的广场协议后，日本国内资本大量撤出实业、投身金融业和房地产业时，就已经深埋。
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叫做空心化。
当时赚钱赚的有多爽，往后被国际资本折腾起来就有多酸爽。
无论是对人还是对国家来说，有一句话其实都是通用的：
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但那时，日本还太年轻。
第二次产业转移，本来应该是日本最重要的一次机会。
日本抓住了机会，但没完全抓住。
时代不会等日本醒悟。
这一次世界制造业的主角，已经换上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面孔：
中国大陆。
对中国现代纺织业来说，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
天时，是指中国内地成为了全球第四次产业转移的目的地；
地利，是指公元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内地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带来的政策优势；
人和，是指国内相对便宜的人力成本，和国企改制后大量需要注入国际生产秩序的老国企工厂。
今天全国最大的棉纺织综合集团魏桥集团、世界最大的牛仔产业集群广州增城新塘牛仔基地，以及国内产值第一的牛仔布供应商黑牡丹，都发源自20世纪80年代。
那是梦开始的时光。
魏桥集团的前身，是邹平县第五油棉厂。
在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中，魏桥集团是在公元1985年秋天的一次旱情中缔造的。
在那次旱情中，油棉厂收来的棉花卖不出去，时任厂长的张士平便集资建了一座毛巾厂，开始生产和销售棉制品。
很多年后，油棉厂和毛巾厂变成了魏桥创业集团，其总部所在的魏桥村，成为邹平县最富裕的村庄。
村民们盖起了贴满白瓷砖的二层小楼，把房间一间间租出去，楼下的商铺，一天最少得开十八个小时。
在新世纪初，纺织工人们会统一来到魏桥村报名，然后被分配到不同的生产区。
走之前，他们会在街上的翠珍综合超市买齐日用品，如果想念家人了，也可以来到公话超市给家里打电话。
二角五分钱一分钟的长途电话费用，对当时一千七八百一个月的工资来说并不算廉价，但已经足慰相思。
那时他们主动、自信、热切且年轻，下班后在工厂周边闲逛，厂区有繁华的商铺和乌泱乌泱的人群。
就像黄金时期的美国工业区，一切都梦回铁锈带生锈之前。
如果说魏桥集团的诞生还因为“大旱”这样的气候原因而略带传奇色彩的话，那么广州增城区新塘镇的牛仔产业集群，就是一点一滴从第三次产业转移中积攒出来的。
在上一次产业转移中，香港接手了从日本转移来的制衣业，并一度发展为香港的支柱产业之一。
而随着港产服装在国际上越来越好卖，香港的很多制衣企业开始想办法扩大规模，同时准备把制衣厂迁到成本更低的地方。
顺便，把看起来不上档次的牛仔布产业送走，不要影响了香港的楼市。
在第三次产业转移中，先一步接纳了香港制衣业的，便是增城新塘镇。
别人给不了的政策优惠，我给；
别人不愿意干的低附加值工作，我干；
别人不愿意承担的环境压力，我承担。
差不多是在80年代初，港商黄炳棠回到家乡新塘镇探亲，听说了当时新塘镇提出了一个“三来一补”政策承诺：
只要企业有华侨参与投资资金、设备或技术，工厂开办的前三年可享受免税优惠。
黄炳棠心想这真是想睡觉来了枕头，遂创办了新塘镇制衣厂，也就是新塘镇第一家牛仔制衣厂。
三年后，黄炳棠的工厂免税期满，他便撤资不再办厂。
结果他弟弟黄林又来了新塘镇大敦村继续办厂，继续免三年税。
很多之前在制衣厂上过班的大墩村村民，一看黄林的牛仔制衣厂办得挺赚钱，也跟着辞职去办厂。
而且“三来一补”只说有华侨投资就可以免税，又没规定要投资多少——谁家还没有个华侨亲戚了，让他们挂个名，投资的钱自己出都行。
新塘镇是个典型的“侨乡”，据当地《增城县志》记载，在清朝道光年间，新塘镇就有人出海谋生，远达美洲，通过做小生意起家，而成一方巨富。
从此以后，去海外做生意成了新塘镇的风俗，虽然不是人人都在贸易中赚到了钱，却在百年后让家家户户都能拿到免税优惠，只能说“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了。
当然，华侨提供的主要是设备支持和政策优惠，花的钱还是要自己出的。
大墩村的村民搞出了各种骚操作。
没有多余的钱盖厂房，就用饭堂暂时替代，甚至有填平了茅厕当厂房的。
至于那些公共建筑就更是香饽饽，比如祠堂，祖先牌位就先请委屈委屈。
这么大一块地，不用来做牛仔裤可惜了。
而且由于祠堂的使用权需要抢，有时候嫡系子孙反而抢不到，在祠堂里干活的人可能都和供的人没什么血缘关系。
自大敦村牛仔制衣厂建成以来，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大敦村多了三四百家牛仔制衣厂，每一家都有华侨入股。
其中又有许多家是不同村民合股所办，等到厂子盈利到一定程度，合股的股东就会拆股，拿钱自己办厂。
于是这些厂子的数量，就这样一变二，二变四，飞快地扩散到了整个新塘。
这种朴素的居民自发产业建设，一直持续到了公元2001年。
那一年，中国加入了WTO。
在加入WTO前，每当中国的商品在欧美市场上获得了竞争优势，就总会被人以各种离奇的理由扫地出门。
公元1988年和1992年，欧盟受理了两次对中国彩电的反倾销案，但这是一起单方面的审判，中国相应的企业根本没有应诉的概念，就被缺席判决了有罪。
在这两次反倾销案后，中国彩电彻底失去了欧盟市场。
公元1992年，欧共体提起了对中华牌自行车的反倾销诉讼，同样不熟悉规则的中华理所应当的败诉了，从此被加上了30.6%的高额反倾销税。
自从以后，刚刚在欧洲国家打开销路的中华牌自行车又被堵了回去。
公元1994年，一大批中国一次性打火机制造商被美国提起反倾销诉讼，名单上的57家企业只有3家应诉，结果没有应诉的那54家企业统一被美国征收了高达197.85%的反倾销税。
倾销，倾销，倾销。
还有反倾销。
对欧美国家来说，反倾销就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今天说你戴了帽子要收税，明天就说你不戴帽子要收税。
其实戴不戴帽子并不重要，你动了他们的蛋糕，才重要。
在规则对等的情况下，别人说你倾销其实是好事，说明你的商品卖得好，对他们产生了威胁。
问题是，外贸市场的规则本来就是不对等的。
对等意味着公平，而公平需要实力来保障。
没有哪个欧美企业会眼看着中国商品在他们的地盘上肆意赚钱，到了一定界限，他们就会开始玩弄规则。
毕竟他们有过对别人倾销的经验。
在那个时代，欧美企业的神经有多敏感，决定了中国外贸有多高的天花板。
昔日的彩电、自行车和打火机，都是前车之鉴。
商品要出海，需要国家层面的保驾护航。
只要能在规则对等的情况下竞争，中国的制造业完全有底气在海外市场开疆拓土。
加入WTO，就是在要求一个“规则对等”。
公元2001年以后，中国外贸头顶的隐形天花板，“啪叽”一下，碎了。
秋风未动蝉先觉，春江水暖鸭先知。
新塘人很快发现了牛仔代工的订单变多、市场变大。
入世的第二年，在新塘镇政府的牵头下，新塘建了“新塘民营制衣工业园”、“新塘环保工业园”，次年又兴办了“新塘国际牛仔城”。
新塘本地并不产棉花，自然也没有牛仔布，在过去，这些原料都需要新塘的厂商自己去外地买回来。
而现在把工厂聚到一起，最大的作用就是吸引原材料供应商主动过来谈合作，顺便自觉一点把原料运到新塘来。
一个规模巨大、产能恐怖的牛仔产业集群，初现端倪。
据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统计，今天的新塘已经成为了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牛仔生产基地：
全国有50%以上的牛仔服装出自新塘，出口牛仔中有30%以上出自新塘。
山东的魏桥集团收棉花、加工棉花，做棉纺制品。
广州新塘的牛仔基地做服装代工，生产牛仔服饰。
在两个企业的业务之间，还差了一个中间项：
牛仔布。
这一块业务的空白，很快就会被江苏常州的黑牡丹填上。
改开那一年，黑牡丹还不叫黑牡丹，叫红卫色织厂。
改开以后，红卫色织厂一直在琢磨一个问题。
我们这么大个纺织厂，到底干点啥才能从外国人手里赚到钱？
纠结了两年多，最后得出答案：
不如卖“丹宁”（牛仔布）吧。
要销售牛仔布，就先得会生产牛仔布。
这句话听起来像是一句“人被杀就会死”一样的废话，但对当时的红色卫织厂来说，却是一个非常窘迫的现实：
他们还真不会生产。
这已经不是日本棉纺织行业刚起步那时候，只需要给缫丝厂装上蒸汽机就能追平技术代差，只需要让纺织女工两班倒就能反压一头生产成本的时代了。
公元1980年的全球棉纺织行业，已经有了技术门槛。
先说机器，要给牛仔布染色，需要特殊的染色设备“染色浆纱联合机”。
而且当时美国已经把牛仔布的行业标准定得很高了，只有用“无梭织机”生产出来的牛仔布才是合格品。
当然，如果能像日本人那么会扯淡，拿着40年代牛仔布生产的工艺对外说这个叫复古面料，并且还能骗到欧美消费者，让市场承认日产原牛的竹节和棉结就应该是“高端复古牛仔裤”应有的特色和工艺，那也行。
但至少在当时，在20世纪的80年代，红卫色织厂的厂长姚顺才想的还是尽量满足美国人的要求：
刚起步，就对标国际牛仔布标准。
这一年，工厂开始和常州印染研究所协作，从无到有解决染色工艺。
这是真正的从无到有，因为当时卖纺织机械的外国厂子特别拽，尤其是后来在1996年向比利时进口的那批喷气织机：
大几十万的机器，不给中国人说明书，也不派人指导安装和使用。
也不知道是不是当年吃了日本人的大亏。
在一没有图纸、二没有资料的情况下，试错了无数遍，改了无数遍，红卫色织厂的染浆联项目终于在一年后如期完成。
而到了公元1982年末，厂里的生产线已经可以批量生产牛仔布了。
这批被取名为“黑牡丹”牌的牛仔布，出现在了当年度的广州秋季交易会上，为红卫色织厂从外商手里赚回了第一桶金。
第二年，黑牡丹牛仔布拿到了国家色织行业的大奖，“国家银质奖”。
在一张老照片里，厂长姚顺才胸前戴着大红花，手上捧着一个硕大的银质奖章，在人群中笑得没了眼睛。
他皮肤黢黑，一笑起来，脸上的皱纹都挤在了一起，看起来倒真挺像朵黑牡丹。
公元1988年，黑牡丹拿着牛仔布换来的外汇，花360万美元从比利时买回了80台无梭织机；
公元1991年，搬迁改造了预缩机和染浆联；
公元1998年，实现了进口热定型机均匀轧车电气同步控制。
这个时候的黑牡丹，已经可以生产出全球最高标准的牛仔布了，LEE、Levi‘s 、G-STAR都用过黑牡丹供应的牛仔布。
从进口机械，到模仿技术，再到对外出口。
来自公元1932年赤松要的三只大雁，又开始在中国依次振翅，初试啼声。
严格来说，黑牡丹虽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才接触到牛仔布行业的，但这个企业的历史渊源其实还要更早一些，久至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
那时，苏南的两位纺织商人吴嘉声和陆炳坤，刚建起一座传统作坊式的纺织工厂。
这个纺织作坊没有存在多久，很快它便毁于一阵不知从何而来的炮火。
不过吴嘉声并不感到太沮丧，因为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
他冷静地带着人离开了当地，到另一个还没有打过仗的地方重新建厂。
就在吴嘉声的工厂被战乱多次摧毁，又被他辗转各地反复重建的时候，日本的赤松要正在研究日本的棉纺织工业和他的雁行模型理论。
如果吴嘉声能和赤松要聊一聊，他大概会告诉赤松要，在纺织业的发展中，什么狗屁雁行模型根本不重要。
一个没有战火之忧，可以让他的工厂安稳运转几年的和平环境，才是最重要的。
当然，他们俩应该都会认同一个观点：如果没有那些该死的洋纱洋布就更好了。
当这两个东亚国家的纺织工业还顶着来自西方的倾销压力下艰难求生时，在遥远的美国东南部大西洋沿岸的北卡罗来纳州，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牛仔布制造商White Oak已经用“有梭织机”织了十几年的布了。
在巅峰时期，White Oak曾拥有160万平方英尺的占地面积和超过2500名工人。
无数匹击垮东亚国家本土产业的洋布，正是从一个个这样的大厂中生产出来的。
它们离开工厂后，便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乘着轮船越渡重洋，被送往一个个缺乏自主工业能力的倾销市场，换回一船船白银和原材料，让商船满载而归。
但如果说美国真就是认同自由贸易，那倒也并非如此。
在美国自己还是一个半农业半工业国家的时候，汉密尔顿搞的可是重商主义的变种：
重工主义。
后来，汉密尔顿发展出了自己的一套“幼稚产业保护理论”。
亦即在制造业还不够强的时候，先利用关税和贸易管制保护本国的幼稚产业；
而等到本土制造业发展起来后，再利用倾销和技术封锁干掉别国的幼稚产业。
在这一点上，美国做的最极致的一个例子，就是对邻国墨西哥。
《世界现代化历程：拉美卷》中提到：
“迪亚斯时代的墨西哥，75%以上的矿业和50%以上的采油业被美国资本把持。”
自从公元1994年墨西哥加入美国所谓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后，美国廉价的农产品便开始肆无忌惮地挤占墨西哥的市场。
墨西哥政府只能让农民不要种粮食了改种水果，结果美国的水果也比墨西哥本地的便宜。
破产的墨西哥农民唯一能卖回给美国的农作物，就只剩下罂粟和大麻，刚好美国本土对这些“农作物”又有着极为庞大的消费需求，间接把墨西哥逼成了政府和毒贩五五开甚至四六开的局面。
无怪乎墨西哥人有句谚语：
倾销，倾销，还是TMD倾销。
自汉密尔顿而下，美国开国以来的很长时间里，在贸易和制造业上，一直都秉持着同一个原则：
达则自由贸易，穷则重商主义。
无论是自由贸易还是重商主义，本质上都是对本国有利。
果然双标才是第一生产力。
许多年前，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用来讽刺英国在19世纪中叶鼓吹自由贸易的比喻，放在20世纪的美国身上依然适用：
“一个人当他已经攀登上了高峰以后，就会把他逐步登高时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随上来。”
话虽如此，但政府再狠的双标，也拦不住资本那颗狂野的心。
美国政府可以扛着自由贸易的大旗，开着航母满世界锤烂别国的幼稚产业，但架不住美国自己的资本馋他们的廉价劳动力，又给扶了起来。
所有的产业转移，本质上都是资本在寻找一个利益最大化的产业基地。
从欧美到日本，从四小龙到中国内地，就是资本自发流动的一个过程。
只要资本发现国内的产业环境不如国外，就一定会把产业转移出去，不管这样做是不是会有损本国的利益，抑或是会给其他国家后来居上的机会。
《华尔街日报》上写过一件事，多年前奥巴马问乔布斯，在美国国内生产苹果手机需要多大的成本。
乔布斯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只说了一句话：
随着美国资本的外流，一场同床异梦的混战开始了。
联邦政府想闭关锁国重铸帝国荣光，州政府随屁股利益不同而态度各异。
资本只想赚更多的钱，顺便两头下注，抢占优先卖国权。
某种意义上，这样的局势其实很合理：
资本不是美国的资本，但美国却是资本的美国。
自从美国选择用美元霸权收割全世界，并且对外转移产业以来，它就和每一个接收产业转移的目的地玩起了一场比谁更快的速度游戏。
赢家可以通吃，输家赔掉裤衩子。
美国一直在赢，赢麻了。
但它只能输一次，输一次，就完了。
在第二次产业转移中，日本抓住了99%的机会，可惜国家主权系于他人之手，被美国一巴掌揍了回去。
加上当时的日本政府脑子有恙，结果日本经济萎到现在。
亚洲四小龙先天不足，即使靠第三次产业转移的红利成功上位，也只能剑走偏锋，昙花一现。
不但没有和美国掰手腕的机会，还要时不时被国际资本虎视眈眈。
中国在第四次产业转移中，也抓住了一大半的机会。
而当下正在发生的第五次产业转移，或许正是机会的另一半。
第五次产业转移开始后，美国开始和中国抢时间，试图收回全球产业，最直观的表现就是懂王的上台。
公元2016年，特朗普当选第45任美国总统，在竞选时承诺：
执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威胁企业迁回铁锈带地区、创造就业岗位。
未来的研究者在翻阅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或许会感慨美国国运之绵长。
即使发生了20世纪的连续三次产业转移，美国依然有搞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自救的机会。
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不是为了赢，而是为了下赌桌。
但赌桌是有规矩的。
你不能赢了就跑。
第五次产业转移的流向，早就不再像过去那样，完全把握在美国手中。
一方面，中国不是日本，美国没办法轻轻松松让中国也签一份“广场协议”，给中国放放血。
另一方面，中国有独特的四大战略纵深。
其一，是空间纵深。
第四次产业转移的目的地，可以是东南亚，也可以是中国的中西部地区。
如果是从东部沿海转移到更深的内地，那就是把肉烂在了锅里。
随便资本怎么转移，最适合承接产业的，就是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处处是中华大地。
来都来了，想走就没那么容易了。
这是全世界只有中国能有的自信，英国不行，美国不行，日本不行，四小龙更不行。
其二和其三，是基建纵深和人才纵深。
只有中国，才会在如此大疆域的每一片土地上持续投入基础建设，并且持续为数以亿计的适龄人口提供九年义务教育。
处处可以承接产业转移，人人都是后备工程师。
此之谓，神州皆沃土，六亿尽尧舜。
其四，是市场纵深。
四小龙为什么毫无机会，因为它们的经济命脉系于外贸，本国市场需求不足。
商业这个东西，不是你生产就行的，你得能卖出去。
当你依赖外国市场的时候，美国今天发起制裁，四小龙明天就得自裁。
只有中国，才有足够庞大的内需市场，即使靠内循环，我们的大部分制造业也能活下去，美国拿不住我们的七寸。
而且，贸易竞争可不是只有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的回合制游戏。
中国又不一定要和美国正面刚，完全可以迂回作战。
最后，我们还有一带一路。
这是在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威胁下，中国企业最好的避风港。
中国企业只需要把来自中国的布料运送到像柬埔寨这样还没遭遇欧美国家“双反”的国家，交给柬埔寨当地的代工厂生产出成衣，就可以进入欧美市场。
而进入泰中罗勇工业区的中国企业，有一半以上是为了把钢铁、汽配和小家电之类被欧美反倾销调查的产品出口到欧美国家。
通过借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的工业产品便可以改变产品原产地，绕过欧美国家对中国设下的贸易壁垒。
美国发动的贸易制裁，固然可以卡中国一时，但是只要卡不死，等待中国的就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公元2021年3月25日，和承诺要“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特朗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第46任总统拜登在就任后首场记者会上宣布：
在任内不会让中国超越美国。
中国再激进乐观的人，也赶不上拜老师乐观。
这个世界开始变得魔幻。
工业技术的发展有时候是好事，有时候又是坏事；
对一部分人是好事，对另一部分人又是坏事。
但是，只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
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落后就要挨打。
在十八世纪，英国工厂、北美种植园和非洲部落，构成了一条世界棉纺织产业链的上中下游分工。
而构成上中下游分工的不同主体，又是由不同角色构成的：
工厂里分为英国工人和英国资本家；
北美种植园有黑奴和南方奴隶主；
非洲部落里也有即将被卖掉的黑人和当地酋长。
前者是被压迫者，后者是压迫者，二者永远是存在矛盾的。有没有外部因素，都不影响二者的对立。
但是当两个族群发生碰撞的时候，又出现了新的外部矛盾：
更强势、更先进的那个族群，才能占据产业链上游的分工。
表面上，英国工人被迫成为了英国工业革命的燃料，非洲黑奴被迫成为了三角贸易的燃料，看似大家都没得选。
但是站在产业链上更高位置的那批人，他们的处境就是会更好一些，未来就是会更有希望一些。
英国率先诞生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代价固然是英国工人的悲惨遭遇。
然而，假如第一次工业革命不是发生在英国，那么英国工人的命运，或许就会沦落为同时期更惨的巴达维亚华人奴工、北美种植园黑人奴隶。
在任何一个时代，总会有人吃肉，有人挨揍。
但只有占据上游的族群，才能吃好肉，挨轻揍，未来有希望，子孙有明天。
被压制在下游的族群，只能吃边角料，挨毒打，整个族群永世不得翻身。
所以，永远要往上走，往上走，往上走。
作为个人，要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家人的幸福，成为族群内部的上层角色；
作为国家和民族，要发展工业技术，维持制造业领先，占据世界产业链的上游分工。
我们曾经占据过全世界产业链最上游的分工，我们曾经是全世界财富一半的去向，我们曾经是大航海时代最终极的目的地。
这个分工一路交接给了英国、美国，后来又被美国拿出来当成诱饵，遛了世界小一百年。
直到今天，我们终于又追了上来，迫近了与上游分工的距离。
这个分工，如果美国给，我们就接手；
如果不给，就抢回来。
但终归，我们是会拿到手的。
这个活，我们的祖先已经干了五百年，我们熟得很。
里面的水很深，让中国来，别的国家把握不住。
历史的周期就好像是一条莫比乌斯环，每个人都以为自己在不断往前走，但走着走着，却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又绕了回来。
如果我们把视角拉长、拉宽，从古代中国看到英国，再到美国、日本、四小龙，我们就会发现，所有国家的制造业历程，其实都是一个对抗历史周期的故事。
它们都曾有过雄心勃勃的青壮年时期，那时它醉心实业，力图掌握世界最前沿的技术，用舰炮护送着自家的工业品，卖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但最终，它总是无法幸免于内部的纠葛和老年的迟钝，陷入生产力停滞或是主动抛弃实业，耽于更轻松的利益，失去进取心和改变的动力。
我们最终都要面对自己的历史周期，如同这个宇宙总要面对无穷的熵增。
究竟是向命运妥协，温和地走入那良夜，还是在日暮时燃烧咆哮，怒斥光明的消逝，这是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要面对的终极一问。
中国把产业链最上游的分工拿到手以后，并不是我们这代人历史任务的终结。
相反，我们的任务才刚刚开始。
我们真正的任务，是把产业链分工在不同族群之间流转的路线中断，把最上游的分工锁死在中国，锁死在中华民族。
中国用了一千年，才看清楚了历史周期。
那么，就在我们这一代，开始下一个周期。
这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像我们必将在第五次产业转移中，把产业留在中国，或者中国人在东南亚建厂一样。
同样也有几大因素，让我们有希望结束这个周期。
其一，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像我们这样的超级人口大国，主动去对抗历史周期。
在工业革命前，只有古代中国有资格对抗历史周期，但那时我们还没有看到周期。
而在工业革命后，有资格对抗历史周期的英美，其实都是人口小国。
英国的巅峰期看似殖民全球，但殖民地和本土的利益，永远不可能统一。
印度人和加拿大人会当英国的雇佣兵，会替英国人流血，却不会为英国永远站在世界之巅出力。
排除掉海外殖民地人口，英国本土人口到今天也不过六千万出头，还要调和国内北爱尔兰的分离主义和苏格兰的独立倾向。
至于美国，无论是国土还是本土人口都远高于英国，站在世界之巅的时间也远比英国长，但人口也不过三亿出头，内部还有比英国的民族矛盾更挠头的种族矛盾。
只有中国，不但有史无前例的十四亿人口，而且主体民族占比超过90%，完全没有种族矛盾，没有明显民族矛盾。
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唯一。
其二，我们是一个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国家。
英国、美国这样的经济大国压不住新冠疫情，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也管不住新冠疫情。
某种意义上，新冠不完全是一个医学问题，而是一个组织力问题。
新冠考验的，并不是一个国家的医学水准，而是它的国民，在它的政府的组织下，能发挥出怎样的力量。
地球上从未有过一个大国，有过中国这样强大的组织力。
只有中国，成为了全球唯一一个第一时间管控住了新冠疫情的大国。
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的唯一。
其三，我们的政府真的能管得住资本。
英国和美国的衰弱，都是从资本出于逐利天性，争相卖国开始的。
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国内从政治、经济到舆论的绝大部分话语权，都被资本所掌握。
而英美政府的最高权力，又被话语权所掌握。
所以，英美的资本可以为了自身利益毫不犹豫地出卖国家利益，而政府却几乎毫无办法。
即使当年的特朗普都掏出民粹的杀手锏了，依然只能延缓而无法阻止资本外流。
但是在中国，资本是真的可以被管住的。
这几年来的一系列事件，都证明了这一点。
只有中国，能够完全掌控住国内资本的动向。
资本家可以走，资本不能走；
企业可以走，产业不能走。
这更是人类历史上的唯一。
这一次对历史周期的挑战，我们能不能赢，或许没有人能笃定结果。
盲目自信，是一种愚蠢。
但可以笃定的是，我们这一次，是不一样的。
英美当年犯过的很多错误，我们都可以不犯。
英美身上很多根源性问题，我们都可以避开。
英美当年摸着石头过河，我们摸着英美过河。
而且，即使在我们这一代没有赢，也不要紧。
如果我们这一代人的时机还不够充分，那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下一代人。
如果下一代人依然只能蛰伏，那就相信在下一代人的下一代能够惊蛰。
从公元1295年，黄道婆从海南崖州回到松江府开始，到公元2021年，史书上已历726年。
我们的祖先就是这样一代代薪火相传，把终结历史周期的任务，传到了今天。
那是，来自千年前的期望。
千年不变。
风吹过 雨打过 铁蹄践踏过
火烧过 刀砍过 列强分割过
抚摸着伤痕昂起头
吞咽下屈辱心如火
走过长夜 走过坎坷
走进曙色
▲图片来源：Mining.com
▲数据来源：USGS，东方证券研究所
▲图片来源：瑞达期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