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笔/李小飞刀

中国的社交媒体上今天热传一张漫画。

这张图来自于前几年大热的国产动画《那年那兔那些事》第一季第六集“谈判与蘑菇蛋”——描绘的是1954年日内瓦会议中，中美双方针锋相对的场景。

画面左边的兔子，正与画面右边的白头鹰（鹰酱）举行双边会谈，会谈气氛明显相当紧张，与会代表的表情都不太好。

在动画剧情中，兔子与“鹰酱”现场你来我往，互不相让。

兔子在会后面色冷静地发表声明，称“双方对一些共同关心的话题做了坦率的交流，是有益的。”

但画面随后一转，会场显然比较“坦率”。

唯一达成“和解”的，是双方的后勤人员。

动画以卡通的方式，幽默再现了当年外交场合交锋的激烈。

而事实上，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加讨论国际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无论是在新中国外交史还是在战后国际外交史上，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头戴黑色礼帽、外套深灰色大衣的周恩来，留下了这张经典照片。

时光回到1954年，当时的世界远远算不上太平，美苏冷战的铁幕之下，朝鲜半岛上，板门店协议墨迹未干，停战谈判只是在形式上划了一个句号，撤退在朝鲜的外国军队以及朝鲜的和平统一两大问题悬而未决。

而在中南半岛上，印度支那三国抗法战争正在进入尾声，法国内忧外患，殖民统治已摇摇欲坠。

在这一大背景下，1953年9月28日，苏联提议“召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五大国外长会议，审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10月8日，周恩来也发表声明，赞成这一提议。

1954年2月，苏美英法四国外长在柏林会议上达成协议，定于同年4月举行日内瓦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除苏联、美国、法国、英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会议的全过程外，同这两个问题有关的其他国家也派代表分别参加各有关问题的讨论。

各大国与会心态和打算是不同的。

西方主要大国对印度支那问题的兴趣要大于朝鲜问题。它们当中尤其是美国把印度支那看作是多米诺骨牌，“如果印度支那被共产党主导的政府所控制，那么相邻的泰国和缅甸也将落入共产党统治之中。”

美国对任何在这个地区达成和解的努力态度都十分消极。作为“和平演变”的提出者，反共先锋，杜勒斯更是带着高倍意识形态眼镜看待外交问题，他认为，“美国无法通过向共产党中国作让步换取其做出某些承诺，经验告诉我们共产党的承诺只是骗局 ”。

因此，美国心中的上策是抵制和谈，出钱出枪支持法国维持殖民统治。下策是干脆自己出兵，但算一算“需20万地面部队、花费数十亿美元”，代价显然过高。

于是美国又抛出一条中策：在东南亚建立一个由美英牵头，再加上法国、印度支那联邦、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和菲律宾组成的集体防御计划、“反共八国同盟”。

然而，美国方面很快得知，英国不愿“丧失在日内瓦缔造和平的机会”，而法国认为这一行为会导致中国态度强硬，不愿惹怒中国。

无奈之下，心不甘情不愿的美国只好答应与会，但抵制在心，拖字当头，反对会议在印支问题上达成任何协议，力争拖延时日，尽量让法国在军事上得以喘息，为发动战略反攻作好准备。同时“通过揭露共产党的真正立场来帮助法国政府顶住国内的压力。”

同时，美国还有一个“心思”，1953年9月，美国刚刚否决了苏联代表提出的，准许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席位的议案。那么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参与日内瓦会议，无异于承认新中国。正如杜勒斯所抱怨的，“共产主义的宣传家似乎给日内瓦贴上‘五大国会议’的标签，一些美国记者使用这一说法，这提高了中国的地位，有损美国国家利益。美国的记者及新闻媒体应避免把此次会议贴上五强会议或五大国会议的标签。”

对内，杜勒斯在制定与会方针时，特别强调要孤立和打击中国代表团，不许美方人员同中国代表团人员接触，包括不许跟中国代表团人员握手。

对会议，他提出各种要求刁难主办方，包括席位不能与周恩来相邻，不能和敌对阵营挨在一起，韩国的席位要排在美国的前面。

可以说从一开始，杜勒斯就是准备去“搞事情”的。

对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心思，中共中央是非常清楚的，在关于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基本策略中，中共中央决定，“我们应该采取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并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以破坏美帝的封锁禁运、扩军备战的政策，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

“在日内瓦会议上，即使美国政府将用一切力量来破坏各种有利于和平事业的协议的达成，我们仍应尽一切努力，务期达成某些可以获得一致意见和解决办法的协议，甚至是临时性的协议，以利于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道路”。

在当时国际条件下出席这样的会议，只能边走边看，随机应变，寻找对策。周恩来说：中国对会议既不抱过高的奢望，但也要力争取得某种成果。

首先，明确美国是印支和平的主要威胁，因此 , 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要实现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把美国堵在印支地区之外。

其次，要看到，美英法并非铁板一块，“三国之间在朝鲜问题特别在印度支那问题上以及在许多国际事务上的意见并非完全一致，有时矛盾很大，它们的内部困难也很多。”

1954年4月19日，中国政府任命周恩来为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首席代表，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

出发前，周恩来召开代表团全体成员会议。他在会上说：“尽管我们过去在国内谈判有经验，跟美国吵架有经验，但那是野台子戏，那是无法无天，什么也不怕，闹翻了也就那么回事，当然，我们谈判还不是为了闹翻。就是说，那时我们进行谈判的范围小，有什么就谈什么。中国是一个大国，到日内瓦是参加一个正式的国际会议了，我们是登国际舞台了。因此，要唱文戏，文戏中有武戏。但总归是一个正规戏、舞台戏。”

为充分利用国际舞台展示自己、扩大影响，同时也是为了锻炼队伍，中国还派出了单独的中国记者团，吴冷西兼任记者团团长。副团长吴文焘是新华社英文广播的创办者之一。

据说，杜勒斯其人不善言辞，但很有攻击性，外号“雷管”。会议召开当天，他才赶到日内瓦，据说会议全程，他始终也没有笑过。一下飞机，杜勒斯就迫不及待地问美国代表团副团长史密斯：“周恩来到了吗？”史密斯把一张当地报纸拿给他。杜勒斯接过报纸，看史密斯特意用红笔圈出来的部分：“日内瓦来了一连中国军人，他们穿的衣服都是一样的中山服，连手提箱也相似。瑞士人误认为是传教队，都站下来脱帽向他们致敬！”

时任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认为中国代表团成员的服装要庄重、严肃，就选择了一种黑色面料，为每个代表做了一套中山装，后来才知道在瑞士牧师是穿黑衣服的。扫了一眼报纸的杜勒斯讥讽对此道：“这样的乡巴佬，怎是我们美国人的对手？”

美国人刚刚为他们在朝鲜战场上的傲慢付出代价，杜勒斯很快也要再尝一遍。

按照会议安排，杜勒斯在4月27号发言，周恩来的发言排在28号，然而杜勒斯却提出把自己的发言改到28号。

28号当天，杜勒斯面沉似水走上讲台，一上来炮火全开，把朝鲜战争的责任全部推给中国，他说中国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再次进入朝鲜，而美国则需要横跨一个大洋，苏联的目的一直是把朝鲜变成一个卫星国，因此他拒绝从朝鲜撤军，却要求中国军队撤出朝鲜。他还提出了实现所谓“联合国统一朝鲜”的决议案，其实质是企图使美国无限期占领朝鲜。

炮弹打完，杜勒斯沉着脸走下台去，留下代表团其他成员，自己径直离开会场走了。

杜勒斯的举动令所有代表无不侧目。听了他的发言，周恩来对原来准备的讲稿作了必要的调整，即席增加了一段话。周恩来说，“我们到这里来是解决问题的，不是来跟你们吵架的，不要摆出一副指责别人的架势。”

这就是开宗明义，把杜勒斯的话顶回去，站位又高，把中国来的出发点点了出来。

针对杜勒斯的歪理，周恩来说：“杜勒斯刚才的发言完全违反亚洲人民的利益。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美国在亚洲推行的侵略政策，是造成亚洲局势紧张和不安的根源。”

美国在亚洲的“侵略行动应该被制止，亚洲的和平应该得到保证，亚洲各国的独立和主权应该得到尊重……驻在亚洲各国的外国军队应该撤退”，“我们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和维护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国家制度不受外来干涉的权利；同时，我们也要求其他国家用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世界各国都遵守这些原则，我们认为，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的世界各国是可以和平共处的。”

周恩来的发言，立即引起了与会各国代表的强烈反响，也令杜勒斯大为头疼。他在向国内电告会议情况时说：“周恩来的发言在措词和内容上都是标准的中共式的新闻宣传，但与会各国都相信周的蛊惑宣传，使我比以前更清楚地感到了这么一种可能，即美国对印度支那的任何公开干涉，都将导致中国对亚洲事务的公开干涉，真使人头痛！”

中美之间的交锋从会议第一天开始，贯穿会议始终，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握手事件”。

据加拿大代表团成员朗宁回忆，当时，周恩来与加拿大代表团团长皮尔逊及他三人迎面遇到杜勒斯，周恩来出于礼貌微微向前做出准备握手的表示，不料杜勒斯居然背着手扭头走向一边，还白了皮尔逊一眼。

王炳南认为，这段描述有误，他整个会议期间始终在周恩来左右，中方同美方代表团不从同一门进入会场。会议中间有15分钟休息，代表团成员可以到餐厅、酒吧间去吃点心、喝咖啡。中方代表团从不和美国代表团聚在一起。而且，总理非常审慎和严谨。杜勒斯是坚决反共的头子，总理从来就没想去和他握手。

但杜勒斯的握手禁令也不是空穴来风，曾有记者问美方代表史密斯 ：“杜勒斯和周恩来有没有什么接触？”史密斯回答：“如果有接触的话，那就是我们在卫生间用过同一条手巾。”

后来，有一次休息时，史密斯主动来到担任周恩来翻译的浦寿昌跟前交谈。周恩来看到后，走过去跟史密斯打招呼，并向他伸出了手。史密斯大概是碍于禁令没作表示。对此，他感到非常难堪。随后，周恩来过去跟法国外长交谈，史密斯很不好意思地凑上去插话道：“每次我走近周恩来先生，记者就会说我和周恩来先生握手了。”周恩来答道：“我已经伸出手来了。”史密斯赶紧辩解：“我刚才一手拿香烟，一手拿杯子。下回我会伸得比您快。”

第二天，日内瓦会议结束，各国代表团在休息室相互道别。当周恩来走进休息室的时候，史密斯赶紧上前搭话，并伸出右手握住了周恩来的左臂。这样，既没有破了杜勒斯的“规矩”，又弥补了前一天的失礼。

会议中，美国代表团内部也有矛盾。有一次，史密斯在发言中突然离开讲稿说：“周恩来先生的这建议包含着可供讨论的内容，其中有一些是可以接受的”史密斯的发言遭到美国代表团内部的猛烈攻击，他的副手罗伯逊受杜勒斯之命督军，此时厉声指责他违背了美国政府的指示，必须在第二天的会议上作出纠正。史密斯只得以拜访瑞士政府为名暂时前往伯尔尼。

第二天，罗伯逊一出场，就全部推翻了史密斯前一天的发言，说周恩来的建议不值得讨论。周恩来厉声质问：“你们美国代表说话还算不算数？你们团长史密斯昨天还表示我们的发言可以考虑，今天怎么变卦了？”

罗伯逊狡辩说：“中国的发言不很清楚，容易有误解，我今天的发言算数。”

周恩来反击：“你与史密斯的发言有显著的不同。美国代表团的意图是挑起争论，使协议不能达成。对付这种挑衅并不困难，但我们宁愿致力于求得和解，以在原则上达成协议，中国代表团的建议是很清楚的，不该有任何误解。”

罗伯逊蛮横地说道：“我受美国政府指示，拒绝中国的建议！”周恩来知道罗伯逊当年曾在北平军调处工作，帮蒋介石打过内战，便毫不客气地回敬道：“罗伯逊先生，我要提醒你，我们在中国是认识的，如果美国敢于挑战，我们将是能够应战的！”

由于美国的阻挠，日内瓦会议第一阶段就朝鲜问题没有达成协议，第二阶段印度支那和平协议后来也被打破，但它对国际社会的意义是深远的。

仅就中美关系而言，也为日后持续15年之久的中美华沙会谈开启了序幕。

日内瓦会议期间，美国代表团通过英国方面提出解决朝鲜战场上被俘美军及在华违法被扣人员问题。

得到这个消息后，周恩来立即召集代表团会议，认为不应该拒绝与美国接触，在美国对华政策如此强硬的情况下，应该抓住机会建立沟通渠道，并提出了解决中国侨民和科学家和留学生滞留美国问题的条件。会议期间，中美双方就此举行了4次会谈。

1954年7月21日，为了进一步表示中国对中美会谈的诚意，中国释放了4名扣押的美国飞行员。

1955年8月4日，已被扣押5年的钱学森收到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10月8日，钱学森携妻子蒋英和一双幼小的儿女，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华，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为了弥补当年杜勒斯对周恩来的不敬，决定在跨出飞机舷梯时，向周恩来先伸出手。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