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何时何地，只要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士介绍自己是中专毕业，无论他（她）是下岗的自由职业者，还是春风得意的职场达人，我总是发自内心地肃然起敬：哦！中专生！
在中国，1966-1976年这十年是没有中考高考一说的，文革后期，理论上有，但是由组织和“贫下中农”推荐。也就是说，成绩不太重要，赵本山的铁岭老乡张铁生试卷考零分都能被“推荐”上了大学。
某中专学校毕业照
1977年，邓小平重新上台主持工作，拨乱反正，才有了真正意义的高考和中考，人生机遇才开始在无数个没有家世没有背景的年轻人面前打开。
高考且不说，只说中考：成绩最好的，上中专，成绩第二梯队的，上重点高中，第三梯队的，普通高中，最差的，落榜回家。
落榜回家又分两种：农村户口的落榜，回家扛锄头种地或者当兵（当兵回来继续扛锄头种地），城市户口的落榜，依靠父母的单位解决工作，或者招工招干（只针对城镇户口），若当兵，退伍回来也铁定有工作。
有个农村出身的男同学，曾向我大胆表达过愤怒：人人生而平等，凭什么他们（指城镇户口的人）考不上，就理所当然有铁杆皇粮？而我们农村人，非得拼命地考，才能有个工作？！
当然，无人回答他。解答这个问题比陈景润当时解答哥德巴赫猜想还难。
毫无疑问，上中专就成为无数个农村和小城镇孩子们的中国梦，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人生大目标（不是人生小目标）：三年毕业后，不但分配工作，而且还有国家干部的身份。
按我们初中校长几乎每天耳提面命循循善诱的话：“你要是考上中专，你娘老子陪你到公社迁户口时，你老子要是心情好，可以递支烟给办事人员抽，若心情不好，笑脸都不用陪，他照样乖乖给你办！”
去年有个全身穿阿玛尼名牌的14岁少年，列席深圳政协会议，提议不能以高考分数一锤定终身。网上很多人叫好，认为言之有理，总算给孩子们说了话！
阿玛尼少年
可若稍有脑子，就会想一想：如果不唯分数论，平民家庭的孩子拿什么与富贵人家的孩子们拼？拼钢琴还是拼马术？还是拼家里的关系？后者的游戏，恐怕没等平民子弟整装进场，门就关上了：“私家场地 非请莫入”。
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办主任蔡荣生几年前因职务犯罪被判重刑，震惊一时。山西一名煤老板花巨资打通他和其他环节，14岁的儿子就通过“自主招生”的方式进了人大，平民子弟只能望洋兴叹吧？
分数，是最公平最公正的尺子。以分数作敲门砖的中专生，在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下，为了获得本应是人人平等、生而拥有的东西，在他们还是青涩的禾苗时，就自愿被过早收割，做了青黄不接季节里的当家粮，在他们还是未成材的小树时，就自愿被砍伐，稚嫩的肩膀做了大梁，过早承担起家庭和社会的责任。
有位学者说过，当年的中专生，可以说：是聚农村英才而用之。
有个著名的“钱学森之问”：这个国家成立几十年了，培养了这么多学生，为何没有培养出民国时代那么多的大师？
原因很多，但一个重要原因是：相当多有才华、有潜质的少年过早失去了接受基础教育的宝贵机会，过早分流向谋生的职业教育，失去了向更高的学术山峰攀登的机会，失去了在自由王国主宰自己命运的机会。
有个段子，说三十年前，一所大学的老师在课堂上直言不讳地说：你们别以为你们上了大学就是人才，人才都在隔壁呢！（隔壁是一所中专师范学校）
无疑，改革开放后，中专教育制度为当时百孔千疮的基层教育、为百废待兴的农村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我小学三年级时（当时“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已三四年），学校来了师范学校的十二个中专实习生，这可能是文革以来我们这个乡镇小学第一批有正式学历的老师了。
这十几个老师也不过是十七八岁的年纪，现在看来也还是少年，但给我们这个沉闷的乡镇学校带来了全新的感觉，按文艺的话说，他们是人间三月的清风，四月的蓝天。
我们这些小孩子，实在是太喜欢他们。其中有个实习老师叫董学佳，腼腆爱笑，是个文青，他给我们看他带来的书，我印象最深的是青年丁玲写的《母亲》一书，页上，清秀的丁玲与母亲在一起，这些书，比起一成不变的抬稻穗学雷锋的故事，太有意思了！
丁玲《母亲》
而学校里基本都是文革中完成学业的民办老师洗脚上岸。记得有位民办老师给我们上语文课，讲解叶圣陶的《记金华的双龙洞》，把臀部读成殿部，全班同学都摇头晃脑地跟着背诵：“到殿部，到脚跟，没有一处不贴着船底了”。我到了初中，才知道那个字不读“殿”。
很遗憾的是，据说后来董学佳老师毕业后在工作中受到刺激，精神出现问题，后离家出走，客死在异乡的街头。其他十来个实习中专生，后来基本都改了行，有进了税务局的，有当了乡镇干部的，基本无人再做“孩子王”。
从1977年算起，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左右国家停止分配工作、中专几乎无人问津，这15年里，每个县就算有中专生3000人，一个省就有20万，全国就有六七百万人，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
时光流逝，中专生们已步入人生的中年，他们呈纺锤形分布：失意沦落在社会最底层的，是极少数，位高权重或者身家不菲的，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是纺锤的中间部分。
在本应最需要接受基础教育人文教育的时候，他们牺牲了自己的求学机会，失去了自我提升的空间，用自己的青春为贫困的国家、为贫困的家庭买了单。他们是我们这个并不完美的社会的中坚，承担着社会和家庭的双重责任。
他们一直在负重前行。就如三十多年前一首很有名的诗《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
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
我是你额头上熏黑的矿灯
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
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
是淤滩上的驳船
把纤绳深深
勒进你的肩膊
祖国啊—-
我是你的十亿分之一
是你的九百六十万平方总和
我也一直记得二十三年前的一件事。故事发生在中国人民大学。
从人大西门进来，迎面是块刻有“实事求是”四个字的大石头，大石头后面，是一个小花园。那是个春风沉醉的夜晚，天很黑，没有月亮，我上完自习，照例来花园坐一坐。
人民大学校园
突然身边出现瘦瘦的一个人，天黑，我看不清他的模样。他在我身边的石头上坐下，开口说话了：
“同学，你是人大本校的吧？我是来人大参加研究生复试，南方人。今天总算复试完了！想跟人说说话。我是个中专生，家里穷，为了饭碗，就上了，可我不甘心啊。我父母都是不识字的文盲，村里的干部和村霸都欺负我家。我发誓，我将来一定要到中共中共办公厅或者国务院办公厅工作，我要让那些欺负我家的人后悔一辈子！到我家赔罪！我边工作、边准备研究生考试，真是太辛苦！可为了考人大，我什么苦都能吃！人大号称是中央第二党校，进了人大，一只脚就进了中办（国办）！”
”因为你不认识我，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所以我才敢对你说这些心里话。明天太阳升起，你就会永远忘掉我这个人，忘掉我说的话。”说完这些，他就消失在黑暗中，我呆呆坐在花园里发愣。
二十来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忘记黑暗中的这个人，没有忘记他的话。衷心祝愿他梦想成真，也更祝愿：他若如愿以偿进了大内府，能放下心中的纠结，以德报怨，善待每一位乡亲。
我身边的一些亲朋也这样：先上中专，落袋为安，等毕业有了国家干部的身份和饭碗，再考大学或研究生，曲线救国。但说易做难。毕业后，起点低，又马上面临恋爱结婚以及工作压力，光是高深的外语，就不是一般人靠自学能啃下的骨头。很多人都在遗憾中被迫放弃了这个梦。
一位农校毕业的中专生，四十一岁就当了县委书记，堪称人中龙凤了，但即便如此，他还是一直耿耿于怀自己因为家贫而没能上大学。
等他们放弃梦想，准备在本职工作中踏踏实实出成绩时，又遇上唯学历论唯文凭论的年代，甚至在下岗分流潮中自生自灭。中专生，抢占的社会先机变成“后机”。
他们这些以前的尖子生（现在叫学霸），或许也还经常聚会，感慨议论哪些同辈人做了博导教授，哪些人仕途顺利，为他们骄傲的同时，也找寻自己往昔的光荣与梦想。
确实是有脱颖而出者。不完全统计，仅是安徽，十六个地级市中，至少就有两个市的市委书记是初中中专出身。他们是中专生的优秀代表。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大副委员长张平，更一直坦然以中专学历（银行学校毕业）亮相。网民直呼这是中国含金量最高的中专学历。敬他是条真汉子。
相比之下，我在今年3月23日看到这么一则干部任前公示：
这位女士相当年轻有为了，34岁就傲视群“雄”，巾帼挫败须眉，荣升团市委书记，但学历则是个含含糊糊的“某某工商学院同等学力教育”。
有网友想当然地以为组织部的文字水平不行，把学历错写成了学力。
组织部门这么正派严谨，怎么可能会弄错？
同等学力是个什么东东？用大白话说：“没有取得国家承认的学历，但达到了那个水平和能力”。社会上几乎所有用人单位，都是不认可“学力”一说的，但党政系统认账，中组部为此发过文。
2017年34岁，推算应是2001年18岁时高中毕业。正是全国高校扩招最疯狂的时候。据官方数字：当年参加高考人数是454万，录取260万，如此天时地利人和，竟然未能考上本科（哪怕三本）！确实只能说遗憾。
四五十岁的干部，迫于当年的求学环境，取得个继续教育的学历，是可以理解的，而三十出头的杰出青年，还是个支支吾吾的“同等学力教育”，虚晃一枪，回马就走，真让人分外怀念中国当年的中专生们。
哦，中专生！
(本文首发于2017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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