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折叠,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打开朋友圈,月薪三万的城市中产身穿始祖鸟,脚踩萨洛蒙,在过着一种“松弛感”的生活:Brunch、CityWalk、滑雪、骑行……
即使有一天失业了,80 后、90后的中产小镇做题家也尚能在动辄大几百万的房子里喝酒难过,为可能就此从中产阶级滑落而黯然神伤。
而住在自如次卧里的95后、00后小镇做题家的悲哀则在于从未摸到过中产的门槛。
十年寒窗苦读换来了大学梦圆,毕业却遭遇了全球经济增速放缓,高中老师曾经画过的那张饼,终究是没有如期兑现。
倘若在毕业后那关键性的一跃里,没能抓住继续向上的绳索,那就意味着还未起跳,他们可能就要跌回求学时的原点。
“从一个连电影院都没有的小县城,考到了全河北最好的高中,六年之后要来到国际大都市上海了,要来到倾尽我家所有小积蓄,才能勉强付个首付的上海了。我这才发现,光考了好大学也是没有用的。”
只是曾经以为考大学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没想到毕业才是独木桥真正的起点。
虽然重点大学的文凭,的确与更高的劳动力市场回报紧密相关,但同一张文凭的回报对于不同家庭出身的孩子显然是千差万别。
人们总是误以为大学毕业后的去向是一种颇具目标性的主动选择,然而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出路都只是被动选择的结果——在一种全然没有计划的情形下,我们碰巧抓住了一个刚好够得着的机会而已。
小镇做题家资源匮乏的困境一直都真实存在,只是在经济高速增长和城镇化迅速发展的时代里,一切都可以被悄然掩盖。
当然,我不是想沉迷于这种对制度变迁和社会结构层面的宏观解读,只是很多时候,看到95后、00后小镇做题家在网上自嘲是“孔乙己”时,即便隔着屏幕也能感受到那样一种强烈的自我怀疑与幻灭感。
我们要对自己抱有同情之心啊,因为差距并非都是个人原因。
就像布尔迪厄在《世界的苦难》中提到的那句话:“勿惋惜,勿嘲笑,勿憎恶,唯求理解。”
倘若我们想要试图做些什么以缓和社会所带来的落差,以及让自己少受其害,终究还是要靠自身的领悟与行动。
一、看清教育的本质
人们现在似乎也逐渐认清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从 1977 年高考恢复至今已经46个年头,上下足足有三代人之久,它所带来的红利早就消耗殆尽。
那既然这样,我们读书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为什么高中分流大家的意见这么大?以及我们经常说的要培养一个人的底层能力,要有智商、情商、财商、逆商……到底是为了什么?
这一切都要从教育的本质说起。教育的本质,归根结底是让一个人拥有“去依附”的能力——这个人无论在哪里,无论在一个什么样的处境中,他都有能力把自身拥有的资源进行变现,能够调整好自己以适应环境,从而在这个社会上活下去。
因此,考上什么样的大学,接受什么样的教育,从来都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教育的终点也不是拿到一纸或硕士、或博士的文凭,而是让人能够有工作、有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下去的能力。
众所周知,社会是有一套游戏规则的,对于普通人而言,既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参与到这套规则的制定与修改,因此我们想要在游戏中生存下去,就必须具备两种能力:一是接纳这套规则的能力,二是适应这套规则的能力。
金字塔最顶端的那一小撮人制定规则,他们负责布局和做局,比如把成绩好和学历高定义为优秀,把几场大的考试成绩定为唯一的选拔标准等。
剩下的都是身在局中的普通人,想要破局就只能去努力学习、应对考试、提升学历,这就是常规的打法,一切都是被设计好的,我们世世代代都奔赴在这条路上。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现在有大量的家庭在前仆后继地“鸡娃”,因为布局的人制定的规则就是这样的,你按照规则走,就能看到这条路上的希望,自然会义无反顾地往前冲。
但等到中考分流,我们之所以会愤怒,就是因为这部分去上职高的孩子,在规则里就算是被淘汰了,是失望给人带来的愤怒。
那可能就会有人问了,那我就没招了吗?有,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就给出了答案:因材施教。这个游戏场的规则不适合我,玩不下去,那我可以换一个场子继续玩。
所以你看,想要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下去,让自己活得不那么拧巴,就是心理上去接纳规则,行动上去适应规则,让所有的动作都指向解决“我如何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下去”的问题。
当然,适当地发泄情绪无论是对社会制度的改革推动,还是对自我心情的调节,都有着非常积极正向的意义,但对于个人而言,绝不能让情绪长期占据上风。
我们终其一生努力学习和思考的目的,其根本也就在于加快自己去参透这些事物发生逻辑和运行本质的速度。
二、摒弃弱者思维
在郑雅君写的《金榜题名之后》以及亚伯拉罕·杰克写的《寒门子弟上大学 》这两本书里,都揭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出身于底层家庭的学生普遍不善于社交,并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善于交际等同于“溜须拍马”。
读书这件事之于普通小镇做题家而言,是极易被神圣化的,一方面是因为它往往寄托了整个家庭对美好明天的希冀,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高等教育场离普通家庭的日常过于遥远。
在我们眼里,学校是社会里最后的一片净土与乐土,它的规则神圣不可侵犯,更不应该被加以利用。
当看到那些跟导员亲近,跟导师没有什么距离感的同学利用游戏规则的时候,我们就会萌生一种神圣性被冒犯的感觉,内心对此是蔑视的、批判的。
这样的思维和认知,在后续走向工作岗位后也一直被延续,也悄无声息地影响着全世界的工人阶级。
美国社会学家米歇尔·拉蒙特在《工作者的尊严》一书中说:
工人阶级相信,他们的道德价值是中产阶级和高阶层的人所没有的,他们特别勤恳,赚自己的劳动所得,很正直,这些是他们认为自己价值的很重要的来源。
我肯定无意让大家投机取巧、破坏规则,而是希望我们能够摒弃这种习惯性的弱者心态,转去选择强者思维,重新找回读书时代的那种目标感,不要把自己当做是制度下的受害者。
正是因为现实的世界并不完美,人们才对美好的生活始终心怀想象,每个人也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为想要的世界投票。
但不必非要去追求一种特立独行的存在,如果单纯为了追求跟别人不一样而不一样,其实这只是在用一种反叛的方式来迎合这个世界,用一种超脱的姿态沉入到更深的现实中去了。
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很多时候在抱怨社会不公的时候,其实内心也暗藏着社会层面以外的不如意。
或许是人际关系上的压力、经济上的压力、家庭带来的压力等等,又或许是我们对自己的一种失望与无奈,只不过是在某一个节点发生的某一件事,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哲学家们从来都没有否认过现实生活,他只是让我们不要沉沦于现实生活。
三、内卷中找到热爱
坦白来说,这届小镇做题家当下所面对的困境,的确没有什么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但人生不过就是关关难过关关过,顺其自然地往前走就好了。
但人在不顺遂的时候,也难免会想要从过往中去寻找问题发生的蛛丝马迹,比如后悔过去的某项选择,也许是选错了专业,也许是放弃了一次绝佳的工作机会等等。
但哲学教授塞蒂亚在《重来也不会好过现在》这本书里是这样说的:
“你可能会被引诱着与过去的时光做个清算或最后角力,这样做没有错。但是不要错上加错:不要退回原地、抽离生活的细节去问你应该选择哪个。在抽离细节的时候,你抛弃了可以合理地肯定现有生活的资源:不只是活动、物品和亲密关系的存在,还有它们郁郁葱葱的内容。
不要在理论上去权衡各种选择,而要进入其中:让现有生活的殊异性抵消你对未曾经历过的生活的异想天开。这样一来,你也许将发现自己不会再为曾经应该抗拒的东西而悔恨。”
今天大家挤破头地想要进到体制内,说不定十年后又会一窝蜂地想要跳出来。这样的故事在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比如在90年代初涌现的那批公职人员下海潮。
在我看来,越是内卷的时代,越适合普通人去寻找自己内心真正所热爱。
因为每一条路都赚不到钱,那不妨就唯心主义一点,让自己快活一些。
既然都要“996”,都要认怂低头,如果做的是一份自己很热爱的工作的话,那势必也能抵消掉一多半的痛苦。
焦虑总是发生于想要自己没有的东西,却又不努力获得的时候,你要做的就是采取具体的行动。
而在那些难以逾越的鸿沟面前,也不必多思多虑,因为每个人都有可能是小镇做题家。
四、寻求内心的平衡
安德鲁·所罗门在《正午之魔》中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
在一场酒会上,所罗门遇到了一个老熟人,朋友问她这些年过得怎么样?
所罗门答还是抑郁,但不吃药,我有别的办法:
任何东西只要给我带来压力,我就会抛弃掉。比如我觉得婚姻生活、亲密关系有压力,就分居、离婚;觉得合租不爽,我就独居,房租太贵的话,我就住到城市边缘去;觉得工作不爽,直接不干了,领失业救助金……然后,我整个人就好起来了。
但所罗门后来也在书里坦承,其实压根儿做不到,因为自己是一个爱人类社会爱不够的人,就喜欢享受聚光灯的感觉,就想过那种名利双收的生活。
跳伞、出名、巡回演讲,我为了这些需要承受很多的痛苦,吃药、做手术,以维持自己生活的平衡,但甘之若饴。
毕竟不是每一个小镇做题家在见过了北上广深午夜的灯火通明,都能够坦然地回到那个没有星巴克的小镇。
而我们或许也并不知道,那个看起来自我和解了的小镇做题家,曾经历过怎样的挣扎,以及世界观的坍塌与重建。
当一线城市中产遇到不顺,为自己那并不一定就会全部失去的时代红利而伤感时,这届“县城孔乙己”从未触及过红利的那种痛,他们或许不一定能懂。
但面对这一切时,即便是那个在任何时代都略显叛逆和逸出的陈丹青,也无能为力:
“你撞上了哪个时代,跑不了,就得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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