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全面的投资研究与分析框架

投资是一件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涉及方方面面,而且都在持续剧烈的变动中,我们要做的是研究那些不变的东西。建立一个分析框架,是投资中最重要的事情。

偷师

这个世界上产生的每一样新的知识和理论都有前人的影子。要想有所突破,仅仅在想突破的那个点发力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得先偷师前人,构建一棵完整的知识树。这里的偷师,不仅仅是学习,还包括复制,或者说刻意模仿,非常非常刻意的模仿。人类(或者说所有生物)非常不善于模仿,花再多的功夫,也仅仅是无限接近原作 —— 比如你无法复刻我的笔迹,甚至我自己,抄十遍咏鹅,三十只鹅,每只都形态各异,总能发现些许的差别。然而,我们要感谢造物主为我们提供的这种 incapable / imperfect,他让我们能够活成我们自己。

如果从一个作者身上拷贝,那是剽窃;但从很多人那里拷贝,那是创新。当然,拷贝并非复制粘贴那么简单,就像科比,迎着凌晨四点钟的太阳,一遍又一遍苦练,并且不断思索:为什么这个动作要如此展开?姿势要如此角度?如何让这个动作更加适合我?

于是他拷贝的不仅仅是 style,还是背后的思考过程 —— 这是内化(internalize)的一部分。

模仿,拷贝,思考(问问题),内化,博观约取,厚积薄发。之后你就拥有了你的 branch:

最全面的投资研究与分析框架(深度好文)

俗语讲,一口吃不了一个大胖子。偷师的过程,不妨把它拆成一个个小的学习过程。

在研究自己的‘预测’前,先得理清市场现状,比如说:主要玩家的观点、方法、动机、能量。

是不是有点没意思?

但在象牙塔里,不管你是诺奖教授还是大四应届生,写论文的首要环节就是文献综述。在搞原创研究之前,至少得先理解同行:

主流观点有哪些?

接受度与影响力如何?

今后的演进空间?

……

看似简单的文献综述做不好,’高大上’研究的意义也凸显不了。

但就是这么一件无比重要但又看似不费工夫的事,我们在投资实践中却常常糊弄。

刚入行时是因为方法问题,不知如何开始、或者是对自己到底在做什么而感到迷茫,但更多时候是因为:不予重视,于是懒得做。

“善骑者坠于马、善水者溺于水、善饮者醉于酒,善战者殁于杀”

——《庄子 人间世》

1

投资人的护城河

价值挖掘,确切的说是挖掘市场主流尚未意识到的价值,是投资人的能力护城河。

投资要建立在对某些类型的公司价值(程度)和市场节奏(时间)的认知要强于大市并专注于此的基础上。

这其中所需的功夫,远超外行想象。

中国市场中依然不乏有系统性优势的顶尖投资者。

 

这两年曾与人有多次深入交流,常感慨他们对细节挖掘的执念和见微知着的能力,其细节暗藏产业密码,研究发现价值内核的高壁垒让外人很难模仿。

2

超额收益

价格,源于市场参与者的共同博弈。

一个投资人若想长期获得高于同行的收益,其关键在于价值挖掘,即发现他人未能看到的价值。

|市场的最终结果 – 主流的先前预期| ≈ 预期差

而投资人与主流观点的预期差则决定了其超额收益。

预期差 ≈ 超额收益

如果你的观点足够准确,即:你的预期 ≈ 最终结果,此时:

你的预期 – 主流预期 ≈ 超额收益

在此情况下,如果你的观点与主流观点有足够大程度的背离,那么恭喜,他人避之不及的黑天鹅风险是你的朋友。

3

认知偏差

超额收益的本质其实是你与大众的认知偏差:

|你的观点 – 主流观点| = 认知偏差 -> 超额收益

如果你能持续的在合适的时间点、不被市场噪音所动摇、做出大概率正确的、高程度价差判断。那么恭喜,股神这个名号你当之无愧。

4

术业有专攻

不过,除了上帝以外,没人能洞察一切。

于是,专业投资人常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专注于所擅长的细分领域。

上图来自HBO着名纪录片《成为巴菲特》,巴菲特在纪录片中提到了一本对他很有启发的书《击球的科学》,用击球策略为例子来展示他专注的投资方式。

在领域中,可根据细分行业、资产类别、风格主题等进行划分。

而认知风格又可拆分为:程度认知、时间认知

最全面的投资研究与分析框架(深度好文)

程度认知:如腾讯战投这类侧重程度偏差的投资人,押注有长期想象空间的未来明星。只要标的牛X,并不苛求当前买入的时间点是否看起来买贵了,或是投资期间出现的较大波动,成长性才是硬道理;

时间认知:一些深挖产业的股票基金利用自身对产业链传导或市场逻辑的时间差判断优势,系统性地挖掘可重复的中期交易机会。追求高频率的高胜率,赚钱不嫌少,买得划算才是硬道理。

5

守正出奇

再摆一个公式:

P << V <<Vf

P: 股票今天的价格

V: 公司现在的价值

Vf: 公司未来的价值

圈内常说‘守正出奇’,即在P端坚持价值投资的理念,同时在Vf端对主流观点保持质疑和求证的精神。

重视时机抉择的价值投资和重视增长程度的成长投资本质上殊途同归,都希望以五毛的价格买到未来价值一元的企业,两者的区别无非是企业的价值支撑来源不同。

前者的价值支撑主要来自企业现有资产、利润和现金流,更注重公司现有的价格P是否远小于公司现在的价值V,强调对价值理解的基本功。

后者的价值支撑主要来自企业未来市场空间的高增长,强调公司的未来价值Vf是否能远大于公司现在的价值V,需有能洞悉未来的大局观。

诚然,对于一个真正专业的投资者,成长性和价值性是不可割裂的。但宗旨不同的基金人,其比较优势和投资偏好也大不同。

#虽然基金的成立都是为了盈利,但资金背景、客户偏好、专业领域、发展规划等因素对其投资风格影响非常大#

通过聚焦于某一领域、某一理念,投资人能够更快的进入成长快车道。先通过主流观点学习,再通过逆向思考盈利。

6

人挤人的地方不去

人弃我取,逆向投资。

无论是巴菲特还是索罗斯,投资领域的集大成者都具有超强的逆向思维能力。

如前文所说,超额收益是相对的,来自于市场主流的‘错误’认知,即偏见:

超额收益 <- 认知偏差 = |你的观点 – 主流观点|

在做预测之前,得先了解市场主流观点,以及这些观点已在多大程度上反应到了价格中。

跟随市场主流观点虽然不能让你获得超额利润,但若不了解市场主流观点的合理性与不合理之处,你的预期就没有可比较的锚定物。

如果不了解市场主流观点与你的认知偏差有多大,你所追求的超额利润也就无法被衡量。

在‘出奇’地预测市场前,得先练好‘守正’的基本功:即能在市场混沌中迅速理清现状(包括:主要玩家的观点、方法、动机、能量)。

7

大佬的玩法

那么,该如何摸清市场的主流观点,以及它们对价格的影响呢?

以股市为例 #一级市场本质上也是一样,只是参与人扮演的角色不同#

很多买方大佬可单约券商投行的首席分析师,听取大卖方的市场意见。

这类私下会谈并非是为了寻求投资建议,更不是为了一起品茶^_^|||

那还为了什么呢?

  • 在行业体制的塑造下,卖方首席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市场的主流观点。即使他们个人的观点很主流,也会对主流观点非常熟悉。通过他们可了解当前市场由哪条逻辑线所支撑 或是 在玩什么‘情感’博弈?

  • 在了解市场当前定价逻辑之后,可评估自己深度调研的结论是否还有超额收益的空间?或者投机性一点,今后自己应如何造势,才能更好的迎合当前市场的热捧或偏见?

  • 卖方首席作为市场的意见领袖,主导着市场上的主流声音,是市场的造势者。买方除了摸底卖方分析师的想法,还能向卖方反向输入观点,由其代为在市场发声 

#应酬,是卖方工作的重要环节# 分析师通过在卖方同行与买方客户之间游走,不断接受及扩散新观点。嘴面上虽说要平等对待客户,但每个卖方分析师总有那么几个自己内心里更为尊敬的买方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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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普通人有什么办法呢?

与外界互动。先输入,后输出。

8

先输入

当然是先利用好身边的现成资源,踏踏实实输入基本知识啦。

一、阅读

大量的阅读是必须的,不然就是把马云和刘强东请到你面前,你还要傻傻的问C2C和B2C的定义是什么;研究白酒产业的时候还要问酱香型和浓香型的区别是什么,那还了得。必须先通过阅读公开资料,把基础打牢。

那阅读的东西有哪些呢?

[ a. 公开报告 ]

卖方分析师写的行业报告一般都中规中矩,平铺直叙。在绩效考核的压力下,许多报告还是由实习生代笔,顶多交给挂名分析师改一改。

看卖方报告的好处是可以打基础,对行业有一些宏观的认识。但缺点在于,对细节依然很模糊,实操性也差。毕竟,卖方只需要看多,而买方必须得做对。

由于买方最终是买这个公司,就需要对这个公司的方方面面很了解。从商业模式,竞争力,产品,管理层,甚至要把财务模型都做的很详细。因为如果只是对一个公司某些点了解,在股价波动时是不足以坚定持有的。

顶尖买方的内部报告固然是极好,但一般人拿不到。当然,不是说券商投行水平低,实际上很多卖方分析师都非常值得尊敬。只是卖方报告要着眼宏观,自然会损失细节,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 b. 行业媒体 ]

在一切行业都将进化为咨询业的大趋势下,市面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行业智库、专业咨询公司。在当今的自媒体潮流下,也有非常多专业的独立评论人。

他们对于基本面的了解不一定扎实,但经常能发现一些有意思的点,这就是非常大的价值。一个公司往往有很多点,而投资中最害怕的是盲点。内容的视野足够广,能给投资人带来启发。

这些内容会涉及研报里看不到的东西,比如行业的底层生态、行业的潜规则等等。通常而言,对于2B媒体上的文章,负面内容的学习价值远大于正面报道。

[ c. 财务数据 ]

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里面会披露很多数据,由于经过审计,往往是最真实的数据。仔细发掘的话,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地方。

对财务报告、公开报告来说,一个合格的分析师必须要做的一个苦活就是‘背数据’‘找关系’,行业历年的规模和增速,几个大公司历年的收入/利润,几个代表性产品的运营情况,要倒背如流,直至成为潜意识。

为啥要背?因为这是数据敏感性的要求,当看到一个新的数据的时候,如果能反映过来和记忆中的数据的联系,可能就能发掘出某些事情的真相。

华创证券TMT首席分析师谢晨回忆道:“在2014年,有一天我在公司楼梯口看到《刀塔传奇》的电梯广告,然后脑中闪回了腾讯14年Q2表现极为一般的手游增速,再加上360手游报告中的搜索占比数据,忽然就意识到一个问题‘端游公司要崛起了……’”

以上的推理过程,懂的人自然懂,不能迅速反应过来的人可能就与此交易机会绝缘。

再以茅台为例,尽职的分析师可以用’笨’办法跟踪到茅台最新的经销商数据,短期产品到底卖得如何,有什么新的变化。在掌握实时更新的产业细节数据的同时,而你又对茅台自身的价值以及整个产业链关系了如指掌,那么,对于这个公司未来方向在哪里,你的预测将更有前瞻性:

你的预期 – 主流预期 ≈ 超额收益

总之一句话,背数据、背行业关系,并且常常进行联系。

[ d. 专业书籍 ]

大块头的书,有好处也有不好处。好处是成体系。缺点在于有些过时。

个人偏好的是巨头的成长史以及非金融行业的教科书,比如策划、运营。

随着付费内容的崛起,网上有出现了许多大牛开办的音频&视频课程,但由于许多老师不善表达或者是准备工作没做足,口水话太多,一小时的视频内容可能就相当于10分钟的文字。这些音视课程对我的作用目前主要是安眠。

说句题外话,这其实也反映了内容行业的大趋势:信息密度大的内容战胜信息密度低的内容。

二、调研

[ a.体验 ]

要了解一个行业、一个公司,对产品的亲自体验也非常重要。

[ b. 调研 ]

对于初入职场的投资人,尽量争多取实地调研机会,主要是和公司的董秘或者其他高管对接(国内流行的城投债也是同理,只是对接角色变了而已)。公司董秘通常都对公司、对行业有非常好的理解,是非常好的学习机会。

除了实地调研,投资路演也应多去,这部分我放在后面几段讲。

[ c. 圈子 ]

向业内大神学习,混圈子也有必要。但是,需要有广泛的阅读和产品基础,和业内大神聊天,才能有对话的基础。光是厚着脸皮加上个微信,但却不知道能说什么,还不如等有一定业务基础后再去拜访,留个深刻的第一印象。

更重要的事,在深入学习一个行业时,一定会遇到很多不解的困惑,带着这些经过思考后的具体问题再去与业内大神交流后,常常会有茅塞顿开的感觉。

资深大牛能够把’行业到底竞争的是什么’用几句话点到位,把这个行业’得什么东西得天下’弄得很明白。比如说:高端酒是品牌,中低端是渠道。基金是人才,无差异是成本,制造业是规模。

这类高度浓缩的观点,对于小白来说其实没什么用,但如果你对一个行业已经有了几百小时的深入思考和观察,业内大牛的一席话或能让正努力突破天花板的中阶从业者豁然开朗。

9

再输出

大佬可以拉首席们出来单练,从而强者更强。而刚入行的新人在努力学习之余又该如何更进一步呢?输出。

a. 在交互中进化

交互是进化的法宝。投资研究应是一个认知交互的过程。

既然是交互,那么不仅得接收知识,还得学会输出观点。

观点输出能力是知识接收能力的成果检验。

否则,即使是看了那么多书,见了那么多人和事,那也只能叫做知识体验,而非知识积累。

b. 知识复利

一次似懂非懂的知识体验也许会让你在单笔投资中盈利丰厚,但只有那些通过深挖know-how而沉淀下来的认知能力才能让你在长期的知识复利赛跑中滚出一颗大雪球。

知识点只是槽点,真知才是力量。

如说,近两年遇到了几个事后看来非常有预见性的投资报告或主题演讲,主笔的分析师私下透露他们只花了不到一小时就理出了草稿,甚至写的时候连细节数据都没有去查,全靠记忆,一气呵成。这背后的功夫,常常是过去数千小时的积累。

输出观点绝对不是苦差事,而是一个把自己的思维系统化的过程,痛并快乐着,见证着自己的成长。

c. 内部规律:护城河

我们投资的公司一定要有强大的竞争力,如何评估呢?我认为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是否拥有很宽的护城河。巴菲特说:“我们根据‘护城河’加宽的能力以及不可攻击性作为判断一家伟大企业的主要标准。而且我们告诉企业的管理层,我们希望企业的护城河每年都能不断加宽。”

我们如何研究呢?只有那些护城河很深的公司,才能持续在没完没了的激烈的竞争中取胜,最终成为市值很大的公司,因此,我们先找出市值最大的公司,并从中思考这些公司的护城河为什么会这么深。

能成为巨头的,一定是有强大护城河的,我对其中的一些品类谈谈我的看法。

(1)护城河的深度最强的是垄断,几乎都是互联网公司,两个原因,1)转移成本非常高,微信和Facebook,朋友们都在那里,一个人转移没用;2)强大网络效应,例如阿里巴巴和亚马逊,买家卖家都已大量存在于这个市场里,强者恒强,相同策略的后来竞争对手基本就丧失了逆袭的机会。线下的公司要做到垄断非常困难。

(2)金融公司有强大的护城河,一方面经营业务需要政府的牌照,另外,Master和Visa两大支付公司联手垄断信用卡市场,增长非常好,由此想到国内的支付宝和微信也前途无量。

(3)与吃有关的公司,茅台、五粮液、可口可乐、百事可乐、麦当劳、百威啤酒、星巴克,亨氏卡夫,还有烟草和售卖食品的连锁企业等,都能成为市值非常大的公司,这个行业其实进入门槛是很低的,竞争很激烈,但是,最顶尖的企业品牌一旦树立,会形成强大的护城河,原因是大家都很关心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对食品品牌的信誉有很高的要求,认同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另外,一些传统的食品企业如酱油、白酒类企业,它们的产品口味大家从小就已经习惯了,要改变很难,这也是一种很强的护城河。食品行业不需要太多的创新,只要持续维护自己良好的声誉,就可以财源滚滚,其中啤酒、烈性酒喝了会上瘾,这真的太好了,茅台市值一万亿是有道理的。其实说到上瘾,腾讯的微信和游戏又何曾不是令人上瘾、欲罢不能的东西?

(4)制药公司出了很多巨头,原因也是大家如果生了病,都愿意用最好的药,对药价不敏感,另一方面,新药的研发费用越来越高,成功机率却很低,风险巨大,而且一旦研发成功后有专利保护,这些都构成了强大的护城河。国外的医药连锁也能成为超级巨头,但国内还没出现,可能和国内开设药店的进入门槛过低,专业性要求不高有关。中国研发新药特别好的公司很少,但是中国有传统中药,而且大家都特别相信,同仁堂、东阿阿胶、片仔癀等老字号价值非凡。

(5)制造业公司里,美的格力的产品是白电,技术升级是比较慢的,这对公司是巨大的好事,它们几家基本已形成了垄断,顺应消费升级,未来前景仍然不错,但是做黑电的家电公司,由于技术升级太快,经营普遍不好。汽车方面,国外的丰田、奥迪、奔驰一直很强,但国内的吉利、上汽、广汽近两年发展得很好,在新技术的应用和本土化方面,优势巨大,而且电动车研究也走在国际前列,我感觉是有机会变道超车的。只是汽车产业对新技术、新车型依赖太深,而这种东西变化很快,说到护城河,仍然不算太强,至少不是我最喜欢的行业。

(6)有深厚护城河的公司还有很多,如何发现呢?最好的一个测试办法是,如果产品提价了,顾客是否还会购买,不管情愿还是不情愿。这个办法简单粗暴,但非常有效。茅台提价大家仍然抢购就是很好的案例,高端护肤品涨点价,女士们还是要买,因为要美丽,高端奢侈品涨点价,女士们还是要买,因为要面子,孩子在学而思学奥数,一位难求,再涨妈妈们也趋之若鹜,这样的公司护城河就很深。

有两种对护城河的误解,第一,优秀的品牌,或者良好的无形资产就是护城河,其实这要因品类而异,例如给小孩子吃的高端奶粉,大家只愿意选择非常优秀的品牌,对不熟悉的品牌不太愿意尝试,因此这些高端奶粉的品牌就成了它们的强大的护城河,而有些品类,大家就没那么强的品牌忠诚度,哪个功能强大、哪个好用就用谁,例如电脑电视,当年品牌非常强大的方正、长城、长虹、康佳等已经一塌糊涂。当然无论哪个行业,优秀的品牌或者好的无形资产一定会加深企业的护城河,但是,很浅的护城河即使加深了,还是很浅。第二,优秀的管理层是护城河,其实优秀都是事后证明的,成王败寇,在一个护城河很深的企业里,平庸的管理层也能做得不错,而在护城河很浅的企业里,再优秀的管理层也无能为力。有些分析师见了公司管理层,觉得特别好,就要写推荐报告,其实先研究这家公司的护城河有多深,再写不迟。

护城河与商业模式是什么关系?好的商业模式,我理解就是“长的坡,厚的雪”。一个公司不可能每个决策都正确,或者每个决策都是最领先的,一旦出现失误,或者竞争对手有创新推出,护城河深的公司有时间改正这个错误,或且通过向竞争对手学习而后发制人,这非常重要的,公司反脆弱的能力就会很强,这样它才能走得远,也就是它的坡比较长。而且护城河深,意味着它有提价的能力,盈利能力就会不错,也就是雪比较厚。可见长的坡和厚的雪,都和护城河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我认为理解商业模式,护城河是最重要的一个维度。

护城河的宽度要经常检讨,无论看起来是何等坚不可摧,柯达被数码技术彻底打跨,IBM几十年在一些对可靠性要求极高的行业如金融业有如同上帝一般的地位,但最近十年在廉价云计算的冲击下狼狈不堪,如果腾讯2011年没有推出微信,它用qq筑成的护城河可能早已百孔千疮。如果护城河宽度变窄了,要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d. 主动求拍砖

另外,作为卖方分析师往往要写的非常完备,不仅形式很重要,还有很高的频率要求。虽然有点像应试教育的天天交作业,任务机械又繁重,但在刚起步时的确有效,有许多专业‘老师’为你‘批改作业’,找出不足。

#虽然市场结果是检验‘能力’的唯一标准,但有些错误非常明显,同行前辈能很快找出问题所在,能避免后生走无意义的弯路。而且,一个真正的投资观点,跨期通常较长,纯粹通过市场的价格反馈来培育新人也许机会成本太大#

如果是在买方,很多时候只要求把自己的思考要点记录下即可。但这也带来了问题,由于缺乏严谨的输出规范性要求和数量要求(熟能生巧),买方新人经常有尚未打好基本功,就养成了自己老板的‘随性’习惯。

自己心中有了一套想法,与把这些想法清晰有力地表达出来,是非常不同的。后者对思维框架的要求非常高,而且会在输出的过程中意识到许多至关重要但又容易忽视的细节。

接受‘拍砖’最成功的的例子莫过于全球赚钱最多的对冲基金-桥水基金创始人雷·达里奥。

“我寻找最聪明的人来质疑我的观点。当我完全搞懂他们的思路后,我再选择拒绝还是接受他们的意见。年复一年的如此重复,不仅增加了我正确的几率,也让我学到了许多真谛。”

——雷·达里奥

10

小结

研究,虽然做好了能让人成就满满,但它是门需长年积累的‘苦’差事。

在’出奇’之前,先学好’守正’。

能在市场混沌中迅速理清现状(包括:主要玩家的观点、方法、动机、能量),是投资中最简单但又显得有些无聊的基本功。

急功近利的笃定自己是巴菲特二代的股民有不少,在打好基础之前就开始随性预测股市,坚信自己闭门造车出了绝世秘籍。

他们把储蓄与精力投入到市场中,常常是在浑浑噩噩的大起大落中成为’有过体验但没有积累’、’想宰割别人,但却被人宰割’的巴韭特。

进化力

进化力是指企业的进化能力,这在《失控与投资》里提出来的,这个研究越想越重要,原因是出现了一批大型公司,特别大的如谷歌、亚马逊、腾讯、Facebook、阿里,小一点的如美团、小米、平安等,它们一直处于高速进化之中,不断衍生出新的商业模式,不断拓展它的边界,而且虽然体量很大了,但是增长速度仍然很快,这是人类商业史上前所未有的,传统的商业理论已经无法解释这种现象了。这些的公司都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它们的管理有什么特点?如果我们研究清楚了,会对我们理解这些公司的基本面有重大帮助,当然也对我们的投资意义非凡,不要被市值一万亿美元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

这个世界其本质就是各种连接,每一个节点的属性,都可以用连接来描述,离开连接,属性也就无从谈起。

关于用连接如何来描述各种属性,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谈论某个人,我们会说他是哪的人,哪个大学读书,在哪工作,和谁共事,其实都是在谈论他和这个世界的连接。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论述太精辟了。

投资研究一家公司,其本质也是考察这家公司和它的员工,它的上下游供应商,它的客户的关系如何,公司的本质也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巴菲特说要投资护城河很深的公司,实质上也是指那些公司的产品和客户的关系非常牢固。护城河本质就是连接的强度。

一个企业失控性成长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需要具备的最重要的条件是:有一项主营业务在竞争中取得明显优势的地位,并源源不断地产生强大的现金流,这样才能支持它不断开拓新的领域,而且新的领域要与原来的业务能够产生良好的协同效应,这样成功的机率才会大。乐视是个非常失败的例子,它的主业是视频,面临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视频等的激烈竞争,完全处于弱势,每年亏损巨大,这种情况下,盲目搞各种所谓“生态”建设,进入电视、手机、租车、电动车等多个行业,这些行业普遍高度竞争而且非常消耗现金流,而且除了电视外,大部分与原先主业的协同效果并不太好,结果就是把自己搞垮了,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一个公司连接强度越强,数量越庞大,就越能涌现出新的商业模式从而高速进化,这些公司是最有投资价值的公司。这些具有强大连接能力而且连接数量巨大的公司,我起了一个名字叫做“连接器”。

一个公司非常强大而且数量巨大的连接,是不是就一定能够进化为超级大公司呢?不一定,谷歌和百度都是做搜索起家,但是谷歌发展得非常好,而百度不说也罢。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我觉得主要在于管理,这么复杂的业务架构,对管理理念和能力是巨大的挑战。腾讯马化腾对此很有感悟,他写道:

“在传统机械型组织里,一个“异端”的创新,很难获得足够的资源和支持,甚至会因为与组织过去的战略、优势相冲突而被排斥”、“要想改变它,唯有构建一个新的组织型态,所以我倾向于生物型组织。那些真正有活力的生态系统,外界看起来似乎是混乱和失控,其实是组织在自然生长进化,在寻找创新。那些所谓的失败和浪费,也是复杂系统进化过程中必须的生物多样性。”

“如果一个企业已经成为生态型企业,开放协作度、进化度、冗余度、速度、需求度都比较高,创新就会从灰度空间源源不断涌出。从这个意义上讲,创新不是原因,而是结果;创新不是源头,而是产物。企业要做的,是创造生物型组织,拓展自己的灰度空间,让现实和未来的土壤、生态充满可能性、多样性。这就是灰度的生存空间。”

不仅互联网企业可以通过广泛连接实现进化,传统企业也可以学习,我觉得国内的平安集团锐意进取就令人印象深刻。

人一到群体中,智商就严重降低,为了获得认同,个体愿意抛弃是非,用智商去换取那份让人备感安全的归属感。格雷厄姆所说过一句话:市场短期是投票机,长期是称重机,意思是说长期看好公司随着业绩的成长,股价自然就会上涨,听起来似乎关心公司基面就可以了,这句话非常有道理,但是却有一个预设的前提,就是公司的估值要保持稳定,至少不要大跌,否则,可能即使业绩持续上涨了,股价也未必能上涨。

其实,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本质而言,一个公司的股价都是市场投票决定的,市场短期是投票机,长期也是投票机,只有符合一定的条件,我们才能说它也是称重机深刻理解这一点,我觉得会让我们少走一些弯路。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ol75eRaZEYBnCpwnae9JbQ

中国体坛腐败到底有多触目惊心?

中国体坛腐败到底有多触目惊心?

导语

中国体坛过去30年虽然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绩,但各类腐败乱象及有关体育“能人”的争议一直持续不断。

从早期的中国足协副主席谢亚龙到“金哨”陆俊的锒铛入狱,再到当下的国家花样游泳领队俞丽、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被提起公诉,中国体坛过去30年虽然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绩,但各类腐败乱象及有关体育“能人”的争议一直持续不断。

在中国体育界,很多金牌项目的背后,都有一个俞丽式的人物。一方面,他们引领着队员在国内外赛事上取得了骄人的战绩,为竞技体育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在各自的圈子内拥有很高的权威和‘话语权’,因为缺乏监督,他们掌握着运动员的‘生杀’大权,甚至操纵比赛,将各种腐败行为掩盖在 金牌的光环之下。

俞丽是中央巡视组进驻国家体育总局后第一个被带走调查的官员。之后——

2015年5月,国家体育总局自行车击剑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中国马术协会副主席沈利红被带走调查;

2015年8月4日,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潘志琛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组织调查,2016年4月,检察机关以受贿罪对潘志琛立案侦查;

2015年9月,中纪委对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天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2016年9月1日,河南省南阳市中级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肖天受贿一案。据检察机关指控,肖天先后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796余万元。

中国体坛腐败到底有多触目惊心?

肖天,生于1957年,安徽蚌埠人。原安徽省击剑队运动员,1977年考入北京体院( 现北京体育大学 ),1981 年分配到当时的国家体委工作。历任老山自行车击剑中心击剑处处长、老山自行车击剑中心主任(正厅)等职。2005 年8 月任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党组成员。

2016年12月26日,河南省南阳市中级法院公开宣判国家体育总局原副局长肖天受贿案,对被告人肖天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对肖天受贿所得财物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法院经审理查明:1997年至2014年,被告人肖天利用担任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竞技体育司司长、局长助理、副局长等职务上的便利,或者利用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 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工程承揽、赛事承办、工作安排、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本人直接或通过他人索取、非法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796万余元。

 

2016年10月31日,中央任命北京市原市委副书记苟仲文为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原局长刘鹏卸任,有分析认为,随着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的换人,中国体坛或将掀开反腐大幕。

事实上,早在2009年,针对中国足球赌球、假球等种种黑幕,最高检曾指定辽宁省检察院成立专案组,在中国足坛发起了一场历时3年的“反赌打黑”专 项行动,数百人被带到辽宁协助调查,57人受到法律制裁。此次整顿效果显著,一定时期内遏制住了职业足球中的“假”“赌”“黑”。

 

中国体育法学研究会理事、清华大学 体育法研究中心主任田思源说,体育行风行纪问题由来已久,且形式多样诸如近年来的“假球”“黑哨”“赌球”“兴奋剂”“运动员参赛选拔黑幕”“选手年龄 造假”“操纵干预比赛”“明星运动员商业代言纠纷”等事件逐渐进入公众视野,体育领域的违纪违法问题不但腐蚀了一大批官员,而且从国家层面已经极大地妨碍了中国体育改革和体育事业的发展。

 

当前我国体育界的腐败,既有社会不正之风在体育领域的延伸和反映,也有我国体育职业化发展过程中自身存在的“潜规则”。

中国体坛腐败到底有多触目惊心?

 

1、“让你上,拿金牌;不让你上,你无名”

2014年7月28日,中央第十一巡视组进驻国家体育总局进行巡视。此轮巡视后,以俞丽为开端,总局多位官员接连被查处,多地的一些裁判员、教练员被带走协助调查,诸多体育“潜规则”逐一浮出水面。

 

田思源分析说,中国竞技体育经过 多年的发展,在一些王牌的优势项目上,出现了“让你上,拿金牌;不让你上,你无名”的诱惑;在水平一般的项目上,因为垄断、不透明的选拔机制,也存在“不 花钱就难入选”的“潜规则”。

 

“我注意到,巡视组向体育总局反馈巡视意见很多,首当其冲的,还是运动员、裁判员的选拔选派不规范、不公开、不透明的问题。”

 

像俞丽利用职权左右队员进国家队已不是个案。据《体坛周报》报道,当时和俞丽一起被中纪委带走的,还有国家举重队的一位王牌教练,这位教练牵扯到2012年伦敦奥运会中国举重队的一桩丑闻。

中国举重队一直是奥运会的“金牌大户”,但在伦敦奥运会女子53公斤级举重比赛中,名不见经传的湖北选手周俊三次抓举全部失败,创造了中国举重队在奥运会历史上的最差战绩;而在周俊之前的13名举重选手,一共获得12金1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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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国内比周俊成绩好的选手不乏人选,周俊何以会获得奥运会参赛资格?在周俊抓举失败后,很多媒体将核心指向了中国体育深层次的问题——选拔机制、省市平 衡、利益照顾等多方面。

在北京奥运会,中国女举派出的4人全部夺得金牌。因女举的强大,只要入选女子举重国家队,能为国出战就意味着基本能获得金牌,国内的选拔竞争极其激烈。

在这种地方利益争夺纠葛下,因为湖北体育局认为周俊训练比其他运动员好,坚持“保送”周俊参赛,国家举重队高层为照顾湖北这个“奥运 名额”,结果出现了意外状况。周俊“交白卷”被视为不透明的选拔机制结出的“恶果”。

 

业内人士透露,在竞技体育中虽然实力是第一位的,但在不少绝对优势的项目上,派谁去都能拿奖牌的情况下,国家队运动员的选拔就成为一个利益攸关的问题,由此 更容易引发一些私下的权钱交易。

即便是中国足球这样一个“丢人”项目,也是腐败到了“极致”,每一届国家队队员的大名单都充满了是非争议,连中纪委网站都曾刊文批评中国足球的管理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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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岁进入国家青年队、1996年夺得全国青少年锦标赛冠军的乒乓球选手唐娜,因在国家队中无缘参加世界锦标赛和奥运会,最终改变国籍、远赴韩国打球,后在韩国乒乓球锦标赛上10战全胜,名列女单第一。

“在中国,我永远没有机会。中国乒乓球协会并不是通过选拔赛,而是提前指定有潜质的选手进行集中培育。”代表 韩国队参加国际比赛后,唐娜“炮轰”中国国家队选拔制度不公,并表示“现在韩国是我的祖国……希望能够在奥运会上夺得第一名”,引起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

 

田思源对比说,国外的竞技体育完全是运动员凭借自己的实力说话,比如举行职业联赛或由第三方组织的公开选拔比赛,不管平时成绩怎样,如 果在选拔比赛中没有进入决赛或取得一个好名次,那么就不能参加奥运会。

 

在体育总局内部,各个项目中心的选拔机制和规定都不一样,有的项目是主教练给出国家队名单,有的项目是中心主管领导说了算,选拔过程不透明,选出的结果也不 公示,非常混乱。

中央巡视组也曾点名指出“运动员、裁判员选拔选派不公开、不透明,寻租现象较为严重”的问题,专项巡视后,体育总局研究制定了《国家队运动员、教练员选拔与 监督工作管理规定》,要求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以体育总局上述规定为遵循制定各项目实施细则,根据项目特点进一步细化各项目国家队运动 员、教练员和全国体育竞赛裁判员选拔选派与监督工作的操作措施、程序及违规处罚措施,并经体育总局审核后公布实施。

田思源说:“关键是选拔的过程要公开透明,结果要公示,并接受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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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操纵比赛、金牌

近年来,在一些项目好成绩“光环”的掩盖下,少数体育官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权力,成为重要比赛结果的操纵者。

在第十二届全运会上,为了“照顾”东道主辽宁队的“金牌任务”,国家花游队前“掌门”俞丽先后收受了辽宁游泳中心主任20万元的贿赂,结果导致花游项目出现重大打分纠纷。

 

当时,四川队的蒋文文/蒋婷婷组合得分意外低于东道主选手吴怡文/黄雪辰组合,赛后,蒋文文/蒋婷婷召开新闻发布会哭诉“金牌内定”,宣称“赛前就有人放话,辽宁组合一定会得到金牌”。这场风波中,很多证据指向俞丽,认为其有“操控比赛”的重大嫌疑。

 

无独有偶,十运会上,因与中国跳水队的某领导“交恶”,跳水名将田亮被打压。比赛前,在裁判休息室里,一位体育界高层要求“无论田亮跳得有多好,最多只能给 8.5分”。

比赛中,在田亮一次完美入水后,除了一位裁判按标准给出9.5的高分以外,其他裁判果然只给出8.5分,这位给高分的裁判最终失去了“最佳裁判”评选的资格,因得罪领导不久后便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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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圈内一赫赫有名的跳水国际级裁判林某对媒体透露:“跳水裁判近乎傀儡状态,上面想让谁得金牌,就会授意裁判多打分,压其他对手的分数。只要上面暗示了,想整人很容易,比赛都是有很多替补裁判的,你不听话,不用你就行了,很多人在那儿等着。”

 

一名体育界知情人士透露,类似于跳水、花游、体操等主观打分项目,由于缺乏统一计量的客观标准,裁判主观判断性较强,而一些项目内部人士又有极大的影响力,这就为“暗箱操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说到体坛腐败,中国足球总是被当成反面典型。而要论操纵比赛的腐败程度,无疑是中超足球联赛最为严重——“贿赂高官,买通裁判,甚至买通对手打假球、打黑球,是一些足 球俱乐部的惯用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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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亚龙、南勇、杨一民三位中国足协前主(副)主席,就是因操纵足球比赛收受贿赂而被捕入狱;著名“金哨”裁判陆俊,在刑拘后交代 “自2011年全运会足球比赛就开始和足协官员勾结吹假球”。

 

“还有的省份,为了多拿金牌,私底下搞利益勾兑。”知情人士举了一个例子,在某年冬运会的男子速滑赛场上,来自两队的四名选手按照次序比赛进行了一圈又一圈, 却丝毫不见短道速滑应有的冲刺与追赶等刺激场面,现场观众直呼“太假”。

这一冬运会男子速滑赛场上的“奇景”被业内人士解读为“金牌内定”。因为这场比赛 内幕复杂,按照比赛规则,领先选手夺冠有利于两队的利益。

田思源建议:“很多比赛被人为操纵的痕迹明显,不但违背体育道德,更是在挑战观众的智商,但社会大众对此又无可奈何。因而有必要建立专门的体育行风监督队伍,而这支监督队伍必须脱离体育主管部门的控制,完全引入社会监督,这样才能让比赛干干净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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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赛事审批、经营混乱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乔新生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每有赛事,体育主管部门都会收取不菲的审批管理费用,却不提供实质性的服务,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权力寻租”

 

目前中国体育的发展,还面临着一个很大的体制障碍,那就是赛事审批。大到运动会、锦标赛的举办,小到民间的一个商业赛事,都需要体育主管部门的审批。

 

乔新生对比说,多年来,体育总局及各地体育主管部门在赛事管理上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链条”,赛事审批权已经成为牟取 部门灰色利益的工具。

 

连企业举办一个三人篮球赛,都需要篮协审批,这是很荒唐的,在国外也是不可想象的。在国际上,奥运会、NBA等赛事都是非政府机构举办,体育赛事完全靠市场化运作,根本没有官方审批一说。

 

对于赛事审批,篮球明星、全国政协委员姚明曾在“全国两会”上提案建议“取消赛事审批”。在姚明看来,赛事审批费的收取和使用成为外界无法监控的灰色地带, 管理费往往由各个运动项目的管理中心收取,标准也千差万别,这其中有可能滋生腐败;

而体育管理部门以行政之手干扰了本来可以由市场来调配的资源配置,客观上形成垄断,抑制了部分市场主体的办赛热情和良性竞争,严重阻碍了社会力量办体育的热情,造成人为设立办赛“门槛”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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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明认为,在当下发展阶段,体育赛事审批并没有存在的必然理由。姚明的这一建议被当年政府工作报告采纳,但业内人士认为,各级体育部门已实行赛事审批多年,想要从内部改革,拿掉这块“利益蛋糕”,肯定困难重重。

 

直到中央巡视组点出“赛事审批不规范、不透明,凸显部门利益”等问题,体育总局才被迫整改表态,“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审批,除全国运动会、全国冬季 运动会、全国青年运动会等全国综合性运动会以及涉及国家安全、政治、军事、外交等事项的少数特殊类型体育赛事之外,其他赛事一律不需审批”。

 

除了赛事审批,业内人士还指出,一些商业赛事的经营也很混乱,比如中国足球一系列腐败丑闻中,足协官员在赞助商洽谈过程中存在利益输送的“猫腻”也一直不绝 于耳,体育赛事的经营成了部分官员“中饱私囊”的“利器”。

乔新生建议:“要防止赛事审批和经营过程中的腐败,就必须从改革体制入手,加大体育部门简政放权的力度,权力一旦下放给市场,体育官员便不再有寻租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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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本原因:“四不像”体制、权力集中

多名业内人士和专家均指出,无论是赛事审批和经营中的“猫腻”,还是运动员、教练员的选拔中出现的乱象,或是比赛中的各种弄虚作假,归根结底的根本原因在于现行的体育管理体制导致权力过于集中。

 

乔新生比喻,这种集行政、事业、社团、企业四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拥有强大的行政权力,从制定行业的法规条文到选拔运动员、教练,从审批体育赛事到举办体育活动,从判定赛事 纠纷到体育奖金的发放,迅猛发展的竞技体育给各项目中心带来了潜在的可观效益。

 

在现有体制下,体育总局下面的各项目中心不仅是行政机构,还有事业单位,还兼有社团,一些中心还经营着企业,可以说是一个‘四不像’体制。

 

乔新生认为,“四不像”体制下的各项目中心,凭借行政机构和社团的多种身份,不断强化自身在行政权力和经济利益两方面的控制,这正是滋生体坛腐败的温床。记 者注意到,在国家层面,体育总局和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登录体育总局网站,记者看到,总局下设很多个协会,其中,奥运项目的协会有篮 球、田径、乒乓、摔跤、网球、体操、击剑、射击、排球数十家;非奥运项目的协会有飞镖、壁球、电竞、航空运动、钓鱼、武术、龙狮、摩托、台球、龙舟、门 球、信鸽、桥牌等数十家。

 

乔新生介绍说,中国的体育管理体制有自身的特殊性,从计划经济时代起,为了发展国家体育事业,各项目协会直接隶属体育行政机构,合署办公、集中行使职权,发展到今天出现了“政企一家、管办不分”的局面。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受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管辖的各个单项体育协会都是社会团体,而非政府机构。有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章程中,明确禁止各国单项协会在运作中受行政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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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于中国足球,其推行职业化发展已经二十年了,市场运作一直实行商业化,而管理却又是行政体制,这种由行政管理主导市场化运作的“双轨制”,使得足球联赛 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官商勾结”“假球黑哨”等丑闻,有评论认为,泱泱大国之所以足球水平老上不去,就是这种体育体制的“先天性缺陷”。

 

“管办不分”的另一个体制弊端,是导致体育官员兼职现象严重。如落马的体育大佬肖天,除了体育总局副局长的身份,他还兼着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国际击剑联合会终 身荣誉委员、中国击剑协会主席、中国滑冰协会主席、中国马术协会主席、中国体育战略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体育法学研究会会长、国际篮联副主席等数职。

 

乔新生分析,只有通过改革体制、转变职能、简政放权才能最终解决问题。

 

这就为官商勾结、钱权交易提供了空间和机会。如果是一个体育经纪人、赛事主办者在体育商业活动中获利,无可厚非;但如果由一个兼职的体育行政官员来做这些事,其获取酬劳的行为肯定是违纪违法的。

 

针对体育腐败,中央巡视组组长张化为亦提出过建议:推进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取得新的突破,认真解决行政、事业、社团、企业不分问题,实现政事、政社、政企分离,管办分离,规范干部在协会、企业大量兼职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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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扭转“金牌至上”的错误政绩观

除了体制上的原因,要杜绝体坛腐败,田思源认为,从体育总局到地方体育局,要扭转“金牌至上”的错误政绩观。

    

我国当前竞技体育的运行模式和考核体系是以金牌为导向的。金牌的多少,与地方体育官员的升迁、运动员的前途、教练员的奖金等利益链条直接挂钩,这种‘金牌至上’的政绩观已严重扭曲了顽强拼搏、追求卓越的体育精神。

  

中央巡视组曾指出:面对金牌带来的政治荣誉、经济利益,少数领导干部出现了完全错误的政绩观,片面追求运动成绩、金牌数量,疏于对运动员、教练员的教育、引 导和严格管理,甚至给予错误的政策导向,导致少数运动员、教练员在赛场上为取得好成绩不择手段,公然违背体育精神和体育道德,甚至铤而走险违反国家法律法规。

  

以全运会为例,据田思源观察,全运会历来是各体育局角力的主战场,奖牌背后关系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体育局价值数亿的“利益大盘”。

每到全运会前夕,一些 省份尤其是东道主,便开始下达“金牌任务”,从省体育局到各项目中心再到教练、运动员,一层一层往下压,伴随金牌而来的政治荣誉和经济利益,令一些地方体 育部门往往不择手段,进而赛场上衍生出各种“黑幕奇闻”和不正之风。

 

被誉为体坛“反黑斗士”的浙江省前体育局局长陈培德,曾犀利指出:“体育界有一种腐败,唯独体育界有,别的领域没有,就是竞赛。竞赛中的腐败不是个人行为,往往是集体行为、组织行为、政府行为。”

 

虽然体育精神讲求的是更高、更快、更强,但这一切都是在公平、公正、阳光的前提下进行。在赛场上,金牌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一国的体育水平,但公平正义更代表 着国家的体育形象,为了追求金牌而产生体坛腐败,不但与体育的原始精神价值背道而驰,也是在抹黑中国的体育形象。

 

国家体育总局就中央巡视组提出的问题,公布了一系列整改措施,其中,最受舆论关注的,就是“今后在全运会等全国综合性运动会不公布金牌、奖牌榜”,对此,舆论褒贬不一,有评论认为不公布金牌榜无法根治“金牌至上”的顽疾,属于“换汤不换药”。

田思源说:“民众反感的不是金牌榜,而是为获得金牌产生的种种腐败行为,关键是要扭转以金牌为导向的体育考核体系和发展模式,只有建立科学、全面的体育发展评价体系,‘金牌至上’的观念才能消除。”

6、将体育改革发展纳入法制轨道

防止和遏制体坛腐败,法治建设至关重要。在田思源看来,我国体育法治现状目前存在“四化”短板——立法迟延化、执法利益化、监督形式化和司法边缘化,“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体坛腐败防范与治理体系是一项迫切任务”。

 

田思源建议,立法机关应及时修改《体育法》,制定《职业体育条例》《体育竞赛反不正当竞争条 例》等法律规范,以明确职业体育违纪、违法的法律责任,完善职业体育管理体制。

 

《体育法》作为行业根本法,大多数都是原则性规定,类似于操纵比赛问题、仲裁纠纷问题、运动员和裁判选拔问题等都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来规定,现有体育法律体系 尚不能有效遏制体育腐败的蔓延,依法治体的局面还远未形成。

 

乔新生建议:“当前的体坛腐败,主要是竞技领域的腐败,因而有必要从利益导向、利益分配、利益惩罚等方面构建竞技体育反腐约束机制。

一方面要着力解决在运动员选拔、裁判打分、赛事审批等环节发生的问题;另一方面要在体育事业‘去行政化’上多下功夫,从全民体育、群众体育等多角度建立体育发展的科学评价指标。”

 

多名业内人士和专家均指出,无论是赛事审批和经营中的“猫腻”,还是运动员、教练员的选拔中出现的乱象,或是比赛中的各种弄虚作假,归根结底的根本原因在于现行的体育管理体制导致权力过于集中。

乔新生比喻,这种集行政、事业、社团、企业四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拥有强大的行政权力,从制定行业的法规条文到选拔运动员、教练,从审批体育赛事到举办体育活动,从判定赛事 纠纷到体育奖金的发放,迅猛发展的竞技体育给各项目中心带来了潜在的可观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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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牛“造假王”:虚增119亿利润,120亿存款不翼而飞!

最牛“造假王”:虚增119亿利润,120亿存款不翼而飞!

来源:大江湖解局(ID:ZhiChangDJH)

 

1968年,18岁的钟玉进入北京曙光电机厂,拿到了一个令人羡慕的铁饭碗
20年的时间,钟玉从一个车工做起,人生像开了挂一样,当过兵,立过功,上了大学,又读了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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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研究生学成归来之后,钟玉就被提拔成为北京曙光电机厂的厂长。这是一个正局级单位,外人看来,钟玉仕途一片光明。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钟玉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要辞职创业,去干当时不遭人待见的个体户。
读研究生的时候,钟玉重新审视自己干了20年的工厂:有着20亿资产5000名工人的曙光电机厂,人均产值只有2000元;200多人的研究所,却一直无所作为。
当他升任工厂一把手的时候,钟玉悲哀地发现,国营企业的弊病,让他根本无法大施拳脚。
钟玉想在体制外,实现自己做一家民族企业的梦想。就这样,他与柳传志、任志非这些企业家一道,成为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批下海的干部。
只是钟玉不会想到,屠龙少年终成恶龙的传说,会在他身上上演;多年之后,钟玉居然会虚增119亿利润,进而将自己送进监狱。
一、
1988年,钟玉带领着5名创业者,成立了康得公司,成为北京中关村第一批进驻的企业。
钟玉敏锐地发现,一些老年人和残疾人,急需一种安全的出行工具,电动车是一个新的商机。
经过半年多的研发,1989年5月,康得的电动车上市,热销200多台。
然而当年年底,中国的经济从过热急剧转冷,私营经济遭受冲击,康得的电动车也卖不动了。
1990年春节,康得公司30多名员工,一人带只鸡,一人带只鸭,还有人带点酒,凑在一起,搞了个聚餐年会。
当时,大家的心情比较沉重,喝了点酒,有人就带头哭了起来。
钟玉看到有同事为公司落泪,非常感动,拎起一瓶酒,深情地说:“我要对大家说,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成功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当中,康得永远不会倒闭,康得大厦总有一天会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耸立的!”
说完,他就对着瓶子,把瓶酒给喝了。
第二年,康得调整了方向,对电动车进行改装,变成了环卫车和牵引车。随着中国基础建设腾飞,康得的电动车很快热销,钟玉赚到了第一桶金。
1998年,康得大厦建成,用了10年的时间,钟玉就兑现了最困难时期建康得大厦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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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一年,一个机缘巧合的机会下,钟玉发现了预涂膜产业,觉得未来将是一个巨大的机会。
他找到了全球最大的预涂膜生产商美国GBC公司,说服他们在中国投资,共同开发中国市场。
但在康得集团投入1500万元之后,美国GBC公司转头在韩国建厂,单方面撕毁合同,钟玉欲哭无泪。
那个时候,钟玉有一次站在楼上往楼下看,突然理解了为什么有一些企业家会跳楼了。
他第一次感觉到,如果跳下去,就什么责任不用担,什么也不用扛了。
但钟玉熬了过来,他成立了康得新公司,聘请徐曙作为新公司的总经理,发誓要用自己的双手,去组装中国的第一条预涂膜生产线。
历时两年,中国的第一条预涂膜生产线,于2002年10月16日,在北京昌平工业园区正式投产,这个消息让GBC总裁颇为震惊。
从此,康得新与GBC同台竞技,成了世界舞台上的竞争对手。
得益于中国经济腾飞,康得新有坚固的大本营,再加上其质优价廉的产品,在国外也获得了大批的市场份额。
2009年,已经连续亏损两年的GBC公司,不得不重组预涂膜业务,被印度COSMO公司收购。
曾经坑害钟玉的GBC销声匿迹,钟玉出了口恶气;那一年,59岁的钟玉与康得新总经理徐曙,悄悄地来到澳大利亚,秘密地把婚给结了。
这事钟玉没有在国内做公证,也没有对外声张,毕竟二婚也不是风光的事,康得新成了夫妻店。
2010年,康得新成为了全球最先进的预涂膜厂商;那一年7月16日,康得新登陆A股,成为了一家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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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玉和徐曙敲钟
然而,钟玉和徐曙的夫妻关系,并没有依照证券法规,在招股说明书上披露出来。
从上市伊始,钟玉埋下了造假的雷,当时他不会想到的是,他将在造假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从资本市场募集了5.7亿之后,钟玉的格局瞬间打开了,他有了更大的野心,于是他开始了一次豪赌!
二、
钟玉深知预涂膜市场规模有限,天花板对康得新来说,已经触手可及。于是,光学膜进入了钟玉的法眼。
2011年10月,利用资本市场募集而来的资金,钟玉将江苏张家港作为宝地,投重金打造了光学膜示范基地。
彼时,中国的光学膜行业一片空白,所有的技术,都来自于日本和韩国。钟玉想要进入这个行业,并非易事。
2012年,康得新的老本行预涂膜产能、技术和品种,全面超越对手COSMO公司,成为当之无愧的全球霸主。
这让钟玉信心倍增,更加坚定了他继续豪赌光学膜的决心。
2013年11月,钟玉再次加码,追加了45亿元投资,继续在张家港建设了2亿平米的光学膜产业集群。
这一体量,几乎占据全球光学膜一半的产能,康得新一举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光学膜产业集群。
三星、京东方、TCL和LG等显示屏生产商,都成为了康得新的客户,给康得新每年贡献几十亿的营业额
在光学膜上大获成功,让钟玉备受荣誉,一度被称为材料界的任正非。
钟玉走上了高光时刻,此时的他开始膨胀,深信没有自己干不成的事。
2015年,钟玉认为3D显示技术会出现爆炸性的增长,这将又会是一个带领康得新腾飞的新风口。
2016年,康得新通过定增,募集了47亿资金,其中23亿用于发展裸眼3D。
钟玉通过与飞利浦合作,收购从飞利浦分拆下来的一家公司,通过收购来获得技术。
但是,裸眼3D的产品,并没有出现井喷的需求。
大笔的投入,并没有带来回报,给康得新带来了巨大的资金压力。
也正是从2015年开始,康得新为了能够持续在资本市场获得融资,不得不想方设法推高股价。
于是,康得新开始了虚增利润等财务造假,通过发布亮眼的财报,一步一步推升股价。
2017年,康得新和钟玉都到了高光时刻,康得新股价创出新高,市值一度近1000亿元,成为了一只白马股;钟玉的个人财富,也随着康得新股价水涨船高,一度达到以160亿元的个人财富,荣登胡润百富榜。
钟玉在自我营造的虚幻中日益膨胀,极度自信的他,早已形成了路径依赖。裸眼3D的失利没有引起他的反思,反而变本加厉,继续豪赌下一个材料:碳纤维材料。
碳纤维材料同样被美日韩技术封锁,如果广泛应用于飞机、汽车制造,可以造就一个万亿级的市场。
钟玉一如既往采用大手笔,投资3个亿在德国慕尼黑建立研发中心,投资50亿在廊坊建厂,并计划在山东荣成投资500亿建设康得碳谷。
此时,钟玉不再满足于做材料,他带领康得集团,开始借着产业的名义,进行了圈地运动,进入房地产行业。
2017年11月,康得集团宣布要在江苏苏州,建立“两园一城”。其中包括先进高分子材料园,碳纤维航空复合材料园以及康得新未来城,总投资达到1800亿元。
此时,康得新的营业额只有117亿,通过业绩造假,还只有区区25亿净利润,却要玩如此大的手笔。
实际上,此时康得新早已千疮百孔,亏损累累。
从2015年1月到2018年12月,康得新总共虚增了119亿元利润。
造假为了搞全套,钟玉煞费苦心,一方面通过虚构销售业务的方式虚增营业收入,还通过虚构采购、生产、研发费用、产品运输费用,来虚增成本。
这些虚构收入和成本的公司,全部都是钟玉控制的康得集团的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的钱,进行造假,一边占用,一边回款,一边悄悄流向国外。
这种造假方式,看起来很真实,蒙骗了不少专业人士。
为了让利润看起来真实,钟玉通过大股东资金归集的方式,让康得新在北京银行的账户上,看起来有120亿的资金,躺在账户上。
然而,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
三、
2019年初,康得新一笔15亿元的短期融资到期,却还不上了。让人惊讶的是,康得新财务报表上,明明还有120亿的资金在银行。
经过层层调查,人们才惊讶地发现,康得新在北京银行账户的实际资金余额为0,120亿元不过是利润造假的副产品,震惊了整个资本市场。
120亿元不翼而飞,钟玉的造假手段实在太高明,可以被称为最牛的“造假王”。
至此,康得新业绩造假案水落石出,股价单边下跌,并最终被强制退市。13万股民被坑,欲哭无泪。
2019年5月12日,69岁的北京富豪钟玉被张家港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失去人身自由。
最牛“造假王”:虚增119亿利润,120亿存款不翼而飞!
7月5日,钟玉被证监会处以90万元罚款,以及证券市场终身禁止进入的处罚。
至此,最牛“造假王”落下帷幕,曾经的局级干部,不甘困于体制,却落得个阶下囚的结局。
这一切,都是钟玉咎由自取,这也是造假必然付出的代价!

 

END
最牛“造假王”:虚增119亿利润,120亿存款不翼而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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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外地妈妈们抱团养娃

其实妈妈只是一个我们的身份。但是除了‘妈妈’,我们还有‘自己’,就是自我成长和孩子共通的部分。

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ID: zhenshigushi1)|作者:肖瑶

在上海,外地妈妈们抱团养娃家门口的育儿班
刚出梅的上海五角场,尚未完全摆脱雨水。这天又下了雨,还好有逐渐放晴的趋势。孙洁让十几个孩子戴好草帽,离开那间蓝色铁皮小屋。穿过铺满碎石的小径,他们抵达不远处的诗经花园。
孩子们个头不一,年龄最大那几位正在上小学。不久前,孙洁刚领着他们念过《诗经》里的句子,“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采采卷耳,不盈顷筐”。《诗经》里的植物长什么样?问题抛给了孩子们。于是,那块被矮栅栏圈起来的小花园里,孩子们三五成伍,仔细观察着眼前的植物。
莲座状的车前草抽穗,果实逐渐饱满;几捧卷耳开出白色小花,沾满雨珠;芦苇茎秆笔直,快与成人齐高。对照着植物边上的导览牌,“芣苢”“卷耳”“蒹葭”,他们尚不能识读所有字词,但在孙洁讲解的辅助下,2500年前先人吟唱的古语在孩子们小小的脑袋里形成具象。
带队老师孙洁的个子不高,留一头利落的黑色齐耳短发。在蓝色铁皮屋和植物园里,她是孩子们的“太阳老师”。此刻“太阳老师”正站在花园一角,照看着孩子们探索植物,随时清点人数,偶尔解答孩子们的疑问。在这里,孩子们是主角,大人们负责引导和安全看护。
“太阳老师”的学生们,大多是杨浦区五角场里不同社区住户家的孩子。2018年暑假,是孙洁以家长志愿者身份在社区夏令营服务的第二年。这天轮到她当班主任,兼代班植物导览课。从2017年起,一些像孙洁一样的家长加入了由社区营造组织“四叶草堂”发起的夏令营,充当老师,照料自家和邻居家的孩子。
也是在这里,互不熟识的家庭开始相识,孩子们成为好友。适逢周末或假期,妈妈们带着孩子穿过街道、花园、社区大门,去孩子朋友家串门,或是几家约着一起参加社区里的不同活动。后来,熟识的家庭会随手帮忙对方带带孩子。
到2020年,孙洁和社区的妈妈们依照志愿活动经验,自发在假期组织起类似的互助育儿活动。来自不同社区的妈妈们形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策划和发起不同的活动,抱团养娃。后来,部分孩子的爸爸、爷爷或奶奶等其他家庭成员也加入其中。一些孩子的母亲业余时间多,充当起孩子们的“共享妈妈”。有孩子的父母是双职工,无暇照看孩子,早上八点多将孩子送来,下午五点多再现身,将孩子接走。
家长们职业不尽相同,公司法务、外企中层、中学教师、技术工,也有像孙洁这样的全职妈妈。如何在假期带好孩子是他们共同的难题——上班挤占了大部分时间,让孩子单独待家里却不放心;离开了学校,孩子缺少同龄伙伴的陪伴。求助各种教辅机构和暑托班是一种方法,但商业机构收费昂贵,以至于许多家长选择了家门口互助育儿团。虽然也收费,只需要付出比外部夏令营低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价钱,就可以解决假期看管孩子的问题。这些费用主要用于抵消场地租借、物料准备、人员补贴等成本。
那个到植物园“探险”的早上,孙洁带着自己的两个孩子豆丁和豆丫出了门,绕了近两公里,从国定一社区来到仅一墙之隔的创智农园。这片面积近2200平的开放社区花园,由一片“废地”改造而成。诗经花园只是其中圈起来的一处花地,园内还有芭蕉、苜蓿、桃树、萱草、玉米、毛豆等数种植物分布四处。
从高处看,整个花园近似一个狭长的锐角三角形,嵌在新旧两片小区中间。东侧是几栋高层住宅楼,西侧多是密集的六层联排楼房。三角形中间,一处蓝色铁皮小屋,是参加夏令营的孩子们室内活动的地方。他们在这里做作业、看绘本、画画、吃饭、做手工,而后由老师、志愿者家长带往户外观察植物、玩耍。
在上海,外地妈妈们抱团养娃
图|社区花园里,孩子们在上课
雨中的凤仙花色泽艳丽,有孩子发现后采下好几朵兜在草帽里。孙洁来自江阴农村,俗称“指甲草”的凤仙花是她儿时熟识的“玩具”。孩子们对凤仙花感兴趣的当口,角落里适时传出她提醒的声音:“它不仅可以用来染指甲,还可以做耳环哦!”
生僻的知识点成功勾起城市孩子的好奇心。两个,四个,十个,孩子们凑上前来提问,眼里满是期待。豆丁和豆丫也在其中。
领着他们回到小蓝屋,孙洁招呼孩子们分享方才在植物丛中的观察发现,之后,带着他们捣鼓凤仙花。一个又一个孩子凑过来,给小小的指甲染上淡淡橘红,还有人兴奋地把卷起来的种子壳挂在耳朵上。
如今,在那片社区里,来自不同家庭的孩子们并未囿于家中的一方天地,与电视、平板电脑和手机作伴,而是与混龄伙伴们一块,在志愿者家长的照料下,流动于不同的社区空间中。他们有时成队出现在社区,为井盖作画,或是在睦邻之家阅读绘本。有时,他们在火车头菜园里种菜、钓小龙虾、挖土豆,又或是脱掉鞋子,踩进创智农园的小水田里插秧。
在孙洁看来,这个疏离的大城市里终于有了老家熟识的社区味道。
在上海,外地妈妈们抱团养娃城市里的外地妈妈
今年是孙洁一家住在五角场国定一社区的第五年。小区始建于上世纪80年代,多为六层联排楼房。长方形的龙门架从不少人家的窗户延伸出来,晾着几件飘摇的单衣。在这里居住的1100户居民中,多是退休老人。剩下的住户里,除了合租的白领,有许多是和孙洁一家类似的外地家庭。
来到这里之前,为了找到适宜孩子成长的居住环境,孙洁一家搬过七次家。对此,孙洁笑称自己是“孟母三迁,择良邻而居”。
第一次搬家在2013年,23岁的孙洁和丈夫带着刚出生几个月的孩子,从老家江阴来沪打拼。在孙洁描述中自己是“逃”离了老家。她毕业于南方一所重点大学,认为带孩子该是夫妻两人的事,老人不必为了带儿女的孩子鞠躬尽瘁。而且,她不想被老一辈的养育习惯束缚手脚。比如,大人得嚼碎了食物喂孩子,或是用棉尿布而非尿不湿。矛盾在最初难以调和,她选择迁往上海避开争执。
社区妈妈团成员穆穆也是一位外地妈妈,她和家人住在五角场离孙洁家两公里开外的武东社区。2016年,穆穆带着孩子从安徽滁州搬来上海。之前,她是滁州当地一名老师,花费十年经营了一家画社。穆穆不熟悉上海,但那里有正在打拼的丈夫,还有众多城市设施,可以带即将上幼儿园的儿子一起探索。
孙洁和穆穆最初的构想里,上海公共资源和基础设施优渥,是构筑新家庭的绝佳土壤。真到了上海,她们发现在这里扎根并非易事。
最开始搬到上海,孙洁记得很清楚,商品楼里的家家户户都关着门,谁也不认识谁。在江阴农村,孙洁从小养成了主动问候邻居的习惯。来上海之后,她试着主动问候,结果热脸贴了冷面。对方下意识觉得怪异:我又不认识你,干嘛主动与我打招呼?有什么目的吗?
上海人口总数超过2400万,城市里人口密度大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不见得更亲近。像孙洁和穆穆这样的外地妈妈,需要在这样关系疏离的城市里重建属于自己的圈子。为了自己,也为了孩子。
在最开始居住的小区里,孙洁遛娃时总能结识一些外地来的女人。这些妈妈多来自苏北,在这里做些开饭馆、服装店的小生意。几年后,搬离的孙洁再回访,许多妈妈因为无法解决孩子上学问题,纷纷回了老家。
除了“如何进行母乳喂养”“上私立学校成本高”,一同被妈妈们频繁提及的烦恼是“小孩没人一起玩”。和孙洁一样,许多妈妈在乡镇、小城的熟人社区里长大,怀念着儿时与社区伙伴玩耍的经历,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得到一样的快乐。
但当小镇里的女孩在大城市里当妈妈带娃,为了防范人贩子,大多数人只能把孩子放在家中玩耍,在社区广场、游乐园放风时也需家人盯紧。
在上海,外地妈妈们抱团养娃
图|穆穆的儿子在社区花园里采摘果实
加入互助育儿妈妈团之前,穆穆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儿子的陪伴问题。
搬来上海不久,穆穆找了份民办中学艺体老师的工作,工作量从过去每周8节课,变成每周18节课,通勤时间也翻了一倍。备课,上课,带娃,丈夫和父亲也会帮忙,但在陌生的环境里,穆穆仍然感到疲惫。
这样工作了不久,穆穆两岁多的儿子先提出了不适:“妈妈,我好孤单。”两岁多的孩子可能还不清楚“孤单”具体为何意,但穆穆明白。自己初来乍到还没交到朋友,更别谈还没有独立社交能力的孩子。相比过去和老家朋友一起带娃玩耍的日子,生活的确没那么热闹了。
那段时间,穆穆经常同儿子的幼儿园班主任聊天。老师说,穆穆的儿子有些内向,社交可能会有小问题。得空在家陪孩子时,穆穆带孩子到邻近公园玩,希望把孩子放到“孩子堆”里玩耍,找回正常的同龄人陪伴。但聚集在那里的孩子们只在茶歇饭后随机出现,像是限时现身的浮萍,穆穆的孩子还是没有找到亲密无间的同龄朋友。
为了给儿子找同龄玩伴,穆穆利用周末给虹口社区里的孩子上美术课。第一批学生是自己三岁的儿子和房东的小孙子。教辅机构两三百块一节的美术课,穆穆的画社收费几十块一节。
2018年,穆穆在孩子的跆拳道班见到了同样来接孩子的孙洁。两个人聊得投缘,孙洁聊到的育儿理念让穆穆印象深刻:孩子应该在思维放养的环境中学会独立思考,将知识转换为行动,而不强调通过培训班积累知识。“我也不是鸡血妈妈,觉得(她说的)挺适合孩子成长的。”穆穆说。
2020年暑假,孙洁接到了穆穆打去的电话。疫情打断了画社教学,想到孙洁正在筹备新一期社区夏令营,穆穆想把画社桌椅、画材等物料捐给孙洁。孙洁拒绝了,让穆穆到她的夏令营去,搭建画社教孩子。从那时起,五角场社区互助育儿联盟中,多了一个画社妈妈。
在上海,外地妈妈们抱团养娃
图|正在画画的孩子
在上海,外地妈妈们抱团养娃不是“我的孩子”,是“我们的孩子”
在养孩子这件事上,即使是同一个社区里的家长,能合力完成的事项有限,建群交流经验已属难得。但孙洁不这么想,她一直主动与社区中的不同妈妈加好友,希望找到理念近似的人,抱团带娃。
2016年,搬到国定一社区后,孙洁在那个老旧小区里,嗅到熟识的社区感。她说,这里的居委会书记如邻家大妈般和蔼,周遭有公共空间方便大家进行社区活动,还有如创智农园、火车头菜园等社区花园。那里的人文环境也很好,附近有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高校,孙洁有时会去这些高校的食堂吃饭,结识了附近社区的妈妈。
后来,孙洁在社区夏令营当志愿者时,遇到了更多在育儿上一样有深远考虑的妈妈。大家聚在一起,聊天中不知不觉将育儿的思考从“安全照看”再往前延伸。在大城市,外来妈妈兼顾带娃和工作独木难支,有没有可能通过互助育儿解决问题?如果有,如何让孩子在友好的混龄环境下成长?不拘泥的育儿想法在讨论中逐渐拓展开。
在钢筋水泥组成的都市里,和不熟悉的人建立信任都很困难,更何况要把孩子交给对方照看。家长们习惯于先不动声色地观察陌生的对象。高高的社交防线,在严格的观察下,才有机会慢慢放下。
“要了解一个人,需要从每天的细节里看。”无论到哪个社区,家长们都是通过遛娃群来找到“同类”。线下见面后,打成一片的孩子会成为松动关系的按钮,有的家长会借此机会邀约对方到家里做客,以娃会友的同时,两个陌生的家庭也开始逐渐熟悉。
在上海,外地妈妈们抱团养娃
图|花园里,孩子们在玩耍
穆穆的画社开到国定一社区附近后,新来的家长们会好奇,来课上旁听,但家里的孩子仍送到外边两三百一节的兴趣班。经过半年到一年的熟悉,家长们才会把孩子送来。类似的情况也在社区夏令营里发生过。
互助育儿过程中,许多家庭的关系更近了。孙洁有一个社区邻居群,里面有五六十组平常玩得比较好的家庭。在群里,常常有人招呼着别家家长,如果没时间照顾孩子,就让孩子到他们家吃饭。有人周末加班甚至出差,会有邻居主动请缨,说家里要出门旅行,可以把加班家长的孩子也带出去一起玩。孙洁照顾过爸妈出差的孩子,她的孩子们也托给邻居照顾过。去年疫情期间,孙洁和丈夫去医院看牙,隔壁财大社区的一位妈妈临时帮她照看过豆丁和豆丫。
有好几次周末,穆穆带着大儿子一起上课。有熟识的家长把孩子送到画社后,主动提出帮穆穆带他出去遛一圈。有时,儿子被领去玩了滑梯;有时,他会兴冲冲地跑回来展示手中的礼物:“阿姨给我买了一颗种子球。”
“这真是远亲不如近邻。”在孙洁看来,这是一群人之间产生了信任,“(这么一来)就有很多互助的可能。”
家长们互助育儿的举动,有意无意间,也把不同年龄的孩子聚到一起,形成了混龄教育的环境。当然,孩子们也意外学到了更多。
穆穆看见过一个一年级男孩主动照顾小他两岁的儿子,不仅主动替他擦汗,还会让来接自己回家的妈妈买两瓶水,分一瓶给儿子。但在他妈妈之前的描述中,那个男孩快要把人气到抑郁。
孙洁也观察过自己的两个孩子,在家里,哥哥豆丁有时会因为大人“偏爱”妹妹豆丫的态度有所不满。但在混龄孩子堆里,当妹妹的玩具被别人抢走后,他主动把自己的玩具递给她:“别哭了,哥哥把玩具先借你玩一会儿。”
孩子们难免有摩擦。当天带队的家长们往往会先让孩子们自己解决,不得已的时候才会干预,同时在结束活动后和孩子、家长一起复盘。
习惯了作为家庭世界中心的孩子们,在这个由混龄伙伴组成的小社会里,学习着如何与他人沟通、协作。穆穆发现,有时候孩子们从大一点的孩子身上学东西,比接受家长居高临下式的教学效率更高。她的大儿子就在大孩子的带领下,学会生火等生活技能,本来内向的性格也变得更加开朗,会主动与陌生孩子交朋友。
社区里孩子们打成一片,邻居间互帮互助的样子,让孙洁想起小时候在毗山村里的生活——爸爸在外地务工,家里妈妈没空的时候她会去老师家吃饭。寒暑假去隔壁村里的外婆家待一段时间;邻居家的孩子欺负自己时,哥哥会挡在身前。过年的时候得穿口袋大的衣服,因为每经过一家都会收获一堆礼物。
不止是她,社区里来自五湖四海的妈妈们,也有类似的感受:上海妈妈想起弄堂,北方妈妈想起大院儿。 
在上海,外地妈妈们抱团养娃
图|几个家长一起带娃玩耍
许多来大城市打拼的家长,和孙洁一样,怀念儿时由亲戚、熟人共同看顾的环境。但在大城市,人员流动性强。这种依靠熟人建立起来的看顾幼儿模式很难被复刻。更多时候,只能由核心家庭本身负责养育孩子,要么把祖辈接到外地来,隔代抚养,要么父母投入更多时间、金钱和资源抚养。
在“鸡娃”、“内卷”成为热词的今天,许多家长都在思索,我们还能有怎样的育儿想象。借助社区公共力量育儿是一种值得重新关注的方式。在《拉扯大的孩子:民间养育学的文化家谱》一书中,安超指出:“传统社会中儿童的养育不是依赖母亲或特定的个体的,而是依赖社区的。在儿童成长过程中,数不清的成人和同伴参与其中。”
孙洁和五角场社区妈妈们在做的事,实际上是在缺少亲缘、地缘性较弱的社区里,以孩子为纽带,建立共同养育孩子的“同盟”。这类似于重新把社区公共力量引入孩子的抚育中,增加了“代理家长”的数量,从而缓解部分家庭的养育压力。
在上海,外地妈妈们抱团养娃流动生长的社区妈妈团
帮忙照顾别家的孩子,对于参与互助育儿的妈妈来说,还有另一层含义。
与妈妈们的交谈中,孙洁发现不同的妈妈各有各的隐症。全职妈妈觉得整天只围绕孩子转,没有价值感;职场妈妈认为每次把时间给了工作,对家庭和孩子有亏欠。在家庭和自我的天平中,许多妈妈难以找到那个平衡点。
“其实妈妈只是一个我们的身份。但是除了‘妈妈’,我们还有‘自己’,就是自我成长和孩子共通的部分。”孙洁强调。
作为全职妈妈,孙洁是维持平衡心态的少数人。从地方杂志社辞职来到上海后,孙洁在全职照顾孩子的过程中辅修心理学课程,做过写手、微商,在社区里摆过地摊,出过知识付费课程,最近还上了一个学习直播卖货的培训班。此外,她频繁出现在各种社区活动中,与不同的妈妈交谈。
穆穆佩服孙洁,觉得孙洁既是全职太太,也是社区里的活跃分子,同时也能不依靠父母拉扯大两个孩子。
穆穆曾和孙洁说起自己对家庭琐事的厌烦,两个孩子打架争吵、做饭烧饭,这些都不是她想要的。疫情延长寒假的时候,她天天和孩子们待在一起,辅导功课。得知能重新返校上课后,内心兴奋不已,这是她一直盼望的。个中原因,她也说不大清:“可能工作忙起来会让自己觉得是有价值的,闲下来自己就颓废了,就没价值了。”
穆穆收到过一份手作蛋糕,那是一个在这里学过一年画的小女孩做的。蛋糕拢共做了两个,孩子自己吃了一个,跟妈妈说另一个要留给穆穆老师。当时,穆穆感受到一种在进行家务劳动时从未出现过的成就感。
在上海,外地妈妈们抱团养娃
图|穆穆作为志愿者,给孩子们上课
孙洁还和另外两位小区里的全职妈妈聊过。在第一位妈妈的描述中,老公看不起她,孩子也似乎觉得她什么都不会。她的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宅在家里,送孩子上学之后回家刷刷抖音、看看小说。后来,孙洁带着她参加了社区夏令营,也鼓励她重新想一想自己之后能做什么。现在,这位妈妈开始在附近的菜市场支起小摊,或是兼职出去送送外卖。 
另一位叫晓羽的全职妈妈,为了照顾孩子辞去了导游工作。两年前为了节省儿子上学时间,和丈夫、妈妈一起搬来五角场国定一社区。
去年,因为儿子的社区作业,她认识了孙洁。之后,她们时常聊天,孙洁觉得她很适合与小孩子沟通,向她发去邀请,问她是否愿意加入互助育儿夏令营活动,去教小朋友。
晓羽心里的浪翻过许多层:虽然现在还在全职带孩子,但还是希望有一份自己想做的事。毕竟,孩子长大之后始终是要脱离自己的,假如人生所有的意义都来源于孩子,那么等到他离开的那天,母亲的人生也就没有意义了。
没有思索太久,晓羽答应了。
今年夏天,晓羽成为互助育儿夏令营新志愿者。正式开营前,她和十几个成员一起策划、讨论如何执行。开营后,她主要辅助其他老师上课,同时也给小孩上启蒙英语和手工课。晓羽的孩子,常出现在她的课堂上。
一天下课回家,晓羽的儿子跑到他外婆面前:“你知道妈妈在外边,别人叫她什么吗?别人叫她苹果老师!原来妈妈是苹果老师!”
再回忆起这个场景,晓羽换下之前轻柔的语气,讲述变得郑重急促:“我觉得那是儿子对我身份的认可。他知道,我除了是他妈妈之外,我还会是别人的‘苹果老师’。”
到此为止,孙洁及其社区妈妈团的成员们达成了一种松散的同盟。但在流动性极大的城市里,想基于地缘建立持续的社区互助育儿网络,他们还会持续面对考验。
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一些社区妈妈团的成员家庭搬离了这里。孙洁有些可惜,但也能理解,他们的孩子拥有了更好的上学选择,也有的孩子长大后不大需要这样的环境了。
搬走后,离得近的妈妈有时还会带着孩子回来参与活动,另一些往返路程有两三个小时的妈妈,会保持线上联系。孙洁和其他人还会鼓励他们在自己所在社区发起活动。据穆穆所知,浦东那边的社区已经有人模仿发起类似的活动。
孙洁知道线下社区互助育儿的营造非一日之功。半年前,她手写了给社区居民的信,希望有更多人能加入社区抱团养娃的共建群。孙洁附上了一个群的二维码,复制打印了1100份。有熟识的邻居抽空过来帮忙叠信,并将信件投进了每一个住户楼下的邮箱里。而且,她也成立了一个民非组织,希望培养一些专门做这件事的人。
今年夏天,孙洁联合几位家长再次发起了社区夏令营,规模比之前小了一些,每天照看的孩子数量在10-14个之间。她希望能为其他社区打个样,之后其他妈妈可以拿着这套模式与居委会交流,在她们居住的社区发起类似的活动。
在上海,外地妈妈们抱团养娃
图|孙洁带着女儿和其他孩子一起读绘本
8月中旬早上,孙洁带着女儿提前来到睦邻中心准备迎接孩子们时,已经有几个家长把自己的孩子送来了。孩子们在房间里四散着,玩着玩具。孙洁进入房间坐下,打开亚当•雷克斯的《梦幻月圆夜》,大声念了起来。书里月亮跟随小女孩回家的故事,很快吸引了四散在周围玩玩具的孩子们。
逐渐,小不点们聚集在孙洁周围,有的用手撑住下巴,有的眉头紧锁,聚精会神地听着。“‘爸爸,你看我还要继续吗?’他们在月亮上走来,走去……”孙洁一边指着绘本里的句子,一边变换着音调,孩子们的思绪也跟着她的声音飞进了书里。
等绘本读完,孙洁看了看周围,孩子们已经到齐。她捧来另一堆书,正式开始了今天的阅读课。
*文中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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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的虎与豹!

杭州的虎与豹!

杭州的虎与豹!

江南美,最美是杭州。
这个山外青山楼外楼的富美之地,交替上演了一出虎与豹的玄幻大戏。
今年4月19日,由于饲养员失误,杭州野生动物世界3只亚成体金钱豹逃出牢笼。
为了不影响五一客流量,动物园硬是把这事瞒了下来,一边卖门票,一边找豹子。
直到5月7日,动物园只找回了2只豹子,第三只无影无踪,这才上报主管部门、公之于众。
丢豹又“瞒豹”,平静的杭州城瞬间炸了锅。
市委书记周江勇两次到富阳区、西湖区,现地督察抓豹行动。
毋奈那只可怜的豹子人间蒸发一般,到现在下落不明,生死不清。
豹子没抓到,周书记自己却被关进了笼子里。
8月21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审查调查。
这事来得十分突然,8月20日下午,周江勇还在主持杭州市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第二天党报头版头条仍在大张旗鼓报道,几乎没有丝毫征兆。
同样是省部级,翻身落马的姿势其实有云壤之别。
有的人空有一副老虎的皮囊,如流星般即刻被人遗忘。
有的则虎威虎势俱存,能够掀起惊涛骇浪。
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属于后者。
他的落马,不啻一场钱塘江大潮,让素来风平浪静的杭州陷入风暴眼。
据统计,十八大以来至少已有220名省部级及以上被调查,而经济发达的浙江则寥寥可数。
周江勇是浙江五年来第一个、十八大以来第三个副省级以上的“老虎”,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杭州首位落马的市委书记。
他究竟犯了什么事,引爆导火索的又是什么人呢?
网上有传言声称,推倒多米诺骨牌的是宁波海曙区原书记褚孟形的妻子胡敏春。
胡敏春是一名律师,在浙江宁波诚航律师事务所担任律所主任。
丈夫褚孟形被留置后,胡敏春四处运作,原省政府副秘书长张水堂起到重要纽带作用。
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马晓辉等人与褚孟形都是宁波同僚,也被寄予厚望。
未料周马不念旧情,没有实质性援手,胡在绝望之际实名举报了他们。
张水堂、马晓辉选择主动投案,周江勇则心怀侥幸试图闯关。
与其他贪腐举报不同,胡敏春提供的线索极具爆炸性。
她指出,浙江一家金融科技公司的上市计划在2020年11月被紧急叫停。在IPO之前,周江勇家族耗资5亿元抢先购买股份,上市未成获退5亿2000万元。
传言也指胡敏春及团队熟知此事,因为她不仅代理了一些客户突击入股,也参与了上市失败的善后,甚至包括一些资金的路径安排。
杭州的金融科技公司,不点名都知道是谁。
杭州的虎与豹!
周江勇在杭州任职期间,大力推进数字经济发展,提出要将杭州打造成全国数字经济第一城,力挺当地电商巨头阿里巴巴发展。
2019年9月7日,周江勇亲自颁授证书印章,授予马云“功勋杭州人”荣誉称号。
他说,杭州支撑着阿里巴巴,阿里巴巴也改变着杭州。一座城市与一家企业,因为相信而相融,因为共生而共荣。
同年双十一深夜,周江勇亲赴阿里巴巴,考察天猫双11指挥中心,看望慰问阿里巴巴员工。
扯不断理还乱,周江勇落马是否与阿里有关呢?
蚂蚁集团连夜发布声明辟谣,澄清了网上的传言。声明讲到:

“蚂蚁集团在此前IPO发行过程中,严格遵守两地法律法规,过程公开透明,不存在谣言中提及的相关人员入股情况,更不存在突击入股及退款相关情况。蚂蚁集团也从未与谣言中提及的律师事务所及律师展开任何形式的业务合作。”

这让人不禁联想到马云的承诺。
第三届世界浙商大会上,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浙商总会首任会长马云倡议,“浙商永远不参与任何行贿”。
阿里能做到,马云能做到,其他人都能做到吗?
就在蚂蚁发布声明的第二天,杭州市为进一步优化亲清政商关系,部署开展影响亲清政商关系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治理范围覆盖全体在职和三年内退休的市管干部,主要包括领导干部防止利益冲突事项自查自纠、领导干部违规借贷专项治理“回头看”以及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三个方面。
这次专项治理,与周江勇的问题又有多少关联呢?
针对周江勇的问题,浙江省委连夜开会,也提到要从严管好自己、管好家属,始终保持亲清政商关系。
浙江民营经济发达,政商之间总免不了发生这样那样的关联。
早在2012年,轰动一时的吴英案中,吴英就供出贿赂多名公务人员的事实。
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异化暧昧的政商关系始终是滋生腐败的温床。
如何做到既亲又清,确实是很大的考验。
弄不好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周江勇主政网红城市,富有网络头脑,嘴里也是网络流行语。
他常叮嘱下属,当时代抛弃你的时候,连一句再见都不会说。
如今这句话成了最大的反讽。
深耕浙江官场30余年,前程锦绣的周江勇政治生命正式宣告结束。
从天上到地下,从显赫到落魄,到底是谁抛弃了谁?
 
人生哪能多得意,万事只求半称心。
凡事适可而止,不可贪大求满。
既想当官,又想敛财,哪有那么多好事?
若将富贵比贫贱,一在平地一在天。
 
若将贫贱比车马,他得驱驰我得闲。
此时此刻,周江勇应该羡慕死那只逃逸的金钱豹了。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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