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攻势中的西贡，1968年

作者：陈畅/李健华

编辑：周雪玲/李墨天

出品：远川研究所泛财经组

 

 

 

2019年7月，中美贸易战鏖战正酣，美国商务部竟然百忙之中腾出手来，对越南出口至美国的部分钢产品征收高达456%的关税。一个月后，一顶“汇率操纵国”的大帽子更是扣在了越南头上。手段似曾相识，原因如出一辙——美国对越南的贸易赤字也要兜不住了。

 

2019年第一季度，越南对美出口盈余暴涨45.5%，电子设备方面尤其夸张，对美国的调制解调器出口同比增长780％，铅酸蓄电池的增长608％，助听器的增长311％，洗衣机增长256％，就连塑料百叶窗也增长了216％。 

 

在这背后是全球产业链迁出中国的故事。贸易战之后，外商在中国的不安感迅速上升，供应链咨询公司Blacksmith International适时发布了一份报告，标题叫做Alternatives To Manufacturing in China，等于一本“逃离中国指南”，给出的第一个目的地，就是越南。

 

相比中日韩三国时冷时热、若即若离的关系，中国和越南的产业链更多是互补。而大陆流行文化在越南更是备受热捧。几年前，越南翻拍《还珠格格》，一度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反向输出了不少知名度。《快乐大本营》、《爸爸去哪儿》等综艺一经播出就被翻译为越南语。

 

《延禧攻略》上映时，越南版甚至比国内还快9集，以至于中国观众还在热议反派角色的命运走向时，南边先传来喜讯：尔晴已在越南被赐死。 

 

除了李白杜甫、明清小说，越南人也讲究十二生肖，只不过猫代替了兔子。越南本土的“高台教”推崇三教五道，其中“五道”意为儒道（孔子）、伊道（穆罕默德）、圣道（耶稣）、仙道（老子）和佛道（释迦牟尼）。皈依高台教等于同时信了五种宗教，性价比极高。

 

高台教三圣：孙中山、维克托·雨果、阮秉谦（越南哲学家）

 

而在经济发展模式与国家治理上，越南对中国可谓像素级的亦步亦趋，几乎处处都是中国的影子。而随着富士康、立讯、歌尔等公司相继落户，加之越南正式加入RCEP，在一个以零关税为最终目标的自由贸易区中，产业转移俨然成为笼罩在中国制造业头顶的最大焦虑。

 

一个选择了正确发展路线的国家，一套经得起多次考验的治理思路，一群同样深受儒家文化影响、骨子里吃苦耐劳的人民，会不会是下一个中国的缩影？

 

 

 

彷徨年代

 

 

 

1969年9月，胡志明因心脏病在河内去世，尚在内战中的国家陷入了彷徨。

 

适逢3月的珍宝岛事件，中苏关系急剧恶化。胡志明的葬礼上，苏联代表柯西金多次向李先念点头示意，李先念都当没看见[1]。摆在越南人面前的问题则是，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如何在苏联和中国之间维持平衡？

 

胡志明逝世的前一年，北越发动春节攻势（Tet Offensive），七万军队同时向南越的100多个城镇进攻，连美国大使馆都成了袭击对象。对越南人来说，春节攻势至今都是一场“越南人打越南人”的黑历史，而电视机前的美国居民则习惯了晚间新闻里直升机、丛林和越共。

 

改变发生在1968年1月31日的傍晚，南越警察首长阮玉鸾掏出左轮手枪处决越共的画面，经由摄像机传到了每个美国家庭的电视机里，引起舆论哗然。摄影记者Eddie Adams凭借这张《枪毙越共》荣膺1969年的普利策奖与荷塞奖，美国人对越战的态度也彻底改变。

 

 

枪毙越共，Eddie Adams，1968年

 

春节攻势后，尼克松提出了撤出美军，祭出了“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新亚洲政策”，这让胡志明的继任者黎笋看到了国家统一的曙光。1972年3月，北越动员发动了比春节攻势规模更大的“复活节攻势”，美国派出B-52轰炸机作为回应，北越损失超过十万人。

 

插曲发生在进攻发动一个月前，空军一号在北京降落，周恩来与尼克松握手的照片上了全球媒体的头条。正在和美国人作战的北越认为，中国背叛了自己。

 

随着中美外交破冰，中国的重心开始转向经济建设。1975年8月，越南最高计划官员黎德寿拜访了已罹患癌症的周恩来，希望获得援助，但后者表示中国自己的经济也捉襟见肘，心有余而力不足：“你们越南人得让我们喘口气，恢复一下元气[2]。”

 

一个月后，黎笋造访北京，希望能调节中苏越之间的关系，但“四人帮”要求越南公开谴责苏联的霸权，让黎笋难以接受。之后，黎笋在莫斯科得到了苏联的援助承诺，中越关系降至冰点。11月9日，越南宣布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为南北统一做准备。各主要社会主义国家都发了贺电，唯独中国缺席。

 

相比胡志明身上的革命性，从60年代开始掌握实权的黎笋身上有更多民族主义的成色。和胡志明在中国的情感经历不同，黎笋在越战结束前只去中国治过一次病。后来胡志明问其对中国的感受，黎笋昧着良心的讲道：“越南非常勇敢，中国人一点都不勇敢[3]。”

 

1977年6月，迫切需要经济重建的越南同意加入苏联主导的经互会（经济互助委员会），苏联军舰开始游弋于金兰湾和岘港的海军基地。黎笋视中南半岛霸主为越南的目标，陈兵柬埔寨边境线，并信誓旦旦向越南人民保证，十年后每个家庭都将拥有电视、冰箱和收音机。

 

在模仿苏联模式的二五计划中，越南提出在保持农业和轻工业的基础上优先发展重工业。但这导致了和苏联老大哥一样的命运：缺少消费品和粮食。有个编排越南的段子这么讲，黎笋向勃列日涅夫请求援助，勃回信四个字“勒紧腰带”，黎笋也回了四个字：“请给腰带”。

 

供需错配、债务高企、流通受阻等现实问题阻隔了美好愿景，最终导致通货膨胀的飙升。1981年，统计数据已无法掩饰行将破碎的价格体系，越南不得不在当年5月进行第一次“价格闯关”，幅度高达5-7倍。越南人民不仅没有收获家电三件套，还把十年辛劳全都还了回去。

 

1982年3月，越共五大在苏联捉襟见肘、美国报复性封锁的背景下召开，确定了努力发展消费品的方向，也是对重工业依依不舍的最后一次告别。越南轻工业终于能两条腿走路，但长期的供需错配导致通胀飙升。三年后，越南第二次价格闯关，物价上涨了10倍。

 

执政后期，黎笋已经意识到了苏联模式的问题，加之中国的改革开放做榜样，本土派与亲华派的隔阂日渐加深。越盟创始元老黄文欢被迫逃往中国避难，在《人民日报》发文痛骂越共对待华人“比希特勒对待犹太人还坏[5]”，“黎笋篡改胡志明遗嘱[6]”。

 

1986年，黎笋以79岁的高龄倒在越共总书记任上，身后的越南，需要一本新的教材。

 

 

 

革新开放

 

 

 

黎笋去世三个月后，越共六大会议在河内召开，越南三位建国元老长征、范文同和黎德寿集体引退，并推举此前被打倒的阮文灵当新任总书记。

 

权力核心变动的导火索是两次失败的价格闯关、十年间没有起色的经济改革，以及越共中央的老龄化。范文同年过八十，双目接近失明，长征在黎笋去世后上台，处理经济问题一筹莫展，政府内部人员形容说，“过去的十年是一场灾难”。

 

跻身权力中枢前，阮文灵的身份是胡志明市市委书记，任务是在五年时间完成越南南方的社会主义改造。彼时，胡志明市的私企和农田几乎都被强行国有化，曾经的东方小巴黎发展陷入停滞。这促使阮文灵在胡志明市试点市场化改革，但此举被河内定性为“为发展资本主义开绿灯”，1982年，阮文灵被逐出中央政治局。

 

但同一时期，越南爆发三年自然灾害，海防市永富地区的农民发起了一场“越南版小岗村”自救运动。在得到越共中央首肯后，这场自救以“水稻联产承包到组到人”的秘密试点继续推行。紧接着，农业生产承包制第100号决议发布，越南粮食产量大增。

 

这加剧了越南政坛本土派与亲华派的斗争，前者在越南土生土长，倾向于学苏联，后者跟中国交集较多，倾向于学中国。

 

黎笋去世后，政治上相对亲华的长征接任总书记，阮文灵借机力邀长征来胡志明市考察，获得后者认可。随后，阮文灵以总书记的角色现身越共六大，向越南人民公开道歉，以“私有化改革、开放市场、法治建设”三板斧为核心的“革新开放”拉开大幕。

 

1987年，越南的外商投资法亮相，意欲“动员一切力量吸引境外资本”，甚至还批准了外资全权控股，对西方世界震撼极大。《亚洲华尔街报》评价其为“社会主义国家中最为自由的外来投资法规”。同一年,《时代周刊》专访阮文灵，只不过定语不是“总设计师”，而是“越南的戈尔巴乔夫”。

 

摆在阮文灵面前的首要问题是丧失活力的国有企业，1987年，越南颁发217号决议，允许国企有自主决定原材料购买、产品销售、员工增减的权利，纳税后的利润可以自行保留，但国家将不会再补贴亏损企业，让企业逐步适应市场经济环境。总结下来就是“关停并转、放权搞活”，听起来非常耳熟。

 

随后，阮文灵学习中国的做法，先放开农副产品和日用消费品价格，再逐步放开其他工业消费品价格，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两次价格闯关带来的遗留问题。

 

阮文灵视察胡志明市的橡胶企业，1987年

 

如果用一句话总结越南版的改革开放，那就是“摸着中国过河”。70年代末中越关系最紧张的时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依然是越共中央的学习材料。阮文灵上台后，每年都得派人去中国考察。正如胡志明在世时所说，“我不用写太多东西，因为毛主席都写过了[7]。”

 

1991年，越南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出版了一本《在改革道路上的中国》，序言是这么写的：“近些年来，我国研究家们的一个头等重要的研究对象，就是当代中国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和对外政策的演变。”

 

同一年，76岁高龄的阮文灵从权力中心隐退，转任“中央顾问”一职。继任者杜梅在11月造访中国，在官方层面为中越过去的矛盾和冲突画上了句号。在阮文灵治下，越南的外国直接投资（FDI）从1987年的近乎不存在，一路高歌至1994年占GDP的11.94%，昔日难以温饱的农业生产也开始扮演出口创汇的角色。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越南模式”在风暴中迎来大考。

 

 

 

增长奇迹

 

 

 

亚洲国家一旦有了钱，都会产生一个爱好：造楼。

 

1986年，新加坡华联银行大厦竣工，创造了278米的亚洲第一高度。两年后，曼谷最中心位置的玉叶大厦动工，用304米的高度冲击亚洲第一，结果还没造完，就被367米的中银大厦超过。更气人的是，玉叶大厦完工那年，452米的吉隆坡双峰塔也封顶了。高楼平地起，成为了90年代东南亚奇迹的缩影。

 

金融危机前的1995年，泰国人均GDP达到2846美元，足足十倍于越南，和同样蒸蒸日上的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一起，组成了一片生机勃勃的“环越南经济圈”。

 

然而，就在玉叶大厦和双峰塔相继封顶那年，亚洲金融危机从东南亚开始一路北上，昔日的亚洲四小虎自此一蹶不振，反倒是越南因为经济底子差、外商投资少，在一片负增长中保住了1998年4.4%的GDP增速，阴差阳错的成了东南亚的尖子生。

 

“四小虎”的内部弊病也随着危机一览无余，东南亚国家的“浅碟型”市场，往往意味着产业发展只能高度依赖出口。工业产成品出口攀升带动了服务业快速发展，过于自信的东南亚在制造业根基未稳时，放开了外汇管制，大举扩张金融与服务业，外资一旦在波动中抽离，便只剩下空心的产业和债台高筑的政府。

 

亚洲金融危机后，许多遭重创的国家就此患上外资PTSD，比如后面十年都紧闭国门、严格外汇管制的阿根廷。对于没有历史包袱的越南来说，危机反而成为了机遇，甚至在对美关系上，越南也准备放下积怨，拥抱市场。

 

2000年，克林顿成为越战结束后首位访问越南的美国总统，在河内大学的演讲中，克林顿称，“美国人现在把越南视为一个国家，而不是一场战争”，场馆外的河内大学生相当默契地拉起标语，上面写着“忘记过去，面向未来[8]”。

 

克林顿访问越南，2000年

 

WTO是越南的第一站，克林顿来访当年，越南签发了《加快融入国际经济》的决议，准备用西方的法律体系来“改造”越南[9]。在2006年日内瓦第12轮入世谈判上，谈判从2天胶着到4天，最后一晚通宵夜谈，越南才得以拿下入世资格，像极了中美入世谈判时上演的剧本。

 

随后，越南出台新版《投资法》，解决了20年前老版《投资法》开放力度空前，但行政管理滞后的问题。一时间，FDI如开闸放水般涌入。宝成、丰泰、百和三大鞋企和全球最大的人工皮革企业三芳化学相继在越南建厂。两年后的2008年，越南在全球153个纺织品出口国中已经可以排到第10位。

 

2008年金融危机后，产业资本在国际竞争的水面之下开始隐隐转向。三星瞄准越南市场，投入6.7亿美元准备开设第一家工厂，时任会长李健熙更是亲自访问越南，和接班人李在镕等领导层在当地召开会议，商讨未来布局。随后便有了第二家工厂，该方案更由李在镕亲自主导，被称为“李在镕项目[9]”。

 

尽管越南吸纳着产业投资，但尚未形成如今的蔚然讨论之风。不论是越南经济增长，还是产业转移承接，似乎都在“静悄悄”地进行。但事实上，在1998年到2008年这十年里，越南的经济增长在全球范围内仅次于中国。

 

越南FDI在2006年新《投资法》颁布后激增

 

颇为讽刺的是，越南在中文互联网第一次出圈是因为房地产。2015年，越南修改《住房法》，外国人只要有合法签证就可以在越南买房。炒房客倾巢奔赴胡志明市，把西贡河描绘成黄浦江，两岸既有金融中心、旧法租界，也有高科技产业园，“小巴黎”俨然“小上海”。

 

2016年冬天，福耀玻璃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工厂进入运营阶段，曹德旺的“成本说”顷刻引起了一场“产业转移大讨论”，国内劳工成本过高、制造业税负比美国高35%的问题一一戳中核心。关于产业转移的大讨论，从政界、企业转向民间：中国制造到底何去何从？

 

越南开始以一个全然不同的形象浮出水面，2010年越南电子产品的出口还勉强挤进前十，到2016年就已经超过纺织成为其第一大出口品，三星之外，苹果、富士康以及国内的立讯精密、歌尔声学也开始在越南布局产线，焦虑的氛围全然蔓延在“越南会不会是下一个中国”的争论中。

 

中美贸易摩擦后，供应链安全的隐忧让厂商加快南迁步伐。华尔街日报曾刊出过一名贸易商的故事：一位英国人在中国创立了名为China Savvy的外贸公司，卖点是中国价格（便宜），而到了2018年， China Savvy 每天被问及最多的问题是：你们什么时候才能离开中国？

 

 

 

越南宿命

 

 

 

今年6月，三星越南官网突然发布了一条公告，宣布三星在2020年把大部分显示器生产从中国转移到越南。虽然很快被自行删除，但越南官媒《青年报》眼疾手快，迅速全文转载，并配文大号喜报：越南将成为三星屏幕的全球领先供应商。

 

青年报的消息又经由路透社转载，搞成了大新闻，逼得三星母公司火速出面辟谣。结果一个月后，苏州三星电子公司收到首尔的消息，今年内三星将关闭在中国的电脑组装和制造工厂。而这也不是渣男三星第一次劈腿，2019年底，三星关闭了在中国所有的智能手机工厂，两个月前，又关闭了位于天津的平板电视厂。

 

这些最畅销的三星产品，产地都指向了同一个目的地：越南。

 

2018年，越南取代新加坡成为东南亚IPO收入最高的市场；2019年，越南在全球经济放缓背景下依旧创造了7%的高增速；今年8月份，越南对美出口创历史新高，逼得川普在发推之余，送出了东亚人民非常熟悉的301调查大礼包。

 

纽约联储名为“疫情强化了中国出口”的图表

出口增速最高、爬升最快的却是越南

 

细数越南革新开放以来的举措，与中国何其相似；十多年来愈演愈烈的产业链转移，也让“中国制造业流失”的话题不断出圈。但本质上，这是个经典的“先问是不是”问题。

 

以研究全球供应链见长的杜克大学教授 Gary Gereffi 曾提出过一个理论，他把工业制造分成两类，一类由购买者驱动（Buyer driven），特征是劳动密集，如服装、玩具、贴牌组装；另一类由生产商驱动（Producer driven），特征是资本及技术密集，如汽车、航空、电子和重型机械。

 

 

生产商驱动的Manufacturer与购买者驱动的Factory都可以翻译为制造厂，但驱动力的差异，使得它们在供应链中的地位有天壤之别。所谓生产商驱动，其超额利润源自于生产规模和核心科技，继而成为产业链规则的制定者。换句话说，客户能买什么，取决于工厂生产什么。

 

大概正因如此，身处“生产商驱动”层次的成功人士往往出言不逊，远有亨利·福特的“消费者永远只会说要更快的马”，近有乔帮主的“只有我们拿出iPhone，消费者才知道自己的需求是什么”。

 

“购买者驱动”的Factory则恰恰相反：客户要什么，工厂就造什么。工厂只能被动接受订单，至于卖什么、卖多少、怎么卖，一概无权过问。因为准入门槛低、竞争压力巨大，身处Factory的行业往往位于价值链的底端，代表便是iPhone在大陆的供应商，利润率常年徘徊在5%-7%，勉强跑过贷款利率。

 

这也是为什么服装制造业七十年来转遍了大半个亚洲，却只诞生了一个优衣库。其创始人柳井正（Tadashi Yanai）曾称自己最欣赏的榜样是沃尔玛——沃尔玛上世纪90年代卖出了全美国四分之一的衣服，分别来自中国和东南亚的数百家代工厂，但没人会记得它们的名字。

 

所以，“购买者驱动”和“生产商驱动”的不同，造就了越南与中国的最本质区别：中国在很多领域已经跻身Manufacturer，继而诞生了诸多中国本土的消费品牌，而位于Factory的越南，往往既不涉及生产计划的制定，也不涉及销售策略的贯彻。

 

规模再大，依然只是拼命按订单干活的企业版做题家。而用廉价劳动力吸引来的资本，总有一天会被更廉价的劳动力带走。

 

如今的越南的确在复制中国90年代所走的纺织路，但真正让中国掌握产业链主动权的，是以产业政策和财政预算推动的生产商驱动型产业。中国模式之所以难以复刻，是因为中国人民既能生产，也能消费，中国既是制造业大国，也是内需消费大国——只有这样才能“内循环”。

 

一个经典案例是：2004年铁道部为第六次提速进行招标，时任铁道部副总工程师的张曙光提了“三个必须”原则：必须转让关键技术，必须使用中国品牌，价格必须足够便宜。条款霸道至极，但国际顶尖高铁制造商还是抢破了头，背后的原因在于：如此庞大的客运需求，几乎只在中国存在。

 

当时，初次招标的京沪高铁项目价值高达1000亿人民币，要知道高铁市占率近70%的西门子，其运输部门在全球的年订单额还不到400亿。开标前一天，张曙光还跟德国人透底：每列车2.5亿欧元，技术转让费1.5亿欧元，被西门子一口回绝。第二天，阿尔斯通被选为合作伙伴，西门子股价暴跌20%，谈判团队被集体优化。

 

靠着这笔订单，原本濒临破产的阿尔斯通起死回生。一年后，痛失良机的西门子乖乖接受开价，并把技术转让费降至8000万欧元，争取到了60列动车组订单。

 

清华大学教授文一在《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一书中这样写道：市场是个昂贵的公共品。缺乏市场体系的弊端，早在洋务运动时期便展露无疑：晚清军事工业累计耗资5000万两以上，但产品没有利润，无法实现自我循环，反而成为政府的负担。

 

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制和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让中国农村地区在1978-1988年之间完成了原始工业化，带来两个好处：一个有购买能力和意愿的农村市场；一个能输送工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群体。两个因素为工业体系注入了润滑油，使其能够自我运转、自我输血、自我激励。

 

在全球产能过剩的时代，一个完整统一的消费市场无疑是最稀缺的奢侈品。越南以中国十五分之一甚至更低的市场规模，难以构成换取外资技术的筹码。而重工业化的缺失，也注定越南无法像日韩一样依靠自身技术突破，完成产业升级。

 

换句话说，越南可能会诞生富士康，但很难诞生华为和小米。

 

 

 

尾声

 

 

 

越南的失落并非因为美国的封锁、苏联的衰落，也绝非领导人不够深谋远虑，而是战争。

 

在二战后全球经济的恢复期，铁幕下的欧亚依托资本管制与技术转移，迅速完成了制造业的复苏与升级。日本的重工业非但没因战败萧条，反而靠着朝鲜战争的“特需经济”迎来高速发展。60年代，朴正熙拿着美国的资金和技术推动了韩国工业化，台湾地区也在美国的庇护下实现了重工业化。

 

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同样是中国重工业化的关键，影响最深的无疑是“156工程”。整个援建工程涵盖了能源、冶金、化工、机械、军工等几乎所有核心工业领域，传送了1100套建设项目资料、3500套机器制造图纸、950套技术资料和2950个专题的技术说明书，在全球技术援助史上都难以找出第二个例子。

 

1979年，中美建交签订35个条约，其中就包括大量技术方面的合作。中国因此迎来第二次重化工业升级，真正为现代化发展奠定基础。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的访日之旅也带来了大量的低息贷款与技术援助。

 

而当1975年越南实现统一时，摆在黎笋面前的，是遍布全国的两万个弹坑、三百万失业人口和一千万难民。二十年的战争，让越南错过了战后发展的黄金时代，也错过了整个东亚朝气蓬勃的青春期。技术与资本的缺位限制了越南重工业的发展，也成为了如今越南制造业的瓶颈。

2018年，越南从中国进口了814亿人民币的机械设备，占该类别的40%；农业机械中，有一半来自中国进口，而本国生产只占15%到20%。虽然电子设备也是越南出口的重要组成，但30%的智能手机零部件，以及70%的制造企业主要零部件仍然依赖中国供应。 

 

从经济指标看，越南的体量只是一个小号广西省，也许很难成为中国制造业的威胁，但在越南身后，还有3000万人口的马来西亚、7000万人口的泰国、1亿人口的菲律宾和2.6亿人口的印度尼西亚。

 

如果不是疫情，全球第四次产业转移的浪潮，也许将以中国为圆心有条不紊地进行，中低端产业流失已然成为中国制造业的最大焦虑。但随着疫情爆发，海外主要经济体生产几近停滞，全球的生产需求反而涌向中国，也创造了一个宝贵的窗口期。

 

产业升级与产业转移，本质上是一个互相赛跑的过程。我们应该做的，是利用这个宝贵的窗口期，放缓产业链向外转移的步伐，加快核心技术的研发进度，更重要的是，全力降低生产要素成本，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成本——与其把就业机会拱手让给东南亚，不如把它们留在中西部。

 

中低端产业转移会倒逼产业升级吗？可能会，也可能不会，也许只有实践过才有答案。但对于还有大量低收入人群的中国来说，我们不敢去赌，也不应该去赌。

 

 

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

 

 

参考资料：

[1] 李先念：一切都是学来的，人民网

[2] 邓小平时代，傅高义

[3] 20世纪70年代中越关系剧变分析，董应龙

[4] Vietnam underCommunism，Nguyne/VanCanh

[5] 黄文欢副主席致越南同胞的一封信，人民日报

[6] 黄文欢同志发表声明，人民日报

[7] 二战后，越南现代化进程研究，齐欢

[8] 克林顿首次访问越南，Chinaweek.

[9] 越南到底行不行，远川科技评论.

[10] 越南正在成为台商新的投资基地，中国台湾网.

[11] 越南加入TPP的国内外动因，阮明庄.

2020 年眼看就要过去了，你年初定下的计划，今年……放弃了多少？

 

不知道多少朋友，看到这个问题，会有扎心的感觉？

 

我理解，许多人应该都有这样的困扰：

• 有很多想做的事情，但就是一直拖着，不肯动手。

• 总是兴冲冲定目标、做计划，但总是三分钟热度，没几天就放下了。

• 几乎没什么事情能坚持做完，遇到一些困难，很容易就气馁、沮丧……

 

我自己就深有体会（算了，不说了，都是泪）。

 

所以，赶在年终之前，把这个话题写一写，希望能给你一些启发和思考。

最好，能给你一点点力量，让2020年最后的尾巴，过得更加充实。

 

 

实际上，这个问题几乎伴随着整个人类文明。《诗经》里面就提到过：「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可见，古人跟我们一样，也有严重的拖延症。

 

那么，为什么我们总是很难把事情善始善终呢？这背后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

 

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种情况：

1）缺乏动力；

2）缺乏行动力。

 

别看它们只有一字之差，但区别却非常大。前者，是缺少目标，觉得一切都无所谓，做也行、不做也行，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的东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空心病」。

 

后者呢，则是有目标、有动力，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但在朝目标前进的路上，行动力不足，要么，难以克服自己的惰性；要么，难以攻克路上的障碍。

 

如果你属于前者，不妨读读这两篇文章：

感觉人生很艰难，怎么办？

找不到目标和方向，怎么办？

我在里面，把「空心病」及对应的方法，讲解得很详细了。

 

所以，这篇文章，主要会专注于后者：我知道该做什么，但却总是裹足不前，怎么办？

 

想一想，当你缺乏行动力的时候，你的表现和感受是什么？

 

• 明明订好了计划，今天要背单词/健身/写代码，但内心里总有个声音在说：好麻烦啊，不想动，一天不做也没什么关系吧……

• 看着预定的任务离 deadline 越来越近，心烦意乱，愈发不愿意去想它，索性等到临近 deadline，再一口气把它做完，顾不上做得好不好了。

• 面对一些困难的事情，总是还没开始做，就产生畏难情绪，一直想着「会不会很难？」「要是我失败了怎么办？」这些念头萦绕在脑海中，让你迟迟不愿去动手。

 

……

 

这些现象，我们一般会把它们称为「懒」。

 

但是，这种简单的贴标签法并不是我们的目的。为什么面对同样的情境，有些人总是行动力十足，有些人却一直难以寸进呢？是什么造成了「懒」？以及，如何改变它？

 

这才是我们要去思考的。

 

 

我们知道：大脑总是趋利避害的，能尽量保存能量，就尽量减少能量的消耗和支出。

 

因此，当我们面临一些比较长期、艰巨和复杂的挑战时，大脑会对它们进行一个预判，认为它们会造成大量的能量耗用，于是产生排斥心理，阻碍我们的脚步。

 

这种排斥心理，表现在感知上，就是各种负面情绪。比如：

• 担忧：担心未来的挑战会对我们造成损失；

• 焦虑：对未来的可能性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难以判定；

• 沮丧：觉得事情超出了自己的掌控，觉得自己无能为力；

……

 

这就造成了一个「困境」。困境往往不直接来自于挑战本身，而是来源于我们对挑战的恐惧。

 

1981 年，德国心理学家 Kuhl 发现：当人面对挑战和困境时，会有两种不同的应对策略。

 

第一种：这个困境好可怕啊，我要赶紧行动起来，改变它，让自己摆脱困境。

 

第二种：这个困境好可怕啊，我要调整自己的状态，等到自己状态更好时，再一口气把它解决掉。

 

Kuhl 把第一种心态称为「行动导向」（Action orientation），把第二种心态称为「状态导向」（State orientation）。

 

可以看到：这两者的区别是什么呢？他们的信念不同。

 

前者会认为：要跳出困境，只能通过行动。因此，我要赶紧行动起来，通过我的行动，来减少不确定性，减少对未来的担忧和焦虑，降低负面情绪感受，来攻克这个挑战。

 

后者则认为：要跳出困境，只能通过「良好的表现」来实现。但良好的表现又需要良好的状态，我现在状态不好，所以不适合行动。我应该等到状态更好时，再去做出「良好的表现」。

 

前者注重的是过程：我离目标还有100步，哪怕我只迈出1步，也是一种胜利；后者注重的是结果：我要用最少的步数抵达目标，那么我每一步就必须足够长；如果做不到，宁可不要做。

 

显而易见：当我们说一个人「懒」，觉得他「缺乏行动力」时，往往属于哪一种心态呢？状态导向。

 

也就是说：这个人真的懒吗？其实不是。他很可能只是在潜意识里认同一个信念：

为了保证结果，我必须有一个良好的状态。因此，现在不适合行动，我要等到状态良好时再行动。

 

因此，不要给自己贴标签，也不要给其他人贴标签，这些其实都是有迹可循的。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两种不同的应对策略呢？

 

简单来说：当你具备一个意图，想去做一件事情时，这个意图就构成了一个动力；而当你遭遇挑战，产生种种负面情绪时，这些负面情绪就形成了一个阻力。

 

动力和阻力相互角力、相互抵触，就构成了前文所说的「困境」。

 

那么，如何摆脱这个困境呢？这就需要另一个系统的参与：内隐自我系统（Implicit self）。

 

什么叫内隐自我系统？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在过往的经历中，他的种种经验、信念、反馈和知识加总在一起，所构成的一个庞大的自我系统。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会主动想到它们；但当我们面临相似的情境时，这个内隐自我系统就会被激活。

 

你可以理解为：这个内隐自我系统，本质上就是一个人从过往的经历中所「学到的经验」，包括成功的经历、做法，成功后的感受，从别人处获得的反馈和肯定，等等。它相当于我们大脑的一个「工具箱」。

 

Kuhl 的研究发现：当一个人的内隐自我系统被激活时，会带来积极情绪，从而冲淡负面的情绪，帮助动力在「动力-阻力」的博弈中胜出。（Kuhl, 2000 & Koole & Coenen, 2007）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Koole & Coenen, 2007）

• 「行动导向」的人，他们的内隐自我系统，往往伴随着外界的困境和威胁同时被激活，从而为他们提供充分的行动力，来攻克这个困境；

• 反过来，「状态导向」的人，他们的内隐自我系统往往会经历一个较长时间的延迟之后才被激活。这就导致了，他们很容易被眼前的困境吓退，无法前进。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异呢？对于状态导向的人，他们产生「延迟」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里，又涉及到两方面的原因。

 

一个方面是生理因素。研究发现（Schlüter et al., 2018）：状态导向的人，他们大脑中的杏仁核往往体积较大，较为敏感，从而，他们会更容易关注外界的刺激，更容易被外界的挑战「吓到」。

 

也就是说：比起关注「自己的经验」，他们的注意力会更多地放在外界的刺激上。

 

你会发现，这一点跟拖延症是相统一的：状态导向的人，更容易从外界感受到恐惧，因此他们会更倾向于推迟和拖延，以避开可能的威胁。

 

心理学家 Perpetua Neo 认为：基本上，拖延症患者大脑中的恐惧中心，被激发的次数要多得多。而由于工作中充满了挑战和威胁，因此他们总是倾向于拖延，来尽可能让自己避开恐惧。

 

另一方面是心理的因素。

 

想一想：一群朋友聚餐时，你是那个说「随便」「都行」的人，还是那个自告奋勇点餐的人？

部门开会，领导问「大家有什么想法」，你是那个果断提建议的人，还是那个先看看大家怎么说的人？

 

研究发现，行动导向的人，在成长的过程中，经常需要「自主地」作出决定。久而久之，他们就会把外界的威胁跟自主性建立起联系，建立起一种强大的自我效能感：

我是能够独立自主地做出决定，来应对这个威胁的。

 

这种自我效能感，会驱使他们在面对挑战时，能够更多地关注自己的内心，让自己「更有底气」。

 

反过来，状态导向的人，当面临挑战和威胁时，最常产生的反应是什么呢？逃避，拖延，犹豫不决，以及，转而向他人求助，寻求外部的指示和帮助。

 

也就是说：行动导向的人，由于他们经常需要独立自主地做出决定，这种习惯会形成正向强化，让他们在遇到问题时，更习惯于考虑「我要什么」「我认为该怎么做」。

 

但状态导向的人，在遇到问题时，则更容易倾向于考虑「在这种情况下，别人会怎么做？」从而不断让自己停留在犹豫、徘徊之中，难以迈出一步。

 

这一步之差，往往就是巨大的差距。

 

 

好了，结合上面的种种，让我们暂且来总结一下。

 

我们不妨把「没有挑战 → 面对挑战 → 解决挑战」这三个阶段，按照大脑对它们的预判和感受，分别标示为：

「1舒服 → 2不舒服 → 3舒服」。

 

那么，对于行动导向的人来说，他们会更关注 2→3 的阶段。

他们会这样想：「我只要解决了2，后面就是康庄大道了」。并且，他们有足够的自主性和自我效能感，来支撑自己跨过2的阶段。

 

反之，状态导向的人，则更容易关注 1→2 的阶段。

他们想的是：「我要尽量减少自己的能量损耗，因此我能不碰这个2，就不碰这个2」。

 

与此同时，他们往往也缺乏自我效能感，导致他们倾向于去思考「别人是怎么做的？」「我要怎么做才不会犯错？」—— 这又进一步导致了，他们在挑战面前，很容易显得犹豫不决。

 

也就是说：

 

行动导向的人：经常自主作出决定，形成正向强化，建立高度自我效能感；同时，对外界刺激有较低的敏感性，让他们更不容易被吓倒。

 

两者结合，让他们更容易调动「内隐自我」，更倾向于通过行动来跨越障碍。

 

状态导向的人：缺乏自主性，导致他们倾向于从别人处获得支持；同时，又容易把外界的威胁过度放大。

 

这就导致他们过度地关注「外界」和「他人」，导致「自我」在这些东西的面前，显得非常渺小，无力去克服困难。

 

这种心态和信念上的差异，就是让我们一直沉浸在逃避和拖延的泥淖中的罪魁祸首。

 

进一步，你会发现：对于内向者和高度敏感者，这种效应会更加强烈。

 

为什么呢？

 

我在之前的文章里讲过：内向者大脑中的「避错回路」会更敏锐，遇到刺激时，会更容易联想起负面经历，避免让自己重蹈覆辙 —— 这就跟状态导向的「我要如何才不会犯错」是一致的。

 

同样，高度敏感者，对外界的刺激会更敏感，更容易进入「深度反刍」。这就导致了，他们更容易「过度放大」外界的刺激和威胁，从而让自己止步不前。

 

因此，你会发现：

• 外向的人往往比较「急性子」，行动力较强，但也容易失之冲动、草率；

• 反之，内向和敏感的人，倾向于更全面地思考问题，未雨绸缪。但行动力普遍较弱，容易拖延和错过时机。

 

这些，在底层的逻辑上，都是彼此相通的。

 

 

那么，如果你是一个状态导向者，有什么实用的技巧，可以帮助你改变这种现状呢？

 

分享几个有效的锻炼方式。它们未必能立竿见影，但坚持下去，一定能有所改变。

 

 

1. 练习自己做决定

 

前面讲过：状态导向的人，大多有「从外界获取指示」的习惯，也就是遇到问题和决策时，喜欢观察和考虑「别人会怎么做」，而不是「我想怎么做」。这是一个强化的过程。

 

因此，一个有效的锻炼方式，就是多自己做决定。

 

试一试：当你下一次遇到需要做决策的情境时，不要再说「随便」「都行」，也不要问别人「你来决定吧」，果断一点，自己作出决策。

通过这种方式，来锻炼自我效能感。

 

当然，这一点不是说你要独断，也不是不考虑别人的看法，而是：不要再把做决策的这个主动权让出去。在全面思考的基础上，让自己来做那个拍板的人。

 

可以先从一些简单的、不会有负面影响的场景开始练习（比如：聚餐去哪里吃饭，有朋友来玩带他去哪里），再慢慢地往更复杂、更困难的场景提升。

 

大脑是会记录下你每一次行动，并根据它来进行自我调整的。因此，你每一次做出决策，并从结果中获得反馈，都是一种对大脑的锻炼和肯定。

 

它可以不断刺激和丰富我们的「内隐自我」，并提高我们激发它的可能性和频率。

 

久而久之，你会变得更加自信。当你面对挑战时，也会有更充足的行动力，来帮你跨越挑战。

 

 

2. 先做困难的事情

 

很多时候，我们往往会对困难的事情产生畏惧，从而倾向于去做周边的、轻松的事情。一边做，一边告诉自己：我并没有什么都不干，我还是有在做正经事的……

 

但事实上，真正重要的任务，其实一直没有得到推进。

 

这就会导致：挑战所带给你的恐惧和压力，其实一直都没有得到缓解。它会潜伏在你的大脑中，不断占据你后台的认知资源，造成反刍和负荷，消耗你的能量和精力。

（可参见：为什么每天都那么累？）

 

要改变这种现象，你就得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并纠正自己的习惯：先做最困难的事情，不需要一定攻克它，但至少要让自己「有进度」。

 

这可以带来两个结果：

 

1）通过去接触困难的事情，大脑可以大幅降低对它的不确定性，从而把它从大脑后台中清除出去，避免「契可尼效应」。

 

2）通过去采取行动，并从中获得反馈，可以让大脑更多地感受到「1舒服 → 2不舒服 → 3舒服」中的阶段3。从而，引导大脑的关注点，从「1→2」，转移到「2→3」。

 

所以，我很喜欢一个经典的时间管理技巧，叫做「吃青蛙」，就是：每一天，优先把那件最重要、最困难、最艰巨的事情给做了。它不一定是耗时最长的，但一定是你最排斥、最不想去触碰的。

 

做完了，哪怕只是前进了一步，你也会感到神清气爽。再去做别的事情，都会更加充满动力。

 

 

3. 锻炼积极的拖延

 

拖延有两种，一种叫积极拖延，一种叫消极拖延。

 

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帮你理解：

• 周五有一个重要的活要交，你一直拖着不去动、不去想，到了周五，不得已「赶鸭子上架」去做，匆匆忙忙就上交了，留下一堆漏洞和问题。这是消极拖延。

• 周五有一个重要的活要交，你先把几个最困难的环节想通了、摸透了，然后放在那边，等到周五，再一鼓作气地去执行，减少无谓的思考和焦虑，一口气把它搞定。这是积极拖延。

 

简单来说，它们的区别就在于：积极拖延很清楚「这件事情该怎么做」，但先不现在做，而是临近截止期限再做。

 

这样，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缩短在它上面花费的时间精力，另一方面，可以给大脑适当的压力，让大脑在压力下「动力全开」，并且，慢慢地适应这种节奏。

 

注意：适度的压力不但不会造成损害，反而会提升大脑的弹性和耐力。当然，适度的意思就是：压力不能太大，也不能太久，最好是控制在「你知道你能搞定」的范围内。

 

这相当于是一种对大脑的锻炼，锻炼它适应压力。

 

你会发现，积极拖延跟第二点「先做困难的事情」其实是共通的：先把最困难的步骤打通，然后有意识地把它留到临近截止再去做，这样，就可以把压力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不断强化自己的自我效能感。

 

 

4. 建立外脑工具箱

 

前面讲过：当我们面临挑战和压力时，一个丰富、完善的「内隐自我」，往往可以为我们提供动力，给我们注入信心和能量。

 

但是，大多数时候，状态导向者的内隐自我都比较弱，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就不妨试一试，用「第二大脑」的形式，来构建这个内隐自我。

 

简单来说：就是把我们过往的经验、心得、成果，以及从别人处获得的肯定、认可和协助，都外化到笔记里面，让它成为大脑可以随取随用的「工具箱」。

 

所以，我一直非常提倡记录和复盘，就是这个原因。

 

一方面，做好记录和复盘，可以让你对自己每一天的生活和成长更加了然于胸，帮助你构建完善的自传体记忆；另一方面，这些你所记录下来的信息，在你需要的时候，也可以成为你宝贵的动力。

 

不妨在平时多注意记录这些内容：

• 我是如何做好这件事情的？在这个过程中，我面临了什么困难，采取了什么行动，得到了什么经验？

• 今天的我有什么收获？我学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跟过去的自己相比，我有哪些地方得到了成长？

• 我从别人那里获得过什么样的反馈和支持？有哪些温暖人心、给我力量的话，可以给我鼓舞和支撑？

 

也可以参考：这篇文章，讲透「复盘」

 

 

5. 采取全景思考法

 

我会把每一天的工作，大体分成两部分：全景思考，和具体执行。

 

在全景思考的时候，我会做这么几件事情：

 

1）为未来勾勒一个图景。让自己去想象：这件事情做成了会怎么样？我会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它可以为我带来什么？

通过这种方式，为自己提供动力和激情，帮助自己「校准目标」。

 

2）把困难的任务进行分解：要完成这件事情，需要完成哪些小的步骤？这些小的步骤又可以分解成哪些更小的步骤？

这一步，可以有效地让「困难的挑战」变得「不那么困难」，从而降低它对你的威胁性，减少阻力。

 

3）消化、处理和消除焦虑。针对每一件焦虑的事情，我会去思考：它最坏的结果是什么？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我可以做些什么，来尽量降低这个可能性？

 

然后，在具体执行的时候，就让自己「不去动脑」，只是埋头去做就行了。需要动脑的事情，留到「全景」的时候，再去做。

 

这可以有效地帮你阻隔好负面情绪，让它们不至于影响和干扰你的行动。

 

 

6. 不断积累成就感

 

我在很多文章里都讲过：要让自己变得更积极，更自信，更有激情，很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

 

是要构建出一个正向的循环，让自己不断感受到「行动-正反馈」的回报，来强化自己。

 

所以，不妨试着在生活和工作中，每天多利用一些时间，做一些举手之劳、但能给自己带来正反馈的事情。

 

比如：

• 随手帮别人一个忙，解答别人的困惑；

• 分享自己的感悟和心得，发出自己的声音；

• 哪怕，最简单的，对别人怀以善意，释放一些积极、正面的信号……

 

这些，都可以帮助你，在平凡而慵常的生活中，不断地汲取能量。

 

当你面对挑战的时候，这些能量，就会成为你有力的后备。

 

 

最近几篇文章，你也许会发现，它们其实都有一个共通的主题：

作为一个个体，面对这个复杂的世界，很容易感到疲惫、艰难、无所适从……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

包括这些文章：

很在意别人的看法，怎么办？

总是容易想太多，怎么办？

为什么每天都那么累？

敏感的你，我想对你说

感觉人生很艰难，怎么办？

以及今天这篇文章。

不妨把它们合称为「英雄系列」。: )

因为，如同罗曼罗兰所说：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其实，这几篇文章，很多内容也是我对自己的剖析、总结和提炼。

希望这些思考和心得，能够给你一些启发，一些思考，一些力量。

 

英雄从来不是丰功伟绩，而在于你我每一个平凡的人，能够兢兢业业、全心全意地投入生活，感受生活，享受生活。

 

谁是超级英雄？

是你，是我，是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

据上海发布消息，上海市杨浦区单元规划草案今起至12月29日公示。

规划提出围绕“一核三心聚力，两带四轴串联”优化空间结构；对杨浦区2.86平方公里中央活动区，江湾-五角场、控江路、滨江中北段三处公共中心地区，以及创新功能集聚区等特定政策地区明确了发展指引。

草案显示， 杨浦区位于上海市主城区东北部，是中心城（浦西）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区，总面积约60.61平方公里，下辖12个街道；规划常住人口约135万人；规划建设用地面积约54.64平方公里。

 

 

近期，蛋壳公寓爆雷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租客无房可住、押金难退、房东驱赶租客等纠纷事件不断出现在热搜之上。

 

12月3日消息，针对蛋壳公寓爆雷一事，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回应称，相关部门已在关注跟踪进展情况，要求企业及时妥善处理相关矛盾纠纷。

 

关于“租金贷”问题，上海市房屋管理局表示，如果您已退租或搬离租赁的蛋壳公寓房屋，但有未偿还的租金贷款，建议按照微众银行11月16日发布的公告，登录“微众银行租住消费贷款”公众号，进行信息登记，由微众银行对租客的贷款事宜做出安排。有关事项也可向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征信主管部门咨询反映（据了解，金融机构实行属地监管原则，蛋壳公寓“租金贷”业务的贷款银行为深圳前海微众银行，注册地为深圳）。

关于上海房屋管理局提到的“由微众银行对贷款事宜作出安排”，近日，微众银行发布致微众银行租房消费贷款客户的公告称，建议被迫搬离的该行租房消费贷款客户可到该行登记相关信息，免息将延至2023年底。截止12月1日，微众银行161845名租住在蛋壳公寓的客户当中，经客户提出，已确认完成登记的为40077人。对该部分客户该行暂停扣款和计息，也未影响其信用记录。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表示对于租客有证据证明仍在合约期内，且已向长租公寓企业支付租金的，房东不得采取断水、断电、换门锁等方式，干扰、影响、驱赶租客。

对于因蛋壳公寓拖欠租金，房东采取断水、断电、断燃气、换门锁等方式，干扰、影响租客正常居住的，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建议租客首先向蛋壳公寓反映，由蛋壳公寓提供解决方案；如未及时得到解决或回应，可以凭有效合同、以及已向蛋壳公寓支付租金的证据，与房东进行协商，或通过街镇司法部门调解解决；协商或调解不成的，可以向公安机关寻求帮助，依法理性维权。

 

另外，上海市房屋管理局指出，房东、经租机构和租客之间租赁关系属于民事纠纷。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出现合同纠纷，建议按照合同约定，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通过诉讼途径解决。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ZJucRd67BNi5QTuXd_15A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