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度归档： 2020年2月

    撰稿 北美城市君 | 排版 Sherry | 校对 虎潇秋

在海上漂了数天

曾连续被多个国家和地区拒绝靠岸的

“流浪邮轮”──“威士特丹”号（MS Westerdam）

有幸被柬埔寨允许靠岸

然而，接下来的操作有些让人看不懂了

不仅允许游客直接下船各回各家

还热情的打算招待一波周边游

就在这若无其事毫无防备下

查出了一例确诊病例！

“威士特丹”号会成为继日本“公主号”之后

另一艘隐患更大的“鬼船”吗？

川普特表感谢

船上有650名美国人

 

“威士特丹号”邮轮，由全球最大的邮轮集团美国嘉年华邮轮公司（Carnival　Cruise Lines）运营。

该邮轮载有1455名乘客和802名乘务人员，于1月16日从新加坡出发，原定于2月15日到达日本横滨港。

被困在海上数日后，日本、菲律宾、泰国等5个国家，因担心可能会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乘客而将其拒之门外。

于是“威士特丹号”开启了长达数日的“海上流浪记”~~

就在这时！

柬埔寨总理发来了一条改写命运的消息——

来吧，来吧，相约寨寨。

上周五，美国时间2月15日，柬埔寨终于慷慨接纳了这艘“威士特丹”号（MS Westerdam）停靠。

由于船上有650名美国人，川普还特发感谢信，感谢柬埔寨政府这一有勇气的做法。

船上自由活动High不停

柬埔寨“无口罩”热情招待

和在日本横滨海岸的隔离期间，发现有数百名受感染的乘客的“钻石公主”号邮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艘船在停靠后，“幸运”的没有发现一例感染病例。

所有船上的人并没有被隔离，每个人在船上都可自由行动，商店和餐厅都开放，各种娱乐节目也在照旧，似乎完全忘了还有新冠肺炎这回事儿~

周六，柬埔寨卫生官员在西哈努克维尔港对，船上的乘客进行了检查，1010名无明显发热等症状的旅客被允许下船。

下船后他们大部分选择直接飞往首都金边，再从金边返回各自最终目的地。

为了让“威士特丹”号上的乘客感受到来自柬埔寨的爱、温暖和诚意，柬埔寨首相洪森还亲自到西哈努克港，迎接没有戴着口罩首批下船的乘客。

终于停止漂泊，感觉到达人生巅峰~~！

首相洪森甚至也在无口罩的状态下，同他们握手、拥抱，献上鲜花。

漂泊数日不容易，让我来给你一个爱的抱抱~

然而，这样的规格接待，柬埔寨政府依然觉得不够。

毕竟机会难得，一下子来了这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客，是免费推广柬埔寨旅游的好机会。

“有头脑”的首相洪森在Facebook上发文称，目前约有500名游客，下船后被柬埔寨政府安排在金边的一家豪华酒店内，“逛逛城市，比待在令人感到无聊或害怕的旅馆房间更好”，于是洪森还贴心的建议当地官员，带着这些乘客来个周边几日游。

甚至打算为这批游客举办一次大型宴会，邀请乘客所属国家的各国外交官出席。

凉凉！

下船后才发现一例确诊

病毒或已旅行千里了…

但是High过之后，他们似乎忘了最重要的一点：

新冠肺炎的“潜伏期最长14天（24天）”以及“无症状感染”这回事儿。

虽然据柬埔寨官方说，目前允许下船的都是“无明显发热症状的”的乘客。

但转折来的就是这么突然！

一名83岁美国籍女乘客，在15日，从威士特丹”号邮轮下船后，从柬埔寨入境马来西亚吉隆坡时，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阳性，随后被送往医院紧急隔离！

她也是被柬埔寨当地政府热情招待的一员，在此之前，她曾在金边闲逛，算下来一路去了2个国家，至少3个城市。

从目前的官方声明中，尚无法得知这位美国女性的身上的病毒从而来，也无法得知已经感染了多久。

日本钻石号邮轮疫情，开始于一位80岁中国香港男性乘客，上船后，他先后在船上蒸了桑拿，还来到餐厅里用餐。102名与香港老人接触过的人中，已有20人被感染。确诊比例高达20%！

根据最新消息，目前日本钻石号邮轮上确诊人数,已经高达454人!

（日本钻石号邮轮内景）

从前车之鉴来看，这一人感染，或许只是邮轮上被感染的冰上一角！

而且，“威士特丹”号（MS Westerdam）还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柬埔寨当局表示，现在已有1200多名乘客下了船，其中1254人已离开柬埔寨，至于都去哪了，

不知道…

他们可能回国，可能继续去度假，中途还会经过哪些机场，哪些国家，

这些都不知道~

当时和她同班机的还有其他145名，飞往世界各地的乘客…….

这比起在邮轮上就发现确诊，更加让人紧张，

因为病毒可能已经旅行几千公里了，还毫无头绪可查！

让人揪心的是，这艘船上游客来自3大洲，7个国家和地区：

650名美国人

271名加拿大人

127名英国人

91名荷兰人

79名大利亚人

57名德国人

中国大陆和香港30人

其中，美国游客最多。他们已经陆续下船，现在或许已经到了美国各州，加州、纽约等地，因无法定位他们的具体位置，当局根本找不到他们的人，更别提隔离了。

或许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被感染了，还有着交叉感染的嫌疑……

换句话说，这就相当于往这些国家，投放了几颗可能随时爆炸的“病毒炸弹”！

细想当时美国撤侨包机，也是在登机前对所有乘客做了检测，阴性的情况下才允许登机，但依然在后续发现了几例确诊病例。

除此之外，自1月中旬以来，CDC监测到有30000多人从中国抵达美国，对于这些人，美国方面并没有做详细检测。

目前卫生官员要求这些人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进行自我监测，并限制其户外活动。

所以，未来几日，美国新增确诊病患的可能性，依然很大。

或许如CDC预测：

“在将来某一时段，我们很有可能看到新冠状病毒在美国，或其他国家社区的爆发。”

重要插播

中国疫情最新情况：

一艘属于美国邮轮公司的

终点却是在日本的“流浪船”

在柬埔寨好心接纳后

却因毫无经验

造成现在的混乱局面

这锅究竟谁来背？

其实疫情面前无国界

福兮祸兮共担当！

中国加油！

世界加油！

REF：

https://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8007957/American-passenger-diagnosed-Coronavirus-cleared-leave.html

https://www.cnn.com/2020/02/18/asia/westerdam-cruise-infection-coronavirus-intl-hnk/index.html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NUK77KVGlwBA-1eDf7RmLA

今天，美国北美华人医生群邀请了武汉金银潭张定宇院长讲座，张院长介绍了目前新冠病毒的治疗进展和最新统计（录音如上）。

 

讲座核心要点总结：

1.  克力芝是他们喜欢的主打药物。

 

2.  可以减少重症向危重症的转化率。

 

3.  主要副作用是胃肠道的，恶心、呕吐、腹泻；这个药在治疗艾滋病时没有这么强的反应，但新冠肺炎的病人反应很大。另外就是心率减慢，因此服β阻滞剂的要小心，还有和某些降压药、降糖药的相互作用。

 

4.  发现艾滋病人服用此药的，新冠肺炎的感染率有所降低；追踪了一千多例，只有3-5例感染新冠肺炎。

 

5.  瑞德西韦临床试验仍在进行中，以2:1的比例给药，即实验中用药的人数是给安慰剂病人的两倍。虽然是双盲，但可以看出明显疗效，减少重症组向危重症组的恶化。

 

6.  危重症病人一旦上模肺ECMO就很少能拔管了（死亡率高）。和禽流感不一样，后者上模肺3-5天就可拔管。

 

7.  血浆疗法：对重症病人效果较好，危重症病人能维持较长的血氧浓度。

 

8.  发现一些病人咽拭子阴性，但肛拭子依然阳性。

 

9.  新冠肺炎病人病程是由下而上，即病变从肺底部开始，再往上发展（这也许是为何早期没有上呼吸道症状），主要是间质渗出，再到肺实变。

 

 

以下是完整录音文字整理稿（by 娜娜）

主持人：

我们知道，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就是以前的武汉市传染病医院）是新冠病毒传染中最中心的一个医院。我们今天，特别要求邀请到在万忙当中的张定宇医生，是金银谭医院的院长。他给我们介绍武汉当前这个新冠病毒的一些治疗、统计和前瞻性的进展。

张定宇医生：

我抢话了，我抢话了，我确实没搞过这个直播。刚才我可能抢在你前面说了一些事情。我主要想先介绍的就是我们开展的那个药物临床研究这一块。碰到这个病来了以后关键就是没有药可以用。近日，我们接触到这个克立芝，来源于中日友好医院的曹彬教授，他给我们推荐了这个产品。正好呢我们医院又是一个抗艾滋病的一家医院，我们手上有这个克立芝。我们医院很快就通过医院的伦理立项了一个通过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就是一个用克立芝和不用克立芝的对比。因为没有那个安慰剂可以使用，就是做这么一个开放的研究。总共截至目前为止已经入组了202例，已经有两三例有脱落，有198例的完成，入组完成。看上去，它还是能够降低死亡率及减少危重病例的发生率。

在这个研究过程当中，我们是采集了病人的肛拭、咽拭以及血标本，在服药之前、服药后五天、服药后十天，如果还没有出院，还有十五天，及随访我们会随访到二十四天的这么一个结果。检测现在还没开始做，这些肛拭咽试和血标本的检测，还没开始做，估计我们明天就会讨论这些检测的一个方案的事情，我们留下这些样本主要是想看它的病毒载量的一些变化，以及血中抗体的一些变化。

我们对这个克立芝的使用，还是比较有信心的。虽然刚开始的时候，对它报以很大的希望。用的中间的时候呢，因为它的一些不良反应，又对它有一些疑虑。到现在，感觉它还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对抗新冠肺炎的一个药物。它的主要不良反应呢，还是那个胃肠道反应，再就是腹泻、恶心、呕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新冠肺炎的病人里面会有这么多的胃肠道反应。其实这个药是在艾滋病人身上使用没有发生这么多的一些严重的胃肠道反应，虽然有一些，但是病人基本上能够耐受。在这一次病例当中，反而有很多的病人不能耐受这个胃肠道反应。这个药的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它导致的和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一些降糖药和β组织剂和其他的一些降压药，它所导致的和这些药物所产生的一些血氧浓度增高导致的心率减慢。

 

我的一位书记，他当时也在吃克立芝，同时又在服用β组织剂。有一天的心率突然就降到三十到四十，当时是把人给吓坏了。所以呢，我们要特别谨记它的主要不良反应，还有胃肠道的反应。还有一块呢，就是这个药它本身会导致心率的减慢，因为它qt间期的延长，还是因为其他的缘故，所以在这一块呢，可能要特别小心。这也是在使用的两个星期以后，我也在不同的场合提示我们的同事使用这个药物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这个克立芝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发现在这一次的新冠肺炎的疫情当中，我们整个武汉市将近有五千多人服用抗艾滋病的药物，有六百多人是有服用克立芝这个抗艾滋病的药。六百多人，克立芝是作为艾滋的二线药在使用。所以呢，有六百多人在用这个药物。整体的当中，我们随访了将近一千人，一千人当中只有三到五个，确切的数字我记不清楚我们还在进行中，只有三到五个病人，是不到十个病人吧，至少是不到十个病人的艾滋病人有感染是远远低于普通的的市民的感染情况。另外会推崇它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因为我不是有那个渐冻症嘛，我在服用那个多替阿巴拉维，就是[Trimac?]这个药。整体用上去以后呢，那么我反而是没有被感染，正好是因为我的妻子就是被感染了，因为跟她有非常密切的接触，我没有被感染，所以我相信那个抗艾滋病的药物可能会有抑制这个病毒复制的作用。我们目前呢，也在准备把我们现在五千多个艾滋病人的随访全部做完，已经做了一千个。我们想把后面的四千多个的艾滋病的随访的工作。做完了以后会有一个比较，比较详实的证据来证明这个抗艾滋病的、抗逆转录酶的机制器和蛋白酶抑制剂的联合使用，实际上是能够阻止这个新冠状病毒的复制的。

 

关于阿比朵尔，我们没有这个使用经验。只是专家在媒体上在宣传，在推崇这个产品。所以呢，我们对这个东西是没有太多的发言权。我们对它不是特别了解。

 

瑞德西韦已经在我们医院展开了这个临床研究，以我们医院为主吧。我们人体的root目标的入组人数重症的病例大概是四百多人，轻症的有三百多人。目前的入组情况呢它是以用二比一的比例来投药，就是让活性药稍微多一些，安慰剂呢少一点，以二比一的比例在入组。但是临床上实际上是能够感觉到哪个药是安慰剂哪个药是活性药，整体的感觉呢，它的效果还是比较明显，能够阻止那个重症滑向危重症，这么一个状况。目前临床治疗的难点的关键就是在危重症这一块。危重症照目前为止呢，应该来说没有好办法。目前为止，只要是做了气管插管的病人很少能够成功拔管。所以呢，危重症的救治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瓶颈，极大的瓶颈。上了ECMO的病人仅仅就是听到了中南医院的彭志勇教授这一块有个病人是活过来了，其他的没见到活的病人。特别盼望，能够有一个药能够阻止它滑向危重症。克立芝似乎有这么一个作用。我们有几个很典型的病例，虽然证据不强烈，但这里有个典型的病例，使用克立芝以后，他的整个病程也比较长，整个肺的损伤非常严重。就到现在为止，病人还是不能脱离氧。但是呢，他能够存活下来，整个肺损伤很严重。现在的已经有纤维化、在纤维化的吸收阶段。到现在为止，他还要在吸氧状态下，才能够满足自己的呼吸交换。我们推测这种病人的话，他如果当初没有使用克立芝，很可能就已经死亡。但是就是在同期我们一个对照的病人，让我们也是当时是推荐他使用克立芝。因为他的胃肠道反应，他后来没有坚持服用，只服用了两天。完了以后，这个病人最后也做了气管插管、也上了模肺。但是呢，这个病人最终还是走向了死亡。

关于病死率这一块，因为我们医院的收治的都是危重病人，所以呢病死率比较高。整体的数据的应该比现在的整个武汉市的病死率要高一些，这和我们收治的危重病的比较多有关系。

关于血浆治疗的话，是这一段时间，我们才开始展开的。我们目前最长使用的病人的话，也只有五天。总共用了六个病人，有四个病人是重症，有两个病人是危重症。总体感觉还行，什么叫还行呢，是一个是他的血氧情况得到一些改善，第二个是他的淋巴细胞得到一些回升。重症病人他的自主症状、自我感觉比较好，而且也看得到他的精神状态也比较好。这个危重症患者使用来恢复剂血浆以后呢，情况略有改善。就是说他能够维持到相同的呼吸参数的时候，他的血氧能够维持，因为实际上很多病人的话，做了气管插管的病人，我们看得到他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滑向深渊，是走向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现在康复的标准呢，还是用的国家第五版的诊疗方案，就是两次核酸，病人没有发烧，有三天没有发烧，自主症状感觉改善，就算是复康。康复以后呢，这些病人咽拭子它是阴性，但是肛拭子没有做。早期的时候我们做过一批病人的肛拭和咽拭，不是出院的病人，还是在院的病人的时候，这些病人已经是发病十几天以后了，十天到十五天，甚至二十五天，是住院以后的病人。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他的咽拭会呈阴性，但是肛拭是阳性。印象比较深，这个当时做的是131例病人。呃，总共有十二例的核酸阳性。咽拭阳性只有三个还是四个，总共十三个阳性，应该有有八个的病人肛拭阳性，其他的才是咽拭阳性，大家减一下吧。就是这么一个比例，我们数过的是八个肛拭阳性，其他的病人的话才是咽拭阳性。很早的时候，当时我们是一月十号和一月十五号做了他们的核酸测试。所以这个数据应该是比较完整，比较完整。我们也把这个数据推荐给了其他的人，现在大概大家开始关注，有些专家开始关注它的肛拭的问题。实际上很早的时候，这个现象就存在的，就是在我们最早期的一个危重病人，那也算是我们一个著名病人啊。这个病人有名有姓。一个著名病人，他从转来以后，这个病人因为已经做了气管插管。我们是取得他的气道的分泌物做了几次他的咽拭，呼吸道的分泌物的核酸是阴性。但是在他的肛拭，在他的大便里面检出来高拷贝数的病毒的核酸。

 

早期的这些检测了都是和中科院武汉病毒所在联合在做的，就是石正立研究员下面的另外一个实验室叫周鹏教授，周鹏研究员，他的实验室里面展开的。

 

关于pcr的阳性率比较低的这个问题的话，我感觉应该是采样的问题。这就可以回溯到我们最早的这个病例发现的这么一个问题。我们最早的第一组的七个病人，当时我了解到，武汉市CDC当时给这些病人给这七个病人，是做过这个咽拭的核算检测。它告诉我检测全部是阴性，当时是武汉CDC是有能力检测核酸的，检测来全部是阴性。这个核酸当时是涵盖这个萨斯病毒的核酸。

 

实际上检测SARS冠状病毒的核酸，当时如果检测SARS冠状病毒的核酸的话，它也应该呈一部分阳性。所以呢，当时我听说没有在咽拭子里面没找到这个核酸以后，这七例病人，我们全部给他做了肺泡灌洗。肺泡灌洗的结果就是武汉CDC和武汉病毒所同时检测出有两个病人是阳性。后来武汉病毒所又检测出了另外的三个也是呈阳性，SARS冠状病毒呈阳性。再后来一点的时间的时候，武汉病毒所使用了调整的检测方法，实际上，这七例病人的核酸全部呈阳性。所以我相信应该是采样的问题，但是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病人都给他做肺泡灌洗。因为他这个冠状病毒是感染，好像是先到肺底、肺的末端的感染、肺泡里面的感染，感染的病毒足够多以后才会到上呼吸道才会到咽部，而不是从上往下。给人的感觉是从下向上。这个感觉的也是同济医院的教授他的一个感觉，他读到这个放射的片子的时候，也是这么一个感觉。感觉到早期这些病人的话，都只是在肺底上面有一颗一颗几个病毒的，这么一个感染，而成毛玻璃一样的感染，到后来就成一片一片的往上面再感染，逐渐成为一个所谓白肺的改变。而这个白肺，又不同于其他以前的一些渗出性的一些改变，它很主要是一些间质型的改变，这样导致病人完全是干咳，如果没有合并细菌感染的时候，病人全部是干咳，他没有痰，咳不出痰出来。他的这个白肺的改变的话，主要是[间质]渗出导致一个实变的过程，而不是真正的渗出性的改变。所以又要回到我们刚才所说到的那个危重病人抢救这一块，因为以前就是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医院也收治了大量的禽流感病人，它的分泌物非常多，你给他上了模肺以后，很多病呢，很快在三到五天，他就可以测机。而且病人的变化在上模肺以后，是一天一个变化，他很快开始是白肺。很快他肺就会被透亮，完了以后逐渐有吸收。五天六天，甚至一周以后，很多病人都能够脱机，都能够撤下模肺。而现在为止，所有的病人只要用了模肺的，我们医院或者我知道的医院，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我刚才还嗯…

 

转自： https://mp.weixin.qq.com/s/i9hFNjMy6RPYNN6KFimUzA

2月17日，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妇幼保健院，医护人员在进行体温测量。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鲁冲/摄

本文约378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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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 康 焰 

整理：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嘉兴 王鑫昕

康焰是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也是华西医院第三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长。2月7日抵达武汉后，这支130人的队伍接手了湖北省人民医院东院的两个重症病区。

10天来，他们累计收治了128名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其中有61人已经转至方舱医院及社区定点医院等轻症患者收治点，2名患者死亡。与武汉市近5%的新冠肺炎患者死亡率相比，取得这样的治疗成果实属不易。康焰仍感到遗憾，2例死亡都出现在早期医院氧气供给不足的时候。

以下是他的口述：

　　红黄绿病人

我们接手的时候，两个病区80张床位，已经有77个病人在那里了。东院这边考虑得很周到，每个病区给我们留下了1名骨干大夫和1名主任护士长来帮忙协调。

湖北省人民医院东院本来是一家综合性医院，现在完全收治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很多流程需要理顺。我们进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病人做评估和筛查，找出真正有死亡风险的病人。

我们把病区细分为绿区、黄区和红区。绿区收治症状相对较轻的病人，做一般的治疗就行了。黄区收治新冠肺炎症状不严重，但合并有基础病如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的患者，新冠肺炎常诱发和加重这些合并疾病。红区则收治器官功能紊乱严重，需要器官功能支持，如高流量吸氧、上呼吸机的患者。

粗略统计，红、黄、绿区的患者各占约10%、15%、75%。

3个区的医疗和护理的强度和方案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例如，集中力量到红区的病人，给他们最精准的诊疗。把红区的死亡率降下来，整个病人群的死亡率就下来了。对绿区，几名护理人员就能照顾到所有患者的需求了。

国家的诊疗方案提到，对重症病人要集中成建制管理，1名患者配置0.8名医生、3名护士。但我们80张床总共只有130人，只有三分之一的力量，我们就需要作顶层设计，进行分级管理，也能充分利用人力。

第一周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根据现实情况拟订规程。其实要磨合的地方很多，比如每天怎么查房、怎么交接班。在华西医院，我们有非常成体系的“三级查房”制度，平均1个病人要查近1个小时。但现在是“战时”，医护人员少，而且要尽量减少待在病房里的时间，降低感染新冠肺炎的风险。于是我们把体系化的查房放在病区外，明确每次进病区要做的事情，在保证查房质量的同时减少在病房内的暴露时间。

此外，每天下午4点30分，华西医院三个批次的援鄂医生以及华西医院本部的专家都要远程进行多学科的疑难病例讨论。武汉有新冠肺炎患者，四川也有，两地的救治工作能实现有机的协调。

我们努力的目标是，对湖北病人的干预和治疗能达到华西医院日常工作的水准。不能因为这是一个紧急的事情，就降低标准，病人也许就因为一个细节的疏漏而出问题。

目前看来，我们的工作开展很顺畅。截至2月17日，我们收治的128名患者中，已经有61人转为轻症离开医院，重症转轻症率已接近50%。一般来说，转出医院意味着脱离了死亡的风险。

10天里，有2名患者死亡，他们的年龄都接近80岁。他们死亡时，医院的氧气供给还跟不上，只能给他们吸氧，无法通高流量氧气或上无创呼吸机。

对我们挑战最大的还是红区的患者。现在红区有4名患者，我对其中3名患者的治疗比较有信心，有一名情况不稳定，波动很大。

我还想纠正公众的一个认识，ECMO（人工膜肺）并不是一定能救命的手段，迫不得已才会使用它。费用是一方面，ECMO还会给患者带来很多并发症，如栓塞、感染、出凝血障碍等。

事实上，据我了解，武汉使用ECMO的患者的死亡率相当高，活下来的寥寥无几。它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方的支持。在不适合的时候上ECMO，对病人病情的恢复作用不大，对医疗资源也是巨大的消耗。

　　需要的氧气量，多了10倍都不止

我们这支队伍的组成是99名护士，30名医生，1名医学工程师。带医学工程师来，就是因为前期支援队反映，各医院供氧大都存在问题。

正常情况，整个ICU只有20张床位，患者吸氧量一般是每分钟2-5升，还不是所有患者都需要。新冠肺炎是呼吸衰竭病，重症患者大多需要吸氧，很多需要的还是高流量氧气，每分钟60升，需求多了10倍都不止。

医院一开始用氧气罐顶着，但这很不安全，氧气压力大，氧气罐运输不便，还涉及消毒问题。制氧机也没法使用，不仅流量不够，还有体积过大、用电负荷过高、噪音大等问题。

最后，我们的医学工程师改造了供氧系统，增加供氧设备、改装供氧管道。到2月15日晚上，基本解决了病区的供氧问题。这也提醒我们，在医院建设阶段要考虑特殊情况下的医用气体负荷，预留管线。

我们这支队伍中，数量最多的是重症医学科的医护人员，有40名护士和6名医生。据我所知，这次支援湖北的医护人员中，约有10%是重症医学科的，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有4000多名会员来了湖北。在四川，县一级的医院都动员起来支援湖北。

我们科室接到消息要来武汉支援、重点收治重症病人的时候，医院就从其他科室抽调人员到ICU学习。理论和临床实践操作刚培训完，我们就接到支援湖北的指派。后期的实践证明，要不是培训及时，我们自己医院的ICU都快因为人力问题而无法运转了，经过培训后被派到湖北支援的医生也展现出了较好的重症救治能力。

考虑到重症患者多是老年人，我们团队还有来自老年医学科、肾内科、心内科的医生。新型冠状病毒攻击患者的心脏、肝、肾等器官时，我们希望通过多学科团队的合作，找到更好的应对方法。

我们的团队里还有3名心理卫生中心、具备心理咨询师证的护士，对医护人员和患者开展心理咨询和干预。

我们收治的病人中有一名73岁、有抑郁倾向的老人，因生病感到羞愧，觉得自己感染了家人，还觉得自己有时小便失禁，给护士添麻烦。也有患者被我们抢救回来，但因为新冠肺炎和并发症很难受，求我们让他“去殡仪馆”。还有绿区的病人，3个人一间病房，个别病人嫌同病房的人闹腾，要求转病房……各种情况都可能碰到。通过我们心理咨询护士的疏导，大都得到了很好的改善。

为了防止医护人员被感染，我们组织队员提前做培训，对入住的酒店进行了分区，甚至详细到回到酒店从哪个门进，进来之前要做什么，穿什么衣服，上什么电梯，还让每个医护人员在房间划出清洁区和潜在污染区。我们明确规定不允许大家串门，盒饭都是领到自己房间吃。

庆幸的是，华西医院有很多应对自然灾害和大型事故的经验和教训，已经形成了体系化的流程和应急预案，所以面对紧急情况也有条不紊。

　　总死亡率并不高

武汉患者早期死亡率较高应该有多种因素。目前，总死亡率并不比“非典”、禽流感更高。

客观来说，武汉的医疗水平是不低的。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突然出现了这么多病人，医疗资源跟不上，病人没有得到较为规范的治疗。湖北省外，人力物力都能跟上，死亡率就相对较低。我相信，在湖北、在武汉，一旦全国各地的医疗救援力量到位，病人都得到规范的治疗后，死亡率一定会下去的。

降低死亡率无非两个阶段，第一是减少危重病人的数量，避免患者由轻转重；第二是降低重症患者的死亡率，尽可能由重转轻。我们医疗队的定位是收治重症病人，所以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后一个，前一个的工作应该在医院之外。

我认为，对病人的评估要更提前一点，不要等发展到重症再分“红区”“绿区”。病人处于轻症的时候，就要筛查出那些可能发展为重症的，提前干预。这势必导致重症医生的介入要提前。现在武汉市新冠肺炎患者的死亡率在逐步下降，还是很给人信心的。

面对重大公共事件时，我明显感受到医患关系的缓和，患者家属对我们的信任度很高。

这次在武汉，一个老婆婆得接受锁骨下静脉穿刺插管术。平时，我们得和家属反复解释情况，请家属签知情同意书，但这次只能远程视频，我们给出医疗决策，家属都说“好”“谢谢大夫”，反而是老婆婆开玩笑说：“你个不孝女，医生说什么你都说好，不怕我死在这儿吗？”

我还记得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很多年轻人要接受截肢手术。为了让他们更容易配义肢，我们都是尽量多留一寸，可一旦判断失误，就可能要截第二次、第三次。那时，家属都很理解。但要放在平常，很多医生就会稳妥起见，一次到位，不愿意冒险。医患之间不信任，受害的一定是患者。

我本来应该是作为第二批支援队援助湖北的，当时行李托运了，登机牌都办好了，上级部门打来电话，说我另有安排，暂缓支援，机场工作人员又费了很大力气才把我的行李挑出来。

当时我很失落，觉得出征仪式办了，同事朋友关心我的电话也打了，那几天都不好意思出门。一周后，我接到通知，要作为第三批支援队的队长。我知道自己一定会来，所以都没拆之前打包好的行李。

我想起“非典”的时候，我和同是医生的夫人没有商量，就在各自的科室报名上一线，也没想才几岁的孩子谁来照顾。谈不上抛头颅洒热血，救死扶伤就是我们这个职业该做的事情。出了疫情，就该我们上。

今天朋友告诉我，成都和北京的街头已经开始堵车了。这是好消息，说明人们的生活在逐步恢复正常，大家不那么恐惧新型冠状病毒了。但做好防护，是我们一定要反复给大家强调的。

很多人问我疫情结束后最想干什么。我这个年龄了，还真没想做什么。但此刻，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疫情尽快结束，大家的工作生活恢复正常，这支队伍130人来，最后130人都能平安地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