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清和 智本社社长
编者按：“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次，国人被日本人的古汉语修养震惊到了，也感受到了日本人“与子同裳”的温情援手。
经此一疫，中日关系似乎瞬间升温。很多人猜测，此次疫情能否成为改善中日关系的契机？
其实，日本对中国的援助向来慷慨（如汶川地震），每次援助都会附上古诗作为寄语。但这次的特殊性并非在疫情，而在中美关系。
中日关系向好为形势所迫，那么，中日之间到底有多大的想象空间？我们可以从日本身上学习到什么？推荐两篇旧文，解读东亚历史及局势，透视日本经济转型升级。
去年，国际贸易，天雷滚滚；东亚局势，波云诡谲。
2019年7月7日，深夜，三星太子李在镕紧急飞往日本。
在机场，李在镕眉头紧锁，行色匆匆，没有接受记者的采访。
在日本，李在镕会见了当地经济界人士，试图利用三星家族的人脉关系游说日本官方，为几日后的日韩贸易摩擦东京磋商斡旋。
五天后（7月12日），日韩两国官员在东京举行事务级别磋商。
磋商地点被安排在日本经济产业省的一个简陋房间里，会场一块白板上张贴着一张打印纸，上面简单地写着：“关于出口管理的事务性说明会”。
日方刻意降低了此次磋商级别，将会议定义为“说明会”，而不是韩国主张的“双边磋商”，出席人数从最初商议的每方5人减少为2人。
韩国官员按惯例身着西装出席，热到死都要穿西装的日本人，这次只穿着白衬衫而且没有系领带。会议气氛紧张僵冷，双方表情凝重，甚至没有握手。不得不说，日韩博弈的场面，确实颇具东亚风格。
会议草草收场，韩方提议7月24日前再次举行双边磋商，但日方没有明确答复。
日韩贸易战此番较量，日本“扮猪吃老虎”，占据主动，态度强硬；韩国则被动焦虑，处于守势。
李在镕明白日韩贸易关系在短期内难以转圜，回国后立即召开了社长紧急会议，强调：三星必须做最坏的打算。
早在6月28日，G20大阪峰会期间，作为东道主的安倍晋三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上演了“八秒交情”，日韩关系跌入冰点。
30日峰会闭幕时，发表了《大阪宣言》，宣言很官方地写道：
“国际贸易和投资是增长、生产、创新、就业和发展的重要引擎，各方致力于实现自由、公平、非歧视性、透明、可预见、稳定的贸易和投资环境，并保持市场开放。”
峰会结束的第二天，日本便宣布对韩国“禁运制裁”，日韩贸易战正式打响。
此举，日本把出口韩国的半导体及显示屏相关原材料从“白名单”中剔除，断供三种韩国进口依赖性极强的关键材料：氟聚酰亚胺、光刻胶及高纯度半导体用氟化氢。
日本断供，三星电子原料告急，含氟聚酰亚胺库存量只剩1个月。李在镕虽然在日本争取到了几个月的原料供应，但明确表示：三星将不能再依靠日本作为主要的贸易伙伴了。
日韩贸易战打响，东亚局势风云突变。
日韩贸易战起因劳工、慰安妇等历史问题，打得是半导体科技战，实质是中美博弈之下东亚日韩朝局势罗盘逆旋转。
过去，美日韩是“铁三角”，中朝是“铁哥们”。朝韩对立，中美博弈，日方得利。
如今，中美打贸易战之际，日本却与中国重启战略对话，日韩两国居然也打贸易战，美朝却在三八线大秀恩爱。
东亚局势，脑洞似乎有点太大……
根本变化从2008年金融危机后开始，中美关系的改变，尤其是中美贸易战打响，东亚局势迅速逆转，朝鲜半岛的关注度火速升温。
金正恩，这位一副中年身材的八零后，是被低估的战略家。他执掌朝鲜后，与中国“君子之交淡如水”。
2018年6月，深谙大国夹缝中生存的新加坡率先捕捉到了机会，做东撮合了首次“金特会”。初次亮相国际大舞台的金正恩显然有些紧张。
2019年2月，正从中美博弈中两头得利的越南，促成了第二次金特会。
仅4个月后，文在寅主动撮合第三次金特会。这一次，特朗普访问日本后，飞赴韩国，与金正恩在“三八线”——朝韩边境非军事区上高调“示爱”。此时的金正恩，显得沉稳自信、胸有成竹。
从势不两立，到暗生情愫，再到“三八线”上秀恩爱，美朝关系变为颇为微妙。
同样深谙小国生存之道的韩国，也在暗中拨动外交罗盘。
早在冷战时代，韩国就在美苏格局中赢得了改变国运的生存空间；而后，美日贸易战持续升级，韩国傍住美国、借力日本，依靠财阀经济制造汉江奇迹。
1988年汉城奥运会后，韩国捕捉到了东欧及苏联局势，“北方外交”全面启动，火速与中国、俄罗斯、东欧各国建交，以两端下注、平衡南北，改变在美日韩“铁三角”中被动的局面。
如今，中美贸易战打响，东亚局势变得诡异：美朝关系逆转，韩朝关系缓和，中韩关系紧密。而最失意、最没存在感的就是日本。
日本崛起于朝鲜战争，长期在朝韩对立中获利。如今朝韩缓和，美朝对话，日本大为失落。日本必须敲打韩国，试图重夺主导东亚局势的主动权：成为中美贸易博弈之间、美朝与中国政治角逐之间的第三方。
在中美贸易战中，两端下注的韩国因出口依赖度过大损失惨重，“金丝雀”拉响警报。日本则趁机狙击韩国半导体，直接打击其心脏产业。
此举令所有人大为震惊：日本是在“扮猪吃老虎”，韩国只是日本的小弟。
日韩贸易战打响后，中日关系就有了新进展。
8月10日，中日外交官员在日本举行新一轮中日战略对话，涉及中日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这也是日中时隔七年后重启对话。
8月特朗普宣称拟对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10%关税，随后美方又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中美从贸易战晋升到金融战，愈加滑入“马尔萨斯陷阱3.0”。
此时，中日突然对话，日本无疑在外交上压制了韩国，将在中美博弈大局中扮演微妙的角色。
在日韩贸易战中，美国态度值得玩味：你们先打打，我很忙。
日本打击韩国，被认为是日本首次采取独立贸易行动，或冲击美国主导的美日韩铁三角关系。其实，一切都在美国的掌控之中。韩国向美国求助希望后者出面调停，美方公然表示“并不打算调停或者介入”，反过来还督促两国“关注区域中的关键问题”。
日本是美国的小弟，韩国是日本的小弟。美国的态度其实是，支持日本通过贸易战敲打这个不听话的“小弟弟”，但其底线是不突破美日韩三边安全关系。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奉行“美国优先”的贸易外交，仇视对美贸易中的搭便车行为。这次两端下注的韩国，成为打击的对象。
此举，美国一箭四雕：
其一，借日打击韩国，加大掌控朝韩局势的筹码；
其二，破坏中韩关系，力图敲山震虎、隔山打牛；
其三，扶持日本成为中美博弈的缓冲带，以增加角逐的灵活性；
其四，破坏全球贸易秩序，为修改WTO规则及推行“三零”秩序铺路。
东亚局势日渐复杂，大国角逐，小国扰动，尽显大国博弈之局，及小国生存之道。
本文逻辑
一、“日韩合并”：甲午战争打破东亚千年均势
二、“请求权协议”：冷战局势下的美日韩铁三角
三、“汉江奇迹”：日美贸易战中的韩国崛起之路
四、“扮猪吃老虎”：日狙韩试谋中美博弈之第三极
1
“日韩合并”
甲午战争打破东亚千年均势
日韩恩怨，由来已久；日韩关系，貌合神离。
2018年平昌冬奥会期间，数万愤怒的韩国人要求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道歉。
事因NBC临聘主持人约书亚·库珀·拉莫，在提到出席开幕式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时表示，日本“1910年-1945年占领了朝鲜半岛，但每个韩国人都会告诉你，日本在文化、科技和经济上都是一个范例，对韩国自身的发展至关重要。”
拉莫的不当言论，无疑打开了韩国的旧伤口：
“任何熟悉日本帝国主义历史的合理人士，以及它在二战前和二战期间犯下的暴行，都会发现这样的声明深感伤害和无耻。”
1894年，东亚局势被一场战争彻底改变。
这年，朝鲜东学党起义爆发，形势危急，朝鲜国王向宗主国清朝请求出兵镇压。清政府派叶志超、聂士成率2500名清军入朝。日军则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借口逐渐增兵至上万人。朝鲜半岛，成为一个火药桶。
7月23日，日军袭击韩城朝鲜王宫，扶植亲日政府，以朝鲜政府之名义“委托”日军驱逐驻朝清军。
两天后，日本军舰不宣而战，在朝鲜丰岛海面袭击清军运兵船，是为丰岛海战。
8月1日，中日两国同时宣战，至此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9月15日，中日两军在平壤展开宣战后第一次大兵团作战。经过一天激战，日军攻下平壤北部的战略要地玄武门和牡丹台。清军抛弃辎重仓皇撤退，伤亡惨重，并于24日全部退回鸭绿江以北的中国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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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壤之战后的第二天，黄海海战爆发。此为中日甲午战争的转折点，也是东亚局势的转折点。
甲午战争战败后，朝鲜宣告断绝与中国的宗藩关系，日军掌控朝鲜全境。
朝鲜只是跳板，中国才是日本的目标。朝鲜第一次在中日大国对决中，被迫将命运交给了日本。
在甲午战争爆发前，朝鲜内部就出现亲日的开化党与亲中的事大党相互斗争。随着战局一边倒，开化党逐渐得势。
军事全面控制朝鲜后，日本任命伊藤博文为第一任韩国统监（本文在二战之前的部分，韩国与朝鲜同义混用），对朝鲜实施同化统治。
这位日本明治维新的元老级政治家，是中国的老对手。他先逼迫朝鲜高宗退位，强迫朝鲜签订“日韩条约”，解散了朝鲜军队，将朝鲜纳入日本的“保护国”。
作为韩国统监，伊藤博文显然是朝鲜的太上皇，不过他每次演讲结束前，都会装着一副谦和的样子对在场的朝、日官员们说：“我现在提议，请诸君随我三呼韩皇万岁”。
不过，伊藤博文其实反对“日韩合并”——“为获韩国之存在，最适切紧要方针在于与日本诚实亲睦，决心与日本共存在。【1】”在1909年的一次内阁会议中，他公开反对日韩合并，表示“合并是长期的问题”。
作为一名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伊藤博文更多关注俄国对朝鲜半岛的干涉，及对辽东半岛的觊觎。
甲午战争，彻底打破了千年以来的东亚平衡，俄国也试图在远东登台亮相。
甲午战争爆发后，坚持抗日的亲俄派闵妃（明成皇后）遭日本人杀害，朝鲜高宗逃难至俄国公使馆。俄国便以保护朝鲜国王高宗的名义，趁机出兵镇压亲日势力。日俄矛盾快速升温，并将争夺范围扩展到整个伪满洲，威胁到中国的存亡。
1905年，日俄战争全面爆发。韩国希望在日俄战争中保持中立。不过，日军在向俄国宣战前两天便派一万多人集结韩城。开战后，日韩缔结了《日韩议定书》，迫使韩国承诺：日本“可以临机征用军事战略上认为需要的地方。”
日俄战争的结果是，日方惨胜，占据了中国辽东、台湾，吞并了库页岛南部的土地，对朝鲜半岛形成全面的掌控。
不过，战争结束后，俄国向汉城任命新的总领事时，理应按照 《乙巳条约》（该条约规定由日本管理韩国的外交事务）向日本外务省递交国书。但是，他们却把它交给了韩国皇帝，表明仍然视韩国为独立国家。
伊藤博文担心，俄国没有放弃干涉韩国的野心，便试图与俄国沟通，以改善日俄关系。
但是，先后击败中国和俄国这两个大国后，日本政客极度嚣张且急躁，希望加速合并朝鲜。他们认为，伊藤博文过于保守，否定了他在朝鲜的怀柔政策。
1909年6月带着失望，伊藤博文辞去了韩国统监一职。4个月后，他仍以日本政要的身份在伪满洲与俄国财政大臣科科夫切夫会谈。
10月26日9时，伊藤博文乘坐专列抵达哈尔滨火车站。科科夫切夫上专列与伊藤博文寒暄几句后便下车检阅仪仗队。只见他按着顺序检阅俄国军乐队、仪仗队、各国领事团、伪满洲仪仗队、日本欢迎队伍。
检阅完毕后，伊藤博文等人折返，此时一位名叫安重根年轻人，闪电般地掏出手枪，在敬持枪礼的俄国士兵的空档间，向伊藤博文左肺、左腰和腹部射出三发子弹，全场顷刻大乱。
这时，俄国宪兵冲了过来，安重根抛掉手枪，高呼三声：“高丽亚乌拉！（韩国万岁）”，从容被捕。
伊藤博文则当场倒地，三发子弹分别命中他的左肺、左腰和腹部，因内脏出血过多，半个小时后便毙命。
安重根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称：“刺杀伊藤并非我个人行为，而是为了东洋和平”，当庭写下：“天地翻覆，义士慨叹；大厦将倾，一木难支。”
安重根，在韩国成为民族英雄。
伊藤博文被刺杀，日本朝野极为震惊。据天皇的侍从回忆，天皇在得知伊藤博文死讯时极为震惊，好像突然间变成了一个老人。
不过，韩国人刺杀最受尊敬的日本政治家，无疑加深了日本国内已经存在的一种认识：韩国人目无法纪，无法自治【1】。
伊藤博文死后，日本政客加速了对韩国的吞并。当时朝鲜最大的政治社团、亲日派一进会和总理大臣李完用推动“日韩合并”。李完用，被当今朝鲜和韩国视为头号卖国贼。
1910年8月29日，日本天皇颁布《日韩合并》诏书，宣布朝鲜半岛并入日本国土，从此韩国的国号为“朝鲜”，最终吞并了朝鲜。
李完用告知纯宗皇帝日本决定与韩国合并时，纯宗皇帝张着掉光牙齿的嘴，脸上的表情苦涩，无比痛苦。
从此之后，日本在朝鲜半岛统治近半个世纪。日本想尽办法同化朝鲜人，强令后者“参拜”日本神社、“遥拜”日皇宫城。学校被禁止说韩语，官方及公共场所采用日语，制定了用日语制作电影的法令。当局还烧毁了20多万份韩国历史文献，基本上抹去了韩国的历史记忆。
朝鲜延续了600多年的皇室全部被迁移到日本，实际被变相控制起来。
日本还试图从大中华文化圈重本溯源的角度瓦解朝鲜人。当局对学生实行奴化教育，提出“日韩同祖”之说以同化朝鲜人下一代。
同时，日本还在强行推动朝鲜人改姓氏，随日本姓氏。后来韩国领导人朴正熙，其日本名字是高木正雄。
其实，韩国从文化上一直对日本存有俯视心态，哪怕是日据时期。若从华夷之辩的角度来看，韩国自认为是“华”的一方，至少也是“小华”，他们认为日本是“夷”。
韩国姓氏文化源于中国，起源早，文明程度高。而日本普通国民有姓氏，那是明治维新时期的事。
韩国大姓如李、金、朴、张、赵、陈，都属中华文化圈的文化标签，很难接受日本田中、山田、山口、山下、池田、福田、太田、村上、西村、中村、冈本等脑洞大开的姓氏。
随着日本爆发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日本在朝鲜半岛征兵达30多万，超过72万人被迫成为劳工，成千上万的妇女沦为“慰安妇”。
劳工问题、慰安妇问题，一直影响着战后的日韩关系。
中途岛战役后，日本战局发生逆转。随着日军节节败退，欧战接近尾声，东亚局势再次成为国际焦点。
此时，俄国这只北极熊又突然出现在东亚。自俄日战争失利后，俄国的战略重心回到了欧洲。40年后，北极熊重回东亚。击败希特勒后，俄国掉转船头直击远东，试图以最快的速度生吞日本。
不过，美国两颗原子弹落地，俄国的企图成了泡影。
日本被美国接管后，朝鲜半岛也得以解放。韩国立刻全盘推倒日本的统治，废除了日本治下的所有政策，拆除了所有日本人建设的房子，将日据时期视为最耻辱、最黑暗的时代。
朝鲜半岛被日本统治近半个世纪，完全没有被后者同化，韩国人从来就没有服过日本人。
朝鲜的命运，依然没能掌握在自己人手里。
日本投降后，俄国、美国纷纷押注中国，中国再次硝烟四起。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后，朝鲜半岛的局势立即紧张起来，俄美将东亚争夺的焦点聚集于这个半岛上。而在此之前朝鲜半岛已经分裂为南北两个国家。
第二年，冷战深入，朝鲜战争爆发。
东亚局势，进入了新的一页。
2
“请求权协议”
冷战局势下的美日韩铁三角
朝鲜战争，改变了日本的国运。
日本投降后，美国麦克阿瑟将军率领的46万美军占领日本。等待日本的将是国际社会的讨伐、审判与羞辱，日本何去何从、前途茫茫。
但是，朝鲜战争挽救了日本。
战争爆发后，美国调整了对日政策，将日本定位为美国的“远东工厂”、“反苏堡垒”。美国还扶持日本建立7.5万人的警察预备队。次年，美国结束了对日的占领。
这场战争带来的军需订单，犹如一支强心剂，刺激战后日本经济复苏。
在朝鲜战争期间，日本成为美国名副其实的“兵工厂”。
日本电力的70%，煤炭的80%，船舶和陆地交通的90%都直接或间接地为美军服务。
军需订单，刺激日本出口贸易大增。仅1950年下半年与上半年相比，日本出口额增加55%。而1950年6月至1951年底，日本对外贸易总额增长达2.8倍。
到1951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已达152亿美元，为战前水平的119.4%；次年农业生产超战前水平的111.2%。
朝鲜战争结束后，日韩比较尴尬。日本与韩国分别于1951年和1953年与美国结成了军事同盟。日韩之间虽然没有结盟，但也相当于与美国一起形成了美日韩三边安全关系。
这成为美国掌控东亚局势的重要保障，也是美日韩铁三角的底线。
其实，日韩并不是可以在一个桌子上吃饭的两个国家。
当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就要求日韩两国单独建交，以打击朝鲜。
从1952年2月到1964年4月，日韩两国一共举行了6次正式会谈，但因清算日本殖民统治、财产请求权、战争赔偿、捕鱼范围、旅日朝鲜人地位、竹岛主权归属等一大堆纠纷，建交谈判最终陷入死局。
这两个国家积怨太深、历史遗留问题太多，都互不相让，极度对立。
朝鲜战争结束后，东亚局势的焦点转移到越南，越南成为美苏争霸最前沿的战场，很快越南战争爆发。
随着战争深入，美国愈加被动。加上到了六十年代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爆发，美苏争霸进入巅峰对决，美国压力日渐增大。
到了1964年，美国极力撮合日韩，在《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的框架下，形成“日韩命运共同体”。老大的“催命符”起到了关键效果，同年12月日韩双方在第七次谈判中相互妥协。
1965年6月22日，日韩建交。
双方签署了《日韩基本条约》，条约其中一条规定：1910年日韩合并以前缔结的条约一律无效。这是韩国对日据统治时期的彻底否定。
同时，日韩还签署了系列协议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其中一个协议是《关于解决请求权问题与经济合作的协定》，简称“日韩请求权协定”。
根据这一协定，日本向韩国提供5亿美元经济援助，其中无偿3亿，有偿2亿，以实现两国及国民之间的赔偿请求权彻底解决。日本试图将劳工、慰安妇等赔偿请求问题在这一协议中完全解决。
二战后韩国家徒四壁，人均GDP不足朝鲜的三分之一，只有82美元。当时很多“越北者”都跑到朝鲜去了。
所以，当时韩国非常需要日本这笔经济援助，同时与日本发展经贸关系。这时韩国也出现了一位狠角色，那就是朴槿惠的父亲朴正熙。
军人出生的朴正熙在1961年通过政变夺权，成为韩国第三任总统。之后，朴正熙执掌青瓦台长达18年之久，是韩国崛起的关键人物。
朴正熙上台后善待旧王室，将长期流亡日本及海外的旧王室接回国。朴正熙执政后，韩国经济才开始有起色，但真正腾飞还是在1970年代初开始——美国调整东亚的策略。
尼克松总统上台后，被越南战争拖入泥潭的美国，在美苏争霸中处于被动的守势地位。1969年7月5日，擅长外交的尼克松在关岛提出了美在东亚的新政策，被称为“尼克松主义”。
1970年2月8日，尼克松向国会递交了第一篇国情咨文，宣布了“尼克松主义”的核心内容：
缓和冷战局势，战略收缩，通过对话和谈判稳住苏联；承认西欧、日本同美国的平等地位，与日本结成“伙伴关系”以牵制苏联；利用美苏恶交，拉拢中国，制衡苏联。
如此，韩国的机会来了。
且慢，这跟韩国有什么关系？
国力透支的美国，将日本提升为“伙伴关系”，给予更大自主权对抗苏联。但是，此时的日本经济正在崛起，美国也担心日本不受控制。
于是，美国的策略是，政治上扶持日本，经济上打压，同时迫使日本与美国共同扶植韩国经济，形成“美日韩”铁三角掌控东亚局势。
说实话，日本是一千个不情愿，当年与韩建交并提供贷款，是迫于美方压力。但如今，日本不愿意也不行，因为美国对日已发动贸易战。
事实上，早在1960年代初，美国就开始与日本爆发贸易摩擦，只是最初的贸易摩擦局限在各个产业之内。
美国最早将纺织工业转移到日本，日本凭借廉价劳动力优势快速占领了美国市场。美国在1957年密集通过限制日本纺织品的法案，迫使日本“自愿限制出口”。
1971年10月，日美签订了《日美纺织品协定（1972-1974）》，规定此后3年内合成纤维和毛纺织品的平均出口增长率分别限制在5.2%和1%之内，并将商品划分为7类，具体规定了出口限制的目标。
到了六十年代，日本钢铁接棒纺织业成为对美出口的主力产品。1963年，日本已成为世界上钢铁产品出口量最大的国家。
美国官员所罗门以贸易限制相威胁，要求日本自主限制钢铁产品对美出口量。
此后，美国政府制定了外国对美国钢铁产品出口的最低限价制度来打击日本钢铁。同时，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日发起反倾销调查，也就是《1974年贸易法》的201条款。
美国发起贸易战，日本可谓损失惨重。由于纺织品被限制出口，日本政府不得不花2000亿日元收购过剩纺织品。同时，日本也被迫谋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将过剩的产能、落后的产业转移到其它国家。
日本学者根据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的“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论”，将战后东亚产业转移概括为“雁行模式”：
东亚工业经济的产业大转移，以日本为“领头雁”，然后依次向亚洲“四小龙”转移，后者又将成熟的产业再向亚洲“四小虎”以及中国内地转移。
美国对日发动贸易战，加速了纺织业、钢铁业的雁行产业迁移。近水楼台先得月，韩国是这一雁行迁移图景中的首个、最大的受益者。
这时，朴正熙非常敏锐地捕捉到日美贸易战中的生存机会，初窥小国生存之道的门径。
1973年1月12日，朴正熙在新年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发展重化工业。
同月31日，朴正熙听取了经济第二首席秘书官吴源哲的报告，报告指出，要改造工业结构，扩大工业基础；发展化学工业、造船、机械工业，还包括敏感的原子能等国防工业；引进新技术，建设大型工厂，赶超北朝鲜。
会议持续了四个小时，朴正熙最后下了指示：“要引进必要的外资！”
这是改变韩国历史命运的一次会议。
3
“汉江奇迹”
日美贸易战中的韩国崛起之路
制造业兴国，重工技术强国。
韩国选择了造船、电子、机械、钢铁、汽车、石化等技术密集型之路。但是，由于这些产业投资大、风险高，当时韩国的私人企业并不具备这样的财力及技术实力。
于是，朴正熙的秘书长金正濂和重化工业企划团长吴源哲提出，各领域选定一两个私人企业，在选址、公路、资金等方面给予全力支持。
这就是韩国财阀经济的开端。
1973年7月3日，韩国浦项钢厂竣工投产，当第一口铁水流出时，其总经理朴泰俊高呼万岁，热泪盈眶。
1978年，浦项钢铁的产量已达550万吨，1981年增至850万吨。这家当年韩国政府扶植的标杆企业，如今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钢铁集团之一。旗下光阳钢铁厂、浦项制铁厂的产量分居世界第一、第二。
这家成立于1968年的钢铁厂，是韩国重化工业的开端，也是韩国工业经济的象征，也是韩国十大财阀之一。
韩国钢铁扩张之时，日本钢铁则日渐萎缩，不少技术、工厂搬到了韩国。
当时，现代集团的总裁郑周永想放弃造船计划。
朴正熙说：“这哪能行，难道坐在我面前的人是当年建设京釜高速公路的的那个人吗？”于是，朴正熙让政府给现代集团拨付了一笔贷款。
现代、三星、LG、SK等大财阀获得的金融机构贷款，一度超过韩国信贷总量的70%。
1975年，现代造船厂竣工。
现代集团另外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造车。
1967年，现代汽车与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合作，引进福特技术生产“哥蒂拉”牌小汽车。1974年，现代汽车首款量产自主车型“小马”问世，并首次出口到国外。
“小马”是亚洲继日本之后第2个自主研发的车型。它的问世，标志韩国迈入汽车工业国家行列。如今现代汽车，成为韩国第一大汽车品牌，是世界二十大汽车厂商之一，也是韩国十大财阀之一。
韩国汽车的崛起，与日美贸易战息息相关。现代第一台汽车、第一条流水线的核心技术，都是由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提供的。
到了70年代末，美国对日本汽车产业发动贸易战。这是一场最激烈的贸易战。贸易战的结果是，日本汽车厂商不得不赴美投资、自愿限制出口。
如此，现代汽车出现了极佳的赶超窗口。现代汽车先与丰田公司合作，后与三菱汽车结盟，生产小马牌汽车并出口至美国。
就在美国打压日本汽车最为疯狂之际，现代汽车第一年（1986年）投入美国市场，就创下16万辆的销售奇迹，一举奠定了现代汽车的国际地位。
不过，真正给韩国带来繁荣的应该是电子产业。
上个世纪70年代，日本彩电全面赶超美国，巅峰时对美出口占彩电出口的90%，囊括三成美国市场份额。80年代，日本半导体及电子产业对美国造成巨大冲击。
美国分别对日本彩电、半导体及电子产业发动贸易战，限制日本彩电出口数量，对日本出口到美国的芯片及相关产品，发起301调查，征收反倾销税，设定美半导体在日占有率指标。
1987年，日本东芝公司向苏联出售违禁机床产品，美国对东芝公司进行制裁，禁止其产品对美出口长达三年。
如此，日本家电、半导体及电子产业逐渐下滑，直至衰落；而韩国的电子产业却快速崛起，并成为首屈一指的主导产业。
在日美贸易摩擦的夹缝中，韩国利用财阀模式抓住了这次产业转移和贸易替代的历史性机遇。
韩国三星、LG、现代以及大宇四大财阀，先主动吸收、模仿日美技术，后加强了对设备及人才的投资，从而在技术上建立了竞争优势。
在美国的帮助下，韩国科学技术研究所（KIST）于1965年5月份成立。韩国政府通过建立合资企业的方式推动了欧美先进国家的直接投资。
Komi、仙童半导体、Signetics、摩托罗拉公司先后投资韩国，韩国的半导体封装和测试设备业务迅速崛起。
LG的前身GoldStar是韩国电子产业的开辟者，三星是集大成者。
1967年8月，哥伦比亚大学电子学教授Kim Wan－Hee访问韩国，建议韩国政府重视电子产业发展，呼吁韩国公司加入推动电子产业发展的大战略中来。
这是一个具有超越性的建议。
韩国政府很快将电子产品的定位上升为六大战略出口产业之一；并于1969年1月通过了“电子业促进法案”，给出了一系列真金白银的补贴和出口刺激措施。
此时，三星创始人李秉喆捕捉到这一改变韩国国运的机遇，立即宣布进入电子产业。
李秉喆当时是这样说服领导层的：“考虑到技术、劳动力、产业附加值、国内需求和出口前景等所有方面，电子产品是韩国当前和未来经济发展阶段最为适合的行业。”
1969年1月13日，三星电子公司成立。这家公司日后给三星集团及韩国带来无数荣光。
三星公司只有137名员工时，李秉喆就派遣了多人前往日本学习电视和真空管生产技术。
三星公司成立第二年，在日本合作伙伴的帮助下，三星电子设计生产了第一只真空电子管和第一台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
而真正让三星在半导体领域建立主导优势的是韩泰半导体。
就在三星电子成立之际，前摩托罗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分立晶体管公司之一）韩裔工程师康博士，与他的同学Harry Cho，还有著名无线电网络运营大咖金教授，一起成立了一家公司，叫集成电路国际公司或称ICII。
ICII设计的芯片极为成功，甚至供不应求。为了解决产能不足的问题，三人决定将芯片制造转移到韩国，并成立了一家新公司叫韩泰半导体。
不过，正在筹建韩泰半导体的晶圆厂时，世界石油危机爆发，韩泰半导体资金告急。
此时，李秉喆及其儿子李健熙观察到这家公司的技术实力，绕过犹豫不决的三星领导层，以家族的名义驰援韩泰半导体，于1977年完全吃下韩泰，并更名为三星半导体。几年后，三星电子整合了三星半导体。
1979年，韩国政府试图围绕着生产16K DRAM的VLSI晶圆厂构筑一个庞大的财阀体系，其中包括三星、大宇、GoldStar和现代。
为了获得先进的技术支持，三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设立了分公司，专门寻求DRAM技术的许可。
不过，摩托罗拉、日立、东芝、德州仪器都拒绝了三星。所幸的是，美光科技向三星敞开了大门，同意向三星授权它的64K DRAM设计。
这是三星迈向全球最大芯片厂商的关键一步。
如今，三星已超越英特尔成为全球第一大半导体企业。韩国拥有全球22%的半导体市场份额，仅次于美国成为半导体制造大国。
三星集团更是财阀中的财阀，其年产值占到了韩国生产总值的20%。所谓富可敌国，说得正是三星。
日美贸易战，给韩国打开了机会窗口，借助美国的技术，韩国依靠电子快速崛起。
当年，里根总统对日本半导体产品征收100%的反倾销税，对韩国半导体则敞开大门。当时，日本半导体节节败退，而韩国很快填补了这一空白，占据了30%的美国DRAM市场份额。
从1973至1979年韩国制造业年均增长了16.6%，1980年重化工业在整个制造业的比重达到了54%。
1965年韩国的人均生产总值（106美元）只有菲律宾的一半，但到1979年达到1745美元，为菲律宾的三倍。
就在韩国经济腾飞的1979年，朴正熙被其心腹、中央情报部部长金载圭枪杀。刺杀朴正熙的幕后主使到底是谁，是否有国外势力干涉，一直是一个谜团。
朴正熙死后，全斗焕、卢泰愚先后执掌韩国。这两位都曾经是朴正熙的警卫，他们掌权后依然按照朴正熙的经济思路往前走。
韩国保持了几十年高速持续增长，创造了震惊世界的“汉江奇迹”，拿到了发达国家的门票。
韩国的崛起，正在推动东亚局势发生微妙的变化。
4
“扮猪吃老虎”
日狙韩试谋中美博弈之第三极
奥运会，可以让一个国家自信，也可以让一个国家膨胀。
1988年，韩国成功举办汉城奥运会，第一次站在世界舞台上向世人展示韩国过去几十年成就。
这届奥运会，改变了韩国的国运。
由于举办奥运会，全世界的目光都投向朝鲜半岛的南部——这个30年前还积贫积弱的小国。
韩国国内的反对党趁机搞改宪运动，组织百万人走上首尔街头抗议。韩国军政府在世界聚光灯下无法强制镇压，被迫接受宪改方案，采用总统直接选举制。
这是韩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民主运动。金斗焕下台后，后来韩国第一位非军人总统金泳三执政，标志着韩国军政府的独裁统治被终结。
经济繁荣，政治进步，韩国借助汉城奥运会之契机，加速推进“北方外交”政策。
早在1980年代初，日益自信的韩国学者就提出，韩国可以效仿西德的“东方政策”，推行改善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维护朝鲜半岛稳定的“北方政策”。
1983年6月29日，韩国李范锡外长在国防大学发表“创造先进国家过程中的外交任务”的演讲时，第一次公开使用“北方政策”。他说：“今后，我们外交的最主要任务是推行北方政策，实现同苏联、中国关系的正常化。【3】”
“北方政策”是韩国在经济腾飞过程中，试图发展相对独立和灵活的外交政策，而不是像过去一样完全听命于美国。
但是，就在李范锡发表讲话三个月后，苏联战斗机击落了韩国一家波音747客机，致使机上296名旅客全部身亡。两国关系中断，“北方外交”蒙上阴影。
不过，当时中美已建交4年。中美建交后，日本紧跟着与中国建交，韩国也渴望与中国建交。其实，早在中美建交之际，朴正熙就曾叮嘱韩国新驻法大使在赴任之前，要打开与中国的通道。
但是，当时出于中朝特殊关系的考虑，中方在外交上没有给对方太多回应。
当时一件后来改变东亚局势的大事就是，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在韩国抛出橄榄枝后，中国绕道香港出口了一些无烟煤给韩国，开启了两国的间接贸易。
汉城奥运会，是韩国推进“北方政策”的绝佳机会。
虽然当时中韩未建交，但中国派出了由国家体委主任为团长、规模超过700人的代表团，给足了韩国面子。
奥运会后，苏联与韩国分别在汉城和莫斯科设立了贸易办事处；韩国民主党总裁金泳三访问苏联。
“北方政策”快速推进，而真正改变局势的还是冷战的终结。
1990年前后，世界风云突变，东欧解体，苏联倒台，笼罩世界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戛然而止，世界格局突然改变，国际空气变得神清气爽。
韩国抓住机会，在1989到1991年间，一口气与匈牙利、波兰、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建交。
1992年，中韩建交。
韩国完成了北方外交的布局，成功押注两端，降低对美国、日本的依赖，同时缓解半岛局势。
东亚局势，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俄国在日俄战争、二战远东战场、朝鲜战争、冷战时期，都曾经左右着朝鲜半岛的命运。如今，这只北极熊，威胁突然消失了。
此时，韩国发现，半岛东边与西边两个国家的命运完全不同。
东边的日本，在1990年遭遇历史罕见的泡沫经济危机。这场危机重创日本经济，此后日本持续了接近三十年的经济低增长。曾经的对手如日立、松下、索尼、三菱在终端市场上节节败退。日本似乎“消失了”。
西边的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尤其是1992年中韩建交后，欧美外资大举进入中国。韩国人看到，一个规模巨大的经济体快速狂奔。
如何选择，韩国自然心中有数。
当年，中美建交三个小时后，可口可乐宣布进入中国市场；如今中韩建交三个月后，三星电子开始在中国投资设厂。
这是公司的本能嗅觉，也是国际局势走向的镜像。
中韩建交虽然要比中日建交晚十年，但是中韩贸易额却在疯狂追赶中日贸易额。
图：2000-2018年中韩进出口总额与中日进出口总额比较，智本社
在1992年，中韩建交时，中韩进出口总额大约只有30亿美元，多数是通过中国香港等地中转的间接贸易。
到2000年，中韩进出口总额达345亿，过去八年累积增长了11倍。从2000到2018年，中韩贸易总额快速增长。到2018年，中韩进出口总额达2686亿美元。韩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的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国。
2017年中国对外进口额排名第一位的不是美国、日本，而是韩国，达1421.2美元。韩国，已连续几年超过日本成为中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国。
与日本比较，或许更能凸显中韩贸易关系。
2000年，中韩贸易总额只有中日贸易总额的41.5%，但到了2018年这一数据达84.6%，增加了一倍。这18年间，中韩进出口增速在大多数年份都要大于中日进出口增速。
韩国的“北方外交”无疑是非常成功的，为韩国经济插上了持续腾飞的翅膀。
苏联解体后，中美蜜月期终结，白宫在克林顿时代重新探讨对中国政策，以及评估东亚局势。
中美在微妙中度过了90年代后，2001年的“911”恐袭事件，极大地释放了中美空间。小布什迫于反恐压力，与克林顿一道积极游说国会让中国加入WTO。中国入世后经济迎来高增长，国际贸易规模大幅度增加。
自甲午战争以来，中国重回东亚大国地位，以大国角色与美国博弈，影响东亚局势。
韩国，这一次再次展现了“小国生存”的本领，在美国、中国两端左右逢源，正如当年在冷战局势、日美贸易战之中一样。韩国与中国贸易快速增加，试图努力降低对日本的经济依赖。
2013年6月29日，时任韩国总统朴槿惠访华时提及安重根，希望中方能在哈尔滨市竖立安重根纪念碑。
朴槿惠的提议引起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及日本人的不满。安倍批评道：“伊藤博文是受日本人尊重的伟人，韩国和日本应相互尊重。”
在中美之间如鱼得水的韩国，对日本越来越强势。这些年，竹岛领土问题、慰安妇问题，在韩国民间持续发酵，日韩历史问题逐渐上升到政治外交层面。
去年10月至11月，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两度判决。日本企业赔偿殖民朝鲜半岛期间强征的韩国劳工，涉事日本企业的在韩资产还被扣押。
但是，日本人觉得这事很冤。日方认为，韩国劳工的请求权问题，在两国1965年恢复邦交时签署的《日韩请求权协定》就已经解决，韩国民众不能再向日方索赔。
日方曾提出根据协定，由第三国成员的仲裁委员会仲裁此事，但韩方未予理睬。
这事其实是这样的，当时日韩建交时签署的《日韩请求权协定》，韩国法院一直没有承认。过去，韩国政府如卢武铉也承认个人请求权也在此协议中解决了。
但是，这些年随着国民反日情绪膨胀，韩国法院作出了支持韩国劳工请求权的裁决。韩国国会议长文喜相公开要求日本天皇就慰安妇事件向韩方亲自道歉。文在寅上台后，否定朴槿惠与日方签署的《韩日慰安妇问题协议》。
于是，日本借机对韩国反动贸易战……
韩国，猝不及防。
其实，日本对韩国发动贸易战，表面是劳工问题，实际上是中美博弈之下的东亚局势问题。
这些年，韩国左右逢源之道虽然颇为成功，但忽略了两个问题：
一是日本没有“消失”。
虽然日本在经济泡沫危机中遭遇重创，一度消失了十年，或许是二十年，但是，日本在经历了艰难的暴力去杠杆后，逐渐调整产业结构，发力于技术创新和制度改革。
日本松下、索尼、日立等公司逐渐退出了终端市场，向上游的关键技术及B端领域升级。
如今的日本在商用领域的大型核电、新能源、氢燃料电池、电力电网、医疗技术、能源存储技术、生物科技、机器人研发及高精软方面等建立全球竞争优势。
日本不是消失了，他们只是在低调、沉稳、韬光养晦的积蓄内功。如今的日本，是一个真正掌控全球核心技术的高度全球化之国家
韩国的半导体很强大，其生产的内存产品居世界首位，其中随机存取内存（DRAM）的市场占有率逾70%。
但是，日本占全球氟聚酰亚胺和光刻胶总产量的90%，全球半导体企业70%的氟化氢需从日本进口。日本几乎是韩国半导体公司的唯一核心原料来源国。
如今日本对韩国禁运，三星、LG、SK库存立即告急，韩国的OLED、存储芯片、CIS芯片、DRAM几乎都无法生产。
三星是韩国经济的主心骨，电子是韩国经济的命脉。日本此举，相当于打中了韩国经济的七寸。
这就是“扮猪吃老虎”。日本沉没三十年，掌握了上游核心技术，低调地掌控了产业之命脉。
产业上游领域的核心技术，乃国之重器，是一个产业技术的关键，一个国家的命脉所在。
日本对韩发起贸易战，日本在东亚的存在感立即飙升。
全世界突然发现，原来日本还活着，不但还活着，还很强大。人们突然意识到，韩国只是小弟，东亚，不能忽略日本的存在。
打压韩国之际，日本马上与中国重启暂停七年之久的战略对话。这无疑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信号。
所以，日本秀肌肉，其根本目的不是打压韩国，也不是奉行小国生存之道，而是在中美博弈大背景下建立第三极地位（纵然日本无法摆脱美国的控制）。
韩国忽略的第二个问题是2008年之后中美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
中韩贸易额快速飙升，美国都看在眼里。金融危机后，韩国并未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而调整对华政策。
2016年，萨德入韩，就像美国在东亚扔了一个石头，激起了阵阵涟漪，立即给中韩关系降温。这一年中韩进出口增速立即跌入-7%。萨德事件也让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变得曲折艰难。
不过，中韩势能还是很猛，事态平息后，之后两年中韩进出口增速又重回11%以上的高水平。
只是萨德事件后，韩国麻烦不断，经济每况愈下。尤其是，2018年中美贸易战开打后，对外依存度达70%以上（进出口总额占GDP的70.3%）的韩国，经济增速下滑到2.7%，创近六年新低。
今年5月韩国的半导体出口同比减少30%，显示器减少21.5%，手机减少33.9%。三星电子二季度营业利润只有6.5万亿韩元，同比大减56.3%。
“金丝雀”拉响警报！
如今东亚局势在中美贸易战的笼罩之下，美国乐意看到日本对韩禁运，以敲打韩国两边押注，达到隔山打牛之效果。
自甲午战争破坏东亚千年平衡以来，东亚一直演绎着同样的故事：大国博弈之局与小国生存之道。
过去是中日、日俄、美苏，如今是中美。
中美博弈升温，美朝大秀恩爱，中韩贸易火热，可见韩朝两边押注，日本果断出手、精准打击、搅局东亚。
最后，《尚书·虞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参考文献
【1】明治天皇，唐纳德·基恩，上海三联书店；
【2】日美贸易战启示录，任泽平，泽平宏观；
【3】韩国外交与美国，沈定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4】平成三十年 | 樱花落尽，默语重生，清和，智本社。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dqZJSdC2IHSyZE42_HK15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