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揭开癌症治疗黑幕!花更多的钱,遭更大的罪

◎智谷趋势(ID:zgtrend) |  黄天霸

“无德医生乱收费“的新闻又一次刷了屏。

这样的新闻总是能牵出一个令人悲伤的故事。

2020年12月24日,50岁的马进仓在倾家荡产治疗胃癌未果且欠下15万外债后,在家中去世。

100天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肿瘤内科医生张煜在知乎连发两条动态,揭开了这名病患的治疗黑幕。

一时间,网民都在痛斥马进仓主治医生陆巍利欲熏心毫无医德。

但是,无论是仗义执言的医生张煜还、愤怒的网民都无法回答这样的几个问题:

作为世界第一癌症大国,中国的病患群体足够庞大,为什么还有人要如此毫无底线地专注压榨这么一个普通家庭?

作为每分钟新发癌症病患7.5人的癌症第一大国,遭受过度医疗损害的绝不止马进仓一家。

当喧嚣过去,我们能阻止下一个马进仓不再重蹈覆辙吗?

医生揭开癌症治疗黑幕!花更多的钱,遭更大的罪

癌症治疗有多少人血馒头?

前前后后的癌症治疗不仅花光了马进仓辛苦积攒的20万积蓄,更是让活着的人背上了15万的外债。

胆寒的是,这种字面意义上人财两空的情况在全国万名患者身上屡屡上演。

国际知名医学杂志《柳叶刀》2016年10月曾刊发一篇文章“中国癌症支出及财政压力”。文章说,2012-2014年,在针对14594名中国癌症患者(平均年龄56.7岁,男性58%)的抽样调查分析显示,这些癌症患者的家庭年均收入为8607美元(折合人民币5万6千元左右),而每名患者年均支出则为9739美元(折合人民币约6万3千),其中非医疗支出占9.3%。

这是什么概念?一名癌症患者往往需要家庭110%的收入来治疗。

能否治疗下去,完全却决于家庭的积蓄或者借贷能力。

马进仓事件激起民意愤怒的地方也正在于此,本就不富裕的家庭,却平白把三十多万宝贵的治疗费用,不是花在毫无意义的NGS基因检测上,就是用在了早已被叫停的细胞免疫治疗上。

这30万,本是可以用在效率更高成果更好的治疗方案上的。

医生揭开癌症治疗黑幕!花更多的钱,遭更大的罪

马进仓做NK细胞治疗的发票

从媒体目前披露的信息看,这不仅仅是过度医疗,更是滥用医患信息不对等,甚至患者的信任有行骗嫌疑。

人性是复杂的。对于过度医疗,医生和患者往往都处于两难之间,现实中,检查治疗只要不过分,医患之间早已有默契,患者买个心安,医生收获个耳根清净。

当然,客观上会导致中国的过度医疗略显严重。

《柳叶刀》在2008年到2012年对国内女性甲状腺癌患者进行观察,记录是否存在过度医疗(包括误诊导致的不必要医疗开支)的情况,结果相当令人震惊。

在上海、浙江,85%及以上的治疗案例存在或多或少的过度诊断。这就意味着,大量本可以不用支付的治疗费用流入了医院的金库。

医生揭开癌症治疗黑幕!花更多的钱,遭更大的罪

2008-12年中国女性甲状腺癌过度治疗图表

回到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有一些医护人员要如此执着于将这样一个家庭榨干?毕竟,医院从来不缺患者。

这个只有人性的贪婪是无法解释的。

医生揭开癌症治疗黑幕!花更多的钱,遭更大的罪

癌症第一大国,每年新发457万人

跳出这个案件,国内癌症病例的宏观情况也不容小觑。

2020年年底,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发布了2020年全球最新癌症负担数据,包括全球185个国家36种癌症类型的最新发病率、死亡率情况以及癌症发展趋势。

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癌症大国”。

2020年全球新发癌症病例1929万例,中国新发癌症457万人,占全球23.7%,其中,男性248万例,女性209万例。癌症死亡病例300万例,其中男性182万例,女性118万例,死亡率高达65%。中国癌症新发人数和死亡人数远超世界其他国家。

根据2019年国家癌症中心公布的数据,中国内地每分钟有7.5人被确诊癌症。

每十万中国人中,就有293.9人左右患有癌症。问题是,这查出的293.9人多已经是癌症中后期阶段,还有多少是患上早期肿瘤而不自知的,我们不得而知。

中科院院士、国家癌症中心主任赫捷曾分析称,近年来,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逐渐加快,加上慢性感染、不健康生活方式、环境暴露等一些原因,使中国癌症发病仍然处于逐渐上升的态势。

也就是说,未来的中国癌症发病率,只会更高。

医生揭开癌症治疗黑幕!花更多的钱,遭更大的罪

图片来源:癌症123

医生揭开癌症治疗黑幕!花更多的钱,遭更大的罪

癌症家庭的财政悲鸣

一病返贫的故事,是中国家庭最难抗拒的宿命。更何况是癌症。

所谓的“谈癌色变“,色变的不仅确诊后65%的死亡率,更是倾家荡产血本无归都换不回一条人命的绝望。

不是说国家没有提供医疗帮助,只是这医疗帮助在这洪水猛兽一般的治疗费用面前,实在是杯水车薪。

《卫生健康事业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19年卫生总费用在GDP中占比为6.6%,人均总费用4656.7元。而这个平均下来的5000块钱,大概只够动辄几十万的医疗费用的零头。

剩下95%的负担,压得患者家庭透不过气。

相比而言,邻国日本的癌症医疗体系就很值得研究。

撇开长寿国的标签,日本实际上也是一个癌症大国。

医生揭开癌症治疗黑幕!花更多的钱,遭更大的罪

癌症在1981年成为日本第一死因,目前因病致死的人三成以上是因为癌症。根据日本厚生省推测,将来每两位日本人中就会有一人患上癌症。

这一数据和最新的认知并不矛盾。现代科学早已证明,活得越久、医疗体系越发达的国家往往也是癌症高发的国家。

不过,日本癌症患者似乎轻松得多。

其一,日本拥有相当可观的医疗卫生投入。2019年日本的医疗投入占比GDP高达19.8%,比中国高出十多个百分点。在这种强度更高的医疗投入下,日本基本实现全民医保,且早期癌症筛查系统更为成熟完善。

占比更高的医疗投入,与人均寿命有着直接正关系。

医生揭开癌症治疗黑幕!花更多的钱,遭更大的罪

在厚生劳动省给出的指导方案中,规定必须进行的检查项目就有胃癌、子宫颈癌、肺癌、乳腺癌、大肠癌等5种。为什么日本癌症发病率那么高?每年进行癌症检查的人群基数大啊!

除此以外,20岁以上的女性每年都会被发放癌症筛查的体验卡,40岁以上还加上乳腺癌的筛查。

癌症越早发现,越容易被去除。

其二,日本的癌症治疗技术更为发达。

2019年,日本国立癌症研究中心公布的日本癌症患者生存率数据,平均5年生存率再创新高,达到了66.4%,而中国仅为37%左右。如果患者五年内没有因癌症致死的话,那之后因癌症去世的可能性也不大了。

医生揭开癌症治疗黑幕!花更多的钱,遭更大的罪

资料来源:厚生省

此外,日本的医疗技术也相当先进。

2018年的诺贝尔奖就颁给了发现癌症新疗法的日本京都大学的教授本庶佑。而日本的重粒子线治疗方法2年里治愈了4434例。

而要达到日本目前的医疗保障,中国还有几十年的路要走。

既然国内的医疗建设不能一蹴而就,那么我们至少可以做点什么,让马进仓的悲剧不再重演;如果马进仓的死无可挽回,他的家人可以不那么辛苦的继续生活下去。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YPAHoMM4I-mv8YCs8ry-ig

关于医生揭露“肿瘤治疗黑幕”事件,我们跟知情者、肿瘤医生聊了聊

钛媒体 TMTPost.com
|科技引领新经济|

关于医生揭露“肿瘤治疗黑幕”事件,我们跟知情者、肿瘤医生聊了聊

片来源网络

 

充满冒险精神的最后一搏还是无良医生的生财之道?

 

 

关于医生揭露“肿瘤治疗黑幕”事件,我们跟知情者、肿瘤医生聊了聊

体作者丨八点健闻

“诱骗治疗”,“榨取金钱”,致“患者生存期明显缩短”,“花费了常规治疗的10倍以上”……
这可能是医生陆巍所面临的最严厉的指控。指控来自于他的同行,另一个中国顶级三甲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肿瘤内科的医生张煜。
去年10月,张煜接受了一名经陆巍治疗过的晚期胃癌患者的线上咨询,其家属自述花费三十万治疗,但疗效不佳。
今年4月2月,病人去世后,张煜在网络上晒出了陆巍的手写诊疗方案,抨击陆巍利用患者的无知和求生欲望获益。
这份并未严格按照诊疗指南、花费甚巨的方案的每处细节,被置于聚光灯下,陆巍成为被民众唾骂的“无良医生”。
两周后,舆论依旧沸腾。
张煜医生于昨日还发布长文指出中国癌症治疗乱象:
目前的癌症治疗发生了很多“人财两空”的悲剧;
过去1年多时间内,遇到了几十家医院超百例对于肿瘤患者的不当治疗,其中部分是非常恶劣的行为;
不当治疗导致患者花费大幅上升,给部分患者带来痛苦、伤害,乃至死亡;
这些乱象是由于“经济利益”和“专业知识不足”所致。
张煜的连续指控,在全网引发了一场地震,国家卫健委火速介入,表示要调查医生所反映的肿瘤治疗黑幕,“绝不姑息”。
这滔天巨浪的背后,是癌症治疗,尤其是中晚期癌症治疗在中国的困境:
癌症晚期病人的治疗,极其复杂,对临床医生来说,很多时候是一种“冒险”。一位肿瘤专家解释,已有的癌症诊疗规范像一张指示路径的地图,“但这张地图对存在交通意外的路段是无效的。”
所以在病人和家属强烈的求生欲中,肿瘤治疗是“水很深”的领域——多位医生都对八点健闻表示,不恰当的、过度的诊疗方案是普遍存在的。
这些普遍存在的、未经严格临床证实的诊疗方案,还有昂贵的、超适应症使用的药品和新技术,到底是充满冒险精神的临床医生为挽救病人的“最后一搏”?还是无良医生的生财之道?
01
被拒绝的晚期癌症病人

关于医生揭露“肿瘤治疗黑幕”事件,我们跟知情者、肿瘤医生聊了聊

 

2020年6月,50岁的卡车司机马进仓被确诊时,已经处于胃癌晚期,癌细胞全身扩散。腹部的疼痛,令他难以入眠。他吃不下饭、呕吐、排黑便。
在确诊胃癌的那家北京某知名三甲医院,在等待入院的队列里,他始终没能住上院。
回到老家青海的马进仓,也被家乡医院认为已经失去治疗的意义,劝说他放弃治疗。
直到上海新华医院普外科的副主任医师陆巍接诊了他——陆巍也是马进仓姐姐的医生,马进仓和姐姐罹患的是同一种罕见胃癌——AFP(甲胎蛋白)阳性胃癌。
北京一家顶级肿瘤医院医生告诉八点健闻,在一年上万例门诊患者中,这类病种极少,仅有几例。在医院过去10年的数据资料库里,罹患AFP阳性胃癌的患者一共不到10个人,生存时间也都不长。
相比普通胃癌,AFP阳性晚期胃癌的恶性程度高、预后差,对化疗不敏感。研究显示,这类患者手术组中位生存期为17个月,非手术组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仅为8个月。
而且很多患者在确诊时,已经处于癌症中晚期,已失去最佳手术时机。不幸的是,马进仓正是其中一员。
他的AFP(甲胎蛋白)值——一种癌症标志物——一度高达21870。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一位大夫,研究过AFP阳性胃癌病例,他惊叹,“第一次见到像马进仓这类AFP指标这么高的。5000多的数值已经很高,已预示存在(癌症)转移迹象,一旦这个指标成百上千增长,预后是非常不好的。”
02
激进的治疗方案

关于医生揭露“肿瘤治疗黑幕”事件,我们跟知情者、肿瘤医生聊了聊

 

对于普通胃癌而言,医学界仍旧是以手术治疗为主,联合药物治疗。
对于马进仓罹患的这种罕见胃癌,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诊疗指南。
在陆巍最开始的诊疗方案是化疗联合PD-1治疗——这一方案一度在马进仓姐姐身上起效过。但奇迹并没有发生在马进仓身上,经过3个周期的联合治疗,效果还是不理想,马进仓的AFP持续升高。
陆巍觉得马进仓这类罕见的胃癌病人有研究价值,他查找文献发现,参照普通胃癌治疗,效果很差。于是他建议马进仓更改治疗方案——使用卡培他滨、奥沙利铂、培美曲塞、安罗替尼、他莫昔芬等药。
正是这一方案,在日后引起了轩然大波。
张煜质疑,卡培他滨、奥沙利铂这些常规的胃癌治疗用量过低,而用于治疗肺癌的培美曲塞、安罗替尼,乳腺癌用药他莫昔芬,属于超适应症用药,并没有治疗胃癌适应症。
北京医院肿瘤科的一位医生告诉八点健闻,所谓超适应症用药,是和医生经验性相关、约定俗成的用药,没有经过大量人群验证,也没有写进药品说明书。
在他看来,如果严格按照说明书,张煜的质疑是有道理的。但培美曲塞、安罗替尼对于胃癌的治疗,在国内外的文献中,是能找到临床使用依据的。在他的诊疗经验中,甚至见过几例肝转移的患者用过安罗替尼之后,肝转移完全消失。
不过这一备受指责的治疗方案,实际并没有完全实施。陆巍回忆,患者只实施了其中的奥沙利铂和卡培他滨,配了他莫西芬。“但患者家属又去问了别的医生后,就没有吃。”
对陆巍更为严重的一项指控,是他“想尽办法诱导”患者家属进行3万一次的NKT免疫治疗。
这种技术,收费高昂——总费用一般不低于10万,但疗效并不确定,除了临床试验外,并没有批准进入临床使用。
据接近陆巍的人士说,陆巍当时和家属讨论了利弊,也讨论了用药的价格。治疗的时候,患者依从性也挺好。“特别是提到用PD-1单抗,反复讲了原理才用的。”
上述人士还强调,陆巍一直否认在自己的治疗期间向病人推荐使用NKT免疫治疗。
除此之外,陆巍给马进仓做的一个价格1.8万元的NGS基因检测,也是张煜质疑陆巍的一个关键点。
张煜坚持认为,只对病人抽血进行NGS测序“就是错的”,应该用病理组织进行检测,只抽血根本就得不到准确结果。但即使是用病理组织检测,只能用于预测患者是否适用靶向药,对于化疗药物的有效率预测并不准确。
他继而怀疑,陆巍找的这一个基因公司,很可能是一个“回扣高、实力弱”的公司。
但在北京医院肿瘤科的一位医生看来,NGS测序对于多数肿瘤病人来说,是需要做的。目的是为了制定后续治疗方案,通过基因检测,指导后续选择靶向药以及化疗的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在《2020版CSCO胃癌诊疗指南》中,新增了二代测序作为Ⅱ级推荐。
上述医生也表示,如果实在是经济情况不允许,或者是年纪较大,确定姑息治疗的,可以不做。
03
两个命运截然不同的家庭

关于医生揭露“肿瘤治疗黑幕”事件,我们跟知情者、肿瘤医生聊了聊

癌症晚期病人的治疗,极其复杂,对临床医生来说,很多时候是一种“冒险”。一位肿瘤专家解释,已有的癌症诊疗规范像一张指示路径的地图,“但这张地图对存在交通意外的路段是无效的。”
中晚期肿瘤的治疗,就是那个交通意外的路段,大多数时候要靠医生在黑暗中摸索。
哪怕是对同一个病人,每个医生的治疗理念并不一样。
他参与的一次对一位中晚期癌症病人的会诊,一位女医生倾向于使用一线治疗方案,无效的话再使用二线、加上免疫治疗的方案。另一位男医生,更愿意一开始,就三联或四联再加上免疫治疗,“他认为这样见效快”。
同样的,同一个医生,面对不同的病人,他所制定的治疗策略,最后的结果也是千差万别。
陆巍治疗过的一位病人的家属告诉八点健闻,虽然花费不菲,比马进仓更高,但他至今仍然感激陆巍的“激进”,当他的父亲被确诊为胃癌中晚期后,因为不符合手术指征,曾被医生断言只能活3-6个月。
但是正是陆巍建议的不完全符合诊疗指南的“激进”方案,让他的父亲搏到了一个手术的机会,术后,父亲又活了三年。
但是马进仓并没有这么“幸运”,在上海这家三甲医院住院的近四个月里,经过了5次化疗的马进仓,癌症指标反而越来越高。
去年10月份,陆巍因为工作原因被调到了海南,将马进仓给了另外的医生托管。马进仓的女儿开始绝望。
尤其是马进仓的女儿找到张煜在线上诊疗了马进仓后,马进仓及其家属彻底放弃了陆巍的诊疗方案。不久后,马进仓一家人回老家了。
2021年3月,当马进仓一生的积蓄花光、生命走到终点后,马进仓的女儿将陆巍的诊疗方案公之于众。
事后,悲伤的女儿认为,如果父亲经历规范的诊疗,他可能还能多活几个月。
在马进仓女儿的微博里,充满一个青海患者远赴上海求医的艰辛——租的地下室阴暗潮湿,还有老鼠,动辄3万一次的NKT免疫治疗针。昂贵的药费,几乎全是自费。
北京医院肿瘤科某医生提到,肿瘤病人晚期之后可选择的医保用药很少,即使是医保用药,也面临着超适应症应用的情况。这意味着一份激进的治疗方案,绝大部分花费,病人需要自费。
这也正是陆巍被诟病的地方,这份“激进”的诊疗方案有没有真正从患者角度出发?
激进的、价格高昂的治疗方案,是要考虑病人的家庭背景和经济条件的。
 
04
患者生的希望?
还是无良医生的生财之道?

关于医生揭露“肿瘤治疗黑幕”事件,我们跟知情者、肿瘤医生聊了聊

 

在医生揭同行“癌症治疗黑幕”事件发酵后,哪怕在医生群体,意见也分裂为两种:
以张煜为代表的医生们坚持指南和规范至上。因为“一些医生的探索,没有数据支持,谁都不知道是否有用。”
他在最新发出的长文中,呼吁国家设立不良医疗行为的红线并严格监督执行。
另一种观点认为,对于复杂的晚期癌症治疗,如果排除所有不符合指南的、超适应证的尝试,会让晚期癌症的诊疗水平只能停滞不前,在及格线上下徘徊。
“指南从哪里来?你想过没有?指南每年都更新,为什么呢,就是有人做了创新研究。”
在晚期癌症病人群里也激起了热烈的讨论:一些晚期病人担心对于于超适应症用药的限制,会让他们无药可用——那些在常规用药,对他们已经无效了。
一位乳腺癌晚期癌症病人对八点健闻说,“有些时候,指南外的方案,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是生的希望,我希望你加上这一句。”
“这是现在的一个矛盾点,有些大夫比较激进,超适应证用药包括更积极的手术都是常态,他认为这样部分患者可以获益,另一部分医生认为额外的探索性治疗会给更多的患者带来伤害,而且获益可能性太小,并不值。”北京某三甲医院主治医生提到。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胰胃外科病区主任田艳涛打了一个比方,指南就像GPS定位一样,冲着你要的方向,给你去指引,但路上发不发生交通事故,前面是不是有一块石头,它是管不了的。还需要医生根据情况灵活来掌握。
在北京另一家顶级肿瘤医院专家看来,这本身就是一个争议不断的领域。他记得一位病人,“胃癌肝转移,普通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几乎所有胃癌的方案都用过,从初诊估计3个月寿命到活了6年,他的那些方案,如果细说,很多不是指南推荐的,但人家活了6年。”
在中国,由于药品回扣这种捆绑式的利益冲突的长期存在。让本来只是单纯的医疗技术讨论,变得更加复杂,以至于上升到医德、腐败、受贿等层面。
到底是指南至上,还是个性化治疗?面对晚期患者,如果搏一把,是否给了过度医疗和医疗腐败可趁之机?
在MD安德森癌症中心胸部肿瘤临床放疗主任张玉蛟看来,遵循指南和个性化灵活运用,不能把它对立来看。像盖一个房子,必须把基石打严,再来考虑砖的颜色,桌面是大理石还是其他的玻璃,这个是可以灵活应用。基石有多扎实,需要跟它的高度宽度是相配的,这些原则是必须遵守的。
面对晚期癌症这个复杂的技术问题,也许并没有一条红线,或是最优解。
但是张煜医生引发的讨论的价值在于,把问题抛出来,让大众意识到医疗决策的复杂性,让医生意识到规范化治疗的重要性,如何从患者获益最大的角度做临床决策。
“医生是要自省的,你的出发点是不是患者利益最大化?”
本文来源:八点健闻(ID:HealthInsight)撰稿丨谭卓曌,责编|王晨 徐卓君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gjko1HIYlbUYmOFqVXAN_A

医生揭露肿瘤治疗黑幕:正本清源,不能删帖了事!

医生揭露肿瘤治疗黑幕:正本清源,不能删帖了事!

文是救人的良药,也是揭黑的武器。

对一个良知医生的文字来说,尤其如此。

知乎上一篇文爆了,针对当前癌症治疗乱收费现象,作者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张煜医生。

而今作者已经迫于压力在知乎删除原文。
转载本文仅供讨论,希望大家关注问题,而不是揭开问题的人。正如张煜医生在文中所说:
我希望人人都能发声,如果每个人都畏惧遭受报复,
都对这种糟糕的行为视而不见,甚至认为事不关已,那就大错特错。
最终受伤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我们每个人乃至我们的后代。

全文如下:

我叫张煜,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一名普通的肿瘤内科医生,民盟成员。近1年多我碰见了很多事,让我经历了纠结和痛苦,也促使我去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现在我觉得想明白了,觉得有很多话要说,因此写下这篇文章。

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有这个感觉,国家变得越来越强盛,人民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不公平的现象越来越少,体制也变得越来越透明。我们都是其中的受益者,并且为国家的发展和强大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但是,今天要说的是不好的方面,是关于目前肿瘤治疗中出现的大量不良医疗行为和一些肆无忌惮的医生,以及分析其中的原因和提出解决方式。请想一想,有多少患者罹患肿瘤后时常担心人财两空,谈医院而色变,甚至拒绝去正规医院接受治疗。

很多民众心中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印象:肿瘤治疗不仅费用昂贵而且效果不佳,去了医院医生就是为了赚钱,最后很可能人没了,钱也没了。很遗憾,这种印象并不完全是凭空想象,现实中诸如此类的真实事例不断在发生着,并且每一个真实事例都很可能意味着一个家庭的破碎甚至返贫。

其实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肿瘤的治疗是不应该会人财两空的,而应该治疗效果比目前更好并且花费更少。那么为什么仍然有这么多人财两空的悲剧发生?实事求是的说,很多是由负责治疗肿瘤的医生造成的。

我认为,目前医疗最大的问题并不是以药养医,而是监督力度缺乏,导致某些医生肆意妄为,由此而来的不良医疗行为伤害了患者的利益,是导致医患纠纷增加的重要因素,同时这也是导致普通民众认为看病难看病贵的重要原因。部分医生作恶的后果由全体国民一同承受,这非常不公平。

我无法接受无辜的患者因为医生的不良医疗行为死亡率升高甚至直接导致死亡,无论如何,都必须写下这篇文章并公布于众:阐述目前的肿瘤治疗乱象和提出可能的解决方式,呼吁国家重视和进行监管。

第一部分:当前肿瘤治疗中的乱象

肿瘤患者是非常大的群体,2020年中国新发癌症患者457万人,死亡人数达300万,死亡率居高不下,发病率仍在上升。为什么死亡率如此之高?除了常见的诊断时已处于较晚的分期,基于我亲眼所见,我有理由相信这是因为不规范甚至错误的诊疗导致的,其中有相当比例的患者支出了不必要的昂贵花费,并且有一定比例的患者因为不规范甚至错误的诊疗而死亡。虽然这个比例没有具体统计也很难统计,但很可能超出我们的想象。可以说,神州大地血泪斑斑,而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直到现在,很少人发声谴责这种违反医生职业道德的行为。

我以自己的职业生涯作为担保承诺以下陈述的真实性:

在过去1年多时间里,仅仅我自己就遇到了几十家医院超过百例的肿瘤患者接受了不当甚至错误的治疗,即明显违背了肿瘤界公认基本原则的治疗,其中部分是非常恶劣的行为,后续会举例阐述。这些不良医疗行为无一例外的导致患者的花费大幅度增加,并对患者带来伤害和痛苦,甚至有部分患者因此死亡。而且所涉及的不仅是普通的地方医院,还包括多家三甲医院的肿瘤医生,甚至是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和重庆等地区都有一些医生在肿瘤治疗中有明显的不端行为。更有甚者,高度怀疑有的科室制定了统一的策略,不遵从最权威的肿瘤治疗指南(中国CSCO指南、美国NCCN指南或欧洲ESMO指南),对肿瘤患者故意不采用标准治疗方案而改用其它方案,并且有充分证据表明这种方案更改对患者是有害无利,因为会增加患者的经济花费、毒副反应甚至死亡率。以致于我怀疑,可能有高达1/5以上的患者被更改了标准治疗方案,当然,小错就更多。

坦率地说,胡乱更改标准治疗方案可谓肿瘤治疗中危害最大的一种行为。很多抗肿瘤药物本身非常好,却被一些医生甚至三甲医院医生滥用。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两方面:一是专业知识不足,一是经济利益所致。以下均为临床实例:

1、 有医生在对胃癌和肠癌患者进行术后辅助化疗时,用洛铂替代标准的奥沙利铂,用雷替曲塞和被淘汰的去氧氟鸟苷替代标准的5-Fu类药物。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种行为会造成复发转移率不同程度的升高。

2、 有医生在对肠癌根治术后III期患者时,没有任何指证就在化疗基础上加用贝伐珠单抗/西妥昔单抗,甚至加上没有被批准用于治疗肠癌的安罗替尼或阿帕替尼。有充分证据表明此类患者只应该接受标准双药化疗,胡乱增加靶向治疗会造成复发转移率轻度增加,死亡率增加。

3、 有医生在对明确不需要化疗的患者时,比如I期肠癌或者IIA期dMMR肠癌、IA期胃癌患者,故意夸大病情并采用辅助化疗。有证据提示这样做只能给患者带来伤害,甚至可能增加复发转移风险。

4、 有医生在胃癌和肠癌的术前化疗中,不选择最有把握的治疗方案,而选择疗效差的方案甚至采用错误的方案,比如对肠癌患者使用多西紫杉醇化疗,对胃癌患者使用培美曲塞化疗。

5、 有医生甚至直接摈弃标准治疗方案,完全不对患者进行知情告知和商量,想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比如鼻咽癌应该外放疗的更改为粒子治疗,肠癌单发肝转移应该手术的更改为射频消融或介入,不应该手术的强行手术。

6、 有医生滥用PD-1抑制剂,在胃癌术后、胰腺癌术后、肠癌术后、胆管癌术后的明确不需要进行PD-1抑制剂治疗的患者,错误的告知患者可以明显增加疗效,从而诱导这些患者进行PD-1抑制剂治疗。

7、 其它种种现象不胜枚举,比如强行要求患者做术后不需要的热灌注化疗,给不需要的患者预防性注射长效升白针,等等。

医生这行确实不容易,工作辛苦,压力大,收入与付出往往不相称,但我认为这些绝不是作恶的理由。按照医疗原则和相关法律要求,执业医生不允许胡乱更改标准方案,给予患者尽可能正确的治疗不是医生对患者的恩赐,而是医生的责任和义务。仅仅因为患者和家属的医学知识薄弱、法律意识淡薄和医疗官司维权不易,很多医生有不良医疗行为却不必承受后果,甚至毫无麻烦。这些医生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和权力来伤害患者,显然是非常不对的行为。三甲医院的专科医生应该是最让患者信任和放心的,这也是作为医生的荣耀,但是很遗憾目前并没有成为现实。

第二部分:发生不良医疗行为的原因

(1) 缺乏监管这是最重要的原因,医生也是人,也会犯错。但有不少医生以“个体化治疗”为幌子,随意更改和制定治疗方案,美其名曰是为了提高疗效,实际却都是为了一己之私。而我们赫然发现,对这种行为目前竟然没有有效管制。如果没有监管,真的会有相当比例的医生把患者的治疗改得更贵更差,更有甚者,一些医生就是完全不顾患者死活,榨取最大利益,并且还不必因此受到惩罚。这就是医疗矛盾最深的根源之一。如果缺乏监管,有些医生必然会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患者的利益之上。

(2) 部分医生的无知和贪婪。让人不敢置信的是,有的医生真的是为了钱可以置患者生命于不顾。有的时候是明知道更改患者的标准治疗方案是错的,但就是为了获取利益而进行更改,或让完全不需要治疗的肿瘤患者进行治疗,这类情况临床上屡见不鲜。

(3) 患者作为弱势群体,往往只能选择相信医生而难以了解到治疗错误,甚至即使知道治疗错误却也无力反抗。给卫健委的投诉往往被打回医院自行处理,于是只能诉诸于法律,但是法律程序的复杂繁琐和高昂花费,往往使受到伤害的患者望而却步。一些收入本身偏低的患者,因病致贫,更加难以负担维权的高额花费。

系统性滥用医生职权、违反诊疗原则获取利益同时对患者造成严重损害的行为,会让很多好医生、年轻医生觉得失望和心凉,辛苦工作为患者生命付出努力的医生赚取的收入远远低于这些做出不良医疗行为的医生,这公平么?我相信国家不会对此视若无睹。。

目前的医疗制度也存在问题:医生与患者的根本利益存在不一致,有时甚至是相反的。尤其在肿瘤治疗领域,更是如此。也就是说:如果医生全心全意为患者着想,一切都从患者利益出发,医生会很苦且很穷。反过来:如果医生完全不在乎患者,一切从自身利益出发,医生会得到丰厚的回报,有时甚至超过普通人的想象。

多年之前,当我后知后觉地发现这个事实之后,我默然了很久,并且第一次产生对医生这个职业产生了质疑甚至一丝厌恶。我希望医疗行业更高尚,医生更值得尊敬。

一些医生可以很好的识别出临床上哪些是不能得罪的患者,哪些是没有能力反抗的患者。让人无比愤怒的是,不少经济不太宽裕的患者满怀希望从外地城镇甚至农村去一线城市三甲医院求医,碰见了无良医生,然后被医生告知采用的是专为患者制定的个体化方案,疗效好,只是贵了些,诱骗患者服从并进行治疗。结果往往是花费急剧的升高且死亡率随之升高。明摆着是医生的贪欲和私心作祟而做出这种无耻的事情,却偏要冠冕堂皇,肆意榨取患者的血汗。我仿佛能听见有些不良医生得意洋洋的笑声,患者的巨额花费变成变成了这些医生的豪宅豪车、香车美酒

这就是目前最大的、继续改变的肿瘤医疗的不公平现状。

解决方案

我反复认真的思索了很久,要治疗医疗乱象着实不易,但我觉得以下四点是最重要的方式。

(1) 法律的支持,依法治理医疗乱象,这是最重要的一点。目前患者通过法律维权确实太难,国家是否可以新增关于医疗纠纷的补充条款,也就是快速处理程序:当明确医生将不符合说明书及指南、临床规范的错误药物或其它治疗方式用于患者,并且没有详细准确的的知情同意时,直接由法院判定医生失职,并快速进行经济赔偿。如此一来,患者的维权显著的缩短时间并简单易行,可以直接震慑医疗不良行为。

(2) 加强监管体系。如果能解决第一条,那么就可以考虑建立不良医疗行为登记制度,一经发现,终身登记。并且可以制定例如发生3次则直接暂停医生执业资格或者永久吊销之类的细则。甚至可以考虑建立主治医生-科主任及院长负责制,从而敦促各个医院不再仅仅比拼临床和科研实力,还要非常重视防范不良医疗行为的发生。

(3) 推进同行监督机制。是否可以选择部分专业水平高和职业道德过硬的医生进行定期审核,严查潜在的错误并及时改正。坦率说,很多地方医院对肿瘤的知识水平确实很落后,需要更正和进步。

(4) 向民众普及正确知识。很多医学基本原则其实并不难懂。医生在做出不良医疗行为的时候,势必需要尝试扭曲患者的观念,灌输给患者错误的信息。但如果患者已经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就会闲着增加不良医生作恶的难度。我国有很多治疗肿瘤的医生(很多是外科医生)对抗肿瘤药物的使用缺乏基本的认知,并且态度散漫,盲目自信,专业性差得一塌糊涂。诸如上述所说,我曾见过使用多西紫杉醇治疗肠癌的外科医生,猜测是该医生觉得多西紫杉醇治疗胃癌都很好用,那么肯定可以治疗恶性程度更小的肠癌,所以予以应用,但实际上多西紫杉醇治疗肠癌完全无效。就是这样,用了错误的药物甚至导致了严重后果。患者依旧没有能力反抗不了了之,一是因为走法院程序太过于简单,二是后续治疗还需要在医院进行,不敢得罪医生。

因此恳请国家通过各种方式设立红线并严格监督执行:任何明确违规且损伤患者生命权益的不良医疗行为,必须从重从快处罚。(个人认为这是改善医疗质量的最为重要的一条,只有这条红线开展并严格执行,才能保护患者安全,减少医患纠纷,是民众之福。我甚至觉得都不需要DRGS系统控费,只要医生治病是以患者为中心,鉴于国家已经为民众下调了众多抗肿瘤药物的价格,只要医生不为了自身利益乱花钱,患者和医保的支出将会显著下降)。

第三部分 案例分析:一位医生怎样让患者花费增加十倍并且更早死亡

医生揭露肿瘤治疗黑幕:正本清源,不能删帖了事!

我们来看看一例典型的医疗不良行为。这位医生其实我写过,很多人已经知晓,上海知名三甲医院的普外科医生L医生。他和蔼可亲,说的话令很多患者觉得很有道理,但是很遗憾,实际上述只是表现,行为败坏和道德沦丧。治疗的多位患者都是以赚取利益为首要目的。

他收治了一位晚期胃癌AFP阳性的患者,虽然该类型少见,但根据诊疗规范也应当按照普通胃癌治疗。通常胃癌的一线治疗、二线治疗和三线治疗花费并不高,国家都可以报销。但是陆医生并不满足,结果就是这位患者的生存期明显缩短,花费比常规治疗高了10倍以上,积蓄全无并欠下十多万债务。我们来看看这位L医生是怎么做的。

(1) 让患者进行NGS测序:2万左右的花费。L医生给患者采用的NGS是目前认为最不可靠的抽血检验,而不是可靠性更高的肿瘤活检组织检测。也就是说,做完的NGS结果几乎没有任何参考价值,按照常规应该将患者诊断时使用的胃镜病理组织切片进行检测更准确,需要患者回当地取标本。但陆医生非常着急,毅然决定先抽血测了再说。

(2) 采用奇葩的二线治疗方案:培美曲塞、安罗替尼、奥沙利铂、卡培他滨和他莫昔芬联合治疗,这是LL医生自己生搬硬造出的前所未有的胃癌治疗方案。任何一个知晓肿瘤药物治疗基本知识的医生都知道,这个方案完全不合理。标准的胃癌二线化疗是紫杉类方案,目前认为这是最可能有效的治疗方案之一,并且花费较低。但强行改成上述奇葩方案后花费急剧升高,并且完全无效。

(3) 向患者推荐无效、昂贵、不合法的NKT治疗:每次治疗费用多达3万。目前临床都认为NKT治疗对晚期肿瘤几乎完全无效,因此国家三令五申禁止NKT治疗收费,仅限于免费的临床研究。而陆医生想尽办法诱导患者家属接受该治疗,告诉患者和家属会有很好效果,使得他们借钱去进行这种治疗,最终人财两空。要知道,这些钱都是患者的血汗钱,要1年多才能存下3万元。患者和家属为了看病,每次去上海只能住地下室尽量省钱,并且抱着控制和治愈疾病的希望,满怀感激的给L医生送去特产。结果,L医生是怎么回报的?

(4) 滥用辅助用药:L医生开具了很多辅助药物,诸如日达仙之类。当然日达仙本身是不错的药物,但是确实不适合用于经济不宽裕的患者,性价比太低。

结果就是患者被吃干抹净,当钱花完之后实在筹不到钱,陆医生就开始不闻不问,直至患者去世,生存时间很短,尽管AFP阳性胃癌的预后确实更差,但如果采用标准二线治疗很可能生存期更长,花费是要低非常多。

需要说明的是:我只写L医生,并不是因为没有其它医生这样做,甚至实际上有我认为更恶劣的案例,只是因为第一证据不足,第二我的压力过大。我有自己的工作和家庭,有儿有女,得罪的医生越多压力就越大,我的妻子、母亲反复要求我不要再指责这类黑暗的事件,但我确实忍不住,如果国家不严加管制,一定会有无辜的患者因此失去生命。

我想请求各位类似的医生,行行好,别再干这种事了,这不是医生该干的事,患者的命也是命,你们这种行为引起了我的家庭矛盾,我会非常头痛。

第四部分:期望

平心而论,国家在不断的改善和净化医疗环境,4+7带量采购降低药价,增加医生诊疗工作收费,提高医生待遇,这些都非常好的重要举措。

假如国家不降低很多肿瘤治疗药物价格,那滥用情况肯定会更加猖狂。这是一种釜底抽薪的聪明举措,但确实还不够。

我期望着国家正本清源,整治不良的医疗行为。

希望以后医生都能够遵守肿瘤治疗的基本规范,以患者为中心进行治疗。

监管、监管、监管。医疗行业一日无有效监管,坑害患者甚至铤而走险的医生便一日不能消除。请国家有关部门予以重视,在医疗行业,这才是最重要的事,也是民众最期盼的事。

作为医生,最重要的一个素质便是珍视每一位患者的生命。虽然我们无法把患者等同于自己的家人,但是我们应当认识到患者生命的宝贵,需要认真地对待每一位患者,尽力完成医生的天职,救死扶伤。新冠时期有多少医护人员毅然前往最高危的地区救治病人,他/她们才是我辈的榜样,而不是那些靠着不良医疗行为赚得盆满钵满的医生,对他们应当唾弃。

还有,我以前曾说过,我期盼的是公平的医疗,对患者公平,对医生也公平。医生全心全意治疗患者,以治愈患者为荣,患者能够理解、配合和体谅医生,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这何愁医患关系不能好转?

损害医患关系的,并不是我所指出医疗中的错误,而恰恰是那些对患者做出不良医疗行为的医生,他们才是罪魁祸首。

只有遏制这些行为并依法惩处其中恶劣的行为,让每位医生好好看病,我相信,我们医生必然能够获得患者更大的信任和真正的尊敬。

呼唤监管,依法治疗医疗乱象,保护患者。

这是国家应该做的事。

规范医疗行为,严厉打击不良医疗行为应尽快,也刻不容缓。

只有这样,每个人才可以放心地走进医院,而不怕遭受不公平对待。

希望将来在一个更好的医疗环境中工作,医生和患者相互善待,共同对抗疾病。

 

希望张医生努力发出的这点声音,能够得到更多的支持。

 

希望我们国家的医疗成为世界最好的医疗典范。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为这个没名没姓的年代,干杯

他们是这个集体令人感到温暖、坚韧和希望的一面。
是他们,给予了我们这个社会荣耀,而不是他们被给予了荣耀。他们的灵魂与行动都是自由的,而自由并不必然需要任何装饰与表彰。
为这个没名没姓的年代,干杯

文/呦呦鹿鸣

很遗憾。我不能提及本文主角的名字。
他是我的朋友,如果我在本文提到了他,他,以及他的公司,接下来的日子都不会好过。 
昨天,我偶然看到了人民日报3月份,也就是3个月前发布的《**省援鄂医务人员全名单》。名单很长,数以千计。
只是,我反复看,都没有看到他的名字。
从他一开始报名援鄂,到机场出发送行,到组队接管入驻武汉的隔离点,到队员互相鼓励,再到集体撤退,我每一步都见证了。其间,因为在武汉物资紧缺,我还协调朋友紧急捐赠了一批防疫物资送到他那。
如今,名单上没有他的名字。以及他的队友们。
好奇怪。
我问他:你的名字呢?他说:“确实没有名字,这几个月我们一些队友有时也会觉得尴尬。”
怎么尴尬呢?

原来,湖北武汉方面,在三个月前,就给援鄂的医护人员发放了纪念章,其他人都有,但是他们没有。各地对援鄂医护有不少优惠政策,比如一些景点免费,他们队员兴冲冲地去了,结果门卫说名单上没有你们,所以还是得收费。大家扫兴而归。现在,中考接近了,一些援鄂医护的孩子得到了加10分的照顾,但是,他们没有,忽然发现很难向孩子们解释:到底是不是真的去了武汉?

为这个没名没姓的年代,干杯
为这个没名没姓的年代,干杯
为这个没名没姓的年代,干杯

都是援鄂,这些纪念章,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不是来自公立医院,而是来自民营医院
我打去电话的时候,他还在加班,没有怨言。我认识他很多年了,他对工作总是充满激情。当年非典,他还年轻,二话不说就冲到了第一线。
也许,他已经习惯了这一切。 
奋斗半生,屡屡身处险境,次次都要打起十二分精神,而今能保全自身,与家人相知相守,已然是天大的福分。
出发时不分彼此,回来后三六九等。也许,体制外的“野生孩子”,只适合生活在没名没姓的年代吧。  
搜狗搜索显示,在微信里,仅《公立医院救了中国!》为题的文章,就有约1000篇,其中非常多的10万+,有的还获得数千人赞赏。这些抄来抄去的文章里大多以北大教授李玲的话作为依据,并加写了一段:
这一次主动请缨上前线的都是那些国营医院的医生护士,而被寄予厚望的民营医院却没有出一兵一卒,如果私立医院做大做强了,当下一场疫情无情袭来时,是否会有人挺身而出?我们要给中国公立医院的医护人员点赞,他们是21世纪最可爱的人!这次疫情,让人民再次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让人民对中国下一步到底该怎么走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为这个没名没姓的年代,干杯

我的这位朋友从来不会去发声,“我们说话,谁会相信呢?”
是啊,没名没姓的人,不应该有声音。
和他通了电话之后,我自己查了两个数据。
一个来自中国非公医协的不完全统计:截至3月12日,全国非公立医疗机构累计派遣了260个医疗队、共3991名医务人员援助湖北。另一个来自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国援鄂医疗队员4.2万人。
也就是说,非公立医院援鄂的人数占比为3991/42000=9.5%。
如何看9.5%这个数字?根据中国非公医协常务副会长郝德明数据,民营医院床位数占全国20%,所占全国医疗服务总量约15%。
9.5%少于15%,看似与自己的地位不相称。实际上有一个重要因素:公立医院的援鄂人数大多由卫健委调派,有行政强制背景,而民营医院主要是自行自愿前往,各个机构还拼命限制最终成行人数。比如,据央广网报道,2月13日,民营医院美年大健康向全国美年、慈铭、奥亚、美兆团队,征召援鄂医护人员,4小时内报名人数即达700人,至报名截止,共有2672名医护人员请愿出征,平均每10个美年大健康的医护人员中就有1人报名。但是,最终该单位只派出300人的医疗队。 
民营医院援鄂医疗队进入湖北更加困难。比如,《经济观察报》报道说,来自新疆的非公医疗队,医院办了出征仪式后,因为通行手续不齐全,等了两三天才出发;先坐飞机到河南郑州新郑国际机场,然后经高速到河南信阳,再请求信阳一家医院的院长协助,派车把医疗队送到武汉边界;再由武汉市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会长马黎汉跟江汉区防疫指挥部协商,最后把这支医疗队接到武汉市商职医院。

光是进入武汉,就花费了四五天。

为这个没名没姓的年代,干杯

相比体制内医护人员,这些来自民营医院的热情高涨的医护,更值得我尊敬。因为他们没有编制,没有领取财政工资,没有享受财政红利,他们本无义务,他们出发前并没有想过会得到什么。
马黎汉总是抓住一切机会,争取让援鄂的民营医院队员被“纳入名单”。3月2日,马黎汉去方舱医院看望医疗队员,正好碰到新上任的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视察工作。在王忠林正要上车离开的时候,马黎汉上前拦住王,用了4分钟“汇报了工作”。王忠林听完汇报以后表示:医者仁心,大爱无疆,公立、非公立要一视同仁,你们造册上报。
可惜,最后公布的名单,还是没有名字。
各地的领导太忙了。
社会办医在医疗体系中的角色,在2018年之前的定位是“公立医院补充”。2019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十部委联合发布《关于促进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的意见》,对社会办医的定位明确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重要组成部分”。
从“补充”到了“重要组成”。文件里的地位提高了,但具体到个人,并不是这样。
3月13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聚焦一线贯彻落实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措施的通知》,明确:一线医务人员以实际参加现场调查处置、患者救治等工作情况为准,不受编制、身份等限制
但是,我今天可以一定确定以及肯定地告诉大家:具体到地方上执行时,身份的限制,客观上就是存在的,而且已经存在几个月了,并未有什么松动。 

前些天,因为方方转发了她的微博,猛然跳起来狂咬方方的“敲锣女”很火。但是,恐怕大家都不知道,敲锣女之所以获救,是因为媒体人张保平看到大家朋友圈转发的视频之后联系了张芾,张芾立即开辟特别通道,安排汉阳医院收治了“敲锣女”母女。而汉阳医院,正是一家民营医院。

为这个没名没姓的年代,干杯

汉阳医院(民营)1999年出生的急诊科护士王玉芳在工作中感染了病毒,病愈度过隔离期后又申请返回工作岗位

文章写到这里,我自己倒了一杯酒。一饮而尽。
《新龙门客栈》里,周淮安和邱莫言在客栈遇到众太监,大家心知肚明又不好撕破脸皮,说:“来,为这个没名没姓的年代干杯。”
看吧,我连我这位朋友所在的省份都不敢提。
这篇文章很容易被人理解为呦呦鹿鸣为几千名民营医院援鄂医护索要纪念章和援鄂政策待遇。有些人甚至会认为,给他们待遇,是某些人为他们多担了一份责任,多赐下了一份荣耀与恩典。
我不这么认为。
这些队员们,他们出发时,并没有考虑自己将会得到什么。在当时一切情况都不明朗,危险很不确定的时候,本来没有义务的他们,主动请缨,他们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人,为了这个集体。他们是这个集体令人感到温暖、坚韧和希望的一面。是他们,给予了我们这个社会荣耀,而不是他们被给予了荣耀。
他们的灵魂与行动都是自由的,而自由并不必然需要任何装饰与表彰。
即便他们自己并未认识到这一点。
为这个没名没姓的年代,干杯
《新龙门客栈》里,邱莫言是唯一一个纯粹为了救人而救人的人(周淮安为了报恩、贺兰山草寇为了钱财),她终于是牺牲了。因为,在那个没名没姓的年代,侠义过于高贵,注定湮没在“这无情无义的沙漠”中。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这是中国侠客的境界。急时小甜甜,缓时牛夫人;数千逆行不造册,许是狗眼看人低。这是某些官僚造册者的格局。
2020了,“你什么身份”还是套在无数人身上的枷锁,这其中的那份悲哀和侮辱,不是被枷锁者的,而是枷锁者的。须知,把他们丢弃在名单和政策待遇之外,是制定和执行这个名单的人自我弃绝于文明与光荣之外;须知,把他们放入名单和政策待遇之内,是某些地方某些人对自身信用和良心的挽救。

干杯,朋友。

 

20200610,呦呦鹿鸣 

为这个没名没姓的年代,干杯

为这个没名没姓的年代,干杯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OBB-Ao-wirDdYSNS2889AA

​李文亮之后,又一位医生因“不当言论”被处理

 

 

近日,网上流出一份关于知名医生余向东的处理通报,引来许多人的关注。通报称,余向东医生因针对戴口罩、居家管理、中药等问题,发表一些冷嘲热讽的不当言论,引起严重负面影响。
他因此受到记过处分,并被免去鄂东医疗集团管理质量部主任,以及市中心医院副院长的职务。余向东医生的微博(棒棒医生)也显示异常状态,所有内容均已清空。
​李文亮之后,又一位医生因“不当言论”被处理
这是继续李文亮医生之后,又一名湖北医生因为发表不当言论,遭到训斥和处理。通报对于余向东医生的责难不可谓不严厉,“诋毁国家防疫政策”,“攻击中医中药”……
类似措辞,让人不由想起武汉中心医院书记蔡莉,对于艾芬医生那次“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
我注意到,这份处理通报在医生群体内部引起了很大震动,许多医生都公开对余向东医生表达同情,一位医生大V就写道:看到棒棒医生被发红头文件点名批判,感到非常的悲哀。太多人容不下不同看法、意见。
我对余向东医生本人不太了解,但之前读过他的一些文章,对他的一些观点记忆深刻。比如,他公开反对新冠肺炎治疗使用钟南山医生力推的氢氧疗法,甚至将之与李跃华的苯酚穴位注射相提并论。
余向东之前写的《循证的崩溃》,曾在网络广泛流传。这篇文章提出:循证医学在暴虐的新冠病毒面前,已经濒于全面崩溃。现代医学认为临床决策必须建立在当前最佳证据的基础上,但现实的情况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所有的流程都被“特事特办”了。
以上观点不知道属不属于“诋毁国家防疫政策”的范畴。但明眼人都能看出,类似观点,并不存在任何的恶意,而只是医生秉持专业的一种讨论和判断,就和李文亮和艾芬医生之前曾判断,新冠肺炎和SARS一样存在传染性类似。
​李文亮之后,又一位医生因“不当言论”被处理
当然,余向东医生可能还说过其他话,一些话可能引起争议,甚至未必站得住脚。这或许是他受到严厉的处分的原因所在。不过,他的话,真的像通报中所说的那么严重?
相关部门在公布余向东医生的处理结果时,能不能也同时相关处理的依据,把余向东“不当言论”一一晒出来,让其他医生,让公众来也做个评判。这不仅关注公众的知情权,也关乎余向东医生本人的公正。
要知道,余向东医生在疫情期间,第一时间就加入了抗疫,冒着生命危险冲在了第一线。如今疫情消退,这个曾经拼过命,守护我们的白衣天使,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嘉奖,反而因为网上发言被举报和处理,打入另册。
这未免给人以过河拆桥之感,怎能不让其他一线医生心寒?
​李文亮之后,又一位医生因“不当言论”被处理
李文亮医生生前曾说过一句话,“这个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然而,无论余向东医生发表关于中医等观点遭训斥和处理,还是张文宏医生说早上不要给小孩子吃稀饭被骂崇洋媚外,都显示出我们仍然缺乏一个“尊重真话”的环境。
医生的话,只要是从专业出发,哪怕有不同意见,也应受到尊重,不应该被随意扣上大帽子。须知,医学属于科学,而只要是科学,从来没有人能垄断真理。
医生在一线工作压力很大,可能日常难免有牢骚等情绪,对此也应当给予理解和宽容,而不是上纲上线处理。
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那些不畏压力,敢于发声的医生,是一个社会宝贵的财富,余向东医生的命运应当得到我们的关注。
 
作者:于平,资深媒体人,曾先后任职于多家知名媒体。点击文首链接,关注作者公号“鱼眼观察”,浏览更多优质文章。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LRFRWHRsfENKiDkD51vmX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