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那些消失和新生的书店

6月份传出年底要撤店的深圳诚品进入了熄灯倒计时,即将在12月31日结束营业。与此同时,上海首家茑屋书店开门纳客,受关注的程度不输两个月前的杭州店。
 
2020年,那些消失和新生的书店
书架已经空空荡荡的深圳诚品 图片:微博@yaknow晶晶
 
岁末年终两家标志性书店的一关一开,正好可以用来总结2020年的书店行业——有人黯然离去,有人热血冲进。疫情加速了书店行业的新陈代谢,然而开门、复苏之后依然看不到一个清晰的未来。
 
一直以来都在商业法则的钢丝上艰难行走的书店业,脆弱地经不起一点风吹草动。年初疫情伊始,当其他行业刚刚开始承压之时,书店业已经开始集体喊痛。
 
2月初,书萌的书店现状调查问卷显示:85.84%的书店关店后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如果疫情继续,77.62%的书店坚持不到三个月,73.94%的书店认为即使恢复营业,收入也到不了之前的一半。
 
2020年,那些消失和新生的书店
于是,早在电影院线、娱乐场所集体呼吁开门、复工几个月前,一些书店就开始了众筹续命,直播、盲盒、社群、秒杀……各家书店施展浑身解数展开了各种姿势的自救。
 
疫情之前,实体书店探索的主要方向是混合业态,以图书营造文化氛围,带动文创、餐饮等周边商品的“高溢价”。然而,书盟的调查结果却显示,大多数书店的“混业”探索都并不成功,高达98%的书店收入主要来源仍是图书。
 
连续几个月的关门,让书店对实体空间商业可能性的探索戛然而止,不得不纷纷走到线上。3月份时,书店外卖曾经热闹过一阵,却不过成为了饿了么、美团等平台PR宣传的工具,不具有商业可行性的作秀很快就不了了之。越来越多的书店倒在了重新开门之前。
 
6月,一份《2020书店死亡清单》刷爆了朋友圈,方所重庆店、1200bookshop等皆在其中,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很多书店都已经勉力强撑了太久,疫情不只是最后一根稻草,也给了它们一个痛下决心的契机。
 
疫情加速了书店行业的淘汰更新与自我进化,那些幸存下来的书店,那些敢于寒冬之中逆势开业的书店,则各自都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之道,虽然这些新的生路也是磕磕绊绊,脆弱依旧。
 
2020年,那些消失和新生的书店
疫情期间,离河书店几乎全靠两三百个精心筛选过的会员活下来,以后就专注于服务那些认同其理念、需求明确的目标顾客,不再浪费精力于闲逛、拍照的游客。参差书店通过发掘滞销好书,搜罗绝版二手书,形成了和电商差异化的选品。一月开业的神兽之间采取了电商同价、会员借阅的经营方式,避免了被电商直接降维打击,以会员费、饮品、策展、活动来探索更多元的盈利方式。
 
当然,这些零零散散的尝试并不足以为书店行业指明出路,更难以形成吸引资本进入的新商业模式。前几年在资本“助燃”之下大举扩张的言几又今年似乎“熄火”,开始接连关店调整。反而是“最美书店”钟书阁凭借着越来越“走火入魔”的设计,在北京、宁波、广州、成都等地开出多家门店,在”网红打卡点“的路上越走越远,直到打卡者的欣赏阈值被推到越来越高,审美疲劳之时,或许就是“最美书店”的穷途末路。
 
2020年,那些消失和新生的书店
钟书阁都江堰融创茂店
 
西西弗则继续稳扎稳打地推进其“下沉”战略,作为新商业中心的“标配”进入太原、沈阳、盐城等三四线城市,在这些地方,只有商业中心的人流支撑,书店才有生存下去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城市街头巷尾的书店已经只剩下教辅文具店了。
诚品深圳店的结局证明外来的和尚也不一定好念经,尽管如此,仍然有很多人对进入中国的茑屋充满了期待,期待其1100家店的长远规划给国内书店业带来新气象。
然而,正如《吉井忍:中国茑屋和日本茑屋并不是同一家书店》中所写的“中国的茑屋书店并不是茑屋书店(或者CCC)自己开的,而且不是同一家,各地的茑屋书店都是独立的,是各地的地产公司引入茑屋品牌和指导。茑屋书店在上海成立中国分公司对各地店面进行品牌管理和指导,跟中信成立合资公司负责给各地茑屋书店配送中外版图书,但是(日本的)茑屋书店不负责各地店面的盈亏,他们只是入驻指导。
 
茑屋书店进入中国,不过是以书店为幌子,打造一个个向新富阶层兜售生活方式的商业综合体,醉翁之意可能根本不在酒。
 
2020年,那些消失和新生的书店
上海上生新所茑屋书店
 
所以,如果以书籍选品、分类、陈列等角度来衡量,无论是杭州、上海的茑屋都未免让人稍显失望。
 
重庆方所、诚品深圳的教训也已经证明,这种商业综合体的成功很依赖合作方的执行力度,业态的契合程度,“生活方式提案”在中国早已不再新鲜,离开了CCC在日本的7000万会员大数据基础,茑屋中国可能很难摸准中国中产人群的需求,最后恐怕会沦为另一个打卡地。
 
当波澜起伏的一年即将过去,很多人也终于可以松一口气——2021年不会再比2020年更艰难了。然而,在新的一年,每一家书店仍要努力探寻活下来的方法,因为寒冬一直都在,春天还远未到来。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rJrkexoFcTp7PRd97NBo5w

互联网和房地产,不能再被资本绑架(深度)

微信公众号:扬凡 (id:lincokkk)

原创作者:扬凡(个人微信:linco_kl)熊猫贝贝

回首2020年,不仅仅出现了可以载入人类文明历史的新冠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的肆虐,也让无数的中国人,见证了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几个重要的转折点和重大变化。

要说这一年的瓜,绝对能让吃瓜群众们大快朵颐,撑到扶墙。仅仅在经济领域,2020年就能让中国经济史记上浓厚的几笔。

在中国,和资本关联最大的两个行业以及领军代表,在2020年,都挺煎熬的!

不伦是开口一个亿“小目标”,“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自己的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的王老板,还是“996是福报”,“香港买楼12亿”的杭州马老师,都逃脱不了福布斯魔咒,这两位可都是当过中国首富的风云人物。

叱咤风云,在资本的加持之下,笑傲世界。但是到今天来看,如烟花一般。

8月,王老板海外资产清零,富豪榜上持续滑落,高调排场转为沉默收敛;

整个房地产行业在“三道红线”的威力之下瑟瑟发抖。

12月24日,也就是昨天,针对互联网巨头的态度终于落地,惜字如金,层层把关的新华社通稿:阿里巴巴涉嫌垄断被立案调查。

巨锤落下,高悬于进击的资本头顶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也终于锋芒毕露!

一切的信号都在表明:在中国,不可能再任由资本骄狂横行了!互联网和房地产,不能再被资本绑架了!

属于资本高速膨胀,野蛮成长的时代,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宣告结束。

1

中国的经济发展:

只有资本模式,没有创新发明

从新中国建立,到2020年的今天,只有短短71年的时间,但是中国的发展和世界地位的提升,可谓是有目共睹。别的不说,从经济总量到军事实力,中国已经事实上的实现了曾经那句超英赶美的豪言。国富民强,国家地位提升,国民生活质量可见的得到了改善,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值得骄傲和自豪的成长和进步。

但是绝对不能因为表面的繁荣就麻痹大意,夜郎自大,全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激烈的竞争和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永远不会消失。

有读者留言,说中国有新四大发明(高速铁路、扫码支付、共享单车和网络购物),都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没有的,是中国的优势。

事实上,这就是典型的夜郎自大,不知所谓。

中国的经济总量和军事实力虽然列居世界第二,但是客观理性的看,还是必须要承认美国今天依然是基础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世界第一大国,同时美国的现代化农业水平和种植生产效率,中国是望尘莫及的。当然,还有每年的诺贝尔奖得主最多的国家,美国已经保持了很久了。

这是事实,并不是崇洋媚外,有一说一,虽然中国有袁隆平,钟南山,邓稼先,杨振宁等等这样值得称道的国家科技领域元勋,但是美国能屹立世界之首,从数量上就能碾压我们。

今天在中国看到的数字化,信息化包括什么“共享经济”,“创新商业模式”,“新零售概念”等等,稍微有点国际信息认知基础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些所谓的“发明”,所谓的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原形,都在美国。

什么新四大发明?别人发明出来没有发展运用普及,在中国经济环境中运用起来了,就是我们的发明么?

首先来说电子支付,不管是微信也好,支付宝也好,做的非常的好,但货币数字化,电子支付模式,不是中国的发明,电子支付是一家美国的公司,同样也有马斯克参与的一项创新,这家公司叫做PAYPAL,出过国的朋友都知道,如果没有支付宝和微信使用环境的地方,都是用PAYPAL。

这个技术大概在中国电子支付普及之前5-8年,就在美国被发明出来并且成功的市场化。

电商也是一样,中国的淘宝、天猫、京东,包括后起之秀的拼多多做的都很好,市场规模大、平台体量大,受众广泛,依托中国巨大的消费者基数和市场规模,中国的电商做出了好几个超大市值的公司,但是就电商模式来说,同样也不是中国的发明,美国网站EBAY首先创造的电商模式,然后又由亚马逊将这个模式推广到几乎是所有的商品上,在美国家喻户晓。

高铁是日本和德国的技术,这个就不用说了。

而共享经济就更不值得吹嘘了,完全就是一场资本的游戏:一拥而上,一哄而散,时至今日,恐怕就只有一个毫不起眼的“共享充电宝”的小生意还在苟喘残存于市场了吧?

清醒的认识到中国目前在科技上的落后,是提高水平,补足短板,实现全面发展的前提。

很现实,也是很真实的结论,那就是:中国的互联网经济,其实本质上是套用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创新模式和发明,在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和14亿人口红利的大环境中,得以发展壮大,并且因此得到了资本的青睐,也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影响力。

同样的,还有中国的房地产,是满足中国城市化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需求,在高速的市场化建设和庞大人口刚性需求的推动下,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所以,客观来说,中国经济总量中,互联网和房地产功不可没,地位斐然。

这一点,从全球500强企业中,中国上榜的互联网企业和房地产企业的数量和规模就能一目了然。

而科技企业,真正被国际承认的中国科技代表企业呢?只有屈指可数的华为。

那为什么腾讯,阿里,京东这些互联网企业不能算科技企业呢?因为这些互联网企业盈利的核心模式,其实并没有什么科技硬实力和竞争力。

总不能拿别人先发明的模式来说是自己的创新吧?

这就是中国经济总量辉煌背后的第一个困境纯粹是资本模式的复制,对市场的重塑和社会资金的高度集中,造就了经济体中的互联网巨头,而没有任何技术创新。

同样对于房地产来说也是一样的道理。盖房子这件事,说破天也不可能有什么技术创新,中国人盖房子的历史都几千年了,房地产能为中国经济起到带动作用和成为经济支柱,完全是城市化进程的需求推动下,通过释放土地价值获得经济发展启动资本的模式。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中国,土地用来种粮食养活百姓和拿来盖房子提前预支劳动价值,本质上都是对土地价值可持续可循环的释放。

食物够吃,粮食就不值钱了,房子够住,房地产就没经济价值了。

然而,后工业化时代,全球产业链结构模式下,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再重视传统的以人力基础为条件的工业技术,将这些“血汗工厂”转让和迁移到发展中落后的国家,而数字化技术、信息技术和高精尖的关键科技,根本不愿意转让。

然后发达国家用技术优势和科技领先占据产业链顶端和上游优势,对下游进行经济掠夺和控制。

就像中国的华为、中兴这样具有科技含量的公司,都是贸易战中首当其冲受到迫害和排挤的代表。

在经济结构上的真实情况,让中国经济发展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中,被屡屡卡脖子,就是这么来的。

中国的经济总量,不虚也不假,但是都是基于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和人口红利基数的优势下,借助资本的驱动,模式的更迭抄袭,还有土地价值的透支释放(房地产)得来的。而技术层面的创新,科技领域的突破,还有工业效率的提升层面,都是短板。

这些在国际环境中具有竞争力的技术,不是一天,不是投入资金就可以短期内实现突破和解决的,但是中国要想在未来长期立足国际,不惧技术和科技制裁,这是必然要走的路。

这就是中国截止到今天,经济发展的核心本质。如此高的经济体量,却对发达国家的科技和核心技术高度依赖,可悲啊!

2

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

效率与公平的持续博弈

中国从新中国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体制以来,其实是走出了这个世界上一条没有任何国家的历史和经验可以参考和借鉴的伟大发展道路。

中国的伟大,就是人民的伟大,中国的发达,都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公平核心之下的。

公平,是新中国成立时期,国家在极度贫穷,百业待兴的艰难开局之下,为了团结民众,摊平建设成本,而建立的国家精神领域的重要基石。无数为中国抛头颅洒热血无私奉献一生的人,不就是追求一个公平么?

但是新中国挺进30年以后,计划经济的弊端也开始凸显,那就是经济发展的效率和国家经济需求出现了脱轨,计划经济模式拖不动国家高速发展的经济需求、资金需求和效率需求。

这是一个痛苦的抉择,要将整个社会的基本面,甚至是市场规则,经济环境和金融政策,在公平和效率之间进行选择。

改革开放应运而生,从市场规则上提升了整个中国的经济效率,中国也从计划经济正式转向市场经济,但是“效率优先”,同时“兼顾公平”!

公平这一国家基石,从未动摇过,2020年中国在疫情控制和抗病救灾的出色优秀的表现,全民救治、一视同仁的做法,将民族和国家的凝聚力又推上了一个全新的阶梯。

但是,伴随经济高速发展而得以充分发育的资本力量,在中国的经济环境和市场环境中,也日益膨胀、野蛮生长,甚至开始向中国的社会结构基石,民生经济环境,发起了冲击和挑衅。

这就像硬币的两面,公平和效率之间的矛盾对立,永远都存在,阳光之下必有阴影。

资本进击的目标,主要集中在中国经济结构的两大板块:互联网和房地产。

先说房地产:

其实房地产上面也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就是国家对土地价值进行释放,通过透支未来的劳动价值来为中国经济建设和城市发展提供资金,这个本质是一直贯穿到今天的。关键点就在于,土地永远都归属于国家,中国的土地是国有资产,这一点始终没有发生过改变。

而房地产行业,以大小开发商为代表的“商人”作为开发投资主体的模式,大大的提升了这个价值释放的速度,而且在高利润,政策鼓励的背景下,受到逐利资本的青睐,进一步加大了这个价值释放的效率。

但是效率提升起来,风险就随着而来,房企为了盈利效率,在资本的驱动下无限制扩大规模,而很多地方的政府也因为GDP指标要求(效率KPI标准)的压力产生了土地财政依赖。

一方面,是资本裹挟着头部房企不断的扩张开发,因为房地产开发周期和资金回收存在周期,债务风险不断酝酿,各种资本风险也逐渐暴露:高效率,必然是高周转!

于是乎,烂尾楼,质量问题,过度建设,行业债务风险……接踵而至。

另一方面,是房地产销售和持续上涨的高房价问题,将资金风险进一步转移到了基层民众和经济市场中,而中国的金融系统是国家的,这样的风险又进一步传导到了国家货币和金融体系。

透支基层人民未来的劳动收入价值也要讲个限度,过度压榨的后果就是社会基础的坍塌。

所以,进入2020年,面对疫情重大的经济冲击和持续影响,高层第一次对房地产进行了逆操作,从房企的“三道红线”到各地因城施策步步抓紧,都在表明一个明确的态度:资本驱动下的房地产行业,不得继续放肆。

这是很明显的因果关系,不然按照惯例,每逢危机必放水,每逢放水房价涨。

进入2020年,风向不变,还是“房住不炒”,让房子的价值回归居住属性,这是必然的趋势。当然房地产毕竟尾大难掉,这需要一定的过程和周期,万事开头难,开了头就不难了。

万里长征还得始于足下的,对吧?

再说互联网:

和房地产相比,互联网行业,特别是互联网巨头,在2020年,可谓是真正体验到了来自社会主义的铁拳。

这一切的开始,就是2020年10月24日,杭州马老师在上海外滩金融峰会上的开炮。

但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这一天的豪言壮语对整个互联网行业的改变,只是开始而已。

“反垄断”,“立案调查”,“别盯着几捆白菜”……重锤接连打下,而暴风眼的发起人,杭州马老师,从那一天开始,已经整整消失在公众眼中60天了。

从曾经的“顶流明星企业家”,无数头衔的“首富”,到过街LS,人人喊打的“吸血资本家”,不过60天。

人还好说,笔者一直都秉承这样的观点,其实不用对马老师的个人进行什么道德抨击,在他的位置上面,谁上去都是一样,资本代言人,逐利资本的现实代表,仅此而已。

只是马老师的“真情告白”,带给中国互联网行业,资本巨头的影响,就非常可观了。成功的引起了高层,国家意志,对于资本猖狂进击的高度警惕,曾经为了效率而培育起来的信任和依赖,荡然无存。

在国家兼顾公平的原则下,大家好好做生意,不要太出格,不要试图挑战公平基石,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稳定和谐其乐融融。

但是以阿里为代表的资本,伸向中国金融行业,伸向民生基础,伸向经济运行规则的手,不仅出格,甚至可以说的上是犯禁了。

淘宝卖假货,挤压实体,一家独大,没问题,这只是商业模式的优胜劣汰;

支付宝也好,微信也好,电子支付提升交易效率,好处显而易见,也没多大问题.

但是在疫情影响未结束,国内国外经济环境扑朔迷离的背景下,还想着乘机做大规模,搞垄断,赚快钱,利用资本碾压市场实现压榨盈利,那这就不是有点过了,是太过分了。

在中国,追求的基本盘是稳定和谐的公平环境,国家的稳定建立在高考制度,全民医保,平价教育,房地产良性可持续发展,稳定有保障的土地价值释放……

而绝对不是危难之际,被乘虚而入的资本,通过高利贷,定向收割,庞氏骗局还有资产掠夺等等的形式对基层民众和广大百姓,进行无底线的剥削。

这就是披着互联网外套的资本巨头,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最大冲击和风险。

不管是房地产也好,互联网也好,资本载体是什么其实都无所谓,但是触碰到了国家稳定的公平基石,伤害剥削基层民众,风险转移嫁接到国家金融体系……都是在挖社会主义的墙角。

虽然公平和效率必然矛盾冲突,但也得讲个平衡和界限。

以上的行为,不用解释,也不用辩解,都是资本对中国社会基石底线的冲击和挑衅。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发展,追求效率,但是核心的公平,是不能触碰的红线。

碰到了,就是原则问题。

3

资本的本质:

欲望和贪婪的人性

有一个重要的信号,那就是12月11日,高层次会议上提出的“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建议。

说是建议,其实就是态度:整个中国,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下,进一步由效率转向公平的一个明确态度。

当然还有另一个信号,那就是“需求侧管理”,同样是从原本的“供给侧”偏向“需求侧”。体现的,就是公平优先的态度。

疫情肆虐全球,世界经济衰退,大家日子都不好过,这样的环境里面要的不是什么蛋糕增量,什么经济发展,而是稳定,民心的稳定,经济的稳定,社会的稳定,生存的稳定。

先稳定,再图发展,这才是顶层设计。

而对于金钱、资本、金融、商业、垄断,甚至是杠杆这些词来说,本质上都是中性词,和公平效率一样,没有什么明显的褒贬意味。

别的不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改革开放,是不是效率占优的阶段?

这些名词用的好,那么对国家也好,对城市也好,甚至对于个人来说,健康发展,是有利的,是有助于提升效率的。

比如80后开始的这一代年轻人,通过教育、下海、创业,各种电商平台,互联网环境,实现了出人头地,积蓄了财富,提升了个人和家庭的生活品质。但是用不好,那就绝对不是什么好事了,小到欺行霸市,大到加速国家和城市内部的贫富差距,酝酿和激化社会矛盾,给社会带来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和不安因素。

国家的发展离不开金融和资本,但是资本一旦做主,驱动金融手段,就会变成无孔不入的市场垄断追逐绝对利润,就会变成定向收割的消费主义,就会变成披着互联网外套的高利贷。

目的都是一样的,少部分的富裕群体,建立金融体系,对底层人民进行持续不间断的盘剥吸食。所谓敲骨榨髓,竭泽而渔,不过如此。

当然,做生意做到马老师和王老板这个级别的人么,对于头上高悬的达摩克斯之剑的警惕感受肯定高度敏感,这么些年来说,不显山水,老老实实,才得以持续发展。

房地产还好说,红线以下,服服帖帖,市场的问题只要听话,总是有办法解决的。

但是互联网就不太识相了,进入2020年下半年,资本连卖菜地摊的生意都要抢,本质上已经威胁到整个社会最底层,文化最低、收入最低的普通民众的生存环境和求生谋食的饭碗了。这不是和在非常时期,已经明确转向“公平”的高层意志对着干吗?

破坏公平,追逐利益,可能并不是资本的本意,而是人性的贪婪。所以根源还是人性中贪欲在做崇。

有句话怎么说的?“力量越大,责任越大”?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吧。可惜,资本驱动下的各位巨头,力量是大了,结果都把力气和心思都放到了建立金融体系去追逐更大的利润和收益,而对经济环境和国家基础所面对的风险和挑战视而不见。

这不是被贪婪蒙蔽了双眼了嘛!

高效率的经济社会,2-8定律的存在已经是事实上的不公平了,要解决这样的不公平,需要时间,需要智慧。结果这样的现状都没有得到缓解,资本巨头竟然还想让只有20%财富的80%群体,去透支价值,背负20%的债务,让富人们拥有全部100%的财富!

我看到过这么一句话很有感触:

中国的电力、粮食这些民生基础行业,虽然年年被骂,饱受诟病,但是最偏僻的地方也有电用,在中国也不可能因为饥荒让一个人会被饿死,包括铁路的12306也是一样,改进完善了数年,也能用了,但是如果这些东西开放给这帮资本主义的互联网,恐怕在资本的力量鼓动下,这些互联网巨头怕都敢讨论如何控制铁路经营和运营权力了。

资本控制了政治,那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将重现工业革命跑马圈地的残酷,真正的噩梦就将开始了。看看中国香港底层民众的生存现状,看看韩国寡头资本影响下的民众,看看美国疫情期间的普通民众的状况吧。

4

事关国本,必然警惕

一切都是有迹可循,一切都是矛盾使然。

在进击资本的驱动下,资本家和中国社会体制的对抗和冲击,迟早会出现,只是没有预料到,会来的如此突然,会来的如此出人意料。

公平和效率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在不同阶段的意义和地位是完全不同的。

就看这个国家目前需要什么,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引导和应对因为偏重这一个方向而产生的问题。

这个逻辑和主次非常关键,是国家决定,而不是资本决定,就算放到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可能放任资本横行。上面说了,资本不可怕,人的贪婪和欲望才是最可怕的,前车之鉴也有,美国的几次金融危机,日本的平成萧条,根源都是资本的无序扩张所导致的。

过于强调公平,那必然效率低下,国家经济难以发展,国民生活和经济水平低下;

过于强调效率,那就会导致道德和信用体系崩溃,社会矛盾必然高度激化,揭竿而起是迟早的事情。

所以任何国家的治理,都是在国家社会基石之上的不断平衡的过程。如果放纵资本的野蛮成长,那很有可能中国就会变成韩国,美国这样的社会。

这和中国的定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追求的共同富裕完全就是对立、矛盾、背道而驰的。

追求效率的阶段,学习借鉴资本主义先进发达的市场经济模式,提高效率,追赶差距。但是在追求公平的时期,就必然要对资本进行限制,管控,甚至是高压约束。

这就是为什么房地产也好,互联网巨头也好,在当下的境遇。

所见之象,必有因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伟大的中国用短短几十年时间就走完了西方成熟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道路,财富实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增长。同样的,西方资本主义用了几百年才暴露出来的短板缺陷和问题隐患,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就得到了快速表现和暴露。

这是资本,人性和社会体制的正面矛盾,不是小事。这也是伟大祖国实现繁荣富强之路的过程中,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困难和障碍。

资本逐利是天性,资本慈善是伪善。

在中国,共同富裕才是终极目标,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一点,是中国坚实的社会基础,不容冒犯和践踏。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p6VMhhXn_hUW2Jq2ezehZw

​子弹飞了十年,这样的国产片却绝迹了

​子弹飞了十年,这样的国产片却绝迹了

作者:曹徙南

来源:新周刊(ID:new-weekly)

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2010年的圣诞节,距离电影《让子弹飞》上映九天后,一个问题出现在了知乎社区,“十年之后,观众将怎样评价、对待《让子弹飞》”。今年四月,另一个问题登上了知乎热门问答,“为什么《让子弹飞》最近又火了起来”。
十年快马加鞭,子弹仍未落地。
​子弹飞了十年,这样的国产片却绝迹了
十年前,人们甚至不确定是否还会记得《让子弹飞》/知乎
 
十年前,《让子弹飞》凭借7.24亿的票房成了年度冠军,并且引起了观众罕见的阐释热情。剧情中黄四郎到底死没死?兄弟中谁叛变了张麻子?上升到电影之外张牧之、汤师爷、黄四郎分别代表了什么?某一句台词的言下之意是什么?
 
无论你是否喜欢《让子弹飞》,都不得不承认它成为了一部现象级的电影。
 
那年冬天,饭馆二楼的话题不再是国际局势,而是能不能站着把钱挣了,以及到底什么才叫作惊喜。
 
​子弹飞了十年,这样的国产片却绝迹了
《让子弹飞》的金句含量,堪比一台多年前的春晚。/豆瓣
 
一切回到起点,这本是一部充满黑色幽默的商业片,一个发生在中国的西部牛仔式故事。
 
上映在年末贺岁档,不出意外的话,《让子弹飞》的命运应该和大多数贺岁电影一样:观众们在电影院收获几个小时的笑声,而后迅速收拾好心情,投入下一年的劳碌。
 
以至于当年的我们,并未奢望十年之后这部电影还能引发讨论的热情,或者说,还有讨论的价值和必要。当时,有人判断它在十年后只是一部经典的B级片,有人将它视作姜文扭转票房毒药形象的转折点。
 
但十年过去,种种预言一一落空,正如电影开始的那场戏一样,时光的火车并不总是按照预先铺设的轨道前行。枪响之后,可能是一声轰鸣,也可能是漫长的呜咽和回响。
​子弹飞了十年,这样的国产片却绝迹了
《让子弹飞》前传:
姜文爽了,投资人哭了
 
姜文曾说,《让子弹飞》是他送给观众的礼物。其实只要翻翻姜文那些年的账本就知道,这大概率是句客套话,《让子弹飞》明明是送给投资人还债的。
 
在《让子弹飞》之前,姜文在影视圈里已经是出了名的烧钱。不像别的新人导演,还是束手束脚、能省就省,已经凭借演技家喻户晓的姜文,可是被谢飞、田壮壮、张艺谋一帮名导哄着拿起了导筒,任你多么财大气粗,姜导的膝盖也软不下去。
 
拍第一部《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时候,投资人付的定金一周就被姜文造光了。拍米兰卧室挂的那张照片就用了四本胶片,一本4分钟,一共16分钟,一秒24格,相当于从23040张照片里面选一张。
 
​子弹飞了十年,这样的国产片却绝迹了
姜文的青春回来了,投资人的钱走远了。/豆瓣
 
马小军送别他爸的场景,剧本里满打满算六行字。结果姜文拍的时候动用了20辆坦克、十几架飞机、几千人次,来来回回折腾了半个月,几个送别镜头拍出了战争片的规模。
 
因为成本控制问题,《阳光灿烂的日子》一路拍得磕磕碰碰。资金最紧张的时候,有次姜文喊完预备,发现灯光都转到另外一边儿去了。姜文一问才知道,灯爷的工资没给结,撂挑子了。
 
制片及时献出一计良策:导演你出点儿呗。姜文千言万语憋在嘴边,最终化成了一个字,出。
 
整部电影拍完,用了25万尺胶片,刷新了彼时中国导演耗片比纪录。好在《阳光灿烂的日子》比较争气,不仅拿到了威尼斯电影节的最佳男演员,还顺带挣了5000万票房。
 
口碑、票房双收的姜文导演不再担心资金问题,一路顺风顺水的他,在后面两部的电影拍摄过程中,几乎将自我表达作为至高标准,使《鬼子来了》和《太阳照常升起》显得个性十足。
 
​子弹飞了十年,这样的国产片却绝迹了
《鬼子来了》至今未在院线上映过,但不妨碍它已在影迷心中成为经典。/豆瓣
 
《鬼子来了》原计划预算2000万,最后用了48万尺胶片,总成本超出预算30%。投资人里,就有同为大院子弟的王中军和王中磊。
 
1994年,兄弟二人创办华谊兄弟广告公司,还客串了一把冯小刚的《甲方乙方》。1998年,华谊转型做电影,投钱的第一个片子就是《鬼子来了》。《鬼子来了》虽然至今仍是豆瓣上姜文评分最高的一部电影,却因为无缘大银幕,几乎颗粒无收。
 
熬出了小黑屋,姜文把上一部电影的失败归咎于自己作死,并再一次把赌注押在了《太阳照常升起》上。镜头下的几百只飞禽走兽,毛色质感都被姜文根据自己的想法修改。剧中的300平方米的藏式房屋、鹅卵石和红土,都是从千里之外用卡车和货船拉到拍摄地。
​子弹飞了十年,这样的国产片却绝迹了
姜文为了拍电影,没有什么不能拿来当道具的,比如儿子。/豆瓣
 
华谊曾考虑过再次投资《太阳照常升起》,最终放弃。电影上映前,被坑过一次的王中军给新影联总经理高军打电话:“你觉得我是错过了一个馅饼,还是躲开了一个陷阱?”对方回答:你绝对是躲开了一个陷阱。
 
这部满载姜文希望的回归之作,烧掉了6000多万。姜文估计的票房是1.6亿,发行方保利博纳的于冬预期是1.2亿。最后的票房连一半成本都没收回来,还因为其梦呓般的非线性叙事招致大量恶评。
 
​子弹飞了十年,这样的国产片却绝迹了
观众表示:确实没看懂/豆瓣
 
以至于影视圈开始流传关于姜文的段子:投资姜文电影的人第一次来片场的时候,奔驰车队,保安环绕,最后一次来片场,都是自己打车来的。
​子弹飞了十年,这样的国产片却绝迹了
一场全民解谜游戏
 
这些年每逢姜文的新片上映,都会在舆论场引发相似的讨论。
 
一部分粉丝化身列文虎克,从电影的各种细节中推敲出作者欲说还休的深意,恨不得一部姜文电影,半部中国历史。
 
另一部分无感观众,则将其导演风格评价为“荷尔蒙过剩”,并将那些被粉丝津津乐道的明嘲暗讽定义为故弄玄虚。
 
更多的人,则是抱着看《让子弹飞》的心情进场,却看完了又一场《太阳照常升起》,最后只能支支吾吾感叹一句:这片子挺姜文的。随后迅速回家搜索各类影评分析,一边为被挖掘出来的各种彩蛋拍案叫绝,一边恼火自己是不是智商有问题怎么什么都没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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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文的近作,都能引发非常两极化的评价。/豆瓣
 
虽然自从《鬼子来了》的打击后,姜文就放弃了平直的现实主义叙事,转向《太阳照常升起》式的隐晦曲折,但大部分观众对于姜文的宽容,毫无疑问是建立在《让子弹飞》之上的。
 
从《战狼2》到《我不是药神》,再到《流浪地球》,随着中国电影工业的逐步成熟,中国的类型商业片一次次刷新着票房纪录。它们或是回应了日渐高涨的激昂情绪,或是拿捏好分寸的底层故事,又或是开辟了中国电影本不擅长的科幻领域。
 
这些优秀的国产商业片引发的讨论是广泛却短暂的,回过头看,或许是它们因为目的性太强,表达上太过清晰,而大大压缩了可供解读的空间。
 
反观《让子弹飞》,如果仅仅按照票房的标准,大概只是电影史上阶段性的一页。但其之所以特别,正在于身处商业片序列,却又格格不入的气质。
 
剿匪、革命、枪战、方言、权谋、喜剧、牛仔甚至若隐若现的同性之好,姜文将各种元素混合在一起,炼成了这颗无法被归类、更难以被简单解释的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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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让子弹飞》之前,谁能想到葛大爷会跟姜文演激情戏。/豆瓣
 
让人久久难忘的,首先是那些逻辑跳跃、快感十足的金句。直到今天它们仍然以各种变体的形式在互联网上流传,人们在各种新闻下争相借用,形成一种如同黑话般的话语体系。
 
尽管在电影中,台词不时会因为与叙事脱节而显出荒诞意味,然而姜文却凭借着快节奏的情节剪辑和疾风骤雨般的语言密度,让人在观影过程中无暇对这些裂痕分神。
 
回想第一次观看《让子弹飞》,如同突然外接了一个USB4.0的接口,信息洪流以每秒5000兆字节的强度涌入大脑,读写速度完全跟不上,直接宕机——
 
为什么土匪的面具是麻将?为什么一碗凉粉就能死人?为什么墓碑是个手势“六”的形状?为什么要在黄四郎的门上打出一个标点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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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脑子里的问号,大概跟电影里的一样大。/豆瓣
 
纷繁的意象和奇观将人卷起又抛下,你只能放弃思考,仰卧在河底,尽力睁大眼睛,看会被姜文带向何方。
 
电影的故事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一个土匪假冒的县长,打倒了真正的恶霸豪绅。作为故事逻辑,它足够清晰,甚至单薄,却也为姜文提供了纵情发挥的空白。
 
与其说今天人们重提《让子弹飞》是在回味那些情节和叙事,不如说是那些情绪碎片被似曾相识的场景重新激活。十年之后,内卷腾空,打工人伏地,大家忽然想起张麻子来鹅城,承诺要办的那三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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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三件事最后有没有办成,这样的宣言已经少见。/豆瓣
 
正如戴锦华教授所评价的,《让子弹飞》的艺术高度并不令人满意,但它大声疾呼公平、公平、公平,是国产商业片中一种难能可贵的,曾经熟悉但现在已然模糊的表述。
​子弹飞了十年,这样的国产片却绝迹了
姜文扮演姜文
 
对光影艺术而言,重要的是讲述神话的年代,而不是神话所讲述的年代。《让子弹飞》的成功,当然离不开姜文的枪法准,不过同样关键的是开枪的时机。
 
从《让子弹飞》上映后的各种访谈和资料来看,无论是主演的阵容,故事的套路,还是5000万的宣发费用,这部电影的初衷就是奔着挣钱去的。所谓站着把钱挣了,翻译翻译,就是拍一部吃相不难看的商业片。
 
当我们把视线投回2010年的中国电影市场,《让子弹飞》的成功既是偶然也是必然。2010,国产电影已经进入了古装大片的尾声。自2002年起,在古装大片的带动下,中国电影票房扭转了80年代以来持续下滑的局面,并在一二线城市中培养了一个成熟的观影群体。
 
​子弹飞了十年,这样的国产片却绝迹了
后期的古装大片,已经成为烂片代名词。/豆瓣
 
但随着一二线中产阶层的成长,以《英雄》《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等电影为代表的古装大片,已经无法满足他们水涨船高的审美趣味。换言之,仍然以权力为核心的帝王将相故事,并没有为新兴的中产阶层预留一个合适的观看位置——至少很难满足他们对于反叛规则的艺术想象。
 
这时候,带有明显中产趣味的宁浩徐峥们还未成气候,第五代的大导们又集体处于重复苦难、故作苦大仇深的梦游状态。旧时代已显颓势,新时代尚在酝酿,2010年的贺岁档,想看一部能让人笑出声,笑完之后又不会觉得太过尴尬的电影,只有《让子弹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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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同志们在梦游,姜文偷袭成功。/豆瓣
 
尽管《让子弹飞》本质上是一个消灭土豪的故事,但银幕上鹅城人民是模糊的,是穿着相同服饰、喊着相同口号的芸芸众生,观众的想象性投射既不是黄四郎,更不是鹅城百姓,而一定是霸气外露的张麻子。
 
走进影院,观众站在一个绝对安全的位置,玩了一场披着伸张正义外衣的解谜游戏,他们既可以共情愤怒,又不耽误离开影院,登上开往浦东的列车。
 
从这个角度来说,《让子弹飞》的底层视角和历史反思,都是相对有限的。
 
姜文显然对此心知肚明,并且乐于和他的观众打机锋。所以他总是在各种采访中,时而否认那些对于电影的解读,时而说不存在过度阐释。早年,还在做演员的姜文在街头打车,司机认出了他,激动到口误,“哎,你不就是演姜文的那人吗”。自《让子弹飞》开始,某种程度上说,姜文开始习惯于扮演姜文。
 
从《一步之遥》到《邪不压正》,姜文越来越沉溺于这种象征的狂欢,符号的盛宴。大量的戏仿、拼贴、隐喻和致敬,想要从这两部电影中获得趣味,不仅要从对姜文的个人的电影语言有所了解,更要对电影史和中国历史如数家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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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缺乏足够的知识储备和观影经验,姜文的电影就会变得难以进入。/豆瓣
 
然而谜语终究只能是宴会上调节气氛的佐料,而不能成为充饥的主食。当观众逐渐厌倦这种互动,精心抖出的包袱就只能重重地掉在地上。
 
除此之外,随着四五线城市电影观众的崛起,决定一部电影商业成败的,早就不只是写字楼里的中产和象牙塔里的知识群体,姜文华丽的戏法,在节假日扶老携幼走入影院的观众看来,只是莫名其妙的混乱。
 
时代变了,而姜文还在扮演姜文,于是不可避免地陷入尴尬。所以你可以看到姜文一边说着再也不干包饺子喂猪的事,一边带着剧组去《创造101》宣传,想把梳子卖给和尚;一边骂影评人是太监,一边请影评人们去古北水镇看新片,希望大家说几句好话。
 
​子弹飞了十年,这样的国产片却绝迹了
怎么站着把钱挣了,确实是个大问题。/豆瓣
 
2018年,许知远在《十三邀》节目中采访完姜文后,写下了一篇访谈札记,在这篇文章的最后,许知远写道:“正像历史上很多杰出头脑一样,姜文只会突然变老,却不会真正长大。他的魅力与局限皆缘于此。”
 
​子弹飞了十年,这样的国产片却绝迹了
到最后黄四郎都没明白,到底什么才是重要的。/豆瓣
 
但看过《让子弹飞》的我们终会长大,总有一天我们会明白,每一处情节背后的伏笔不重要,姜文作为导演真正的用意也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在越来越按部就班的市场里,可能再也不会见到这样一部怪异、疯狂,同时魅力深邃,足以让人回味十年的电影了。
参考资料:
许知远. (2018). 灿烂的野蛮人.单读
周黎明. (2017). 姜文:把观众当作恋爱对象.收获
王小笨. (2018). 姜文错了吗.北方公园NorthPark
包茅子. (2020).姜文的「子弹」飞了十年,狂欢也持续了十年.知乎日报
马东不吃饭. (2018).与姜文有关的日子.桥下有人
摩登中产. (2018). 姜文高高在下.摩登中产
王老实. (2018). 姜文的前半生. 维修工王小我
张慧瑜. (2011). 葛优的文化功能与《让子弹飞》的现实想象.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炮爷. (2018). 姜文和他的故事,终究也是没那么简单.深度八卦
姜文. (2012). 骑驴找马,让子弹飞.长江文艺出版社

—The End—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Kl47MLjYeEmSA6Zq88uPiQ

辞职开书店的年轻人都怎么样了?

 

豆瓣上有一个“我想开书店”的小组,3万多人,持续在更新,分享开书店的构想、寻求开店建议、找书店合伙人。偶尔有人晒出成功开店的帖子,总会收获更多的赞赏。


开书店仍然是当代年轻人最想干的理想职业之一。在DT财经的《2020年轻人理想工作报告》中,最多人认为理想工作是“自己开店”。今年《小店经济活力报告》里也显示,18~50岁的人群71%未来有开店的打算,其中书店排在第二位。


但残酷的现实是,从2004年到2014年,全国有近五成实体书店倒闭;2019年实体书店销售额下滑7.68%,网络销售增长24.7%。


今年圣诞前后,“生活方式书店标杆”的茑屋书店,和号称“循环店”开始卖二手衣服的多抓鱼店相继在上海开业。实体书店不被看好已经很多年,大多都打造成“生活方式”和“复合文化空间”,比起卖书,更多的在卖咖啡文创卖符号。开传统书店,总会被人们带着“情怀”和“坚守”的眼光去审视。当一个商业化行为已经被默认为是市场失败者的时候,为什么还有人往“坑”里跳?


几个辞职开书店的年轻人,有人不断尝试,探索实体店的新路;有人固守“普通”,经营复古,坚持以书吸引人。


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一家小店的多重角色:用最古老的算法寻找趣味相投者的公社,疗愈伤痛的避难所,拒绝完全妥协的自留地,以及实现商业价值的新途径。

 

 

辞职开书店的年轻人都怎么样了?

专专是个倒霉蛋,2019年平安夜的晚上,留燈书店在广州越秀一个民国建筑里开业,没几天疫情到了。3月开店,又赶上街道整改修路,地面瓷砖要掀开重新做,严重影响着客流。
 
辞职开书店的年轻人都怎么样了?
几天后广州另外一家独立书店1200bookshop读书会的负责人来探店,长吁短叹了一番,临走时她买了三本书,是书店当日唯一的收入。
 
临街的一家火锅店又关了,刚开业的时候专专还去吃过一次,当时就在猜测它可以撑多久,毕竟这个位置今年已经换了3家店了,开一家小店也是很不容易的。专专想可能也有人这样猜测留燈,一家书店开业,未来歇业似乎就是一个确定的事情,只是日期是哪一天而已。
 
说实话开书店之前,专专不算穷。2013年大学毕业,在四大会计事务所之一干了五年,努力一下应该可以做个中产。但是开了书店之后,用自己的积蓄一下子拿出30万,确实捉襟见肘。租金永远是不变的大头,占了毛利的8成,成本的5成;选书的水平决定书店库存压力,这要求不断更新最前排的推荐书目。
 
专专现在点个30元的外卖都会考虑半天,开书店这段时间体重从未上过90斤。
 
“没什么怒发冲冠的辞职出走,就想换个环境。”专专离开北京,选择了南边的广州,有亲和力,接地气。她希望自己的书店也这样,“不是那种文学殿堂,高高在上产生肃穆感的独立书店,而是普通的角落。当然也不应该低到尘埃里,靠直播吆喝和流量贩卖商品。”
辞职开书店的年轻人都怎么样了?
开店的过程远没那么美好,为了省钱,专专找了朋友介绍的野鸡装修队,因为效果和进度天天吵架。完成了硬装和木工后,她一个人去木材市场买木材,五金店买免钉胶,买充电钻的十字头,每个老板都说:“我们这儿很少女的进来。”
 
店里每个螺丝,每一个6米长的书架都是专专一个个买来组装,刷油漆到指关节发炎。整个半年泡在一种市井的生活里,和各色人打交道,因为不体面的小事时不时地愤怒。
 
起初的运营计划很美好,一开始就想做一家24小时书店,甚至是可以住的书店,但是人力和运营成本高得惊人。专专换了个思路,在书架背后的空间装了几个上下铺,做成了“书床”,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读者可以躺着,趴着看书。她对读者有着自己的看法。
 
独特的设计更容易招来网红的打卡,专专特意在门口的小黑板上留言:阅读比拍照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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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拍照的人不是在给书店做宣传吗?专专说,那些喜欢拍照的人往往不怎么翻书,一个书店挤满了不看书的人,那真正的读者怎么办呢?
 
去年圣诞节,留燈开业的第二天,店里只卖出了一本书 ,亏。专专为了吸引人流做了二手书5折的活动,没注意几本老版本的书和英文原版书都扔在了二手书架上。
 
一个男生拿了本《北京法源寺》问,
 
“这个是5折吗?”
 
专专心里咯噔一下,舍不得卖,嘴上还是说,是。
 
折后9元,然而男生没买。“这本书网上二手书价都超过原价了,9块居然不买!”那天没有人买二手书。
 
辞职开书店的年轻人都怎么样了?
专专有点生气,当然卖了她会更生气,有那么一瞬间,她感到很失望。专专突然感觉《书店日记》里肖恩白塞尔那句话是对的:真正爱书的人很少,但自称爱书的人很多
 
和大部分喜欢社交和聊天的独立书店店主不一样,专专不太主动和读者交流,更喜欢站在后面,甚至有时来兼职的店员在的时候,日营收还会高过自己。可能是因为在湖南农村长大,农村是没有秘密的,东家长李家短,全是闲谈八卦,专专从小就讨厌生活在别人的目光下。
 
她在作为书店所有者的私心和纯粹让书店展现价值的两边平衡,一方面她“玻璃心”,卸载了美团大众点评,屏蔽了网络的反馈,另一方面又像个局外人观察发生在书店里的一切。逐渐的她发现,留燈收到了很多善意,这种善意让她受宠若惊。
 
2月份开始,一位广东中山的读者开始在留燈云买书,专专拍照给她,对方线上下单。陆陆续续买了两千多的书,这样比在网上买书费劲多了,也没有获得实体书店空间上的体验,专专甚至怀疑她是不是需要那些书。
 
还有个小女孩,看专专一个人辛苦,就经常来店里义务帮忙,搞陈列,招呼读者,想idea怎么赢利,托着下巴从顾客角度提建议,鞭策她“好好开书店”。
 
前几天店里收到一盏书灯,匿名,想必是读者送的,专专把它摆在了店里。
 
辞职开书店的年轻人都怎么样了?
↑ 陌生人送的书灯
作为一个之前一直和钱打交道的人,专专最早的坚持是书店一定是个商业体。书店不死,不死的原因不应该是书店老板的拼死坚持,而是有人群需要它,并且愿意为他的存在付费。
 
图书价格劣势让书店没有办法靠卖书生存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区别于公益性质的图书馆,那些不愿意为空间付费的读者似乎并不应该成为独立书店的客人。
 
但是越来越多的善意让她觉得开书店,是值得的。

 辞职开书店的年轻人都怎么样了?

2019年的最后一天,留燈卖出了开业以来最多的书,15本,离预期的回本还远。专专觉得成为店主最大的任性就在于能够卖自己喜欢的书,于是《被淹没和被拯救的》成了店里进货最多的书。

 

专专做了新书福袋,上面的推荐语写着:反思,是拷问人类良知的锲而不舍
 
 

辞职开书店的年轻人都怎么样了?

吕东开书店算是预谋已久,方式也最为特别,众筹。
 
09年吉林大学毕业后到广告行业一直做到中层,吕东在辞职的前两年就开始游历全国各地的独立书店,25个城市,走访了80多家书店,比较了城市间的差异后认为,长春独立书店的市场虽然不大,但依然存在,并且可以培育。
 
“这就和每个城市的Livehouse一样,市场就那么大,花钱的就那么多。”
 
每到一个新城市,吕东都会把有特色的独立书店发到朋友圈,也吸引了一批关注开书店的朋友。
 
职业的敏感度让他觉得,众筹能够最大程度上减少经营风险和压力,于是在朋友圈发了乐读书社的第一篇众筹邀请的推文。
 
当时一百多人报名,吕东筛选出60名对于独立书店理解一致的朋友,成为原始股东,筹得60万。之后的调研并不乐观,资金最多能撑3年。
 
2015年,第一家店,吉大南门店就这么开起来了,投资不到五十万,众筹剩下资金留作运营费用。虽然靠近学校,但看不到太多教辅材料,这里是马尔克斯、黑格尔们的圣殿。
 

辞职开书店的年轻人都怎么样了?

吕东比较精准的计算预估了前期的投入,而且并不排斥许多独立书店店主常常为此妥协的“复合式书店”。目前的五个店饮品、文创的收入占比最大的甚至达到80%,差距最小的也有50%,几家定位不同的店整体处于盈利状态。他认为在实体空间里,只卖书想赚钱根本不可能。
他开始看重实体书店的空间价值,策展成了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几年前吕东在商场店尝试做过一个女性月,把三八妇女节扩展为月活动。构建好主题,找了30位女作家,中国,欧美,亚洲,选取关键词,做了小的设计和展板,有很多个旗子,正反两面的信息。同时做了女性作家的书展,女权主义的分享交流,线下分享会,持续了一个月。
 
辞职开书店的年轻人都怎么样了?
“那个活动现在来看你很难说很好,很创新,但是我觉得在几年前女权主义没有这么火的时候,还是有特色、有自己想法的”。

 

既然想要做线下空间,那么书到底还是不是必需品?是不是有替代品同样能达到消费者的心理需求和精神需求?
 
吕东认为书是必要的,“但是人们是不是需要那么大量的书?”“书存在的形式和状态可不可以改变?”
 

辞职开书店的年轻人都怎么样了?

 
在吉大南门书店的时候,吕东曾经想象书店不卖书了,书架上卖书单。他设想找吉林大学的院长,副院长,学科领头人,青年学者,不同专业推荐不同领域的书,打造“商学院是为青年导师力荐商科必读书目”。
 
“可能就是一页纸,一个小盲盒,是不是可以卖这个?比单纯卖几本书的价值要大?”
 
他觉得未来书店不一定是实体书,还可以展示它的内容。
 
“《山海经》,很好玩这个书,以往就是纯文字的书,这两年插画配图的更多了,我想是不是可以在书店搞一个山海经里各种各样神奇动物的展览。相当于把一本书拆开,放大成一页一页,悬挂,贴在书架上,或者做成小卡片,明信片,书的形式变了,内容被我们拆开和分解,但是能跟消费者更无距离的接触了。”
 
随着专业水平的提高,也有企业找上门来,委托吕东运营一家四平拥有几十万藏书的图书馆。独立书店的价值又在对业态空间的专业服务中体现。
 
经常会有朋友咨询吕东开书店的事,他都鼓励对方去开,先把风险讲给别人听,也劝对方不要局限于狭义的书店领域。“你的坚持有可能获得一种自我感动的东西,但是变通一下,或许会更好。”
 
 
有时候,吕东觉得行业往往把“独立书店”过于局限,如果活不下去了,哪里还有独立书店呢?他慢慢把刚开店时候的感性藏起来,理性的从商业化去看待这门生意,除了想要开自己喜欢的书店之外,他还想开的好,能让五六十人的团队有饭吃。
 
 

辞职开书店的年轻人都怎么样了?

90后吴怡沁承认开书店属于“冲动型消费”。
 
去年5月她出来买菜,发现超市的店铺出租,小小的,就想着盘下来开个书店。同行的母亲竟然很高兴,她觉得这个法学专业,毕业没几年换了4家单位的女儿“心不太定”,开个书店可以养养性。
 
怡沁的地盘儿被联华超市包围着,超市的蓝黄色门头一直延伸过来,门牌号大小一样的“牡蛎书店”就挂在下面。书柜上方的两个射灯是原东家的遗产:超市水产部门用来照海鲜的大灯。
 
辞职开书店的年轻人都怎么样了?
真正开起来,才发现这里简直是书店选址的“雷坑”:老小区遍布,老年人居多,周围都是菜场、肉厂、洗车行。要说离地铁站近吧,步行也要十几分钟。
 
书店对外使用面积不到60平,靠门一侧采光好,摆放了桌椅作为阅读区,另一半是书区,坐着看书不强制消费。
 
租金6000一月,加上装修、进书前期花了快二十万,也就是说,不算前期投入,至少月营业额得过万才能养活自己。
 
刚开始那会儿,书店日营业额经常挂零,怡沁从早等到晚见不到一个人,关店前瞄一眼手机,书店同行群里有人汇报业绩:今日入账30元。她心里没那么难受了,没啥区别,都不够一天的饭钱。
 
喜欢读书是开独立书店的第一指标,几年前怡沁还因此去杭州另一家有名的独立书店做兼职,那时她觉得有一个小小的书店,有一个店主安安静静的在里面,放些好的东西,等待懂她的人来看她的东西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辞职开书店的年轻人都怎么样了?
终于轮到自己,半路出家,怡沁唯一能保障的是在选品上下功夫,让来书店的人,被不一样的书吸引。书店并不大,主要是文学、艺术类,基本上没有畅销书,大部分书她都读过,为此经常要读到半夜两三点。当你有向别人推荐的权力的时候,就会更在意别人的评价。
 
这两天摆在书店最前面的是英国女作家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的《书店》、《离岸》,怡沁冒险推荐,作品悲剧为主,还带点意识流。前两天有个朋友看完她推荐的《离岸》,吴怡沁就偷瞄人家的豆瓣,发现朋友没有打分。
 
怡沁心里忐忑不安,觉得她可能没有get到有多么好,又怕自己伤心。
 
还有次遇到个客人,大概三十多岁,转了一圈回头对怡沁说:“你这里历史类的书不多啊,毕竟是女孩子。”
 
她才发现,来自己书店的80%是女生,自己的阅读视野也更聚焦在女性视角。要不要尝试平衡和改变?这其实是在书店个人化和大众化作抉择,怡沁选择了前者。为了不看大众对书店的评价,她怡索性卸载了大众点评。
 
辞职开书店的年轻人都怎么样了?
疫情期间书店业都开始自救,做社群,直播带货,沁怡都没做,即使手机里加了好几百号忠实的粉丝,也没想着“充分利用”。她总觉得太快了,目的性太强了。
 
慕名的粉丝带来了新的尝试,最近的“乡村共建分享会”和乐队专场都来自于粉丝的帮忙,收一些费用,效果很好。怡沁发现放映活动是最不适合的,没人傻乎乎的在书店里看电影。
 
另外的小技巧,可能是牡蛎的书价格都在60元以下,她努力营造一种舒适的挑选的氛围,让没有那么贵的一本好书,在一个瞬间让顾客愿意抛弃线上买单的折扣。怡沁的努力,都综合的呈现在这一个瞬间。
 
辞职开书店的年轻人都怎么样了?
独立书店在进货渠道上并没有优势,大家都不傻,凭什么要多花钱在线下买书呢?
 
怡沁在挑选的过程中下了功夫,除了试读的书,其它的虽然包着膜,想要翻阅也可以拆开,当书够好,读者花的精力越多,吸引力就越大。
 
也有看走眼的时候,纸上造物的新版《莎乐美》通过设计在黑色瑞典轻型纸上营造了一种舞台剧的形式,怡沁很喜欢,一口气进了15本,但是一本没卖出去。
 
做书店之前,怡沁给人写过微信推文,还在软件公司干过,把滞后的系统推销给政府部门,还做过女装,都是在格子间里。她能做的不错,但总觉得“无聊”,她觉得干什么都无聊,提不起兴趣。后来决定考研,考中国美院的人文专业。
 
那时候怡沁常到美院蹭课,有一间教室,屋顶高高的,一部分是玻璃,阳光照进来,坐在里面听课,觉得身边的事消隐了,心变得平静又幸福。选择开书店,也只是因为这种感觉。
 
现在牡蛎一天好的时候营业额能达到八九百,平均能有个三四百,虽然还在亏损,但是趋势是在不断下降。
 
辞职开书店的年轻人都怎么样了?
 
当初她和家人设了个期限,三年,也就是房租到期的时间,如果三年后她还不能养活自己,就要安心当一个上班族。
 
现在,她觉得还行。
  
 

辞职开书店的年轻人都怎么样了?

这些年轻人进入书店行业的大背景是糟糕的,这行甚至都不能称为夕阳行业。他们都是明知大概率亏钱的,至少三年最好的结果只是保持温饱。
 
有意思的是,采访中每个人都对书店这个行业持悲观态度,但是每个人又对自己开书店后的状态满意。他们一方面为白嫖空间和书的“伪读者”生气,一方面又被那些真正爱书的读者心怀感激。
 
大家都认为开书店后自己的心态更平和了,“当你天天输出的时候,你会很疲惫,需要喊停。”怡沁说。
 
她开始怀疑,很多人的生存压力来自于你活的不“体面”。世俗的体面,比如说你有生存压力,那你不买房子会不会好一点,压力就会层层叠加束缚。但实际上,个体活下去没那么难,难的是“体面”
 
专专说留灯书店的“keep the light for you”,其实是“for me”,她需要这个书店,或许她真的落后于时代,“可是时代真的在进步吗?”
 
吕东在探索一条实体书店可行的出路,越来越知道“妥协”对于实现理想主义的重要性,骨子里,他觉得自己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资深书店人孙谦坚持年轻人开店先要有自己的一技之长,如果说你是金融方面的专家,或者是艺术方面的专家,可以结合专业来开一家具有主题特色的书店。而不应该只是一腔热情的开书店,去做想象中的书店。
 
“再强调一遍,现在书店能够赚钱的部分已经不是书了,而是运营书店人这个人,你背后的专业力量,特别是个人没有资本的加持,你的专业力量就非常的重要,没有专业,不要开,因为没有任何竞争力。”
 
她告诫那些理想主义者。
 
 
作   者 | 张   峰
编   辑 | 老   王 
设   计 | 邹磊、郑舒雅
题   图 | ins @charlotte.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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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会补贴和收租的平台,注定没有未来

2018年,我写了一篇是时候彻底反思中国的互联网经济了。当时有一位编辑希望我把反思互联网经济的文章做一些修改,发表到一份内参上。此前批评教育资本化的文章在内参发表后带来了快速而直接的影响,我知道官方一个决策可能给行业带来巨震。批评互联网平台经济的文章最终没有提交给内参。我当时的回复是,互联网经济有问题,但这些问题需要整个社会去感受、去理解、去讨论,只有在整个社会对平台经济的问题认识足够透彻时,再行规制才是最有效的,并且,官方是否有足够专业的人力去研究好解决方案,本身也是问题,且不说资本背后的博弈有多复杂。

隐含的意思还包括,重大法律的制定一定要先让全体国民对法律规制的内容有深刻的感受和认知,经过充分的讨论甚至辩论,形成趋于一致的认识,如此形成的立法才能形成真正的预期,执法者才知道权力的边界,受规制的一方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些要求。法治不单单只是国家强制力制定和保障实施,更需要国民从内心认同。否则,滥用权力和挑战边界的事就会反复出现,而且可能比较低级。

这两年这个公众号发表了不少文章,都有一些潜在的目标读者群体,包括制定政策的官员、追逐未来的年轻人、希望与经济现实更近的学术爱好者,以及那些对社会和老百姓的人生已经产生巨大影响力而又不愿自认的新贵。

我把这个过程理解为通过社会舆论参与规则制定的过程。在互联网普及之前,中国的规则制定基本只是少部分精英的工作,主要是学者和官员。但有了互联网舆论之后,民众其实已经频繁参与。

我们看到,对互联网平台问题的全民反思,最早不是来自于学者、官员,而是来自于那些真正身处其中、受到具体影响的普通人。这些信息汇集起来,促使人们更加深入的思考,为什么今天平台带来的问题一个接一个。我也在思考,为什么2018年至今,平台的进步并不多,负面问题却一点不少。

一边是蛋壳爆雷,一边是滴滴开始从出租车司机的收入中抽佣,另一边是平台们巨额补贴去卖菜,这三件事,挣的都是谁的钱?如何挣的钱?在跟谁竞争?竞争失败一方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再往前,蚂蚁IPO暂停、共享单车闹剧、P2P退出。平台模式跟曾经的地产模式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如果“补贴->垄断->收租->吃利差”就是固定搭配,要不交给国企来做?好歹利润还在大财政账上,以后还能用来填补养老基金缺口。

我不是开玩笑的。现在社会舆论已经知道要拿起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武器,要拿起劳工保护的武器,这是2018年是时候彻底反思中国的互联网经济了一文就明确提出的。在今年整理美国民粹主义史的资料时,我钻进美国镀金时代的历史中,才清晰的了解到,原来美国最早的反垄断是与左翼民粹主义运动密切相关的,可以说如果没有美国1870年代的农民运动,就没有现代反垄断法(《民粹主义改造美国(增补完整版))。而之所以当时有反垄断运动,是因为当时美国的经济集中度过高(铁路、工矿企业垄断导致抽取其他行业利润),民众的生存受到压制、新兴行业也很难有任何成长空间。但当时美国左翼民粹势力的第一追求不是反私人大企业垄断,而是国有化大型企业(铁路和矿业)。后来德国的企业社会化运动,也是从大型工矿企业开始的。在工业时代,德国的公司法最后建立在劳资共治这个理念之上,社会利益的优先性,这是写入德国的宪法也就是《基本法》的,如果不了解德国是怎么执行的,认为这只是口号,不妨找一些在德国工作的华人了解一下。美国的反垄断制度,其实很大程度上成为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基石性制度。因为当经济集中度过高时,要么国有化,让那些过度垄断的企业利润归于民众,做再分配;要么反垄断,给民众以喘息的机会,给其他行业以发展的空间。实在没有其他什么办法了。自由市场主义者认为竞争会从天上掉下来,反垄断没有意义,一切干预都只有负面效果,怎么说呢,多读一些历史资料有那么困难吗?

但中国的反垄断法研究其实没有经历过欧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时代。在过去三四十年的反垄断法研究过程中,中国的社会现实是,没有一家能被称为“垄断”的民企。这是因为新中国走的是一条先工业国有化,再发展民营经济的路。所以在过去几十年反垄断研究中,一代学者的主要精力是反行政垄断(也就是反国有企业垄断)。国企垄断和私企垄断有相同的问题,但也有显著的不同。这些不同,我们同时放在美国镀金时代和当下的中国来看,其实是很有意思的。

一是企业性质不同决定了垄断利润的归属不同。国企垄断,利润最终归属于大财政,随时都可以拨付用于公共事业。私企垄断,利润最终归属于少数股东。在全球化的情况下,类似互联网平台这样的私企,它们的利润名义上是归属于以外资为主的股东。这不是要简单批评平台在为外资服务,这里面有中国资本市场落后进而使平台类企业很难在中国上市的因素,但也要看到,在深度全球化之下,美元资本的逐利其实并不真正需要企业的利润,只需要在资本市场进出就能够实现。而廉价的美元资本为平台大规模补贴提供了可能。但无论如何,同样垄断,国企挣了最终归属于多数人,民企挣了最终归属于少数人。我们不是讲要国有化,而是讲一个事实。基于这个事实,才能理解为什么欧美国家对垄断企业要进行诸多规制,甚至逼得它们把生产转移到国外,让海外避税成风,进而形成了今天的全球化局面。

二是企业性质不同决定了行为方式不同。垄断国企能够承担一些从经济上看不是利润最大化,但社会确实有需要的工作。这在今天已经不需要太多说明,国家的管网化(公路、铁路、网络)基建投入,已经是事实。而垄断私企不会主动去考虑社会利益。在欧美国家,管网化如果要照顾边远地区,大多只能通过立法去建立行业普遍服务基金的方式实现,但由于大企业不愿意去边远地区,因此管网基础服务往往落后。例如我们看到,在美国联邦政府拒绝采用华为设备后,美国一些小地方的政府就站出来反对,因为他们用的是普遍服务基金和联邦补贴去购买廉价的网络设备,如果不用华为,他们将负担不起其他厂商的设备。

上面两项可以说是垄断国企的正当性,也就是垄断收入归公、某些时候社会公益优先。那有没有问题呢?有。无论私企还是国企,只要是垄断,都有问题。

一是垄断企业在市场中具有优势地位,都会逐渐倾向于“收租”,如果没有竞争,可以任意提高价格且不受控制,那垄断企业就会大幅抽取其他行业的利润和消费者的收入。这种垄断租金,类似于一种税收。如果垄断利润投资于某些产业,提高生产效率、带来更多就业机会、增加社会福利,那么这种垄断在很大程度上将被得到容忍。所以各国反垄断的规制最后都不反垄断本身,而只是反滥用垄断地位的行为。与中国反垄断法研究将反垄断高度集中于解决限制竞争问题不同,先发国家其实给反垄断法开了许多小口子,如果垄断企业的行为能够增加就业、提高社会福利,那很可能将被认可。这就是为什么一些欧洲国家的巨型企业看似私人垄断但照样能够长期存在的原因,因为这些巨型企业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在全球拓展,获得更多的利润,反馈母国,进而提高母国民众的福利。我们经常听到日本失去的二十年,在海外又再造了一个日本,其实讲的是同样的事。但如果欧洲和日本这些巨型企业像美国跨国企业那样,长期将就业机会和税收都留在海外,不反馈母国,他们还能存在下去吗?

二是垄断企业往往有压制新兴行业发展的意愿。这是竞争的本性导致,但由于垄断企业的优势地位,可以采用更多的手段。以前我们常常能够听到关于垄断国企压制下游企业的故事,现在我们更多的是听到互联网平台压制其他行业发展的故事。由于中国国有企业有严格的主业限制,这其实就让国企很难跨行业进行投资,一定程度上其实减轻了国企对其他行业产生压制的可能。但民营资本并没有这样的限制。在其他民营实业类产业资本弱小(这是历史导致),而国有资本难以扩张时,新兴的互联网资本携网络效应带来的巨量流动性和美元融资便利这两个优势,开始“入侵”各行各业。这种“入侵”往往打着“改造”的旗号,先是通过大规模“补贴”挤出,再坐地“收租”。在美元流动性泛滥的情况下,利润的些许提高,就带来估值的大幅提升。

中国是如何解决垄断国企问题的呢?这些年主要靠几个办法。

一是政府直接干预消费端价格,例如运营商的“提速降费”,网速提高、费用还要降低,这看起来是不符合的经济规律的,但从国家视角看,网络服务将是百业基础,如果网费不下降、网速不提升,那基础网络的优势就很难发挥出来。如果放在美国,可能是让运营商去赚市场收入,再通过税收和公益基金去把垄断利润转移出来,在中国由于是国有企业,就简单处理,直接提速降费。但这种干预显然只能针对国企,平台佣金下降是否对百业有利,当然了,但政府能去干预平台佣金的标准吗?平台很大程度上是豁免这种干预的。

二是直接干预垄断企业管理层和员工收入。将管理层收入与基层员工收入的差距控制在8倍左右。我们在深度全球化与中美之争(上)中讲过,全球化导致美国跨国企业出现了“超级经理人”(supermanager),他们的收入甚至达到了基层员工的300倍,这导致超级经理人只有眼前利益,与员工完全处在不同的世界,这与劳资共治的德国企业以及同样具有社会性的日本企业相比,其实很难说有长久的竞争力。中国国企管理层和基层员工大约8倍收入的差距,我在阅读海外资料的过程中,发现还是有出处的,这是美国一些劳资关系较好企业的做法。

三是上述提到的,比较严格的控制国企的主业范围。事实上,如果国企主业放开,很可能不会有今天这样规模的互联网平台企业。所以国企主业控制其实是为新兴行业发展带来了空间契机,放在历史长河中看,这可能本身也是一种反垄断措施。但互联网平台企业有边界吗?这个问题,大家问了很多年了,事实证明,他们到现在仍然没有边界。那先发国家巨型企业的边界是怎么形成的呢?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尝试研究一下,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经济史课题。

除上面三点外,再加上严厉的反腐和各种教育,今天垄断国企的形象其实已经比互联网平台企业好一些了。这种好一些,主要因为约束,而不是竞争。

相比较而言,互联网平台企业被民众诟病的时候越来越多。

我经常跟身边的朋友讲,挣了钱,一定要知道钱是怎么挣来的。这句话其实并不那么容易理解。

中国企业家往往有几个不服气,如果想不通,一辈子可能都会不服气,甚至还可能白辛苦。企业家认为钱是自己辛苦挣来的,但不妨想一想,为什么你的企业辛苦就能挣钱,其他企业辛苦就不能挣钱?

中国过去四十年,民企能够深度参与其中,真正能对整个国家和社会产生长远影响的行业大概只有两个,一是房地产,一是互联网。这两个行业,都有一个其他行业无法比拟的共同优势,就是融资便利。这个最大的优势不是企业家争取来的,是时代的产物。

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与中国的城镇化紧密挂钩,与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紧密挂钩,但如果没有信贷支持,这个行业几乎不可能存在。对地产商的信贷支持和对购房人的信贷支持造就了完美闭环。所以“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最后银行一句不支持,还有哪里能大?

互联网行业的发展与全球化紧密挂钩。中国互联网企业的融资便利不在中国而在美国。VIE架构带来的美元资金成为了互联网平台补贴的前提,如果没有全球化下的美元融资便利,我们不知道互联网平台的“补贴->垄断->收租”游戏还能玩多久。即便中国进一步开放,不需要再搭建VIE架构,但当美国通过立法在某些领域收缩美元投资时,这个游戏要一直玩下去,也是很难的。从外部环境来看,其实留给互联网平台的时间也不太多了。

我们以前讲过,如果严格的将线下监管要求贯彻于线上,无论是劳工保护、消费者保护还是融资便利,中国的平台企业根本做不到今天这样的规模。换言之,平台企业是在监管跟不上形势的时候,跑到今天的。你闷声发了大财,想继续割韭菜,还要忘乎所以,就很难得到更多的支持了。

所以,为什么前二十年是地产商挣钱,现在你挣了钱,而不是别人挣了钱,心里没点数?有时间多去B站看看弹幕吧,看看每天被互联网资本裹胁的年轻人,在今天是怎么评价资本的。

更关键的是,中国的互联网平台企业曾经是是民众眼里的“先进份子”,无论是电商平台购物带来的方便,还是支付的方便,都在很大程度上为它们赢得了社会舆论的支持。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如果这种方便和先进,随着基础设施的搭建完成就不再继续进步,只会坐地收租,那平台将要面临的舆论形势将急转直下,毕竟,垄断平台做不到像垄断国企那样利润归公、管理层收入控制、投资边界控制

凡事就怕比较。

今天的互联网平台其实面临要长远还是要眼前的问题。这最终将由企业家的眼光来决定。我花了几年时间阅读先发国家历史的资料,能够得出的结论是,企业做大到这种程度,未来其实只有三种可能:

一是主动鱼肉海外,补贴母国福利,成为国民企业;二是继续搞补贴、收租,侵入百业、鱼肉乡里,被迫走上强监管甚至部分国有化的道路;三是把融资便利和制度优势给下一波企业家,让他们自然替代你们。

美国的各阶层其实有很多反思,从shareholder到stakeholder,这个故事讲了二十多年了,直到川普执政,把大家吓坏了。民粹主义来了,哪有那么容易走的,毕竟六七十年才一次。辛苦的人们,共勉吧。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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