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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众号:扬凡 (id:lincokkk)
原创作者:扬凡(个人微信:linco_kl)熊猫贝贝
回首2020年,不仅仅出现了可以载入人类文明历史的新冠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的肆虐,也让无数的中国人,见证了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几个重要的转折点和重大变化。
要说这一年的瓜,绝对能让吃瓜群众们大快朵颐,撑到扶墙。仅仅在经济领域,2020年就能让中国经济史记上浓厚的几笔。
在中国,和资本关联最大的两个行业以及领军代表,在2020年,都挺煎熬的!
不伦是开口一个亿“小目标”,“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自己的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的王老板,还是“996是福报”,“香港买楼12亿”的杭州马老师,都逃脱不了福布斯魔咒,这两位可都是当过中国首富的风云人物。
叱咤风云,在资本的加持之下,笑傲世界。但是到今天来看,如烟花一般。
8月,王老板海外资产清零,富豪榜上持续滑落,高调排场转为沉默收敛;
整个房地产行业在“三道红线”的威力之下瑟瑟发抖。
12月24日,也就是昨天,针对互联网巨头的态度终于落地,惜字如金,层层把关的新华社通稿:阿里巴巴涉嫌垄断被立案调查。
巨锤落下,高悬于进击的资本头顶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也终于锋芒毕露!
一切的信号都在表明:在中国,不可能再任由资本骄狂横行了!互联网和房地产,不能再被资本绑架了!
属于资本高速膨胀,野蛮成长的时代,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宣告结束。
1
中国的经济发展:
只有资本模式,没有创新发明
从新中国建立,到2020年的今天,只有短短71年的时间,但是中国的发展和世界地位的提升,可谓是有目共睹。别的不说,从经济总量到军事实力,中国已经事实上的实现了曾经那句超英赶美的豪言。国富民强,国家地位提升,国民生活质量可见的得到了改善,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值得骄傲和自豪的成长和进步。
但是绝对不能因为表面的繁荣就麻痹大意,夜郎自大,全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激烈的竞争和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永远不会消失。
有读者留言,说中国有新四大发明(高速铁路、扫码支付、共享单车和网络购物),都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没有的,是中国的优势。
事实上,这就是典型的夜郎自大,不知所谓。
中国的经济总量和军事实力虽然列居世界第二,但是客观理性的看,还是必须要承认美国今天依然是基础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世界第一大国,同时美国的现代化农业水平和种植生产效率,中国是望尘莫及的。当然,还有每年的诺贝尔奖得主最多的国家,美国已经保持了很久了。
这是事实,并不是崇洋媚外,有一说一,虽然中国有袁隆平,钟南山,邓稼先,杨振宁等等这样值得称道的国家科技领域元勋,但是美国能屹立世界之首,从数量上就能碾压我们。
今天在中国看到的数字化,信息化包括什么“共享经济”,“创新商业模式”,“新零售概念”等等,稍微有点国际信息认知基础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些所谓的“发明”,所谓的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原形,都在美国。
什么新四大发明?别人发明出来没有发展运用普及,在中国经济环境中运用起来了,就是我们的发明么?
首先来说电子支付,不管是微信也好,支付宝也好,做的非常的好,但货币数字化,电子支付模式,不是中国的发明,电子支付是一家美国的公司,同样也有马斯克参与的一项创新,这家公司叫做PAYPAL,出过国的朋友都知道,如果没有支付宝和微信使用环境的地方,都是用PAYPAL。
这个技术大概在中国电子支付普及之前5-8年,就在美国被发明出来并且成功的市场化。
电商也是一样,中国的淘宝、天猫、京东,包括后起之秀的拼多多做的都很好,市场规模大、平台体量大,受众广泛,依托中国巨大的消费者基数和市场规模,中国的电商做出了好几个超大市值的公司,但是就电商模式来说,同样也不是中国的发明,美国网站EBAY首先创造的电商模式,然后又由亚马逊将这个模式推广到几乎是所有的商品上,在美国家喻户晓。
高铁是日本和德国的技术,这个就不用说了。
而共享经济就更不值得吹嘘了,完全就是一场资本的游戏:一拥而上,一哄而散,时至今日,恐怕就只有一个毫不起眼的“共享充电宝”的小生意还在苟喘残存于市场了吧?
清醒的认识到中国目前在科技上的落后,是提高水平,补足短板,实现全面发展的前提。
很现实,也是很真实的结论,那就是:中国的互联网经济,其实本质上是套用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创新模式和发明,在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和14亿人口红利的大环境中,得以发展壮大,并且因此得到了资本的青睐,也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影响力。
同样的,还有中国的房地产,是满足中国城市化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需求,在高速的市场化建设和庞大人口刚性需求的推动下,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所以,客观来说,中国经济总量中,互联网和房地产功不可没,地位斐然。
这一点,从全球500强企业中,中国上榜的互联网企业和房地产企业的数量和规模就能一目了然。
而科技企业,真正被国际承认的中国科技代表企业呢?只有屈指可数的华为。
那为什么腾讯,阿里,京东这些互联网企业不能算科技企业呢?因为这些互联网企业盈利的核心模式,其实并没有什么科技硬实力和竞争力。
总不能拿别人先发明的模式来说是自己的创新吧?
这就是中国经济总量辉煌背后的第一个困境:纯粹是资本模式的复制,对市场的重塑和社会资金的高度集中,造就了经济体中的互联网巨头,而没有任何技术创新。
同样对于房地产来说也是一样的道理。盖房子这件事,说破天也不可能有什么技术创新,中国人盖房子的历史都几千年了,房地产能为中国经济起到带动作用和成为经济支柱,完全是城市化进程的需求推动下,通过释放土地价值获得经济发展启动资本的模式。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中国,土地用来种粮食养活百姓和拿来盖房子提前预支劳动价值,本质上都是对土地价值可持续可循环的释放。
食物够吃,粮食就不值钱了,房子够住,房地产就没经济价值了。
然而,后工业化时代,全球产业链结构模式下,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再重视传统的以人力基础为条件的工业技术,将这些“血汗工厂”转让和迁移到发展中落后的国家,而数字化技术、信息技术和高精尖的关键科技,根本不愿意转让。
然后发达国家用技术优势和科技领先占据产业链顶端和上游优势,对下游进行经济掠夺和控制。
就像中国的华为、中兴这样具有科技含量的公司,都是贸易战中首当其冲受到迫害和排挤的代表。
在经济结构上的真实情况,让中国经济发展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中,被屡屡卡脖子,就是这么来的。
中国的经济总量,不虚也不假,但是都是基于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和人口红利基数的优势下,借助资本的驱动,模式的更迭抄袭,还有土地价值的透支释放(房地产)得来的。而技术层面的创新,科技领域的突破,还有工业效率的提升层面,都是短板。
这些在国际环境中具有竞争力的技术,不是一天,不是投入资金就可以短期内实现突破和解决的,但是中国要想在未来长期立足国际,不惧技术和科技制裁,这是必然要走的路。
这就是中国截止到今天,经济发展的核心本质。如此高的经济体量,却对发达国家的科技和核心技术高度依赖,可悲啊!
2
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
效率与公平的持续博弈
中国从新中国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体制以来,其实是走出了这个世界上一条没有任何国家的历史和经验可以参考和借鉴的伟大发展道路。
中国的伟大,就是人民的伟大,中国的发达,都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公平核心之下的。
公平,是新中国成立时期,国家在极度贫穷,百业待兴的艰难开局之下,为了团结民众,摊平建设成本,而建立的国家精神领域的重要基石。无数为中国抛头颅洒热血无私奉献一生的人,不就是追求一个公平么?
但是新中国挺进30年以后,计划经济的弊端也开始凸显,那就是经济发展的效率和国家经济需求出现了脱轨,计划经济模式拖不动国家高速发展的经济需求、资金需求和效率需求。
这是一个痛苦的抉择,要将整个社会的基本面,甚至是市场规则,经济环境和金融政策,在公平和效率之间进行选择。
改革开放应运而生,从市场规则上提升了整个中国的经济效率,中国也从计划经济正式转向市场经济,但是“效率优先”,同时“兼顾公平”!
公平这一国家基石,从未动摇过,2020年中国在疫情控制和抗病救灾的出色优秀的表现,全民救治、一视同仁的做法,将民族和国家的凝聚力又推上了一个全新的阶梯。
但是,伴随经济高速发展而得以充分发育的资本力量,在中国的经济环境和市场环境中,也日益膨胀、野蛮生长,甚至开始向中国的社会结构基石,民生经济环境,发起了冲击和挑衅。
这就像硬币的两面,公平和效率之间的矛盾对立,永远都存在,阳光之下必有阴影。
资本进击的目标,主要集中在中国经济结构的两大板块:互联网和房地产。
先说房地产:
其实房地产上面也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就是国家对土地价值进行释放,通过透支未来的劳动价值来为中国经济建设和城市发展提供资金,这个本质是一直贯穿到今天的。关键点就在于,土地永远都归属于国家,中国的土地是国有资产,这一点始终没有发生过改变。
而房地产行业,以大小开发商为代表的“商人”作为开发投资主体的模式,大大的提升了这个价值释放的速度,而且在高利润,政策鼓励的背景下,受到逐利资本的青睐,进一步加大了这个价值释放的效率。
但是效率提升起来,风险就随着而来,房企为了盈利效率,在资本的驱动下无限制扩大规模,而很多地方的政府也因为GDP指标要求(效率KPI标准)的压力产生了土地财政依赖。
一方面,是资本裹挟着头部房企不断的扩张开发,因为房地产开发周期和资金回收存在周期,债务风险不断酝酿,各种资本风险也逐渐暴露:高效率,必然是高周转!
于是乎,烂尾楼,质量问题,过度建设,行业债务风险……接踵而至。
另一方面,是房地产销售和持续上涨的高房价问题,将资金风险进一步转移到了基层民众和经济市场中,而中国的金融系统是国家的,这样的风险又进一步传导到了国家货币和金融体系。
透支基层人民未来的劳动收入价值也要讲个限度,过度压榨的后果就是社会基础的坍塌。
所以,进入2020年,面对疫情重大的经济冲击和持续影响,高层第一次对房地产进行了逆操作,从房企的“三道红线”到各地因城施策步步抓紧,都在表明一个明确的态度:资本驱动下的房地产行业,不得继续放肆。
这是很明显的因果关系,不然按照惯例,每逢危机必放水,每逢放水房价涨。
进入2020年,风向不变,还是“房住不炒”,让房子的价值回归居住属性,这是必然的趋势。当然房地产毕竟尾大难掉,这需要一定的过程和周期,万事开头难,开了头就不难了。
万里长征还得始于足下的,对吧?
再说互联网:
和房地产相比,互联网行业,特别是互联网巨头,在2020年,可谓是真正体验到了来自社会主义的铁拳。
这一切的开始,就是2020年10月24日,杭州马老师在上海外滩金融峰会上的开炮。
但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这一天的豪言壮语对整个互联网行业的改变,只是开始而已。
“反垄断”,“立案调查”,“别盯着几捆白菜”……重锤接连打下,而暴风眼的发起人,杭州马老师,从那一天开始,已经整整消失在公众眼中60天了。
从曾经的“顶流明星企业家”,无数头衔的“首富”,到过街LS,人人喊打的“吸血资本家”,不过60天。
人还好说,笔者一直都秉承这样的观点,其实不用对马老师的个人进行什么道德抨击,在他的位置上面,谁上去都是一样,资本代言人,逐利资本的现实代表,仅此而已。
只是马老师的“真情告白”,带给中国互联网行业,资本巨头的影响,就非常可观了。成功的引起了高层,国家意志,对于资本猖狂进击的高度警惕,曾经为了效率而培育起来的信任和依赖,荡然无存。
在国家兼顾公平的原则下,大家好好做生意,不要太出格,不要试图挑战公平基石,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稳定和谐其乐融融。
但是以阿里为代表的资本,伸向中国金融行业,伸向民生基础,伸向经济运行规则的手,不仅出格,甚至可以说的上是犯禁了。
淘宝卖假货,挤压实体,一家独大,没问题,这只是商业模式的优胜劣汰;
支付宝也好,微信也好,电子支付提升交易效率,好处显而易见,也没多大问题.
但是在疫情影响未结束,国内国外经济环境扑朔迷离的背景下,还想着乘机做大规模,搞垄断,赚快钱,利用资本碾压市场实现压榨盈利,那这就不是有点过了,是太过分了。
在中国,追求的基本盘是稳定和谐的公平环境,国家的稳定建立在高考制度,全民医保,平价教育,房地产良性可持续发展,稳定有保障的土地价值释放……
而绝对不是危难之际,被乘虚而入的资本,通过高利贷,定向收割,庞氏骗局还有资产掠夺等等的形式对基层民众和广大百姓,进行无底线的剥削。
这就是披着互联网外套的资本巨头,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最大冲击和风险。
不管是房地产也好,互联网也好,资本载体是什么其实都无所谓,但是触碰到了国家稳定的公平基石,伤害剥削基层民众,风险转移嫁接到国家金融体系……都是在挖社会主义的墙角。
虽然公平和效率必然矛盾冲突,但也得讲个平衡和界限。
以上的行为,不用解释,也不用辩解,都是资本对中国社会基石底线的冲击和挑衅。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发展,追求效率,但是核心的公平,是不能触碰的红线。
碰到了,就是原则问题。
3
资本的本质:
欲望和贪婪的人性
有一个重要的信号,那就是12月11日,高层次会议上提出的“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建议。
说是建议,其实就是态度:整个中国,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下,进一步由效率转向公平的一个明确态度。
当然还有另一个信号,那就是“需求侧管理”,同样是从原本的“供给侧”偏向“需求侧”。体现的,就是公平优先的态度。
疫情肆虐全球,世界经济衰退,大家日子都不好过,这样的环境里面要的不是什么蛋糕增量,什么经济发展,而是稳定,民心的稳定,经济的稳定,社会的稳定,生存的稳定。
先稳定,再图发展,这才是顶层设计。
而对于金钱、资本、金融、商业、垄断,甚至是杠杆这些词来说,本质上都是中性词,和公平效率一样,没有什么明显的褒贬意味。
别的不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改革开放,是不是效率占优的阶段?
这些名词用的好,那么对国家也好,对城市也好,甚至对于个人来说,健康发展,是有利的,是有助于提升效率的。
比如80后开始的这一代年轻人,通过教育、下海、创业,各种电商平台,互联网环境,实现了出人头地,积蓄了财富,提升了个人和家庭的生活品质。但是用不好,那就绝对不是什么好事了,小到欺行霸市,大到加速国家和城市内部的贫富差距,酝酿和激化社会矛盾,给社会带来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和不安因素。
国家的发展离不开金融和资本,但是资本一旦做主,驱动金融手段,就会变成无孔不入的市场垄断追逐绝对利润,就会变成定向收割的消费主义,就会变成披着互联网外套的高利贷。
目的都是一样的,少部分的富裕群体,建立金融体系,对底层人民进行持续不间断的盘剥吸食。所谓敲骨榨髓,竭泽而渔,不过如此。
当然,做生意做到马老师和王老板这个级别的人么,对于头上高悬的达摩克斯之剑的警惕感受肯定高度敏感,这么些年来说,不显山水,老老实实,才得以持续发展。
房地产还好说,红线以下,服服帖帖,市场的问题只要听话,总是有办法解决的。
但是互联网就不太识相了,进入2020年下半年,资本连卖菜地摊的生意都要抢,本质上已经威胁到整个社会最底层,文化最低、收入最低的普通民众的生存环境和求生谋食的饭碗了。这不是和在非常时期,已经明确转向“公平”的高层意志对着干吗?
破坏公平,追逐利益,可能并不是资本的本意,而是人性的贪婪。所以根源还是人性中贪欲在做崇。
有句话怎么说的?“力量越大,责任越大”?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吧。可惜,资本驱动下的各位巨头,力量是大了,结果都把力气和心思都放到了建立金融体系去追逐更大的利润和收益,而对经济环境和国家基础所面对的风险和挑战视而不见。
这不是被贪婪蒙蔽了双眼了嘛!
高效率的经济社会,2-8定律的存在已经是事实上的不公平了,要解决这样的不公平,需要时间,需要智慧。结果这样的现状都没有得到缓解,资本巨头竟然还想让只有20%财富的80%群体,去透支价值,背负20%的债务,让富人们拥有全部100%的财富!
我看到过这么一句话很有感触:
中国的电力、粮食这些民生基础行业,虽然年年被骂,饱受诟病,但是最偏僻的地方也有电用,在中国也不可能因为饥荒让一个人会被饿死,包括铁路的12306也是一样,改进完善了数年,也能用了,但是如果这些东西开放给这帮资本主义的互联网,恐怕在资本的力量鼓动下,这些互联网巨头怕都敢讨论如何控制铁路经营和运营权力了。
资本控制了政治,那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将重现工业革命跑马圈地的残酷,真正的噩梦就将开始了。看看中国香港底层民众的生存现状,看看韩国寡头资本影响下的民众,看看美国疫情期间的普通民众的状况吧。
4
事关国本,必然警惕
一切都是有迹可循,一切都是矛盾使然。
在进击资本的驱动下,资本家和中国社会体制的对抗和冲击,迟早会出现,只是没有预料到,会来的如此突然,会来的如此出人意料。
公平和效率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在不同阶段的意义和地位是完全不同的。
就看这个国家目前需要什么,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引导和应对因为偏重这一个方向而产生的问题。
这个逻辑和主次非常关键,是国家决定,而不是资本决定,就算放到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可能放任资本横行。上面说了,资本不可怕,人的贪婪和欲望才是最可怕的,前车之鉴也有,美国的几次金融危机,日本的平成萧条,根源都是资本的无序扩张所导致的。
过于强调公平,那必然效率低下,国家经济难以发展,国民生活和经济水平低下;
过于强调效率,那就会导致道德和信用体系崩溃,社会矛盾必然高度激化,揭竿而起是迟早的事情。
所以任何国家的治理,都是在国家社会基石之上的不断平衡的过程。如果放纵资本的野蛮成长,那很有可能中国就会变成韩国,美国这样的社会。
这和中国的定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追求的共同富裕完全就是对立、矛盾、背道而驰的。
追求效率的阶段,学习借鉴资本主义先进发达的市场经济模式,提高效率,追赶差距。但是在追求公平的时期,就必然要对资本进行限制,管控,甚至是高压约束。
这就是为什么房地产也好,互联网巨头也好,在当下的境遇。
所见之象,必有因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伟大的中国用短短几十年时间就走完了西方成熟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道路,财富实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增长。同样的,西方资本主义用了几百年才暴露出来的短板缺陷和问题隐患,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就得到了快速表现和暴露。
这是资本,人性和社会体制的正面矛盾,不是小事。这也是伟大祖国实现繁荣富强之路的过程中,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困难和障碍。
资本逐利是天性,资本慈善是伪善。
在中国,共同富裕才是终极目标,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一点,是中国坚实的社会基础,不容冒犯和践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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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徙南
来源:新周刊(ID:new-weekly)
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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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瓣上有一个“我想开书店”的小组,3万多人,持续在更新,分享开书店的构想、寻求开店建议、找书店合伙人。偶尔有人晒出成功开店的帖子,总会收获更多的赞赏。
开书店仍然是当代年轻人最想干的理想职业之一。在DT财经的《2020年轻人理想工作报告》中,最多人认为理想工作是“自己开店”。今年《小店经济活力报告》里也显示,18~50岁的人群71%未来有开店的打算,其中书店排在第二位。
但残酷的现实是,从2004年到2014年,全国有近五成实体书店倒闭;2019年实体书店销售额下滑7.68%,网络销售增长24.7%。
今年圣诞前后,“生活方式书店标杆”的茑屋书店,和号称“循环店”开始卖二手衣服的多抓鱼店相继在上海开业。实体书店不被看好已经很多年,大多都打造成“生活方式”和“复合文化空间”,比起卖书,更多的在卖咖啡文创卖符号。开传统书店,总会被人们带着“情怀”和“坚守”的眼光去审视。当一个商业化行为已经被默认为是市场失败者的时候,为什么还有人往“坑”里跳?
几个辞职开书店的年轻人,有人不断尝试,探索实体店的新路;有人固守“普通”,经营复古,坚持以书吸引人。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YNznNloszikJ4REK9T69bg
2018年,我写了一篇《是时候彻底反思中国的互联网经济了》。当时有一位编辑希望我把反思互联网经济的文章做一些修改,发表到一份内参上。此前批评教育资本化的文章在内参发表后带来了快速而直接的影响,我知道官方一个决策可能给行业带来巨震。批评互联网平台经济的文章最终没有提交给内参。我当时的回复是,互联网经济有问题,但这些问题需要整个社会去感受、去理解、去讨论,只有在整个社会对平台经济的问题认识足够透彻时,再行规制才是最有效的,并且,官方是否有足够专业的人力去研究好解决方案,本身也是问题,且不说资本背后的博弈有多复杂。
隐含的意思还包括,重大法律的制定一定要先让全体国民对法律规制的内容有深刻的感受和认知,经过充分的讨论甚至辩论,形成趋于一致的认识,如此形成的立法才能形成真正的预期,执法者才知道权力的边界,受规制的一方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些要求。法治不单单只是国家强制力制定和保障实施,更需要国民从内心认同。否则,滥用权力和挑战边界的事就会反复出现,而且可能比较低级。
这两年这个公众号发表了不少文章,都有一些潜在的目标读者群体,包括制定政策的官员、追逐未来的年轻人、希望与经济现实更近的学术爱好者,以及那些对社会和老百姓的人生已经产生巨大影响力而又不愿自认的新贵。
我把这个过程理解为通过社会舆论参与规则制定的过程。在互联网普及之前,中国的规则制定基本只是少部分精英的工作,主要是学者和官员。但有了互联网舆论之后,民众其实已经频繁参与。
我们看到,对互联网平台问题的全民反思,最早不是来自于学者、官员,而是来自于那些真正身处其中、受到具体影响的普通人。这些信息汇集起来,促使人们更加深入的思考,为什么今天平台带来的问题一个接一个。我也在思考,为什么2018年至今,平台的进步并不多,负面问题却一点不少。
一边是蛋壳爆雷,一边是滴滴开始从出租车司机的收入中抽佣,另一边是平台们巨额补贴去卖菜,这三件事,挣的都是谁的钱?如何挣的钱?在跟谁竞争?竞争失败一方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再往前,蚂蚁IPO暂停、共享单车闹剧、P2P退出。平台模式跟曾经的地产模式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如果“补贴->垄断->收租->吃利差”就是固定搭配,要不交给国企来做?好歹利润还在大财政账上,以后还能用来填补养老基金缺口。
我不是开玩笑的。现在社会舆论已经知道要拿起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武器,要拿起劳工保护的武器,这是2018年《是时候彻底反思中国的互联网经济了》一文就明确提出的。在今年整理美国民粹主义史的资料时,我钻进美国镀金时代的历史中,才清晰的了解到,原来美国最早的反垄断是与左翼民粹主义运动密切相关的,可以说如果没有美国1870年代的农民运动,就没有现代反垄断法(《民粹主义改造美国(增补完整版)》)。而之所以当时有反垄断运动,是因为当时美国的经济集中度过高(铁路、工矿企业垄断导致抽取其他行业利润),民众的生存受到压制、新兴行业也很难有任何成长空间。但当时美国左翼民粹势力的第一追求不是反私人大企业垄断,而是国有化大型企业(铁路和矿业)。后来德国的企业社会化运动,也是从大型工矿企业开始的。在工业时代,德国的公司法最后建立在劳资共治这个理念之上,社会利益的优先性,这是写入德国的宪法也就是《基本法》的,如果不了解德国是怎么执行的,认为这只是口号,不妨找一些在德国工作的华人了解一下。美国的反垄断制度,其实很大程度上成为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基石性制度。因为当经济集中度过高时,要么国有化,让那些过度垄断的企业利润归于民众,做再分配;要么反垄断,给民众以喘息的机会,给其他行业以发展的空间。实在没有其他什么办法了。自由市场主义者认为竞争会从天上掉下来,反垄断没有意义,一切干预都只有负面效果,怎么说呢,多读一些历史资料有那么困难吗?
但中国的反垄断法研究其实没有经历过欧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时代。在过去三四十年的反垄断法研究过程中,中国的社会现实是,没有一家能被称为“垄断”的民企。这是因为新中国走的是一条先工业国有化,再发展民营经济的路。所以在过去几十年反垄断研究中,一代学者的主要精力是反行政垄断(也就是反国有企业垄断)。国企垄断和私企垄断有相同的问题,但也有显著的不同。这些不同,我们同时放在美国镀金时代和当下的中国来看,其实是很有意思的。
一是企业性质不同决定了垄断利润的归属不同。国企垄断,利润最终归属于大财政,随时都可以拨付用于公共事业。私企垄断,利润最终归属于少数股东。在全球化的情况下,类似互联网平台这样的私企,它们的利润名义上是归属于以外资为主的股东。这不是要简单批评平台在为外资服务,这里面有中国资本市场落后进而使平台类企业很难在中国上市的因素,但也要看到,在深度全球化之下,美元资本的逐利其实并不真正需要企业的利润,只需要在资本市场进出就能够实现。而廉价的美元资本为平台大规模补贴提供了可能。但无论如何,同样垄断,国企挣了最终归属于多数人,民企挣了最终归属于少数人。我们不是讲要国有化,而是讲一个事实。基于这个事实,才能理解为什么欧美国家对垄断企业要进行诸多规制,甚至逼得它们把生产转移到国外,让海外避税成风,进而形成了今天的全球化局面。
二是企业性质不同决定了行为方式不同。垄断国企能够承担一些从经济上看不是利润最大化,但社会确实有需要的工作。这在今天已经不需要太多说明,国家的管网化(公路、铁路、网络)基建投入,已经是事实。而垄断私企不会主动去考虑社会利益。在欧美国家,管网化如果要照顾边远地区,大多只能通过立法去建立行业普遍服务基金的方式实现,但由于大企业不愿意去边远地区,因此管网基础服务往往落后。例如我们看到,在美国联邦政府拒绝采用华为设备后,美国一些小地方的政府就站出来反对,因为他们用的是普遍服务基金和联邦补贴去购买廉价的网络设备,如果不用华为,他们将负担不起其他厂商的设备。
上面两项可以说是垄断国企的正当性,也就是垄断收入归公、某些时候社会公益优先。那有没有问题呢?有。无论私企还是国企,只要是垄断,都有问题。
一是垄断企业在市场中具有优势地位,都会逐渐倾向于“收租”,如果没有竞争,可以任意提高价格且不受控制,那垄断企业就会大幅抽取其他行业的利润和消费者的收入。这种垄断租金,类似于一种税收。如果垄断利润投资于某些产业,提高生产效率、带来更多就业机会、增加社会福利,那么这种垄断在很大程度上将被得到容忍。所以各国反垄断的规制最后都不反垄断本身,而只是反滥用垄断地位的行为。与中国反垄断法研究将反垄断高度集中于解决限制竞争问题不同,先发国家其实给反垄断法开了许多小口子,如果垄断企业的行为能够增加就业、提高社会福利,那很可能将被认可。这就是为什么一些欧洲国家的巨型企业看似私人垄断但照样能够长期存在的原因,因为这些巨型企业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在全球拓展,获得更多的利润,反馈母国,进而提高母国民众的福利。我们经常听到日本失去的二十年,在海外又再造了一个日本,其实讲的是同样的事。但如果欧洲和日本这些巨型企业像美国跨国企业那样,长期将就业机会和税收都留在海外,不反馈母国,他们还能存在下去吗?
二是垄断企业往往有压制新兴行业发展的意愿。这是竞争的本性导致,但由于垄断企业的优势地位,可以采用更多的手段。以前我们常常能够听到关于垄断国企压制下游企业的故事,现在我们更多的是听到互联网平台压制其他行业发展的故事。由于中国国有企业有严格的主业限制,这其实就让国企很难跨行业进行投资,一定程度上其实减轻了国企对其他行业产生压制的可能。但民营资本并没有这样的限制。在其他民营实业类产业资本弱小(这是历史导致),而国有资本难以扩张时,新兴的互联网资本携网络效应带来的巨量流动性和美元融资便利这两个优势,开始“入侵”各行各业。这种“入侵”往往打着“改造”的旗号,先是通过大规模“补贴”挤出,再坐地“收租”。在美元流动性泛滥的情况下,利润的些许提高,就带来估值的大幅提升。
中国是如何解决垄断国企问题的呢?这些年主要靠几个办法。
一是政府直接干预消费端价格,例如运营商的“提速降费”,网速提高、费用还要降低,这看起来是不符合的经济规律的,但从国家视角看,网络服务将是百业基础,如果网费不下降、网速不提升,那基础网络的优势就很难发挥出来。如果放在美国,可能是让运营商去赚市场收入,再通过税收和公益基金去把垄断利润转移出来,在中国由于是国有企业,就简单处理,直接提速降费。但这种干预显然只能针对国企,平台佣金下降是否对百业有利,当然了,但政府能去干预平台佣金的标准吗?平台很大程度上是豁免这种干预的。
二是直接干预垄断企业管理层和员工收入。将管理层收入与基层员工收入的差距控制在8倍左右。我们在《深度全球化与中美之争(上)》中讲过,全球化导致美国跨国企业出现了“超级经理人”(supermanager),他们的收入甚至达到了基层员工的300倍,这导致超级经理人只有眼前利益,与员工完全处在不同的世界,这与劳资共治的德国企业以及同样具有社会性的日本企业相比,其实很难说有长久的竞争力。中国国企管理层和基层员工大约8倍收入的差距,我在阅读海外资料的过程中,发现还是有出处的,这是美国一些劳资关系较好企业的做法。
三是上述提到的,比较严格的控制国企的主业范围。事实上,如果国企主业放开,很可能不会有今天这样规模的互联网平台企业。所以国企主业控制其实是为新兴行业发展带来了空间契机,放在历史长河中看,这可能本身也是一种反垄断措施。但互联网平台企业有边界吗?这个问题,大家问了很多年了,事实证明,他们到现在仍然没有边界。那先发国家巨型企业的边界是怎么形成的呢?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尝试研究一下,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经济史课题。
除上面三点外,再加上严厉的反腐和各种教育,今天垄断国企的形象其实已经比互联网平台企业好一些了。这种好一些,主要因为约束,而不是竞争。
相比较而言,互联网平台企业被民众诟病的时候越来越多。
我经常跟身边的朋友讲,挣了钱,一定要知道钱是怎么挣来的。这句话其实并不那么容易理解。
中国企业家往往有几个不服气,如果想不通,一辈子可能都会不服气,甚至还可能白辛苦。企业家认为钱是自己辛苦挣来的,但不妨想一想,为什么你的企业辛苦就能挣钱,其他企业辛苦就不能挣钱?
中国过去四十年,民企能够深度参与其中,真正能对整个国家和社会产生长远影响的行业大概只有两个,一是房地产,一是互联网。这两个行业,都有一个其他行业无法比拟的共同优势,就是融资便利。这个最大的优势不是企业家争取来的,是时代的产物。
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与中国的城镇化紧密挂钩,与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紧密挂钩,但如果没有信贷支持,这个行业几乎不可能存在。对地产商的信贷支持和对购房人的信贷支持造就了完美闭环。所以“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最后银行一句不支持,还有哪里能大?
互联网行业的发展与全球化紧密挂钩。中国互联网企业的融资便利不在中国而在美国。VIE架构带来的美元资金成为了互联网平台补贴的前提,如果没有全球化下的美元融资便利,我们不知道互联网平台的“补贴->垄断->收租”游戏还能玩多久。即便中国进一步开放,不需要再搭建VIE架构,但当美国通过立法在某些领域收缩美元投资时,这个游戏要一直玩下去,也是很难的。从外部环境来看,其实留给互联网平台的时间也不太多了。
我们以前讲过,如果严格的将线下监管要求贯彻于线上,无论是劳工保护、消费者保护还是融资便利,中国的平台企业根本做不到今天这样的规模。换言之,平台企业是在监管跟不上形势的时候,跑到今天的。你闷声发了大财,想继续割韭菜,还要忘乎所以,就很难得到更多的支持了。
所以,为什么前二十年是地产商挣钱,现在你挣了钱,而不是别人挣了钱,心里没点数?有时间多去B站看看弹幕吧,看看每天被互联网资本裹胁的年轻人,在今天是怎么评价资本的。
更关键的是,中国的互联网平台企业曾经是是民众眼里的“先进份子”,无论是电商平台购物带来的方便,还是支付的方便,都在很大程度上为它们赢得了社会舆论的支持。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如果这种方便和先进,随着基础设施的搭建完成就不再继续进步,只会坐地收租,那平台将要面临的舆论形势将急转直下,毕竟,垄断平台做不到像垄断国企那样利润归公、管理层收入控制、投资边界控制。
凡事就怕比较。
今天的互联网平台其实面临要长远还是要眼前的问题。这最终将由企业家的眼光来决定。我花了几年时间阅读先发国家历史的资料,能够得出的结论是,企业做大到这种程度,未来其实只有三种可能:
一是主动鱼肉海外,补贴母国福利,成为国民企业;二是继续搞补贴、收租,侵入百业、鱼肉乡里,被迫走上强监管甚至部分国有化的道路;三是把融资便利和制度优势给下一波企业家,让他们自然替代你们。
美国的各阶层其实有很多反思,从shareholder到stakeholder,这个故事讲了二十多年了,直到川普执政,把大家吓坏了。民粹主义来了,哪有那么容易走的,毕竟六七十年才一次。辛苦的人们,共勉吧。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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