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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仗的时候，我们要第一时间抢占高地。

谁拿下了高地，谁就占据极大的军事优势，可以在高地上建立阵地以逸待劳，等对手自己过来送死。

而另外一方，必须要拼命攻击高地，付出血的代价去占领，否则只能被动挨打。

你平时看的中国地图，都是平面的，但军事家看的地形图和你看的那张可不一样，他们看的都是立体图，近似于军事沙盘。 

这个图有点模糊，给你们换个世界立体地图吧，鸟瞰整个亚洲。 

在整个亚洲，有一处绝对的战略高地，那就是青藏高原，海拔明显高于其他地方。

而这块高原，属于中国领土。

西藏，世界海拔最高的高原，平均海拔4000-5000米，被称为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极，和南北极并列。

而位于西藏边境的喜马拉雅山脉，平均海拔6000~7000米，其中最高峰珠穆朗玛峰海拔为8848米。

翻过喜马拉雅山脉，就是印度的恒河大平原，这里的海拔，仅200多米。

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在中印边境，我们有一条数千公里长的无敌城墙，城墙的高度为4000~5000米，墙垛的高度为7000~8000米。

印度想进攻中国，就必须从平原地区向上攻击这数千米高的城墙，这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中国打印度，越打海拔越低，越打氧气越多，越打气温越高。

而印度打中国，越打海拔越高，越打氧气越少，越打气温越低。

打到一定海拔，印度全军高原反应。

而天天在高原训练的中国军队，打到低海拔的印度平原，绝对不会出现任何平原反应。

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受阻于喜马拉雅山脉后形成暴雨降落，让印度恒河平原成为了极其肥沃的土地，这里聚集了印度大量的人口和经济精华。

解放军每前进一步，印度经济都会损失惨重。

但西藏就不一样了，青藏高原是公认的生命禁区，氧含量只有内地的一半，非常不适合人类生活。

西藏面积120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国总面积的1/8，但刚解放时，全西藏人口仅127万。

哪怕到了2018年，整个西藏的人口也仅仅只有300多万，且大部分集中于城市。

印度军队哪怕侥幸突破了无敌城墙，面临的也是大片无人区。

中国经济基本没有损失，反而是印度的后勤运输会承受极大的压力，整支大军动辄有覆灭之危。

西藏的存在，对印度的战略威慑力太大了。

但如果西藏在外国手中，那中国就对印度失去了战略威慑力，且中国的新疆、云南、成都平原等地，会反过来受到青藏高原那居高临下的军事威胁。

所以外国势力才会千方百计的要肢解中国的西藏。

肢解了西藏，就等于凭空破碎了中国西部的无敌城墙，战略利益非常之大。

如果西藏在中国手中，那印度人要一直打到四川成都，才能开始真正威胁中国经济的根基。

这个距离，那不是一般的远。

解放前，要从成都去拉萨，需耗时半年以上。

没有路，汽车上不去，交通靠骑马，运输靠骆驼。

1953年春，西藏遇到了空前的粮食危机，几万进藏解放军面临断粮的风险。

西北军区立即组织运输队，由慕生忠将军带队，率2500人和1.7万峰骆驼，从青海格尔木出发，千辛万苦的运了200万斤粮食到西藏。

这么点粮食，16个火车皮就拉完了，大概1/4列铁路货车，今天我们轻轻松松的就可以在几天内运到西藏。

但当年，慕生忠将军来回花了7个月的时间才完成任务，牺牲30多人，死亡4000多峰骆驼。

哪怕西北军区动用全力，都无法维持驻藏部队的正常物资补给，更别提高强度战斗了。

1954年，中央下令修建青藏公路，由慕生忠将军带队指挥。

为开辟这条公路，我军一共动用100多万头牦牛和10万军民。 

修筑青藏公路时部队发的袋子

解放军官兵部队，靠铁锹、钢钎等极为简陋的工具，开凿公路。

还有很多路，需要在悬崖峭壁上修建。

高原反应、自然灾害、施工意外，时时刻刻的威胁着筑路大军，共有3000多名战士和工人献出了生命。

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慕生忠将军仅用了7个月零4天的时间，就打通了青海格尔木到拉萨的公路运输线，结束了西藏没有公路的历史。

从青海格尔木到拉萨，靠双脚走一遍花的时间差不多要7个月了，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修筑的公路，只是为了解决西藏交通从无到有的问题。

至于质量，可想而知。

说是公路，其实就是一条农村级土路。

青藏线的平均时速，仅20公里每小时，路面坑坑洼洼。

而且频发的自然灾害，导致交通频频中断。

数十年来，这条公路都是断了修，修了断的状态，改革开放前，一年能断通150多天。

虽然慕生忠将军用了7个月就修筑好了青藏公路，但中国足足用了50年的时间，才终于完成了对青藏公路的改造和升级，令其达到全程二级公路的标准，大大提升其运输能力。

1954年通车的青藏公路，虽然初始运输能力极弱，但比起骆驼要强的太多了，这条公路让我军终于有能力为驻藏部队提供足够的补给，并慢慢积累了足够的物资，于1962年发动了对印度的自卫反击战。

大胜后，我们放弃了藏南

中国和印度的领土纠纷主要由两大块组成，藏南和阿克赛钦。

面对印度方面的屡屡挑衅，1962年我军发动了对印自卫反击战，大败印度军队，不仅一举收复所有领土，甚至兵临印度首都新德里。

但大胜后，我军却主动退兵20里，把藏南让给了印度，只保留了阿克赛钦地区。

藏南面积约9万平方公里，是一片极其肥沃的土地，有西藏小江南之称。

因为印度洋暖湿气流，藏南的年降雨量高达9000毫米，极其适合农作物生长。

什么叫年降雨量9000毫米？

这次长江发那么大的洪水，实际上长江流域地区的年降雨量才400~1600毫米。

长江最湿润的地带，也就1600毫米年降雨量，哪怕到了海南岛，年均降雨量也才1639毫米。

而西藏隔壁的新疆，地形高差和藏南差不多，年降雨量才150毫米。 

藏南位于喜马拉雅山之南，海拔从6000多米徒降至500米。

喜马拉雅山南坡的坡度，远远比北坡要陡峭。

我军向藏南运输物资，需要先把物资从内地运输到西藏，再翻越喜马拉雅山脉运送到藏南。

通向藏南的运输道路，夏季会被暴雨阻断，冬季会被大雪封山，每年只有10月和11月这两个月能通行。 

而印度方面，则背靠大平原，可以依托10亿人的力量源源不断的提供兵员和物资。

从军事上，藏南是根本守不住的，解放军再能打都不行。

而阿克赛钦就不一样，海拔4000米，虽然是一片荒地，但易守难攻，被我军牢牢占据。

藏南虽然肥沃，但战略意义很小。阿克赛钦虽荒凉，但战略意义极大，这块地可以同时链接新疆、西藏和克什米尔。

从阿克赛钦出兵，距首都新德里仅400公里，是悬在印度头上的一把利剑，一块绝对的战略要地。

这次和印度发生冲突的加勒万河谷，也位于阿克赛钦。

而在藏南方面，由于麦克马洪当年不是很熟悉西藏地理，在地图上划线的时候，有一处未按照喜马拉雅山的山脊线划线，这个地方名为墨脱。

墨脱县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以南，是我国扎在在印度大平原身上的钉子，当年收复藏南的部队，就是从墨脱县出兵的。

哪怕按麦克马洪线，墨脱都是中国的，所以印度只能容忍这块钉子的存在。

因为墨脱的存在，中国在藏南地区保持绝对的军事优势，居高临下。

只要物资充沛，藏南随时可以收复。 

平面图大家看的可能没啥感觉，看看立面示意图吧，你就知道墨脱的军事意义有多重要了。

很多人对藏南物资运输之艰难没太大概念，甚至认为藏南和西藏之南，两者之间是一片平地，大军分分钟可以抵达。

我今天先告诉你们，对墨脱的物资运输有多难。

物资想到藏南，必须先到墨脱。

墨脱县北边是南迦巴瓦峰，海拔7756米，南边的最低海拔仅数百米，平均海拔1200米，年降雨量高达4000毫米。

夏季暴雨断路，冬季大雪封山。

1961年10月，中国就开始了墨脱公路的勘测，但哪怕对印自卫反击战都已经结束了，这条路都没有动工，所有的物资都是用人背马驮的方式硬生生运进去的。

1975年7月，经过长达14年的勘测，墨脱公路终于开工了。

边修边毁，再修再毁。

施工6年，牺牲34人，重伤近百人，几无存进。

1981年，西藏交通厅从实际出发，停建了墨脱公路。

筑路军人们辛辛苦苦修的路，除扎木大桥和扎木往前24公里可以使用外，其余全部被自然灾害摧毁。

90年代，在改良了施工方式后，墨脱公路项目重启。

1993年9月，墨脱县城终于第一次通车，几辆汽车披红挂彩的开了进去。

常年与世隔绝的墨脱人第一次看到了这种“会跑的怪物”。

但第二天，墨脱公路就被泥石流摧毁，开进去的报喜车，再也没有开出来。

1995年后，墨脱勉强能做到分季分段通车，但全年最多只能保证2~3个月的通车时间。

其他时间，都在断路和抢修中度过。

21世纪后，中国的工程技术再度得到了飞跃式的提升，工程师们提出用隧道的方式强行穿越嘎隆拉雪山，避开大雪封山的影响。

2013年10月，扎墨公路建成通车，一举将墨脱县的通车时间提升到了8个月，极大的增强了墨脱县的物资运输能力，解决了西藏军区的老大难问题。

但区区一条公路的物资运输能力，打一场小规模战斗是可以的，用于大国之间的比拼，是远远不足的。

而把物资运进藏南，更难。

更别提，我们直到2013年才拥有了这条公路。

1962年的中国，如果选择在藏南和印度对耗。

打输了，会输，打赢了，也会输。

这一切都是因为物资根本运不进去。

藏南的达旺地区，甚至是西藏六代达赖仓央嘉措的出生地，但我们不得不撤。

因为一过11月，铺天盖地的大雪就会切断我军后路，印度方面则可以肆无忌惮的以多打少。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1962年自卫反击战的目的，毛主席在香山会议上说的很清楚：“起码要保证三十年的和平”。

这个目的，完美的完成了。

但如果物资能无所顾忌的运入藏南，我们根本就不会撤。

1962年的中国，维持几万驻藏部队的正常补给已经非常困难，更别提在藏南开战的消耗了。

物资投放能力的强弱，直接决定了中印边界解放军的战斗力强弱。

青藏铁路

要想增强对藏南的物资投放能力，首先要增强对西藏的物资投放能力。

毕竟如果物资连西藏都运不进去，就更不提运到藏南了。

青藏公路的运输能力，极为有限，不仅破旧，而且路途遥远。

从一个山头到另一个山头，得九曲十八弯。

时速慢，运载能力低，还经常被地质灾害给中断。 

早在1958年，中央就下令铁道兵部队修建青藏铁路，这条铁路对国家安全的重大意义简直一眼就看得出来。

但是在青藏高原上修铁路，远远比想象的要困难。

铁路的运输能力确实大大高于公路，但对地基稳定性的要求也远大于公路。

公路沉降一点点，破个洞，慢一点还勉强能开。

但整条铁路线，如果有一处出现问题，则全线皆断。

偏偏青藏高原上到处都是冻土层，最厚的地方达500米。

和俄罗斯等永冻区不一样的是，青藏高原的冻土层位于冻融临界点，时冻时融。

冬天的时候硬的像冰块，夏天的时候软的像烂泥，异常棘手。

很多外国专家认为，在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区修建铁路几乎不可能。

全世界就这么一块高原冻土，极为特殊，连个可参考的国家都没有，一切都得自己摸索。

经过半个世纪的科研，中国终于攻破了冻土修建铁路的技术秘密。

2006年7月1日，翘首以待半个世纪的青藏铁路，终于全线建成通车。

而在它身边的，是为西藏运输物资服役了半个多世纪的青藏公路。

青藏铁路被誉为天路，是中国新世纪四大工程之一，世界铁路建设史上的奇迹，于2013年9月入选”全球百年工程”。 

今天的中国人，想去一趟拉萨，简直太简单了，和以前的艰难险阻一比简直不值一提。

这条铁路让西藏的经济得到了提升，解放军的物资投放能力也得到了飞跃。 

被动挨打的印度

因为青藏铁路的存在，西藏再也没有物资运输的压力了。

而2013年，墨脱公路也已经建成，据说还在研究全桥梁+隧道的形式，不惜血本的情况下理论上可以让墨脱实现全年通车。

这些年基建狂魔的技术储备，让西藏军区再也没有物资的压力。

解除掉这个枷锁的限制后，西藏的军事战略意义就太太太太大了。

西藏在中国手里，居高临下，随便找个地方设个阵地就能对印度形成高地优势。

几十重阵地，各个都是高地级威胁。

而印度军队即便伤亡惨重的突破了喜马拉雅山脉的封锁，也会被无人区死死的困住。

桥梁一炸，铁路一断，印度军又麻爪了。

中国打印度，打赢了就是赢，打输了也不会输。

而印度打中国，打输了就国灭，打赢了也没法赢。

这是巨大的战略优势。

兵法中所说的进可攻退可守，立于不败之地，说的就是西藏了。

更别提在国力和军队战斗力相等的情况下，印度军根本攻不破那道无敌城墙。

所以在国家战略上，中国从来没有把印度当成自己的对手，只重视苏联和美国。

在军事上，印度的地形太差了，纯粹是一个被动挨打的局面。

如果在经济和军队战斗力上还不如中国，那印度哪里配成为中国的战略对手。

印度自己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在边境搞摩擦纯粹是为了转移疫情责任而已。

事情真搞大了，印度总理自己第一个怂了。

曾经制约西藏解放军的后勤运输能力，如今已经出现了数百倍的飞跃。

西藏的绝对地形优势，会被解放军发挥的淋漓尽致。

本来战斗力就比印度人强，如今还占据地利迫使印度人自己冲上来送死。

这简直是单方面吊打啊。

看过立体地形图的人，都不会认为印度有资格当中国的对手。

因为印度真的不是对手。

作者：Shruti Rajagopalan、Alexander Tabarrok

来源：经济学博客 Marginal Revolution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Lant Pritchett称印度是一个“头脑指挥不了四肢的国家”（a flailing state）——哪怕上层下达的政策是明智的，印度官员也无法执行，而且当上层领导的意志与官员的目标不一致时，具体的计划可能会被积极地破坏。印度之所以步履维艰，是因为它既太大，又太小：太大是因为印度政府试图通过立法来规范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太小是因为它缺乏资源和人员来按照自己的野心进行统治。

 

为了解释印度政府的抱负和能力之间的不匹配，我们指出，印度精英过早地要求制定更适合发达国家的政策——我们以产假、住房政策、露天排便和教育政策四个案例来进行说明。最后，我们讨论了在有限的国家能力下，发展中国家的首选治理和学习环境应该是自由放任的。

 

 

对于印度这种“上行下不效”的状态，Matt Andrews、Lant Pritchett和Michael Woolcock给出了一个解释：为了满足外部机构的要求，印度政府和其他外国资金的接受者，经常承接一些超出政府能力的任务，导致过早承受负荷。“由于一开始就对组织能力建设的范围、复杂性、规模和速度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外部参与者自身以及他们试图提供帮助的政府，都会尝到失败的滋味”。

 

然而，外部参与者的期望只是模仿的一个来源，人们阅读、倾听、欣赏、学习和希望效仿的人也是关键。我们认为，推动印度政策不恰当模仿的另一个因素是，印度的知识分子——政界、官僚机构、大学、智库、基金会等等的高层人物——与英美精英们有着密切的联系，有时甚至比他们与印度民众的联系还要紧密。因此，印度精英们开始推行并支持他们认为很正常的政策，尽管这些政策可能与印度整体民众关系不大，而且可能与印度政府的能力大相径庭。

 

这种对西方政策的模仿不一定是恶意的，这样做可能不是为了安抚外部或内部参与者，也不是故意企图将大多数公民排除在民主决策过程之外，它只是印度精英阶层运作背景的一个副产品。印度精英阶层由于其背景，更有可能与全球专家进行政策对话，而这些对话与印度的普通人关系不大。

 

“上行下不效”的状态

 

在印度，腐败通常采取规避法律的形式。据估计，印度大约30%的驾照是假的，而那些没有伪造的驾照中，很多司机都设法逃避参加驾照考试，这导致了不合格的司机和更多的交通事故。我们可能会说，这些结果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设计，但更现实的情况是，它们是不服从上层意志导致的——“上行下不效”。尽管印度自身存在一些腐败问题，但印度的高层官僚体系素质非常高，印度的腐败通常不是来自上层。

 

部分原因是单纯缺乏人手。例如，印度的政府雇员少得惊人，人均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例如，印度人均警察数仅为每10万人135人，是世界上比例最低的国家之一，远低于世界其他国家每10万人318人的警察中位数、或者333人的平均值（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17年）。此外，有相当数量的警察被分配给重要人物，而不是保护广大公众。人均法官数量（每百万人12人）远低于美国的比例（每百万人108人），这有助于解释印度3200万件案件的巨大积压，其中数百万案件已经处理了超过10年。

 

尽管印度的治理问题大多与政府部门缺乏人手有关，但也存在监管超负荷的问题。政府最高层施加了巨大的监管负担，且每年都在增加，而对人手和国家能力，却关注很少。许多监管和民事违法行为，被越来越多地归类为刑事犯罪并任意强制执行。

 

印度基本上拥有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所拥有的所有检查、法规和法律，但印度政府的人均联邦开支仅为235美元，根本无法完成它承担的所有任务。考虑一下：1902年美国联邦政府人均开支是2006年印度联邦政府人均开支的5倍。然而，2006年前后，印度政府试图做的事情要比1902年美国政府的多得多。

 

政府能力的缺乏(相对于雄心)，并不仅仅意味着政府做每件事的规模都相对较小，还会导致不经济和腐败等问题，会比资源缺乏更损害政府能力。

 

以餐馆检查制度为例，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建立餐厅检查制度，就像在暴乱中试图建立法律和秩序一样。考虑到有很多潜在的行贿者，工资不可能定得足够高（经济上）来防止行贿。考虑到受贿的人很多，对行贿者来说，行贿比解决他们的卫生问题更便宜。一个更广泛的监管制度，只会增加行贿和受贿的动机，从而使问题变得更糟。

 

印度就采用了这种模式。在孟买，餐馆的检查制度至少和美国的制度一样严格。事实上，我们被告知，如果任何餐馆必须满足所有的要求，它将很难经营。然而，检查员的工资要低得多，检查员与餐馆的比例很低。此外，像一家受监管的咖啡店，必须与许多不受监管的茶叶店和咖啡店竞争，最终的结果是，与监管较少的情况相比，腐败和不卫生的餐馆可能更多。

 

Andrews、Pritchett和Woolcock给出了另一个执法失效的例子。在给定关税税率和进口水平的情况下，可以比较实际关税收入和预测关税收入：在低关税时，实际关税收入与预测关税收入走势一致，随着税率越来越高，这种一致关系就会崩溃，因为较高的税率只会导致关税漏税。其他研究也表明，随着关税税率的提高，一个国家所报告的进口额与其他国家统计的出口额之间的差距会加大。

 

我们得到的教训是，政府做得越多，往往会以完成得越少而告终。

 

印度精英

 

对于许多法律未能实现既定目标的情况，传统的公共选择理论把原因归咎于精英们基于自身利益的统治方式，然而，我们认为还可以有另一种解释，即精英们一味模仿国外政策，而鉴于印度国内发展水平，这种模仿的政策显示是不适合的。

 

印度精英的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相当，并参与美国、英国和欧洲的文化和知识对话，但除了经济情况，印度精英、尤其是那些制定政策的精英，还有另外三个特征：语言、种姓和国外受教经历。

 

 说英语 

几乎所有的印度精英都是城市人，讲英语，享有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生活水准。英语作为印度的官方语言之一，其使用情况值得注意，因为几乎所有的政策讨论都是用英语进行的，枉顾英语只是排名第44的印度人群母语这一事实。根据《2005年印度人类发展调查》，只有16%的印度人能够用英语进行少量对话，只有4%的人能够流利地进行对话。

 

尽管大多数印度人不使用英语，但国家最高层主要使用英语进行管理。最高法院和各邦高等法院都使用英语听取辩论和撰写判决书；印度的《经济调查》(类似于《总统经济报告》)是用英语编写的；智囊团用英语进行政策辩论；大学、医学和技术学校用英语教学，甚至连警告危险的路牌也经常用英语；政府预算演讲报告通常用英语进行，直到2018年，才有财政部长首次发表双语演讲；虽然印度有充满活力的方言媒体，涵盖了大多数新闻和观点，但学术和政策工作几乎只出现在英语杂志上。

 

Sahith Aula略带夸张地写道：

 

想象一下，你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作为大多数人中的一员，你无法阅读必须给孩子服用的药品的标签，无法阅读当地餐馆的菜单，甚至无法阅读道路上的警告标志；在这个地方，你无法理解政府为你颁发的驾照、纳税或结婚的文件。这就是数以亿计的印度人所生活的世界，只因为精英们更喜欢英语。这种歧视是如此系统化，以至于精英阶层和中产阶级都把他们的孩子送到英语私立学校，而大多数穷人则把他们的孩子送到说他们母语的政府学校。因此，一个人在印度的社会经济地位，大致与其英语流利程度一致。

 

说英语的精英们之所以这样做，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经济原因。首先是东印度公司和英国王室的政策。早在1757年，东印度公司就殖民了印度次大陆的大片地区，但直到1835年，英国官员才认可印度实行英语教育。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在其臭名昭著的《教育备忘录》(Minute on Education)一书中总结了这种认可的原因：

 

我们现在必须尽力形成一个阶层，他们可以成为我们和我们所统治的数百万人之间的传声筒；这个阶层的人，在血统和肤色上是印度人，但在品味、观点、道德和智力上是英国人。对于这个阶层，我们可以让他们去重新定义这个国家的方言，用从西方术语中借用的科学术语来丰富这些方言，并逐渐使它们成为向广大民众传递知识的工具。

 

麦考利委员会在1853年为印度带来第一个现代公务员制度——他们建议，东印度公司以赞助为基础的制度，应该用常设的公务员制度来代替，后者以竞争性入职考试为基础、择优录用。因此，印度人接受英语教育原因之一，就是尝试参加印度公务员制度的录取考试。到1855年，在伦敦举行了 “公开竞争性考试”，为印度文职部门招募公务员。

 

甚至印度国民大会最早的会议和总统讲话都是用英语的，它是来自南亚次大陆不同语言背景的鼓动者聚集在一起的共同语言，会议的目的是向英国传达一个强有力的信息，只有用英语才能接收到。例如，国大党的奠基人之一Dadabhai Naoroji用英语发表了他对殖民财政政策的批判，并在英国进行了广泛的演讲，向英国政府和英国公民解释压迫性殖民政策对印度的影响。

 

事实上，印度国民大会的大多数创始成员和杰出领导人都在英国接受过教育。他们大多是高种姓，说英语，受过法律培训，他们有能力与英国政府谈判。最著名的是尼赫鲁在哈罗公学和剑桥大学接受教育，他曾对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说自己是“最后一个统治印度的英国人”。尼赫鲁的错误仅仅在于他认为自己是最后一个。

 

独立后，印度精英们继续像治理一个英语国家一样运作，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语言的分化，拥有多种官方语言成本太高，而只选择一种或两种官方语言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印度在1960年代早期的国家语言重组中经历了这个问题。南北之间的分歧加深了，说其他语言的南印度人对“北印度语统治”有明显的担忧。印度的公务员已经在用英语管理国家，这也起到了帮助作用。英语仍然是降低交易成本的手段，也是政治中立的选择。几乎整个中央政府都在使用英语，各邦同时使用英语和大多数方言。

 

这种在行政管理和国际贸易中使用英语的偏好，创造了对说英语的人的需求，那些会说英语的人可以在政府和私营部门获得更好的工作，这种工资溢价一直持续到今天。因此，尽管殖民统治者在70年前就离开了，但印度的精英们仍然把英语作为一种获得更好工作、更高工资和权力的手段，同时也是在一个语言分裂的国家实行中央管理的工具。

 

在过去的70年里，一个人数少、权力大、说英语的城市精英阶层出现了。在这些精英中，孩子们有时甚至只会说英语，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到来，生活在印度、但只享受美国和英国的娱乐与写作的状态成为可能，一位作者将这种新的印度精英少数群体描述为 “印度-英国人”，他们的数量约为140万，遍及估计44万个家庭。这个群体在社会和经济上往往是前卫的，大多在正规经济部门、政府高层或私营部门工作。

 

 种姓 

种姓制度也很重要。Mehtabul Azam、Aimee Chin和Nishith Prakash使用2005年印度人类发展调查的数据发现，社会群体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尽管有7.6%的高种姓能流利地说英语，但只有1.5%的在册种姓和2.5%的在册部落能流利地说英语；大约33.6%的高种姓有一定的英语能力，而这一指标在册种姓中只有12.9%，在册部落只有10.9%。与贱民（Dalit）相比，高种姓的人更容易接受高质量的教育，也更有可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这给了高种姓人在获得支配经济和政治地位方面的巨大优势。

 

Ankita Aggarwal、Jean Dre’ze和Aashish Gupta发现，以北方邦为例，高种姓在教育、商业和政治中占主导地位，远远超出其人口比例。低种姓和贱民在非技术工人中占了很大比例(见表1)。他们估计，在北部大城市阿拉哈巴德，75%的掌权人士是高种姓，而总人口中这一比例为21%。最值得注意的是，86%的律师协会成员，83%的出版商和76%的教师是高种姓。

此外，上层种姓继续主宰精英阶层，而尽管有许多保留项目，但贱民在高层职位中只占很小一部分。2006年，发展中社会研究中心调查了40家国家媒体机构，发现71%的关键决策职位由高种姓的印度教男性担任，而在编种姓和在编部落的人没有一个担任这些工作。George Gadbois在对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详细分析中发现，他们主要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高种姓男性。

 

尽管贱民在政治、官僚机构和政策制定方面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要打破高种姓在政治决策方面的堡垒，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种姓制度持续存在的原因之一是婚姻种姓制，在自己的种姓范围内结婚，既是种姓制度最强烈的限制，也是印度种姓不平等现象长期存在的最重要原因。在说英语的印度精英阶层中，90%以上的婚姻都是种姓内的婚姻。

 

  海外教育经历 

除了语言和种姓，印度精英的第三个特点是能够接受高质量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即使在高种姓中，也有一群知识分子精英，他们在政策制定中拥有最具影响力的声音，而他们通常是在受教的知识分子和学者。

 

自从甘地、真纳和尼赫鲁执政以来，一小群会说英语的高种姓男子开始接受外国大学的教育。很少有贱民能够获得进入外国大学的教育机会，安贝德卡（印度独立运动的一大功臣，也是印度宪法起草人兼第一任司法部长，来自于贱民阶层）是一个明显的例外。在印度殖民时期和独立后的时代，相对富裕的印度人去英国上大学。随着印度国大党一代的消亡，印度精英阶层的英伦化程度降低，但美国化程度提高。由于1965年之前美国移民法不友好，印度人更倾向于去英国等国家接受高等教育并最终移民。但在1965年之后，印度人移民美国的浪潮开始了，而且因为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科技繁荣而得到提振。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学生大量涌入美国大学。

 

在印度精英中，海外教育、在国外工作甚至生活的现象仍然很普遍。例如，自1980年以来，印度储备银行的11位行长中，只有两位在印度接受过完整的教育，而其余的人都拥有英国或美国的研究生学位。许多人拥有丰富的海外生活和工作经验，包括芝加哥大学的拉詹和后来成为伦敦经济学院院长的帕特尔。同样，自1980年以来，印度100%的首席经济顾问都拥有外国研究生学位。

 

也许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印度，政策专家居住在其他国家并不罕见。当印度政府智库NITI Aayog的负责人Arvind Panagariya在2017年离开印度时，人们并不认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返回美国重新加入学术界”。同样地，拉詹，最初是印度政府的首席经济顾问，后来是印度央行的行长，当离开印度央行后，他回到了美国的学术界。当接替拉詹担任首席经济顾问的萨勃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结束了他成功的任期时，据报道，“在任期的最后一天，他完成了各种手续，并在他北楼的办公室与同事举行了一次非正式会议，随后于夜间乘飞机飞往美国”。

 

这种联系和工作变动并不少见，但近年来却颇受争议。在Panagariya离开后接任NITI Aayog负责人的Rajiv Kumar在谈到Panagariya和拉詹时写道，“我们可能会看到更了解印度实际情况的专家被委派到他们的岗位上。”

 

因此，高层的政策，无论是在话语上还是在执行上，大多是由说英语的、高种姓的、在国外受过教育的印度人执行的。精英们的教育、世界观和国际取向对政策决策有着重要影响。外来专家可能会模仿属于不同环境的政策辩论和问题（通常是具有更高国家能力的环境），这些政策辩论往往与普通印度人当前面临的问题无关，而“输入型专家”可能会加重一个本已虚弱的政府的负担，进一步加剧现有政策的执行问题。接下来我们来看四个案例。

 

印度的产假

 

印度2017年通过的产假法案就是一个例子，它吸引的是精英阶层而非大众。该法案要求拥有10名或10名以上员工的公司为女性提供26周的带薪产假，高于此前规定的12周。

 

即便以世界标准来看，印度的这个产假法案是慷慨的，更不用说是对一个贫穷的国家而言，但是，它对印度大部分女性的适用性却如此之小：在印度，大多数女性都没有工作(70%)；此外，大部分劳动力所在的公司不适用该法(84%)——要么为自己工作，要么为员工少于10人的公司工作；即使在有组织的部门工作(16%)，大部分的就业都是非正式的(58%)，所以法律同样不适用。如果我们假设在有组织的正式部门中，30%的工人(6.7%)是女性，那么可能有2%的劳动力是该法律的潜在受益者。如果我们更现实地假设，在有组织的正式部门中，只有20%的工人是女性，那么这项法律可能适用于1.3%的劳动力，或者说不到所有女性的1%。在实践中，即使在有组织的正式部门，该法也会被广泛忽视。

 

印度的产假法案只与印度人口中的极小部分相关，并且如果它加剧印度法律被普遍忽视的程度、加大印度官僚无法执行现行法律的话，还很可能对经济和妇女整体产生负面影响。产假法案是Antony Allott所说的 “幽灵立法 “的一个例子：“通过之前没有的法律，但很可能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给人以进步、有所作为的错觉，但现实却大相径庭。这种立法不是权力的表现，而是权力无能的表现”。

 

那么，为什么要通过这部法律呢？就法律的受益者而言，受益者当然可能来自精英阶层。精英们处处都要求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法律，但是赤裸裸的公共选择解释可能是不完整的。比起产假法，还有更好的方式将财富转移给精英。然而，这部法律有一个意识形态的层面，这是印度精英们认为好的、公正的、在国际社会享有声望的一部分。因此，当该法通过时，劳动部长Lok Sahba称其为“国际妇女节的礼物”，并自豪地指出印度妇女将获得比日本、德国、英国和韩国等发达国家更多的产假。因此，印度的产假法和它的火星任务一样，体现的都是印度的民族自豪感。

 

房地产调控

 

在政策精英看来正常和适当的住房监管，可能与普通民众的需求有很大不同。印度的经济适用房问题非常严重。印度是世界上贫民窟人口最多的国家，约24%的城市人口居住在贫民窟。在孟买，房价收入比非常高，人均居住面积仅为48平方英尺——相比之下，美国政府规定每个囚犯的牢房至少要有50平方英尺(经济学人2012年)。

 

经济适用房的需求是极端的，然而在Ahmedabad和Surat等城市的住房法规中，涉及对雨水收集、太阳能热水、可再利用废水回收等事项的要求——这份清单无疑会在美国加州获得批准，但对大多数过着普通生活的印度人来说，这种监管要求与他们所关心的问题相去甚远。此外，有关房屋的监管要求还包括规定房间、楼梯、地块大小、道路宽度的最小尺寸，以及楼层空间指数、建筑高度、电梯、开放空间等。这些监管要求都很常见，并会大大提高成本。

 

再比如考虑停车要求。对政策精英们来说，停车要求似乎是一项明智而自然的要求，但大多数印度人并不拥有汽车，他们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或两轮车。在经济适用房中留出停车的土地是浪费的，但更重要的是，如果停车的空间减少了，就可以建造更多的单元，从而使土地成本更广泛地分摊，降低租金。通过减少道路宽度，可以进一步降低租金，同时还可以满足应急车辆的需求。减少道路宽度也会增加行人的安全。Bimal Patel、Sweta Byahut和Brijesh Bhatha进行了一项仔细而有根据的分析中表明，在不降低安全或建筑材料质量的情况下，取消少数最昂贵的要求将使住房成本降低34%，供应量增加75%之多。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些规定呢？Bimal Patel等人分析道：“印度的监管制度也是其殖民历史的遗留物，源自宽敞的英国标准，而这些标准对于如今的大众住宅来说已无关紧要，因为它们规定的地块面积和土地用途是大多数穷人无法负担的。”

 

这些规定始于殖民时期，但被印度的政策精英们延续下来，几乎没有什么改变——Barjor Mehta、Banashree C. Mitra和Peter Nientied在1989年写道：“在印度，殖民时期的城市规划法案，甚至独立后的城市规划努力，往往反映了中上层社会经济阶层的专业价值观。毫不奇怪，大多数人既无力承担法律制度规定的高标准，也无力承担土地的人工成本，他们被迫自己寻求解决办法，住在被贴上’未规划’、’无计划’、’未控制’或’未授权’标签的定居点中”。

 

Mehta、Mitra和Nientied不仅描述了法规是如何导致群众买不起的昂贵住房，而且还描述了这个问题是如何创造了无视法律和建造贫民窟的激励机制，“当地方政府无法提供负担得起的地块和最基本的基础设施时，对于大量的家庭来说，非法占用是唯一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违反分区和建筑法规的行为可以追溯到失败的住房政策”。

 

种姓制度、厕所以及露天排便的问题

 

政策精英和人民群众之间的隔离，可能导致不作为的错误，也可能导致执行的错误。印度在提供基本品方面存在极端的不平等，即使与孟加拉国相比，印度的情况也很糟糕——例如，在露天排便的家庭比例（55%对8.4%）、12至23个月的儿童接受全面免疫接种的比例（44%对82%）、9至59个月的儿童接受维生素A补充剂的比例（18%对88%）（2005-2007年左右的数据）。正如Jean Dre`ze和阿马蒂亚·森所指出的那样，印度的平等具有特殊的性质——“社会弱势群体最低限度生活的基本要求存在巨大的缺陷”——这并没有体现在收入统计和基尼系数中。

 

例如，在人均GDP水平相同的情况下，印度的露天排便次数远远多于其他国家。露天排便会导致儿童患病和死亡，阻碍他们的发育，降低他们的智商，从而降低未来劳动力的生产力。很难不去想，这种做法持续存在的一个原因是，种姓的划分使它成为一个主要的低种姓问题，精英们对此不太关心。Dre ‘ze和森指出：“抽水马桶，能将半数现代印度公民从这种特殊且令人讨厌的不平等中解放出来，但与太空任务相比，它更不可能吸引特权阶层的想象。”

 

露天排便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仍有大约5亿人不使用厕所。为什么不呢？Dre ‘ze和森给出了一个典型的解释：“2011年，一半的印度家庭没有厕所，迫使他们每天都露天排便”。从这个角度来看，解决方案似乎显而易见：提供厕所。毕竟，如果你我有机会使用厕所，我们会使用；所以如果其他人没有使用厕所，一定是因为他们没有机会使用。然而，稍微想一想，就会打消这个想法。

 

厕所并不昂贵。在比印度更穷的国家，许多人自己修建厕所。如果获得厕所不是问题，那么建造厕所可能不是解决办法。事实上，印度修建厕所的运动远没有人们根据可及性理论所想象的那么成功。通常情况下，人们建造了厕所却没有使用。有时这是由于低劣的建筑或位置，但厕所往往是完全可用的。事实上，调查显示，在拥有可用厕所的家庭中，有40%的家庭中至少还有一人经常在户外排便。

 

对印度的许多人来说，露天排便比使用厕所更受欢迎，通常是出于与仪式纯洁性和种姓问题有关的原因。家中或附近的厕所被认为是污染性的，这不是物理意义上的、而是精神或仪式意义上的污染。厕所的清洁也与贱民种姓有关，而贱民种姓本身就是一个污染类别。也就是说，排便的不洁性和种姓是相辅相成的。因此，露天排便的问题与印度教的纯洁性和种姓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许多人都不想讨论这些，更不用说谴责了。

 

 

在农村，露天排便的观念还与清洁空气、运动和健康有关。甚至许多妇女也喜欢露天排便，因为这样她们就有机会走出家门，有一些活动的自由。可悲的是，男人有时为女儿和妻子建造厕所，以减少她们的行动自由。政府项目强调，男人允许妻子和女儿在户外排便是缺乏男子气概的，这含蓄地强化了男权观念，而当男人不使用厕所时，对减少细菌传播没有多大帮助。

 

“想当然”的心理和来自外部行为者的压力，也可能在印度的厕所运动中发挥作用，但生活在城市地区的精英们，认为拥有厕所而不是露天排便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认为连接到废物处理系统的现代管道系统是理所当然的。但大多数村民，甚至大多数城市居民都没有废物处理系统，使用厕所往往意味着必须手动处理废物。在没有这些污水处理系统的情况下，人们宁愿选择露天排便。

 

为了避免人们对宗教仪式纯洁性的看法，有人建议鼓励和允许地方政府建设污水和废物处理系统。如果厕所没有通过现代化的管道与功能性的废物处理或污水处理系统相连，就需要抽水和运输废物，这与仪式的纯洁性背道而驰。一种将人类排泄物冲进下水道的厕所和废物管理系统解决了这个问题。如果有一个与废物管理和污水处理系统相连的有效管网，那么每户家庭建造厕所的成本相对较低。按照印度目前的发展水平，需要政府补贴建造厕所的人口比例要小得多。然而，在印度的乡村和城市中建立污水和废物管理系统，要比建造厕所困难得多。

 

 

印度政府统计了修建的厕所数量(这是一项投入)，这使得它很容易向世界以及城市精英们报告增长和成功。但是政府并没有衡量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即露天排便的程度，尽管它可以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做到这一点。正如Diane Coffey和Dean Spears所言，有时像政府那样去看问题，就意味着看走眼。

 

简而言之，政策精英们并没有受到露天排便问题的困扰，他们误解了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厕所比露天排便普遍受欢迎，但是，只有将废物冲入废物处理系统的厕所才比露天排便更受欢迎。当精英们明白露天排便问题与仪式的纯洁性有关时，许多人并不想攻击其原因，如印度教信仰和种姓制度，也不想承担成本，因为好处可能在未来还很遥远。因此，露天排便问题仍未解决。

 

 

受教育权

 

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有广泛的公共教育体系。从印度独立之初，印度精英就希望印度能有一个类似的制度。1950年通过的《印度宪法》承诺，“国家应努力在本宪法开始施行后的十年内，为所有儿童提供免费义务教育，直至年满14岁。”七十多年过去了，国家仍然没有兑现这一承诺。

 

 

在中央层面，政府并不评估学习成果，而是通过使用识字率作为衡量标准（几乎完全是人口普查调查中的自我报），或者使用所有学校(公立和私立)的入学人数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来自吹自擂。然而，当我们看产出而不是投入时，很明显，公立学校在提供教育方面是失败的。Pratham教育基金会的《年度教育状况报告》对2014年印度农村地区10至11岁儿童学习成果的调查中，只有41%的公立学校学生能够阅读当地语言的简单文本，而只有21%的学生能够做用三位数除以一位数的计算。

 

当我们注意到公立学校教师缺勤率高得出奇时，教育的失败就不足为奇了。研究结果表明，一般情况下，每天有25%的教师缺勤，而那些在岗的教师往往不在教学。公立学校教师的工资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工会和政治影响力使他们无法被解雇。鉴于教师的缺席，学生经常缺席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显然使得学习变得困难重重。

 

然而，随着政府学校系统的失败，一个针对贫困儿童的非常有活力和广泛的私立学校系统出现了。如今，印度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私立学校体系，城市地区约有50%的学生就读于私立学校，总体上，超过30%的小学生就读于私立学校。在印度的一些邦，大部分学生在私立学校就读。私立学校取得的成绩略优于公立学校，但成本明显较低。相对于公立学校系统，私立学校系统持续增长：从2010-11年到2014-15年，公立学校招生人数减少了1110万人，而私立学校招生人数增加了1600万人。尽管同期小学适龄儿童人口增加了4.3%，但公立学校的入学率却出现了下降。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私立学校是为穷人服务的。Kingdon的一项研究显示，印度城市地区的私立学校费用中位数为每月500卢比，印度农村地区为每月275卢比。在全国范围内，私立学校的平均费用约为印度人均收入的9.2%。印度贫穷的父母宁愿花钱让孩子在私立学校上学，也不愿送他们去免费的公立学校。很难找到印度政府教育体系失败的更确凿、更明确的证据了。

 

在一个理智的世界里，一个以低成本教育数百万贫困学生的系统将受到赞扬和支持，但印度精英阶层对这些私立学校嗤之以鼻，并试图扩大失败的公共系统，往往以牺牲相对成功的私立系统为代价。2002年印度宪法第八十六修正案通过后，初等教育成为印度的一项基本权利。为了将这一基本权利转化为行动，印度政府精心制定了2009年《儿童免费义务教育权利法》（又称《受教育权利法》，或RTE），并于2010年生效。该法规和根据该法规制定的规则，构成了目前印度初等教育政策的框架。

 

RTE是精英思维和“想当然”心理的经典例子，或者说试图建立从发达国家借来的可衡量的规范和标准，而这些规范和标准在印度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也几乎不能促进学习。RTE法规本质上是一份强制投入的清单，没有提到学习成果，更不用说监测和评估这些成果的标准。

 

RTE列出了七个类别的规范和标准：(1)师生比率，(2)建筑规范，(3)最低预设的教学时间，(4) 教师最低工作时间，(5)教学设备提供，(6)图书馆设施，和(7)玩具素材、游戏和运动器材。在每个类别中，都有具体的要求。例如，在“建筑”这一类别中，该法案规定了诸如男孩和女孩单独的厕所、用于午餐的厨房、教师办公空间、围栏和操场等要求。

 

这些都是学校获得RTE承认所需的要素。任何不符合这些要求的学校将失去认可，并可能被迫关闭。RTE会惩罚低预算的私立学校，因此，一所没有围栏操场的城市私立学校，即使家长选择了这所学校而不是免费的公立学校，也会被迫关闭。此外，RTE会惩罚向教师支付市场工资的私立学校，因为市场工资远低于公立学校支付的教师工资。

 

有关学校关闭的数据很难找到，因为各邦并没有对所有私立学校进行记录，而且这些私立学校大多因违反几十项规章制度和许可证要求而尽力躲避官方视线。对新闻报道的快速调查表明，自采用RTE以来，有1万到10万所私立学校被关闭。第二种更令人不安的趋势是，RTE创造了大量机会，对正常运行的私立学校进行关闭威胁，这种情况刺激了私立学校向官僚机构支付额外费用，由此提高了面向穷人的低预算私立学校的进入成本和运营成本。

 

RTE中没有提到任何关于衡量或评估学习成果的内容。事实上，RTE的一些规定不鼓励这样的评价。这些规定中有一项要求，即在完成初等教育(即到八年级)之前，不得留级、开除或要求通过委员会考试。

 

奖励那些让孩子们逃学的公立学校，惩罚那些符合市场标准的私立学校，这样的框架注定是一场灾难。但是印度的精英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充足的图书馆、操场和较低的师生比例是衡量质量的标准，毕竟，世界各地的公共教育都在使用这些标准。不符合这些世界标准的学校被认为是在欺骗穷人的血汗钱，因此应该被关闭。在发达国家，这些经验法则非常有效，因为在相关的背景下，我们可以假设，举个例子，老师们真的会来上课。正如Lant Pritchett所说，对投入的狭隘关注是由于 “学校教育的同构方法，只考虑那些’单薄’的要素，因此可以进行官僚式的监控、跟踪，并在原则上进行监管”。相对于衡量投入的标准，实际的教育是一种 “并不单薄”的、脉络式的工作。但注重投入，对印度精英来说是有意义的，对印度官僚机构来说也是行之有效的，他们可以从重投入的措施以及对私立学校命运的掌控中增加获益。

 

结论：国家能力有限，就该自由放任

 

精英们试图让印度模仿执行发达经济体的政策和监管，但政府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其结果是过早地承担，国家能力进一步崩溃。在国家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这方面有一些经验教训。能力有限的国家，面对绩效目标难以衡量或有争议时，它就很难执行带有这种绩效目标的任务。在任何官僚机构中，相关的代理人都会问自己，是按照官僚机构的目标行事，还是按照自己的目标行事。在理想的情况下，激励机制可以建立在目标一致的基础上。但是，当国家能力有限、绩效目标难以表述或衡量时，代理人就更容易按照自己的利益行事。

 

在最广泛的层面上，这表明能力有限的国家，应该更多地依赖市场，即使是在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即假定的自由放任主义。市场检验并不完美，但它是一种检验。市场是国家行动最显著的替代方案，因此，当国家行动的成本增加时，应该更多地使用市场。例如，想象一下，美国政府支出必须削减10倍：将所有项目削减90%有意义吗？不太可能的。有些项目和政策是很有价值的，但只有在国家能力和人均GDP较高的情况下才能实施。正如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格莱泽讽刺的那样，“一个不能为其公民提供清洁用水的国家，不应该对电影对白进行管制”。如果美国政府的经费只有目前水平的十分之一，就会少做很多事。那么，为什么印度政府不做更少的事情呢？

 

事实上，当我们纵观历史，我们看到随着平均收入的增加，政府提供了更多的项目。例如，在过去的200年里，随着美国平均收入的增加，美国政府的规模越来越大，承担了更多的任务。但当我们今天纵观各个国家时，我们并没有看到这种模式。穷国的政府规模并不明显小于富国，而且事实上，穷国往往比富国进行更多的管制。

 

从许多发展经济学的民间智慧来看，这种不同的模式是有道理的。从这个角度看，发达经济体或许一开始就更加放任自流，事实上，根据这一观点，由于发达经济体已经明显认识到，自由放任会导致不公平、商业周期不稳定，以及环境、分配和其他道德问题，因此，欠发达经济体跳过自由放任阶段是有意义的，发展经济学的民间智慧认为，发展中经济体从发达经济体的历史中吸取的教训，是避免相对自由放任的错误，从加强管制开始。

 

在这里，我们提出的另一种观点，相对自由放任是发展的一个步骤，甚至可能是必要的步骤，即使发展的最终理想终点是一个受管制的混合经济。假定自由放任是能力有限国家的最佳政府治理形式，也是国家发展能力的最佳学习环境。在自由放任的情况下，财富、教育、贸易和信任可以增长，这反过来又将允许更严格的监管。

 

 

4225字6图，阅读大约需要12分钟。

文章首发于猫哥的视界（maogeshijue）

今天从一个宏大的视角来谈谈中印边境冲突的根源。

最近印度总理莫迪在边境“劳军”时发表挑衅性言论引发舆论关注，外界都在担心中印会不会在边境擦枪走火，爆发军事冲突。

如果你了解中印综合实力的巨大差距，就会被一个问题所困惑——印度为什么会频频在边境挑事，它难道真不怕惹怒自己的北方邻居？

1  全面碾压对手的实力

毫不夸张的说，中国在国家综合实力全面碾压印度，分分钟可以把这个蜜汁自信的国家按在地上摩擦。

在经济层面中国GDP是印度的5倍，人均GDP也是印度的5倍，我们国防预算是印度的3倍，外汇储备是印度的8倍。

中国是全球唯一一个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可以生产这个星球的一切产品；而印度连装备自己军队的军工产品都还不能实现自主制造。

中印每年双边贸易基本就是中国出口工业制品给印度，从印度进口资源型产品——简单的说，这是一个中国用工业优势单方面剪羊毛的贸易结构。

所以，每年中国对印度能实现高达数百亿美元的贸易顺差。

印度的民生工业用品，所谓“印度制造”所需的工业原料——从纺织业的染料、金属扣件到印度仿制药的化工原料以及电子产品零部件统统依赖中国。

中国切断任何一种原料的供应，就会对印度相应产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从地理上看，印度北方的布拉马普特拉河源头是中国西藏自治区内的雅鲁藏布江，这些年中国也在雅鲁藏布江上建设了藏木水电站。

理论上讲只要中国愿意，春耕时期在雅鲁藏布江上藏木水电站关闸蓄水发电，下游依赖布拉马普特拉河灌溉的印度北方农业分分钟就得跪。

在军事层面，中国陆海空包括核力量也完全碾压印度。

随便举一个例子。

我们空军拥有四代机歼20，印度就没有四代机。印度最先进的飞机也就是从国外购买的三代机。

四代机对三代机的代差就是步枪与长矛的差距，美国曾经做过一次测试，在四代机与三代机正面空战中，四代机与三代机打出138:0的比分。

假如中印爆发军事冲突，我们只要出动歼20就可以很轻松地敲掉印度的预警机与地面雷达，让印军变成“瞎子”，然后出动我们的三代机就可以像吃鸡游戏一样将印度空军单方面屠杀。

等到中国空军拥有绝对的制空权，印军地面部队就难逃被歼灭的命运。

最后就是印度的核力量，与中国相比也不够看。印度没有氢弹，只有小当量的原子弹，这点核力量与拥有氢弹的中国相比就是小学生与成年人的差距。

通过以上简单的梳理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是军事、经济、地理等等各个层面，中国都拥有碾压印度的实力。

这些综合实力的差距印度政治精英当然也很清楚。

那么，印度为什么还要在边境挑事？

因为问题没有这么简单。

 2  坚定的战略决心

中国历史上有一条著名的400毫米降雨线，这是一条从黑龙江黑河到云南腾冲大致是45度的斜线。

400毫米降雨线

在农耕文明时代，每年降雨量必须超过400毫米才能进行农业耕种。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我们历朝历代中原政权疆域的天花板基本都在这条降雨线以内。

这条降雨线以外的土地不是不能征服，而是征服以后治理成本太高，因为不能进行农业耕种，所有的治理资源都要从中原运输，属于亏本买卖。

所以，对于历朝历代的中原政权，最省事的办法就是沿着这条400毫米降雨线修一个长城，将游牧民族可能的骚扰挡在外面。

中国长城

进入工业文明之后，这条400毫米降雨线同样重要。

工业制造需要大量的水资源，所以我们90%以上的制造业都集中在400毫米降雨线以内，其中最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制造业基地附近就有丰富的水资源。

中国400毫米降雨线以内的国土只占中国全部国土的43%，却容纳了94%的人口，创造了中国95%以上的GDP，是中国经济的核心区。

这个核心区的精华部分基本集中在沿海地区，包括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

全国高铁车次图，来源：中国指数研究院

通过上面的梳理，大家就应该知道，从战略层面而言中国最重要的就是维护这个核心精华区的绝对安全，国家的战略资源必须投放在这个方向。

这个道理不仅我们清楚，美国也很清楚。

美国要遏制中国崛起，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美方主要就是围绕着中国核心精华区域发力。

包括重金打造第一岛链来围堵中国，包括打香港牌，打台湾牌，破坏中日韩自贸协议，在南海频生事端——美方战略资源主要也是围绕中国400毫米降雨线以内的核心精华区域做文章。

至于中国400毫米降雨线以外的国土，美方则显得兴趣寥寥，近几年即使偶尔打一下新疆牌、西藏牌也是恶心一下中国。

因为美国很清楚，中国400毫米降雨线以外的区域战略价值很有限，除非这些国土有分裂的危险，否则美国就算投入再多的战略资源，也很难给中国带来较大的战略压力。

说白一点，美国在中国东部沿海投入1分力量，就能给中国带来1分甚至1.5分的压力，从而迫使中国也要投入1分甚至1.5分的战略资源。

而在400毫米降雨线以外的区域，美国投入1分的力量，最多也只能给中国带来0.5分的战略压力。

同样，由于中国核心精华区无以伦比的重要，所以，中国对于维护自己核心精华区绝对安全的战略决心异常坚定。

一旦外部可能对我们核心精华区造成威胁，中国无论投入多少战略资源也要硬怼回去。

举几个例子。

比如美国对台军售，别看美国经常启动对外军售来恶心我们，其实美国卖给台湾地区的都是防御性武器，进攻型武器美国是不敢卖的（比如能够直接威胁我们核心精华区的中远程导弹）。

如果美国出售给台湾地区进攻型武器，很可能引发大陆强烈的反应，导致两岸局势失控。

萨德是一款反导导弹系统，但是这个系统X波段雷达能够对较大范围的区域进行导弹探测。

2016年韩国宣布部署萨德系统，表面上韩国部署这个系统是为了应对朝鲜可能的核打击，但是这个系统一旦开启工作模式将对我国东北、华北等北方核心区域进行探测，所以引发了中国强烈不满。

最后韩国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包括对华出口锐减，对华旅游业收入锐减，大名鼎鼎的三星产品在中国销声匿迹。

如果说以上的博弈中国只是被动采取防御的姿态，那么2013年中国在东海设置防空识别区就是一种积极进取的姿态。

东海防空识别区，来源：中国政府网

何为防空识别区？

简单的说，就是任何飞行器要进入中国划定的这个区域之前必须向中国报备。

如果不报备而进入这个区域首先会收到一条警告信号“你已经擅自进入XX防空识别区”，然后擅自进入识别区的飞机的反导防御系统也会收到警告信号——

这架飞机已经被某火控雷达锁定，接下来还会有战斗机对擅自进入防空识别区的飞行器进行驱赶。

中国为了设置东海防空识别区是下了很大的战略决心的，在宣布东海设置防空识别区之前，我驻日大使馆已经开始对在日本的侨民进行登记。

在中国设置东海防空识别区之后，中美日进行了激烈的博弈——有些话我不大好讲，我只能把这段文字再重复一遍——

在中国设置东海防空识别区之后，中美日进行了激烈的博弈！

当时中国的战略资源几乎全投放在了这个方向。

最后中国获得胜利！东海防空识别区坚持并且保存下来。

2013年美国军事力量明显比中国更强大，为什么最后是美国妥协退让？

大家看看东海防空识别区后面是中国什么区域？

全是最核心最精华的地区！

说白一点，在这个方向上中国是可以下拼命的战略决心，而美国则很难在这个区域下拼命的战略决心。

3  地缘态势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中印边境的地缘态势。

对于中国而言，中印边境区域在400毫米降雨线以外，基本上属于鸟不拉屎的不毛之地。

除非面临着国土沦丧的危险，否则在这个区域投入战略资源绝对是亏本的买卖，投多少亏多少。

特别是东部核心精华区域还面临着美国巨大战略压力的时候，在中印边境投入战略资源就是非常不明智的行为。

但是，印度的情况恰恰相反。

中印边境

从新德里看喜马拉雅山，来源：腾讯网

印度地缘政治最大的劣势不仅在于首都新德里距离中印边境太近，而且青藏高原对于新德里完全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压迫。

这种地缘执政版图的劣势让印度精英阶层寝食难安。

1962年在我国最虚弱的时候，印度就曾经尝试在我们青藏高原抢下一块土地来改善自己地缘版图的态势。

结果被我军迎头痛击，仅仅是边境战争的溃败就让印度举国震动，原因就是首都距离边境太近了。

六十年弹指一挥间，当下中印国力已经拉开巨大的差距，现在印度已经不能指望从边境掠夺中国的领土了。

但是在中印边境搞搞事印度反而还是有心理优势的——原因很简单，在这个区域印度有拼命的决心，而中国却没有。

打一个不大恰当的比方，在边境搞事的印度对于中国如同房间里闯进来的一只蚊子，虽然嗡嗡叫着很烦人，但是只要它不落到身体上吸血，一般是不用理会的。

拿着拍子满屋子去追打蚊子是很耗精力也很不划算的事情。

特别是外面还有一只饿狼（美国）虎视眈眈的时候，与蚊子较真就太不明智了——中国的战略资源目前只能投放在最关键的东部核心精华区。

毕竟以中印目前综合国力对比，印度搞搞事可以，但是绝对不敢真正挑起战争。

基于上述原因，中国对边境冲突一般都比较克制。

4  莫迪的投机

但是，印度通过在边境搞事却能获得巨大的战略利益，包括：

——转移国内矛盾，特别是今年因为疫情的影响印度经济一蹶不振的时候，在中印边境搞点事出来就能迅速转移舆论与民意的注意力。

还是那句话，印度首都距离中印边境太近了，这个区域出现边境冲突，不可能不成为印度舆论与民意关注的焦点；

——在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版图上凸现印度的价值，为美国印太战略提供有力的支撑，从而可以向美国伸手索要好处；

——边境对峙与冲突让印度政府资源可以“合理”向军方倾斜，包括提高军费预算，增加军队装备的采购等等。

国家资源向军方倾斜的后果就是让莫迪政府能得到军方更大的支持。

莫迪执政之后，通过税改与金融改革强化了中央政府的权力，但是印度国内深层次的问题还没触及——

包括种性制度、土地被地主垄断、地区贸易壁垒与地方保护主义等等。

莫迪要推动印度工业化进程，发展印度制造，就不可能不去触及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印度经济要可持续发展也只能通过深化改革来获得经济红利。

莫迪要推进深层次改革必然要触动一大批既得利益集团的“蛋糕”，这个时候枪杆子的支持就尤为重要。

所以，莫迪在印度经济因为疫情出现断崖式下跌之后，通过在边境搞事一方面可以为自己重整经济赢得时间，另一方面也为未来的深化改革与既得利益集团较量埋下了伏笔。

5  总结

最后总结一下中印边境冲突。

对于印度而言，在这个区域挑起事端是一种蜜汁自信的投机心理——印度没有拼命的实力，却有在这个区域拼命的决心。

印度认为中国现在无暇西顾，也没有在这个区域拼命的决心，所以，印度在边境挑起事端就能巧妙投机捞取足够的战略利益。

对于中国而言，虽然面对边境的冲突表现较为克制，但是中国也是有底线的——绝不可能让印度通过边境搞小动作蚕食掉我们实控的任何一分领土。

也就是说，印度做一只环绕我们嗡嗡叫的蚊子可以容忍，真要落下来吸血是绝对会一巴掌拍死的。

未来随着中美博弈白热化，不排除印度继续在边境搞点小动作，作为普通民众心态保持淡定即可，其实也没必要太当回事。

印度对于当下的中国，真的只是一只蚊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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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印度要和中国开战，恐怕大家都不信。

事实上，印度已经做好了开战的准备！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毫无征兆的战争。

即使是日本偷袭珍珠港，在开打之前也有很多预兆。

大国开战，不是小国之间的打打闹闹。

尤其是在印度看来，这是一场雪耻之战，是一场事关国运之战。

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我们分析一下，战争发生前通常会有哪些预兆。

第一、军事演习。

军事演习常常是发起战争的前兆，尤其是在剑拔弩张的边境上。

历史上很多次战争都是由军事演习直接演化为战争。

抗战时期，日军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于是发动卢沟桥事变。

现代战争中，美军更是经常借助演习，来发动对目标国家的进攻。

第二、中断经济交往。

断绝在经济上的往来，就是不想在发动战争时，受制于人。

第三、经济危机

战争不是做客、拉家常，是要死人的。没有人喜欢战争，除非是战争狂人。

但是，如果发生经济危机，需要转嫁国内矛盾的话，情况就会发生逆转。

政治人物更喜欢对外发动战争，来稳定自己的政治地位。

第四、扩军备战

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打仗打的是后勤，而如何确保后勤供应，就需要提前做好战略物资的囤货。

第五、舆论宣传

俗话说，师出要有名。

例如，美国在发动伊拉克战争前，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就是用一管洗衣粉在联合国宣称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通过新闻宣传，同仇敌忾，团结民众，我们叫战前总动员。

所以，战前预兆是最准确、最直接的预兆，肯定就是媒体新闻。

比如，如果哪一天，大家的手机突然弹出一条“勿谓言之不预”的新闻，说明战争就不远了。

第六、撤侨。

很明显，撤侨是不想让自己的国民成为敌国的人质。

根据以上六点，我们分析一下中国是否做好了战前准备。

首先、我们没有做政治动员。

2020年6月17日，即加勒万河谷冲突发生后，王外长就同印度外长苏杰生通电话。

其中王外长着重强调：

中印两国都是10亿级以上人口的新兴力量，加快实现自身发展振兴是我们各自肩负的历史使命。

为此，双方相互尊重、相互支持是正道，符合两国的长远利益；相互猜忌、相互摩擦是邪路，违背两国人民的根本愿望。

一句话，要发展，不要战争。

所以，在6月15号加勒万河谷中印冲突后，中方一直没有披露解放军伤亡数字，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刺激印度以及国内情绪。

但是，中国的克制，恐怕在印度人眼里就成了软弱。

如同1962年那样，印度总理尼赫鲁看到中国的退让，也是喜上眉梢，认为中国就是纸老虎，一打就垮。

其次、中国没有对外做统战。

这体现在国家领导人频繁出访（疫情不便）或电话沟通，同时向全世界宣传我们的底线和自卫反击的正义性。

显然，目前还没看到这样的新闻。

最后、媒体舆论

目前，不仅官媒没有大篇幅的中印边界冲突的报道，自媒体包括文子稻的多篇涉印文章都被外星人劫持了。

说明国家在刻意降温，不想打仗。

西南边境不是中国目前的首要任务，最多是次要任务。

但要防止次要任务突然变成了紧急任务。

西南安定，不仅仅关系到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中巴经济走廊能源生命线的安全，边境问题更是关系到国家和人民尊严的大问题。

当然，如果说中国一点都没准备，那是不可能的，除了往边境地区增兵以及军演外，有一条新闻值得大家玩味。

据新华社6月28日报道，自2020年7月1日零时起，预备役部队全面纳入军队领导指挥体系，由现行军地双重领导调整为党中央、中央军委集中统一领导。

有点备战的意味了。

相比中国而言，印度备战就充分很多。

首先、印度总理亲临前线劳军。

7月3号，莫老仙不顾年迈体弱、飞机坠毁的风险，突然跑到海拔4000米的中印边境前线达拉克列城。

当然不是去作法，劳军、督战、鼓舞士气、战前动员的意味更浓一些。

虽然，莫老仙在全国电视讲话中，承认“解放军没有闯入我国边境。”，意思很明显，就是承认印度军队闯入中国营地。

估计政治压力太大，在新闻稿里，又删除了这一段。

但是，在前线莫老仙彻底玩失忆，他在对当地印军的讲话中，声称“扩张主义时代已经结束……这种势力要么被摧毁、要么被迫后退。”

贼喊捉贼啊。

是印度一直在搞扩张主义那一套，现在却反诬中国。

但是，被民粹主义搞得头脑发胀的印度人现在就吃这一套。

第二、边境增兵。

印度已经向拉达克地区增兵36000人，目前又增兵75000人。

十多万人呐！

印军的运兵车一辆又一辆，看不到边；印军更是密密麻麻的在边境线集结。

在前线，印度除了14军属于常态部署外，又调集印度王牌15军装甲部队山地部队增援。

与此同时，大量战机部署到前线机场，印军战机甚至飞抵中印有争议地区。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都是战前军事部署，是准备发动一场战役级别大战的。

第三、对华制裁。

目前印度全面抵制中国制造、推迟各港口中国产品的清关、封禁59款中国APP后，莫老仙关掉了微博账号，还禁止任何中国公司或与中国公司合资的企业参与道路建设项目。

这都是和中国中断经济往来的举动。

第四、媒体煽动仇华情绪。

这就是战前的政治总动员。

第五、紧急增加军购。

加勒万河谷冲突后，印军至少死亡20人。

印度举国震动，和中国一战，一雪前耻的呼声高涨。

印度立即向俄罗斯、法国加紧购买战机和导弹，又向以色列急购反坦克导弹。如此高调增加武器进口，就是打大仗和长期作战的准备。

第六、开展外交斡旋。

 

主要是企图赢得美日澳英法等国的支持。

第七、疫情失控和经济危机并存。

用对外战争转移国内危机，很符合莫老仙的逻辑和常用手段。

以上种种，还能说，印度不准备打仗吗？

印度已经做好了打仗的准备，相反是中国还没做好打仗的准备。

至少，中国目前还不想打仗。

如果印度执意要打仗，中国再不想打仗似乎也由不得我们了。

目前，国内出现浓浓的轻敌情绪。

印度人铁了心的想雪1962年被解放军横扫之耻。

而国人则完全把印度当成笑话看。

这是胜利者的傲气，但是别忘了骄兵必败、哀兵必胜的祖训。

如果分析一下1962年那场对印自卫反击战，我们打了胜仗，却丢失了国土。

印度打了败仗，却扩张了领土。

如果仅从保卫领土上来看，中国虽胜实败，印度虽败实胜。

中国赢在军事，打出了几十年的和平；但是，让人扼腕叹息的是，没能收回故土。

印度败在军事，却通过蚕食政策，巩固了侵占中国的藏南地区。

现在看，中印双方寸土不让的加勒万河谷地区，满眼尽是贫瘠的荒原。不要以为，中印边境都是这副景象。

事实上，被印度侵占的藏南地区，可是风景绝美，土地肥沃，深林茂密，号称西藏的“江南”哦。

而且，战略位置极其关键。

藏南地区有多大？

网上说约9.3万平方公里。

如果大家对这个数字没有印象的话，对比一下吧：

浙江省面积10.55万平方千米；

台湾省面积3.6万平方公里；

也就是说，藏南地区相当于一个浙江省或者大约3个台湾省！

1987年，印度宣布在藏南地区设立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事实上完成了占领后的合法化程序。

我们只是在地图上保留了藏南的位置，印度却实际拥有了藏南！

这就是现实。

我们常说战场上得不到的，也别想在谈判桌上得到。

现在，如果谁说可以通过谈判就能收回富饶的藏南地区，那是白天做梦！

我们还要清醒的认识到，现在国际环境更有利于印度。

美国推出印太战略，就是要拉拢印度来围堵中国。

2017年，印军突然入侵中国洞朗地区，最后又草草收场。

这绝不是印度怕了中国。

而是，莫迪发现所谓的印太战略，得利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罢了。

这次不同，印度和美国同时陷入疫情深渊，经济近乎断崖，双方都有甩锅中国的意愿。

美国想通过打压，剪中国的羊毛。

印度想承接从中国撤出的资金和产业链，实现印度制造的雄心。

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美印第一次合作不成功，不代表第二次合作不成功。

其实，从莫老仙这次行为上，能看出模仿中国改开总设计师当年的某些影子。

1979年，中国乱后思定，经济急需发展，外部北有苏联百万大军压境，南有越南的不断入侵。

中国如何破解？

1月底，总设计师访美，对美国总统说“小朋友不听话,该打打屁股了!”

有人说中越之战，实则是纳投名状，向外界证明中国彻底与苏联集团“断袍”，要融入西方。

事实上，也正是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后，中国周边局势大稳。中美及西方世界进入合作蜜月期，中国有市场，西方有资金有技术，合作互补，改革开放取得空前成功。

中国也在短短几十年，通过不懈努力，完成全产业链布局，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的骄人成绩。

反观前苏联呢，则早已灰飞烟灭。

莫老仙也想借鉴这一策略。

 

所以最近美印配合的很默契，印度在中印边境屯兵，美军在南海搞双航母演习。

如果没有2020年的这次世界大瘟疫，中印或许还能和平共处几年。

但是新冠疫情实在是太凶猛，印度完全失控，加上经济断崖，1亿多青壮年失业，莫老仙也一筹莫展，唯有对外发动战争，才能转嫁国内压力。

如果把对北方大国的战争看成是向美国纳投名状，那么这场战争就无法避免。

毛主席常说，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

印度通过58年的卧薪尝胆，要雪1962年之耻。

就冲印度这种几代人积攒的恨意和处心积虑的对华军事准备，我们就不得不防！

轻敌容易吃大亏！

本着料敌从宽的原则，如果印度执意要开战的话，战争的走向和后果会怎样？

首先、打赢有信心。

 

一旦开战，无论印度初期是否占了便宜，最终的命运仍然是失败！

这点信心我们还是要有的。

因为战争打的是综合国力，是后勤保障能力，是关系到未来的国运。

仅仅这三方面，中国没有不胜的理由。

而且中国还有台海、南海核心利益要处理，中国败不起！

前进一步，海阔天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望；

后退一步，万丈深渊，台湾、南海生变，统一难以实现！

其次、要打，就要大打，打出100年的和平。

战端一开，中国要做好，立即收回拉达克、藏南故土的预案。

同时，还要做好帮助锡金复国、不丹实现完全独立、尼泊尔从印度收回被侵占的领土、巴基斯坦统一剩下的克什米尔地区的准备。

如果不能实现以上目标，虽胜尤败。

因为，这一战再收不回故土，尤其是藏南地区，今后恐怕就不会再有机会了。

那就意味着，中国领土不再是960万平方公里！

任何人都承担不起这个历史责任！

而帮助锡金复国、不丹实现完全独立、尼泊尔从印度收回被占领的国土，以及巴基斯坦统一剩下的克什米尔地区，其实上就是减少与印度直接相邻的漫长边境线。

将中印边境问题，变成锡印边境、不印边境、尼印边境、巴印边境问题。

中国从直接的边境冲突，变成支持友好国家实现领土完整，西南边境可保百年稳定。

从此西南大定，中国可以专注促发展，再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带动周边国家一起奔小康，自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能实现。

至于印度内部会不会搞独立，对于这种附带效应，我们静观其变吧。

必要时，尽一点人道主义援助还是可以的。

所以，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那种，战胜却后撤的政策，国内人民群众现在是不会答应的。

 

领土不保，何谈大国地位？

寸土必保、寸土必争，才更符合当下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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