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帝国的生命周期

正如人类的生命周期一般持续80年（上下）且没有两个完全相同但大多数是相似的一样，帝国也有一个类似的生命周期，并且它有自己的典型模式。例如，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在人生的第一阶段，我们在父母的指导下，在学校学习，直到我们18-24岁，然后我们进入第二阶段。在第二阶段，我们工作，成为父母，并照顾那些想要成功的人。我们一直这样做，直到55-65岁，那时我们进入第三阶段，我们不再承担义务，最终死亡。很容易就能知道人们处于什么阶段，因为有明显的标记。人们知道识别自己所处的阶段并且基于此来正确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是明智的。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国家。图中显示了主要阶段。这是我在上一章分享的超级简化的典型大周期。

图1  帝国兴衰的典型大周期

简言之，在一套新的规则建立了新的世界秩序之后，通常会有一个和平和繁荣的时期。随着人们习惯了如此，他们越来越多地押注繁荣将持续下去，他们也越来越多地借钱并用以支出，这最终导致了泡沫。随着繁荣程度的提升，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最终，债务泡沫破裂，导致印刷货币和信用以及内部冲突的增加，导致某种形式的财富再分配的革命，可能是和平的，也可能是暴力的。通常，在周期的后期，赢得上次经济和地缘政治战争的领先帝国相对于繁荣时期崛起的竞争对手来说，实力已经没有那么强大，在糟糕的经济条件和大国之间的分歧下，通常会有某种战争。在债务之外，革命和战争导致经济、国内和世界秩序的崩溃，并带来新的赢家和输家。然后，赢家聚集在一起，创造新的国内和世界秩序。

这是历史上反复发生的事情。图表中的线条代表了过去500年11个最强大帝国的相对实力。在下面的图表中，你可以看到美国和中国所处的周期位置。正如你所看到的，美国现在是最强大的帝国，它正处于相对的衰落中，中国的力量正在迅速崛起，没有其他大国与之能比。

图2  对大帝国相对地位的粗略估计

因为上图有点繁杂，简单起见，下图只显示几个最强大货币储备帝国的实力曲线（基于八种实力的测量方法得到的平均值，我们曾在第1章解释过，本章还将更仔细的探讨）。

图3  主要帝国相对地位的粗略估计

下图提供了一个更简化的视图。如图所示，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大国，你可以看到它们的每一个大周期，你可以看到它们的力量正在接近，此时，一种或另一种类型的战争出现的风险大于领先大国在周期中较早的时候。

需要说明的是，我一开始并没有试图提出一个观点，然后去寻找支持它的数据；在我的职业中，这样做是行不通的，因为只有准确才有回报。我只是简单地收集了反映实力的几种数据，并把它们合成单一指数，从而得出了这些结果。我怀疑，如果你自己做了这个练习，选择任何你想要的数据，你会看到一个类似的图片，我也怀疑，如果你关注这些事情，我在这里给你展示的东西对你来说是真实的。

出于这些原因，我怀疑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帮助你恰当地看待我们所处的位置。重申一下，我并不是在谈论未来。我会在本书的最后一章谈论未来。所有我想做的是让你了解最新的情况，在这个过程中，明确这些周期是如何在过去工作，提醒你需要密切注意的标记，并且帮助你看到主要国家所在的周期位置，以及未来可能会是什么模样。

图4  过去四个世纪储备货币帝国的变迁

下图来自第1章，大国的实力曲线是通过八项实力指标——教育、创新和技术、竞争力、军事、贸易、产出、金融中心和储备地位——来合成的。下图显示了这些实力指标平均水平的曲线，其中最近的三个储备国家（美国、英国和荷兰）贡献了的大部分权重。[1]

图5  不同因素的典型上升下降周期

正如在第一章中所解释的，简而言之，这些优点和缺点是相互强化的。从逻辑上讲，教育，竞争力，经济产出，世界贸易份额等方面的优势和劣势，导致其他方面的优势或劣势。它们的变动次序广泛地反映了导致帝国兴衰的过程。例如，教育质量一直是其他实力的长期领先指标，而储备货币地位一直是长期滞后指标。这是因为良好的教育在大多数领域都能带来优势，包括创造出世界上最通用的货币。这种通用的货币，就像世界上的通用语言一样，倾向于保留下来，因为使用通用货币的习惯持续的时间要长于促使它成为通用货币的实力所持续的时间。

我们现在将更仔细地研究细节，从这些大周期在过去500年中的表现开始，然后看看荷兰和大英帝国的衰落，这样，你便可以看到这些事情是如何发展的。

1、荷兰帝国与荷兰盾的兴衰

• 在1500至1600年期间，西班牙帝国是“西方”世界中最杰出的经济帝国，而明朝统治下的中华帝国是“东方”世界中最强大的帝国，甚至比西班牙帝国更强大（见图2中的绿色虚线和红色实线）。西班牙人通过在世界各地夺取船只和军事力量来获得财富，他们夺取了大片地区的控制权（占地球陆地面积的13%），并夺取了贵重的东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金银，金银是当时的货币。正如大帝国相对地位的图表（图3）中橙色线所示，随着西班牙权力的减弱，荷兰人获得了权力。当时西班牙控制了我们现在称之为荷兰的小区域。当荷兰人在1581年变得足够强大时，他们推翻了西班牙人，然后从1625年左右到1780年，他们超过西班牙和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帝国。荷兰帝国在1650年左右达到巅峰，当时被称为荷兰黄金时代。这一时期是伟大的全球化时期之一，因为可以乘船去世界上繁荣的各地获取财富。荷兰人拥有强大的造船业和经济体制，在使用船只、金钱奖赏和军事力量方面领先他人，这让他们建立了帝国。荷兰（正如我们现在所叫的）在大约100年里保持了最强的力量。为什么会这样？
• 荷兰人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非常有创造力——事实上，他们在17世纪达到巅峰时，想出了世界上25%的主要发明。其中，两项最重要的发明是：1）独一无二的优良船只，可以把他们带到世界各地，他们凭借从欧洲所有战斗中获得的军事技能，在世界各地收集大量财富，2）推动了这些努力的资本主义。
• 荷兰人不仅在资源配置上遵循资本主义的方法，他们还发明了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指的是公共债务和股票市场。当然生产以前就存在，但那不是资本主义，当然贸易以前就存在，但那不是资本主义，当然私有制以前就存在，但那不是资本主义。我所说的资本主义制度，是指大量的人集体借钱，在努力赚钱中购买所有权的能力。当荷兰人1602年创造了第一家上市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和第一家股票交易所，当他们建立了第一个运转良好的贷款系统，这个系统可以更容易地创造债务，他们创造了资本主义。
• 他们还创造了世界上第一种储备货币。荷兰盾是除金银以外的第一个“世界储备货币”，因为荷兰是第一个扩张到世界大部分地区并使其货币被广泛接受的帝国。在这些特质和优势的推动下，荷兰帝国相对地位持续上升，直到1700年左右，英国人开始强劲发展。
• 荷兰的众多投资市场创新及其在创造利润方面的成功吸引了投资者，使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领先的金融中心；荷兰政府将资金引导到各种企业的债务和一些股权投资中，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
• 在这个繁荣时期，其他国家实力也在攀升。随着其他国家变得更具竞争力，荷兰帝国变得成本更高，更不具竞争力，它发现维持其帝国的利润更低，更具挑战性。最重要的是，英国人在经济上和军事上以第一章所述的经典方式变得更加强大。在它们成为明显的竞争对手之前，它们在第四次英荷战争前的80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有军事伙伴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他们在同一市场上相遇。荷兰和英国在经济问题上有很多冲突。例如，英国人制定了一项法律，规定只有英国船只可以运送英国进口的货物，这损害了荷兰船运公司。荷兰船运公司的大单生意是将他人的货物运往英国。英国扣押了荷兰船只，并壮大了英国东印度公司。通常，在宣布全面战争之前，当两国力量相近时，大约有十年的经济，技术，地缘政治和资本对抗，并试探和恐吓对方。当时，英国人利用军事发明建立了更多的海军力量，他们持续提高相对经济实力。
• 正如上面帝国相对地位图表（图3）所示，大约在1750年，英国人拥有比荷兰人更强大的力量，特别是在经济和军事上，这既是因为英国人（和法国人）变得更强大，也是因为荷兰人变得更弱。正如经典周期（图1）所展示的，荷兰a）负债增加；b）在财富问题上发生了大量的内部斗争（在各州/省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以及力量之间）[2]；同时c）军事力量减弱——因此荷兰人的弱势和分裂，使他们容易受到冲击。
• 正如典型周期（图1）所示的那样，崛起的大国在战争中挑战现有的主导大国，来检验他们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英国人通过损害荷兰与其他国家的航运业务来损害荷兰的经济。英国人攻击荷兰人。其他竞争国家，尤其是法国，以此为契机从荷兰抢到航运业务。这场被称为第四次英荷战争的战争，从1780年持续到1784年。英国人在财政上和军事上都轻而易举地胜利了。这使荷兰人破产，导致荷兰债务和股票、荷兰盾和荷兰帝国崩溃。在下一节中，我们将仔细研究这一崩溃。
• 当时，在18世纪末，欧洲内部各种联盟的国家之间发生了许多战斗。虽然世界各地都有类似的战斗，但它们几乎总是这样，我关注这些战斗的唯一原因是我只关注主导大国，而这两个是主导大国。英国打败荷兰后，大不列颠及其盟友（奥地利、普鲁士和俄罗斯）在拿破仑战争中继续与拿破仑领导的法国人作战。最后，在法国大革命开始以来，大约四分之一个世纪的频繁战斗之后，英国及其盟友在1815年获胜。

2、大英帝国和英镑的兴衰

作为战后的典型事件，战胜国（尤其是英国、俄罗斯、奥地利和普鲁士）会聚一堂，就新的世界秩序达成一致。这次会议被称为维也纳会议。在《巴黎条约》中，战胜国重新设计了债务、货币和地缘政治体系，创造了一个新的开端。这为英国长达100年的“帝国世纪”奠定了基础。在这一世纪，英国成为了无与伦比的世界强国，英镑成为世界主导货币，世界繁荣昌盛。

典型地，在战争时期之后，有一段很长的和平与繁荣期——在这里是100年——因为没有哪个国家想要挑战具有主导地位的世界大国，并颠覆运转得如此良好的世界秩序。当然，在这100年的繁荣期里，存在着糟糕的经济时期，即我们所说的经济衰退，也即过去所称的恐慌（例如,1825年的英国“恐慌”，1837年和1873年美国的“恐慌”），也存在军事冲突（例如, 俄罗斯与以西方欧洲列强为盟友的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克里米亚战争），但它们不足以改变这是一个以英国为首的非常繁荣、和平的时期的世界格局。

像在他们之前的荷兰人一样，英国人遵循资本主义制度来激励和资助人们进行集体工作，并将这些商业活动与军事力量结合起来以开拓全球的机会，从而变得极其富有和强大。例如，英国东印度公司取代荷兰东印度公司成为世界上最具经济支配地位的公司，而且其军事力量大约是英国政府常备军事力量的两倍。这种方法使得英国东印度公司极其强大，也使英国人民非常富有。同期，大约在1760年，英国人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制造物品和致富的方式，同时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这便是由机器生产，尤其是由蒸汽机所推动的工业革命。因此，这个国民受到良好教育的相对较小的国家，通过将发明、资本主义、大型船舶和其他技术结合在一起而走向全球，并通过强大的军队建立了在接下来的100年内占据世界主导地位的大英帝国。

伦敦自然而然地取代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资本市场中心，并继续创新金融产品。

在这100年和平繁荣期的后期，1870年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出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发明涌现，经济持续繁荣。在此期间，人类的聪明才智创造了巨大的技术进步，这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使那些开发并拥有技术的人变得富有。

这个时期对于英国来说就像200年前的荷兰人的“荷兰黄金时代”，因为它通过八种主要方式提升了国力——出色的教育，新发明和技术，更强的竞争力，更高的产出和贸易，更强大的军事和金融中心以及更广泛使用的储备货币。

• 同时，利用这段相对和平与繁荣的时期，其他几个国家通过广阔的殖民地变得更加富裕和强大。在这一阶段，其他国家照搬英国的技术和方法实现繁荣，并因此产生巨大的贫富差距。例如，这一时期出现了钢铁生产技术、汽车的发展、电力的发展及其应用，比如电力在通信上的应用就包括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的电话和托马斯·爱迪生的白炽灯和留声机。正是在这个时候，美国成长为一个世界强国。这些国家变得非常富有，国内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这一时期在美国被称为“镀金时代”，在法国被称为“美好时代”，在英国被称为“维多利亚时代”。与通常情况下的领先大国一样，英国在相对实力下降的同时变得更加放纵，并开始过度借贷。
• 随着其他国家变得更具竞争力，大英帝国的维护成本变得更高，利润也更低。最重要的是，如第一章所述，其他欧洲国家和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都变得更加强大。如上面的帝国地位图表（图3）所示，1900年前后，尽管英国保持了更强的军事实力、贸易和储备货币地位，但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已成为一个与其可比的强国，并继续获得相对实力。
• 从1900年到1914年，由于巨大的财富差距，第一，关于国家内部如何分配财富的争论越来越多；第二，欧洲国家之间存在着更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冲突和可比性。国际冲突形成联盟，最终导致战争，这在当时是很典型的。在战争之前，冲突和联盟建立在金钱和权力的考虑之上。例如，典型的冲突力量试图切断敌人获取金钱和信贷的途径，俾斯麦领导下的德国拒绝让俄罗斯在柏林出售其债券，这导致它们在巴黎出售，从而巩固了法俄同盟。俄国的贫富差距导致它在1917年陷入革命并退出了战争，这是另一个关于争夺财富和权力的戏剧性故事，我在本书的第二部分进行了探讨。类似于英国和荷兰之间的出于经济动机的航运冲突，德国在战争的头几年击沉了五艘驶往英国的商船，这又让美国卷入了战争。坦率地说，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局势的复杂性令人难以置信，历史学家们对此进行了广泛的辩论，这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 世界各地的各个国家因全球化而卷入这场战争，因此，它实际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从1914年持续到1918年，估计造成850万士兵和1300万平民丧生。战争结束时，西班牙流感爆发，两年内造成约2000至5000万人死亡。所以1914-1920是一个糟糕的时期。

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利坚帝国及美元的崛起[3]

• 正如战后的典型情况那样，战胜国（一战是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和意大利）开会制定新的世界秩序。这次会议被称为巴黎和会，于1919年初举行，历时六个月，以《凡尔赛条约》签订作为结束。在该条约中，划分了战败国的领土（德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保加利亚），并将其置于战胜国的控制之下，而战败国则背上巨额负债，用黄金来偿还获胜国家的战争费用。美国这时被公认是领导大国，因此在塑造新的世界秩序中发挥了作用。实际上，“新世界秩序”一词的出现是参照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的愿景，即各国如何通过全球治理体系（国际联盟）来追求其集体利益，这一愿景很快就失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选择继续保持孤立主义，而英国继续扩张并监督其全球殖民帝国。战后的货币体系在不断变化。尽管大多数国家都在努力恢复黄金的可兑换性，但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大幅贬值和通货膨胀之后，货币对黄金的稳定才得以实现。
• 德国巨额的外债负担为下述情况奠定了基础：1）1920年至1923年期间，德国经历了战后的通胀型衰退，并消灭了债务，随后德国开启强劲的经济和军事复苏；2）其他地方十年的和平与繁荣，这就是“咆哮的20年代”。
• 在此期间，美国也遵循经典资本主义方法进行资源分配，纽约成为比肩伦敦的金融中心，将债务和投资嫁接到各种业务中去。
• 其他国家变得更具竞争力和繁荣，并越来越多地挑战主导大国。最重要的是，德国，日本和美国以第1章所述的经典方式在经济和军事上变得更强大。但是，美国是孤立主义者，不是大殖民帝国，因此基本上脱离了正在出现的冲突。如上述帝国地位图表（图3）所示，尽管英国仍保持强势，但在一战与二战期间，德国和日本相对于英国都积攒了力量。
• 典型地，1920年代积累的债务和贫富差距导致了1929年的债务泡沫破灭，进而导致经济萧条，货币印刷，货币贬值和1930年代有关财富和权力的内外部冲突。例如，虽然在美国和英国财富和政治权力进行了重新分配，但是资本主义和民主主义得以维持，而在德国，日本，意大利和西班牙，则没有得到维持。俄罗斯扮演了重要的外围角色，我就不深究了。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弱势，支离破碎的国家，并受到日益崛起的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日本的控制。长话短说，日本人和德国人在1930年代初至中期开始扩大领土，这导致了1930年代末期直至1945年结束的欧洲和亚洲战争。
• 通常，在宣布全面战争之前，大约有十年的经济，技术，地缘政治和资本战争，在这一期间双方力量接近，试探并尝试恐吓其他大国。虽然1939年和1941年欧洲和太平洋战争正式开始，但是实际上战争是在此之前大约10年开始的，最初的有限经济冲突逐渐发展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随着德国和日本成为更具扩张性的经济和军事强国，它们在资源和对领土的影响方面与英国，美国和法国竞争日益激烈。
• 这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发明了新技术的国家赢得胜利（核弹，最重要的但只是新发明的武器之一）。在军事冲突中超过2000万人直接死亡，而总死亡人数更高。因此，1930-45年是萧条和战争时期，是一个可怕的时期。

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利坚帝国及美元的崛起

• 正如战后的典型情况那样，战胜国（以美国，英国和苏联为核心）开会提出新的世界秩序。布雷顿森林会议，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是最值得关注的会议，同时还举行了其他几次会议，这些会议塑造了新的世界秩序，其中包括划分世界，重新定义国家和地区影响力，以及建立新的货币和信用体系。在这种情况下，世界被分为美国控制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和苏联控制的共产主义国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货币体系。德国被分割，美国，英国和法国控制了西德，苏联控制了东德。日本处于美国的控制之下，而中国又回到了内战状态，内战主要是关于如何分配财富，这是在共产主义者和资本家（即国民党）之间进行的。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选择相对孤立主义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承担了主要的领导角色，它承担了大部分经济，地缘政治和军事责任。
• 美国遵循资本主义制度。以美国为首的国家的新货币体系是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其他大多数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超过40个国家采用了该体系。当时美国拥有全球约三分之二的黄金储备，而且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强大得多，因此这种货币体系运作得最好，且一直持续到现在。至于不属于该体系的其他国家（最重要的是俄罗斯和那些被并入苏联的国家以及苏联控制的国家），它们的基础薄弱得多，最终走向崩溃。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败国背负沉重债务不同的是，在美国控制下的国家包括战败国都通过马歇尔计划从美国那里获得了大量的财政援助。同时，战败国家的货币和债务被抹去，那些持有它们的国家失去了所有的财富。大不列颠由于战争中的借贷而负债累累，并且面临着殖民时代的逐渐终结，这导致维持帝国变得不经济，最终瓦解。
• 在二战后的这个时期，美国及其盟国和受其影响的国家在资源分配上遵循了经典的资本主义民主方法。纽约作为世界著名的金融中心蓬勃发展，一个新的债务和资本市场周期开始了。这造成了迄今为止一个相对和平与繁荣的75年。
• 作为周期中和平和繁荣阶段的典型，1950-1970年期间出现了生产性债务增长和股票市场发展，这对于为早期创新和发展提供资金至关重要。这最终导致了太多的债务要为战争和国内需求提供资金，这就是所谓的“枪炮和黄油”。越南战争和“反贫困战争”发生在美国。其他国家也变得过度负债，英国负债过度，导致货币贬值，最重要的是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崩溃（尽管英国和意大利等国的货币在此之前已经贬值）。然后在1971年，当美国银行里很明显没有足够的黄金来满足黄金的索取权力时，美国违反了它的承诺，把黄金兑换变为纸币支付，这结束了类型二的黄金支持的货币体系，世界转向了一个法定的货币体系。正如典型周期（图1）所展示的那样，这种法定货币体系最初导致了一波巨额美元和债务创造，导致了一波巨大的通胀浪潮，一直持续到1980年至1982年，并导致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低迷。紧接着是另外三波债务融资的投机、泡沫和萧条——1）1982年和2000年的货币和信贷扩引发了导致2000-01年衰退的互联网泡沫，2）2002-07年的货币和信贷扩张产生了导致2008年大衰退的房地产泡沫，3）2009-19年货币和信贷扩张导致了COVID-19经济衰退之前的投资泡沫。每一个周期都将债务和非债务义务（如养老金和医疗保险）提高到越来越高的水平，导致战后盟国储备货币的中央银行将利率推至前所未有的低水平，并印刷了前所未有的大量货币。同样经典的是财富、价值观和政治差距在国家内部扩大，这在经济衰退期间加剧了内部冲突。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处境。
• 在这一繁荣的战后时期，许多国家在经济和军事上与主导大国的竞争更加激烈。苏联/俄罗斯最初采取的是共产主义的资源分配方式，中国和其他一些小国也是如此。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在采取这种做法后变得有竞争力。但是，苏联确实发展了核武器，使之成为军事威胁，其他一些国家也在逐步发展核武器。这些武器从未使用过，因为使用它们会产生双方均被毁灭的后果。由于经济上的失败，苏联/俄罗斯无法同时在a）帝国，b）经济和c）军事面对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Reagan）的军备竞赛。结果苏联在1991年解体，抛弃了共产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其货币/信贷/经济体系的崩溃对其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影响都是灾难性的。在1980-95年期间，大多数共产主义国家放弃了传统的共产主义，世界进入了全球化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繁荣时期。
• 在中国，1976年毛泽东的逝世导致邓小平在经济政策上的转变，将资本主义的要素包括大企业的私有制、债务和股票市场的发展、伟大的技术和商业创新，甚至还有亿万富翁资本家队伍的繁盛引入中国，但这些依旧在共产党的严格管制之下。由于这一转变以及世界同时向更大程度的全球化转变，中国在大多数方面都变得更加强大。例如，自1984年我开始访问中国以来，中国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显著提高，人均实际收入增加了24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超过美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技术领先的竞争对手、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外汇储备且比第2名大一倍、新兴世界最大的放贷者/投资者、第二大军事强国以及美国的地缘政治对手。并且，中国实力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
• 与此同时，由于先进的信息/数据管理和人工智能补充人类智力，我们正处于一个伟大的发明时期，美国和中国领先。如第一章开头所示，人类的适应性和创造性已被证明是解决问题和创造进步的最大力量。此外，由于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富裕和富有技能，如果人们能够共同努力，把整个蛋糕做得尽可能大，并把它分好，就有巨大的能力让世界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美好。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处境。

正如你所看到的，这三个大国的兴衰都遵循了第一章所述的经典剧本以及本章开头概括的简化模型，尽管每一次都有其独特之处。

现在让我们更仔细地看一下这些案例，尤其是衰落的案例。

更近距离的观察近500年来主导帝国的兴衰

1、荷兰帝国和荷兰盾

在我们谈到荷兰帝国和荷兰盾的崩溃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兴衰的整个曲线。虽然我之前向您展示了荷兰帝国的综合实力指数，但下图显示了八种实力的分项曲线，这些因素综合作用导致荷兰从1575年开始兴盛到1780年开始衰落。从中，你可以看到兴衰背后的故事。

图6  荷兰综合实力驱动因素指数

在1581年宣布独立后，荷兰人与西班牙人进行抗衡并建立了一个全球贸易帝国，该帝国主要通过第一家大型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负责全球三分之一的贸易。如上图所示，凭借强大的教育背景，荷兰人在许多领域进行了创新。他们在17世纪初期创造了大约25％的全球发明，[4] 其中最重要的是造船业，这大大提高了荷兰的竞争力及其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在这些船只和为这些探险提供金钱的资本的推动下，荷兰人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商，在世界贸易中占了三分之一的份额。[5]  随着船只周游世界，荷兰人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来捍卫它们及其贸易路线。 

荷兰人因为贸易上的成功而变得富有。其人均收入上升至大多数欧洲其他主要大国的两倍以上。[6] 他们在教育上投入了更多。识字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他们创建了一个从新世界到亚洲的帝国，并建立了第一个大型证券交易所，同时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金融中心。荷兰盾成为第一个全球储备货币，在所有的国际贸易中占三分之一以上。[7] 基于这些原因，在1500和1600年代后期，荷兰人成为了全球经济和文化强国。他们凭着仅一二百万人做到了这些。以下是他们为建立并维护自己的帝国所进行的战争的简要摘要。如图所示，这些都是关于金钱和权力的。

                  

• 八十年战争（1566-1648）：这是荷兰对西班牙（那个时期最强大的帝国之一）的起义，最终带来了荷兰的独立。新教荷兰人想要摆脱西班牙的天主教统治，并最终设法成为事实上的独立者。在1609年至1621年之间，两国停火。最终，荷兰人在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一起签署的《明斯特和约》中被西班牙承认为独立国家，从而结束了八十年战争和三十年战争。[8] 
• 第一次英荷战争（1652-1654）：这是一场由贸易引发的战争。更具体地讲，更具体地说，为了保护英国在北美的经济地位，并破坏与英国竞争的荷兰贸易，英国议会于1651年通过了第一部航行法，该法令强制其美国殖民地的所有货物必须由英国船只来运输，这在两国之间引起了敌对。[9]
• 荷兰－瑞典战争（1657–1660）：这场战争的中心是荷兰人希望在高利润的波罗的海贸易路线上维持较低的通行费。这一情形在瑞典向荷兰盟国丹麦宣战时受到了威胁。荷兰人击败了瑞典人，并维持了对其有利的贸易协定。[10] 
• 第二次英荷战争（1665年至1667年）：英格兰和荷兰再次为另一起贸易争端而战，这场贸易争端又以荷兰的胜利告终。[11]
• 法荷战争（1672-1678）和第三次英荷战争（1672-1674）：这也是一场由贸易引起的战争。它一方面发生在法国和英国之间，另一方面发生在荷兰（被称为联合省），神圣罗马帝国和西班牙之间。[12] 荷兰人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法国征服荷兰的计划，并迫使法国降低了对荷贸易的部分关税，[13]但是这场战争比以前的冲突更为昂贵，增加了荷兰的债务负担，并带来了财政上的冲击。
• 第四次英荷战争（1780-1784年）：这场战争是在荷兰人和迅速强大的英国人之间进行的，其中一部分是英国为了报复荷兰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对美国的支持。战争以荷兰人的重大失败而告终，战争和最终和平的代价加速了荷兰盾作为储备货币的终结。[14]

下图显示了关键战争时期荷兰的实力指数。

图7  荷兰相对其他强国的地位（估计）

如图所示，荷兰衰落的种子在17世纪后期种下，它们开始失去竞争力，并在全球范围内过度扩张，试图支撑一个成本高昂而不是盈利的帝国。下降的竞争力损害他们的贸易收入同时，增加的偿债负担也压迫着他们。海外业务收入也发生了下降。富裕的荷兰人将现金转移到国外，以从荷兰的投资中抽身并转向英国的投资，其因强劲的收益增长和更高的收益率更具吸引力。[15] 尽管债务负担在17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一直在增长，[16]荷兰盾仍然是世界公认的储备货币，这仅因为荷兰盾的功能和对它的信仰。[17]（如前所述，储备货币的地位的变动通常滞后于其他导致帝国兴衰的关键因素的衰退。）如上第一张图表的黑线所示（指定了货币用作储备的程度）在荷兰帝国开始衰落之后，荷兰盾仍被广泛用作全球储备货币，直到开始于1780年并于1784年结束的第四次英荷战争之前。[18]  

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崛起的英国人和衰落的荷兰人之间一直酝酿的冲突在荷兰人与殖民地进行武器交易后升级了。[19]为了报复，英国人对加勒比海的荷兰人进行沉重打击，并最终控制了东印度群岛和西印度群岛的荷兰领土。[20]战争导致荷兰人需承担大量开支来重建其破旧的海军：荷兰东印度公司损失了一半的船只[21]并无法使用其主要贸易路线，同时要从阿姆斯特丹银行大量借钱维持生计。战争迫使荷兰人积累了更多的债务。[22] 

荷兰人输掉了战争的主要原因是，他们为了国内的开销而对军事力量缺乏投资，使得海军变得比英国的海军弱得多。[23]换句话说，他们试图用储备货币同时为枪支和黄油买单，尽管拥有领先地位的储备货币和有很强的借贷能力，但并没有足够的购买力来保持军事实力，并且在财政和军事两个方面都被实力较强的英国人击败。  

最重要的是，这场战争摧毁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盈利能力和资产负债表。[24]尽管这些由于其竞争力衰退已经在下降，但英国在荷兰海岸和荷兰东印度群岛的封锁导致的贸易崩溃，使其加速陷入了流动性危机。[25] 如下所示，它在第四次英荷战争中遭受了重大损失，并开始从阿姆斯特丹银行大举借款，因为它对荷兰政府来说具有系统重要性。

图8  荷兰东印度公司资产负债表（%GDP）[26]

如下图所示，荷兰东印度公司实际上是具有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公司，它在1780年开始承受损失，在第四次英荷战争期间损失惨重。

图9   荷兰东印度公司利润&损失（荷兰盾，百万）

由于阿姆斯特丹银行的储户意识到该银行正在“借出”刚印刷的荷兰盾以拯救荷兰东印度公司，因此阿姆斯特丹银行出现了挤兑现象。[27] 随着投资者撤资，借贷需求上升，黄金变得比纸币更受青睐，于是那些拥有纸币的人在阿姆斯特丹银行将其兑换成黄金，但是显然黄金的存量并不能满足这些需求。在这场战争中，很明显荷兰人会承担损失，储户预期银行会印刷更多荷兰盾，并使货币贬值，因此银行和荷兰盾的挤兑加速了。[28] 由于货币（荷兰盾）是和贵金属挂钩的，随着货币供应增加，投资者也清楚的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倾向于将货币换成黄金和白银，所以黄金和白银的需求比例上升了，这样的现象一直持续到阿姆斯特丹银行耗尽其持有的贵金属。货币供应持续飙升，然而货币需求却下降了。

图10  阿姆斯特丹银行股权价值（%GDP）

因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对经济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其在荷兰金融体系尚有未偿还债务，因此它太重要了，不能倒闭，阿姆斯特丹银行别无选择，只能开始“借出”大量新发的荷兰盾给公司。在战争期间，政策制定者还利用银行给政府放贷。[29]  下图显示了在第四次英荷战争期间，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贷款激增（注：战争开始时大约有2000万荷兰盾未偿还）。[30]

图11  阿姆斯特丹银行未偿还贷款（荷兰盾，百万）[31]

利率上升，且阿姆斯特丹银行不得不使货币贬值，这降低了其货币具有储藏价值的可信度。[32] 在危机的这一刻，该银行多年来发行的硬通货“纸币”数量远远超过了能够兑现的数量，这导致了经典的阿姆斯特丹银行的挤兑，从而导致了荷兰盾的崩溃。[33] 最后英镑取代荷兰盾，成为主要的储备货币。

正如我在第1章关于帝国兴衰的简要总结以及第2章对货币，信贷和债务运作的描述，发生在荷兰的事情是十分典型的。在货币，信贷和债务周期方面，阿姆斯特丹银行从第1种货币体系演变成第2种货币体系。一开始银行以1：1（金属：纸币）的比例发行纸币，这提供了一种更加便捷的硬通货形式。相对于硬通货而言，货币索偿权随后得以提高，从而逐渐演变为第2种货币体系。在这种货币体系中，纸币虽然本身没有任何价值，但似乎也获得和硬通货（硬币）一样的价值。这种货币体系的转换通常发生在存在经济压力和军事冲突时期。但货币体系的转换是有风险的，因为货币体系的转换会降低对货币的信任度并增加类似银行挤兑的风险。尽管我们不会深入探讨战争的具体细节，但在此期间决策者采取的措施导致了荷兰金融实力受损，因为当权力发生明显转移，失败的国家/地区的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状况不佳时，这些措施就是非常典型的，因此值得拿来探讨。这段时光最后以英镑取代荷兰盾为世界储备货币，伦敦超越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作为结束。

在接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阿姆斯特丹银行的存款（即持有的短期债务）一直是可靠的储藏财富的方式，现在存款开始大幅折价被兑换成荷兰盾硬币（由黄金和白银制成）。[34]  银行利用其持有的其他国家债务（即其外汇储备）在公开市场上购买自己的货币以保证存款的价值，但它缺乏足够的外汇储备来支撑荷兰盾不贬值。[35]  储户都想变现自己的存款，而不是仅仅持有阿姆斯特丹银行能够兑现的承诺，因此该银行的存款从1780年3月的1700万荷兰盾暴跌至1783年1月的300,000盾。[36]

阿姆斯特丹银行的货币耗尽，标志着荷兰帝国和荷兰盾作为储备货币时代的终结。1791年，银行由阿姆斯特丹市接管，[37] 。1795年，法国革命政府推翻了荷兰共和国，并建立了附属国。[38]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796年被收归国有，其股票变得一文不值，公司执照也于1799年到期。[39]

下图显示了荷兰盾与英镑/黄金之间的汇率；显然，该银行不再具有任何信誉，并且该货币不再是储藏财富的良好手段，投资者便逃向其他资产和货币。[40]

图12  荷兰盾汇率与阿姆斯特丹银行准备金率[41]

下图显示了从不同年份开始投资者持有荷兰东印度公司股票的回报。与大多数泡沫公司一样，它开始时运作良好，拥有不错的基本面，即使当基本面开始变差，也还是吸引了很多的投资者，但是它负债开始不断增加，直到恶化的基本面和过重的债务负担使公司破产。

图13  荷兰东印度公司初始年度总回报

通常，随着主导帝国势力的衰退和新兴帝国势力的崛起，衰退帝国的投资收益率相对于新兴帝国投资收益率会有所下降。例如，如下图所示，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投资收益远远超过对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投资收益，同时相对于英国政府债券的投资收益，投资荷兰政府债券的收益是可怕的。以上几乎反映了这两个国家的所有投资。

图14  英国和荷兰股票、国债价格表现【42】

注：下方图表展示了荷兰国债价格走势，1672年由几次战争引发价格下跌，随后1675年在战争结束后价格恢复，但陷入光荣革命再次引发下跌，1725年-1750年间由于一系列的对法战争中的失利引起价格大幅下跌，最后一轮的下跌发生在第四次英荷战争以及被法国侵略时期。

2、大英帝国和英镑

我们在了解英帝国和英镑崩塌前，先快速回顾一下其崛起和衰落的过程。在此之前，我曾向您展示过英帝国综合实力指数，下图展示了组成综合实力指数的八个分项指标，图中展示了这些指标如何从1700年附近开始上升和1900年早期拐头向下的过程。透过这张图，您可以了解到这些指标在上升和下降过程中背后的故事。

图15  英国综合实力驱动因素指数

伴随着竞争力、教育和创新/科技（典型的象征实力提升的先行指标）指标稳步走强，大英帝国于1600年之前开始崛起。如前所述，在1700年代的后期，英国的军事力量愈加卓越，并在第四次英荷战争中打败当时主导世界经济和拥有储备货币的竞争对手，并且成功的战胜了其它的欧洲竞争对手，如在与法国的数次冲突中取得胜利，并于1800年代早期的拿破仑战争的胜利中站上巅峰。自此，大英帝国逐步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并在此过程中变得极其富有。英国在19世纪巅峰时期，其仅占世界人口比重2.5%的人民创造出了占全球20%的收入和控制超过全球40%的出口贸易。经济力量与军事实力齐头并进，并伴随着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全世界的征服，英国变为号称“日不落帝国”的强大帝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控制着全球超过20%的土地面积和25%的人口。随之而来的是，首都伦敦开始成为世界金融中心，英镑成为全球储备货币。19世纪末，在其他实力指标开始下降、美国和德国等强大对手崛起之后，英镑的储备地位一直很好地保持着，这是很典型的。如上图所示，1900年前后，随着竞争对手的浮现，几乎所有衡量英国相对实力的指标均开始下滑。与此同时，贫富差距过大引发的内部矛盾开始显露。

如您所知，尽管英国赢得了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但是欠下了大量的债务，维持帝国的成本更高而非盈利更多，对手们也更具竞争力，而过大的贫富差距导致了党派的隔阂。

由于我之前已经概述过1914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所发生的事情，我将先行跳至194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也就是我们所在的当今世界秩序的开端。我将主要关注英镑是如何丧失其储备货币地位的。

尽管美国早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就已经在军事、经济、政治和金融领域赶超英国，但英镑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超过20年之后才被完全取代。正如世界最广为流传的语言在国际事务往来中深度遍及难以被取代一样，作为全球通用的储备货币同样适用于此。就英镑而言，在1950年间，其它国家的央行仍旧储备了相当份额的英镑作为其储备货币，直到1960年全球大约半数的国际贸易仍用英镑结算。但依然，在二战结束伊始英镑便开始逐渐失去其地位，因为聪明的资金能看到英国不断增长的债务负担，较低的盈余，并与美国的财政状况形成鲜明对比（美国通过战争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债主国以及拥有非常强劲的资产负债表）。

英镑地位的滑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分布在数年间发生的几次重大的贬值事件中。在1946-47年，经过多番努力使英镑与其它货币自由转换的尝试失败后，1949年英镑相较于美元大幅贬值近30%。尽管短期起到效果，但在之后的二十年中，英国下降的竞争力导致其国际收支持续紧张并在1967年达到顶峰，当时全球其它央行积极抛售英镑储备货币买进美元储备货币。在此期间，德国马克开始崛起并取代英镑的地位成为全球第二大储备货币。如下图所示。

图16  英镑地位与英镑汇率

注：下图左一1946-1949年间，英国去除资本管制时，发生英镑转换危机引发的英镑第一次大幅贬值，并在1967年英国放弃保卫与黄金挂钩导致第二次大幅贬值。

在接下来的几页，我们将覆盖衰落阶段中的详细细节，首先是1947年和1949年自由转换危机中的贬值，其次是在1950年到1960早年间，英镑相与美元相对地位的逐渐演化，再者是发生在1967年的贸易收支危机和随后的贬值。

1）1964年的英镑暂停转换和1949年贬值

1940年代常被称作英镑的“危机岁月”。[43]战争使英国被迫向盟友和殖民地大量借款[44] ，而这些债务要求通过英镑偿还。这些债务融资为战争做出了大约三分之一的贡献。当战争结束后，英国没法通过忍受加税和缩减政府支出的痛苦方式来偿还债务，因此必须强制要求前殖民地不主动出售这些债务资产（比如，债券）。

同样，二战中英国开始严格控制外汇兑换。不论是购买美国的货物还是美元金融资产，英镑兑换美元均需要经过英格兰银行的授权（例如：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转换受到限制）。为了确保英镑在战后发挥国际储备货币的作用，并为全球经济向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过渡做好准备，必须恢复可兑换性。然而，由于美元已是当时国际货币的选择，全球经济经历了严重的美元短缺。事实上，当时所有的英镑区国家（英国和邦联体国家）由于被迫持有以英镑计价的债券，只能通过出售货物和服务以获取英镑的流入，并通过吸引美元投资来获取所需要的美元货币。英国经历了严重的收支平衡问题，而这问题则来自于其较弱的外部竞争力，国内的能源危机以及大量战争债务侵蚀着英镑作为财富保值货币的信心。结果，在1947年重新恢复自由转换的努力以彻底失败告终，紧随其后的是在1949年大幅贬值近30%，从而使其竞争力得到部分恢复。[45]

在这一时期，有人担心过快地恢复自由兑换会导致英镑贬值，因为储蓄者和交易员突然纷纷转为持有美元，并且以其来进行交易。然而，美国却迫切地希望英国可以尽快恢复自由兑换，因为限制兑换正在减少美国的出口利润和全球经济的流动性。[46]英国央行也急于取消资本管制以恢复英镑作为全球贸易货币的角色、增加伦敦金融部门的收入和鼓励国际投资者继续以英镑作为储蓄货币[47]（包括瑞典、瑞士和比利时在内的一些欧洲债权国政府因缺乏可兑换性而与英国发生了越来越多的冲突）。[48]根据战后达成的一个协议，英国将迅速恢复自由兑换，美国将向英国提供37.5亿美元的贷款[49]（约占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虽然贷款为应对英镑可能出现的挤兑提供了一些缓冲，但并没有改变全球经济本质上的失衡。

当1947年7月实行部分可兑换时，英镑受到了相当大的抛售压力。由于英国和美国政府反对贬值（因为大家对20世纪30年代的竞争性贬值记忆犹新），[50] 英国和其他英镑区的国家转而采取紧缩政策并限制出售储备货币以维持与美元挂钩。限制从美国进口 “奢侈品”、削减国防开支、缩减美元和黄金储备且在英镑经济体之间达成协议不将其持有的储备分散到美元上，[51] 1947年8月6日，英国首相克莱门特-阿特利发表了戏剧性的讲话，呼吁人们再次发扬战时牺牲精神来捍卫英镑。   

“在1940年，我们被少数人的勇气、技能和自我牺牲从致命的危险中解救出来。今天，我们又在为英国进行另一场战斗。这场战斗不能靠少数人的力量来赢。它需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的努力。我相信，这种团结一致的努力将会到来，我们将再次取得胜利。”[52]

演讲结束后，英镑的挤兑速度立即加快。在接下来的五天里，英国不得不动用了1.75亿的储备来捍卫英镑汇率。[53]到了8月底，英镑的自由兑换被暂停，这让美国和其他曾经通过买入英镑资产并期待能够迅速兑换成美元的国际投资者非常愤怒。比利时国家银行行长甚至威胁要停止以英镑进行交易并要求进行外交干预。[54]

英镑的贬值在两年后到来，因为英国和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都意识到英镑无法以目前的汇率水平恢复自由兑换。英国的出口在全球市场上没有足够的竞争力来赚取支持英镑汇率所需的外汇，外汇储备正在减少，美国也不愿意继续以低息贷款来支撑英镑。为了提高英国的竞争力、助力建立一个双向货币市场及加速恢复自由兑换，双方达成了英镑对美元贬值的协议。[55] 1949年9月，英镑对美元贬值30%。竞争力恢复，经常项目改善，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兑换性完全恢复，[56] 如下图所示。

图17  英镑汇率与英国经常项目

货币的流出使英镑债务贬值，但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致使其恐慌性抛售，特别是在考虑到英债的基本面仍然非常糟糕。这是因为有很大一部分的英国资产是由美国政府持有的，目的是为了恢复兑换性而愿意承受估值的冲击，还有印度和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地区的经济体，这些经济体的货币因政治原因而与英镑挂钩。”[57]  这些英联邦经济体出于地缘政治的原因而支持英国的决定，并在其后将本国货币也对美元贬值，这就降低了贬值带来的财富损失的显性程度。尽管如此，战后的直接经历还是让有识之士清楚地认识到，英镑变得更加脆弱，并且无法再像二战前那样在国际上发挥同样作用。

2) 1950和1960年代支持英镑的国际努力失败和1967年的贬值

尽管贬值在短期内带来了帮助，但英镑在此后的20年中将面临经常性的国际收支紧张。这让国际政策制定者非常担忧，他们担心英镑价值的崩溃或储备迅速从英镑转向美元，可能会对新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造成极大损害（特别是考虑到冷战的背景和对共产主义的担忧）。因此，他们做出很多安排试图支撑英镑并保有其作为国际流动性来源的作用。这些安排包括双边协议(1961-64年)，主要构建了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将通过国际清算银行向各国提供支持，包括向英国提供多项贷款及国际清算银行集团协议1(1966-71年)，向英国提供掉期贷款以抵销未来英镑储备可能下跌所带来的压力。[58]

除了这些更广泛的努力外，英国作为英镑区的首领，规定英镑区内的所有贸易将继续以英镑进行，并且所有货币将继续与英镑挂钩。由于这些经济体必须维持与英镑的挂钩，因此它们在其他经济体停止这么做后还持续以英镑累积外汇储备（例如，澳洲在1965年时仍有90%的储备是以英镑为单位)。[59]  在英国发放的外国贷款也几乎全部为英镑地区。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对英国的最佳理解就是其是区域经济强国及英镑是区域储备货币。[60]  然而，所有这一切举措并没有解决英国欠债过多和缺乏竞争力的问题，所以它没有赚到足够的钱来偿还债务和支付进口品所需的费用。重新安排本质上只是为了抵挡不断变化的潮流而产生的徒劳的权宜之计。他们在1949年到1967年间帮助英镑保持了稳定。然而，英镑在1967年就需要再次贬值。

随着美元开始主导国际贸易结算（约5成），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各国央行以英镑形式持有的外汇储备的平均比例已降至20%左右，但是许多新兴经济体和英镑区国家的央行依然将外汇储备的50%以英镑形式持有，并且使用英镑作为英镑区国家双边贸易的主要结算货币。在经历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系列英镑贬值之后，这一现象最终被彻底终结。同解决诸多其他收支平衡危机类似，英国政策制定者尝试了许多方法维持英镑同美元挂钩，其中包括降低储备支出、提高利率以及资本管制。但是这些举措最终都没有达到效果。当英镑兑美元汇率在1967年暴跌14%后，许多英镑区国家的央行也在持有英镑作为储备金的政策上动摇了——除非英国政府能真正保证英镑兑美元币值的长期稳定。

在整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即便英国经济增长乏力，英国政府为了维持英镑同美元挂钩，依然减持了约一半的外汇储备并且维持利率水平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在1961年和1964年，英镑面临着很大的抛售压力，这使得维持英镑同美元挂钩只能通过大幅提高利率，大幅提高外汇储备抛售速度，以及从美国和国际清算银行获得短期信贷来实现。到1966年，英国政客戏谑地将维持英镑同美元挂钩的一系列政策称为“英国人的越南战争”。[61]  在1967年，当英镑再次面临极大的抛售压力时——此时其它发达国家开始提高利率；英国出口贸易出现衰退；同时还受到中东战争的影响[62]——英国政府最终选择将英镑兑美元币值贬值14%。

图18  英国经常账户、黄金储备、短端利率与汇率

在大幅贬值后，作为曾经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受欢迎的储备货币，各国央行对于英镑的信心变得十分脆弱。这是自二战结束以来，各国央行第一次主动抛售英镑储备（而不是简单地减少新储备中的英镑），并且开始增持美元、德国马克和日元。从左下方的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英镑大幅度贬值后的两年内，各国央行持有的英镑储备比例发生骤降。在这一时期，英国政府依然说服了大部分英镑区国家不大规模抛售英镑。在1968年的英镑协议中，英镑区成员国同意维持一个英镑储备持有比例的最低下限，只要英国政府可以保证，英镑储备的美元购买力至少能保持购入时的90%。因此，尽管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种英镑区国家继续保持了较高比例的英镑储备，这仅仅是因为英国政府承诺了保证英镑储备的美元价值稳定。因此，所有在1968年之后继续持有大量英镑储备的国家，实际上都持有美元，而英国则承受着英镑进一步贬值的风险。[63]

图19  英镑在央行储备中的比例[64]

左图注释：在英镑贬值后各国央行开始抛售英镑储备。英镑在储备中的占比骤降。右图注释：英镑协议成员国承诺，只要英国政府保证以美元衡量的英镑储备价值的90%，成员国会继续持有英镑储备。

在这一时期，美元也遇到了自己的收支平衡和货币问题，我将在接下来的美国与中国部分具体阐述。

[1] 我们通过对不同情况下的关键指标进行平均，来显示这些指标与它们的历史相关的地方。图中显示的值1表示该指标相对于历史的峰值，0表示低谷。时间轴以年为单位显示，0大致代表了这个国家在其鼎盛时期的时间（当时各指标的平均值处于峰值)。在本节的其余部分中，我们将更详细地介绍经典模型的每个阶段。虽然图表显示了产生全球储备货币的国家，但我们也将大量参考中国，尽管它从未建立储备货币，但它是几个世纪以来的主要帝国。

[2] 一个很好的揭示了荷兰爱国主义运动盛行的例子: EncyclopediaBritannica, The Patriot movement,  https://www.britannica.com/place/Netherlands/The-18th-century#ref414139

[3] 尽管大部分人认为美国崛起发生在二战后，它实际上是从这里开始的，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持续。崛起的种子实际上早在19世纪就通过美国的教育、创新、竞争力和经济产出自我强化的过程中就出现了。

[4] 根据内部模型粗略估计

[5] 根据内部模型粗略估计

[6] 根据内部模型粗略估计

[7] 在本文中，当谈到“荷兰盾”时，我们通常指的是阿姆斯特丹银行使用的荷兰盾钞票，而不是实物硬币（也称为“荷兰盾”）。

[8]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Eighty Years’ War, https://www.britannica.com/event/Eighty-Years-War

[9]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The Anglo-Dutch Wars, https://www.britannica.com/event/Anglo-Dutch-Wars

[10] Israel, Dutch Primacy in World Trade, 1585-1740, 219

[11]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The Anglo-Dutch Wars, https://www.britannica.com/event/Anglo-Dutch-Wars

[12]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The Dutch War, https://www.britannica.com/event/Dutch-War

[13] Israel, The Dutch Republic: Its Rise, Greatness, and Fall1477-1806, 824-825

[14]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The Anglo-Dutch Wars, https://www.britannica.com/event/Anglo-Dutch-Wars

[15] 在此期间，荷兰的对外投资普遍增加。对英国资产的投资提供了很高的实际回报。例如，荷兰人购买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股票，伦敦金融城向荷兰投资者出售定期年金(债券)。获得进一步的描述， seeHart, Jonker, and van Zanden, 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Netherlands,56-58.

[16] Hart, Jonker, and van Zanden, 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Netherlands, 20-21

[17] Quinn & Roberds, “Death of a Reserve Currency,” 13  

[18]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The Anglo-Dutch Wars, https://www.britannica.com/event/Anglo-Dutch-Wars

[19]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The Anglo-Dutch Wars, https://www.britannica.com/event/Anglo-Dutch-Wars

[20]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The Anglo-Dutch Wars, https://www.britannica.com/event/Anglo-Dutch-Wars

[21] de Vries & van der Woude, The First Modern Economy, 455

[22] de Vries & van der Woude, The First Modern Economy, 126

[23] de Vries & van der Woude, The First Modern Economy, 685-686

[24] de Vries & van der Woude, The First Modern Economy, 455

[25] de Vries & van der Woude, The First Modern Economy, 455-456& https://www.britannica.com/event/Anglo-Dutch-Wars

[26]此图表仅显示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以“按国家/地区”报告的财务结果，例如荷兰。它不包括其在亚洲业务的收入和债务的一部分，但包括其在亚洲取回并在欧洲销售的商品的收入。

[27] Quinn & Roberds, “Death of a Reserve Currency,” 17

[28] 在这种情况下，“荷兰盾”是指从阿姆斯特丹银行拿到的贬值的银行存款，而不是实物硬币。For details on the run, see Quinn & Roberds, “Death of a ReserveCurrency,” 16.

[29] Quinn & Roberds, “Death of a Reserve Currency,” 17-18

[30] Quinn & Roberds, “Death of a Reserve Currency,” 16

[31] Quinn & Roberds, “Death of a Reserve Currency,” 34

[32] Quinn & Roberds, “Death of a Reserve Currency,” 15-16

[33] 阿姆斯特丹银行领先于时代，使用复式记账法代替了真实的“纸币”。See Quinn& Roberds, “The Bank of Amsterdam Through the Lens of MonetaryCompetition,” 2

[34] Quinn & Roberds, “Death of a Reserve Currency,” 19, 26

[35] Quinn & Roberds, “Death of a Reserve Currency,” 19-20

[36] Quinn & Roberds, “Death of a Reserve Currency,” 16

[37] Quinn & Roberds, “Death of a Reserve Currency,” 24

[38] de Vries & van der Woude, The First Modern Economy, 685-686

[39]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Dutch-East-India-Company; also see de Vries & van der Woude, The First Modern Economy,463-464

[40] Historical data suggests that by 1795, bank deposits were trading ata -25% discount to actual coin. Quinn & Roberds, “Death of a ReserveCurrency,” 26.

[41] 注：为了全面反映阿姆斯特丹银行储户可能的经济状况，我们假设，在银行关门时，储户每人都得到了按比例分配的仍存放在银行金库中的贵金属（这大约是全额担保金额的20%，也就是贬值幅度达80%）。

[42] Gelderblom& Jonker, “Exporing the Market for Government Bonds in the DutchRepublic (1600-1800),” 16

[43] For example, see Catherine Schenk, The Decline of Sterling:Managing the Retreat of an International Currency, 1945–1992, 37 (hereafterreferred to as Schenk, Decline of Sterling)

[44] See Schenk, Decline of Sterling, 39

[45] For an overview of the convertibility crisis and devaluation, seeSchenk, Decline of Sterling, 68-80; Alec Cairncross & BarryEichengreen, Sterling in Decline: The Devaluations of 1931, 1949, and1967, 102-147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Cairncross & Eichengreen, Sterlingin Decline).

[46] Schenk, Decline of Sterling, 44

[47] Schenk, Decline of Sterling, 31

[48] Alex Cairncross, Years of Recovery: British Economic Policy1945-51, 124-126

[49] Schenk, Decline of Sterling, 63

[50] Schenk, Decline of Sterling, 48

[51] Schenk, Decline of Sterling, 62

[52] As quoted in Schenk, Decline of Sterling, 62-63

[53] Ibid

[54] Schenk, Decline of Sterling, 66-67

[55] For more detail, see Cairncross & Eichengreen, Sterling inDecline, 139-155

[56] See also Cairncross & Eichengreen, Sterling in Decline,151-155 for a discussion of other contributing factors

[57] Schenk, Decline of Sterling, 39, 46; for furtherdescription, see https://eh.net/encyclopedia/the-sterling-area/

[58]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些政策和其他协调政策, see CatherineSchenk, “The Retirement of Sterling as a Reserve Currency After 1945: Lessonsfor the US Dollar?”

[59] John Singleton & Catherine Schenk, “The Shift from Sterling tothe Dollar, 1965–76: Evidence from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1162

[60] For more detail on the dynamics of the Sterling Area,see Catherine Schenk, Britain and the Sterling Area, 1994

[61] As quoted by Schenk, Decline of Sterling, 156

[62] Schenk, Decline of Sterling, 174

[63] For fuller coverage of this, see Schenk, Decline of Sterling, 273-315

[64] Data fromSchenk, “The Retirement of Sterling as a Reserve Currency After 1945:Lessons for the US Dollar?,” 25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b50gJ1ZVgU5Dr8EwOIhrbA

瑞幸的“自爆门”终于有了一个结果：退市。

这个结果并不出人意料，毕竟财务造假的中概股不是瑞幸一家，此前的老前辈也都退市好几个了。只不过之前那些被迫退市的中概股，业务2C的比较少，退市高峰期也是十年前了，现在的吃瓜群众大多不太记得。

怼着瑞幸一拥而上，还不是因为家家办公楼下都有一家。话说到这，我倒是觉得瑞幸说直营门店有4500家不算骗人。我公司附近的那个路口，四个角上就有两家瑞幸，我还搞错过一次门店。看来瑞幸不光能让人舌头老年痴呆，也能让大脑老年痴呆。

不过这也说明了，照这个密度，之前公开的门店数很有可能是真的。

如果能保住这些门店，退市对瑞幸来说也不一定是坏事。如果它的创办初衷不是圈钱的话，那门店数到了这个量级，已经可以考虑实现自我造血功能了，资本市场退潮无非是没办法继续扩张。

有消息说陆正耀陆总夫妇正有此意。

如果不是瑞幸在接到退市要求之后火速申请申诉听证会，我都差点相信他们要认真做“专业咖啡”了。

你都能从这张申请的背后，听到瑞幸嘲讽证监会无谋，投资人少智的笑声，连这么简单的缓兵之计都破不了，还想追债？

当然，作为一家志在收割全球韭菜的公司，想追瑞幸债的投资人不止美国有，在其他境外市场也有。但瑞幸仿佛早就做好了准备，一手“拖”字诀用得出神入化。

比如在香港，就有14家持有它家可转债的机构申请冻结瑞幸在内地和香港的所有资产用以清偿。而更早些时候，包括瑞信（瑞士信贷银行）在内的6家持股机构，也提出了类似的申请——它们的情况还更复杂，牵扯到陆总个人的无限连带责任质押担保。如果公司不行，就要陆总出面还钱。

陆总都发了个人声明了，和自爆门里的财务造假无关，这些机构怎么就非要把人逼上绝路呢？

所以承诺无限连带的陆总义正词严地拒绝了提前还款通知，还利用实际控制的投资公司，把6大佬里的出头鸟瑞信告上了香港法庭，反将一军。

瑞幸告瑞信，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李逵杀李鬼呢。

瑞幸这边拖得开心，可把准备冲击纳斯达克的后辈们害惨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发布消息，将会在7月初召集一场圆桌会，讨论如何收紧上市规则，以避免投资者踩雷。

虽然公开声明里说是针对“新兴市场”，但谁都知道这最起码有一半是冲着中概股来的。SEC主席自己都明说了，“瑞幸事件以后，这一风险格外受到了关注。”

众所周知，纳斯达克IPO审查是比较弱的，并且由于对全球企业开放，想做严格审核也不现实。这种设计的本意，是给更多商业公司以机会面对资本市场，随后用资本的方式淘汰那些竞争力不足的公司。

典型的美式铁憨憨作风。

新兴市场的那些公司可不会给你自然淘汰的机会，有的公司可能上市之前就是奔着恰烂钱去的，资本还没来得及鉴别优劣，投的钱就算打水漂了。2010年左右中概股暴雷潮里就净是这样的公司，20家退市，家家财务造假，做空机构写报告直接复制黏贴就完了。

10年过去了，瑞幸换上了船新包装，口味却一点都没变。

自己身子站不直，也怪不得美国证监会和投资人抱怨。风口浪尖上的瑞幸，这次是在SEC想睡觉的时候递了枕头，断了后辈们的财路。

其实中概股要在美国市场建立信任，本来就不容易。在整个上市和监管过程中，这牵扯到至少四方的利益：在中国的运营实体、在避税地区（比如开曼群岛）的注册实体、在资本运作成熟地区（比如香港）的上市中介和在美国的监管层。美国监管层想调查，就得打通这四个实体的数据壁垒。

然而在2013年之前，中国（含香港地区）和美国之间数据完全不互通。未经中国证监会同意，为中国（含香港）境内企业提供审计服务的会计公司不得向美国证监会提供任何账目，这让美方监管层只能抓瞎办案。

即使到了13年之后，中美签订了联合执法协议，数据互通仍然障碍重重。就更别提商业丑闻之后真正的执法了。美方几乎无法对造假企业身在中国境内的实控人进行任何监禁、罚款处罚。

大佬们只要余生不出国，造假就算是零成本。最多也就是外籍高管和中介机构吃个瓜落，伤不到作恶的根本。

当然国内政策也是合理的。鉴于中美之间人尽皆知的关系，全面开放数据确实会危害到国家安全，封锁审计是为了保护多数人的利益。

可美国投资者也不是傻子，既然美国法律无法威慑中概股实控人，中概股又顺着规则漏洞薅羊毛，那他们就只能选择不买。瑞幸事件之后，美国要抬高中概股上市门槛，也可以解释为对这种糟糕心态的弥补。

不然长此以往，中概股的名声会整体臭掉，中国企业再想得到国际资本支持只会越来越难。

有人觉得这对于A股是个利好。

还记得我之前提到的外资入市新政吗？那时候央行和外汇管理局掀了外资投资A股的额度天花板，还给出了一系列善意措施，再配合外资控股合资券商许可，摆明了要开放再开放。A股企业全在证监会眼皮子底下，又能以合资身份申请监管和执行，可是比在美股投中概股安全多了，这外资还不哗哗地进来？

听到这种说法，那些在A股造假的大佬，看着手中60万的顶格罚单笑出了猪叫。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IR0rhTujhUYGgO45brPPfA

 

文 | 清和  智本社社长

大疫之年的“两会”备受关注。今年中央政府没有提经济增长目标，把工作重心放在保就业、保民生及扶贫脱困上。

那么，今年的经济增长靠什么？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保就业保民生并不意味着放弃经济增长，想要达成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的目标，经济增速也需在4%以上。

真实的情况是否如此？

本文探索经济目标与民生、改革、增长之关系，揭示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

本文逻辑

一、经济目标：是否设立？

二、就业民生：如何保障？

三、经济增长：如何实现？

（正文6500字，阅读时间约20分钟，可先阅读再分享；另《新基建，靠谱吗？》《越南，有机会吗？》两篇文章被删除，可点击智本社继续阅读）

 

 

01

经济目标：是否设立？

 

2019年底，中国经济学界掀起了一场关于“保六”的争论，我在《中国经济2020 | 改革性5%＞刺激性6%》分析了政府是否应该设立GDP目标的问题。

2020年“两会”，中央政府罕见地未提出今年的GDP目标。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大疫之年，民生压力大，不设经济目标，有助于保就业、保民生及扶贫脱困。

到底要不要设置经济增长目标？

在自由市场中，经济学家普遍不主张设置GDP增长目标。张维迎教授在五年前便呼吁取消GDP目标，认为GDP目标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

前苏联开启了计划经济模式，以五年为期推行五年计划。历年来，中国延续了这一政策，制定五年经济发展计划，设立一系列经济增长目标。

反对设置经济增长目标的理由并不复杂，在一个市场经济体中，国家经济增长是无数市场主体，包括企业家、工人、工程师、个体户等共同作用的结果；是技术创新、市场交易、社会组织及经济政策复杂作用的结果。

根本上来说，市场是一个自发秩序，不是一个由中央权力主导的经济体系。任何个人、组织都无法确定经济目标，无法决定经济走势。

当年米塞斯与兰格大论战时，米塞斯认为计划经济的问题在于缺乏价格体系，无法做货币核算：“便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因为没有货币核算， 他也无法做到使生产符合消费者的需要。”【1】

哈耶克从知识分散、自发秩序出发，推导出国家无目标理论（并非不作为）。他认为，国家这一强制性力量与过去的部落统治方式最大的不同，是它没有必要再为整个共同体制定统一的目标并集中财富去实现这一目标。现代政府“普遍的、无目标的抽象行为规则取代了共同的具体目标”，“以此保护个人的自由领域不受他人的强制或侵犯”。【2】

在自由市场经济中，经济无目标论或国家无目标论是完全成立的。但是，中国目前还不是一个完全自由市场经济体。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到现在依然是一个“转轨型国家”。转轨型国家与自由市场最大的区别是，大量的资源集中在政府手上。政府对经济信息及资源的掌控力很强，经济增长需要政府释放更多资源。

在转轨型国家，政府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只有政府打开资源闸门，市场才能够发挥作用。如果政府不批这块土地，这块土地资源就很难增值，无法盖工厂、建办公大楼；如果政府不放开价格管制，商品经济很难兴旺，外资及技术难以进入国内市场；如果政府不破除行政垄断，私人资本则无法进入该领域投资。

这并不是说政府在经济增长中起到多大的作用（企业才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而是政府掌握着大部分资源，包括土地、资本及经营许可权等。过去四十年，经济持续增长的过程，也是政府资源对外释放、市场逐渐形成的过程。

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是官僚激励体系。

2008年，为答谢诺贝尔奖经济学家科斯组织的中国改革问题研讨会，张五常撰写《中国的经济制度》，指出以县际竞争为代表的地区间竞争，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猛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他看来，县际竞争机制的核心在土地的利用上，尤其是土地使用权的自由转让上。【3】

土地资源松绑，市场才可能兴起。在八九十年代，中国实行财政包干制，官员以经济指标为政绩考核，各级政府努力招商引资，批租土地，兴建工业园区及基础设施，想办法提高当地的财政税收和经济效益。

这就是我们说的唯GDP论。县际竞争机制下的GDP政绩考核，很大程度上释放了政府手上掌控的资源和权力。更多的原本政府控制的土地兴建了产业园区，更多的垄断领域向社会资本开放，更多的外资及技术引入中国。

以GDP考核的官僚激励体系，是释放资源，解除管制，打破垄断，促进市场兴起的重要动力。

图：转轨国家的资源配置与经济目标，来源：智本社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从经济计划时期到转轨经济时期，再到市场经济时期，资源集中度不断下降，目标考核也在发生变化：

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掌控了大部分资源，政府需要非常全面而详细的经济计划和目标。

在转轨经济时期，经济目标的作用是倒逼改革，释放市场资源。GDP考核和财政包干制倒逼各级政府相互竞争，将各类资源及权力下放给市场，把舞台重新交给市场，让企业及企业家各显神通。

这个逻辑是：先激励官员，释放市场资源，然后才有可能激励企业家及科学家。

到了转轨经济后期，经济目标逐步转弱，国家治理目标不断强化，主要包括法治体系、民生福利、公共用品等。

只有到了真正的自由市场时期，政府完全退出市场，国家才能推行哈耶克主张的“国家的无目标性”。此时资源集中度相对较低，政府掌控力度有限，制定经济增长目标既无力又无效。政府的主要目标是提供公共用品，提高社会福利，降低交易费用。

前些年，中国媒体批判唯GDP论（唯GDP论确实有问题），试图降低GDP考核压力。若GDP长效考核机制被打破，又无法建立更加科学的官僚激励机制，这无疑不利于继续深化改革、破除资源垄断及保持经济增长。

在当下经济转轨阶段，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全国上下还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拾基于GDP长效考核的官僚激励体系。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是倒逼改革，释放资源，促进持续增长的动力之源。

今年受疫情冲击，暂缓GDP考核，转而保民生保就业及扶贫脱困，是否更加科学？

 

 

02

就业民生：如何保障？

 

考虑到今年的特殊性，大疫之下，中国经济受挫，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延续，一方面不容易确定经济增长目标，另一方面以底线思维聚焦于民生目标。

中央政府提出优先稳就业保民生，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6%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5.5%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5%左右；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等等。

保民生是否意味着淡化经济增长？

发改委官方已经给出了说明，这次没有提经济增速的具体目标，不等于经济增长不重要，要看到无论是保民生、保就业，还是脱贫攻坚，都要有经济增长的支撑，要用改革开放的办法稳就业、保民生、促消费，拉动市场、稳定增长。因此，虽然没有直接提GDP的增长目标，但经济增长的内容已经融在其他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之中。

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认为，GDP增速4%才能达成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的目标。

换言之，今年要实现这些民生目标，比如新增900万以上的就业、1000万左右的人口脱贫，经济增速也需要保持在4%以上。

通常，失业率与经济增速呈负相关。根据奥肯定律，经济增速下降，失业率增加。通常，GDP下滑两个百分点，失业率上升一个百分点。

最近十年，中国GDP增速逐渐下降，从2010年的10.64%下降到2019年6.1%，十年下降了4.5个百分点。

按照奥肯定律，这十年，中国的失业率应该增加2个点以上。但是，中国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并没有下降：2010年到2015年城镇调查失业率均为4.1%。2016年开始不升反降，到2019年城镇调查失业率下降到3.6%。

这说明中国的失业率与经济增速之间并非是“平滑”的。这样，刘元春教授所说的要确保6%的城镇调查失业率目标，GDP增速需要达4%，就未必成立。换言之，到年底，城镇调查失业率目标可能顺利完成，但是GDP增速可能在4%以下甚至更低。

所以，确保民生目标未必能能够倒逼经济增长。如果追求就业率的方式不恰当，可能反而阻碍了经济增长及技术创新。

弗里德曼曾经有一个勺子挖运河的故事。上个世纪90年代，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亚洲考察时偶然来到一个工地。

弗里德曼发现工人们在用铲子挖运河而没有使用重型机械，他感到很奇怪，便询问了当地的官员。官员回答说：“用铲子是为了创造更多的就业。”

“噢，原来是就业计划，我还以为你们是在修运河呢。” 弗里德曼说道，“既然是想创造就业，那别用铲子了，用勺子挖吧。”

用铲子或勺子挖运河，可以降低失业率，政府因此可完成就业目标。今年要完成失业率目标压力并不会太大，国企雇佣一些“第三方”的大学生，政府部门雇佣一批协警、临时工城管。再不济，雇佣一批工人反复挖路、修路。

但是，这种低效的就业，其实是阻碍了经济增长及技术创新（重型机械）。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这种低效的就业属于失业——隐性失业。

隐性失业的概念，是经济学家琼·罗宾逊首先提出来的，主要指劳动生产率极为低下的就业或者半就业半失业。比如国有企业中的冗员，人浮于事、无所事事，其实属于隐性失业。我们很难确定央企、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及政府部门存在多少隐性失业。

有人说，国有企业的职责就是在经济不稳定时稳经济、保就业。但其实，这种方式既不能稳经济，也不能保就业。真就业能够带动经济增长，“假就业”则未必。根本上来说，这群人并没有就业，依然处于失业状态，只是用财政供养着。这就是表象与本质的区别。

难道这么多人失业，政府可以不管吗？

当然不能不管。现代政府在解决失业问题上已经有一套成熟的方案，主要是公共用品，即失业援助（如失业金）和职业培训。

失业援助和国企供养，都需要花费财政预算，哪个更划算？

国企供养隐性失业者，进一步恶化国企内部的竞争体系，降低国企经营效率，造成更大规模的冗员，不利于国企市场化改革。

所谓“市场的归市场，凯撒的归凯撒”，失业援助走得是公共用品渠道，不会破坏市场竞争规则。政府建立社会保障系统，失业者领取失业金，有助于其在市场中重新就业。

有人问，如果失业者领取失业金，会不会像国企一样养懒人？

失业金的一部分是失业者自己缴纳的，以应不时之需。失业者有失业金维持生活，可增加其在就业市场中的自由选择度，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同时，失业者可参加技能培训，提升就业能力。

这就是李总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资助以训稳岗，今明两年职业技能培训3500万人次以上，高职院校扩招200万人，要使更多劳动者长技能、好就业。”

大疫之下，不少人失去了收入和工作，其中一部分人转战直播带货。直播带货的兴起，犹如口红效应，是一种“低价产品偏爱趋势”，预示着经济不景气。部分失业者加入直播大军，也是在寻求新机会，谋求新生路。

通常，若有失业金作为基本保障，失业往往是劳动力自我调整、修复以及寻求突破提升的阶段。这也是市场自我调整的一部分。罗永浩加入直播带货大军虽有些别扭，但也算是从锤子创业失败中走出来寻求新突破。

政府需要完善失业保障体系，加大对失业金以及职业培训的投入。

我们再回归头来看，保障就业民生等目标的完成，不一定能够带来经济增长，有时可能是相反的结果。因此，保障就业民生目标的同时，政府依然需要设立经济增长目标。

经济学家樊纲所说：“经济保持稳定的增长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出路。”经济增长是手段，是保障民生之根本。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级政府都有一根经济增长的“弦”。我担心，如果这次将这根“弦”放下，由发展思维转向守成思维，改革动力衰退，难以再释放资源及权力释放。

如果设立经济目标，再搞经济刺激怎么办？

 

 

03

经济增长：如何实现？

 

经济目标不是不能设立，关键是看用何种方式达成。

如果靠货币刺激，低效基建及房地产拉动，这种GDP增长不要为好。低效基建、低效GDP与隐性失业，本质上是一样的。好比反复修路，失业率下降了，GDP数据上去了，但效益低下，甚至浪费财政与资源。

今年1-4月，全国50大城市卖地收入合计达1.22万亿，同比上涨10.3%。其中，有21个城市的卖地金额同比增加100%以上，南阳市、北京市卖地金额同比增长逾1000%。

根据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4月份土地溢价率也出现明显的上行，一二线城市的的平均住宅土地溢价率是2019年下半年来的最高位，平均溢价率高达15.54%。

很多人担心，大疫之年，若在经济增长目标上施压，地方政府倾向于卖地获取财政收入，然后扩张财政，加大政府投资，以完成经济目标。

这其实不是经济目标的问题，而是货币政策及央地财权事权不匹配的问题。

各地方政府设置经济目标的前提是，不搞大水漫灌，实行适当的货币政策及货币政策。

在朱总时代，货币闸门守得很紧，地方政府想要增加收入，完成经济目标，没有捷径，只能靠改革开放，只能靠放权让利，只能靠招商引资。这就是政府目标与地方经济相一致。

1993年，海南地产一度火热，朱总及时出手打压，杜绝了地产泡沫向全国其他城市蔓延。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央地财权事权不匹配的问题开始出现，拮据的地方政府开始谋求卖地增收。

1998年房改，2003年国有土地拍卖入市，此后房地产市场一日千里。从1998年到2008年，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不算太高。换言之，当时各级政府完成经济目标，实现财政增收，依然得靠改革开放、招商引资。

图：1978年-2018年广义货币、经济目标与经济增长方式，来源：智本社

2008年金融危机，全球货币闸门大开，政府救市成为了主旋律。此后，房地产成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土地财政成为了地方政府主要的收入来源。

2019年，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极高，广州、武汉、南京、郑州、杭州、成都、东莞、西安、昆明、太原、青岛等15个大城市的土地依赖度超过70%。其中，杭州、广州、昆明、南京超过100%。

如此，经济目标越高，土地财政的势能越强，越是与经济转型升级、社会民生背离。

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研究发现，在16世纪后，欧洲主要国家处于转轨期，政府如何解决财政收入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前途。

通常，政府有两种方式解决财政收入：

一是建立一套规则，使垄断租金最大化；

二是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产出最大化，政府税收收入增加。【4】

垄断租金，如通过无限制的征税垄断权增加税收收入，通过国有土地资源垄断权长期收取租金，通过央行的货币发行垄断权直接印钞为政府融资。

5月争议颇大的财政赤字货币化，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经济学家反对？因为一旦财政赤字货币化融资合法化、常规化，政府可以轻松获得垄断租金收入（印钱），便容易失去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动力。一旦政府的主要收入来自垄断租金，政府的目标便与经济增长、社会福祉的目标发生背离。

诺斯发现，16世纪后的法国、西班牙的王权强大，国王掌握征税权可获得垄断租金，阻碍了这两个国家向自由市场转型。后来，路易十六因向第三阶级征税而引爆了法国大革命。西班牙则在“价格革命”中衰退。

英国、尼德兰面临同样的财政问题，因王权尤其是征税权受限，难以获得垄断租金，只能靠破产市场障碍，开放港口与市场，发展自由贸易和工业产业，才能扩大税收收入。如此，英国、尼德兰王室的目标与国家的转轨目标、经济增长是一致的。

城市的土地，用于搞房地产和招商引资发展产业，都可以增加政府的收入，但给社会民生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前者是刺激性手段，获取土地垄断租金；后者是改革性手段，政府、经济与社会民生皆受益。

如今，是不是出现第三种增长方式民生性增长？

图：转轨型经济三种增长方式，来源：智本社

我们来看这三种增长方式：

去年保六之争时，一部分经济学家提出刺激性增长，另一部分则反对，提出改革性增长。还有一些是中间派、理想派，提出轻松减肥之法，用刺激性保增长，用改革性谋发展。

事实上，改革性与刺激性本是对立的，刺激性政策定然伤害改革。政府可获得巨额的土地财政或财政赤字货币化融资，自然失去改革的动力。

刺激性增长的不可持续性及危害性，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事实上，都已经得到了论证。持续的经济刺激带来低增长、高泡沫、高负债及贫富差距。这次，中国没再施加经济目标的压力，或许正是担心，刺激性势能将带来更加严重的经济后果。

与刺激性相比，更加温和的民生性增长是否更适合？

根据今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今年财政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另外，还将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75万亿元，比去年增加1.6万亿元。

这次的债务扩张计划其实是小于市场预期的。从目标导向来看，财政安排倾向于社会民生。

大疫之年，休养生息，恢复元气，未尝不可。但是，民生性增长缺乏持续的动力。

处于转轨时期的中国，处于改革深水区的中国，处于国际关系骤变的中国，改革更不能停。

中美正在走入“囚徒困境”，未来不管两国持续对抗，还是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扩大金融开放，改革是应对一切挑战的根本之法，是降低资产堰塞湖、人民币汇率风险的根本之法。

李总说，改革已进入深水区，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这说明既得利益者非常顽固，若没有经济目标这一高压线，改革缺乏足够的动力，既得利益者或形成守成之势，甚至反噬改革开放。

有人想，今年修养生息，保民生保就业，明年搞改革。我担心的是，今年修养生息后，明年重启经济刺激。

总结起来是目标需明确，手段需改变。

今年主要任务是保民生，但经济目标这根“弦”不能松。经济目标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目标考核，是政府政策改革、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的激励政策。目前，政府未公开经济目标，不清楚内部是否设有经济目标，不确定明年是否恢复设立经济目标。

大疫之下，最能增强市场信心、振奋国人的是大刀阔斧的改革。

李总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资源要素市场、国有企业等改革。若农村集体土地、限制性竞争行业这两大领域能够有实质性的改革，可激活万亿级市场规模，提升内外资的投资预期与国人的消费预期。

但是，设立经济目标的前提是杜绝垄断租金，即守住货币闸门，严控土地财政，将政府的目标调整到与经济增长、社会民生相一致。

如此，才能保持改革开放之势能，重启经济增长之动力。

参考文献

【1】社会主义，路德维希·米塞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致命的自负，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中国的经济制度，张五常，中信出版社；

【4】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道格拉斯·诺斯，格致出版社。

 

◎智谷趋势（ID：zgtrend） |  黄汉城

诸多迹象表明，越南越来越像大中国经济版图中的一个“省”。

近十年来，越南经济突飞猛进，GDP增速大多数保持在6%-7%，是亚洲增速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以至于有些人惊叹，越南会成为下一个中国，或者是下一个韩国。

但越南的雄心显然不止于此。大国博弈愈发激烈，越南则自信自己会成为中美贸易纠纷的最大赢家。去年越南雄心勃勃地提出，要在2045年即国家独立100周年之际，让越南一举跃入发达国家。

其实，越南永远都不可能挑战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

只要越南被锁定在工业立国的赛道上，中国仅仅依靠全产业链条以及规模优势，就能简单把越南锁定为巨大世界工厂的一个车间。

这也是当前中国制造业一个鲜为人知的“阳谋”。

越南今天走的，是一条赌上国运的冒险道路。

它绝对是签订区域贸易协定最多的国家之一。而且，这个国家特别热衷与发达地区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欧盟、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

在制造业尚不强大的时候，冒然杀入自由贸易世界，很可能会冲垮本土幼稚的民族工业。因为越南要对加入协定的发达国家，取消几乎所有进口商品的关税，国外产品可以长驱直入。

以汽车产业为例。目前越南主要以进口零部件“组装”为主，国产化率仅有5%-10%。但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越南就敢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2018年12月30日，CPTPP正式生效，越南当即取消了65%进口商品的关税，汽车、钢铁、成品油等重工业则留了一个过渡期。

不过保护期也只有短短十年，到2028年，越南就必须把来自日本等国的进口汽车关税降至零。你说本土产业能不头皮发麻吗？

现在越南汽车产业还停留在焊接、漆料清洁、组装三道工序，日本车一来还不被打得稀里哗啦，谁还敢贸然巨资进入汽车业？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早在1994年前后，上海桑坦纳的国产化率就达到了87%，广州标致达到80%，中国的进口汽车关税高达100％。到2018年才逐步降至15%。

也不知道是谁给了越南如此大的勇气。起初日本、韩国、中国的崛起，均是通过高关税排挤外国产品的竞争，扶持本土民族工业。最后有能力实现进口替代后，再一步步降低关税。按李斯特的话说，是牺牲眼前利益换取长期利益。

很明显，越南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它试图大尺度的打开国门，让全世界各地的外资纷至沓来，在这里投资建厂发展外向型经济，以取得爆发式的增长。

它很像当年苏州的选择。好处是经济迅猛发展，坏处是丧失本土科研活力，沦为跨国公司的加工厂。（当然苏州现在也在谋求转型）

这个，正是中国的机会。

借助于中国全产业链的优势，中国完全有机会把越南的制造业嵌入的自己的上下游，扼守住其关键的零部件，使它成为一个“附庸”于中国的大车间。

这几年来，中国一直有产能转移到越南。

2010 年，越南取代中国成为耐克鞋最大的生产基地，结束了中国连续十年的耐克鞋产量第一的地位。

2019年三星关闭了在中国的最后一家手机工厂，跑到了越南生产。三星越南公司一年可创造逾600亿美元的出口，占越南全部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一。

当前，世界上每10部智能手机中就有1部是越南生产的。越南是世界第三大纺织品出口国，仅次于中国和印度。

有些人担心，再这样下去，越来越多的企业会在中国“消失”，而越南则会崛起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

在我看来，真的没必要大惊小怪。当前，全球正在兴起第四次产业的雁阵转移，除了越南之外，印度、泰国、马来西亚等后发国家也正在通过廉价劳动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对于中国来说，固守低端产业是非常不利的一件事。

同样一件活，别的国家每小时10块钱，中国同行业的劳动者就没有理由要求50块钱的工资。想要和它们的产品竞争，在中国从事低端制造业的广大劳动者，就面临着工资下调的压力。

报酬难以提高不说，未来很长时间内收入也可能会跑输经济增长。这对于培育中国内需市场具有相当大的打击。

而且，越南根本就没有能力掏空中国的制造业。

我以纺织业为例。这是越南最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企业职工人数达到170万人，容纳了四分之一的制造业工人。

纺织业可以说是越南的生命线，但越南的纺织原料高度依赖进口，根本无法自给自足，55%-60%原辅料是由中国供应的。

前阵子中国爆发新冠疫情的时候，作为美国时装品牌GAP供货商的越南第10纺织厂，就因为一半的原材料无法从中国进口，差一点就陷入了停摆。

为什么越南一定要从中国进口呢？

原因可能会令人跌破眼镜——因为，从中国进口面料、纤维这些产品的价格，比越南国内生产要便宜10%—15%。越南举全国之力都生产不出来比中国便宜的纺织原料。

不是说越南人的工资仅为中国的一半至三分之二吗，怎么关键时刻一点卵用都没有，这种看起来有点low的东西，竟然做得比中国还贵？

说到这里，我想给大家先做一下科普。以前，人类用棉花、麻、蚕丝这一类天然纤维做成衣服。但是这类纺织原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要跟粮食争地。有限的土地资源既要解决60亿人的吃饭问题，又要解决这么多人的穿衣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人类也发明了人工化纤原料。

现在我们穿的衣服，八成以上是由化纤做成的。至于纽扣、拉链等辅料，也是源自于化工产业。

因此，现代纺织业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工业门类。它的上游是化工业，而化工业的上游又是能源业。

纺织原料要形成有竞争力的价格，绝不是比拼谁的劳动力更廉价那么简单。各个产业集群要深度分工，相互配套。

这方面中国恰好有绝世无双的武功。我们有广阔的土地作为集群空间，有四通八达的快速交通网络连通各个产业，有庞大的内需市场刺激全产业链条发展。

有人就说，中国形成了超大规模供应链网络，这个网络中的分工非常之细，企业的专业化分工可以达到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

而越南的国土面积仅为32.9万平方公里，境内3/4面积又为山地和高原，在体量上也就和中国一个“省”相当，这极大限制了越南的产业集群效应以及产业分工。

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包含了全部41大类的工业。从产量上看，全球500多个工业品，中国有220个世界第一。

越南永远都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越南探明的煤炭储量约38亿吨，而中国一年的原煤产量就有37.5亿吨；越南已探明石油的储量约为2.5亿吨，而中国一年的原油产量就达到1.89亿吨；越南探明的天然气储量约3000亿立方米，而中国一年的天然气产量就有1602亿立方米。

今天，越南的电力紧缺并未得到根本缓解，需要从中国、老挝这边买电。要支撑起中国这样庞大的工业体系，越南不到两年就能吃光所有的资源。

所以，越南搞几个主导产业可以，多了不行。搞轻工业可以，搞重工业可能够呛。

越南从一出生，就注定没办法像中国那样拥有深度分工的产业集群。

这也是越南搞了那么久的汽车产业，却依然进步迟缓的原因之一。

早在1991年，越南就批准成立了湄公(MEKONG)和VMC两家合资汽车组装厂，拉开了进军汽车制造业的序幕，

将近30年过去了，越南的汽车零部件生产，主要局限于镜子、坐垫、电池电线等，自主率只有区区10%。这蚂蚁的速度，别说中国了，就连墨西哥都比不了。

汽车制造是工业中的工业，涉及机械、材料，化工、自动化、电子等诸多门类，全面考验了一个国家的工业综合实力。

缺乏完整的全产业链配套，使得未来整个越南的工业体系，必须以中国为中心来布局，成为世界的加工厂，而不是世界的工厂。

当你剖开越南工业体系的心脏，你会发现，越南生产的塑料产品总成品价值，进口成分占了约70%至80%，电子产品约77%、药品约80%到90%。

看似日渐强大的越南，不远的将来依然是一个为中国、日本、韩国等国打工的经济体，将大头利润拱手相让上下游和外商投资者。

在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的大背景下，未来确实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把工厂转移到越南，借助原产地原则绕开美国的贸易壁垒。

但是，我们也不用太去担心技术的外溢。

产业转移并不必然带来技术转移。所有的合资公司都有非常严格的技术封锁，更何况是独资公司。技术外溢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

你想一想，中国过去花了30多年，尝试以市场换技术搞汽车工业，最终有诞生过厉害的自主品牌吗？

没有。中国的一汽、上汽、东风等旗下公司，拿到的只是几吨重的生产图纸。我们可以依葫芦画瓢，拥有的是一种制造能力，却基本学不到设计能力。

中国做不到，越南也很难。

上一轮的大国崛起，依靠的是蒸汽机、内燃机，电动机。几次工业革命诞生了不同的工业强国。如今的科学技术越来越复杂，吸收和消化的难度越来越高。

一个国家一旦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很容易就出现产业的代际锁定，永远被发达国家越抛越远。所以，国际社会同样有可能发生阶层固化。

在我看来，越南唯一翻身的机会是工业化。

它不可能像香港、日本那样，通过发展金融、文化等第三产业来弯道超车，因为这是一条更漫长的路，能看到的出路只能老老实实的干工业。

只要越南被锁定在工业立国的赛道上，中国就可以把没有比较优势的组装工序，迁移到越南，使它成为中国经济上的一个“省”。

中国现在要做的，是以战略的目光布局越南，赶在日资、欧美资本之前占领更具有话语权的地位，与越南实现互惠双赢。

越南是要获得工业化和城镇化，中国是给中高端产业腾出空间，实现转型升级，走上日本韩国当年走过的道路。

当前，越南的GDP为2550亿美元，弱于广西，高于山西。放中国大陆内部，大概排名20位左右。

二十年后的越南，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sTymD4Xpap6rP2im2b58nA

主权信用货币时代，我们一生的理财目标…就是如何跑赢印钞机！

01

一场讨论

两会前夕，一场关于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讨论在财经界被热议。

 

啥叫财政赤字货币化？翻译成人话就是如何印钞放水。

 

近两年我们看财经新闻常听一句话“财政政策要积极有为”。啥叫财政政策？就是政府要花钱刺激经济。啥叫积极有为？就是要花更多的钱刺激经济。

 

政府的钱来自哪里呢？来自税收、来自卖地收入…还有更重要的渠道——发债，也就是我们知道的国债和地方政府债。

 

发债相当于借未来的钱、寅吃卯粮，结果就是支出大于收入，于是就产生了财政赤字。

 

当下的操作是，政府先发债，卖给个人、卖给企业…但更多的是卖给银行。

 

银行把本来用于放贷的资金购买了国债、支持了政府发债刺激经济，可银行觉得钱不够了咋办呢？把国债质押给央行获得贷款资金啊，这就是我们常听到的7天/14天逆回购、MLF、SLF操作…钱就这样被央行印出来了。

 

现在讨论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是政府发债直接要央行购买、利率可设置为0，不经过中间购买环节（个人/企业/银行等），政府拿到了钱、央行持有债，这也是央行印钞放水啊。

 

孰优孰劣呢？

 

前者政府发债要付利息、且要还债，所以政府不会肆无忌惮的发债，也就是说有硬约束，但会增加财政负担、且影响财政刺激的力度。

后者发债不付息、不还债——因为发债的财政部和买债的央行都是政府的机构，相当于左手倒右手，但政府发债就此会无所顾忌，很容易引起恶性通胀。

 

关于里面的知识其实非常复杂，如果没理解也没关系，只需记住一个结论就好了：政府发债、财政刺激的结果，都会引发新一轮印钞放水。

 

印钞放水的结果就是，货币在贬值、钱正在变成纸。

 

 

02

纸币成纸

更早之前的货币体系混乱复杂、且年代久远，我们只从二战之后说起。

 

1944年至1971年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期间，世界上的纸币是相对保值稳定的。这种稳定性体现在：美元跟黄金挂钩——每盎司黄金等同于35美元，其他国家货币再与美元按近乎固定的汇率挂钩。

 

请问：现在一盎司黄金是多少美元呢？1700美元左右。

 

50年前，你花35美元就能买一盎司黄金，可到了50年后的今天，你却要花1700美元了。而黄金还是那个黄金，没有任何变化。

 

从35美元贬值到1700美元，以黄金这个标的来衡量的话，美元贬值了97%！还有很多国家的货币相对美元再贬值呢？如俄罗斯的卢布、巴西的雷亚尔、墨西哥的比索……那贬值的就更多了。

 

50年时光一瞬，纸币真变成了纸。

 

中国人关于货币贬值的切身感受就是万元户的消亡。

 

上世纪90年代前后，万元户那就是现在的土豪、意思是非常非常有钱。可时至今日，也就不到30年的时间，1万元也就是一线城市普通白领的月薪——现在是万元户俯拾皆是的年代，纸币的泛滥莫不让人有些悲哀。

 

这背后的原因再明白不过：央行放水印钞过度了，尤其是2008年之后。

 

被认为是衡量钱多少的M2，达到100万时在2013年，可达到200万亿出现在2020年1月。什么意思呢？前一个100万亿的货币量，我们用了60多年，而后一个100万亿我们只用了7年。

 

这次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种种迹象显示已成为新一轮全球大放水的加速器，当然也包括中国……上文提到的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讨论就是明证。

 

疫情前，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还是4万亿，疫情后已增加到7万亿；已实施负利率的欧洲央行，在一季度增加基础货币供应逾5000亿欧元；中国则在一季度增加基础货币约2万亿人民币。

 

纸币变成纸的这几十年里，我们似乎没有明显感觉恶性通胀啊，这是什么原因呢？

03

通胀错觉

近十余年来，之所以没有明显的恶性通胀，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生产效率的提高，另一个是资产价格的上涨。

 

生产效率的提高，会让在同样的时间和劳动力投入的情况下，生产出更多的商品，既表现在汽车/家电/手机等工业商品上，也表现在肉蛋奶（工业化养殖）粮油（机械化种植）等农业商品上。

 

一辆汽车10多万、一台冰箱2000左右、一台洗衣机1000多……二十年前的价格跟现在差不多、甚至还有所下跌。按理说随着效率提高，价格应该大幅下跌，之所以价格相对稳定是因为劳动力价格的提升——每个人一天只有24小时，时间是稀缺的。

 

这也造成了以前赚1万元要一家人攒很多年、而现在可能也就一个人一个月的工资（当然里面也有钱贬值的原因）。

 

印出的钱并不是像撒胡椒面的一样让所有人雨露均沾，而是更多的流向了富人手里——银行出于风险考虑，就更愿意把钱借给资产多、还款能力强的富人。

 

穷人有钱会倾向于消费，因为他们的消费还没有彻底满足。富人有钱更倾向于投资，因为他们吃的、住的、用的基本满足了，多余的钱就只好去投资了。

 

是的，穷人有钱推动通货膨胀、富人有钱推动资产泡沫。

 

没有恶性通胀的背后，是贫富分化、是更多的钱聚集在一小部分人手里。

 

近二十年，中国房价、尤其是一线城市房价的暴涨——由每平米1千上涨到每平米10万，吸储了大量的货币，在推高房价的同时、竟意外的拉低了物价，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居然让广大中低收入百姓没感到恶性通胀。

 

钱是多印出来了，但其流向却是有多有少的，也就造成了结构性资产泡沫。近十多年来，我国股市几乎没涨、甚至相对最高沪指6000点还有近乎拦腰斩的跌幅，看似整体熊市，但对某些股票来说却是牛市。

 

股市整体没涨，但核心50只股票却大幅上涨，更多钱去追逐少了的稀缺资产。

04

应对策略

之前我分享过一个鸡汤，就是强者思维和弱者思维。

 

强者思维接受现实，并积极的想办法创造条件解决问题、躬身入局跟随趋势。

弱者思维喜欢被动埋怨、渴望世界按自己的想象呈现，否则就抱怨不止，总感觉自己被欺骗了、被收割了。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看问题视角。

 

面对货币必然超发的现实趋势，我们最好能有些强者思维、去积极应对。

 

怎么应对呢？

 

持有资产、贷款负债、少存现金，按照优先级顺序就是资产>负债>现金。

 

资产有优有劣，10年前买鹤岗的房子和买北京的房子一样吗？负债可多可少，加杠杆1000万和加杠杆100万一样吗？少存现金，但一旦急需钱又怎么办呢？

 

所以，严谨、正确的优先级顺序应是：优质资产>适度负债>适量现金。

 

问题紧接着就来了：什么样的资产才算优质？多大的负债才算适度？多少的现金才算适量？如何把这些定性的标准定量化，是专家、学者、投资大师们一生都在研究的课题。

 

我给出自己的观点，当然你也可以不认同。

 

稀缺、能创造增量财富的资产就是优质的。城市中心的房子总量有限、且能出租使用，它就是优质的；才华技能一向匮乏、但能创造新的商品和服务，人才就是稀缺的；黄金古董字画只是稀缺，但不能创造增量财富，不能算优质。

 

你能承受起的负债就是适度的。负债高不高，有人说是看负债额——是负债100万还是负债1000万；有人说是看负债率——总债务与总资产的比例，是30%还是70%。我觉得更应该看现金流——主要是你的收入，收入高多负债、收入低少负债，能还到期本息就可以。

 

能随时调用、不耽误当下使用的现金量就是适量的。有人按照3个月的日常支出计算现金储备量、有人按6个月、有人按1年或2年，都是一个参考指标。其实可以留存3个月支出量，再加上贷款授信，这也是一个方法。

 

持有优质资产能接住央行放出的水、适度负债能稀释债务减轻压力、少存现金又不会贬值自己的财富…这或许是在纸币泛滥的时代里，最好的应对策略了。

 

愿读到此文的你，能参与其中、身体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