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不是第一生产力,自由才是

科技不是第一生产力,自由才是

来源:华尔街俱乐部(ID:wallstreetclub)

 

 

科技不是第一生产力,自由才是。

01

改革开放前曹德旺和父亲偷偷摸摸的做小生意,贩卖水果和烟草,结果被抓了现行,连自行车都被没收了,一家人生活艰难困顿。

改革开放后的曹德旺办企业成为了玻璃大王,后来还去美国开了厂。

科技不是第一生产力,自由才是

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为什么能够腾飞?无数人为什么能够像曹德旺一样脱贫致富?是因为我们突然掌握了什么高科技吗?是因为中国发生了一场工业革命吗?

不是的, 唯一的原因是改革把交易的自由归还给了人们,人们的自由增加了。

以前你做生意是投机倒把违法犯罪,改革开放后你做生意是令人尊敬的万元户致富带头人民营企业家。

激励机制变了。

激励机制,决定了人们的行为,决定了生产力的高低。就像经济学家陈志武《财富的逻辑》一书封面上的那句话:

“制度的品质,决定财富创造力的大小。”

科技不是第一生产力,自由才是

具体来说,就是自由的多寡,决定了生产力的大小。

如果卖一筐水果都是一种违法行为,谁会像褚时健那样承包千亩果园,整日研究如何种出最好吃的橙子?

交易的自由程度,决定了生产的规模;而生产的规模,决定了技术的引进和创新。

02

许多人喜欢用工业革命来证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奥地利经济学派掌门人米塞斯并不同意这种观点,在《人的行为》一书中,他这样说:

通常所谓的“工业革命”,正是由古典经济学家的学说引起的意识革命的一个产物。

生产技术手段的巨大进步以及由此而来的财富与福利的增加,只有通过实施那些体现经济学原理的自由政策才有可能。

通常所谓的“工业革命”,正是由古典经济学家的学说引起的意识革命的一个产物。

生产技术手段的巨大进步以及由此而来的财富与福利的增加,只有通过实施那些体现经济学原理的自由政策才有可能。

科技不是第一生产力,自由才是

无论是中国的经济腾飞,还是美国早期的经济腾飞,都不是因为突然取得了科学技术上的革命,而是经济自由的结果。

陈志武说:“中国这二十几年的成功恰恰是发生在走出JiHua经济制度框框的过程中,而且是每当离计划jingji、行政管制远一点,经济发展就快一点。”

也就是说,自由每增加一点,生产力就提高一些。

美国经济史学家约翰·S·戈登在《伟大的博弈》一书中讲述了“美国经济起飞的秘密”:

美国是一个崭新的国家,所以它不像欧洲其他国家那样存在很多阻碍经济自由发展的壁垒。例如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前夜,有无数的特权规定,国王和贵族可以肆意对城镇征收赋税,一袋货物从鲁昂运送到马赛的路上会被征收50多种税赋。

而美国却完全不同,在同一个时代,州和州之间没有任何贸易壁垒,商品可以自由地流通。这是美国经济起飞的秘密。

美国是一个崭新的国家,所以它不像欧洲其他国家那样存在很多阻碍经济自由发展的壁垒。例如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前夜,有无数的特权规定,国王和贵族可以肆意对城镇征收赋税,一袋货物从鲁昂运送到马赛的路上会被征收50多种税赋。

而美国却完全不同,在同一个时代,州和州之间没有任何贸易壁垒,商品可以自由地流通。这是美国经济起飞的秘密。

03

科技的进步并不一定带来生产力的提高。

比如说曾经的苏联,卫星可以上天,军事遥遥领先,钢铁产量令人瞩目。但是人们买面包时依然要排长队,国营商店里供给匮乏。

八十年代末期,叶利钦在访问德克萨斯一家超市时,看到一排又一排货架上整齐摆放着的应有尽有的食品和家用百货,他感到震惊又压抑。

——托马斯·索维尔《经济学的思维方式》

八十年代末期,叶利钦在访问德克萨斯一家超市时,看到一排又一排货架上整齐摆放着的应有尽有的食品和家用百货,他感到震惊又压抑。

——托马斯·索维尔《经济学的思维方式》

这种震惊,这种生产力的天壤之别,显然不是因为科技的差距。

同样的,相信也没有人会认为,南韩和北韩生产力的天壤之别,是因为科技水平的差异。

04

每一天,都有大量的新产品、新技术、新知识诞生,但这些创新会不会提高生产力,需要市场来验证。

樊登在讲《低风险创业》一书时就举过一个例子:有一次他们一帮投资人坐在一起,听一个创业者讲他的项目,创业者认为人们上厕所时屎掉在水中溅起水花到屁股上会很尴尬,所以他们通过科技创新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固然是一种科技方面的进步,但它并不能提高生产力。因为市场不需要这种科技,相反,这种科技创新只是对资源的浪费。

另一方面,即使没有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自由的增加,也能带来生产力的提升。

比如说,以前禁止私人资本进入电影、出版等行业,门槛放开后,生产力马上就得到了革命性的提升,各种满足不同消费者需求的文艺作品源源不断的涌现。

再比如说,从闭关锁国到自由贸易,也马上能带来生产力的提升。这不是因为科技进步了,而是因为需求增加了。当一个国家的各种货物可以卖到全世界,人们当然会扩大生产,想方设法提高生产力。比如提高工资奖金,改变管理方式,而不一定是通过科技创新的形式。

05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还容易引起我们的误解。让人们更关注“生产”而不是“交易”,更关注技术层面的引进(“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不是制度层面的思考。

这是一种本末倒置,也是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同样的科技,同样的生产设备,在晚清的国营企业那里和在私营企业那里,在官僚和企业家手中,发挥出来的生产力,是截然不同的。

一种是腐败和浪费,另一种却可以为社会源源不断的创造财富。

盲目的学习科学技术,有时候造成的结果不是生产力的提高,而是社会的毁灭。19世纪的德国就非常善于学习新技术,在国家力量的主导下迅速完成了工业化。后来却走上了战争与毁灭的道路。

科学技术没有转化为创造国民财富的能力,反而毁灭了国民财富。

在微观层面,一家企业的成功,不可能只是通过技术领先而达到,否则还要销售部门干什么。有一帮技术大神就够了,也不需要马云、乔布斯这样的人。

同样的,人类经济的发展,文明的进步,也不可能单纯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而达到。

最根本的,永远是对经济自由的尊重与维护。自由才是第一生产力。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MZVLuabq_c3Gn4Gs282W9A

货币废纸一张,我们要的是物资

2008年以来,全球各国政府都开启了印钞机,大家都在疯狂的印钞票,钞票量直接翻倍甚至翻几倍。
很多人都担心中国会发生通货膨胀,但很诡异的是,这件事一直没有发生,基本物资的价格近乎纹丝不动。
要解释物价和货币之间的关系,可以先看看中国近代最著名的两场经济战役,分别是蒋经国上海打虎和陈云的两白一黑。
国共两党曾经发动的经济战,都异常精彩。 

蒋经国上海打虎

如果由你来治理国家,当有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在民不聊生中获取暴利,你应该怎么去制止这种行为?
很多人认为,只要铁面无私的打击奸商,对物资实行限价,就可以轻易解决这个问题。
不服者,杀,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如果问题还没有被解决,那一定是执法者贪腐了,只需要换一个更铁面的执法者就行了。
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异常严重。
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全国法币发行量总额为14亿元,也就是说全国所有的钞票放在一起,把政府和民间手中的钱全拿走,最多最多就只有14亿。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法币的发行量达到了5569亿元,相比抗战之初膨胀了397倍。
货币超发这么多,物资反而只能由西南一隅供应,而且在战场上被大量消耗,物价不涨那才叫见鬼呢。
八年间,重庆物价指数暴涨2133倍,法币的实际购买力暴跌至战前的万分之五,士兵工资能达到的实际生活水平仅为战前的5%,公务人员为9%。
相反,红军根据地的物价指数相对来说比较平稳,因为扎根于农村,吃穿等物资征收和前线供应更有保障。
红军穷是穷了点,但穷在钢铁和武器,红军士兵的吃穿住行,比国军士兵居然还要强,而且强很多。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但这就是历史,相关的史料研究文章很多。
论搞经济,当时的白区远远不如红区。
抗日战争刚结束,蒋介石不顾国统区经济已千疮百孔的事实,丧心病狂的发动了全面内战。
到1948年8月21日,法币发行量达到了抗战前的47万倍,上海的物价涨幅达到492.7万倍,法币彻底崩溃。
再超发法币,也没办法给国民政府带来更高的收入了,因为这玩意没人用了。
随后,国民政府决定进行货币改革,用金圆券来代替已丧失了信用的法币,即所谓的“金圆券改革”。
每300万法币,可以兑换1元金圆券,每元法定含金0.22217厘,由中央银行发行,发行总额定为20亿元。 

货币废纸一张,我们要的是物资

这五角钱的金圆券,最开始的时候还是蛮值钱的。
为推广金圆券,国民政府规定:

 

“禁止私人持有黄金、白银、外汇。凡私人持有者,限于9月30日前收兑成金圆券,违者没收。”
“全国各物品及劳务价格应照1948年8月19日以前水平冻结。”
当时民间谣传,政府有特殊机器,可以查出藏在墙缝里的黄金和银元,到时会直接没收,吓得百姓纷纷把手中的外汇和金银拿到银行兑换金圆券。
上海《大公报》在1948年8月25日报道: 

 

“今日外滩中央银行目前,清晨六时即有人守候排队,兑换黄金银币和美钞港币的,分别排列,内以黄金和银元兑换的人最多。有许多人早晨六七时排队,到下午一二时还没有兑到。……问他们兑换的原因,说是:要出钱呀,放在那里犯法,又不会涨,就早些卖掉吧!”

货币废纸一张,我们要的是物资

要推广金圆券,就必须要给民众物价稳定的预期,如果物价继续飞涨,那民众宁可冒着被惩罚的危险,也不会把手中的外汇和金银交出来的。
所以物价必须冻结,这是重中之重。
但实际上,任何经济学家和商业精英,都可以轻易的看出陷入战争困境的国民政府不可能遏制住超发货币的欲望,冻结物价是不可能做成的事情。
金圆券改革前,许多人上书蒋介石反对这件事,蒋介石本人也知道成功概率近乎于零。
但超发的法币已经没有民众认账了,前线即将崩溃,如果再没有财政拨款,大败亏输只在瞬间。
而如果能巧立另外一个名目取得民众信任,那还能通过超发货币再募集一波钱,给前方进行最后一次输血。
如果打输了,那就输了呗,反正如果不这么干肯定输。
但如果打赢了,那一切就都还有翻盘的机会。
所以金圆券改革势在必行,不行也得行。 
而要获取民众信任,就必须要冻结物价,这是核心前提,而且要迅速取信于民,前线拖不起了。
所以蒋介石派出了亲儿子蒋经国去办这件事,太子出马,违者杀无赦。
当然,出发前,蒋介石没有告诉儿子所有的规划和想法,只让他去上海打击奸商,稳定物价。
这种为国为民的好事,一腔热血的蒋经国最喜欢干了,蒋介石也算人尽其用。
刚到上海,蒋经国就发布了“告上海人民书”,里面写道:

 

“天下再没有力量比人民力量更大,再没有话比人民的话更正确”。
“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自己的手可以解决,靠人家是靠不住的,要想将社会翻过身来,非用最大的代价,不能成功!”
“只打老虎!不拍苍蝇!”

货币废纸一张,我们要的是物资

穿着朴素的蒋经国,在一间简陋的办公室内接待上访的商户和群众,举报一个查处一个,无论是什么级别的大老虎,都照打不误。 

货币废纸一张,我们要的是物资

短短十天不到的时间,上海大量的著名富豪和企业家都被蒋经国给抓起来了,包括鼎鼎大名的米商万墨林、纸商詹沛霖、申新纱厂老板荣鸿元、中国水泥公司常务理事胡国良、美丰证券公司总经理韦伯祥等人,都被捕入狱。
一些冥顽不灵的小富豪,被蒋经国直接下令枪毙。
在这样的恐怖威慑下,所有人都害怕了,上海的煤炭大王和火柴大王刘鸿生立刻上缴黄金800条,美金230万元去银行兑换金圆券,刘鸿生说:

 

“蒋太子满脸杀气,他是什么都干得出来,不敷衍不行啊,要防他下毒手。”

蒋经国的打虎行动卓有成效,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上海地区共收兑黄金114万两、美钞3452万元、港币1100万元、白银96万两,占到全国总兑换额的64%。
这些真金白银,给国民政府又续了几个月的命。
杀红了眼的蒋经国,把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都给抓了,这可是真正的大老虎。
杜月笙知道儿子被抓后,展露出了极高的政治智慧,通晓全国局势的杜月笙,根本就没去找蒋经国要人,而是在蒋经国9月下旬召开的一次上海企业家会议上,公开说到:

 

“犬子维屏违法乱纪,是我管教不严,无论蒋先生怎样惩办他,是他咎由自取。不过,我有一个请求,也是今天到会各位的一致要求,就是请蒋先生派人到扬子公司查一查。蒋先生若是不方便,各位同仁和记者先生可随杜某去开开眼界。”

扬子公司是当时全上海囤积物资最多的公司,但这家公司是孔令侃的,他是孔祥熙的儿子,是宋美龄的外甥,孔氏家族是蒋介石的铁杆支持者。
这一下子,把蒋经国给架到了火上烤。
但头铁的蒋经国,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把扬子公司给封了,还要严惩孔令侃。
这下可捅了天了。
几天后,宋美龄亲自来上海说情,但蒋经国拒不接受,坚持要查办扬子公司,把宋美龄气的满脸煞白,直接打电话找了蒋介石。
10月,蒋介石从炮火连天的前线直飞上海,把蒋经国劈头盖脸的臭骂了一顿。
于是扬子公司的所有货物,就成了已经在政府进行登记过的合法商品,2家跟进杨子案的报纸被查封,此事不了了之。
杨子案查不下去,自然也没脸抓杜维屏,于是杜月笙交了一笔保释金之后就带儿子回家了。
11月1日,蒋经国发表了《告上海市民书》:

 

在70天的工作中,我深深感觉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不但没有完成计划和任务,而在若干地方上反加重了上海市民在工作过程中所感受的痛苦。

11月6日,蒋经国辞去特别督导专员职务,黯然离开上海,上海打虎彻底失败。
很多人认为,上海打虎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蒋经国碰到了孔氏家族,打虎打到自己身上自然打不下去,手腕不够铁,所以失败了。
这种论断简直是在开国际玩笑,眼光实在太浅了。
国民政府是独裁政权,知道什么叫独裁么?独裁的意思就是所有权利归于一人。
任何威胁到独裁政权的人,都会被杀掉,哪怕是亲兄弟都要杀。
孔氏家族再亲,血缘关系比得上亲兄弟么?屠掉孔氏根本眼都不会眨一下。
不敢动孔氏家族的唯一原因,是因为孔氏家族在为蒋氏政权而奋战,从后方源源不断的为前线输血。
动了孔氏,所有的铁杆都会心寒,整个蒋氏独裁政权会立刻崩溃。
孔氏的所作所为,没有威胁到蒋介石的权利,反而在帮助和维护蒋介石,这才是孔氏不能碰的真正原因。
为防止蒋经国把窟窿捅的更大,蒋介石甚至不惜从前线飞回来直接训斥这个傻儿子。
让你来上海打虎,搞金圆券改革,是给前线输血的,不是让你为了改革而改革,别搞不清轻重关系。
但动不了孔氏,并不是蒋经国黯然辞职的真正原因,对于政治家来说这只是丢了点小面子而已,根本就不算什么。
蒋经国辞职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上海的经济崩溃了。
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的速度太快了,远远超过了国统区的经济承受能力,各地物价直接暴涨。
但限价令,只限于上海周边地区和其他几个重要城市。
因为周边的物价高于上海,所以外地没有任何物资愿意运到上海,而上海的物资反而源源不断的运到外地。
早在9月初,限价令刚开始的时候,上海的经济就出现了运转不良的征兆。
1948年9月4日,“上海全市各工业同业公会”与蒋经国面对面交流,各行各业的企业家向蒋经国诉苦,说买不到原料,企业马上就要停工了。
9月9日,蒋经国颁布了《实施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补充要点》,规定:

 

“各地工厂商号所存储之成品及货品,如不尽量供应市销或超过八一九限价,以居奇论”

同时,蒋经国派兵检查路口,严禁物资流出上海,彻查上海所有仓库,并枪毙了多名囤积居奇者。
铁腕的作风,暂时压住了上海的物价,稳定了民众的预期。
但国民政府的金圆券越发越多,上海和周边地区的物资倒挂越来越严重。
蒋经国的命令只能禁止上海的物资流出上海,但不能强行命令外地的物资流入上海。
在越来越夸张的价格倒挂下,没有一个商人愿意亏钱把物资运进上海当雷锋,连一粒米一块布都到不了上海。
如果蒋经国愿意自己贴钱进货,那自然可以,但蒋经国不可能有这个钱。
到了10月份,上海的库存物资基本耗尽,甚至连存粮都快没有了。
商店的门都是开着的,因为关商店会被枪毙,但货架上全是空的,仓库里也是空的,宪兵队来翻个底朝天那也是空的。
在江浙一带粮食丰收的前提下,上海居然有市民要被饿死。
已经有市民出现了家中断粮的情况,如果还买不到米,真的会被饿死。
如果真的有市民被活活饿死,那蒋经国的上海打虎就成了天底下最大的笑话。
拔剑望去,全上海都是战战兢兢的温顺商人,所有的仓库都空的连老鼠都没有了,但上海的市民马上就要被饿死了。
换你是蒋经国,你会怎么来解决这一问题?
10月31日,蒋经国被迫放弃了限价政策,当天上海的大米价格就恢复到了市场水平,从每石(约合60.453公斤)20元金圆券,飙涨到了2000元金圆券,价格暴涨百倍之多。
上海打虎,稳定物价,从此彻底成了笑话。
11月1日,蒋经国发表了《告上海市民书》。
11月6日,蒋经国辞职。
1949年初,国民政府发行了500万元面值的金圆券,是当初五角面值的1000万倍。

货币废纸一张,我们要的是物资

1949年5月,一石大米的价格涨到了金圆券4.4亿元。
金圆券只流通了十个月又11天,印刷量达到了130万亿,是1948年8月发行金圆券前计划印发总额的24万倍。
蒋经国上海打虎,稳定物价,失败是天经地义的,能成功稳定那才算见了鬼。
要是因为这个不可能成功的目标去动了铁杆盟友孔氏家族,那才是真正的自毁长城。
蒋介石不傻,也不存在下不去手这种低等弱智问题,傻的是蒋经国。
金圆券改革给国民政府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从全国的民众和企业家那里搜刮到了当时价值2亿多美元的各类外币、银元和黄金,给前线的国民党军续了几个月的命。
但这最后一搏的后果,是国民政府得罪了全中国上上下下的所有人,民心尽失。
当时的上海市长吴国桢后来写道:

 

“即使(蒋经国)把孔令侃杀了,上海的经济管制也成功不了”。
“关于金圆券,所有的问题归结起来只有一点,就是它激怒了中国民众的各个方面、各个阶层,以致他们群起而攻击国民党政府。
毫无疑问,知识分子知道金圆券起不了什么作用,他们认为这纯粹是愚蠢无知。而像李铭这样的银行家和商人也对政府怀着怨恨和仇视。中产阶级几乎完全破产,因为他们被迫交出唯一的一点储蓄。
店铺老板以金圆券平价出售了他们的货物,结果弄得倾家荡产,至于穷人就更不必提了,你知道中国的穷人总有些装饰品,诸如金戒指之类,但他们也不得不交出这些东西,最后得到的却是一钱不值的纸币。由此,你可以看到金圆券的致命一击了。”
金圆券改革,让国民政府彻底失去了最后一丝民心,导致解放军在三大战役胜利后,几乎兵不血刃的接管了半个中国。 

陈云的两白一黑

1949年5月,上海解放。
随着解放军的入驻,人民币也跟着进入了上海,以10万金圆券换1人民币的价格进行兑换。
同时,解放军宣布人民币可以和银元进行互相兑换,按1块银元兑1000人民币来定价,并鼓励民众拿银元来兑换人民币。
用银元去换纸币?去年八月底蒋经国刚玩过这一套,共产党又要来玩一遍?
上海大量的投机分子,迅速的抢购银元,把手中的金圆券全部兑换成了人民币,然后全部兑换成了银元。
银元的价格,迅速从1000元涨到了2000元。
上海人民政府投放了10万块银元进入市场,连个水花都没看到就没了,被迅速的抢购一空。
看到人民政府拿不出银元了,愿意用人民币的上海市民越来越少,选择银元交易的人越来越多。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而上海市民去年刚被蒋经国咬了一口狠的,有心理阴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大陆的金银基本都被蒋介石带到台湾去了,人民政府手里确实没有足够的金银,怎么办?
没关系,现代货币的初始信用本来就不是建立在金银之上,而是来源于枪杆子。
1949年6月10日,上海政府发动银元之战,查封金银投机大本营,逮捕投机首恶分子250名。
第二天,银元价格就从2000元跌到了1200元,物价也跟着普跌。
强制百姓使用人民币,很简单,并不难,纯粹靠枪杆子就可以了。
当年蒋经国推广金圆券的时候,难度其实要比推广人民币大多了,不也推广成功了?
不服?抓起来就是,冥顽不灵者枪毙。
但靠枪杆子这一套,没办法稳定基本民生物资的价格,蒋经国就在这一点上失败了。
在银元之战失败后,上海的投机分子瞄准了两白一黑,也就是粮食、棉纱和煤炭。
并不是多么效忠国民政府,愿意当党国先锋来对付共产党,他们这些投机者纯粹就只是想赚钱而已。
8年抗战3年内战,已经足足11年了。
11年的历史表明,物资价格必涨,不管怎么搞都已经会涨,而且是大涨特涨,谁囤积物资谁发财。
傻乎乎听信政府持有货币,放弃囤积物资的,早就亏的上街当乞丐去了。
共产党一帮泥腿子,搞经济能比国民政府还好?
人民币一定会超发,上海物价一定会涨,投资囤积物资一定稳赚不亏。
换你是当时的上海金融客,你也会这么看。
1949年6月23日到7月21日,一个月之内上海米价上涨4倍,棉纱上涨1.2倍,物价出现了暴涨的苗头,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对政府多有怨言。
1949年7月,党中央派陈云同志到上海调查研究,制定对策。
陈云决定,一劳永逸的解决掉上海的所有投机客,杀的他们胆寒,让他们永远不敢挑战解放区的物价。
管控物价,用枪是没用的,蒋经国的遭遇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陈云也没打算用枪。
陈云调出了人民银行的发行数据,计算出了市场上人民币的极限流通量,然后陈云计算了自己从全国所有解放区能调集的物资总量。
发动极限能力的话,最多可以调集50亿斤商品粮和全国一半产量的棉纱。
陈云据此计算出一个结果,只要总体物价水平在7月底的基础上再上涨2.2倍以上,那么哪怕所有的流通货币都拿出来,也不足以买下自己手中的物资。
鉴于此,陈云定下了自己的作战计划。
至10月底,陈云已经秘密在上海周边城市调集了大量的棉纱。
但在大量物资到位的同时,上海的国营商店并没有大量释放物资,反而默默的看着黑市价格狂涨不止。
至11月20日,米价又涨3倍,纱价涨3.8倍,布价涨3.5倍。黑市的物价已经上涨到了陈云当初预定的价格。
于是,总攻开始。
1949年11月20日,上海、天津、北京等城市的国营机构,统一提高自己的棉纱挂牌价,并逐日提高,到24日和黑市价格持平。
一时间,全国恐慌,投机份子大喜过望。
共产党果然撑不住了,手里果然没物资了,后面价格必然还要涨。
于是大量的投机分子把国营商店给围住了,放多少货他们就吃多少,有的投机分子甚至借月息100%的高利贷来投机。
因为这一幕简直太熟悉了,以前见过的次数实在是太多了,后面马上就是一个月几十倍的暴涨,一年可以涨几万倍,月息100%连毛毛雨都不算。
1949年11月25日,陈云骤然加大了棉纱物资的抛售量,并开始逐渐降低挂牌价。
开始的时候,是国营商店放多少货,投机商就买多少,买到你没货为止。
而现在,是投机商有多少钱,国营商店就放多少货,放到你吃不下为止。
陈云的底牌,是全国一半产量的棉纱。
很快,各地国营商店的棉纱堆积如山,没有人愿意再买了。
面对压倒性的物资力量,投机商绝望了,面对节节下跌的价格,他们不得不抛售自己手中的棉纱。
抛风一起,棉纱价格瞬间雪崩,上海的棉纱价格一日之内跌了一半,投机商血本无归。
同时,陈云下令所有国有企业的钱一律存入银行,而银行不得向任何私营企业贷款,把市面上的货币尽可能的收回银行。
大批投机分子,因此破产了。
棉纱之战,人民政府大获全胜,不仅狠狠的打击了炒作之风,还赚到了一大笔钱,打了一个开门红。
但粮食领域的投机客并没有收手,还心存幻想,负隅顽抗。
12月,陈云下令从全国范围内调集粮食,在上海周边秘密囤积,数量达到了十几亿斤,还有30多亿斤待命。
到正月初五,陈云正式发动了粮食战。
当天,陈云用火车皮把大量的粮食,源源不断的拉进了上海,引发市民围观。 

货币废纸一张,我们要的是物资

然后陈云在报纸放言,一亿斤粮食已经运抵上海,隔空警告投机分子。 

货币废纸一张,我们要的是物资

陈云是虚张声势么?很多投机分子是这么认为的,于是更加迅速的买进。
但实际还真不是,陈云当时暗中调集粮食的实际数量已经达到了十几亿斤,这么多粮食上海一年半都吃不完,就等着坑那些铁杆投机客呢。
兵法云,虚虚实实,实实虚虚。
一亿粮食没了,陈云又拉来了一亿,然后又是一亿。
一日之内,陈云抛售了几亿斤大米。
陈云高位出货,源源不断的粮食终于把粮价给砸趴了,上海的粮价一日崩盘。
打击煤炭投机的情况,手段也差不多类似,用天量的物资硬生生的把价格给砸下去。
此役过后,上海、天津许多投机商纷纷跳楼自杀,大量私营批发商、私人钱庄倒闭,再也没有人敢炒作物价了。
横行中国11年的物资炒作之风,至此消失。
陈云能赢,是因为手里的底牌太强了,即便上海的投机客拿到了所有的流通货币,也只能勉强把陈云手中的物资给吃下来而已,陈云不可能输。
但投机客有本事把全国所有的流通货币都拿到么?不可能的,谁都不可能有这个本事从民间搜集到所有的流通货币,而且所有的国有银行也在收缩银根,只收钱,不贷款。
所以投机客必输,而且输的心服口服,没资格有任何不满。 

货币和物资的关系

当货币的数量远远超过物资时,物价必涨,蒋经国无论怎么做都不可能阻挡这一大势。
当货币的数量没有超过物资时,物价必跌,陈云只要略施小计,就能让全国投机客纷纷破产。
树立货币威严的,是枪杆子。
但撑起货币信用的,是物资。
只要你手里有足够的物资,物价就永远涨不起来。
如果没有物资,那货币就是废纸。
现在就可以回答开头的那个问题了,为何2008年至今全球发行了那么多货币,但主要经济体都没有出现恶性通胀?甚至很多国家还在通缩,物价在不断的下跌。
因为08年金融危机至今,全球始终处于物资过剩的状态。
不是说钱太多买不到货,而是货太多没人愿意买。
如果不是因为发那么多货币,物价早就雪崩了,能腰斩再腰斩,工厂倒闭工人失业,陷入彻底的经济大萧条。
如今发行的货币,只能勉强维持住物价,仅此而已。
不信你去囤积一次电视机试试看?你要是能把电视机的价格拉升一倍以上,你不仅不会被当成投机分子惩处,反而会被当成对中国经济有大贡献的功勋之臣上台领奖。
当然,前提是你不会被中国工厂里的电视机给砸死,你得吃得下这么多货。
中国目前完全不缺工业品,甚至每天都在头疼工业品的销量,总是在发愁怎么卖。
所以无论发行多少人民币,工业品的价格,都像钉子一样被钉在了地上,涨不起来,也不可能涨起来。
为了对冲经济危机的影响,为了维持工业品不跌价,全球各国都在拼命的发行货币。
发行如此之多的货币,工业品的价格确实保住了,但也带来了一些其他的风险。
众所周知,工业品的产量是可以无限提升的,以中国的实力,只要有需求存在,电视机、衣服这种东西的产量提升个几十倍都轻轻松松。
但有些东西,是无法增加产量的。
比如说粮食,受限于18亿亩耕地红线的限制,总产量是固定的,没有办法随着需求来提升。
这东西和房价还不一样,只要形势确实需要,住宅用地还是有能力增加的,但粮食的产量是真的没办法增加。
所以08年至今,中国所有控不住的物价案例,都集中在农产品领域,比如蒜你狠,比如糖太宗,比如豆你玩。
根据货币和物资的经济原理,粮价是控不住的,必涨,货币足以把所有的粮食买下来,人民政府是拿不出足够的粮食来换回货币的。
这东西还有一个特征,难以储存,居民购买之后很容易腐坏,并且人民需求量有限。
三天不吃饭你确实受不了,但我给你三天的饭,你也不可能一口气吃下去。
只要把粮食供应维持在一定的安全线之上,不让粮食出现任何的短缺行为,那投机客就炒不起来。
所以,明明中国现在的粮食供应那么充沛,前一段时间中央还在号召全国人民节约粮食。
很多人一头雾水,粮食那么便宜,超市里粮食那么多,为啥还要这么郑重的号召节约粮食,难道没粮了么?
中国不仅有粮,还有很多粮,这么做只是为了以防万一而已,治大国如烹小鲜,不会留下一丝一毫的隐患,力求自身无懈可击。
而且,中国的主粮实行国家管控政策,根本就没给投机客留下任何空间,投机客能碰一碰的也就是农副产品。
国家搞经济,那和做生意不一样,做生意5成胜率就敢干,甚至更低都可以。但国家出手没有99%胜率这一说,一直都在追求100%的胜率。
陈云用了几亿斤粮食就打垮了上海的投机客,但是他实际调集到上海门口仓库的就有十几亿斤之多,准备好的潜在极限调动量为50亿斤,保守的不能再保守。
这才叫万无一失,这才叫出手必胜,国家搞经济其实都这样。
所以大家没有必要担心中国的物价出现失控现象,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工业品一直在跌价,农业品的价格也都在正常合理的市场波动范围内,和那种动辄几十倍几万倍的恶性通胀完全是两码事。
你能想到的,国家早都想到了。
你没想到的,国家其实也已经想到了。
国家治理经济,比你想象的要保守的多,所以你和我只要安安心心的做好自己的事就行了,毕竟中国政府的型号全球知名,是保姆型。
既然外面有人帮我们遮风挡雨,那我们何必瞎操心呢,不如在家里享受岁月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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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群的共识:理财能财富自由

 

理财能实现财富自由,是一种偏执的念想。

01

理财执念
你的身边是否存在这样的人。
上下班的路上,喜欢听股票/投资类的理财音频;
上网或者拿起手机,喜欢看投资赚钱的文章;
平时空闲时,也喜欢花大把的时间观看理财视频、阅读理财书籍;
甚至舍得花钱购买投资理财类的线上线下课程……

 

他们执迷于理财,认为理财能财富自由……既然工作赚不到足够多的钱,那就通过理财来实现呗。
因此,他们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消耗在如何理财上:
 
打探哪个行业要爆发,赶紧逮几只大牛股;
研究哪只基金长期五星评级,买入一部分等待暴涨;
学习房产投资,说不定什么时候自己也能买房、并顺势抓住暴击的机会;
可能还用心搜索一下信用卡/电商平台/第三方理财平台的羊毛攻略。

 

就这样,在本职工作和主业上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越来越少,由此离劳动致富的目标也就越来越远,并深陷于通过“理财致富”的泥淖里无法自拔。
这些年,在“你不理财 财不理你”的洗脑宣传下,很多人一想到理财就想到赚钱、一想到赚钱就想到赚大钱、一想到赚大钱就想到财富自由……想当然的把理财等同于暴富、理财等同于躺赢赚钱、理财等同于财富自由。
这是另类的理财PUA:
你为什么穷?因为你不会理财啊。
你为什么没买房?因为你不会理财啊。
你为什么没财富自由?因为你不会理财啊。
 
在这样的蛊惑洗脑下,不少人对理财执迷不悟、并坚信理财致富。
为什么会有这种理财的执念呢?其深层次的根源是什么呢?
这些人深信:钱赚钱、比劳动赚钱更容易。
 

02

钱更赚钱
这种观点已在很多人的脑子里根深蒂固:钱赚钱很容易、劳动赚钱死难。
在有涨幅限制的情况下,股价每天最高能涨10%,可你的工资别说每天了,能每月涨10%吗?
 
投资股权等股票上市、打新中签新股,哪个开盘不大涨特涨、甚至连续几个涨停板的?
 
2016年之前你买的房,在2016年这波楼市行情中不是轻易的资产翻倍、财富暴增吗?
请问:就凭你工作赚的那点收入,能跟这些资产涨价赚取的收入比吗?资产是什么?资产是钱购买的啊……这样一看,可不是钱赚钱容易、劳动赚钱累死人么?!
说的是不是事实?是事实。
说的有没有道理?有道理。
可这只是整个事实的一个截面、各种道理中的一个道理。
 
如果你投的股权没有上市、如果你买的股票是乐视网、如果你长持了暴风影音、如果你在2017年买了房……估计你会看到另一个残酷的事实——钱亏钱真容易、劳动赚钱反而来得稳定踏实。
 
2015年买股的、2016年做风投的、2017年买房的、2018年买空气币的、2019年P2P理财的……估计大多数不是“钱赚了钱”、而是“钱亏了钱”,甚至爆仓出局。
有人理财一年赚了20万,在一个普通二线城市或许已生活滋润,可这理财的本金200万来自哪里呢?是另一笔2000万的本金吗?那2000万又来自哪里呢?
理财的前提是你得先有财、并且财要达到一个量级。
理财的本金追根刨底都来自于劳动——你一个机会(生意/提成/奖金等)赚了一笔钱,那是你的劳动;你继承、拆迁、中彩得到一笔钱,那是别人的劳动……你首先得有劳动或承接别人的劳动。
有人理财赚了100%,以为赚了很多……一看本金,就投了1万块,涨幅是多、可赚的绝对值太少啊,也就没多大意义。
一个毕业不久的年轻人,一年劳动赚钱10万的可能要比一年理财赚钱10万的可能、要大得多得多。
到底是钱更赚钱,还是劳动更赚钱呢?

03

赚钱逻辑
赚钱的根本在于稀缺。
 
当资本稀缺时,钱赚钱就容易,就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开厂做生意赚得盆满钵满。
 
当劳动稀缺时,劳动赚钱就容易,就像现在欧美日韩、在香港做个最基层的服务员月薪也得万把块。
2019年全球年薪最高的人是特斯拉CEO马斯克、年薪近6亿美元,排名第二的是苹果的CEO库克、年薪约1.3亿美元。如果说劳动赚钱难,难道他们的收入不是来自劳动?
劳动赚钱一点都不难,关键是你的劳动要稀缺……越稀缺越赚钱。说劳动不赚钱的,多是没有技术含量、供应量巨大的劳动,如保洁、保安、文员、服务员等。体力劳动的瓦工/泥工/木工等的收入远超过脑力劳动的办公室白领小职员,背后还是劳动的稀缺性。
日本的软银集团不参与具体的商品生产、主要业务是投资,是典型的以钱赚钱的企业,可它2019年凭钱赚了多少钱呢?-127亿美元。是的,亏损100多亿美元。
说好的钱赚钱更容易呢?!
绝大多数资本和劳动获得的都是市场平均收益,除非你的资本或劳动足够稀缺、或者逮住了某个机会,这个机会来自于:价格混乱下的估值偏差(如之前有的楼盘从1层到32层一个价)、特殊情况下的捡漏机会(如地产商缺钱/房东急卖就有漏)、时代阶段下的趋势红利(如城市化加速的过去二十年在大城市买房)等。
资本因可累积只会越来越多、劳动因附着于肉体不会永续,在主权信用货币体系下,钱只会越来越泛滥、而劳动却不会,今后、现在已出现了这个趋势:相比钱赚钱、劳动赚钱正变得更容易。
 
赚钱的项目、好的标的、优质的资产……根本轮不到你,在你之前已经被各路资本“抢劫”走了,到你手里的都是平庸的理财产品……所以,就别指望理财暴击暴富、财富自由了。
现在及今后的时代,不是资金荒、而是资产荒……资产的背后是什么?主要是稀缺的劳动。
我们正迎来稀缺劳动赚钱的大时代。

04

羊群韭菜
理财只是把手里的财富适当打理,别有过高的期望。长期看,理财的收益如果能跑赢通胀就不错了……别把某个阶段的特例当成了常态,就像别把2016年买房暴赚当作常态一样。
一旦被洗了脑、执迷于某个念想……比如理财能财富自由,就会像羊群一样随大溜、没有了自己的方向,很可能去的是屠宰场。
传销/空气币等旁氏投资会告诉你投资理财能财富自由,你一进去就接了最后一棒;
私募股权/地产商会告诉你买房理财能财富自由,你一买入就山峰站岗;
卖理财课程的/做线下理财培训的会告诉你理财能财富自由,你是否实现不知道、反正“卖铲子”的大概率自己能财富自由……

 

对于收入较低,幻想通过理财实现财富自由的人、尤其年轻人来说,更靠谱的赚钱方法是提高自己的劳动技能、让自己的劳动更稀缺由此增加议价的能力,而不是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学习理财和实践理财上。
如果本金足够大,想通过理财实现财务自由还可理解,若本金太小、甚至连100万都没有,趁早放弃理财暴富的念想。
理财赚取收益,一个是来自于本金参与增量财富的创造、顺势分配其中的一部分,本金太少、创造的增量财富就少、分的也就会少……怎么可能财富自由?
 
另一个来自于存量财富的抢夺……表现就是资产泡沫,就那点本金赔两次就没了、几个来回下来没等来资产泡沫很可能等来的是爆仓出局。
把理财当发财的人,不仅自己发不了财、反而最后活成了韭菜。
在过去资本普遍稀缺、钱相对更赚钱的年代,如果都没有通过理财实现财富自由,我劝还有“理财能财富自由”这种念想的人就洗洗睡吧。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9eIy7Hy5pfscLH69yQRyDg

穷人跨越阶级有多难?

 

作者:二号头目

来源:九边(ID:ertoumu893)

 

1

 最难突破的就是父母

父母是每个人的起点,也是绝大部分人的天花板。中国最近这代人大部分都比父母混的强,是因为父母被耽搁了,再往后几代,大家就能看出来我这句话的威力了,美国英国德国那边的成熟型社会这一点非常明显,绝大部分孩子没法超过自己的父母。

我经常看到一些父母自己一事无成,教育起孩子来头头是道,但是孩子却好像故意跟他们对着干,就感到非常有意思,因为绝大部分父母都没有意识到,孩子是在模仿你们啊,你是怎么做的他就会怎么做,当然了,等他长大了,他也会去教育自己的儿子,并且头头是道,但是孩子依旧当做听不见,然后该干啥干啥,爹啥样他啥样。

也就是说,排除低概率基因变异的情况,孩子从父母那里继承了两套基因,一套是生理学意义上的基因,你娃长得像你,跟你有着一样的瞳孔颜色和耳垂形状,这是生理基因。另一套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基因,你娃做事方式也很像你,思考方式也很像你。如果没有义务教育,你娃大概率就是你的翻版,这就叫社会基因

有了义务教育还好点,毕竟能跟着牛顿学点基本常识,跟着鲁迅学点骂人话,如果学的比较深,还可以知道什么叫薛定谔的猫咪。不再局限于所有知识都来源于家长,但是家长无疑对孩子的影响几乎是决定性的。

也就是说,富人会把自己的一些经验传承给孩子,穷人会把自己的各种玩意全部传授给下一代,尽管很多东西他自己也知道不对,但是不知不觉也就传递下去了,这样的结果往往是父母啥样孩子啥样,多么令人悲观和不安的消息。

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从父母那里并不能学到多少有用的生存技能,因为父母自己也不大明白,而且这种状态会一直通过“社会基因”向下遗传。

这一点在农业时代特别明显,因为那时候读书是奢侈品,并不能像现在这样随随便便就接受到知识,一般的家庭根本不去想读书识字的事,经验几乎都是从父母那里来的。只有曾国藩他们那种小地主家庭,大儿子老老实实在家种地,剩下的孩子里选个脑子灵光的圈起来抓学习,这代人考个秀才,下代人就可以考个进士什么的。

等着这个娃如果出息了,就把家里其他兄弟也带出去,比如后来曾国藩牛逼了,就把自己的俩兄弟曾国华和曾国荃也带出来,跟他一起在外边打仗立功,后来那个曾国华阵亡在了三河镇,另一个弟弟曾国荃后来混的风生水起,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也还不错。

大家看出来了吧,古代整体遵循的就是一种“进化算法”,一步一步来,每代人中择优培育,如果一个人发达了,大家一起跟着发达。

现代社会跟古代相比,最大的突破之一就是义务教育。

义务教育最早起源于德国,被认为是后来德国和美国迅速赶超英国的杀手锏,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重点是挖煤纺织嘛,技术含量不高,英国当时把工人当牲口使,用死了一批就换一批,根本没人力资源一说。

德国最早开始普及义务教育,在电力时代需要大量的技术工人,得有相关知识才行,英国那种“牲口教育”模式就落伍了,因为不识字的人没法操作电力设备,注重教育,全民素质高的德国和美国后来居上,这招后来又成了日本中国等后发国家的杀手锏。

义务教育强行把孩子们送学校,一方面可以搞爱国教育,这个别笑,是真的,美国那样的一个大熔炉国家,每天早上孩子们都要背诵誓词,就是那个大家熟知的“上帝之下,不可分割”,时间长了,国家意识就出来了,民国时期没有义务教育,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是中国的,这个没开玩笑,马督工之前就讲过,“中国人”这个概念完全彻底的普及,不到七十年。

义务教育另一个优势就是打破“社会基因”,父母知道的东西就那么点,而且有可能是个神棍,这个也没瞎说,我们的文章里大量提到这事,韩国遍地神棍,发达国家里,比如说美国那边很多神棍,在家跟孩子说是上帝用了七天创造了世界,学校有义务教育,孩子被拖到学校强行灌输宇宙大爆炸,进化论,分子生物学什么的,这两百年里美国信教比例大幅下降,跟普及义务教育强相关,现在美国信教比例应该是一半左右。

在中国也一样,这些年创造了不少奇迹,穷的掉渣的村里竟然能考几十个大学生,改变了命运,突破了父母天花板,不得不说义务教育功德无量。

不过这毕竟是少数,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出现了一个情况,发现各个层次的人都聚在一起,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优秀的人会聚在一起,这倒也不是他们故意排外,而是一种能从数学上证明的“同质化分层”机制,这玩意跨越物种,跨越文明,都存在。

也就是说,假如你是个穷人,你离开了家庭,尽量不受家庭影响,但是你的社会阶层决定你周围的人普遍不是特别优秀的那种,你从他们身上学不到太多的东西,你想牛逼就得突破这个圈。

2

 可怕的同质化分层

一般社会初期的时候都比较平等,有点像把水和油使劲摇一摇,在一段时间内混在了一起,但是静置一会儿,慢慢就恢复到水油分离状态了,各个阶层会形成明显的界线。这个不要觉得不合理,全世界都这样,古代现代也都这样。

比如中国以前也不像现在,我读大学那会儿我们这些“土炮”去大城市读大学,发现大城市里的人跟我们其实差的不太多,也都不咋时髦,当时我们班的城里人住着那种大城市里很常见的单位宿舍,我去看了还觉得不如我们小县城小平房住的爽。感觉2008年左右是个分水岭,城乡迅速就分化了,大城市的年轻人越来越潮,跟村里的长得都不太一样。

我当初的大学同学现在已经在大学教上书了,他有次跟我感慨,说他站在讲台上,一眼就能看出学生们哪个是大城市的,哪个和自己一样是村里来的。

而且他发现一个事,最近这几年越来越明显,大学里的他这样的人越来越少,自己上大学那会儿全校都是土炮的盛况已经不再重现。

其实观察欧美就能发现,欧美已经在稳定的制度下发展几百年了,社会变得非常稳定。不像我国这样经历完革命也才七十年,正儿八经的稳定发展也才三四十年,现在大家就开始讨论富豪阶层,中产阶级神马的,中产阶级们一年能在孩子身上花十几万几十万,教育演变成了军备竞赛,大家都觉得努力一下还有希望。

在未来,这种状态只会越来越严重,而且呈现出“圈子化”,各种不同的圈子一起快乐的玩耍,有的圈子里的人只需要维持现状不坠落就可以了,有的圈子却需要不断向上突破。

有点像有些人住在高楼层,只要维持不掉下来就行了。有些却需要气喘吁吁爬上去。问题是高楼层的人在竞争中维持很高的优势,层次越低的人资源和条件越差,爬起来就越难。这个不是在说我国,全世界都这样,而且越成熟的社会越这样。下图是德国的一个情况,5%的人拥有德国将近一半的房子:

穷人跨越阶级有多难?

剩下的人大部分租房。

穷人跨越阶级有多难?

莱比锡只有5%的人有房,剩下的人租这些人的房。

穷人跨越阶级有多难?

之前网上有个说法,说是德国人就不急着买房,所以房价不高,后来我不是常驻了一段时间德国嘛,前几天还又去了一趟,我问我们几个公司的德国小伙伴,我说你们德国人真有这么豁达的房地产消费观?他说只有傻逼才不喜欢房,他们攒不住钱,而且买房后对生活影响太大,普遍买不起房,德国政府是很鼓励买房的,首付非常低,但是大家依旧不太能买得起。

如果按照现在的模式发展下去,很快也会出现欧美的那种明显分层效果,牛逼家庭从一开始就买了好学校的学区房,然后通过好小学升好初中,然后重点中学,重点大学的路径就上去了,当然了,这里不是说进了好小学就一定能上名校,欧美顶级私立也没这个效果,但是概率会大增。对应的,普通人就概率大减,受教育权利就这样一点点向上移动,能扭转不?也不是不能,但是不太好搞。

比如明清的时候朝廷就发现一个大问题,南方在科举考试中比北方厉害的多,原因很多,比如南方受战乱祸害较少,很多知识家族底子足,这些知识家族往往藏书上万册,甚至有藏书楼,历代都有人在朝廷做官,熟悉科举套路,辅导下家里孩子自然有加成。

更重要的是,从宋朝开始,南方经济开始超过北方,南方可以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培养小孩这个事业里,南方读书的孩子无论是比例还是数量都远远超过北方。

福建和浙江这两个省的书院数量比其他省份加起来都多,经济实力的优势会反馈到所有层面,包括教育。所以中国从明朝开始,就有点像现在的录取模式,各个省都会有照顾,而不是简单的全国一起录取,但是在各省内部,依旧是有些地方霸占了全省绝大部分名额,跟现在多像啊,现在不也是各省那几所重点中学会拿走一大半名额嘛。

所以吧,不要怀疑,随着经济的继续发展,社会再演变一些年,到处都会演变成一个个的圈,你进不了这个圈,你就做不了某些特定的事。举例来说,孩子进不了某些好的学校,你就考不上211和985,或者说很难考上,如果上不了这类大学,将来就没法进入那些互联网公司,博主说这个并不是准备贩卖焦虑顺便卖什么东西,而是一种即将到来的客观现实,或者说已经来了。

3

 消费的枷锁

在《穷爸爸富爸爸》里,有句话对我打动特别深:

穷人和富人都会买奢侈品,穷人往往用他们每个月的血汗钱购买,那些本应该用来投资或者留给他们的子女的财富。富人则是用他们所产生的资本购买。穷人购买了奢侈品后确实让他们看上去富有了,但他们随即进入了债务危机。每月的工资用来偿还债务,并继续贷款,他们进入了恶性循环。

也就是普通人把自己的工资花了,而一些有富人视野的人会把钱攒下来,买那种可以带来流水的东西,能带来流水的东西叫资产嘛,然后花资产带来的钱,因为那个收入算被动收入。

而且穷人消费和富人消费差距很大。之前德国的一个顶级房地产商有个言论特别有意思,他说财富积累到一定时候,钱是花不出去的,你买辆豪车,车升值了,你买个手表,手表升值了,你买金子,金子升值了,你不能通过消费来消灭钱,这可能就是有钱人生活的枯燥之处吧。

但是这里有个问题,这类资产消费什么的东西吧,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难的要死,最基本的一点,这些年慢慢的大家都开始意识到如果买几套房子,然后坐着当包租公,那该多爽,可是问题是道理都懂,怎么操办?

这个问题首先最难的就是需要大笔的启动资金,去哪找?如果慢慢攒钱的花,估计得攒到天荒地老才能攒出来房子的首付,但问题就是赚的钱不够多嘛,对于大部分穷人来说,最难的事情就是钱不够花,怎么攒钱买资产?有人说可以借贷嘛,但是流水少的情况下,大杠杆几乎是找死。

更郁闷的是,穷人信用不太行,借不到钱,或者借钱成本太高。这里说的信用不是生活里说的那个信用,而是银行对你的信用评级,穷人没有抵押物,评级低,银行要不不借给你钱,要不利息高的要死。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的钱90%以上是从银行贷出来的,对,没写错,市场上90%以上的钱都是贷款,你贷不到钱,很多游戏就不带你玩。

所以吧,这件事对于那些有条件但是消费观有问题的人是一个非常好的启发,但是对于真穷人来说,几乎无解,明知道当前的生活方式越走越窄,但是依旧只能这样走,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郁闷的事了。

当然了,有些人属于“道理都懂,客观条件导致没法操作”,但是依旧有不少人脑子里真缺根弦,我有同学研究生毕业后去当村官了,他说国家给贫困户是有拨款的,但是很多贫困户并没有好好的把这部分钱利用起来,不少人到手后随手就瞎花了,他感慨有部分人穷是缺机会,有部分人真是活该穷,扶不起来。

4

 习得性无助

下边这段话是从微博“硅谷王川”(这个号非常有料,大家有兴趣可以关注)那里看到的,非常有启发,我其实有类似感觉,但是一直没能用语言概括出来,直到他发了个帖子出来,我也不必总结了,直接抄过来:

如果一个人长时间处于一种缺乏选择的状态,大脑潜意识会慢慢认为做任何事都无法改变现状改变自身命运,于是会进入一种所谓 learned helplessness (习得性无助)的状态,变得更为消极。即使情况改变,有机可乘时,也不去行动。这种情况严重时,会导致免疫力下降,甚至忧郁症。当有很多选择时,自我掌控感非常强大,这样人可以长期保持一种积极进取的态势,对身心健康很有好处。当然选择过多的时候又有三个问题: 决策需要耗费更多精力,选择后犯错误的可能性更大,因为犯错误造成的心理挫折感更强。

Barry Schwartz 《选择的悖论》(paradox of choice)

家看到了吧,如果长期不做选择,大脑就会变得很消极,很多人说自己感觉自己快要得抑郁症了,其实完全可以反思下是不是自己平时几乎没啥事需要自己选择,完全是生活逼着你在往前走?这种状态下,时间长了确实会产生一种越来越强的消极状态。

既不想改变,也不想去想改变的事。

这也是我这些年目睹的强人和穷人之间最大的差别,绝大部分正常人似乎对生活有种“认命感”,觉得也就这样了,凑合着过吧,又不是不能过,但是强人总有种碰上问题就主动去解决,解决了还要优化,优化了还要固化的习惯,这两种思维一开始可能效果不太明显,持续十年,非常可怕。

说到这里,得祭出我们这张图了:

穷人跨越阶级有多难?

很多事都是你得做很久很久完全没起色,最后一小段时间一飞冲天,比如学英语,公号涨粉,文化观念的传播,财富的积累,甚至这段时间疫情在各国的爆发曲线,都是这个。一开始都很缓慢没进展,跟乌龟似的,突然间就雄鹰展翅一飞冲天。不过在那天出现之前,大部分人已经放弃了。

当然了,越厉害的人可以做的事越多,越穷的人可以做的事越少,手里没资源行动力自然就差,而且干啥都不顺利,会对信心打击特别大。尝试自己自然就崩溃了,这玩意是个正反馈或者负反馈的通道。

牛逼人有自信,自信又有助于他穿越痛苦的周期,达成目标后变得更自信。不牛逼的人恰好相反。

5

 那该怎么办呢?

按照我们上文说的反方向走不就行了嘛:

怎样突破父母的限制?

没啥办法,只能是多读书了,中国高考为啥这么惨烈,因为几乎所有人都看出来这是最廉价的向上突破途径,这是第一个机会。欧美呈现出来的趋势是大学学费越来越贵,英联邦等国干脆把大学当创收工具了。

怎样突破同质层分化?

年轻时尽量去大城市,然后埋头苦干,越是小地方,越板块固化。

怎样克服消费枷锁?

勤俭持家呗,就算一辈子没攒下钱,也给下一代留个好习惯,一代不行就用几代人,东西方都是一样的,每一个豪门的崛起,都需要好几代人,上一代做下一代的基础。

怎样克服习得性无助?

去选择去做那些不敢做的事,这既是对大家说的,也是对我自己说的,今后要一直做这事,只有这样,才能一直保持年轻。

而且社会学有个结论:社会中下层的人收入往往不太依赖运气,这类人的收入都是确定的,都是固定工资;越往上,运气比例越大,比如某思聪,运气比例占据了99%以上。经商做买卖什么的,都高度依赖运气。

越有钱的人,往往收入中运气比例越高。

整体而言,如果你工作非常忙,一般来说先紧工作,如果有闲暇时间,也别闲着斗地主,可以发展一些“运气行业”。

我的选择是开始经营什么东西,可以是微博,可以是头条,甚至每天剪一些沙雕小视频,我之前多次说这事,有个小伙伴前几天给我发消息,说他上次看了我的帖子后深刻反思了下,发现自己啥长处都没,只会玩游戏,最近开始直播玩游戏,并且上传了一些游戏小技巧,比如绝地求生怎么压枪,比如P社游戏怎么上手,竟然有了一波关注,今后要去做兼职UP主了,终于知道业余时间该干点啥了。

这就是我之前在小红圈说的那件事,要从消费者向生产者的转变,因为生产的是大哥,消费的是屌丝,如果一直做消费者,花自己的时间和钱,玩别人的游戏,吃别人做的菜,而不是向生产端转进,那就一直处在一个坑里,永远也别想翻身,你得让别人消费你的东西。互联网时代为啥好呢,因为“生产者”门槛一降再降,传播边际成本也一降再降,屌丝不需要打广告也可以推广自己产品的时代竟然来了,这玩意才是真大时代。

这里说的消费,不一定是花钱,现在花时间也是消费。现在的一个决定可能对一个没啥资源和动手能力的穷人来说没卵用,但是很可能五年后就彻底改变了你的生活。如果一件事做过了,没成,那可能有很多原因,可能你不是那块料,或者运气不好,但是如果什么都没做,就觉得自己做不好做不成,这是病,得电,用高压。

作者:二号头目

来源:九边(ID:ertoumu893)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fmJ5If8-qE8aWbWpzaRK5Q

李稻葵:最艰苦、最麻烦的是未来100天!

  编者按  

 

新冠危机爆发后,在未来的这十年与之前相比区别在哪里?我国提出的国内大循环应如何理解?在中美争议加剧的局势下,如何理解并应对当前的国际形势?

 

针对双循环以及十四五规划等热点问题,经济学家圈近日采访了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创始院长李稻葵。

 

以下,enjoy: 

 

李稻葵:最艰苦、最麻烦的是未来100天!

来源:经济学家圈

采访&文字编辑:邱思睿

 

经济学家圈:如何理解现在提出的国内大循环?为何现在提出?

 

李稻葵:其实这个概念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了,至少我们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一直在以不同的形式提这个想法。也许我们用的不是“国内经济大循环”这个词,但是是这个想法。这个想法就是中国经济形势经过全球金融危机,2008、2009年以及之后的几个调整,到现在我们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事实上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这个重大的变化,从量上说,就是我们现在对外的依赖度已经大大下降了。

 

讲一个数字,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一年,粗略地说,我们每100块钱的GDP中,有35块是出口。为了这35块钱的出口我们又进口了25块钱,那么我们的净出口是10块钱,也就是10%。现在这个数字到了什么水平呢?去年一年,2019年我们基本是平衡了,净出口大约是1%,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每100块钱的GDP对应的是17块钱的出口,16块钱多一点的进口。所以现在不能说中国经济还是严重依赖国外市场。这是一个最粗浅的、最直观的现象。

 

再往深层次看,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在其他两个方面也是下降的。比如说一个是外资,我们的外商直接投资常年是保持在1200-1400亿美元这个水平,那么这是什么概念呢,现在我们的GDP是14万亿美元,所以我们的外商直接投资只占到GDP的1%左右。几年前这个数字还是2%左右。

 

再讲一个更深层次的例子,过去我们加入WTO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是用市场换技术。技术层面,我们是靠大量地出让市场,来说我们来和你们合资,一起来做。典型的例子是,华晨宝马,宝马持股50%,华晨50%,那么华晨帮助宝马克服一些当地市场的困难。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华晨宝马和宝马公司一起去寻找零配件,再帮助中国的零配件厂发展起来了。宝马的技术部分转给了华晨、转给了零配件厂,从生产椅子、到生产保险杠、到生产发动机的仪表盘,全都是国产化了。


就是我们在经过金融危机之后的这十几年,中国经济在不断的调整:在市场、资本和技术上我们对外依存度都下降了,这是一个本来的趋势。那么在新冠危机之后,这个趋势又得到了加强。因为新冠危机之后,西方主要国家,进一步加快了他们去中国化的步伐。他们到处都讲,他们的生产链不能单依靠某一个国家——就是中国;他们到处都讲,中国的生产现在太重要了,我们一定要多元化,而且还对中国的出口施加了关税,进行贸易保护主义。国外的这些主流的国家,尤其是美国,他的逆全球化也好,他要搞自己经济相对的独立性也好,出于各种考虑,都不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依靠中国的市场。所以新冠危机爆发以后,在未来的这十年,我们想用国外的市场、资本、技术,这在客观上讲,这种可能性大大地下降了。

 

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因素,这个因素虽然不是很重要,但是必须得提,就是可见的未来5-10年,全球经济恐怕是一个低速增长的时期。因为不到10年之内,两场危机重创了全球经济——一个是全球金融危机,还有一个是目前还没有结束的新冠疫情。所以在未来的十年,全球经济恐怕很难再回到过去的十年和二十年的高增长时代。


总结来说:

 

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太大了。我们现在已经占到全球经济的16%,我这个是按照目前的市场汇率算的,如果按照我们的物价算的话,可能得22%-23%,而十几年前是8%都不到。现在光靠外面的市场,我们吃不饱了。

 

第二个因素,是国外对我们猜疑了,不愿意搞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愿意在很多方面跟我们深度合作了。

 

第三个因素就是全球经济在未来十年将会放缓,它也拉不动我们了。

 

这三件事不是突然发生的,过去的十年中在不断推进,只不过这个疫情让它变得更为鲜明、突出,让大家都觉醒了。


那么内循环,它的内涵是三个要求:


第一,市场主要靠自己;

 

第二,资本主要靠自己,我指的资本主要是说,未来我们的很多上市公司,包括一些高科技公司,可能未来要想方设法放到香港、上海A股或者深圳上市;


第三,科技,更多的科学技术、商业创新得靠自己。


三方面逐步要靠自己。


但是,绝对不能放弃外循环,绝对不能放弃对外开放。

 

如果说国内经济内循环给我们带来的是经济增长的量,那么外循环是支撑我们增长的质。质跟量同样重要。我们不能只是盲目地扩大我们的市场,关起门来。如果我们的企业不走出去,我们的技术不跟人家PK,我们不去跟别人互相交流互相学习,那中国经济很多方面发展的质量会打折扣。

 

经济学家圈:要实现国内大循环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李稻葵:我认为要在三个方面突破。


第一个就是要释放潜在的,我们国内的市场需求。

 

第二件事情,就是科技方面,一定要抓住未来十年全球科技创新的机遇。未来的十年,我们会进入到科技创新的一个高峰期,一定要在若干方面能够做到全球领跑。

 

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的资金循环要做得更好。

 

展开来讲的话,什么叫释放需求呢,就是我们现在的需求还是有的。

 

我经常开玩笑我说我们“10+4”的问题。


我们还有十亿人口没有进入到中等收入水平这个阶段,这十亿人口中很多人没有坐过飞机、没有坐过高铁、家里没有空调,冬天甚至没有取暖的暖气。这十亿人,要让他们的需求上升,就是要城镇化。有些进了城的,但是还没有融入城市生活的,要把他们迎进来、安顿下来,让他们真正的在城里扎根,让他们在农村的那些地,宅基地也好、承包地也好,要长期的稳定的租出去。现在不能卖,但是租出去。让他安安心心在城里生活,在城市为家。这是第一个关键。


第二个关键是什么呢,是已经进入到中等收入水平的这四亿人口,他们现在也还有需求没有满足。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一些基本的公共服务有要求,但是这个基本公共服务没有完成,因此他们不敢花钱,比如说教育、医疗、养老,还有基本住房——有些人还没有合适的房子。所以这几个方面,对应四亿人口,公共政策必须发力,必须要提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

 

比如说拿教育为例,政府应该兜底,应该尽快普及十二年的义务教育,保证四亿人口对应的孩子们,最起码能够高中毕业,能够有一技所长。因为就算他上不了大学,他也应该有比较好的技能,应该今后能够做一个技工,有一个上升的通道,跟德国人似的,德国技工的工资也很高的,生活也很好的。


医疗也是,就是有些摊上大病了,比方说透析那种东西,万一真得了那个病,至少有一部分费用,政府来出。这些逐步逐步的,不是一步到位啊,但应该可以逐步来解决了。


基本住房也是,如果有人暂时在城里买不起房,比方说北漂的,政府可以修一点平租房。以北京为例,五十平米,一个月三千块钱——当然要严格控制啊,不能说高收入人去占那个便宜,把它稳定住。


还有基本养老,如果实在老无所依的,政府应该提供一些基本的设施。


所以这些方面,我想未来十年,得发力。如果这方面能发力的话,很多中等收入人群就愿意花钱了。所以这是释放需求,是内循环的第一件事。

 

再补充一点,就是一定要形成一个统一大市场,不能搞地方割据。现在地方割据的现象还是比较严重的,比方说北京现在的出租车还是以北京现代为主,上海的还是以上海大众为主,重庆还是以长安为主。但是这个地方一定要打通,打成一片,这个也是要改革的。怎么改革呢,我们最近搞了一个研究,就是要把地方政府的激励要调整过来。地方政府的激励现在是抓生产、抓税收,因为地方政府最愿意干的是什么呢,就是比方说投一笔钱,花二十个亿、五十个亿,把一个新能源汽车的工厂给拉过来,它指望这个新能源汽车的生产,未来能够给它交税,同时产生GDP,这是最典型的玩法。比如京东方,那个做电视屏的,在重庆、合肥都投资了,把京东方拉过去。或者弄一个江淮大众,搞个生产线,然后就交税了。所以现在各级政府抓的是生产,谁也不关心消费。各地政府希望生产在我这个地方,消费在别的地方,是重商主义的。你看汽车,连续两年负增长,地方政府不愿意管这个事,只愿意生产。以后应该是哪个地方消费,那么税收就归哪个政府,这样地方政府才愿意去抓市场、抓消费。

 

内循环的第二件事呢,是资金也要循环起来。

 

现在是我们老百姓有了钱,我们想投资于国内的股票。但是国内的都不是最好的上市公司,至少不全。你看腾讯、京东最近都创了新高,但都不在我们A股上。腾讯在香港,京东在美国,都跟我们关系不大。当然我们贡献的是腾讯的流量,我们贡献的是京东实打实的GMV——它的总销量,但是我们养活了华尔街的投资者。大部分投资者都还是在境外,当然也有境内的一部分走出国的,但这没有形成闭环。再比方说,我们的腾讯,第一大股东是南非的Naspers(南非报业),阿里第一大股东还是孙正义,这不太对。我不是民族主义者,但是我们作为一个高储蓄的国家,应该至少能够做到,我们百姓养活的企业,它的投资回报应该能够回到我们的百姓的腰包。这需要资本市场的大力改革。

 

第三件事,就是科技。


我刚才反复地讲,我们的科技在一些制高点上一定要站住。比方说人工智能,互联网的深入应用,还有生命科学。还有就是量子计算,量子计算现在据我调研,咱们跟美国还是差一点,但是差的不是太远,还是有可能赶上去的。

 

经济学家圈:中美争议加剧,中美会脱钩吗?应该如何理解并应对目前的国际形势?

 

李稻葵:中美的关系用脱钩也好,用继续合作也好,这些描述都过于简单了。我倒倾向于认为,未来是一个深度博弈的时代,是极其复杂的博弈。

 

在某些领域,美国人肯定会继续去升级打压中国,尤其是科技方面,比如说人工智能、生物制药方面,一定会打压的。像华为这种事情还会发生,但是在其它方面可能还有点合作。它是一个波动的深度博弈的过程,不能简单地用脱钩和不脱钩来分析。因为中美今天的关系和当年美苏的关系完全不一样。中美这两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和科技,它的交往太多了。举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的科技人员。中国现在的科技和二战结束时的科技不一样了,二战结束的时候是靠天才,靠几个爱因斯坦、费米,它就把原子弹搞出来了,但现在的科技是人海战术。今天的科技,我有时候开玩笑,是做饭的技术,是一种实验科学,是千军万马一块反复做饭,看谁做得好、谁吃得好,这是反复尝试。今天这个科学是靠人,所以中国每年培养的将近四百万的工程和自然科学的人才,这个资源美国人也不会放弃的。所以他可能以后对我们顶尖的科学家从美国回到中国会严加防范,也对我们的顶尖科学家、科技公司到美国去访问严加防范。但是我相信美国人不会控制留学生。清华的这些本科毕业生到美国的MIT,那是给教授干活的。没有这些中国学生,美国的很多科学发现都会被拖后腿的。我们一年工科的毕业生是印度加韩国加日本加美国加欧洲之和。所以以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同时这个博弈也是极其波动的。我认为最艰苦、最麻烦的是未来的一百天,美国进入大选,特朗普选情告急。就算选举出了结果,如果对特朗普不利,还可能折腾。特朗普可能不认这个选举结果,很可能还会闹到最高法院,这是史无前例的。所以一碰到美国的竞选,双方都很可能拿中国说事。而且美国的“幕后国务院”,或者说“深层外交部”,这个deep state,深不可测呀。美国的外交部、国防部,他们有一帮职业的官僚,你搞不懂他们是怎么一个想法,他们和政治家的想法又可能不一样,可能会浑水摸鱼、甚至制造混乱。

 

拿我个人的一个经历来说,在二十年前,1997年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做了一年研究。当时我就发现,胡佛研究院每年请来做研究的这些学者都有来自国防部、外交部的,而且那时候的研究选题不约而同的都是中国。当时中国还没加入WTO呢,但是那些人已经意识到,他们的职业生涯,一定是要建立在对中国的政策基础之上的。他们一定是要在对中国的政策上做文章,才能够得到个人的职业发展。那现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已经是摩拳擦掌。


未来一百天是非常复杂的,讲的大一点,我在最近一个发言中说:现在开始,我们已经进入到民族复兴的最关键的十年。因为未来这十年,我们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可能是从来没有那么复杂过的。未来若干年,国际上各种各样的势力,都有一种焦虑感。他们都认为,时间来不及了,要对中国干点事,再晚就不行了。

 

经济学家圈:对企业的制裁是本轮争端的一个特点,应该如何应对,您2年前包括提出的反制措施,现在看可行么?

 

李稻葵:目前呢,美国方面在关税上对我们已经有制裁了。关税一点儿都没有降,这个呢我们对他也有一定的对等措施。这对双方都不利,但是也没办法,这已经是大家都已经接受了,都已经割肉了。就像买股票似的,已经是止损了。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下一步。尤其是未来100天,美国方面还有可能搞什么动作。现在中国方面最需要干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提前跟美国方面打招呼。有些你要制裁我的东西,我都知道;但是我也有杀手锏。提前打招呼,有言在先,双方互相画红线,你别越界,我也别越界。


美国方面最有可能给咱们做文章的,就是芯片。我们芯片对外依赖度是很高的,讲的更细一点,我们对外依赖的芯片主要是在几个方面:一个是手机,一个是服务器。我们的电脑,Windows以及英特尔联合系统是我们最主要依赖的地方。军事上其实倒不是那么重要。那么美国方面如果在芯片上耍赖——他纯粹是耍赖,因为美国人自己其实并不怎么生产芯片,美国人是和中国台湾地区、日本、韩国合作。或者反过来讲,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和日本的一些企业,用了部分的美国的技术,同时也把美国的很多公司当成大客户而生产芯片的。美国人有可能耍赖,说你看你这些企业,你的大客户是我,你用的专利是我的,那我不许你们给中国供应芯片,如果你供应的话我就停止你和我的企业有任何的来往。因为美国是霸权,所以一宣布的话,有些公司可能不得不去跟着,这就是一种耍赖的游戏。

但是,你要这么干的话,我们不是说没有对等的工具。我们也有我们的维生素、我们的抗生素——维生素、抗生素,90%以上的原材料是中国生产的。这是事实,你短期内你肯定搞不出来,因为这是发酵的细菌,不像机器你可以搬回去。我们绝对不率先这么干,但是你如果率先耍赖,你胆敢在芯片上你跟我耍赖的话,我们也有反制措施。


所以这就是有言在先,大家都有武器,你也有,我也有。谁也不许动,你要是敢在芯片问题上做文章,就相当于你动了“核武器”了。你把整个世界经济的格局,把我们中国的经济打乱了,就是相当于跟中国的老百姓在粮食问题做文章。那我就不客气,在药品上我也做文章,对不对?我觉得这是现在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

 

经济学家圈:有人很担心swift清算系统可能被踢出来,会发生吗?有何应对措施?

 

李稻葵:这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中国的银行不能够参与这个国际的快速资金转让的系统的话,那么很多国际业务无法开展。那我们很多银行的很多国际交易就停顿了,包括我们一带一路的很多的汇款资金的转账都停顿了。那如果这么干的话,我们给美国方面的定性也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我们这些银行,如果犯了什么规,你调查。但是你不能这么干,如果你要这么干的话,我也要找你麻烦。


这些方面呢,我相信我们一定也有武器,但是这个我没有深入研究过。我的看法是要事先沟通,要跟美国商务部、跟美国财政部、还有美国的贸易代表,咱们都可以协商、可以谈判,但如果你蛮不讲理的话,我们也可以不惜代价和你玩这个。武器我们肯定是有的,但是一定要定性:你这么干,相当于在经济领域率先使用“核武器”了。现在的经济问题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都有抓住对方把柄的地方。

 

经济学家圈:十四五期间,您觉得最关键要做的事情包括哪些?

 

李稻葵:有三个方面都要突破。


第一,经济方面必须保持高质量发展,关键是内循环,这个之前已经提到过。经济方面最重要的就是释放我们的内需,建立统一大市场,那么释放内需的一个关键就是提升我们的收入,其中的关键是城镇化和基本公共服务的普及化。如果说过去我们比较强调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那么十四五期间,我自己的说法就是,我们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到市场需求的释放上来。要去经营和培育我们长期的国内需求,这是最重要的。但是内循环外循环要配合。要保持一定的量,比如百分之五,但同时也不能没有质。

第二,科技必须要占领若干制高点。因为这一轮很可能是赢者通吃,你如果占不到制高点,那么谁理你呀,别人不可能把技术给你了,人家封锁你还来不及呢。


第三件事情,对于我们经济学有关系,要特别强调的是基于我们理论和道德的软实力提升。就是基于理论和道理之后,我们一定要有突破。怎么突破呢?一定要想方设法在国际上讲清楚我们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治理方式是有自己的道理的,不是乱来的。对外我们没有任何的意图要输出我们的意识形态。我们从来不干预,从来不输出我们的意识形态。我们自己的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这套办法、体制,搞经济让政府跟市场同时发力,让政府成为市场的有机的参与者,这套办法也是合理的,也不是歪门邪道。对于这些做法,我们一定要打破有理讲不出,做了好事还被人骂这种窘况。所以这就是需要我们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工作者下功夫了,这就是软实力。军事上是硬实力,科技是硬实力,经济发展是基础,但是软实力也要提高。不仅要讲好中国故事,更重要的是讲好中国理论。

经济学家圈:您一直强调经济学本土化,您如何评价目前国内的经济研究?

 

李稻葵:很简单的一个说法,我觉得我们现在有形,但是无神。


有形无神,如果用戏剧的说法来讲,就是一个戏剧演员,他的形象很漂亮,动作、甚至唱腔都有了,但是他不传神,没走心。说的更严重一点、更具体,就是现在国外一切的工具我们都学会了,国外的一些写文章的形式也有了。比如做双差分啊、随机实验、随机一般均衡,动态随机等等都学的快的很,但是就是没有神。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到底从中国的这个土地上,能创造什么样的经济思想呢?我们有哪些是讲出来西方人一听,觉得这个东西有意思,他们以前没有想过的?让他们觉得中国这70年的经济实践,尤其是过去40年,提供了一个新的思想,但他们有些方面可能没注意到的。


我们缺少的是就是经济学思想,如果光是方法没有思想,那么任何的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也好,他对经济学的贡献是极其有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跟上一个答案的第三条是紧密相关的。这么多年,中国经济作为一个学生做的是非常出色的——考试成绩一下子从D甚至于F提到了A-。但这个学生讲不出来,我为什么能提高,这样别人就老怀疑你抄作业,也怀疑你考试作弊了。我们经济学的研究人员,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把中国经济这个学生考试成绩从F提升变成了A-的这个过程讲清楚。要告诉全世界同行,中国经济这位优秀学生,他过去做对了哪几件事情,这几件事情经济学里以前没有研究过的,或者没有强调过的。那这几件事情,其他学生也可以学。比如非洲,甚至于印度也可以。你如果学会了,你成绩也能从F变成A-。你把这个事情讲清楚之后,别人自然就不会指责你在作弊了。


所以我觉得经济学的研究需要形跟神真正的结合。我自己过去两年一直在跟同事们一起努力,在清华大学成立了这个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ACCEPT),我们要干的事就是这件事。我们在国际上搞了一个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我们在经济学里面提出应该需要有个分支,就是研究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和它的行为。不是说把政府从市场中拎出来,去想政府在干坏事,或者是干好事。而是我们把政府就作为市场中的一个重要的参与者,我们来研究他的行为是怎样的,什么时候他可以干好事,什么时候他干的不对,干坏事的话怎么能够把它的激励搞对。


我认为这个事情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不光是中国,美国也有这个问题。中国是有心得的,从中国的实践出发,我们研究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经济学的道理,而且我们这个经验也能够为人类的其他的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做贡献。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中国的学者也为经济学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了。

 

经济学家圈: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对经济学规律有没有改变?

 

李稻葵:首先互联网会改变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我相信年轻一代的经济学学者一定会用更加精确的数据方法、更加及时地去研究正在发生的经济现象。举例子的话就是疫情期间用腾讯,用阿里的数据来写很快的经济的反应和经济体的运行。


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对经济学最深层次的一些规律可能不会有重大的影响。深层次的这个规律是什么?就是人的行为是多个层面的:人有社会行为,有政治行为,也有经济思维和经济行为。在不同的场合下,他会表现得不一样。你比如说在跟不认识的人,在上班的时候,八小时之内他更多的表现是经济思维,比如他要跟别人谈判、讨价还价;八小时之外,在家庭表现的是一种家庭行为,那他就不谈个人经济利益了;在政治场合呢,他又谈的是政治行为,追求的是影响力、是权利、是尊重。所以这是最基本的规律,就是人的经济行为是基础,人只有满足了经济需求,才会进一步演进到政治行为和其他社会行为。这个规律是没有变的。


但是互联网、人工智能来了以后,它会影响什么呢?它首先会影响人的行为,人可能更多地表现出社会行为。因为基本的经济生存可能变得相对不那么重要了,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来了以后,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所以人更多的会表现成一种利他的社会行为,或者是政治行为,追求的是尊重。所以就是说最基本的规律没有变——人参与社会活动的基础是经济行为和经济动力——这个没有变。但是他在边界可能有所改变,可能他程度有所改变,更多的是考虑的是社会行为了,在社会行为驱动下他有一套新的行为机制。

 

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一天24个小时,除了睡觉之外,我们大量的时间用在社交上、在上微信。在微信互联网的交往中,大量的行为是干嘛呢?是在争取或者维持和别人的感情,包括尊重。你给我发一个帖子赞扬我,我开心;但是过一会儿你发个朋友圈我也得点赞你啊。这本身是什么呢?是一个感情的交易。不是经济交易了,不是为了生存,我不玩这个我照样能生存,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东西会变。

 

所以我倒认为,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不会改变最根本的经济学的一些规律,但是会让很多非经济的行为进入到我们的社会活动中来,会影响我们的社会人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学可能要与时俱进,就是要更多地理解很多社会交往中的非经济行为。我也提醒我同行,包括我自己,我们不能像过去那样子过多的、过分的用利己主义的,纯粹的经济人的行为来解释很多社会现象,我们必须要开阔眼界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在改变我们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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