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 饶毅这个人!

序言:从我听说和认识饶毅算起,已经有十五年了,但直到2005年才把他当作自己的朋友。而我们真正一起做事、我比较深入地理解饶毅的想法并成为莫逆之交,则发生在2008年我全职回国以后。在别人面前我常常主动提起饶毅,评论他和他做过的事情,因为我总觉得他留给大家的印象过于片面或偏激,他的另外一面很少为人所知,所以也一直想写篇关于饶毅的文章。但真正开写,才发觉要把饶毅丰富多彩的性格、行事方式和做过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写出来,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篇博客从起意动笔到完成历时一年多,也不过是择其一二,讲讲我眼中的饶毅。

施一公: 饶毅这个人!

 “闲人”饶毅:1998-2001

说实在的,1998年,刚刚听说和认识饶毅的时候对他印象欠佳。当时,我刚刚开始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助理教授,天天在实验室忙得焦头烂额,除了自己动手做实验花掉一半时间之外,还忙于指导学生的研究课题、讲课、参加学术会议、写论文和基金申请,天天觉得时间不够用。比我早三年做PI的饶毅却很特别,经常写一些与他实验室研究课题无关的杂文,评论科学史上的人物和事件;这些文章引经据典、有时会很长,显然花了很多时间;他把这些文章通过email群发给在美国的中国学者教授们阅读。由于对饶毅有成见,他发来的杂文我一般都直接删掉、不会花时间阅读。所以,我对饶毅的第一印象是:有点不务正业、喜欢多管闲事。

因为对饶毅的第一印象不佳,对他要做的事情我也不感兴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件事发生在2001年。有一天,饶毅发来email,希望我签名支持一项中国的科学研究计划,其核心是通过引进海外人才,创建十个针对生命科学不同领域的国家级研究所,同时政府通过高强度的财政投入建立一个充沛的基金,用其利息对这些生命科学研究所的运行和科研进行稳定支持。出发点虽好,但这一建议所需的费用在当时令人咋舌:仅仅维持这些研究所的运行就需要130亿人民币(16亿美元)稳定基金的支持。看到这个建议信后,我颇有意见,在当时科研经费还相当紧张的情况下,一下子提出百亿元的支持力度似乎异想天开、不负责任:为什么不先建立一个研究所作为试点?投巨资建立这么多研究所谁来负责、达不到预期效果怎么办?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有多少海外科学家会愿意全职回国工作?当时,我觉得饶毅的建议会带来不负责任的奢侈和浪费,甚至负面影响国内的科研发展。第二天,饶毅打电话来解释,我就很情绪化地把满腹不满一股脑倒出来。之后还嫌不够解气,专门打电话给包括王晓东在内的其他几个朋友,想抵制这个计划。当然,这个计划最终并没有完全付诸实施,其中的一个试点倒是在2004年起航:即王晓东、邓兴旺担任共同所长、饶毅担任副所长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NIBS)。

很有意思的是,当时虽然我在电话里冷嘲热讽,饶毅却颇有君子风度、一点都没有生气,而是一直耐心地给我解释他的道理:中国国力已然很强、经济飞速发展,但科技仍很落后,应该用生命科学的试点来带动全国科技进步。当时,我根本听不进去,觉得这小子在狡辩。

施一公: 饶毅这个人!

 贤人饶毅:2002-2005

其实,早在1995年,饶毅刚刚在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取得tenure-track助理教授位置的时候,就开始积极参与中国科学的建设,在上海建立了一个小的实验室。后来,他与鲁白、梅林一起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协助蒲慕明,直接参与了中科院上海神经所的创建,并为此承担了不少压力。这些事情,我听说过一些,觉得饶毅还算是个爱国的热心人,多少对他有了一点好印象。

真正让我改变对饶毅印象的有两件事情。一是在2002年的一次朋友聚会上,我偶尔听到了饶毅组织BIO2000课程的详情。原来,早在2000年,饶毅为了改变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生教学落后的状况,联合上海生科院的吴家睿,一起提议、推动、创办了一门生命科学领域综合性的研究生课程,取名BIO2000;该课程由饶毅邀请的二十多位海外优秀华人生物学家担任主讲教师,每位教师专程回国在北京和上海各讲授6节课,分别针对上海生命科学院和清华、北大的一年级博士研究生。这门课程的开设在当时非常及时,深受学生欢迎,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成为中国生命科学领域里也许是最知名和最受欢迎的研究生专业课程。为了组织这门课,饶毅花了很多时间和心血,实属不易!将心比心,我佩服他!

施一公: 饶毅这个人!

 第二件事情发生在2002-2005年这几年间。众所周知,一个中国人在美国的职场上奋斗着实不易;要拿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比美国本土人难多了,而每升迁一步都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取得更大的成绩;即便如此,最终还往往要面临着一道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亚裔很难获得学术界的领导地位、也很难得到学术界更高层面的荣誉(recognition)。和千千万万的留美中国学者一样,饶毅在十多年前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很遗憾,尽管大家大都能意识到这一问题,但尽力打破这一尴尬局面的中国人实在是少得可怜。原因可能有四条:一是觉得自己的生活已经富足、知足常乐,不必追求其它;二是自己刚刚起步、还没有面临玻璃天花板的问题;三是不愿意花时间做这样一件尽管对大家都好但不知何时才能见效的事情;四是觉得呼吁美国主流社会关注这个问题可能对自己不利(留下负面印象)。饶毅是我认识的华人中为数不多的认认真真花时间、花精力为维护华裔乃至亚裔科学家的权益而付诸实际行动的科学家。

2003年,饶毅写了一封长信给美国的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ASBMB(American Society for Biochemistry andMolecular Biology),善意地提醒他们:在ASBMB长达一百多年的历史上还很少有亚裔的领导,其主办的学术刊物中也缺乏亚裔主编和副主编。后来,Duke大学的王小凡教授作为华裔教授的杰出代表受聘JBC(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副主编,也成为JBC历史上第一位华人副主编。王小凡的聘任也许与饶毅的呼吁不无关系。有意思的是:小凡恰好是另一位为了华人和亚裔利益不懈努力的热心科学家!小凡上任之后,又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帮助中国学者,包括推荐一批有水平的中国科学家出任JBC编委,用实际行动改善亚裔科学家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同样,饶毅也写信给拥有三万多名会员的美国神经科学会(Society for Neuroscience,SfN),指出该学会的上百个各种各样的领导位置上,没有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教授。结果该会在当年的理事会上紧急增补了NIH的鲁白进入干部遴选委员会(负责各级委员会的提名工作),斯坦福大学的骆利群进入年会程序委员会(负责下一年年会演讲人的挑选工作)。

饶毅还用同样的方法给CELL主编Vivian Siegel写信,建议她增加亚裔科学家在Associate Editors里的比例、特别是鼓励她邀请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加盟Board of Associate Editors。果然,这一建议也得到了CELL的采纳,来自耶鲁大学的许田教授成为第一位来自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赴美留学生中产生的Associate Editor。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应该说,饶毅在客观上帮助了一大批在美国的亚裔生物学家。我相信,在美国,因为饶毅所作所为而受益的亚裔科学家不在少数,可能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甚至一些人可能还对饶毅印象不佳。

施一公: 饶毅这个人!

盟友饶毅:2005及以后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与饶毅的接触逐渐增多;了解加深,我在2005年前后意识到自己和饶毅在许许多多的原则问题上看法非常相似,包括对亚裔在美国发展的玻璃天花板的问题、对中国国内科技和教育发展的看法、对中国科研文化和学术界的看法、甚至包括一些政治观点。不知不觉之间,即便在全职回国前,我们已经开始联合做事。其中一个例子是2005年底在科罗拉多州Boulder举行的华人生物学家协会(Chinese Biological Investigators Society)的年会上,饶毅和我作为辩论的同一方,针对是否存在亚裔玻璃天花板的问题以及如何应对这一问题与另一方展开激烈讨论。我俩的共同观点是:这一现象普遍存在,我们要对美国学术界和全社会大声疾呼、让大家关注和解决这一问题,而且要利用所有的机会影响身边的科学家帮助我们一起改进亚裔的处境。当时,在华人生物学家协会的会员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承认这种现象的存在或不愿意采取任何行动。

从2005年开始,我也加入到以饶毅为代表的一批同仁的努力中来。每一次我外出讲学或开会,都会向美国同事和朋友们讲述亚裔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每次在普林斯顿大学接待有影响力的科学家,我更是抓住机会陈述其是。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2006年我负责接待来访的哈佛医学院教授、当代著名的分子生物学家Tom Maniatis,我决定争取他的支持。在我的办公室里,我准备用30分钟与他讨论这一问题;刚刚对他讲述了5分钟,他就打断我的陈述并赞成道:“一公,你不需要说服我,亚裔的玻璃天花板太明显了!在七十年代末的哈佛大学已经有很多很多亚裔学生,可能百分之二十、三十,但是三十年之后的今天,每当我去参加系主任会议或高级领导的会议时,几乎找不到亚裔的影子!他们(指以前哈佛的亚裔学生)都去哪儿啦?!”随后的时间里Tom给我出了一些主意,关于如何应对亚裔玻璃天花板的事情;同时,他也非常赞成我们让美国同行意识到该问题严重性的做法,认为这是解决问题的必经之路。 

在以饶毅为代表的一些同道的努力下,美国的一些学术团体、一大批教授专家开始意识到亚裔所面临的尴尬处境:一方面学术成绩出色、经济状况良好,另一方面在职场面临难以升迁的困境。而对于这个问题的普遍认识,让很多在美工作的华裔学者受益。2011年6月,在谢晓亮主持的北京大学生物动态光学成像中心(BIOPIC)的学术委员会会议上,我又遇见了Tom Maniatis教授,他告诉我,美国科学院已经意识到亚裔没有得到合理代表的问题,并已经由一些资深科学家成立了一个专门提名委员会(Special Nominating Committee),推动美国的亚裔优秀学者入选美国科学院。2012年,一批亚裔学者通过这个委员会顺利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其中也包括几位杰出的华裔科学家。 

饶毅在2007年9月正式辞去西北大学的终身讲席教授职位、担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我在清华的实验室于2007年4月开始正式运行,次年辞去普林斯顿的终身教职、负责清华大学生命学科的规划和人才引进。我们在2007-2010年的三年中联系密切,几乎每周都有不止一次的交流,甚至一天之内沟通几次。我们在原则性的问题和观点上几乎没有任何分歧,在操作层面上密切配合、尽力加强清华与北大之间的合作和发展,成为理念和事业上的盟友。

施一公: 饶毅这个人!

兄长饶毅 

2007-2010年,这期间也是我们两人回国后感觉最艰难的三年,在工作、生活中时时有不顺心的事情发生,我们也会彼此鼓励和安慰,有时会再找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坐坐、乐观地展望未来。饶毅和夫人吴瑛育有一女一子,2007年刚回国时,老大Elizabeth已上高中、跟着吴瑛留在芝加哥;老二David九岁半、上四年级,于是跟着饶毅回到北京、在北大附小读书。但对于九岁多的孩子而言,适应北京的环境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尽管2007年暑假饶毅请家教给David补习了三个月的语文,开学以后还是面临很多问题,压力一直很大,饶毅也很为此操心。大约在当年的感恩节前,饶毅给我发了一个释怀的短信,“语文64分,及格了!”。学习还算简单问题,适应环境对孩子更难些。David回国两年多之后,学校命题作文“假如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David毫不犹豫地写道,“那我就立即飞回芝加哥……”这种情形对钟爱儿子、希望儿子有中国人归属感的饶毅应该是非常苦恼的。听到这些令人揪心的事情,我也只能稍稍安慰一下饶毅。好在回国三年半之后,David真正开始喜欢北京、有了中国是家的感觉。 

我也常常向饶毅讲述自己的苦闷。我刚回国便面临很多质疑和不解,公共媒体也屡次把我推到风口浪尖、对我的工作产生一些负面影响。这期间,饶毅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像兄长一样替我解释、回应恶意攻击,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改变了媒体的主流态度;这期间,也有个别头脑里“阶级斗争”观念强烈的同事奉劝饶毅不要帮我,不要有“妇人之仁”,免得施一公将来咸鱼翻身、成为对手。记得还有一次,我通过短信向饶毅诉说工作中遇到的挫折和自己的苦恼,几分钟后饶毅回了第一个短信“千万不要轻易撤,困难肯定很多,本来就是要克服才来的”。饶毅没等我回复就又发来第二个短信“如果要撤军,提前告诉,也许一道;当然最好不要,单枪匹马太难了”。看完第二个短信,我不禁笑出声来:不愧是自己的好朋友,同进共退!后来饶毅告诉我:他那样写是怕我冲动之下头脑发热做出过激反应、先稳住我再一起商量对策。其实,我也从来没想过撤退,只不过是把心里的郁闷说出来,当时就已经感觉好多了。

我从小有点清高的毛病,很少会长期佩服一个人。但经过十多年的接触和了解,我从心里敬佩饶毅。首先是他的学问。尽管饶毅花了很多时间去管那些和他“似乎不太相关”的事情,但他是我认识的在科研上最富有创新性的科学家之一,他的思维总是比普通科学家多想两个跨度、聚焦在一些重大的悬而未决的科学问题上。他读很多原始文献,即便是出行也总是带上一本《自然》、《科学》或《自然-神经科学》阅读。其次是饶毅的为人,我不敢说我完全理解饶毅,但十多年来我看到的是一个正直、智慧、敢言、有思想、有远见、心口一致、忠于中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的科学家。

饶毅说话或做事从来不会故意讨人喜欢,但他有自己信奉的原则,并严格按照这些原则来做事,即使这意味着他的所作所为会引起别人的误解。回国六年来,我对逢场作戏、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人早已见多不怪了,也逐渐理解为何有人在不同的场合会适当改变说话的角度,“曲线救国”也不失为一种策略。但饶毅似乎不会改变语气和讲话方式,对所有人的态度总是不卑不亢。我相信,饶毅讲给博士生听的观点会原原本本地告诉同事、媒体、和领导。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见过饶毅在领导面前奉承拍马、也从未见过他对学生声色俱厉。饶毅总是用相对平稳的语调说出他信奉的、不是人云亦云的观点。

施一公: 饶毅这个人!

老顽童饶毅

饶毅比我年长5岁,但他生性顽皮而天真、喜欢善意的恶作剧,颇有点老顽童的感觉。我知道很多让人捧腹的故事,但未经本人同意,还是少说为妙,这里只例举一二。大约在2009年深秋,我和饶毅应邀参加在京郊凤山举行的生物膜与膜生物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学术年会。下午休息,我们一起登上了凤山山顶。山顶平台上,正有一位年轻女子和教练一起,背着滑翔伞,准备迎风跳出山崖享受滑翔的刺激和乐趣。可惜,风向突然变成顺风,她们只好等待。饶毅上前聊天,得知女子是第一次滑翔飞行,便调侃道(大意):“你不害怕吗?如果你逆风跳出悬崖的一瞬间风向突然变成顺风怎么办?那你不就摔下去了吗?不会摔坏吗?”他越说越来劲、女子越听越害怕,旁边一位魁梧男子明显忍无可忍,喝道,“你这人会不会讲话?!一边呆着去!”饶毅一点不着急、嘿嘿笑笑说,“我先替她把最坏的情况想到,她知道后就不会害怕了”男子越发生气……我赶紧过去拍拍饶毅的肩膀、让他少说两句。当然,女子和教练很顺利地完成了一次精彩的滑翔伞飞翔!

两年前的一个假日,饶毅、David和我们全家一起到京郊度假村休息。周六上午,度假村举行一个盛大的婚礼,非常热闹。我与饶毅没聊几句,一转身他就不见了,竟然跑到参加婚礼的宾客中去高谈阔论了;我心里纳闷:你认识那些人?这么巧?!十几分钟后,饶毅又急急忙忙地跑回来了,而且脸上带着坏笑。我好奇:“怎么回事?”饶毅坦白:“我自称是新娘的舅舅,开始还好,后来被新娘的家人识破了!”唉,童心未泯啊!

既然是老顽童,那就时不时地会因为言语不逊在外面惹事儿。饶毅有时会公开取笑别人,有时则是用尖刻的语言奚落别人。别人有不满顶多是私底下骂骂发泄一下而已,饶毅骂人则常常是公开通过博客、似乎唯恐当事人和百姓大众听不到。个别时候他也会骂错、评论不准确,但他愿意对自己说的话负责。在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诸位可以到他的博客里赏鉴。说心里话,对他的博客文章我并不是一概赞同,每当觉得不妥时,我都替他捏把汗,忍不住提醒!但这就是天真耿直、而又自以为是的饶毅,他绝对不会在背后搬弄是非,而是什么话都摆在桌面上。

施一公: 饶毅这个人!

结束语 

王晓东对饶毅有一个我认为非常精准的评价:predictable!(可以预测!)的确,饶毅始终如一的品行、观念、和待人处事的方式让熟悉他的人很容易预测和理解他做的每一件事情。说心里话,过去三、四年,我几乎没有对任何一件饶毅做的事情感到过意外。 

回国六年来,我和饶毅在x原则问题上从来没有分歧,包括共同执笔在2010年9月为《科学》周刊撰写批评中国科研文化的评论文章(Editorial),但我们在具体处理问题的方式上常有不同,也反映出我们性格上的区别。所以我们决定各自发挥所长、运用自己擅长和能够接受的方式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挥作用、促进科教发展。每每遇到我们共同关心的具体事情、遇到实际操作时,我们总是很在乎对方的观点,共同商议、达成共识,统一行动,比如共同建议并创立清华北大生命科学联合中心以及中心内部的运行。 

我相信我完全理解饶毅回国的赤子情怀,也理解饶毅的行事风格。我常常庆幸自己在一街之隔的北大有饶毅这样一位好朋友。今年上半年,一位中学同学把我高中毕业时援引巴金、写给他的临别赠言重新转给我:“友情在我过去的生活里就像一盏明灯,照彻了我的灵魂,使我的生存有了一点点光彩。”我想,我当时对友情的理解也许仅限于中学轶事、同学意气。现在,则是对价值观和使命感的认同。在中国,有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为了共同的理想而努力;这种感觉,很好!

饶毅,忧国忧民的科学大家,光明磊落的正人君子,犀利耿直的现代鲁迅,我行我素的半老顽童。无论你是否喜欢他,饶毅在用自己的方式启蒙中国社会、也注定留下重要影响。

2013年12月9日 于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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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一公: 饶毅这个人!

▼中国城市资本版图曝光!这3个城市遥遥领先!

河南官方不简单!

马云突然现身了,很感慨!

最后疯狂!美国对中企再下“黑手”!

激烈厮杀!中国万亿城市大变局

施一公: 饶毅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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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留学生没了,“世界名校”的排名怕是不保了

作者:戈多

 

2021年,7所澳大利亚大学可能跌出“世界大学前100”的排行榜。/Pixabay

如果你以为大学排名只和学术能力挂钩,那就太天真了。事实上,搞学术向来都是一场漫无止境的烧钱游戏。世界大学排行榜的火爆,更是加剧了大学之间围绕资本的“军备竞赛”。

中国留学生没了,“世界名校”摇摇欲坠了。

 

疫情爆发之后,中国留学生被困国内,西方大学的“摇钱树”随之折断。

英国13所大学面临破产,损失高达190亿英镑;美国大学财务危机深重,靠减薪、裁员、推迟项目缓和危机;澳大利亚教育市场全线崩溃,被迫大幅度削减支出。因为新冠疫情导致的中国留学生数量的锐减,把欧美各大高校推进了史无前例的“至暗时刻”。

 

更出乎意料的是,少了中国留学生,多所名校在世界大学排行榜上的位置也坐不稳了。根据英国《每日邮报》1月4日的报道,由于赴澳中国留学生的急剧减少,澳大利亚各所大学财政紧张,科研资金或被大幅削减,进而可能让7所大学跌出“世界大学前100”的排行榜。

少了中国留学生,多所西方大学深陷财政危机、运转失灵。/图虫创意

没错,你以为靠“学术能力”PK产生的世界大学排行榜,因为中国留学生的撤退,露出了和资本的近亲关系,面临大规模洗牌。

 

事实上,大学排名早不只是“学术”的事儿了,它已然成为一门“产业”,且时刻牵动着政府决策、高校发展的神经。为了在世界排名上争得一席之地,西方大学无一例外地都被卷入了资本的军备竞赛——不管高校乐不乐意,从科研资金到基础设施,都需要疯狂砸钱。

 

中国留学生,便成了“世界大学排名”赛场外的“财神”。

 

对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16年就发出质疑:世界大学排名是否给高等教育带来的弊大于利?

各大世界大学排行榜,已经成为学生们的择校圣经。 

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对“大学排名”的狂热信仰始终没有消退。它像是一场高烧,在全世界的高等教育行业持续发作。

中国留学生

西方大学的“天使投资人”

 

不夸张地说,欧美飞速发展的教育产业,靠中国学生撑起了半边天。

 

“中国留学生不返澳交学费,澳洲大学的新楼都盖不下去了”,疫情爆发以后,赴澳留学生急剧减少,澳洲各所大学的财政受到重创,实施中的建筑项目因为缺钱而停工。

《悉尼先驱晨报》的报道:疫情期间,大学财政低迷,学校建筑项目被迫搁置。

试问,中国留学生到底有多能“打”?在英语国家的一些大学课堂上,中国面孔已经占到了大多数。

 

BBC的调查显示,从2008年到2018年间,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数从10万人增长到35万人。如今,在美国的3个留学生中,平均就有一个是中国人。

 

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HESA)发布的报告显示,2019学年,在英的中国留学生超过12.03万,约为第二大生源国印度学生数的五倍。

 

此外,中国留学生每年给英国贡献17亿英镑(约合人民币150.6亿元)的学费收入。这是什么概念呢?英国热门大学的总收入,有超过1/5都来自中国留学生的钱包。

 

英国热门大学的总收入,有超过1/5都来自中国留学生的钱包。/微博@伦敦大学学院-国际学生办公室

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体系,则是英语国家中最依赖中国留学生的。

 

2018年,澳洲“八大”高校中的悉尼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莫纳什大学3/1的收入都来自国际留学生,其中,中国学生为第一大金主。

 

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校长格雷格·克雷文表示,中国留学生为澳大利亚每年的教育创造了70亿澳元(约合人民币348亿元)的收入。

 

欧美大学对中国留学生的热情扩招,恰是全球高等教育市场化的结果。

 

自2010年起,英国政府全面启动了针对高等教育的 “经费削减方案”——大学预算削减高达40%。过去10年间,大学的科研经费减少了12.8%。澳大利亚也是如此,在过去十几年间,政府不断缩减用于高等教育的资金。

大学成了一个娘不亲爹不爱的“孩子”,被抛给了国际市场。

 

面对如此大的财政缺口,欧美大学只好通过扩招国际留学生、从留学生身上“薅羊毛”,来弥补公共经费的缺位。

 

然而,过度依赖国际学生给这些英语国家的大学带来了不可估量的隐患。一场疫情导致的留学生规模的缩小,就足以让这些大学深陷财政危机、运转失灵。

 

科研资金告急、高校教职岗位流失、政府补助迟迟申请不到……

 

伦敦帝国学院校长加斯特指出,政府把支持学术工作的责任都转移给了国际留学生,让高校的抗风险能力变得不堪一击。

 

当然,最为致命的是,当国际学生的学费变为高校科研资金的基础,学术的前途就变得风雨飘零。

一场疫情导致的留学生规模的缩小,就足以让这些大学深陷财政危机、运转失灵。/pexels

大学排名

一场资本的“军备竞赛”

 

高校科研资金不保,意味着名校们的世界排名可能也不保了。

 

不久前,英国《每日邮报》就担忧地写道:因为中国留学生数量的缩减,澳大利亚高校科研资金受到重创,进而可能会让7所名校掉出“世界大学前100”的排名。

 

如果你以为大学排名只和学术能力挂钩,那就太天真了。事实上,搞学术向来都是一场漫无止境的烧钱游戏。世界大学排行榜的火爆,更是加剧了大学之间围绕资本的“军备竞赛”。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6年的一项研究,世界排名前200位的大学,平均年收入都超过20亿美元。

的确,科研能力的前置条件就是砸钱。实验室、仪器设备、试剂,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要把钱烧在什么地方。加上科研项目周期之长、失败次数之多,一个项目,动辄就需要上百上千万的经费。

 

那么,如何能拉来更多的科研资助呢?

 

学校的声誉也至关重要。自我包装、搞好公关,有助于吸引更多的资本,从而投入科研、提升学术能力。

 

那这些钱从哪来呢?除了小幅度提升本国学生的学费,最便捷的方式就是从海外拉来“不差钱”的留学生。因此,人口第一大国中国“首当其冲”。

 

关于世界大学排名如何把大学卷入“资本竞赛”,美国名不见经传的德克萨斯基督教大学的“逆袭”便是个好例子。

该校的招生主管威斯·瓦戈纳则指出,为了能在U.S. News的大学排名上获得更好的声誉,美国各所大学都开始致力于为自己打广告。

 

花上亿美元改善校园设施、掷重金建设超高水准的体育馆,不过是为了让德克萨斯基督教大学更具“吸引力”,从而引来更多的生源和经费赞助。

 

紧追着U.S. News大学排名的指标,得克萨斯基督教大学在7年时间内,成功上升了37个名次。

 

得克萨斯基督教大学的“策略”只是世界范围内高校的缩影。纵观全世界,那些“底子不错”的高校都难免被卷入“盖楼”、“拉赞助”的热潮里。

 

拔地而起的豪华教学楼、至尊图书馆、五星级厕所,以及各种高科技基础设施……各大高校争先恐后地打造“神仙校园”,一出手就是上亿美元,只是为了吸引国际留学生的注意。

 

在澳大利亚,中国留学生群体普遍持有一种“金主”但非“爸爸”的自觉:每当大学新盖一栋楼,大家都会感叹一波——哇,这是拿我们高昂的学费和“挂科费”砸出来的。

莫纳什大学LBT教学楼,耗资2.25亿澳元。/微博@AC建筑创作

 

这话不假,留学生需要缴纳本国学生2到3倍的学费,每挂一门课便需要“重修”,也就是需要再支付平均超过4000澳元(约合人民币2万元)的重修费。

 

如今,欧美高校的“市场化”越来越明显,不少大学为了抢学生,甚至在官网上配备了在线人工咨询和中英双语服务。如果不仔细看网址,热情的弹窗一出——“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呢?”,还以为自己误入了黑心留学中介公司。

 

世界大学排名的“暗箱操作”

 

过去十几年间,世界大学排行榜俨然成了全球高等教育的“风向标”。

 

中国有多少大学能够进入“世界百强”?国际排名上升or下降?出国留学选择什么大学?排行榜的变动,每年都牵动着我们的神经。

 

但大学排行榜,从来都非我们想象的那般“理中客”。

 

就拿我们最熟悉的“四大权威”大学排名榜来说,QS世界大学排名、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U.S. News世界大学排名、ARWU 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简称“上海交大排名”),它们背后都有商业机构的身影。

中国留学生没了,“世界名校”的排名怕是不保了

ARWU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的前身是上海交通大学排名。/知乎

令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全球第一个综合性的大学排名——ARWU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最早是我们中国人的“发明”。

 

ARWU世界大学学术排名诞生于2003年,起初由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编制发布,但自2009年起,商业公司——上海软科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接手了该排名的制定。

 

同样,2004年,由私人周刊《泰晤士高等教育》和国际教育咨询公司QS共同出版的《年度世界大学排名》,也并非是“政府机构”或“非盈利性教育机构”做出的评估。

QS,是一家英国的国际教育咨询公司。/QS官网

上海交大创办“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的初衷,是为了给中国大学的发展做参考,以了解国内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之间的差距。

 

但随着越来越多的教育咨询公司和媒体机构参与发布自己的世界大学排行榜,“暗箱操作”也开始悄悄潜入,进而让大学排名榜的客观性成谜。

 

虽然“QS”、“泰晤士”这些排行榜的各项指标明晰,但是调查方法、筛选过程都存在很大的争议。

 

目前来看,四大世界大学排名都在强化西方中心——把英语学术期刊作为学术评价标准,不仅偏袒了英语国家的大学和学术研究成果,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强化了西方话语和价值观念。此外,这些榜单无一例外地注重理工科,轻视人文学科。

 

如果细看各个排行榜的指标,也会发现其中存在不小的主观操作空间。

 

QS大学排行榜的指标。/QS官网

例如,QS 世界大学排名侧重学术领域的同行评价(占40%),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样的“同行”有资格参与调查呢?

 

根据台湾国立大学的学者黃慕萱的研究,QS在选择参与者的时候,包含不小的“选择性偏差”——英联邦国家的问卷占所有问卷的32%,美国仅占10%,亚洲国家占12%。

 

这解释了为什么英国的QS排名偏好英国的大学,而来自美国的U.S. News排名偏好美国的大学。

 

英国大学,在QS上的名次要远高于在U.S. News上的排名。/QS

其次,该研究也指出,QS问卷的应答率不到1%,选择回复邮件、电话调查的往往是职级较低、空闲时间较多的学者,而非我们想象中的“学术大佬”,权威性固然存疑。

 

此外,考虑到这些排行榜的背后都是盈利机构,它们是否会为了利益而操纵结果?这种质疑也不是全无道理。

 

仍旧以QS为例,QS的商业模式包含承办研讨会、学术活动、出售QS Stars的大学评级服务等等。

 

根据2012年《纽约时报》的报道,爱尔兰的利莫瑞克大学(University of Limerick)在购买QS Stars的评级授权服务后,摇身一变,成为“QS 5星级大学”。

 

然而,尽管围绕世界大学排行榜的争议不断,世界大学排名还是在过去二十年间成为了我们的择校信条。

B站上的“豪华宿舍”分享视频。/B站@-微醺月球-

这和整个留学产业的蓬勃发展也息息相关。当你犹豫是否出国的时候,留学中介一定会向你亮出世界大学排行榜,告诉你面对世界名校,你无需望而生畏,只要“努力”就可斩获世界顶级大学的offer。

 

于是,世界大学排名的“迷思”在教育中介的传播下,再次遭到强化。

 

当世界大学排行榜成为政府决策、高校发展的参照系,当大学排行榜成为学生们的择校圣经,恐怕没有一所大学,可以在“排行榜”热潮中置身事外。

 

大学排行榜上的指标,成了高校头上的紧箍咒。

 

但这场疫情至少让我们看到,你以为财大气粗、自身实力够硬的西方大学,可能只是因为中国留学生的撤退,就开始囊中羞涩、排名一落千丈了。

 

仅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就无需再把世界大学排名当作是“绝对真理”。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p6uLIAcMo7iQtNIh4l9g6A

被万亿级城市包围:江西,如何不被周边省份吸血?

作者:正解局

来源:正解局(ID:zhengjieclub)

 

最近,各省市2020年GDP陆续公布,中国(本文章特指内地)GDP超万亿城市又添新成员。

 

福建泉州、江苏南通、陕西西安、福建福州、安徽合肥、山东济南正式跻身万亿城市俱乐部。

 

这就让江西南昌显得有点尴尬了。

 

一个环南昌万亿级城市圈,已经形成。

 

江西老表,如何应对?

 

01

被万亿级城市包围

 

万亿级城市,是中国城市的标杆,亦是经济实力的象征。

 

截至目前,中国GDP超万亿的城市已经扩至22个。

 

它们迎来了自己的荣耀时刻,让南昌显得更加的落寞。

 

南昌周边,都是怪物级别的城市。

 

被万亿级城市包围:江西,如何不被周边省份吸血?

南昌周边的万亿级城市

 

自位于南昌北方的合肥开始,让我们按顺时针来看看这些城市:

 

合肥:最近几年,中国发展势头最猛的城市之一。2020年GDP突破10000亿。

 

杭州、宁波:浙江双子座。杭州不需要多作介绍,宁波的制造业很强,奥克斯、得力、方太、公牛这些耳熟能详的企业,都是宁波的。

 

福州、泉州:都是2020年新晋的万亿级城市。一个是福建省会,一个是GDP连续22年位居福建省首位的经济大市,又上演了一出“相爱相杀”。

 

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四龙戏珠,广东省不愧是中国第一强省,竟然出了四个万亿级城市。

 

被万亿级城市包围:江西,如何不被周边省份吸血?

粤港澳大湾区

 

长沙:新晋网红城市,湖南卫视、茶颜悦色、文和友都是响当当的城市名片。

 

武汉:去年疫情的“风暴眼”,2020年第一季度GDP猛跌40%,下半年迅速反弹,表现出极强的韧性。

 

由此可见,南昌周边环绕着11个万亿级城市。

 

巧合的是,与江西接壤的所有省份,都有一个或多个万亿级城市。

 

再看南昌,2020年GDP预计在5800亿左右,距离万亿还有很大的距离。

 

南昌,应该如何破局?

 

02

鸟无头不飞

 

不得不承认,南昌的现状,亦是江西的现状。

 

其实,江西的经济增速不算慢。

 

2019年,湖南、安徽和湖北的GDP分别是2001年的9.98倍、11.28倍和9.82倍。同期,江西省是11.37倍。

 

江西在过去20多年的平均经济增速是高于邻近的三个类似省份的。

 

只是,江西的经济底子太薄,起点太低了。

 

正因为整体实力偏弱,江西没有足够的实力,造就出一个万亿级城市。

 

反过来,省会南昌的弱势,也导致江西的“存在感”比较低。

 

在中文互联网上,江西被戏称为“最没有存在感的省份”。

 

一个省份,要刷存在感,靠科技、产业,也靠美景、美食。最终,靠的还是城市。

 

作为人类文明的集合体,城市才是一个省、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名片。

 

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区域发展需要龙头城市引领,区域形象需要顶尖城市代言。

 

省会南昌弱势,江西自然刷不出来存在感。

 

在这样一个强省会时代,南昌的弱势,显得更为突出。

 

出于对大城市病的担忧,中国政策长期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但从历史看,北京、上海等政府制定或预测的人口控制目标不断被突破。

 

有关机构的研究表明,未来,我国的人口跟资源还会进一步向头部城市聚集。

 

这也是为什么各个省先后提出强省会战略的重要原因,很多省都把这项战略写入了“十四五”规划建议中。

 

比如,山东的“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实施“强省会”战略,支持济南打造“大强美富通”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又如,广西的“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大力实施强首府战略,高标准建设南宁都市圈。

 

被万亿级城市包围:江西,如何不被周边省份吸血?

新闻报道

 

再如,贵州省提出,支持贵阳做大,提升省会城市首位度。

 

就连大搞平均主义的“苏大强”江苏,也多次提出要提高省会南京的首位度。

 

大城市,大者恒大。

 

在日益激烈的人口、产业、资源、政策竞争中,没有大城市的省份,就没有了领头羊,也将失去话语权。

 

由于缺乏强大的中心城市,江西与许多重大国家战略无缘。

 

最典型的案例,就是自贸区。

 

建设自贸试验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大举措,也是中央给地方发放的扶持政策。

 

自2013年8月份建立上海自贸试验区以来,中国自贸区数量已增至21个。

 

安徽、浙江、福建、广东、湖南、湖北先后拿到了入场券,唯独江西迟迟没有拿到。

 

未来,江西也许也会获批自贸区。

 

国家发展,规划先导。

 

如果享受到的政策红利总是慢半拍,这对江西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03

以吸血对抗吸血

 

做大南昌,应该成为江西当下的选择。

 

如何做大?

 

最根本的办法,还是要靠内功,靠产业支撑。

 

像南昌周边的万亿级城市,特别是泉州、佛山、东莞这样的地级市,靠的就是实打实的产业。

 

即便是坐享政策红利的合肥,也有家电、电子、汽车在内的核心产业。

 

以前,南昌的支柱产业是满足衣食住行需求的现代针纺、绿色食品、建筑建材、传统汽车及零部件等。

 

如今,南昌工业主打的新能源汽车和新型材料、航空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及LED、生物医药。

 

但这些产业,规模太小,知名度也不高,要支撑南昌迈向万亿级,还需要较长的时间。

 

最直接的办法,当然是行政手段做加法。

 

如安徽,为了做大合肥,拆分地级巢湖市,使合肥市面积扩大40%,达1万平方公里,一日之间大大超过了隔壁的南京。

 

又如山东,撤销莱芜市,将其所辖区域划归济南市管辖。

 

行政区划简单粗暴,立竿见影,既能扩容行政面积,带来大量的土地资源,又能增加人口和经济体量。

 

其实,2019年,江西就印发了《大南昌都市圈发展规划(2019-2025年)》,明确提出“支持南昌市争创国家中心城市”。

 

今年,江西“十四五”规划提出,做强做优大南昌都市圈,推动南昌彰显省会担当,增强省会功能。

 

被万亿级城市包围:江西,如何不被周边省份吸血?

大南昌都市圈发展规划

 

2019年12月,江西发布关于调整南昌市部分行政区划的通知。撤销南昌市湾里区,将其行政区域并入南昌市新建区,同时设立南昌市红谷滩区。

 

现在看,步子还应该迈得更大一些。

 

关于做强省会,一直都有“吸血”的争议。

 

很多人认为,一省的政策、资源总是有限的,如果一股脑地给了省会,必然会影响其他城市的发展。

 

做强省会,是吸其他城市的血。

 

这种观点,看起来没错,却忽视了两点:

 

其一,一省的政策、资源总是有限的,一国又何尝不是如此。

 

如果一省没有核心城市,意味着没有种子选手参与国家层面的竞争。争不到政策、资源,这对全省来说,是一大损失。

 

其二,一省投入的资源并非固定的,而是流动的。

 

如果说,人口、资源向中心城市流动成为不可逆的趋势,那么,即使南昌不吸血,环伺在南昌周边的万亿级城市也会吸血。

 

与其被其他城市得了便宜,不如让南昌来,至少还能留在省内。

 

这便是区域竞争的一大法则:用大城市对抗大城市,以吸血对抗吸血。

 

– END –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MEmI6ewCs-MLHAIlVF94mw

新冠病毒美国造?—解读赵盛烨《关于新型病毒来源的调查综述》

顾问:谈书

 

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至今仍未结束,我们现在依然面临严峻的防控形势。而且全球经济受到的冲击更是史无前例。可以说这一次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疫情。

 

新冠病毒美国造?---解读赵盛烨《关于新型病毒来源的调查综述》

 

关于这场疫情,很多人心里都有一个疑问:

 

这个难缠的病毒是从哪来的?真的只是一场单纯的天灾吗?

 

对此次疫情起源的说法一直以来都是众说纷纭。其中最吸引眼球的就是“人造病毒说”。

 

该说法认为该病毒来源于美国的德特里克堡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由美国研究人员制造而来。

 

新冠病毒美国造?---解读赵盛烨《关于新型病毒来源的调查综述》

 

这个说法一直以来没有太直接的证据支撑,我们只是看到一非常可疑的现象。

 

比如说在2019年7月份的时候这个研究所突然因为“未能落实和持续执行保证特定物品或病毒安全的控制措施”而关闭。而在关闭后不久,附近地区就爆发了“电子烟肺炎”。

 

但是因为没有直接证据,在去年我们看到这样的说法时,只能先把“人造病毒说”定义为阴谋论。

 

到了现在,疫情已经爆发一年有余,很多相关的资料和信息陆续被披露和发掘,这个时候我们再回过头看这个“人造病毒说”的时候,会发现这恐怕不仅仅是阴谋论这么简单。

 

在2021年1月22日,独立学者赵盛烨先生发布了他长期以来对新型冠状病毒来源的一个调查报告–《关于新型病毒来源的调查综述》。

 

在这个报告中,赵盛烨搜集整理了大量的来自于西方权威病毒期刊和论文的科研资料,并抛开政治舆论的因素,对这些资料进行了深入客观的分析和总结。

 

赵盛烨报告原文链接: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595977171632173

(也可在文末点击“阅读原文”进行浏览)

 

而就在赵盛烨报告发布前4天,也就是1月1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公开表示:

 

如果美方真的尊重事实,就请开放德特里克堡基地,并就美海外200多个生物实验室等问题公开更多事实,请世卫组织专家去美国开展溯源调查,回应国际社会关切,用实际行动给国际社会一个交代。

 

新冠病毒美国造?---解读赵盛烨《关于新型病毒来源的调查综述》

 

那么这个已经折磨了人类社会一年有余的新冠病毒,他到底和美国的德特里克堡基地有什么关系呢?

 

我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下赵盛烨的报告原文。不过因为该报告的原文篇幅较长,而且涉及到大量的专业术语,大家读起来可能会需要不少时间。

 

所以我今天就在这里对赵盛烨先生的《关于新型病毒来源的调查综述》的内容做一个简化版的归纳和总结,方便大家更好的理解这个报告。

 

本期内容比较硬核,让我们开始吧。

 

《关于新型病毒来源的调查综述》

(赵盛烨)

的简要归纳和解读

 

 

病毒的基本原理

——————————

 

从现代分子生物学的角度来说,生命可以分为两大类,即DNA生命和RNA生命。人是DNA生命,病毒则是RNA生命

 

这俩区别是什么呢?

 

相对而言,DNA的结构更复杂稳定性更强,RNA结构更简单也更不稳定,更容易发生变异。

 

这是一张新冠病毒的示意图,他边缘上的突起(刺突糖蛋白)看起来很像皇冠,故而得名冠状病毒。

 

新冠病毒美国造?---解读赵盛烨《关于新型病毒来源的调查综述》

 

这个突起就是病毒对人体细胞的进攻武器,因为它可以与人体细胞表面的一种叫ACE2的受体结合,让病毒进入细胞。


病毒进入细胞后,病毒内部的RNA基因组就会介入宿主细胞,并向宿主细胞释放出遗传信息,操控宿主细胞源源不断的复制新病毒。

 

生命的基本组成物质是蛋白质,病毒也不例外。

 

各种蛋白质由各种氨基酸按一定的规律组合而成,而氨基酸又由碱基按一定的规律组合而成

 

新冠病毒美国造?---解读赵盛烨《关于新型病毒来源的调查综述》

 

平时碱基就在细胞里游荡,得到遗传信息后,就会按照遗传信息的指令来进行组合,装配出相应的氨基酸,氨基酸再进一步组成蛋白质。

 

而入侵人类细胞的病毒RNA基因组,就是那个向他们发出装配指令的“人”。

 

但是RNA的这个复制过程非常粗糙,他追求的大量复制,对准确性追求不高。碱基在装配的过程中有可能会放错位置,搞出一个错误的搭配出来。这样组成的氨基酸和蛋白就和原来的病毒不一致了。

 

新冠病毒美国造?---解读赵盛烨《关于新型病毒来源的调查综述》

 

也就是说,他变异了。

 

变异的后果不可测,他理论上会造成四种可能:

 

  • 病毒残疾

  • 对病毒影响不大

  • 病毒逐步退化消亡

  • 病毒进化变强

 

很显然,病毒变强是我们最头疼的结果。

 

 

人造疑云初现

——————————

 

2020年初,印度学者Prashant Pradhan(Kusuma School of biological sciences, 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等人撰写了《Uncanny similarity of unique inserts in the 2019-nCoV spike protein to HIV-1 gp120 and Gag》一文。

 

这篇论文表达了这么一个意思,在COVID-19病毒的刺突糖蛋白(S)中发现了4个嵌入点位,这是该病毒所独有的,其他冠状病毒中没有这些嵌入片段。

 

也就是说这个新冠病毒的刺突糖蛋白里多了四种其他冠状病毒里没有的氨基酸残基(即在结合过程中失去一分子水的氨基酸)。

 

为什么新冠病毒的蛋白里会有本不属于他的氨基酸呢?

 

理论上的可能性是这样的:

 

可能这个冠状病毒和其他病毒同时感染了一个细胞,然后他们同时进行病毒复制,在这个过程中,复制可能会出错,冠状病毒可能会误把这个“其他病毒”的氨基酸装配到自己的蛋白里。

 

根据该印度学者的报告,这四个氨基酸残基全部来自于HIV-1病毒(一型艾滋病病毒)

 

于是这个印度学者当时就暗示有人使用了基因编辑技术将SARS-CoV的RNA进行了编辑,在其中插入了四段HIV病毒的片段,制造了SARS-CoV-2病毒,且这四个片段的共同作用使SARS-CoV-2病毒比SARS-CoV的传播能力更强了。

 

但随后旅美华人(侨)Chuan Xiao(Department of Chemistry and Biochemistry,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El Paso, El Paso, TX, USA)等人撰写了《HIV-1 did not contribute to the 2019-nCoV genome》一文,

 

该文认为这四个RNA片段不只是在HIV-1病毒中特有的,而且研究人员在2013年也发现了这几个片段存在于蝙蝠感染的冠状病毒当中。这证明印度学者的论文并不严谨,于是Prashant Pradhan对论文进行了撤稿处理。

 

不过这里面有个逻辑上的问题:

 

新冠病毒的这四个氨基酸残基虽然不一定来源于HIV-1病毒,但这不等于他一定不是人工编辑的。印度学者的论文虽然不严谨,但不等于他所有的推测都是错的。

 

我们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辅助我们判断这四个氨基酸残基是否来自于人造工程:计算概率。

 

一个蛋白中出现了他不应该有的东西,理论上只有三种可能:

 

1.他自己自然变异

2.他与其他病毒的氨基酸产生了自然的嵌合

3.人工嵌合而来

 

赵盛烨在报告中对自然变异和自然嵌合的事件概率进行了一个数学上的计算。具体的计算过程较为复杂,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原文中的2.1-2.3章节,查阅他的计算过程。

 

在计算过程中,赵盛烨首先从病毒的自然变异及自然产生原因开始,设定RNA病毒模型,并在此模型基础上进行了概率的计算,从而得出了新冠病毒自然起源概率接近于0%,人工嵌合病毒概率大于99.9%的结论。

 

也就是说一个蛋白里同时出现四个有用的外来氨基酸,这个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当然,无论自然生成的概率有多小,人工嵌合的概率有多大,这都只是一个可能性的问题。

 

自然生成的概率小不等于就一定是人工嵌合的,毕竟“人造病毒说”这个观点还有一个重大的缺陷:

 

当今人类科技水平还没有能力对RNA病毒进行基因改造。

 

但是当赵盛烨先生认真查阅了美国“冠状病毒之父”Ralph S. Baric教授多达400多篇的论文研究成果之后,发现了一个非常惊悚的事实:

 

RNA病毒的基因改造技术是存在的。

 

那么赵盛烨这个发现是否有依据呢?

 

 

基因改造技术

——————————

 

Ralph S. Baric教授是当今世界冠状病毒研究方面的绝对权威,赵盛烨在在新冠病毒爆发以后重点学习了他的相关论文和研究成果。

 

新冠病毒美国造?---解读赵盛烨《关于新型病毒来源的调查综述》

 

赵盛烨发现对于美国少数的科学团队来说,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冠状病毒的复制、翻译机制已经逐渐明晰。同时通过人类现有的技术手段对冠状病毒基因进行克隆、改造、嵌合事实上已经是一项成熟的技术。

 

Baric教授从1983年开始就以自身名义或者作为指导教师开始发表论文,迄今为止已经发表过400余篇。

 

赵盛烨在他的报告里就按时间顺序归纳和总结了Baric教授的部分关键论文和研究成果。

 

这些论文和成果就像是一部病毒基因改造技术的编年史,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人类在这个方向的前进历程和潜在的危机:

 

1)1983年6月,Michael M.C.Lai,Chris D.Patton,RALPH S.BARIC,Stephen A.StoHLMAN等人撰文《Presence of Leader Sequences in the mRNA of Mouse Hepatitis Virus》,

 

这篇1983年的论文是一切的开端。

 

该论文透露:“为了确定小鼠肝炎病毒mRNA的结构和合成机制,研究了7种小鼠肝炎病毒株A59细胞内mRNA物种的大RNaseTI耐药寡核苷酸的地图位置”

 

从此Baric教授开始致力于这种冠状病毒的分子生物学研究,包括RNA的转录、翻译、蛋白质合成等课题。

 

2)1989年12月,RALPH S. BARIC,KAISONG FU,MARY C. SCHAAD,AND STEPHEN A. STOHLMAN等人撰文《Establishing a Genetic Recombination Map for Murine Coronavirus Strain A59 Complementation Groups》。

 

这是Baric首次在文章中正式提及基因重组对病毒的影响,也正是这篇文章开始了他在冠状病毒RNA领域的更深入研究。

 

3)2000年5月,BOYD YOUNT,KRISTOPHER M. CURTIS, RALPH S. BARIC等人撰写了《Strategy for Systematic Assembly of Large RNA and DNA Genomes: Transmissible Gastroenteritis Virus Model》,

 

该论文介绍其团队开发了一种组装大型RNA和DNA病毒功能全长基因组的系统方法。这是Baric首次提出这种可以改造病毒基因的方法。

 

4)2001年5月21日,Ralph S.Baric,Haw River,NC(美国);Boyd Yount,Hillsborough,NC(美国)等人为《DIRECTIONAL ASSEMBLY OF LARGE VIRAL GENOMES AND CHROMOSOMES》申请了美国国家专利(US006593111B2)。

 

这个专利涉及到“大型基因组的定向组装”。更具体地说,涉及大型病毒基因组的定向组装”,该专利于2003年7月获得授权。此后几年,Baric一直致力于多种冠状病毒RNA的基因重组、嵌合研究。

 

5)2002年10月31日,Kristopher M. Curtis, Chapel Hill, NC (US); Boyd Yount, Hillsborough, NC (US); Ralph S. Baric, Haw River, NC (US)等人提交了专利《METHODS FOR PRODUCING RECOMBINANT CORONAVIRUS》(US007279327B2)。

 

根据这篇论文的内容,到2002年的时候,人类科学家已经基本解决了病毒的改造和基因重新装配问题,可以在需要的时候生产具有不同功能和传播能力的、具有新特征的冠状病毒。

 

值得注意的是,在2002年12月,首例SARS病人在中国广东省被发现。

 

6)2003年7月21日,Ralph S.BARIC,[美国/美国];2600Northstream Court,Haw River,North Car-olina27258-9529(美国)。YOUNT,Boyd[美国/美国];1002Scotsburg Trail,Hillsborough,北卡罗莱纳州27278(美国)。Curtis,Kristopher M.[美国/美国];102Water Land Court,Frederick,Maryland21702(美国)等人提交了一份国际专利。

 

该专利名称为《METHODS AND COMPOSITIONS FOR INFECTIOUS cDNA OF SARS CORONAVIRUS》(翻译:SARS冠状病毒感染性cDNA的制备方法及组成)(WO 2005/035712 A2),

 

这个发明提供了一种制备具有传染性、增殖缺陷的冠状病毒颗粒的方法,包括:a)提供本发明的辅助细胞;b)在辅助细胞中产生冠状病毒颗粒。”

 

7)2006年7月19日,Ralph S.Baric,Haw River,NC(美国);Rhonda Roberts,Durham,NC(美国);Boyd Yount,Hillsborough,NC(美国);Kristopher M.Curtis,德特里克堡(美国)等人申请了美国国家专利《COMPOSITIONS OF CORONAVIRUSES WITH A RECOMBINATION-RESISTANT GENOME》(US007618802B2)

 

这个专利也就是SARS灭活疫苗的制备方法,而此时SARS疫情已经消失了,SARS-Cov仅存在于人类科学家的实验室中。

 

8)2006年12月,Eric F. Donaldson,Amy C. Sims, Rachel L. Graham, Mark R. Denison, Ralph S. Baric等人发表论文《Murine Hepatitis Virus Replicase Protein nsp10 Is a Critical Regulator of Viral RNA Synthesis》

 

这篇论文指出冠状病毒复制需要对ORF1a/ab编码的大蛋白进行蛋白水解处理,这个大蛋白就会形成一种中间产物,并最终形成15种成熟蛋白

 

该研究还得出一个结论:nsp10蛋白是冠状病毒RNA合成的关键调节因子,可能在多蛋白加工中发挥重要作用。

 

9)2008年8月,Michelle M. Becker, Rachel L. Graham, Eric F. Donaldson, Barry Rockx, Amy C. Simsb, Timothy Sheahan, Raymond J. Pickles, Davide Cortif , Robert E. Johnston , Ralph S. Baric and Mark R. Denison等人发表论文《Synthetic recombinant bat SARS-like coronavirus is infectious in cultured cells and in mice》

 

论文报告了最大的合成复制生命形式,一种29.7kb的蝙蝠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样冠状病毒(batscov)的设计、合成和恢复。

 

为了测试从不可传代的蝙蝠SCoV到人类SARS-CoV的可能出现途径,研究者设计了一个蝙蝠SCoV基因组,并用SARS-CoV-RBD(BatSRBD)替换蝙蝠SCoV刺突受体结合域。

 

这篇论文提及的实验完成了一个RNA病毒改造工程,并证明了经过基因编辑后的病毒可以实现跨物种传播。此外,实验者还对1918年流行的感冒病毒进行了重建。

 

10)2009年6月,Craig W. Day, Ralph S.Baric , Sui Xiong Cai, Matt Frieman, Yohichi Kumaki, John D. Morrey, Donald F. Smee, Dale L. Barnard等人发表论文《A new mouse-adapted strain of SARS-CoV as a lethal model for evaluating antiviral agents in vitro and in vivo》

 

在该论文的研究中,研究者对一种新的SARS-CoV株(v2163株)进行了改造和鉴定。

 

11)2012年4月2日,DE SILVA, Aravinda M.; DE ALWIS, A. Ruklanthi; WAHALA, Wahala M.P.B.; Chapel Hill, Ralph S.BARIC, ; MESSER, William B.; CROWE, JR., James E.; SMITH, Scott A等人提交了专利《METHODS AND COMPOSITIONS FOR DENGUE VIRUS EPITOPES》

 

该专利提供了包含嵌合登革热病毒E糖蛋白的组合物和使用方法。

 

 

12)2012年12月,Ewan P. Plant , Amy C. Sims, Ralph S. Baric , Jonathan D. Dinman, Deborah R. Taylor等人发表论文《Altering SARS Coronavirus Frameshift Efficiency Affects Genomic and Subgenomic RNA Production》

 

这篇论文指出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观察到了ORF1a/b编码核糖体移码信号突变的冠状病毒在基因组和亚基因组RNA数量上的差异。文章还论述了突变病毒的构建。

 

该论文提及的研究表明Baric团队对病毒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一定程度,甚至能通过筛选基因突变的技术改变病毒的生产效率和病毒的生存能力。

 

13)2014年6月,Xufang Deng, Sudhakar Agnihothram, Anna M. Mielech, Daniel B. Nichols, Michael W. Wilson, Sarah E. St. John, Scott D. Larsen, Andrew D. Mesecar, Deborah J. Lenschow, Ralph S. Baric,b Susan C. Baker等人发表论文《A Chimeric Virus-Mouse Model System for Evaluating the Function and Inhibition of Papain-Like Proteases of Emerging Coronaviruses》

 

在该论文的相关实验中,他们扩展了嵌合病毒平台来评估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ERS-CoV),最终这个实验证明嵌合病毒系统可用于研究新兴人类病原体的蛋白酶,如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

 

14)2016年11月,Alexandra Schäfer and Ralph S. Baric发表了论文《Epigenetic Landscape during Coronavirus Infection》

 

该论文撰写的背景是经过分子生物学多年的发展,人类全基因组图谱已经绘制完成,各个人种的不同基因均可在数据库中进行查询。

 

所以作者在论文中认为可以建立一个被病毒感染的人体模型,从而得知人体DNA对病毒产生抗体或者不产生抗体的相关原理和细节,并促进病毒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15)2015年9月,Vineet D. Menacherya , Boyd L. Yount Jr.a , Amy C. Simsa , Kari Debbinka,b, Sudhakar S. Agnihothramc , Lisa E. Gralinskia, Rachel L. Grahama , Trevor Scobeya , Jessica A. Plantea , Scott R. Royala , Jesica Swanstroma , Timothy P. Sheahana, Raymond J. Picklesc,d, Davide Cortie,f,g, Scott H. Randelld , Antonio Lanzavecchiae,f, Wayne A. Marascoh, and Ralph S. Baric发表论文《SARS-like WIV1-CoV poised for human emergence》

 

值得一提的是,这篇论文是在美国政府因安全问题停止了SARS研究经费赞助的情况下进行的。

 

该研究是人类首次对WIV1的刺突蛋白和野生SARS-Cov进行嵌合实验。

 

而根据RNA序列研究显示,现有的COVID-19病毒具有SARS-Cov和WIV刺突蛋白的共同特征。

 

16)2017年6月,Timothy P. Sheahan1,$, Amy C. Sims1,$, Rachel L. Graham1, Vineet D. Menachery1, Lisa E. Gralinski1, James B. Case4, Sarah R. Leist1, Krzysztof Pyrc5, Joy Y. Feng2, Iva Trantcheva2, Roy Bannister2, Yeojin Park2, Darius Babusis2, Michael O. Clarke2, Richard L. Mackman2, Jamie E. Spahn2, Christopher A. Palmiotti2, Dustin Siegel2, Adrian S. Ray2, Tomas Cihlar2, Robert Jordan2, Mark R. Denison3,*, and Ralph S. Baric发表了论文《Broad-spectrum antiviral GS-5734 inhibits both epidemic and zoonotic coronaviruses》

 

该论文论述了新出现的病毒感染很难控制,冠状病毒(coronavirus,cov)具有向新的宿主迅速传播的倾向,可引起严重的疾病。

 

论文还认为目前临床上正在开发的用于治疗埃博拉病毒疾病的核苷酸前药GS-5734可能被证明对中东地区流行的MERS-CoV(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有效。

 

值得注意的是,在该研究中,实验者对SARS-CoV- (HKU3, WIV1,SHC014)三种毒株的病毒进行了活体实验,并且GS-5734代号的药物就是吉利德公司生产的Remdesivir(瑞德西韦)。

 

17)2017年10月13日及2018年9月28日,Aravinda M . de Silva , Chapel Hill , NC ( US ) ; A . Ruklanthi de Alwis , Dehiwala ( LK ) ; Wahala M . P . B . Wahala , Carmel , IN ( US ) ; Ralph S . Baric , Haw River , NC ( US ) ; William B . Messer , Portland , OR ( US ) ; James E . Crowe , JR . , Nashville , TN ( US ) ; Scott A . Smith , Nashville , TN ( US ) 申请美国国家专利《CHIMERIC DENGUE VIRUS E GLYCOPROTEINS COMPRISING MUTANT DOMAIN I AND DOMAIN II HINGE REGIONS》(US010117924B2及US 20190255168A1)

 

该专利发明了一种包含嵌合登革热病毒E糖蛋白的组合物和使用方法,

 

18)2018年12月,Neeltje van Doremalen 1 , Alexandra Schäfer 2 , Vineet D. Menachery 2 , Michael Letko 1, Trenton Bushmaker 1 , Robert J. Fischer 1 , Dania M. Figueroa 1 , Patrick W. Hanley 3, Greg Saturday 3 , Ralph S. Baric 2 and Vincent J. Munster发表论文《SARS-Like Coronavirus WIV1-CoV Does Not Replicate in Egyptian Fruit Bats (Rousettus aegyptiacus)》

 

这篇论文研究了WIV1冠状病毒感染埃及红蝙蝠的能力。所有被测试的蝙蝠来自于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县的Catoctin野生动物保护区和动物园。

 

而德特里克堡基地正是位于弗雷德里克县。

 

19)2019年10月,Vineet D. Menachery,a,b Kenneth H. Dinnon III,b,c Boyd L. Yount, Jr.,b Eileen T. McAnarney,a,b Lisa E. Gralinski,b Andrew Hale,c Rachel L. Graham,b Trevor Scobey,b Simon J. Anthony,d,e Lingshu Wang,f Barney Graham,f Scott H. Randell,g W. Ian Lipkin,d,e Ralph S. Baric发表论文《Trypsin Treatment Unlocks Barrier for Zoonotic Bat Coronavirus Infection》

 

该论文的主要内容是使用人工培育的嵌合病毒对多种实验生物体进行感染。

 

其中冠状病毒BATCoV(WIV1-CoV、WIV16-CoV、SHC014-CoV)也作为参照病毒在实验中被培育出来。

 

需要注意的是该论文投稿于2019年10月16日,按照文章的工作量,推测其研究工作大概在4月就已经展开。

 

2019年年末,中国科学家正式检测到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或SARS-Cov-2)的爆发。

 

 

德特里克堡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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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特里克堡基地于1942年由美国陆军建立。

 

二战结束后,美日两国达成秘密交易,美方以豁免731部队成员的战争责任为条件,从该部队手中获得大量细菌战的数据资料。

 

负责接收731部队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继续进行细菌战研究的,正是德特里克堡军事基地。

 

另一方面,Baric教授及其团队近40年以来致力于冠状病毒的研究工作,拥有众多的研究成果及知识产权,而其中有很多专利都有德特里克堡的人员被列为共同发明人。

 

这意味着德特里克堡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在今后的病毒制备中不必再为这些专利支付专利费用。

 

2014年的时候,Baric教授碰到了一个挫折:

 

奥巴马政府认为Baric实验室使用SARS、MERS和流感等病毒进行的研究对公共健康构成的潜在威胁,于是发布禁令,宣布中止对类似研究的资金资助,并要求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立即停止相关的研究

 

然而Baric团队虽然失去了政府支助,但研究项目及病毒嵌合的工作却并没有停止。

 

据现有的资料表明,在嵌合病毒方面,Baric教授及其团队拥有人类科学家中最权威的解释权和最强的能力,且拥有大量世界专利。

 

该研究的门槛极高,大量的设备和数据为美国特有,所以嵌合病毒的实验行为只有可能发生在美国。

 

可能的实验地点就包括了Baric教授的实验室和与其拥有相同专利使用权限并有其毕业学生工作的德特里克堡(Fort Detrick)实验室。

 

那么Baric教授和德特里克堡基地以及其他敏感社会团体或个人之间都有哪些关系呢?

 

 

Baric教授的关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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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盛烨通过大量的学术文献以及社会经济新闻等信息,总结出了以下这些关系:

 

(1)因为专利共有,所以美国军方可以在不取得授权的情况下使用Baric教授的专利技术对病毒进行改造和研发;

 

(2)Baric教授的高级研究生毕业后,有多人在美国军队研究所工作,美国军方也为多项Baric教授的研究提供了支助,因此鉴定双方是密切的合作关系;

 

(3)Baric与Adrian S. Ray、Richard L. Mackman等人合作,多年来持续鉴定GS-5734药品(瑞德西韦)对各个病毒的治疗效果,同时吉利德科学公司对Baric提供了持续多年、跨越多课题的赞助经费;

 

(4)Baric在Barney S. Graham的介绍下,为Mrna-1273疫苗(新冠mRNA疫苗)鉴定疗效;

 

(5)福奇是特朗普的国家卫生顾问,他是Barney S. Graham的直接领导,也是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的主任;

 

(6)美国政府公布的解密文件显示,美军驻海外基地配合了美国多种药物试验工作、样本采集工作、病毒搜集工作;

 

(7)股票交易数据显示,黑石投资公司对吉利德、辉瑞公司均有投资,三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美国创新办公室的联系人;

 

(8)美国创新办公室由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领导,他是特朗普总统的高级顾问;

 

(9)班农是特朗普的特殊顾问,其办公室在贾里德·库什纳的隔壁,二者既是同事也是挚友;

 

(10)特朗普通过Barbara R. Holcomb少将领导美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Sina Bavari是该所高级研究人员,也是Baric的多篇论文高级合作作者;

 

(11)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武器研究所坐落于美国马里兰州。

 

马里兰州是美国富裕人口比例最大的州,该州以生物科技为支柱,拥有400多家生物科技及其配套企业。

 

该州的另一个主要经济来源是淡水渔业养殖和远洋渔业捕捞,马里兰州的居民作为远洋渔船作业者,可以在船上直接将捕捞的鱼类包装速冻,并在公海交易出口。

 

马里兰州的渔业企业出口对象包括加拿大、中国、印度、墨西哥、欧洲等地。

 

 

实验中的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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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盛烨在对Baric所做的日常科学研究成果进行学习的过程中,发现其实验室实际上存在有诸多安全风险

 

依据2014年10月17日,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下发的关于《美国政府对流感、MERS和SARS病毒的部分功能研究的审议过程和研究经费暂停》的通知,Baric教授团队正在进行的实验属于18项危险实验的范围。

 

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认为该实验的研究人员可能会通过增强致病性和/或传播性的方式修改流感病毒,以便在分子水平上更好地了解这些性状的起源和性质。

 

另一方面,作为进行高危实验项目的实验室,其安全管理规则十分严苛,而从目前流出的一些资料看,Baric团队显然没有完全遵守这些安全规则。

 

在一张广为流传的照片中,Baric教授的办公室杂乱不堪,其实验所用的试剂盒随意摆放在办公桌上,标记为红色生物污染物的实验用品直接暴露在空气中,化学试剂随意敞口放置,在办公地板上甚至还堆有快递,这些行为全部都违反了生物实验室的安全规范。

 

新冠病毒美国造?---解读赵盛烨《关于新型病毒来源的调查综述》

 

赵盛烨认为,基于这样的实验室管理水平,我们无法排除实验室人员在工作中被感染并在下班后将病毒传播出去的可能性。事实上这个可能性很大。

 

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风险,Baric教授团队一直在和美国军方密切协作,为美国德特里克堡军事生物武器研究基地提供研究服务,甚至还将自身实验室所研发的专利技术共享给美国军方。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不安的关系:顶级的私人研究团队跳过政府直接向军方提供病毒技术。

 

我们心里都清楚,军队研究病毒显然不是为了出去悬壶济世的。

 

风险点越多,出现安全事故的概率就越大。

 

基于上述风险点,赵盛烨先生总结了Baric研究团队和德特里克堡基地在病毒研究过程中有可能触发的一系列安全事故:

 

(1)在2015年的这篇论文《3B11-N, a monoclonal antibody against MERS-CoV, reduces lungpathology in rhesus monkeys following intratracheal inoculation of MERS-CoVJordan-n3/2012》的研究中,作者将HIV疫苗用于实验,测试疫苗对MERS-COV类嵌合病毒的防护作用。

 

这个过程有可能会造成两种病毒沾染并发生意外的嵌合,如果真的出现了嵌合病毒,它就可能造成操作人员的感染。

 

(2)我们已经知道德特里克堡基地共享了Baric研究团队大量专利,他们可以随时按自己的计划进行相关的病毒嵌合实验。但这不等于该基地的科研人员都经过了Baric团队的系统培训。

 

所以这里面就有隐患,可能会有缺乏必要系统培训的科研人员参与到了相关实验当中,进而因操作失误造成病毒泄露或传染的事故。

 

(3)德特里克堡实验室研究人员在尝试Baric嵌合病毒专利方法的过程中,有可能会因为基地废水系统故障而导致带有病毒的废水逃逸到外部环境中。

 

虽然以上这些可能出现的安全事故是赵盛烨先生的推测,但这些推测并非空穴来风,因为现实中确实发生了很多充满疑点的事件。

 

赵盛烨先生也按照时间顺序将这些关键事件进行了汇总。

 

 

关键事件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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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9年7月12日,根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与马里兰州相邻的弗吉尼亚州的一个退休人员社区爆发致命呼吸系统疾病,54人出现发烧、咳嗽和浑身无力等症状,2人死亡。

 

2)同样是在2019年7月,美国CDC(疾控中心)向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德特里克堡实验室发出停止和终止函,原因是废水处理系统故障导致了泄漏事故。

 

3)2019年8月的时候,马里兰州越来越多的居民感染不明病毒,专科医学从业人员认为这是一种常见的冠状病毒流感(如HCoV-HKU1病毒)。可是按照经验,HCoV-HKU1很少会造成剧烈的肺部感染,于是医生将原因归于患者吸电子烟,将肺炎称为“电子烟肺炎”。

 

而根据Baric教授的社会关系网我们可以得知,如果病毒真的是从基地泄露的话,那么此时能够界定病毒类型的关键部门其实都是泄露者的相关方。我们有理由怀疑他们公布真相的积极性。

 

4)在“电子烟肺炎”流行后,权威医学专家Aleksandr Kalininskiy等人发布论文《E-cigarette, or vaping, product use associated lung injury (EVALI): case series and diagnostic approach》确定了电子烟肺炎和感冒的确诊流程,此后各医院按照此流程执行。

 

然而该流程中缺乏对病毒的RNA检测过程,所以无法检测出新冠病毒,即使是新冠病毒患者去进行检测,这个流程也会把他确诊为电子烟肺炎。

 

5)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和中国相关的事实:2019年7月至8月,部分美国军人运动员在马里兰州训练,这些人将于2019年10月18日至27日参加在中国武汉举行的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

 

6)2019年10月18日,美国多机构组织了代号为“Event 201”的全球流行病演习。演练中的模型假设一种名为CAPS的冠状病毒,比SARS致命,又如感冒轻易传播。

 

7)没过多久,美国医学专家表示“电子烟肺炎”具有传染性。

 

8)2019年12月30日晚,中国国家卫健委获悉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信息,病毒的病理分析和测序工作随之展开。2020年1月9日,中国认定新冠病毒是造成不明原因肺炎的主要病原体。

 

9)2020年3月意大利媒体报道:疫情2019年11月或已在意大利流行。另外,意大利研究人员表示,2019年最后一个季度伦巴第大区的严重肺炎和流感病例数比平时更高。这可能表明新冠病毒在意大利早于中国传播。

 

10)2020年5月7日法国 Albert Schweitzer医院发表新闻公报,该院对2019年11月1日至4月1日的2456张CT影像进行了回顾性研究,发现2019年11月16日的一个病例属于新冠肺炎。

 

11)同样在2020年5月初,美国新泽西州贝尔维尔市长迈克尔·梅勒姆表示,自己于2019年11月21日就被感染了新冠肺炎。

 

12)在现在全球各国政府开始重视疫情防疫工作以后,有多次新闻媒体报道新冠病毒由冷冻海产品输入。

 

我相信看到这里,很多人心里都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以上这些就是赵盛烨《关于新型病毒来源的调查综述》的基本内容。大家可以点击文末的“阅读原文”直接浏览原文。

 

我本人不喜欢阴谋论,但同时又不得不承认,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事情恐怕永远不会有百分之百的真相。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用概率去理解这个世界。到目前为止,至少可以确定的是病毒来自于美国实验室的概率远大于我们在一年前的认知。

 

现在的美国确实欠全人类一个解释。

赵盛烨先生在报告结尾的一句话说的非常好,我在这里也直接引用给大家:

 

科学是一把双刃剑,当我们作为科学家挥舞起这把剑时,我们的心中一定要清楚,我们即可能给人类带来幸福,也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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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注意到在疫情肆虐的时候,社会上也流行着一种颇为乐观的看法:他们认为病毒的进化趋势是毒性逐渐减弱,最终和人类共存,所以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不需要太多特别措施,坐等“群体免疫”就可以。

 

对于这样的看法,我先举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例子:天花病毒

 

天花病毒最早出现在人类社会的痕迹在是公元前1156年的埃及法老的木乃伊上。

 

人类开始反击是在18世纪70年代英国医生爱德华发现牛痘之后,最终消灭天花病毒是在1980年。

 

也就是说天花病毒在人类社会中至少存在了3000多年。而在这3000多年的历史里,天花的毒性丝毫没有减弱,甚至在牛痘疫苗已经发明的19世纪初,英国天花病患的死亡率仍然高达三分之一。

 

病毒进化趋弱确实是一个趋势,但是这个趋势的周期有多长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他可能是几年,也可能是几千年。

 

而且病毒进化趋弱的逻辑是毒性过强的病毒会因为宿主过早失去行动力而失去传播的机会;反之毒性变弱的病毒对宿主影响更小,宿主活动范围更大,所以也就更容易传播。

 

但是这样的逻辑不是绝对的,毒性强的病毒可以通过增强自己的传染力或生命力来弥补宿主活动范围缩小的影响。

 

比如说已知传染性最强的麻风病(R0高达10)也是传播了几千年都未能实现群体免疫。它直到现代人类发明麻风病疫苗后,才在20世纪70年代逐渐销声匿迹。

 

所以群体免疫战术在人类有记录以来的历史上从未真正成功过,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短期内可行。

 

其实所谓群体免疫本质上就是全面投降,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好听点的说法罢了。但是不管听起来好不好听,面对病毒选择全面投降的风险是非常大的:

 

  • 开弓没有回头箭,一旦执行“群体免疫”,就只能一条路走到黑,即使后来发现病毒会导致严重后遗症也无后悔药可吃。

     

  • “群体免疫”使得感染人数爆发峰值不受控,可能会造成医疗挤兑

     

  • “群体免疫”对认真防疫的人不公平,它相当于迁就于部分不想认真防疫的群体,使得愿意认真防疫的群体无故受到牵连。

     

  • RNA病毒的变异很有可能导致免疫失效,目前没法证明得过一次新冠后就不会再得第二次,群体免疫无法防御病毒变异后的二次感染。

 

在此次疫情中,作为群体免疫发起国的英国,目前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均冠绝欧洲。而另外一个推行群体免疫的瑞典,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都高于北欧邻国,瑞典国王已承认抗疫非常失败。

 

病毒入侵是来自另一个物种的暴力,这时候只能用战争逻辑去对待。由国家组织力量去对抗暴力侵袭远比让普通人各自为战要高效得多。

 

现代人类社会生活的密度很大,如果我们不认真进行隔离,任由病患毫无顾忌的四处活动,就会极大的降低病毒传播的难度,于是即使是症状明显的高毒性病毒也有很多机会可以传播出去,大大减缓病毒变弱的趋势。

 

反之,如果我们坚决的对病毒展开斗争,坚决的进行隔离,那么症状明显的高毒性病毒将无法获得传播的机会,客观上加速了它们的弱化。

 

大自然遵循的是赤裸裸的丛林法则,在这里物竞天择优胜劣汰,不同物种之间永远在进行着一场你死我活的竞争,从来就没有巨婴生存的空间。

 

谁放弃抵抗,谁就是自寻死路。

 

最后,因为现在新冠疫情的所有线索都在指向美国的马里兰州,所以这不禁让我想起在几年前的另一则和马里兰州有关的趣闻。

 

如今回过头再看,老天爷在冥冥之中的讽刺真是让人无话可说。

 

新冠病毒美国造?---解读赵盛烨《关于新型病毒来源的调查综述》

新冠病毒美国造?---解读赵盛烨《关于新型病毒来源的调查综述》

 

THE END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vAPq87E6Bm7KkjQQlVbNGw

是时候戳破元气森林的气泡了

作者| 可杨 编辑| 邢昀

 

靠气泡水走红的元气森林,喊出2021年线下销售目标75亿,这个数字比2020年销售收入可能翻了两倍,虽然创始人唐彬森说2021年是产品大年,要疯狂推新品,但气泡水之后再无爆款,元气森林75亿的目标到底是太焦虑,还是太自信? 

 


 

 

“帅哥刘德华大学期间找到美女的概率,和他帅不帅关系不大,如果他在北航再帅也没用,因为男女生比例就是7比1。”

 

元气森林创始人唐彬森很爱举这个例子,借此来说明他所信奉的贝叶斯理论:一个事情发生概率=基础概率*这个事本身的概率。

 

作为目前市场上最火的网红饮料,2020年元气森林半年破8亿销售额,此前有媒体援引业内人士称,元气森林2020年完成25亿年销售目标基本问题不大。

 

75亿,这是唐彬森给元气森林选择的2021年线下销售目标,较25亿翻了两倍。一瓶元气森林气泡水的售价是5元,75亿相当于要卖出15亿瓶气泡水。

 

虽然大赛道里才有大机会,但没人知道唐彬森眼中这个饮料销售数字是通过什么概率测算出来的,完成的概率是多少。

 

为此,元气森林开启了一系列动作,狂推新品、铺智能冰柜、出海,这些能扛起元气森林的业绩大旗吗?

 

 

01

狂推新,寻找下一款爆品?

 

按照唐彬森的说法,2021年将成为元气森林的“产品大年”。

 

从2016年第一款上市饮品燃茶推出至今,元气森林主打产品包括燃茶、每日茶、气泡水、宠肌水、健美轻茶、乳茶、外星人功能饮料,以及满分气泡果汁等。而2018年成立的北海牧场,产品线已发展为北海牧场、气色、浓和LP28四大类,包括10个SKU,2019年6月,北海牧场正式独立运营。

 

不算已经独立运营的北海牧场,元气森林上述八款主打产品推出的时间间隔大致是16个月、10个月、7个月、6个月、4个月

元气森林推新品的速度确实在逐渐加快,唐彬森在2020年10月的经销商大会上称,目前元气森林还有95%的新品尚未推出,虽然没透露2021年将会推出多少新品,但这一年,已经提前被他贴上了“产品大年”的标签。

是时候戳破元气森林的气泡了

 

2020年7月完成新一轮融资后,元気森林估值高达140亿元人民币。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表示,资本进入以后,业绩已经成为元气森林的最大导向目标,2021年,元气森林势必会推出众多产品,以形成自己的产品群,东方不亮西方亮,用整个品类的组合来完成自己的战略目标。

 

广撒网推新产品,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赌下一款爆品,只有找到下一款“气泡水”,才有助于元气森林冲击75亿销售目标。

 

气泡水是元气森林获得市场认知的关键。

 

张辉从2017年开始担任元气森林的经销商,帮助元气森林打通了当地的便利店渠道。他表示,燃茶作为元气森林的第一款产品,或许是受到包装等因素影响,当时并没有真正帮助元气森林打开销路。直到气泡水上市,包装相比燃茶更“洋气“,再加上广告营销,元气森林这个品牌才好卖起来。

 

从企查查上可以看到,2021年至今元气森林已经申请注册了100多个商标,包括了方便食品、啤酒饮料、酒类、医药等品类。

 

其中啤酒饮料和酒类占比接近三成,出现了例如“千岁”“如梦”“whoops”“初见”等商标。可见唐彬森对涉足酒类的野心不小,而此前新品发布会上,元气森林满分气泡果汁还和口子窖跨界合作了迷你鸡尾酒,大概也是为新产品做一些铺垫。

 

一位快消品行业人士表示,饮料单品刚开始基本是试水,第一轮实验阶段就会干掉很多,试饮不错的产品再往市场上推。对于细分渠道完善,团队比较强势的大厂来说,每年也就重点推1到2个新品虽然元气森林的互联网打法跟传统快消打法很不一样,一上来就是营销烧钱,但饮料行业是红海,做出新爆品的难度依旧不小。

 

而在供应端,元气森林决定“弃轻从重”,三个自建工厂同时动工开建,分别在滁州、天津、广州三地。一名滁州工厂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元气森林滁州工厂一期已经投产,二期在建,一期产能已从3000万扩至3900万,新增主要生产酸奶产品。

 

所谓的“产品大年”背后,除了业绩,还藏着元气森林的焦虑,越来越多的玩家进场瓜分气泡水这块蛋糕,元气森林的危机感也很强。

 

气泡水的制作门槛并不高,目前市场上已有农夫山泉、伊利、健力宝、康之味、青岛啤酒等老牌饮品参与竞争。为元气森林代工的健力宝,也在2020年首推新品“微泡水”。目前元气森林独立供应链尚未成熟,依旧依靠代工模式,更不存在什么壁垒。

 

“赤藓糖醇”也并不是元气森林的专利。2020年7月,另一家网红品牌喜茶也推出了自己的气泡水产品,同样使用赤藓糖醇,且同样采用了日系包装,定价也在类似区间,对标元气森林的意图满满。

 

反观元气森林,目前推出的所谓新品,其实都是在已经发展火热的赛道里依靠“无糖”概念切入。

 

饮料品类中,市场规模前三的饮品是饮用水、茶饮料和碳酸饮料,而元气森林目前的销量“扛把子”气泡水和燃茶,占了其中两个。

 

以这两大头部单品为例,燃茶推出时,正值统一和农夫山泉分别推出了小茗同学和茶π,围剿康师傅冰红茶;气泡水推出时,无糖可乐、无糖雪碧已完成了消费者喝无糖饮品的习惯教育,元气森林气泡水推出那一年,国内气泡水的消费额同比增长了四成。

 

气泡水突围成功有很多方面的原因,原元气森林研发总监叶素萍曾在采访提到,“元气森林的诞生有正确的时间背景,在气泡水出来前后,大家对无糖的诉求特别强,而元气森林刚好就出现了。”

 

碳酸饮料一直是饮料品里的大赛道,而主打零糖零脂零卡的气泡水,恰好在口感上能够成为碳酸饮料的替代品,加之元气森林使用的代糖“赤藓糖醇”,改善了气泡水的口感,保留了甜味,随即被追求健康的年轻人追捧。

 

2019年元气森林近10亿销售额中,气泡水占比超过六成,燃茶占比近三成。尽管在气泡水之后,元气森林又推出了几款新品,但从消费者处以及渠道了解,最终扛起元气森林销量的依旧还是气泡水。

 

 

 

 

02

智能冰柜有什么空间?

 

元气森林的走红,有一部分原因是乘上了便利店在一线扩张的渠道东风。

 

便利店一直是饮料新品的试验田,用户定位精准,对价格不太敏感。而在分布密集的便利店里陈列产品,也有广而告之的作用,可以说便利店加线上渠道帮助元气森林实现了从0到1。

 

但是便利店里更多是即时性需求,没人会在便利店里整箱买饮料,饮料想要占领更大的市场,就必须下沉。

 

以Z世代为目标消费人群的元气森林,产品价格从5元到10元不等,想做下沉并不容易。近年来元气森林在三四线城市的渠道建设方面也做了不少努力。在江苏、浙江、湖北、广东不少地方的论坛上,可以看到元气森林招聘销售业务员的信息。

是时候戳破元气森林的气泡了

 

在线下渠道,元气森林还想在其他方面做文章。按照元气森林的计划,2021年二季度前要在线下完成铺设8万台智能冰柜,这8万台冰柜的任务之一就是和经销商们一起承担起75亿的线下销售额。

 

饮料品牌在线下投放冰柜并不少见,两大可乐巨头、农夫山泉都是冰柜投放大户,饮料商通过冰柜以及支付陈列费来提高自己产品的曝光度。

 

目前来看,基本上小店都配备了自己的冰柜,且一家普通的夫妻老婆店位置通常有限,接纳一台新冰柜就需要抛弃一台从前的冰柜,对于元气森林来说,攻入已经被可乐和农夫山泉占满的领地并不容易。

 

为顺利实现铺设及销售目标,元气森林承诺,这些冰柜如果达不到预期销售额,元气森林将会向门店补足差额;另一方面,经销商则背上了冰柜与网点联通效率的考核指标。

 

浙江某四线城市一名元气森林的销售表示,目前,他们已经制定了铺设的计划和目标,在2021年5月前,这名销售个人的投放计划是100台。投放目标则是从各大商超、元气森林销量较好的店面开始。

 

相较于可口可乐等头部品牌的冰柜,他觉得元气森林最大的优势在于只收500元押金,是其他大品牌的一半。

 

北京一家社区店的店主已经定下一台冰柜,他表示,元气森林此次铺设的智能冰柜是单开门的六层冰柜,比其他单开门冰柜多一层。自家店内已经有四台其他品牌的冰箱,尽管都交过陈列费,没有太多空间可以放元气森林产品,但考虑到夏天消费者对于冰镇饮料的需求以及元气森林的销量,他觉得有必要在店内加设一台冰柜。

 

截至2019年末,“农夫山泉”冰柜投放超过36万家,相比之下元气森林的8万台投放只是小试一把。而相对于带来销量,元气森林可能更看重智能冰柜带来的消费数据反馈。

 

联网这件事,也成为一些小店不愿意使用冰柜的原因

 

传统的冰柜尽管已给店主交过陈列费,但由于无人实时检查,店主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依旧可以放入一些其他品牌的饮料,但智能冰柜将数据实时传回给品牌,意味着冰柜里可能只能陈列该品牌的饮品。

 

一名小店店主就表示,自己的店面已经无法多放一台冰柜,且现有的传统冰柜中,自己放置着各种品牌的饮品,没有必要为了一台新的清理一台旧的。

 

他猜测元气森林的冰柜既然是智能的,自己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无法放入其他品牌,这也成为他不愿意使用的原因之一。

 

 

 

 

03

产品出海难复制

 

尽管刚刚成立四年,把元气森林卖到海外已经成为唐彬森的方向。

 

最开始在游戏赛道创业的唐彬森,在出海上尝过甜头。2008年搞《开心农场》时,唐彬森就曾把这款游戏推向海外,大获成功;2014年智明星通上线的手游《列王的纷争》,名列当时中国手游出海收入榜第一。

 

在谈到《列王的纷争》时,唐彬森曾说,“我们敢在收入20亿的时候就拿出18亿去做广告投放,在纽约、伦敦、莫斯科等中心城市做品牌露出。”

 

唐彬森推崇“国内打造-海外复制”模式《开心农场》《列王的纷争》等都依靠着这个模式成功出海,元气森林似乎也在试图复制这一路径,但是饮料出海并不简单。

 

2020年7月,元气森林拿下新加坡HCS健康标识。12月,元气森林副总裁宗昊还曾在一场演讲上透露,在天猫海外平台上,元气森林近三个月出海成交额同比增长69%,卖到了全球四十个国家和地区。 

是时候戳破元气森林的气泡了

 

为了进一步出海,元气森林还挖来了柳甄。柳甄此前有近十年硅谷工作经历,后在Uber中国区,以及字节跳动负责海外业务。

 

柳甄加入后,元气森林的出海计划也开始加速。招聘网站信息显示,目前元气森林已开始招募海外法务、海外产品研究、海外商标管理、跨境电商运营等。

 

从国内市场来看,气泡水竞争日趋激烈,元气森林尽管吃到了红利,但气泡水对于元气森林来说也还没成为可乐之于可口可乐、百事的存在;5元的定价在一二线城市吃香,但却难以打入对于价格更加敏感的下沉市场。

 

或许海外市场能成为元气森林新的销售增长来源,但饮料出海从来都不是简单的事。

 

从全球饮料品市场看,可口可乐、百事、雀巢常年占据着世界软饮料行业领先地位,不断有新品牌冲击,却从未被超越过。

 

在元气森林之前尝试出海的中国饮料品牌并不在少数,出海首先需要解决供应链的问题,目前出海比较成功的百岁山,选择在意大利建厂。而2016年农夫山泉在新西兰成立了子公司,两年后收购了新西兰当地的一家瓶装水工厂,此后农夫山泉也仅在新西兰探索了海外业务,再无进一步的扩展计划。

 

而元气森林目前主要在东南亚拓展市场,将产自国内的产品运到国外,物流成本不低。海外电商平台eBay显示,在美国购买6瓶元气森林的价格是129.42人民币,而24瓶巴黎水的售价也在129元左右;新加坡的线上平台显示,元气森林气泡水售价14.9美元5瓶。

 

更何况,元气森林在国内的销量“扛把子”气泡水,放到国际市场早就不是什么新鲜品,根据观研天下的数据,欧美国家是气泡水的主要市场,2018年占比67.3%,而中国的占比仅为7.2%。

 

巴黎水、可口可乐怡泉等国际品牌牢牢占据着头部地位,在东南亚市场也有不少本土饮料品牌,元气森林要靠气泡水在海外突围并不容易。

 

75亿销售额的FLAG已立,相较于急速上升的业绩压力,如何从“网红”走向“常红”,可能是元气森林更需要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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