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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大洪水，马上淹没全世界
房市预期的博弈：恒大为什么会突然面临生存危机？
今年以来，恒大频频曝出负面新闻，包括商票大面积违约、金融机构起诉、业主集体维权等等。
一个这几年风光无限，自身资产上万亿的超级地产集团一夜之间竟然出现摇摇欲坠的生存危机，说实话，这种情况是谁也没有想到的。
那么，恒大究竟做错了什么，让这个庞大的企业突然出现了巨大的生存危机？
1 恒大出现生存危机
一般来说，一个大型企业出现生存问题一定是重大决策出了问题，恒大也不例外。恒大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决策者对房地产产业发展趋势出现重大误判！
蚂蚁出事之后，央媒有句名言流传甚广——没有马云的时代，只有时代的马云。
这句名言其实套用在房地产行业同样适用——没有地产的时代，只有时代的地产。
过去20年房地产高歌猛进是时代的产物，是中国城市化大规模跃进的副产品，当中国城市化进程明显放缓之后，属于房地产的黄金时代其实已经结束。
特别是从2016年开始，高层旗帜鲜明提出“房住不炒”之后，这也是房地产时代结束的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信号。
但是恒大在2018年之后依然在疯狂拿地，甚至是加杠杆（负债）拿地——这就是投机性很强的决策，在恒大决策者看来（其实也是房地产行业头部企业共识），中国房地产虽然黄金时代结束了，理论上还应该有个白银时代。
在竞争加剧的白银时代，应该遵循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规律。恒大拼命拿地做大规模，不正是让自己变成那个“强者恒强”的强者吗？
但是，谁也没想到，从2020年年底开始，国家对房地产的重拳打压来得这么猛！
2020年底，银保监会发布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规定，这是从金融机构卡住房地产行业放水的额度。
接着，就是对房价涨幅较快的城市实施二手房指导价——这个指导价远远低于实际市场价，银行按照这个二手房指导价发放按揭贷款其实就是大幅度提高了买房的门槛。
这个二手房指导价政策堪称是给房地产销售降温的大杀器，这个政策实施之后，最火爆的深圳楼市二手房交易已经降了8成！
金融机构不贷款，终端销售迅速降温，这两项政策对于负债率很高的房地产企业堪称双鬼拍门，让恒大现金流立刻出现了重大问题。
以上就是对恒大出现生存型危机的过程梳理。
按道理，一般人写到这里就基本结束了，但是我们还打算挖一挖其中更深层次的逻辑。
2 决策者的误判
以恒大的层面，其人脉信息都远非一般大型企业能比的（今年大型庆祝活动还登上了天安门），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恒大决策者还会对房地产产业趋势出现重大误判呢？
别急，我们先来看看另一个案例。
2021年5月15日，深圳第7次人大会议通过一项决议，撤销深圳市市长、监察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中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工信局局长、商务局局长、应急管理局局等等一大批干部的职务！
政府、司法系统以及大量部门一把手同时调整，这在深圳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市场曾经一度传言，导致这场深圳行政系统大规模调整的事件是深房理事件。
2021年4月，有着145万粉丝的自媒体大V深房理被网民公开举报违规炒房，事件在舆论场发酵，一度成为火爆的话题。
（来源：雷达财经）
一个自媒体大V违规组织粉丝炒房，最后竟然导致整个深圳行政系统大调整是不是不可思议？
在深房理事件之前还发生了两件事情。
——2021年3月，坊间传言深圳有很多人拿着国家贴息的经营贷款进入楼市炒房，然后，深圳监管部门对辖内中资商业银行自去年以来审批的15.4万笔、1771.73亿元经营贷，进行了全面排查，结果只发现21笔、5180万元的资金涉嫌违规，将提前收回。违规贷款的比例是：0.518亿除以1771.73亿再乘以100，等于0.0292%，约等于百分之0！
——深圳这个排查结果让舆论并不满意，一时议论纷纷。于是2021年4月初，深圳有关银行再次开展自查，半天之后结果就出来了，但答案却是：没有发现经营贷等违规资金流入楼市。
也就是说，深圳在坊间传言炒房客利用经营贷违规炒房之后的两次自查，最后都没有查出什么结果。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深房理事件爆光了！
光是网民举报的深房理炒房的资金就远远超过之前深圳官方自查的结果！堪称光速打脸。
然而，仅仅因为深圳方面在楼市调控领域有失察的责任就能引发行政系统如此巨大的地震吗？
是不是感觉还是有点牵强啊。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这里给大家回顾一段历史。
清同治年间的一天，浙江余杭地区发生了一件再平常不过的小事。一个叫做葛品连的人突然发病身亡，但是他在死后却面目青黑，口中还有血水流出来，他的家人因此就觉得他是被人害死的，于是就去报官，谁知这却引发了轰动全国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当时担任浙江余杭知县的人叫做刘锡彤，他像往常一样和验尸的仵作去检查葛品连尸身的时候，有一个人拦住了他，给他讲了一个”羊吃白菜”的故事，这个故事中的”羊”指的是余杭有名的才子——杨乃武，而”白菜”指的是杨乃武家的帮佣——毕秀姑，绰号”小白菜”。
这两个人其实并没有什么关系，”小白菜”不过是仰慕杨乃武的才学经常同他说话而已，杨乃武也觉得小白菜温柔，平时也经常教她写写字。
可是在刘锡彤眼里，这却是一个报仇的好机会。刘锡彤这个人为官不正，曾经因为贪污被杨乃武举报而被罢官，如今听说杨乃武和小白菜有这层关系，自然而然地认定二人有奸情，然后合谋杀死了葛品连，于是他把杨乃武和小白菜抓进监狱严刑拷打，最终屈打成招，逼着他们在认罪书上画了押。杨乃武被判处斩，小白菜凌迟处死。
杨乃武家人不服，于是开始了漫漫上访路。
在这个上访过程中，满清官场越来越多的官员卷入进来——包括浙江巡抚杨昌睿、杭州知府陈鲁、宁波知府边葆诚、嘉兴知县罗子森、候补知县顾德恒、龚心潼等等，甚至一直牵扯到满清中央某个部门的官员。这个过程中，满清各级官员充分发挥了官官相护的特点，强硬维持着对这个案件的判决。
三年之后，”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大白天下，为此有一百多个各级官员被罢官惩处，这就是清朝轰动一时的”杨乃武与小白菜”！
那么，杨乃武一介书生，即使有同乡读书人帮忙，真有这么大的本事掀翻整个官僚系统上百名官员？
不是！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不过是满清朝廷借机打压地方实力派的一个由头而已！
因为成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湘军系在满清朝廷声势一时无两，巅峰时期满清十八行省督抚有一半是出自湘军系。湘军一系势力如此膨胀是满清中央朝廷无法容忍的，最初清廷试图掺沙子来分化湘军系，任命马新贻在湘军系经营多年两江地盘上（江苏、江西、安徽）担任两江总督，结果不久就冒出一个离奇的“刺马案”（电影《投名状》历史原型），马新贻被杀。这下清廷更加下定决心要打压湘军系。
于是才有”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借题发挥（浙江巡抚杨昌睿出自湘军系），不管地方各级官员几次定案维持原判，清廷都要求发回重审，最后直接将案件提到北京刑部审理，然后才大白天下，并且借此处罚一百多官员。
读史如观镜。
正常情况下一个深房理事件绝对没有如此大的能量让深圳行政系统大动荡。
但是深房理事件爆发恰恰在一个敏感的时刻——国家三令五申强调“房住不炒”，而深圳民间竟然顶风作案，从银行套取大量贷款去炒作楼市。而深圳方面几次自查也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2020年11月，中央确定深圳作为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试点城市，结果几个月后，这个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竟然成为全国房价涨幅最高的城市！
深房理事件被捅出来，这本身就是地方政府在房市调控上巨大失职的表现——不跟着中央调控房市的节奏走，反而弄出一个反面典型，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这就太不讲政治了！
究其原因，还是我们有些地方官员（级别甚至不低）对房地产产业发展趋势出现重大误判！
现在我们回头来看恒大决策者对形势出现重大误判好像也不是那么离奇了。
那么，问题来了——
他们误判了什么？
为什么会误判？
3 房地产调控的历史
我们现在简单回顾一下房地产调控的历史。
第一次提出房地产调控是2010年，然后调控这个词就如同贴在房地产行业身上的标签一样如影随形。
然而效果却不太好——过去一般是用行政手段强行抑制需求，短期房价被暂时抑制之后，过不了几年总会再次报复性反弹，再次创出新的高度。
十余年如此反复多次之后，以至于全社会对房市已经形成一种信仰——房价是不可能跌的，短暂的震荡之后还会继续涨。这种信仰不仅是老百姓有，社会资本有，连体制内官员也有。
正是这种全民共识让资金如同潮水一样持续流入房地产，房地产虹吸了大量社会资金之后推动房价继续上涨，形成一个牢不可破的循环。
最想打破这个循环的是中央政府，毕竟大家都去炒房炒地皮，谁来发展实体经济？
但是要打压房地产又颇有点投鼠忌器的感觉。
按照野村证券等机构测算，房地产在中国经济中占比很高，直接对GDP贡献是12.3%，加上上下游产业的综合贡献是16.4%。中国政府财政收入有44%来源于房地产与土地相关领域。
简单的说，假如全国人民创造100元财富，其中有16.4元是房地产贡献的，假如政府财政收入100元，其中竟然有44元是房地产贡献的。
所以，去房地产是不可能的！过去不可能，现在不可能，将来……也不可能！
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政府能承受经济规模打84折，财政收入打56折的后果。
所以，过去房地产调控不过是防止房价涨幅太快的一种调节，说白一点就是对房价公众预期的一种纠偏——房价是不会永远涨的！
但是过去调控结果却事与愿违，反倒是强化了民众房价永远涨的预期。
2016年国家第一次提出“房住不炒”，这是明显准备升级房地产调控的信号，但是当时中国经济恰恰处于“L”型的下行趋势，我们GDP增长率从过去的8%以上已经跌到6%+左右，已经没有对房地产实施严厉政策的空间。
所以，房住不炒提出之后也是雷声大雨点小，只是对房价涨幅比较大的地区加码了行政管控手段，这些手段与过去一样让房价短暂压抑之后在2018年迎来一波快速上涨。
2020年因为疫情的冲击，我国被迫加大货币投放力度来刺激经济，当年年底在宽松货币刺激下，房价再次出现较大幅度上涨。
到了2020年底，宏观经济形势出现两个重大变化。
一个是我国杠杆率已经飙升到非常危险的地步。
当时我国杠杆率超过270%，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是160%，政府杠杆率超过40%，居民杠杆率超过70%。
国际公认宏观杠杆率超过250%就是比较危险的指标，而我们比这个危险的红线还足足超过20%。
按：杠杆率就是负债率，比较基数就是全年GDP，假如我国GDP总量是100万亿元，杠杆率270%就是宏观负债270万亿元。以此类推。
而杠杆率飙升房地产绝对是主要“贡献者”——
因为不仅房地产自带杠杆属性，居民买房就是加杠杆，而且房市火爆必然带来土地市场红火，地方政府一旦拥有大量卖地收入，总会有一种冲动去加杠杆大拆大建。
也就是说，房地产已经到了不得不出重拳遏制的地步了。
另一个是2021年我国经济增长预期很高。
因为中国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出色的表现，让我们获得一波可观的疫情红利，202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预测中国经济增长将达到9%左右，而国内机构更为乐观，普遍预测中国经济增长将达到10%以上。
换句话说，2021年我们获得一个难得的对房地产进行严厉调控的窗口期。
所以，当年初管理层将今年经济增长定位为6%以上时，所有人都大跌眼镜，这种在经济增长主动踩刹车的动作引发外界很多猜测——
大家都认为国家会收紧货币去杠杆，现在来看，这个主动踩刹车就是提前预留空间——一旦房市出现不可控的波动，就要在房地产推动最严厉的去金融化政策！
注意，这个提前预留不是从一开始就准备这么干（毕竟在房地产行业推动严厉去金融化经济代价太大），而是管理层根据房地产市场情况发展而针对性制定政策。
然后，因为市场对房价“永远涨”的信仰一步步逼迫调控政策层层加码。
2020年6月，疫情结束之后房地产市场就迎来报复性反弹，然后国家就为大型房地产开发商设置了三道红线——这是从供给端开始降杠杆；
2020年秋冬季，房地产火爆势头不减，12月30日银保监会发布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规定，这是从金融机构卡住往房地产行业放水的额度；
（来源：金融界）
2021年上半年，全国土地拍卖市场异常火爆，在土地拍卖价格屡创新高带动下，全国各地房价再次大幅度上涨，其中深圳房价更是一马当先充当了全国楼市的领头羊。
2021年2月8日，深圳率先发布了《关于建立二手房成交参考价格发布机制的通知》，对深圳市3595个小区建立成交参考价格，本来这是一个对楼市降温的大杀器，但是因为执行力度问题（参考3—4月深圳自查违规经营贷结果），依然没有让火爆的深圳楼市降温。
4月，深房理事件爆发，5月深圳行政系统大调整。这个标杆性事件让地方政府终于了解了中央控制房价的决心，然后深圳迅速加大了二手房指导价机制的执行力度——
这是第一次在需求端强行去杠杆，深圳二手房交易迅速降温，然后二手房指导价迅速扩展到房价涨幅较大的13个城市，全国房市交易也急转直下！
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不管是恒大还是某些地方官员之所以对房地产形势出现重大误判，不是他们消息渠道闭塞，也不是对国家调控房地产的决心有误判。
而是他们有侥幸心理，坚定认为国家调控房地产只是扭转公众对房价上涨的预期，不会对房地产实施过于严厉的遏制手段。
但是，却没料到从2020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房市持续火爆以及房价大幅度上涨逼着国家层层加码房地产调控政策，最后在房地产行业彻底去金融化！
所谓矫枉必须过正。
现在房地产行业已经到了不实施去金融化就不足以扭转公众预期的地步。
恒大决策者恰恰就是对“矫枉必须过正”的前景出现重大误判。
4 侥幸投机栽跟头
熟悉我的读者都应该知道，最近两年我是看空房地产的。但是，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房价短暂的大幅度上涨却让我有点打脸的感觉。
今年4月，在一次饭局上聊到房地产，就有一个朋友对我提出一个尖锐的拷问：
“你不是看空房地产吗？为什么今年全国各地土地交易市场如此火爆？各路资本纷纷砸下重金去抢地块？土地溢价屡屡创出新高？”
这番拷问让我无言以对——不是我对房地产的看法出现变化，而是强大的资本用真金白银投票表达对未来房市看好，让我觉得用言辞来反驳多少有点苍白。
正是因为土地交易市场的火爆，民间投资房产的热情再次被点燃，我身边就有很多人在那段时间拼命筹集资金去投资楼市，甚至有人加很高的杠杆。
几个月后这种澎湃的热情戛然而止。
房地产去金融化其实就是修改了房地产基本的产业逻辑——去掉了杠杆属性（金融属性）的房地产不过是一堆砖头水泥组合的重资产产业而已！
恒大突然曝出生存危机如同给所有投机楼市的资本兜头淋下一桶冰水，上半年高价拿下的土地现在变成了烫手山芋，而那些加杠杆投资房产的人们更是惶惶不可终日。
恒大是第一个曝出生存危机的房地产开发商，但是绝不会是唯一一个！不出意外，在下半年将有更多的开发商以及更多的炒房客曝出生存危机。
国家这一次下了最大的决心也要扭转全社会对房价永远涨的预期。
当然，从5月开始房地产强力去金融化相当于给这个行业踩了急刹车，经济代价也很大。
从5月到8月，在上游工业产品出厂价格节节攀升的情况下，我们下游消费者产品价格却在节节下跌。
从5月到8月，我们PPI指数是9.0、8.8、9.0、9.5，而CPI指数则是1.3、1.1、1.0、0.8。
PPI指数与CPI指数严重背离，宏观经济已经出现明显的通缩特征。
导致PPI指数与CPI指数严重背离的原因很多——
比如我们居民负债率太高，比如经济复苏基础还不牢固，但是有一个原因不可忽视，因为房地产直接关联一百多个行业，对国民经济影响太大，这个行业突然踩急刹车，不可避免对经济会有较大的负面影响。
说白一点，这是资本不讲政治强行炒作房市惹的祸。
其实，我们回头来看，国家对于房地产产业的态度几年前就是明牌，这个牌面资本清楚，大部分老百姓也很清楚。
过去国家没有对房地产下重手有复杂的原因——但是这绝不代表国家永远都不会对房地产下重手。
我们有些企业（资本）总觉得自己与众不同，虽然对宏观政策以及房地产产业政策非常了解，但是总有侥幸心理，认为自己可以成为超越常人的例外。
抱着这种侥幸投机心理早晚是会栽大跟头的——不管是普通投资者，还是资产上万亿的恒大，概莫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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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新政首年各区招生变化图片正确版
前几日的文章《2022首年中考新政推算3: 各区在新政首年会发生什么变化》出现较多错误，且漏了一个区。
对不起。
订正如下：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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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是怎么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西藏是怎么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的。
1 活佛传教
西藏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地区，宗教对于西藏具有巨大的影响，我们就来聊聊西藏的宗教。
布达拉宫
公元7世纪佛教传入藏区，当时藏区的主流宗教信仰是源自本土的苯教，两种宗教在博弈之中互相融合，逐渐形成了今天的藏传佛教。
在藏传佛教的前期，既不存在教派，也不存在活佛转世系统。等到佛教成为了藏区主流信仰后，为了凝聚各自的信众群体，各种藏传佛教的教派迅速出现。
随着各教派寺院经济的形成，争夺信众资源成了教派间的主要矛盾。各教派间在政治、经济上的激烈竞争和相互吞并，一个有威望有号召力的首领，成了教派能否兴盛的关键性因素。
宗教领袖也面临着一个权力传承的问题，在封建世俗社会权力传承比较好解决——血缘就是最好的纽带。
但是宗教领袖就比较麻烦，因为宗教首领自带“神灵光环”，比如藏传佛教过去属于出家修行人，不能结婚，所以就无法靠着血缘去传承。
于是，最初是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噶玛噶举派首创了活佛转世制度，以此来避免因宗教领袖圆寂而丧失本教派的政治、经济势力，并保证宗教领袖的独特地位得以延续，不受挑战。
“活佛”一词最早出现于元代，藏语称“朱古”(sprul-sku)，是“朱贝古”(sprul-pavi-sku)的缩语，意为“幻化”或“化身”。
公元十三世纪，西藏成为元朝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下的一个行政区域，忽必烈封萨迦派教主八思巴为“西天佛子，化身佛陀”。此后，人们开始称西藏高僧为“活佛”。
活佛又分大活佛与小活佛，它们之间的关系有点类似于世俗社会不同等级的官员，小活佛属于级别较低的宗教领袖，大活佛就属于级别较高的宗教领袖——比如著名的班禅活佛就是省级宗教领袖。
2 “吹冲”降神
在清朝以前，西藏活佛转世是由当地最有名望的跳神巫师“吹冲”来认定的，巫师吚吚呜呜跳大神一番表演之后，说谁是活佛的转世者谁就是。
这个操作空间就太大了！
从明代开始，青海的蒙古汗王和西藏的地方势力，就利用这个规则来控制西藏的大活佛转世，从而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巫师“吹冲”在各种贿赂下，在跳神中假借神谕，指定的活佛转世灵童大多出自蒙古王公或西藏的大贵族之家，有的甚至还是“吹冲”家族中人。
过去中原政权对边疆控制力较弱，一般也不会去干预藏地权力传承，但是清代打垮准格尔所部控制新疆之后，慢慢就加强了对西藏的控制。
雍正五年，清政府正式在西藏设立驻藏大臣衙门，内阁学士僧格和副都统马喇成为首任驻藏大臣。
驻藏大臣不仅直接掌管西藏政务，还直接督察西藏宗教重大事务，对大活佛转世灵童的认定除了“吹冲”降神以外，还需报驻藏大臣，并由驻藏大臣上奏北京大皇帝批准。
清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5年），噶玛噶举红帽系第十世活佛确朱嘉措外逃到廓尔喀国（今尼泊尔），并挑唆廓尔喀国王发兵西藏。
乾隆皇帝派福康安为大将军，1791年率兵入藏平叛——这是历史上中国军队第一次越过喜马拉雅山脉出境作战（下一次要等到1962年中印边境反击战），在极其恶劣的地理环境下，福康安率领的满清军队把廓尔喀国打得差点灭国，叛逃的朱嘉措活佛也被斩首。
平叛之后，乾隆皇帝认为必须把活佛转世这个过程完全管起来，所以制订出《钦定二十九条章程》，而《钦定二十九条章程》第一条就立下了金瓶掣签制度。
3 金瓶掣签
这个金瓶掣签制度至关重要！
就是它奠定了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领土的法理基础！
那么，啥是金瓶掣签制度？
（来源：新浪网）
简单的说，就是乾隆皇帝赏赐西藏地区一个金瓶，这个金瓶就是抽签的工具箱。
活佛需要找转世灵童时，由藏传佛教内地位较高的四大护法寻找3个灵童作为候选人，候选人资料要提交给清政府驻藏大臣，由驻藏大臣报送皇帝批准之后才能启动金瓶掣签程序。
具体程序是将候选人名字写在签牌上放进金瓶中，最后由驻藏大臣负责抽签，抽出谁的名字，谁就是新的活佛。
最后这个新的活佛报送皇帝批准后才能走马上任——也就是举行坐床典礼（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班禅额尔德尼在扎什伦布寺）。
这么一套流程走下来之后，才算完成了活佛传承（转世）的交接仪式。
这个制度一方面有效防止了巫师弄虚作假，在转世灵童认定上一手遮天；
另一方面也树立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权威——活佛转世管理办法是由中央政府制定，抽签过程由中央政府代表全程控制，活佛正式上任需要中央政府批准——这都是中央政府对西藏拥有无可争议管辖权的表现。
管辖权一旦延续较长时间就是主权！国际惯例是只要拥有对某地100年治权就自动转化为拥有主权（所以，本国领土租赁给外国最长期限只有99年就是这个原因）。
从《钦定二十九条章程》确立金瓶掣签制度到当下已经延续了二百多年，这就是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无可争议领土最扎实的依据。
按：金瓶掣签制度是一种抓大放小的模式，这个制度只针对省一级的活佛，也就是班禅、达赖这个级别才需要通过金瓶掣签来认定。
至于班禅、达赖以下的小活佛，过去中央政府都不管，还是由藏传佛教按照过去的宗教仪式产生。反正只要管住最大两个大活佛，下面小活佛也翻不起大浪。
金瓶掣签制度最绝妙之处就是一旦确立就会形成传统，更会形成路径依赖。
从清代到民国，通过金瓶掣签制度产生了几十个活佛，所以后来的活佛也必须经过金瓶掣签才在西藏具有合法性，才能获得广泛的认同，而要经过金瓶掣签程序首先就要承认中央政府的绝对权威。
民国建立之后，虽然很多年陷入军阀混战，中央政府走马灯一样不断变幻大王旗，但是西藏一直都没有动乱，根本原因就是西藏最大的两个活佛产生需要中央政府主导金瓶掣签程序才能产生。
如果要否定这个金瓶掣签意味着就要否定之前几百年所有活佛的合法性，并且否定围绕这些活佛产生的利益集团，这个难度就太大了！
同样，要保持金瓶掣签制度就要尊重中央政府的权威。
1936年，中华民国蒙藏委员会颁布了《喇嘛转世办法》，这个办法承袭清制，继续保留了金瓶掣签制度。这个转世办法公布之后，正好就解决了第十四世达赖和第九世班禅的转世问题。
4 制度继承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金瓶掣签制度也延续了下来。
当时西藏两个最大的活佛——班禅与达赖，都是民国时期通过金瓶掣签程序，在国民政府代表主持下举行坐床仪式的宗教领袖。
1958年，西藏进行民主化改革，其实就是废除万恶的农奴制度（这个农奴制度有多黑暗参考我们历史文章《一个农奴的逆袭》）。
这触动了西藏贵族奴隶主的利益，于是西藏贵族奴隶主发起暴乱，解放军在1959年平叛之后，一大批西藏贵族以及十四世达赖喇嘛跑到印度，成为后来藏独势力的主力。
印度这个国家一直觊觎我国西藏，最大的愿望就是西藏分裂成为印度的附庸。
这里有两个原因。
其一西藏是亚洲的水塔，是亚洲大部分河流的发源地，谁掌握西藏就掌握了亚洲的水龙头。
其二是地缘政治原因。印度首都新德里距离中印边境太近，只有400公里，我们在加勒万河谷部署一批火箭炮，几分钟内就能让新德里变成一片火海。
基于上述两个原因，印度对西藏抛出去的叛乱分子几乎是来者不拒，不但专门划出了一块地盘接收西藏的叛乱分子，还给与长期的财政支持。
印度境内的藏独聚居地（来源：新浪网）
前面说过，过去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活佛转世是一种抓大放小的模式，最重要的两个头头（达赖、班禅）通过金瓶掣签制度管理，至于下面的小活佛转世一般就由各地寺庙自行处理。
但在改革开放之后，西藏各地活佛转世有点乱，随随便便一个西藏僧侣跑到大城市就自称活佛，还搞出一些骗财骗色的勾当，所以，2007年国家就出台了《活佛转世管理办法》对活佛转世进行规范管理，让各级活佛转世也有法可依。
（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按：前段时间在舆论场闹得沸沸扬扬的霍尊事件，其父亲“火风”自称成为活佛有11年历史，结果民族宗教部门去藏传活佛系统查询根本就没有火风的记录，没有记录就是国家不认可的假活佛。
下面列举《活佛转世管理办法》的一些要点。（不喜欢这些细节的可以直接跳过看后面的结论）
——第三条、活佛转世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当地多数信教群众和寺庙管理组织要求转世；
(二)转世系统真实并传承至今；
(三)申请活佛转世的寺庙系拟转世活佛僧籍所在寺，并为依法登记的藏传佛教活动场所，且具备培养和供养转世活佛的能力。
——第五条、活佛转世应当履行申请报批手续。
申请报批程序是：由拟转世活佛僧籍所在寺庙管理组织或者所在地佛教协会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转世申请，由县级人民政府提出意见后，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逐级上报，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批。其中，在佛教界有较大影响的，报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有重大影响的，报国家宗教事务局批准；有特别重大影响的，报国务院批准。
审核批准活佛转世申请，应当征求相应的佛教协会的意见。
——第七条、活佛转世申请获得批准后，根据活佛影响大小，由相应的佛教协会成立转世指导小组；由拟转世活佛僧籍所在寺庙管理组织或者相应的佛教协会组建转世灵童寻访小组，在指导小组的指导下实施寻访事宜。
——第八条、历史上经金瓶掣签认定的活佛，其转世灵童认定实行金瓶掣签。
请求免予金瓶掣签的，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报国家宗教事务局批准，有特别重大影响的，报国务院批准。
——第九条、活佛转世灵童认定后，报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批准。在佛教界有较大影响的，报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有重大影响的，报国家宗教事务局批准；有特别重大影响的，报国务院批准。
经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的转世活佛，报国家宗教事务局备案。
这个管理办法有两个关键，其一，让各级活佛转世规范可控，其二，旗帜鲜明地延续了金瓶掣签制度。
也就是说，对于西藏最大两个活佛的转世继续按照清朝乾隆皇帝制定的金瓶掣签制度执行。
5 达赖的无赖
清朝的制度竟然延续到新中国，这是非常罕见的。
为什么？
因为十四世达赖跑到国外，成为了藏独势力的领袖！只要我们继续坚持这个金瓶掣签制度，就掐住了境外藏独势力的要害，让它们翻不起大浪，早晚也会灰飞烟灭！
所以，随着十四世达赖年事渐高，境外藏独势力也逐渐势微，即使是西方反华势力也越来越不愿意在这个即将覆灭的势力上投资——最多与大和尚见见面恶心一下中国。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已经八十几岁高龄的十四世达赖开始挖空心思企图在未来转世上另搞一套。
2017年外交部在例行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提问：十四世达赖喇嘛在接受《印度快报》采访时提到通过转世确定继承人，并称中国共产党只有接受“重生转世”的概念，才能理解达赖转世问题。中国政府在相关问题上的政策是什么？
我们外交部发言人回答：关于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包括达赖喇嘛转世的有关情况，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已经多次对外介绍过，包括有关条件和管理办法。十四世达赖本人也应该非常清楚。
“达赖喇嘛”这个封号本身就是中国中央政府册封的。十四世达赖也是在当时国民政府代表的主持下举行坐床仪式的。所以，关于达赖转世和转世的一些制度安排，包括金瓶掣签等，都有固定和完整的宗教仪轨、历史定制和法律、法规，这不是由任何个人可以随意说了算的。
这段对答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达赖喇嘛在境外放出风声，打算撇开金瓶掣签制度，自行操作转世指定下一任达赖的继承者。
然后我们外交部发言人轻蔑地否定了达赖这个想法——你自己都是通过金瓶掣签程序才成为十四世达赖，现在要否定金瓶掣签制度就是否定你自己的合法性！而且否定金瓶掣签制度你也说了不算。
2019年，不死心的十四世达赖再次放出要自行操作转世的风声，结果毫无悬念被我外交部发言人再次打脸。
记者：据报道，十四世达赖接受采访称，他去世后，下一世达赖可能会在印度产生，其他由中国认定的下一世达赖都不会得到认可。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我就知道你要问这个问题，这里我给你一个权威答复。
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特有的传承方式，有固定的仪轨和制度。中国政府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颁布有《宗教事务条例》和《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等，尊重和保护藏传佛教这一传承方式。
达赖喇嘛活佛转世系统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第十四世达赖本人也是按照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寻访认定，报请当时的中央政府批准继位的。
因此，包括达赖喇嘛在内的活佛转世，都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循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
这段对话非常清楚，十四世达赖打算在印度找一个“转世传人”，又做贼心虚声称，如果他死了，中国在西藏另外找的达赖传人“得不到认可”。
我们外交部发言人再次驳斥了这番谬论，达赖喇嘛活佛转世系统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从清朝开始，达赖活佛的转世都不是由上一任活佛自行认定，都要经过金瓶掣签的程序并且得到中央政府认可后才能确定。
十四世达赖要否定金瓶掣签这个制度就是否定自己活佛身份来源的合法性，如果十四世达赖强行要在印度找转世传承人，未来也只会是一个假活佛，届时，在大陆境内经过金瓶掣签程序产生的新一代达赖才是真活佛。
谁要是企图否定金瓶掣签制度，就是否定几百年来藏地佛教整个活佛系统的合法性，都不用中央政府出手，整个藏地佛教系统都会自发的抵制这种行为，十四世达赖跳得再高，其非法指定的传人在信奉藏地佛教的人群也不会有任何号召力。
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这几年藏独势力逐渐势微，即使这两年美国疯狂攻击中国也没怎么在这股势力上投资，因为美国也很清楚，只要十四世达赖一死，西藏马上就会按照金瓶掣签制度选出十五世达赖活佛——
届时境外藏独势力不但丧失十四世达赖这面旗帜，而且还有新的十五世达赖活佛进行感召，境外藏独势力很快就会灰飞烟灭！
这就是清朝的金瓶掣签制度能延续到新中国的逻辑！
金奔巴瓶（来源：中新社）
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这个金瓶掣签制度确实是非常厉害的神器。
6 西藏局势稳定的根本
西藏的稳定不仅仅是政治层面的部署，更为重要的是，西藏和平解放之后经济建设翻天覆地的变化才是西藏局势日趋稳定的根本。
首先是基础设施。
西藏和平解放之前，整个西藏能称得上公路的只有布达拉宫到罗布林卡不足3公里的道路，整个西藏桥梁为0，铁路为0，机场为0。
到了2020年，西藏已经拥有11.88万公里公路，近1.2万座桥梁，796公里铁路，5个机场。
青藏铁路
1958年，整个西藏只有158门电话，到了2020年，全西藏拥有75.74万门电话，321万部移动电话，西藏建制村（包括边境地区）光纤覆盖率、4G信号覆盖率达到99%。
然后是经济成就。
1951年全西藏GDP仅为1.29亿元，2020年西藏GDP增长到1902亿，增长1474倍！
从1965年—2020年，西藏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从456元增长到41156元，接近增长了100倍，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农村居民收入从108元增长到14598元。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都降到30%以下。
按：恩格尔系数是衡量民众生活水平最重要的指标，它是食物支出在总支出的占比，一般在30%以下就是较高水平，西藏城镇与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是25.88%与27.98%。
1990年，西藏民用车保有量只有2.48万台，到了2019年，民用车保有量已经增长到63.61万台，每百户家庭汽车保有量为39.5台，这个数据也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西藏人口也保持较快增长，1951年西藏总人口只有115万人，到了2020年西藏人口已经增长到357万人，人口增速也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按：以上数据来自于《和平解放70年西藏经济发展的历程、成就与经验》，作者扎洛、杨涛。
西藏人民生活得到翻天覆地变化，这是保持西藏地区稳定的经济基础——举个例子，过去一段时间，藏独、疆独势力很猖狂的时候，为啥我们内蒙古没有出现蒙独势力？
原因很简单，因为内蒙古人民生活水平相比外蒙古人民简直就是天壤之别！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所以内蒙古一直保持着稳定。
西藏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自然西藏社会就稳如磐石，加上金瓶掣签这个很厉害的制度，现在甚至绝大多数反华势力都渐渐对搞乱西藏丧失了兴趣。
政治+经济双管齐下，西藏地区就稳如磐石！
祝福西藏！
转自：https://mp.weixin.qq.com/s/RiaKQXp3kv_lFyCvllGjOQ
煤电超级行情：鱼身还是鱼尾？
作者 | 墨羽枫香
数据支持 | 勾股大数据（www.gogudata.com）
今年，白酒医药黯然失色，而传统周期性的行业，诸如有色金属、钢铁、化工、电力却领涨大市，被主力持续追捧。这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
7月底以来，电力指数大涨近30%，尤其是煤电成为市场绝对的明星。诸如，华能国际、华电国际、国电电力分别大涨82%、51%、33%。
当然了，把时间维度拉长，风电、光伏为主营的新能源发电企业涨势更为喜人——从去年5月底算起至今，龙源电力大涨392%，大唐新能源大涨458%。
普普通通的电力公司，过往是被主力抛弃的，被散户遗忘的，但近来不知不觉却为聪明投资者带来了足够的惊喜。不过，电力行业内部自然有分化，风/光电力企业涨幅明显要高于煤电、水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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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煤电企业亏损面明显扩大，部分发电集团煤电企业亏损面超过70%、煤电板块整体亏损。股价也不温不火，华能国际在8月大涨之前，较年初还大跌12%。
业绩亏损，股价低迷，主要逻辑是上游原材料——煤炭价格大幅暴涨。焦炭2201、焦煤2201期货从今年3月以来，涨幅超过77%、110%。
煤炭价格持续走高，让下游的煤电企业受不了，对于涨电价的呼声越来越高。8月30日，11家发电企业联名请示上调交易电价，重新签约北京地区电力直接交易2021年10-12月年度长协合同。31日，上海取消电力市场价格暂不上浮规定，打破过去几年电价“只降不涨”惯性。
而在今年8月，蒙西、宁夏等地陆续放开了火电电价上浮交易限制，允许煤电交易价格在基准价的基础上可上浮不超过10%。
地方放开电价上浮机制，除了煤电企业亏损面问题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今年5-7月，电荒卷土而来，尤其是南方电网覆盖的广东、云南、广西、四川等地。另据券商分析，今年冬天预计拉闸限电现象还会加剧，可能比去年还要严重。
供给端，干旱天气对水力发电造成影响。此外，煤炭价格高居不下给火电企业带来成本压力，导致供电能力下降。
需求端，疫情后的经济复苏，结构上来看去年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服务业用电量下滑幅度最大，今年以来的反弹也最强，第三产业的用电需求大增导致第二产业出现电力供需缺口。
当前，电力供需紧张叠加高煤价的形势有望推动电价机制改革提速，还原电力商品属性。市场也在预期允许电价上浮的政策有望在更多省份陆续推出，自然有利于煤电业绩企稳。要知道10%的电价上涨能够覆盖约100-150元/吨的煤价上涨。这是煤电企业近期一改颓势，大幅飙涨的重要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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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因为供给端出现了重大缺口，煤价在中短时间内还将保持高位状态。煤电企业因为电价端有一些放松有所对冲煤炭大涨，但业绩还是很难拿得出手的。股价经过一波大涨之后，其实缺乏继续大幅上攻的基本面逻辑。
然而，水电、风电、光伏发电不一样。
水、风、光是对水能、风能、太阳能的直接利用，除了部分地区的水电企业需要支付水资源费外，并不需要支付“原材料”费用，且不用担心涨价的问题。
成本端主要有固定资产折旧、人员、运维等费用。诸如，风光发电龙头三峡能源最近3年固定资产折旧在营业成本中占比80%以上，水电龙头长江电力、华能水电固定资产折旧则保持60-70%。
对比来看，水、风、光发电的商业模式会比煤电要好得多。这也给我们投资电力行业指明了大方向。
过去几年，风电与光伏发电发展非常迅猛，早已经成为国内第三、第四大发电类型。2020年，装机容量结构中，火电12.45亿千瓦时，占比56.6%，水电3.7亿千瓦时，占比16.8%，风电2.8亿千瓦时，占比12.8%，光伏2.5亿千瓦时，占比11.5%。
2020年，全国发电量中，火电5.17亿千瓦时，占比仍然高达67.9%，而风电和光伏占比仅为6.1%、3.4%。
当前，火电不管是装机量，还是发电量均遥遥领先其他发电类型，但趋势是不断缩小，水、风、光伏等新能源发电将持续瓜分煤电市场。
据《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2020》，“十四五”期间，预计可再生能源发电新增装机容量占新增总装机的70%以上。到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总装机量的50%以上。
另外，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孝信在今年6月表示，我国电源装机结构不断向清洁化方向调整，新能源装机2060年超过82%，煤电装机需在2025年后持续下降，2060年仅保留约0.7亿千瓦时，占全国装机总量的1%。煤电发电量同样如此，煤电发电0.22万亿千瓦时，占比约1.4%。
过去5年（2015-2020年），风电和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平均复合增速分别为16.6%、43.1%，发电量年均增速达到 20.2%、45.9%。
新能源发电电量将在未来长期处于爆发状态，但电价也随着技术成熟逐步下行，并最终实现了平价上网。
从2014年底开始，风电标杆上网电价在I类、II类、III 类资源区均下调2分/千瓦时。其后4年，降低了4次。光伏发电也一样，从2013年开始下调了7次标杆/指导电价。
到了2021年，风电、光伏发电正式进入平价时代，即中央财政不再进行补贴。
除了抢食煤电大蛋糕外，社会用电量还有增量蛋糕。据中电联预测，预计2025年中国全社会用电量为9.5万亿千瓦时以上，5年年平均增速超过4.8%。
总之，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电赛道长期是向好的，且增速非常快，孕育着不小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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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国风+光装机容量TOP6分别为龙源电力、三峡能源、华能新能源（私有化）、中广核、华电福新（私有化）、大唐新能源。
前6大龙头中，三峡能源增长势头更佳。2020年，新增装机近500万千瓦，远高于其他5家，不过因为新投产机组运行时间短，去年发电量仅高于大唐新能源。
再看过去5年，三峡能源装机容量、发电量的年均复合增速分别达到 22.3%、31.2%，而其他5年最高装机增速只有15.4%（中广核），发电量增速最高为20.7%（华电福新）。
公司毛利率方面，三峡能源、华能新能源、中广核要明显高于另外3家。其中，三峡能源2020年毛利率高达57.3%，高于华能水电的52.4%，略低于长江电力的62.6%。
净利率方面，三峡能源为TOP6 最高，为34.83%，远高于装机量NO.1的龙源电力（19.79%），低于长江电力11%。
ROE对比来看，2020年中广核电力高达10%，其次是三峡能源、龙源电力，分别为8.62%、8.19%，但都小于长江电力的15.3%。
通过以上核心数据对比可发现，长江电力、三峡能源的盈利能力相对最强。当然，市场也给予了昂贵的估值水平。单就风/光龙头来看，三峡能源高达39.77倍，远高于龙源电力的19.5倍和大唐新能源的14.92倍。
除了以上龙头外，风光装机量前20的运营商还有单独做光伏发电的细分龙头，且光伏装机量、发电量的增速相较于风电更快，其实孕育着更大的机会。
此外，核电也是高效的清洁能源，经济效益好，受政策扶持，长期增长潜力也是不错的，也有不错的投资机会。但核电有黑天鹅风险不能不防，就是核安全。据媒体7月底报道，台山核电厂1号机组少量燃料破损，决定对其停机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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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分析，煤电是真正的传统行业赛道，并没有中长期的配置价值，而水风光发电赛道长期向好，龙头们具备良好的增长潜力。
但我们也要清醒的认识到，尤其是风光发电赛道龙头经过中期维度的持续暴涨，估值已经明显溢价。比如风光装机量最大的龙源电力，当前PE19.51倍，远超过去5年平均的11倍估值。
投资也很现实，好赛道好公司，往往很难有好价格，如何择时，因人而异。当下而言，对待市场敬畏之心不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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